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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琴》六“甜蜜的家”(图)

九哥 (发表日期:2008-11-07 08:40:16 阅读人次:2050 回复数:0)

  六,与家庭关系的恶化

  
(从与同学斗殴看我在父母心目中的地位)

  
在我初学琴的那一年,父亲仍在五、七干校,所以家里只有母亲和哥哥弟弟。

  
在家里,我一直想逞霸,可惜我的挑衅很难让哥哥上当,就是他忍无可忍接我的招,也总是几个回合就以“胜败乃兵家常事”而收场。虽然下面有个小弟弟可以用来出气,但可惜那小毛猴的后面有一大靠山。“你怎么总是欺负弟弟?”妈妈每次都要边揪我的肉边骂。

  
那让我觉得家庭很不公正,但让我对这个家庭彻底失望的,是一次在学校的斗殴。前面介绍过,我们长沙市四中过去是女子中学,我们是该校历史上的第一批男生。我们班上女同学三十几位,男同学却只有七位,而就是这七位男同学之中,文弱书生的就近半数。而隔壁班上的男同学不但比我们班多,而且个个小虎小豹,他们还又都住在同一条街道,所以当然地成为了我们学校“所向无敌”的霸王团伙。

  
有一天,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班上一位蒋姓同学与隔壁班霸王团伙发生口角,那群霸王居然追到我们的教室里来打人。看着蒋同学被围住遭拳打脚踢,我们班的男同学都吓得跑开了,只有几个女同学喊喊叫叫,想制止他们打本班同学。

  
有一个叫欧阳敏的女同学对着跑开的男同学喊到:“快上呀!就会看着自己班上同学挨打吗?你们的蛋蛋都跑哪去了?”(男同学们的蛋蛋们能跑哪去?还不都在那紧紧夹着,难道要掏出来给大家看看?)欧阳同学有“假小子”的绰号,没想到在关键时刻还真有点“小子”气派。她的号召像一颗壮胆丸,使几个男同学想上去劝架,但他们相互看了看,见没人敢带头,便只好把蛋蛋夹得更紧。欧阳同学看着男同学们如此窝囊,摇了摇头,便自己冲了上去。快冲到那群人中间的时候,她被另一位叫俞小冰的女同学挡住。

  
俞小冰是我们的班花,长得修长秀气,且年龄最小最不爱说话,而这时,奇怪她柔弱而铃铛般地一声:“别打了。”

  
那帮家伙先是一惊,看着俞小冰侧着身子挤进他们的圈子去扶蒋同学,他们面面相觑。俞小冰把蒋同学扶起,便赢得全班一阵喝采。那帮人顿时觉得有失威风,恼羞成怒,只听那带头的一声喊:“接着打呀,呆着干什么。”于是拳脚又连连落在蒋同学身上。俞小冰伸开双臂去护,被推倒在地。欧阳同学一见,大吼一声:“打女同学算什么好汉,老子跟你们拼了。”便冲了上去。

  
几乎是欧阳同学冲上去的同时,我从厕所闻讯赶回教室,见自己的班花被侵略者蹂躏在地,抄着一把椅子便冲了上去,其他几个男同学见我那拼命的架势,也纷纷举起了椅子。那帮东西见势不妙,其中一个人喊到:“撤,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放下椅子,赶快跑过去把俞小冰抱了起来,却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踩在了蒋同学的屁股上,除了觉得地有点不平以外。于是,全体同学再度鼓掌。我也就这样,成为了班上的英雄,同时也成为班上一些女同学仰慕的对象。我和俞小冰后来成为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也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那天一下课,那帮人早已在学校门口恭候。那顿狠毒的拳打脚踢,回忆起来我仍感觉得痛。我记得我对他们重复着一句话:“我有哥哥的,明天叫你们尝尝他的厉害,他不会饶过你们的!”

  
至于“哥哥的厉害”,虽然当时的确是我的安慰,但还没到家就知道了那不过是阿Q吓唬人的惯用把戏,因为像我哥哥那样的老好人,怎么可能跟人打架!

  
回到家里,看着我变形的脸和全身的青红紫绿,母亲说∶“就你喜欢惹祸!你看你看,好好的一条裤子还没穿两年就打破个洞。正好你爸爸今天要回来,你自己去跟他交代吧。”

  
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父亲,赶在这个非常时期从五、七干校回来,一定是上帝的旨意。我故意不弄干净我的伤口,好等他回来心痛。可是,我误算了。父亲那天很晚才到家,边吃饭边听我诉说挨打的委屈。为了让他心痛,我边说边哼哼叫痛。可我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是徒劳,因为他听后没作什么反应。吃过饭,他只说了句∶“我们家,就你事多。”

  
“我挨了打,你不但不帮我还说我多事!你是不是我爸爸?”我质问到。

  
“怎么帮你,跟你一起去打架吗?像甚么话。小孩子打架是常有的事,叫你妈妈给学校写封信,这事只能靠学校处理。”父亲把筷子往碗上一放,那动作表示此话题盖棺定论。

  
“你现在不帮我,等你老了,看你靠谁?”我对父亲咕噜到。

  
父亲“哈”地冷笑了一声,摘下眼镜哈了口气擦了擦,然后一本正经地说:“等我老了,有靠你们的份吗?我是共产党员,我除了靠党不需要靠任何人。从我入党的那一天,我就把自己交给了党,一切听从党安排。”

  
“是党安排你生产我们这么多孩子的吗?是党安排你生产了我们又不管我们的吗?”我冲着他说。

  
“是啊,‘多生孩子,人多力量大,大家争当英雄母亲。’当年,要不是党这样号召的话……”母亲没有把话讲完,但从她的口气里可以听出,她已经开始为生产四个孩子感到有些上当。

  
父亲接着母亲说∶“好孩子生得再多也不多,坏孩子只生一个也嫌多。我们家就多生了一个你。”说完,做出不屑与我多烦的样子,倒头要睡。

  
我的心被这句话撕得粉碎。我对他大声吼到∶“我要打倒你那个党,我发誓,要让你和你那个狗屁党知道我的厉害、让你的党领教领教安排你多生产出我是个多么大的错误!”当时的我,除了这样恶狠狠地诌咒他的党,找不出其他更能发泄我情绪的办法。

  
父亲见我被激怒,便以胜利者的姿态,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却恶狠狠地说∶“要打倒共产党吗?哈!共产党是打不倒的,除非它自己倒掉。”说完,他自己倒下打起呼噜来。

  
第二天,母亲递给我一封信要我去交给老师。我实在不愿意去学校,准确地说是不敢去学校。在外面兜了几圈,发现除了学校也没有其他什么地方可以去,便战战兢兢去了学校。但到了门口又不敢进去。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鼻青脸肿的欧阳同学和她的父亲一起向学校走来。

  
“怎么?你也挨打了。”欧阳同学看着我,说∶“正好我们一起去找工宣队告状。”

  
原来昨天在校门口挨打的不光是我,也有欧阳同学。欧阳同学回去后把自己挨打的事情告诉了父亲,那还能不来学校告状。欧阳同学的父亲是个工人,那在当时是领导阶级。我顿时觉得有了靠山,从书包里拿出母亲给我的信,神气十足地跟着他们一起走向工宣队办公室,边走边对欧阳同学吹牛∶“我爸爸本来是要请假来的,是我要他别来,因为我知道他开会重要。”牛皮还没吹完我就觉得脸上滚烫,那温度肯定比挨打时还热,估计够烫熟个把鸡蛋。

  
欧阳同学的父亲工人阶级几句话,隔壁班上的那四个小霸王就被带到了工宣队办公室。工宣队队长叫他们一个个都跪下。然后叫他们自报家门说出自己的出身。那四个霸王里有三个是工人出身,只有一个出身右派。工宣队队长对着那个右派子弟上去就是两记耳光。另一个老工人师傅干脆脱了只鞋往那同学的背上抽,边打还边唠叨:“看你还敢打工人阶级的子弟。”吓得那另外三个将来的领导阶级,(或者应该说下岗工人)赶紧趴在地上连连认错求饶。

  
“用打人来教育学生不要打人。”这便是具有工人阶级特色的教育方式。怪不得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当时,我母亲也是用打我的方法教育我不许打弟弟的。工人打学生的样子我实在看不下去,拿着信的手下意识的挥了挥以示制止。

  
看到我手上的信,欧阳同学问我∶“你手里拿着什么?”

  
我看了看我手里的信,连忙抓成一团,敷衍到∶“哦,这个,没什么,厕所纸的干活。”说这句话时,我是多么妒嫉欧阳同学啊!嫉妒她有一个不但能够并且愿意保护她的父亲。

  
那四个小霸王被工宣队揪到我们班上向大家认罪。当我和欧阳走进教室时,我们像英雄般受到全班同学的鼓掌。但没有鼓掌的也有一个,那便是班花俞小冰。她不但没有鼓掌,连头也没有抬起来看我们一眼。

  
下了课,我去找俞小冰说话,才发现她也肿着一只眼睛,我正想问,欧阳同学抢在了我的前面问俞小冰:“你怎么不叫你爸爸……”

  
话音没落,俞小冰就把头趴在桌子上表示不愿听下去。她的好朋友王小安同学把我们叫开。王小安后来告诉我,俞小冰出身资产阶级,父母早被无产阶级消灭掉了。俞小冰从小跟着姨妈长大。她是个很懂事的女孩,有天大的事情都要自己扛着,是不会让姨妈为她担心的。我听后虽觉得俞小冰可怜,但仍认为自己更惨。因为她没有父亲是没有办法,而我有个父亲等于没有就不一样了。

  
(为拉琴与父亲直接冲突)

  
我的父亲在家里住了几天。我因在学校挨打,手被打伤,所以不能练琴。虽然跟父亲赌气故意不跟他讲话,但我心里却很是着急,因为我生怕失去这个在父亲面前卖弄一番的机会。我没有忘记,拉小提琴的初衷,有很大程度是要让他承认我的才能,让他欣赏我的艺术,使其对我另眼相看。

  
离父亲回五、七干校只有两天了。我下午逃学,早早回到家里。我拆开手指的纱布,忍着手痛,练习着一首比较简单的欧洲民谣《家,甜蜜的家》。

  
在窗口等着父亲回来,边练习边张望,幻想着父亲听到我琴声惊讶的样子,一阵得意涌上心头。等了好久,终于看到父亲和母亲远远走来,我赶紧收起琴谱跑到里面的房间,以免让父亲看破我是在有意卖弄。我忍着手痛背痛全身痛,使出我全部的本事和感觉,尽情演奏着《甜蜜的家》。一定是由于过于激动,我无法控制住我的琴弓,只能随它抽筋般抖动。我心里说不出的懊悔,想着这下要让父亲笑话了。

  
门“砰”地被推开,我连忙解释到∶“刚才没搞好,不算,重来重来。”

  
父亲看上去虽有点惊讶,却没有表扬我,甚至也没有批评我。他皱起眉头做出比平时更严肃的样子,出言出乎意料∶“搞甚么名堂。”

  
“是欧洲民谣《甜蜜的家》。”我仍陶醉在得意之中。

  
“甚么《甜蜜的家》?”说着,他注意到我放在床上的手抄本琴谱。

  
我开始感到了不妙,一屁股坐在了琴谱上。但父亲做了个不容置疑的“让开”手势。于是,父亲不但发现了手抄本的小提琴教材《霍曼》,还从床底下找出了劳老师给我的那张唱片。

  
父亲随便翻了翻:“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柴可夫斯基,西方小布尔乔亚那一套哪来的?”

  
父亲能把那些音乐家的名字说得如此流利,说明他才够小布尔乔亚的呢!父亲把琴谱和唱片拿到前面房间,像赃物一样摊在了饭桌上。奇怪的是他不是对着我,而是对着母亲说∶“看他在家里搞些甚么名堂,你怎么也不管管。”

  
母亲有些不以为然,说∶“我管他不听叫我怎么办?拉琴是很吵人,但参加文宣队要练琴有什么办法。他又没有花家里的钱,你不随他去。”

  
“你……”父亲惊讶得一下子没找到合适的词汇。他咽了口痰,换了个姿态,继续打他的官腔∶“钱钱钱,你就知道钱。你的觉悟跑哪里去了。你看你看……”父亲狠狠地翻着我的琴谱∶“什么阿依达、斗牛士、快乐的家,还有小夜曲,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人教他,他会吗?这是阶级斗争在我们家的新动向,是资本主义在跟我们争夺下一代的具体表现。”

  
“好好好,我教育不好让你来教还不行吗?”母亲满腔委屈突然涌现了出来∶“你长期不在家,我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几个孩子的读书吃喝拉撒,哪还有时间去管那么多。现在你回来了,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父亲被母亲这么一说,也就无言以对了。于是他转移视线把矛头指向我这个当事人,十分严厉地问∶“老实说出来,这些东西哪来的。”

  
“哪些东西?”我装洋葱。

  
父亲把琴谱高高举起,像是斗地主时的变天帐,很当那么回事地∶“先说这是从哪里来的。”

  
“手抄来的。”我坦白到。

  
“废话,我是问你从哪里抄来的。”父亲逼问到。

  
“从同学那里抄来的。”我就这样被父亲挤牙膏。

  
生姜总是斗不过老姜的,到最后,父亲还是知道了琴谱是我抄了马小毛的,而唱片是我“从劳老师的垃圾堆里捡来的。”父亲把琴谱和唱片弄到一起,用张报纸一包,拿起来就要走。

  
“去哪里?不做晚饭了?”母亲问。

  
“这事比吃饭重要,跟我去学校。”父亲对着我说。

  
“不去,‘干什么都没有比吃饭重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工宣队川队长常这么说”我顶着父亲。想想也是,我在学校挨了打,他不去学校帮我,我拉琴,他反倒要去学校告状。你说说这算怎么回事。当然,这是我现在的想法,在当时,我想到的只是要誓死捍卫我的琴谱和唱片。我走上前去从父亲手里夺回我那包宝贝。父亲懒得跟我争,转身走了出去。

  
“去,跟着一起去,正好把打架的事情也一起说说清楚。”母亲命令我到。

  
“不去不去就是不去。”我倔强地回嘴。

  
“你这个败家子,我看你倔……”母亲冲上来又是揪又是掐,还从我的手里抢我那包东西。

  
母亲揪掐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我早习以为常,但抢我的琴谱和唱片是绝对不能让她得逞的。母亲拼命抢,我死也不放。在争持中,我一推,母亲一失脚摔倒在地,但手却仍然抓着我琴谱的一部分。哥哥看到这里,不知所措,下意识去扶母亲。

  
我八岁的小弟弟迅速跑出门对着父亲大声喊到∶“爸爸,不好啦,老二打妈妈了!”看到父亲回头,小弟弟转身像头小狮子一样向我猛扑过来,一口咬在我的手背上。我双手抓住我的琴谱和唱片与母亲僵持着,所以只能用摆动身体想摔开弟弟,但适得其反,我越摔被咬得越痛,我只得用脚踢他。但无论我怎么踢,弟弟颇有宁死不松口的气派。这时父亲跨门而入,他先叫母亲松手放开我的琴谱,然后把母亲扶到桌子旁坐下,再然后把弟弟抱开后,才一把从我手里夺过琴谱和唱片,摔在地上,对我喊到∶“无法无天,你出去,我们家没有你这个儿子。”说完,把我往门口推。母亲趁机从地上捡起琴谱就撕,一张张撕烂。那声音,简直就是刀子撕开我的五脏一样。刚被父亲推到门口,我听到唱片被砸碎的声音。那声音,把我的心也砸得粉碎。我想去阻挡,但抵不过父亲,被推出门外。门“砰”地关上了。我在外面,从窗口透过玻璃往里望,只见弟弟端来一个夜尿盆,母亲便把那些碎琴谱放了进去。父亲点香烟时,弟弟要去抢打火机,父亲没有给他,却给了母亲。母亲打了几次火打不着。父亲接过来打着火,再次递给了母亲。母亲一点火,便形成一片红色恐怖。我就那样眼睁睁地看着我几个月的心血、那些辛劳的日日夜夜,那一笔笔一页页的情感,在尿盆里化为灰烬。

  
哥哥呆呆地看着,眼睛里充满着惊呆和眼泪。

  
我大喊着∶“不要啊,不要……”但是,那无声的声音除了震撼着我自己,没有人能听见。因为我紧紧咬住嘴唇,直咬到出血。

  
我透过窗子玻璃对哥哥示意,叫他帮忙打开后门。见哥哥点点头,我迅速跑到后门。等哥哥把门一打开,我便打算去救我的小提琴,却发现哥哥已经把琴抱在了手里。哥哥边递琴给我边说∶“把我的外国民歌200首也烧了,都是你惹的祸。他们正在气头上,进来要挨打的,你还不先躲一躲。”

  
我接过琴,给了哥哥一个感激的眼神,头也不回冲走了。

  
我一直跑到湘江边,看着江水发呆。那潺潺流动的江水,把我带到了童年,带到了新化的资江边,我仿佛又听到了大叔“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的歌声,仿佛听到姑姑“吃饭了”的呼唤。

  
说起吃饭,我的肚子里一阵“闹革命”,嘴巴里涌出一股酸水。那味道别提有多难过了。这时,天下起大雨来。我不是在拍电影,是真的下大雨了。我赶紧脱下罩衣把小提琴团团包住躲在一个仓库的屋檐下。那境遇,用“饥寒交迫”描绘最为准确。

  
不知道过了多久,雨渐渐小了。我战战兢兢地离开了江边,下意识地往家里走去。

  
“既然从家里跑了出来,为什么又要往家里走?”我仿佛听到有人笑话我。

  
“不往家里走,我还能往哪里去?”我无赖地回答了那个声音。

  
但走到离家不远的铁轨,也就是我经常练琴的地方,我停了下来,与其说没有体力,不如说没有勇气;与其说没有勇气,不如说拉不下脸皮。看着家里亮着的微弱灯光,我打了个寒兢,顿时觉得那灯光无比的寒冷。

  
我又冷又饿又累,在铁轨上坐了下来。

  
雨,终于完全停了。我把我的罩衣拧拧干,披在身上,然后我打开小提琴,哆哆嗦嗦继续演奏着下午没能演奏完的《甜蜜的家》。我当然是希望家里人能听见,希望会有一个人来叫我回去,哪怕远远小声地叫一声也行啊!我甚至奢望回去后会有一碗热腾腾的面,面里再加进一点猪油,那我一定要往里面多撒些胡椒。请读者们不要责怪我没有骨气,因为当时的小九毕竟只是个小屁孩,才14岁多一点。

  
我等啊等,家里人来叫我回去的梦想终于没有实现。慢慢,我放下小提琴,坐在铁轨上,想着想着,进入到另外一个梦境。

  
我梦见我掉进了一个冰窟窿,我被冻得发抖,渐渐我不抖了,因为我已经变成了一具僵尸,不能抖了。这时,一个人朝我走了过来,那个人有点像我的大叔,又有点像我的姑姑,但走近仔细一看,那人竟然是我的父亲!他先把我和我的琴包在一床大被子里,然后把我抱回了家,放在了我的床上。我虽然意识很清晰,但身体仍然动弹不得。这时候,我的小弟弟拿着父亲的打火机走了过来。他打着火,点燃了我的被子。我拼命地叫喊∶“不要烧呀,不要烧我的小提琴……”

  
“我没有烧你的小提琴,我是在烧腐烂了的铁道枕木,为了你烤衣服。”小弟弟的声音突然变得陌生。我从梦中惊醒,发现自己同一个陌生的年青人一起睡在被窝里,我吓得“腾”地从床上跳了下来,才又发现自己是光着身子的。我顿时打起哆嗦来。

  
“应该干了,快穿上吧,要着凉的。”那年青人指着火炉边我那些在被烤着的衣服说。

  
我赶紧穿上衣服,四周看了看,认出这就是那个扳道夫的小木屋,我上小学时天天上学要路过的。但我记得那扳道夫是个老头,什么时候以老还童了?

  
“我叫江浪沙,我师傅告诉过我说你以前有时帮他买豆腐,还记得吗?”那年轻人自我介绍到。

  
“江浪沙?做扳道夫的怎么叫这么个四旧的名字?”我想着觉得挺逗。

  
见我放松了表情,他继续说∶“最近我每到晚上就等着听你拉琴,可昨天听到你拉那首《甜蜜的家》好像与平时不一样,觉得有点不对劲,(他也知道《甜蜜的家》?)听着听着就没声了。我还以为今天天气不好,你提早回家了。去扳道的时候,我才发现你睡觉了,好危险的。”

  
听了他的话,我顿时觉得非常感动,不是为了他的救命之恩,而是为了我终于遇到了知音。对知己当然不用客气,我突然要求到:“能不能给口热水喝?还有,你这有发饼吗?”。

  
“烤了个红薯,应该可以吃了。”江浪沙从床上爬起来,从火炉的灰里掏出个滚烫的烤红薯来。他剥开皮试了试,便把烤红薯递给我。看着我狼吞虎咽烫着舌头连连哈气的样子,他显得很怜悯的样子。他踌躇着,还是问了句∶“你全身是伤,不会是你家大人打的吧?”

  
“你想哪去了,家里人怎么会……”我不愿意谈下去,可谓家丑不可外扬。我边喝水边啃烤红薯,红薯里搅拌着鼻涕和眼泪。情绪之余,我又想着就在这里呆上两天我是死不了的,但家里人可能就要急死了。想着母亲急得与父亲吵架的样子,我又得意了起来。

  
江浪沙披了件军大衣,在那小屋里唯一的一张木靠椅上坐下。我终于忍不住,开始编起我学琴的故事。当然那都不是事实。不但不是事实,而是与事实正好相反。我说我的父母是如何痛爱我,逼我学琴,望子成龙……听着听着,闹钟响了,江浪沙突然打断我,说:“我要去扳道了,你也累了,要是今晚回不去,就先在我床上睡吧。明天,一切都会好的。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他模仿着列宁的口气,笑了笑,蛮幽默地。

  
我就这样认识了江浪沙,他后来成为奠定我思想基础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我成了害人的小灾星)

  
下面,接着讲我在扳道夫江浪沙那里过夜的事情。

  
第二天我醒来,发现自己在江浪沙的小木板床上。虽然那被子臭臭的,我仍尽量用它把自己紧紧包住。瘦瘦的江浪沙仍裹着他那件军大衣倒在木靠椅上,见我起来,他用酒泡了些草药糊在我几个比较明显的伤处,边弄边说:“在乡下当知青时学了点土方子,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先应应急吧。”

  
“你也当过知青?”我立刻想起送我们院子里那些大三界的红卫兵哥哥姐姐们“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情景来。

  
“老三界的谁能逃过当知青那份光荣?不过我算倒霉的,没当几天就到这里来了。”江浪沙说着,他那对眯眯的小眼睛里露出一丝诙谐的微笑。

  
“毛主席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你偏躲在这么个小小的木棚里,不闷吗?”我问。

  
“很闷很闷。但是,在这里我可以看书,拼命地看书。书里的世界比广阔天地要广阔得多,应该说书里的世界是无限广阔的。”说着,江浪沙从床底下摸了半天,抽出一本书来。我接过书一看,是英国作家迪根斯的简写本《大卫.科泊菲尔》。在红旗下成长到那一天,我还从来没有读过洋书,便不以为然地递还给他。

  
江浪沙说:“这是我在你这个年龄时最喜欢看的一本书,它的存在就像我的兄弟一样。我读过好几遍。每次边读,我都会边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小大卫.科泊菲尔。拿去看吧,我敢保证你也会喜欢的。不过看完要还给我,而且绝对不能搞坏。”

  
听了这话,我只好出于礼貌地翻了翻,看了看书里的插图,因为吃过人家的红薯还没完全变成屁,总不好不给人家面子。

  
江浪沙看着我脸上的伤,显得很心痛的样子,犹豫了片刻,还是说了:“要不要我送你回去,顺便也可以试着跟你家大人谈谈,反正离下趟扳道还有一个小时36分。”江浪沙又确认了一下闹钟,纠正说:“是一个小时35分。”停了停,声调突然变得有些气愤:“把人打成这个样子!是父母就有这个权利吗?”

  
我只得赶紧再次解释我身上的伤不是父母打的,我不回家也不是由于父母的虐待。我仅仅是在与哥哥打个赌,说我有本事两天不回家。

  
“是这样,我的明白,大大的明白。”他模仿着电影里日本鬼子的口气,明显没有把我的半真实半编造当回事。

  
我就那样呆在江浪沙那里。到中午,他从饭盒里分给了我一些食物。吃过午饭,他很严肃地玩笑道:“吃了我的饭,就要帮我干活。因为,书上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说着,他出门去把铁道挡人栏杆放下来等待火车通过。等火车通过后,我便真的帮他一起把栏杆扳了起来。

  
到了下午三点来钟,我便站在扳道夫的小木棚前,像鸭子般拉长着脖子等待,因为我记起来,我家全家人会去工人文化宫看电影,看四点钟那场当时中国唯一的电影明星西哈努克的电影。等了半个小时,全家人终于登场了。小弟弟打冲锋走在最前面,接着是父母,然后是拖后腿的哥哥。我故意摇晃着扳道夫的小旗子,做出在玩耍的样子,以引起家人的注意。可我这一招并没有奏效。弟弟看见我,装得就像看见天上遥远的星星一样不认识。接着是父母,也像是看见谁家的阿猫阿狗一样不在意。我想他们一定早在出门前就商量好了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我急得要喊叫出声来,但面皮不允许我那样做。这时、智慧指使我把铁道挡人栏杆放下来挡住哥哥。哥哥停住了脚,眼睛看着自己的脚趾。小弟弟从最前面倒回来,低头钻过栏杆来到哥哥面前,拖着他走,边拖边说:“还不快走,电影要开映了。”

  
见哥哥还是不动,母亲也停了下来。父亲独自往前走了一段,见自己失去了火车头的作用,也回过头来。我顿时感到了一种喜悦,一种有胜利希望的喜悦。于是,我打定主意,一定要害他们看不成电影。

  
这时,江浪沙注意到我擅自放下了挡人栏杆,笑得很难看地跑出来骂我不该拿栏杆当玩具,并迅速把栏杆扳了起来。这时,江浪沙注意到我全家人包围了他的小木棚,立刻把笑脸变得好看了许多。母亲看到他,感到很诧异,问:“你是谁?干什么的?与我儿子什么关系?”

  
江浪沙立刻自报家门,自我介绍他是这里的临时扳道夫,虽因年轻还算不上是领导阶级,但肯定不是地富反坏右。见父亲向他走近,江浪沙笑着说:“我是你儿子的朋友,昨天是我自作自画留他在我这里过夜的,不能怪您的儿子。让两位大人担心了,对不起。”

  
父亲避开江浪沙的目光,显得很不耐烦的样子示意母亲继续走路。母亲看了看我,眼睛红红的,却还是跟着父亲拖着步子准备走开。

  
看到这样的场景,江浪沙突然失声喊到:“是父母就可以这样虐待自己的孩子吗?”

  
听了这话,母亲像触了电一样转身冲了过来∶“谁虐待他了,我们来讲讲清楚。”

  
父亲则劝告母亲到:“有什么好讲的。快走快走,别误了正事,看电影重要。”

  
“你们没有虐待,只不过把看电影看得比儿子还重要罢了。”江浪沙虽用挖苦的语言在极力保持着他的幽默,神情却异常严肃,甚至有些脸红脖子粗。

  
这话使母亲受到极大的刺激,她不顾父亲的阻扰,又走前一步,冲着江浪沙喊到:“你有什么权利讲这种话?你知道什么?你凭什么说我把看电影看得比儿子还重要?是谁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的?今天的电影不看了,我们来讲讲清楚。”

  
听到母亲说“今天的电影不看了”,我心里涌出一股胜利的喜悦。同时,我气愤地冲着江浪沙吼到:“你凭什么对我妈妈这样讲话。跟你说了不是他们打的。谁叫你来为我打报不平的,狗咬耗子!”

  
江浪沙被我反常的态度弄得木然。而我反戈一击的行为也没能讨好父亲。父亲仍无视我的存在,再次过来劝母亲走,见母亲不依,便一甩袖独自扬长而去。他的后面跟着几步一回头的小弟弟。而这个时候,江浪沙放下铁轨的挡人栏杆。一辆长长装煤的货车行驶过来。透过火车一节节车厢的空隙,我看着火车对面母亲和哥哥的身影朝着家里的方向逐步缩小。我剧烈的心跳,与车轮压在铁轨上有节奏的轰隆声融为一体:砰砰、、砰砰、、砰砰、、、、、、

  
过后,我向江浪沙承认刚才讲话有些莽撞。为赎罪愿意帮他白干两天活,条件是只要有口饭吃有个觉睡。而江浪沙表示无所谓,他只是很诧异不解地说了句:“原来你父母也是知识分子,怎么也会……”

  
就那样,我在江浪沙那里赖了两天,和他一起吃饭,和他一起睡觉,也和他一起干活。在那两天里,江浪沙陆续讲述了自己的身世。

  
江浪沙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五七年中了阳谋戴上了右派帽子后到遥远的地方改造去了。随之母亲与右派分子画清界线后、不得已投入到工人阶级的怀抱。在改组后的新家庭里,江浪沙受到继父和他的孩子们极大的歧视和虐待,讲明白点就是经常挨打。等家庭矛盾上升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还在读小学的江浪沙被迫离开了母亲,由学校老师介绍给人做了养子。那是个只有一个女儿而没有儿子的家庭。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上山下乡后,一贯酷爱看书的江浪沙意识到种田纯粹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生命,便借故逃回城市。七弄八弄,他找到了这个小木棚的老主人,也就是我过去见到过的那位老扳道夫。通过一些手脚把自己变成是那位老扳道夫的亲戚,并以老人身体不好,需要照顾和暂时代替工作为由而获得留城资格。(后来证明江浪沙的这段自述隐瞒了一部分事实,在后面的文字里将有解释)

  
原来他也是从小挨打长大的,怪不得他会为我不平而对我的父母那样失声喊叫。我们可谓一根藤上的两条苦瓜。

  
江浪沙还告诉我,他的父亲是位作家。江浪沙的理想就是继承他的父亲,也要成为一名作家。“我为我的父亲而骄傲。我毕生最想写的书就是《我的父亲》”,江浪沙自豪自信地说。

  
江浪沙的话,震撼着我的心,也引起了我一股莫名的妒忌。是啊,一个人,如果拥有一位值得为之骄傲的父亲,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哪怕那个父亲不是共产党员,而是一名右派。

  
两天后,父亲离开家回五.七干校去了,翅膀的毛还没长硬的小九哥当然只好又回到了窝里。几天后,身上的伤渐渐好了,一切似乎又恢复到正常。但是,学校却出事了。

  
那天,劳老师神秘地把我叫到他的家里,关上门窗,让我在小提琴琴码上装上弱音器,一遍又一遍地演奏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听着听着,他的眼圈红了。沉默了片刻,他给我讲起了柴可夫斯基的故事。最后,他对我说∶“一个人,没有远虑,必有近忧。你是一个有志气有抱负有才能的少年,所以希望你能时时记住你的鸿鹏远志,不要把时间精力和感情纠缠在一些小事情上,要努力学习,把希望的长矛投向未来。”他还说∶“要成为一名好的艺术家,一定要高尚,要纯粹,要脱俗。”

  
“劳老师,如果你没有更重要的事情,我得赶快回去,今天轮到我做饭。”我说完匆匆跟劳老师说再见,飞也似地往家里跑。要知道,做饭做晚了,又得挨骂。

  
刚出劳老师家的门,迎面撞上劳师母。我一如既往向她问好。她虽回了礼,但脸色显得特别难看。我不得其解。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便是劳老师与我的道别。

  
事实是,在父亲去学校告了我的状以后,劳老师立刻被工宣队抄家。从劳老师的家里,找出了他从图书馆的四旧堆私藏的西方古典音乐的录音带和唱片以及乐谱。随即,劳老师被调离我们长沙市四中,下放到某县城的一所中学任教去了。

  
回忆起来,劳老师的离去,到现在仍是我心中的痛。

  
受连累的还不光是劳老师,马小毛的家也被抄。马小毛的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家里早被抄过数遍,所以自然没能抄出什么“新动向”,除了她那本“豆芽菜”《霍曼》小提琴教材以外。但是,在抄家的过程中,一个工宣队队员在打开小毛的提琴盒时,也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琴从盒子里掉了出来。琴,头朝地掉下去砸在地上。等小毛冲上去拾起时,琴头已经与琴身分了家,琴面扳也裂了几条缝。

  
小毛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向我倾诉了她的不幸。我立刻带着她去了会做琴的周师傅家。万万想不到的是,周师母竟然把我们拒之门外不让进。经过我胡搅蛮缠才知道,周师傅家也受到了牵连。虽然他们的家没有被抄,但受到了工宣队的强烈警告。等我们离开周师傅的家好一段路,他的女儿追出来递给我一块猪皮胶。(做小提琴用的猪皮胶)

  
周师傅的遭遇吓得我和小毛赶紧跑到教堂去见李老师。感谢上帝,还没有人来找李老师的麻烦。我嘘了口气,真为自己没有向父亲暴露李老师的秘密而感到欣慰。

  
那以后,我和小毛退出了中学毛宣队,两个人关在自己家练琴。我把自己的提琴让给了马曼飞拉。我使出从周师傅那里学来的一点手艺,用周师傅女儿给我的那块猪皮胶,自己把小毛掉了头的提琴,与我在长沙五一文化店买的断头琴身结在一起,也就是把两把琴合成一把琴,弄好了。以现在专业的水平看,那修理当然很不像样子,但“只要能用”在当时是多么的重要。

  
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不是中共党员,没有党靠,那个中共党员的父亲也不可靠。从今以后的道路,出了任何事情,我都只能靠自己。我必须走一条自我奋斗自强自胜的道路,用自己的刻苦和努力,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

  
由于父亲到学校告状,害了我那么多的朋友,使我对父亲从爱转化为恨,竟而滋长出要向父亲为大家报仇的欲望。

  
那阵晚上睡觉,我常梦见天灾人祸,不是天掉了下来,就是被人追杀。每到临死关头,我都会听到其他人拼命叫“妈”。而我,却哑言无声。

  


  
图为我和爷爷留下的唯一的照片(另一个小的是我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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