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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琴》十、四年工人经历(告别处男)

九哥 (发表日期:2008-11-16 08:36:25 阅读人次:2159 回复数:0)

  

  
十、四年工人经历

  
(神秘的信封)

  
我离开家以后,没有到处乱走,直接就去找了冯大伯。因为到那时我才清楚地意识到,原来这发生的一切都与小琳从图书馆为我拿出来的乐谱有关,所以我想,如果赶快把乐谱送回去,可能会对哥哥提早获得自由有帮助。但是,我怎么也搞不懂,文革中图书馆被烧了多少书,怎么会突然在乎起这一麻袋乐谱来?

  
冯大伯还不知道小琳的事情。我当时也只知道小琳出了事,而对具体的细节和结果也是不得而知。有小琳的交代在先,冯大伯把那袋乐谱拖出来放在了我的面前。

  
我打开麻袋,想清出几本自己急需用的小提琴乐谱留下,用手抄后再还。在清理的过程中,从一本厚厚的总谱中掉出来一个中等尺寸密封得很严实的信封。用手摸了摸,里面硬硬的。出于好奇,我把那信封顺手放进了我的书包,打算等清理完以后再打开看。我在那袋乐谱里找来找去,只找到几本小提琴曲集,而且还不是我特别需要的。真不知道小琳为我做这么件事惹出那么大的祸,是不是值得?!

  
托冯大伯把那麻袋送到了图书馆。小琳姑父闻讯立刻赶到图书馆,很快从那堆乐谱中找出那本厚厚的总谱,背着人高兴地赶紧打开。当他没能找到那个信封时,顿时从高兴变成疯狂。但他的老练使他马上把疯狂隐藏在笑脸的后面。他向冯大伯打听我的所在。冯大伯对于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便把小琳姑父带来找我。

  
我一个人在冯大伯的地方,呆呆地看着自己破烂的提琴,一时把信封的事情给忘了。看见冯大伯带着小琳姑父走进来,我收起琴盒拔腿就要逃,但那废屋虽然没有门,但出口只有一张门那么大,小琳姑父往那里一站,便把我的逃路给堵死了。

  
小琳姑父眼睛好了许多,但仍留着青色的伤痕。他看见我,头一句话就是:“你看见一个信封没有?”

  
见他并没有向我逼近的样子,我站在觉得相对安全的地方,肯定地点了点头。

  
小琳姑父立刻向我走来,急切地说:“快给我。”

  
我开始感到那东西可能很值钱,反问到:“凭什么要给你?”

  
小琳姑父再逼近一步,我立刻威胁到:“你要再敢走近一步,我向你保证你永远也见不到那个信封。”

  
此时,小琳姑父做出了出人意料之外的动作,他“趴”地一坐地,乞求到:“快给我吧。只要你给我,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冯大伯看得莫名其妙,不知道我们在玩什么把戏,也跟着劝我到:“是人家的东西,就快还给人家吧。”

  
我更加意识到那个神秘信封的威力,也一屁股坐地,把琴盒和背包放在地上,用卖关子的口气说:“我把它藏在秘密地方了。”

  
“我跟你去拿,只要你给我,什么条件都可以商量。”小琳姑父重复到。

  
“那好,我要你立刻放了我哥哥。”我试着用命令的口气说。

  
“没问题,没问题,给我后立刻放人。”小琳姑父讨价到。

  
“先放人。”我的口气没有商量。

  
“好好好,我这就去放人,你别走,你等着我。”小琳姑父要冯大伯保证看着我,便匆匆跑开了。

  
之后,我向冯大伯讲述了所发生的事情中我所知道的部分。冯大伯听了,显得很沉重,只问了句:“小琳现在怎么样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情况不好。”我老实回答到。

  
冯大伯开始用稻草为我铺了个睡觉的地方。突然,他停住,说:“我看那个什么东西,就是那个信封,你还是不要急于交给刚才那个人。”至于理由,他就没有解释。

  
两个来小时后,小琳姑父喘着气跑了回来。说:“你哥哥回家了,快把东西还给我吧。”

  
看着冯大伯朝我使眼色,我立刻改口到:“那个信袋子放在很远很保密的地方,今天不能去拿。”

  
“什么?”小琳姑父气得叫喊到。

  
“对的,那东西放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地方。”冯大伯插嘴说。他的话使得小琳姑父一下子像个泄了气的破皮球。看他那副可怜样子,冯大伯补充说:“放心,是放在了很安全的地方,没有人能找到的。”

  
一阵口舌后,暂时的结果是,我说要等我确信我们全家人都安全以后,才能把信封还给他。而他让步要我保证,决不打开也决不让它落到别人的手里。小琳姑父哪里知道,那个对他来说如此要命的信封,其实就在我的书包里,离他不到两米的地方。

  
等小琳姑父走后,我从书包里把信封拿出来,急着想要打开看个究竟,但被冯大伯制止:“你答应过人家不打开的。俗话说:‘君子出言,驷马难追’。人,讲的就是一个信任。”

  
于是,我不加思索地把信封交给了冯大伯。他开始不想接,但后来拿起来,摇了摇,说:“说也是,人家的东西,你拿着弄丢了就不好了。”

  
就那样,我把那个信封和自己的那一段生活交到了冯大伯的手里。

  
(中学毕业)

  
我在冯大伯的地方呆了下来。为了生存,冯大伯常把我带到建筑工地做钟点小工。在最初的日子里,白天还敖得过去,但难过的是晚上,因为冯大伯的地方没有电灯,只能点蜡烛。这对于冯大伯来说好像不是问题,因为天一黑他就睡觉了。而我,就得在黑暗中干熬几个小时。还有,冯大伯的地方也没有水,洗脸洗脚只能在工地进行。但这些还不是最难过的,最最要命的是不能拉琴。

  
见我天天看着琴盒里自己亲手做的那把琴的残骸,冯大伯曾建议说要去找些芝麻钉子帮我把琴钉起来。我听了心惊肉跳,虽没忘记谢谢他的好意。

  
后来,还是马小毛听说了我的事情后,把姑妈给我买的琴还给了我。顺便提一句,那以后每次跟马小毛见面,她身边一定站着陈笛子,就好像她的专职保镖一样。

  
陆英和王士一的关系已经公开。他们也退出了毛宣队,在一起集中学习准备考高中。

  
而我,对学校已经完全失去兴趣,那一阵,我上学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去了也顶多是报个到,完了就往建筑工地跑。一般情况下,我在工地打工打到下午,便回冯大伯的地方练琴。晚上,我终于找到了消磨时间的好办法,那便是几乎天天晚上都参加长沙工人文工团的排练。不久,我成为该业余文工团的首席小提琴,被大人们奉承为“长沙市业余界第一把小提琴”,时不时还上台拉独奏。那对我来说虽然有一定的成就感,但心里仍不满足,因为我牢牢记得我的誓言:“不但要成为长沙市业余界第一把小提琴,而且要成为湖南省专业界第一把小提琴。”

  
那时,还不满十六岁的我,已经完全生活在成人的圈子里。

  
就那样混了几个月,我中学毕业了。

  
毕业的时候,毛宣队李队长带着一大帮人去了解放军某部队文工团。马小毛虽极想跟着李队长去部队文工团,但由于出身不好,又提早退出了毛宣队,加之她对李队长的执著追求一直没能感动李队长,所以没能去成。马小毛唯一的道路似乎就是广阔天地。陈笛子本来可以跟着李队长一起去部队文工团的,但他毅然放弃了那个机会。听说新疆人能歌善舞,陈笛子自己找了一些关系,动员马小毛一起去了新疆建设兵团。陆英和王士一则顺利转学升了高中。

  
我自从出家后,一直与家里人没有联系。只知道母亲不久就回到了家,继续在单位担任着“促生产”的骨干。弟弟练功很刻苦,已经成为省杂技团的正式团员。哥哥没能上成高中,为了避免下乡变成农村户口,被班主任老师介绍到很远的地方去做义工修建三线铁路去了。父亲有所调动,虽出了干校,但仍在不知哪个县的哪个公社大队为党工作。

  
而我自己,干脆就没有指望学校的集体分配,直接由冯大伯介绍,正式成为了长沙市房屋修建公司的一名工人。

  
(告别李老师,找到余老师)

  
我很久没有去见李老师,理由是怕给李老师也添麻烦,因为我听王士一说,李老师去家里找过我,想问问我为什么很久不去他那里上课了。在我家门口,李老师没有见到我,却碰到了父亲。父亲不但没有请李老师进屋,还尾随他来到教堂。父亲本来的用意大概是想找到李老师的住处,好彻底捣毁李老师毒害青少年的老窝。但想不到李老师发觉了父亲在跟踪他,他不但不生气,还客客气气地把父亲请进了教堂。面对耶酥,父亲在大学时天天要朗读的圣句又回响起来:“我们上天的主啊……”

  
那是一种神奇的力量,使得父亲放弃了找李老师麻烦的意念,只是委婉地道出了他的希望,希望李老师不要继续引导年轻人误入歧途。

  
有一天,王士一找到我,说李老师要组织他的十个学生演出小提琴齐奏《新疆之春》。听说里面有一小段独奏,我悻然答应了。演出时,才知道那独奏部分李老师打算叫一位姓唐的新女学徒演奏,大概是想锻炼她的勇气和自信。到了独奏部分,我发现旁边的女学友有些紧张和犹豫的样子,我抓住机会正好抢先出了那个风头。

  
演出后,等大家都回家了,李老师把我叫到他家里。他没有批评我抢先拉独奏的冒失,也没有提与父亲见面的事情,而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和我一起拉起二重奏来。当我为父亲的行为表示道歉时,李老师说:“你的父亲和许多人一样,是迷途的羔羊,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他们不能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只有用主伟大的爱去感动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看到光明,认识自己的过去。我不会因为他们的指责,而误了引导年轻一代认识主,成为好人。作为牧师,这是我人生的目的和生命的意义。”

  
我很受感动。但我意识到自己是个祸根,走到哪里害人害到哪里,所以我觉得不能再给李老师添麻烦了。于是,我借故不喜欢他的教学方式,要结束与他的师徒关系。李老师听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夸奖我已经学得懂事多了,并安慰我说用不着过分为他担心。

  
离开前,李老师把我带进了教堂。他对着神为我祷告,祷告主原谅我的父亲,并求主帮助我,用神无限的光芒照亮我的心温暖我的身。将来不论我走到哪里,都求主能派一位兄弟姐妹到我的身旁为我指路。

  
我嘴里没有说什么,但从心里默默地告别了李老师,告别了我艺术的启蒙,心灵的灯塔。

  
从业余工人文工团,我打听到从总政文工团新下来一位姓余的小提琴手到湖南省京剧团担任首席。据说他是由于作风问题被下到地方的,所以在单位的日子不太好过。我抱着侥幸的心理,莽撞地去找了余老师,没想到余老师只听我拉了一个曲子就悻然答应收我为学生。惊喜之余,我想,要么是处于逆境中的他有被需要感,要么是小九哥真还有点才能!

  
余老师迅速为我布置了作业,并借给我一本《罗德》的小提琴教材叫我赶快把要练习的那几首抄下来。最后,他还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小要求:“下次来上课之前,记得先洗个澡换双袜子,我爱人很讲究的。”

  
这时我才注意到钢琴上摆着张女人照片,一个非常漂亮富贵的女人照片。当时我真纳闷,余老师长得那么矮小干瘦,有那么个高大漂亮的老婆,怎么还会想着要搞其他的女人?男人们的普遍嗜好,也就是“时不时,家肴不如野菜”的嗜好,我到许多年后才得以实践。

  
(建筑工地手脚架上的琴声)

  
自从我正式成为长沙市房屋修建公司的工人后,我就从冯大伯的地方搬进了工人集体宿舍。所谓“工人集体宿舍”,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工棚,里面有许多高低床。没有登记,没有管理,只要有空床位,任何人都可以占用。也就是说,我所有的财产都只能收纳在一张床大的地方。那其实没有太为难我,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财产,除了几件破衣服破鞋子。至于小提琴,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离开我的。

  
在工人集体宿舍练琴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练琴的地方只有工地。每天,等工人们下班回家,我就会躲在某个小房间练琴。等表演欲望发作的时候,我就会爬上高高的手脚架,在无限美好的夕阳下,对着广阔的空间,尽情拉上几曲。现在回忆起来,还真有那么点罗曼蒂克。如果拍成电影,画面一定是很有可看性的。

  
慢慢我发现,我的听众队伍在成长壮大,因为每次我爬上手脚架拉琴时,都会有许多窗子被打开,我甚至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站在窗口听。其中离我最近的,是施工单位姓庞的军代表漂亮的女儿。她会一直呆呆地站在窗口听我拉完最后一个音符。不知为什么,看见她,总是会让我想起小琳……我的琴声也就变得忧伤起来。

  
我的听众越来越多,讨厌和妒忌我的人同样也越来越多,其中为首的就是我的彭工头。我被同事们贬称为“九少爷”。工作时哪个工作小组都不想要我,理由除了我“不像个做工的样子,大热天还成天戴着副手套”以外,还会经常找不到人,因为一有点空我就会躲起来抄琴谱,也就是京剧团余老师交给我的作业。

  
有一回,我躲起来抄琴谱时,当场被彭工头逮住。他抢过我的琴谱就要撕,我顺手抄起一把铲子高高举起,对着他喊到:“你敢,我劈了你。”

  
彭工头当然不肯示弱,但也还没有到要玩命的程度。他试着把我琴谱中的一张撕了一个小小的角。我丢开铲子,冲上去一拳便让他吞了两颗虫牙,两颗他口里本来就很松动的虫牙。

  
这件事情闹得很大,四工区召开了批判大会。在会上,有人提出要立刻把我开除出厂。这个建议立刻受到众人拍手叫好。当有人向主持会议的领导要求举手表决的时候,一直不吭声的冯大伯站了起来。

  
他说:“小九是我介绍来的,他有什么错,我也有责任。他打人肯定不对,应该狠狠批评,如果要处分他,我也应该有一半。但是,开除他,就等于把他推向更坏的方向,这不符合毛主席‘治病救人’的政策。小九究竟才十六、七岁,年轻人感情冲动性子暴虽然不好,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打人就要开除的话,我们还有几个人能剩下坐在这里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再给他一个机会。”

  
我被罚赔偿彭工头的医药费和十天的误工费,批判会就这样结束了。散会后,我找到冯大伯想对他说几句感激的话,却被他臭骂了一顿。冯大伯说:“给我丢脸倒无所谓,反正我也没有什么脸面。不过你是个年轻人,要给自己争点脸面。你现在是做工的,就要有个做工的样子。”

  
我嘴巴里虽叽里咕噜还在狡辩,心里却觉得实在是对他不起,同时也觉得他讲得很对,于是决定从此好好干。那以后的一年里,我有了很大的改变,逐渐成为大家喜欢的人。

  
不过,做工与拉琴的矛盾很大。做工的手,麻木粗躁得像钢锉,怎么可能适合在提琴上轻巧地飞舞。这样下去,我“乐中之王”的梦想岂不要化为灰烬。不行,得想个办法。于是,有一天我高空作业时,有意从手脚架上掉了下来。我立刻被工友们送到医院。虽然只是点皮肉伤,但声称患上了恐高症,从此不能上手脚架。又是冯大伯为我向公司求情,把我调到了女同志较多的水泥制品工场工作。从那以后,工作比较轻松安定,戴手套干活也没有人笑话。我工作得很高兴也很卖力,一年后,我竟然当上了生产小组组长。慢慢,我开始习惯和满足那种生活模式,甚至有些觉得我就是做工的命,于是对提琴的追求逐渐疲软,去京剧团找余老师上课也变得越来越应付。

  
在业余艺术活动方面,我在工人文工团过了一段时间的乐队首席瘾后,不但开始觉得乏味,而且觉得很浪费时间。于是,我无理由无条件地退出了工人文工团。

  
回忆起来,在我奋斗的前半生里,每到达一个目的,就会变的索然,就好像是爬山,在途中想着山顶,干劲十足,但一到达山顶,就会发现那山顶又小又尖,而且被其他更高的山群环绕,看不见其他的世界。其实,世界上什么事情不是如此,比如对女人的追求,在追求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对方态度不明的时期,看着她的瘦肉部分幻想她的肥肉部分,是其乐无穷的,但一旦变成了自己的老婆,天天摸着她的肥肉部分,就……;买二手汽车也是如此,其味道都在比价格,查年式行走距离,再就是有没有ABS、CD、MD、TV、Navi等等,但交钱的同时,也把买便宜货的乐趣也交了过去;还有,我们在小孩的时候,天天都盼着变成大人,但如今真的变成大人了,其味道又如何呢?所以,每达到一个旧的目标,我就必须寻求另一个新的目标,要不然,就会觉得生命马上会终止,感到死的降临。我的人生,过去一直是在这种不断攀登中,将来也一定会继续在这种不断攀登中度过。可谓“生命不熄,战斗不止!”

  
说到这里我突然悟出,宗教的巨大魅力,就在于它不断让你憧憬,却永远不让你在有生之年达到目标。

  
(跟粱老师丁老师学中文英文)

  
退出工人文工团以后,我悠闲了许多,除了找地方挤时间练琴外,晚上仍有一些剩余时间和精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们长沙市房屋修建公司的粱同事。我们很谈得来。闲聊时得知其父母为长沙市二中的语文老师和英文老师。作为老师,他父母唯一的愿望就是教书。所以他父母自己组织了夜晚免费学习小组。(教育在当时几乎都是“免费”的)我立刻参加了学习小组,狠命地学习语文和英文。其实在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过学那么多中文和英文将来具体能派什么用。到今天才感慨到,那一段时间的学习基础,对我今天写中文作品出书,写英文电影剧本,有着多么巨大的意义啊!

  
长沙市二中的粱老师和丁老师,谢谢你们了!

  
(告别处男)

  
在学习小组里,我认识了郑华女同学。这是一个我人生中不得不提的人物。如果用性爱作为男女关系的标准的话,郑华可以说是我第一个真正的女朋友,因为是她头一个解开了我的裤带。

  
郑华比我大两岁,长得不算难看,人虽不胖,但两个乳房很丰满。那是一个下午,她家里没有人,她把我脱光,要引导我进入她的世界。一来我当时还是个童男,虽自己练兵经常开炮,但上战场真枪实弹干肉搏,那还是头一次;其次是环境,究竟是在人家的家里,万一她父母,或者其中一个提早下班撞进来,我怕是穿裤子的时间都没有。就那样,虽然她向我敞开大门,我还是不知道如何进入,只在门缝间磨蹭磨蹭了几下便草草收兵。等到第二次时机,郑华干脆省去装“头一回”的辛苦,在我那部位的表层抹了些口造润滑剂,抓住就往她里面送……就那样,我告别了处男身份。

  
虽然我离开家以后与家里人没有联系,但家里发生的事情我还是经常听说,因为玫妹时不时会来工地看我。那天,同事们都下班回去了,工地只剩下我和玫妹。我兴奋地告诉她我学会了做爱的本事。玫妹说我骗人。那话产生了激将效果,使我像几年以前一样扒起她的裤子来。玫妹仍像几年前一样没有反抗,而且这一回连“饭要烧胡了”的借口都没有了。当我进入时,玫妹没有叫喊,没有呻吟,只是紧闭着眼睛。等我完事后,我惊讶地发现,铺在地上的报纸上有一些血迹。我顿时紧张起来,颤抖地问:“把你的弄坏了,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玫妹没有回答,只是羞涩地笑了笑。我又逼问了一句:“很疼吗?”

  
玫妹这才说话:“很快就会好的。女人,头一回都这样。”

  
那以后对人介绍,郑华是我的女朋友,玫妹是我的亲戚。而与两人的肉体关系却在平行地进行着。

  
我在长沙市房屋修建公司工作了四年后,一个下午收工之前,我因赶着制作长沙市动物园熊猫馆的一批水泥花栏杆,打算加点班,却收到公司一个电话,叫我立刻去公司总部。

  
“我必须赶完这批水泥花栏杆,工地等着用啦。”我推辞说。

  
“你必须赶快来公司总部,这比什么都重要。”公司的领导说。

  
“如果我不马上去,你还能开除我?”我坚持到。

  
“用不着我开除,你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人了。具体的等你来了再说。公司几个领导都在等着你啦。我限你半小时内赶到公司总部。快来快来,要不然我会派人去抓你的。”

  
“我……”

  
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出了什么事?我好不容易安顿下来,干得好好的,公司为什么突然要开除我呢?

  


  
图为我初次回国看望中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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