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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琴》九,家破人散(小琳后事)

九哥 (发表日期:2008-11-14 08:59:58 阅读人次:1908 回复数:0)

  九,家破人散

  
(当时我的家境)

  
那一段,可以算得上是我们家有史以来的相对兴旺时期。母亲的单位由于许多人被送去集中学习,(保皇派居多。其实母亲早在名单之列,只是由于她业务好,公司里需要人干活,才幸免。用当时的话来说叫“抓革命,促生产”。)所以母亲在工作岗位上就显得比过去重要,甚至当上临时小组负责人。虽然天天要加班加点,母亲还是满足感倍增。

  
哥哥喜欢读书,学习成绩一直优秀,人缘又好,且受班主任老师的厚爱,早已经是内定的升高中人选。

  
小弟弟才小学三年级,却意外被省杂技团的一位艺人看中,三番五次来家里向母亲劝话。母亲实在犹豫,但经不起那位艺人的苦口婆舌,只好答应让弟弟去试试。

  
而我,通过自己努力,小提琴的水平大有提高,被某解放军文工团看中,正等政审结果。

  
我出于对弟弟的妒忌和好奇,偷偷跑到杂技团去看他练功。还没进练功房的门,就听到一片哭天喊地,凄惨得简直如同屠宰场。我鼓足勇气悄悄推开门,眼前便出现各种非人的姿势:有倒立的、有人上站人再站人的、有倒着骑自行车的、有在空中翻滚的……我正为眼前的景象感到新鲜,弟弟的不断惨叫把我的视线引向一个墙角。我看见弟弟背靠着墙,胸部被教练用头死死顶住,双腿分开趴成一字形,弟弟的小腿上一边坐着一个小学员,教练的双手在用力把弟弟的大腿往下按。弟弟痛得满头大汗,最后痛得叫不出声来,看上去要昏死过去,可教练仍不肯放过。

  
看到这里,我感到心里一阵巨痛,头一回那样强烈地意识到那个人是我的骨肉兄弟。我再也看不下去了,便故意上前去跟教练打招呼问好。我这一打杈,果然使教练把弟弟放开。弟弟缩成一团痛得在地上打滚。一小会儿,弟弟向我爬过来,抱住我的双腿求我带他回去。他让我在他面前像个哥哥样子,还真是难得的罕事。我向杂技团领导撒了个谎说母亲病了,要带弟弟赶快回去。

  
弟弟拎着还能动弹的几根骨头跟我回到家里,哭着对母亲说打死也不再去练杂技了,还说只要能不让他去练杂技,他以后一定好好听话,好好读书,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包括饭后洗碗。

  
其实一开始母亲犹豫让不让弟弟去杂技团,倒也不是完全出于心痛他练杂技太苦,在那个时代,干什么不苦呢?母亲是觉得弟弟才九岁多,就让他去工作,有点当童工的感觉,况且一旦工作了就很难再有读书的机会。而觉得弟弟该去学杂技,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江青的文艺战士穿着灰色的制服,是最神气的阶级。

  
而对于哥哥,母亲也认为他是个读书的料子,打算集中全家能力支持他读,可能的话一直读完大学。

  
而我去当解放军是她认为最理想的,一来可以放心我不会再走歪门邪道;二来家里出了个解放军在当时也很是风光;三来还可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一天黄昏,母亲坐在门口打着扑扇乘凉,找不到讲话的对象,只好对我唠叨说弟弟是她唯一的心病。她还说:“你们都大了,都快独立了。以后就是父亲不回来,我自己一个人也不会活不下去的。”我听出了母亲的话外之音,难怪好久没有父亲的消息了。

  
(小琳解脱之后)

  
我们家当时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现在让我们把故事回到小琳身上。

  
话说小琳从窗口飞向自由的瞬间,她的灵魂立刻离开了她的肉体飘向时空无限的境界。那灵魂看着自己曾所属的肉体从空中往下降,最后落到了一辆货车的帆布棚上。

  
正在等红绿灯的货车司机听到一声巨响,立刻下车查看,嘴巴里骂着:“哪个杂种乱丢东西。”当司机看到小琳躯体时的惊骇,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只有短暂的片刻,小琳父亲穿着睡裤拖鞋从楼上狂奔下来。他爬上车把女儿从车棚上抱下来,喘着粗气对着司机叫喊到:“医院,医院……”

  
小琳父亲在急救室的外面等了六个小时后,看见满头大汗的医生走了出来,他立刻迎了上去。

  
医生:“情况虽然有所稳定,但最后结果现在还很难说,我们只能尽最大努力。”

  
小琳父亲“啪”地跪在了医生的脚下:“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老婆的命根子吧!”

  
(江浪沙的遭遇)

  
小琳从图书馆拿谱子的事情,小琳姑妈的反应异常激烈,等小琳跳楼的事情传到小琳的姑妈和姑父那里,更是火上加油。他们火冒三丈,决定一定要找出让小琳偷书而导致惨剧的背后人物。当然,小琳姑父那样做,倒不是真的为图书馆的书而心痛(那个年代,一般人谁会为书心痛呢?)而是为自己在那堆书的某一本里面藏了件见不到人,见了人就不得了的东西。

  
小琳姑父是造反派小头目。当时是造反派的天下。造反派的“治安指挥部”实际上取代了公检法。小琳姑父带着一帮全副武装的“治安指挥部”人员赶到了江浪沙的小木棚。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江浪沙绑了起来。然后是文革中最拿手的全面彻底抄家。从江浪沙的床底下,他们找出那个装满书的箱子。

  
“我就知道偷书的罪魁祸首是你。把罪犯和赃物给我带走。”小琳姑父大声命令到。

  
这时,一辆装煤的火车正在逼近。

  
江浪沙不顾一切,嘶声力竭地喊叫到:“那不是图书馆的书,是我自己的书。”一面拼命挣扎着。

  
装煤的火车逼得更近了。但这里的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

  
一个治安人员对准江浪沙的屁股就是一脚,吼到:“还敢狡辩。抗拒从严,你老实点。”

  
江浪沙绝望般哭喊到:“那是我的书,是我父亲留给我的遗产。小琳从图书馆里拿的都是琴谱,没有书。”

  
“不管是什么?东西到哪里去了?快交代。”另一个治安人员问。

  
“我不知道。”江浪沙说。

  
那头一个治安人员对准他的屁股又是一脚:“不老实交代,我打死你。”

  
我一直躲在小木棚不远的地方偷看。看到这里,我知道江浪沙可能会被迫招供出我的事情来,正想逃走,这时,逼得更近的火车发出了震耳的鸣笛声。

  
“呜……呜呜,呜……”

  
我一见,凭平时的观察,知道该扳道了。于是赶紧转身往小木棚跑去,对着江浪沙喊到:“火车来了,火车来了。”

  
江浪沙也如同从梦中惊醒,大声喊到:“快松开我,快松开我,要扳道了。”

  
小琳姑父一看不好,赶紧把江浪沙松开。江浪沙如脱弓之箭奔向扳道口,以最快的速度把道扳了过去。

  
这时,江浪沙看见两个治安人员抬着他的书箱子正快速跨过铁轨,他立刻丢下手里的扳道杠,拔腿就追。三个人你争我夺在铁轨中僵持着。书箱“哗”地散了架子,书从箱子里散落出来。两个治安人员看见火车渐渐逼近,便转身逃命。只有江浪沙,趴在破烂的书箱上,伸开双臂护住散落的书。

  
火车越来越近。

  
“快跑!”我大声喊到。

  
“你小子不要命了,快跑啊!”小琳姑父也叫喊到。

  
可江浪沙就是一动不动。

  
“呜呜呜,呜……”越逼越近的火车发出阵阵吼叫。

  
我知道,再不改道,江浪沙就很快会变成一堆肉酱。我急中生智,抓住扳道杆,用力把车道再扳回去。但我的年龄实在太小,用尽吃奶子的力气也没能把道完全扳回来。火车司机也注意到了情况异常,立刻紧急刹车。火车徐缓地从我身边擦过,逼近交叉处,接着是阵阵巨大刺耳的摩擦声,火车脱轨,缓缓停住。

  
在此同时,小琳姑父冲上铁轨,硬是把江浪沙连人带箱拖出了铁轨。等火车在离他们不到三米远的地方停住时,小琳姑父才缓过气,愤怒地叫骂到:“想死,没那么便宜。我家小琳还不知是死是活?老实告诉你,她要是残废了还是你的人,就是死了也是你的鬼。你逃不了的。”

  
这时,火车司机迅速从火车上爬下来,手里拎着个红灯,拼命朝前跑去。对面,远远响起火车的鸣笛声……

  
(影响我们全家人命运的三、三事件)

  
当天晚上,我虽没敢像往常一样去铁轨拉琴,但还是走近江浪沙的小木棚探风。从江浪沙的小木棚里走出一个不认识的人,接着又出来一个,好像是白天治安人员之一,又出来一个,这回我敢肯定是治安人员了。再接着,是小琳姑父。小琳姑父说了几句话,那三个人便带着步枪拿着绳子走了。我赶紧跑回家。

  
不一会,就有人敲我们的家门,我立刻感到了不妙。母亲加晚班不在家,我赶紧告诉哥哥弟弟,说可能有人要来找我的麻烦,并告诉他们就说我不在家。然后,我躲在后面的厨房里。哥哥叫弟弟赶快躲起来,可弟弟不从,偏堵在门口。门被一脚踢开,小弟弟冲上去挡住众人。小琳姑父把九岁半的弟弟像只小鸡一样拎起来,问:“你们家那个叫九哥的在哪里?”小弟弟的双脚悬空乱蹦,像电影里的革命者一样大声喊到:“不知道!”说完一口唾液吐在小琳姑父的鼻子上。小琳姑父把弟弟一摔,便用袖口擦着快流入口里的唾液。弟弟像个什么东西一样从空中被摔到地上,痛得半天爬不起来。哥哥从地上扶起弟弟,一反常态大声吼到:“你们以为我们家没有大人就好欺负是不是。”而弟弟刚从地上爬起来,转身又冲了上去。小琳姑父条件反射用手去抓他,被弟弟一口死死咬住小臂。小琳姑父痛得哇啦哇啦乱叫,对着三个站在后面的治安人员喊到:“楞着干什么,给我抓起来。”小琳姑父边喊边用另一只手打弟弟的脑袋。看到这里,平时从不跟人吵架的老好人哥哥再也忍不住了,还没等那三个治安人员进屋,哥哥冲上去对准小琳姑父的脸就是狠狠的一拳。小琳姑父的脸顿时变成半只熊猫。

  
事到如今,我决定出去和他们拼了,可隔壁胡玫妹死死抓住我,说:“宝崽(湖南话“傻瓜”),好汉不吃眼前亏,还不快跑。”说着,她打开后门,硬是把我推了出去。

  
正在办公室加夜班的母亲闻讯往家里跑,在途中看见自己九岁半的小儿子和十五岁半的大儿子被五花大绑步枪押送,顿时倒地,大便失禁,不醒人事。

  
等他们走远,我和胡玫妹弄了辆板车把母亲送到医院。胡玫妹帮母亲脱掉脏裤子叫我拿到池塘去洗。等我洗好回到医院,医生对我说:“立刻把你爸爸叫来。”那口气不容置疑。

  
胡玫妹也对我说:“你快去吧,这里有我看着。”她的口气也好像我父亲就在附近的哪家馆子里吃面。

  
以上的事情发生在那年的三月三日。这便是改变我们全家人命运的三、三事件。

  
(厉尽艰辛找父亲)

  
家里出了这样的大事,就是医院不说,我也必须去找我的父亲,可我只知道父亲五七干校的所在县,并不知道父亲的具体地址。事到如今,别无选择。我连夜挡住一辆长途货车去遥远的地方寻找我们的父亲,那个本来应该是当家却从来没有当过家的人。

  
司机是个乐呵呵的年轻人。他一路找我聊天,可就是不问我肚子饿不饿。到了休息点,司机终于问我要不要去买东西吃,我一摸口袋,才想起我身上只有吃午饭的一毛钱。我尴尬地说:“我晚上吃了很多。”

  
我在车上饿着肚子等着,希望司机赶快来,巴望他能带点剩下的食物。好不容易司机来了,当然没有剩下的食物。我只好打算一开车就睡觉,以节省精力和体力。可背时的卡车怎么也打不着火。司机拿起个发动机摇柄下车拼命摇也摇不动发动机。司机说:“只好在车里呆一夜,明天再想办法了。”

  
我心急如焚,跳下车就往前走。司机在后面喊到:“朝前顺着大路走十来里,是下一个休息点,要找不到车你就在那里等着我。”

  
那黑夜中寒冷的十里地,走了我好多个小时。等我到达那个休息点,天已经发白。我挨着车一辆辆地问他们去哪里,终于找到一辆货车去我父亲的那个县。司机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我没等他同意就爬上了他的货车。

  
我坐在货物中间,发现麻袋里是蜜枣。于是我用手指掏开一个洞,贪婪地偷吃着。我的口渴极了,所以满嘴蜜枣难以咽下。当时我想,如果现在下雨给我口水喝,那就是共产主义。

  
车开了一阵子。司机突然把车停下。他下了车对冻得发抖的我说:“到前面来吧,冻死了我负不起责。”

  
我高兴得“扑通”跳下车,正要上驾驶室。司机看着我的嘴,顿时大怒,叫骂到:“原来你是个小偷!你给我滚,滚。”

  
他把我撂在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只留给我车轮转起的满脸灰尘。我又往前走了好久,找到个农民住家。我趁没人,偷了个红薯躲到地坑里拼命地啃,啃得满嘴是泥。等我再回到路上,又碰到那个刚才把我撂下的中年司机。上了车,他告诉我说走了一段路后,他想起了60年,他偷停尸房的死人肉吃的情景,一阵心软又回来找我的。路上,他买了一碗面条分给我一半。之后,他一直把我送到县城附近,并把我托给了另一个司机,还说我是他的远方亲戚,要那司机好好照顾我。

  
我终于到了县城,但还是不知道父亲在哪个农场。走进县委去问,那看门的像赶狗一样对着我吼到:“县委门口禁止要饭!”

  
从县委打听到父亲可能的所在地,才知道那地方离县城还有几十里山地。我只得朝县委指引的方向走去。走着走着鞋子都穿了底,我只得弄些树皮垫在有洞的地方,继续走。

  
黄昏,我在山顶上遇到两个知青模样的人。向他们打听父亲,他们说不知道。那急得我几乎哭了出来。听我说起是家里出了事情,我历尽辛劳才找到这里时,他们其中一个高个子才说他们可能知道我父亲在哪里。我顿时像被打散的红军与大部队会师一样高兴。然而,那两个知青的态度却并不怎么友好。还是那个高个子说:“今天是去不了了,等明天再说吧。”

  
他们并没有明显邀请我,但我除了跟着他们别无选择。跟着他们爬进一个很秘密的山洞。洞里有五个男知青和一个女知青。看着他们弄东西吃,我留着口水睡觉了。半夜,我似乎听到小琳的叫床声。半睡半醒,我好像看见是一个男知青在搞那个女知青,其他还有两个在排队。

  
第二天,那高个子把我送下山。路上,他说他很羡慕我,羡慕我出了事情可以找父亲,而不像他,从小没有人管,有父亲就像没有父亲一样……他哭了。我一把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

  
我断断续续听他讲起他们的事情,了解到他们都是从父亲的农场里跑出来的知青。他们六个人结拜成特殊家庭,五个丈夫共一个妻子。

  
(见到父亲)

  
就那样,我马不停蹄奔波了三天后,终于找到了我的父亲。

  
见到父亲时,他正吹着口琴在和知青们排练文艺节目,看见我,就好像看见一个普通的知青一样,没作出特别的反应。我不好打断他的兴致,在一旁坐着。没有几秒钟,我的呼噜便惊天动地。

  
等我醒过来,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父亲简陋的房间里,一个女知青正在做饭。她长得不算难看,只是有点偏胖。我惊讶地发现她手上戴着父亲的手表,那块母亲送给父亲,而父亲说“不知丢到哪里去了”的手表。父亲跟她说话时和蔼可亲的语气和模样,对我来说是极为陌生的。父亲的情形让我觉得,他没有我们,在农场可能生活得很开心很快活。对于父亲来说,其实不光我,可能连我们整个家庭都是他沉重的包袱和累赘。

  
吃饭时,父亲敷衍似地向我介绍了那女知青,叫什么胖妹子来着。他们边吃饭边聊天,好像我的存在一点也不重要。我虽肚子极饿。但被眼前的情形气得肚子鼓鼓的,随便扒了几口饭,把碗筷往板凳上一放,大声说:“家里出事了,你得赶快回去。”

  
父亲这才对那胖姐说了几句话,叫她先走了。父亲简单听我讲述了家里发生的事情。我当然地隐瞒了事情的起因,也就是小琳为我从图书馆拿谱子所引起的一系列事件。父亲的表情又恢复到我熟悉的样子,眉头皱得像座雕塑。

  
我只在父亲那里睡了一夜。第二天他给了我几块钱,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交代了我怎么转车。还没等车来,父亲就回头了。

  
(别了,我所属的家)

  
我回到家里,看见家里像被日本鬼子抢劫了一样乱。家里仍没有母亲和哥哥,只看见弟弟一个人。那种大难后与亲人重逢的激动使我冲上去要拥抱弟弟,却被弟弟灵巧的躲闪而扑空。弟弟恶狠狠地对我说:“都是你,把我们这个家搞得稀烂!”说完,拎起个满满的小书包,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

  
“你这是去哪里?”我追到门口问。

  
“你管不着,我不认识你!”那是弟弟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重新与他对话是在许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弟弟不过是我的弟弟,不是我的儿子,且一直与我不够亲近,但看着他离去的身影,我突然感到一种伤痛,像身上被切掉了一块肉。

  
听隔壁胡玫妹说,我们的家当晚就被抄。虽然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琴谱,但找到了母亲一大叠日记。其中,有母亲在读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的嫌疑。而母亲在医院住了两天,刚恢复了点,就被直接送到干部集中学习基地接受审查去了。弟弟被关了一夜第二天就被放了回来。因为家里没有人,不满十岁的弟弟坚持看家。他每天借胡玫妹家的火煮一顿稀饭。胡玫妹还告诉我,说弟弟天天去医院,跪在小琳姑父的病床前,求他的眼睛快点好,好让哥哥快点出来。弟弟还向小琳姑父表示,只要能让哥哥出来,他宁可自己敲掉自己咬人的那两颗门牙。

  
弟弟托胡玫妹转告家里所有的人:不要去找他,是他自己决定去杂技团学艺的。“你弟弟对我说:‘为了永远不受人欺负,不学好一身工夫不回来见人。’”

  
那样,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从来没有感到过那样地冷清孤独和害怕。过去,只要家里没人我就会赶快抓住机会练琴,而现在,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反倒没有碰琴的心思了。

  
我打听到哥哥被关在湖南医学院中心办公楼改用的临时拘留所。我每天都要去那里,躲在远远的地方看着。我不敢走近,怕被人抓起来。

  
我也到干部集中学习基地去找过母亲。可基地负责人以“被审查人员不得会见家属”为理由把我拒之门外。

  
我当然也去过江浪沙的小木棚,可新来的人说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我去冯大伯处打听小琳的消息,结果也是无结果。

  
我变成了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成天惶惶不可终日。

  
三天后,父亲终于回来了。一向与父亲隔膜的我,这回像见到了大救星,恨不得向他扑过去。我从来没有那样强烈地感到过:一个家庭,父亲的角色是多么的重要!可父亲冰冷的表情像磁铁的负极把我推开,使与其保持着永恒的距离。

  
父亲在家里没坐几分钟,便出门了。不用问,他一定是找母亲哥哥弟弟去了。

  
我赶紧生起了煤火,煮了一大锅米饭。我敢说,那是我有史以来煮得最专心最好吃的一顿米饭。我从墙上取下家里一直因舍不得吃而已经发霉的猪头肉,头一回没经母亲同意切下来一大快做了一个大葱炒猪头。

  
看看钟,是吃晚饭的时间了。我把饭菜端到桌子上等着父亲。要是在平时,我一定会忍不住边等边用手从菜碗里拈菜吃的,而那一天,尽管肚子饿得“咕噜咕噜”,我仍以顽强的意志坚持着。

  
等了一个小时,饭菜都凉了,我只好又都热过。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会跑到前屋去迎接父亲。“爸爸,开饭了。”这句话我不知道练习了多少遍。

  
就那样,饭菜凉了热,热了凉,反反复复不知道折腾了多少次。而等父亲真正走进屋,我已经趴在桌子上睡觉了。

  
父亲对着桌子一巴掌把我惊醒。朦胧的我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着父亲铁青的脸,简直就像魔鬼一样可怕。父亲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十分斩钉截铁地命令到:“把图书馆的书都拿出来。”

  
“我没拿图书馆的书。”我又想打擦边球。

  
“我再说一遍:‘把图书馆的书都拿出来。’我可没有耐烦心再问。”父亲重复到。

  
“我是没有拿图书馆的书。”我又试着狡辩了一次。见父亲转过身去找打人的器具,我才赶快改口到:“是琴谱,都是些琴谱,小提琴的琴谱。你是说要我把‘书’都拿出来,我当然拿不出。”

  
“又是手提琴,我就知道会有今天。快,把你的手提琴交出来。”父亲命令到。

  
“不是手提琴;是小提琴。”我纠正到。

  
见父亲又忙着找打人器具,我知道逃不过去了,干脆硬顶了上去:“那些琴谱不是我拿出来的。但你打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是谁拿出来的。我不能出卖朋友。”

  
“朋友?哈!你还不知道你那个朋友小琳从四楼跳下来,到现在还不知道死活。”

  
“啊!!!???”那是我头一次听到小琳的事情。

  
不等我从震撼中苏醒过来,父亲命令到:“先把你的手提琴给我拿出来。”

  
我这才意识到,其实父亲不是不知道那个乐器叫“小提琴”,而是故意把它叫成“手提琴”以表蔑视。要是在平时,我是宁死不会给他我的小提琴的。但那天,处于对小琳事件的震撼,以及想到交出小提琴,可能对救出哥哥会有帮助,我走到后屋,从床底下把小提琴拿到了前屋的桌子上。

  
对于父亲来说,我的小提琴是一切灾难的祸根源头,现在是该跟它算总帐的时候了。

  
父亲弄了弄琴盒,不知道怎么打开。他朝我看了看,示意叫我打开。我只好照办。父亲从琴盒里抓出我的琴高举过头,狠命地砸在桌面上。小提琴“哗啦”发出骇人的响声。

  
他的那一砸,把我的心、以及我心中“父亲”那两个字砸得粉粹。

  
不知为什么,我显得异常地平静,把提琴的碎片一点点捡起来放进琴盒里,连一根小小的木丝都没肯放过。

  
父亲苦丧着脸,说:“也怪我过于心慈手软,没能及时把祸根扼杀在萌芽状态。”父亲边说边夺过我捡起的小提琴残片,再次砸到地上。

  
“我真后悔,真后悔!”父亲的拳头敲在桌面上,发出“咚咚”的响声。

  
我又一点点从地上捡起我破碎的心肝宝贝,边捡边想起我是怎么一刀刀,一挫挫,把那堆木头变成这把小提琴的。边想,我的手在做琴时被刀挫弄伤过的那些部位又在隐隐发痛。见父亲又要来夺,我把小提琴碎片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保护在怀里。这一回我下了决心,就是杀了我,也不能让我的“孩子”再受摧残损害。

  
见父亲仍不肯罢休,我豁出来了,死命地叫喊到:“我到底作错了什么?我招谁惹谁了?我不过拉拉小提琴,想当个小提琴家,有什么错?”我越叫喊越感委屈,激动到自己把手里的琴盒猛地砸到地上,歇斯底里地:“这下你满意了吧!”

  
父亲停了停,只过了片刻,低声而绝望地:“你滚吧,我们家没有你这个儿子。”

  
其实父亲那句话已经很多余,因为我已经抱起我的破琴盒走到了门口。我的步子并没有因为他刀子般的语言而加快。我从容地走出了家门,不知道往哪里去?唯一知道的是,我永远不要再回这个家。

  
“我不过就是拉拉小提琴,想当个小提琴家,这到底有什么错?为什么拉小提琴就要给我,以及一切与我相干的人带来如此的灾祸?”这是些困绕了几十年的问题。直到最近我写这本书我才开始意识到:真正的祸根并不是我的小提琴,而是我的与众不同,是我希望成为一个个体的人而非共产主义制造的机器、工具、用当时的话来说那叫“社会主义大机器上的螺丝钉”。仅因为这,就够我得罪当时的大部分人。

  
家,那个我生活了十五年的家,那个曾热热闹闹争争吵吵恩恩怨怨的窝,现在却空荡荡的,只有昏暗灯光下的父亲和他的影子以及从他嘴里喷出的浓烟在陪伴着它。

  


  


  
图为第一次回国看望小学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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