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子恋曲│九哥│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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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子恋曲
九哥 (发表日期:2006-09-23 13:05:47 阅读人次:2637 回复数:2)
献给正在相爱、或曾相爱、以及一切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人们　　成丹九哥　　　　新加开场白　　最近本人在对自己的写作进行思考，翻了不少老东西看，其中包括下面这篇《准音乐家邂逅女歌星》，80年代初发表在武汉文学期刊“绿色世界”上。一来是怀旧，二来是顺便对一些思想，以及自己的为人也作些反省和总结，便决定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我们的女主角叫“鸽子”，认识她的时间是1978年。当时小九哥才20出头，在湖南省京剧团乐队拉首席小提琴。一天，在排练的时候，乐队邹副队长带来个抱着把提琴的毛丫头。那以后，鸽子就在我们乐队出现了三个来月。　　鸽子来自广州，穿戴与我们湖南小地方的人略有不同，还有不同的就是气质。三个月后的一天，我独自带她去逛了长沙的岳麓山。那天，天虽然下点小雨，我们挤在一把伞的两个脑袋里，却是春光明媚。在山顶上，命运般地碰到中学同座过的女同学，借她照相机的光和鸽子一起留了个“历史意义”。（当时，拥有照相机也是一种奢侈，小九就没经济能力有那个奢侈）照完相后，鸽子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说∶“我这是第一次跟男人照相。”她的那个“男人” 忽然地把我面前这个15岁半的“女孩”变成了个“女人”。　　有人说，要泡妞，少女是最容易的，因为他们心中爱情的位子是空着的，谁先到，都可能轻而易举占领到。　　回到京剧团我的房间里，把门拴上，我把她紧紧抱住，手自觉地伸进她的内衣里，体验着她海绵体的弹性。这时，鸽子作着深呼吸，说了句∶“给你吧，要不你会不放心的。”停了停，又补充说∶“你要轻点，我怕痛的，我这可是第一次。”说完她开始解自己的裤带。（不是皮带，是裤带）这时我开始颤抖起来，因为，老实话，小九哥当时也是个还没有经验的男儿身，突然面对这样的局面，当然不知如何对付。也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鸽子的裤带缠死在一起，怎么也解不开。你说说看，两个想偷吃禁果的童男童女，在那种激动人情的时刻，碰上裤带解不开的事儿，是多么地刹风景。　　等温度稍降了下来，我像个真正的大人，帮她理好上衣，说∶“不用这样，我放心就是。”现在想起来，我为什么没有用水果刀割了她那碍事的裤带，仍然没找到确切的答案，但那答案中肯定有“怕”的成分。那种“怕”包含着人人“第一次”都会有的“怕”，可能还怕自己局部的“冲劲”不知如何“挺进”……当然最怕的还是“犯作风错误”。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没有比“犯作风错误”更遭人唾弃的了。　　等我们海誓山盟够后，我开门送鸽子出去，这才发现门外有一群“偷听情色表演”的人，站在最前面的手里还拿了个大榔头。我顿时明白了，只要我们在里面由“剧烈运动”而发出“缺氧”的喘息，那一大榔头就会把我们俩赤裸裸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要知道，让大伙饱享那种“眼福”，在那个年代是何其的难得。　　“好险！”我抽了口寒气，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带着鸽子从人群中穿过，下了三楼，迎面碰到邹副队长。于是，鸽子被邹接管了过去。许多年后，才知道是有人向邹副队长报信，说有群人等着抓奸看热闹，邹才急着跑来营救我们的。　　邹副队长和鸽子的身影消失了许久，我的心还在“扑通”“扑通”，真不知该感谢自己没用水果刀的英明，还是该感谢鸽子死裤带的运气。要不，九哥我现在还不知在长沙的哪些夜总会跑场子呢！因为，犯了“作风错误”的人是一定不会允许去上海“留学”的。不到上海读书，小九也就很难找到出国的门路。出不了国，自然也就没有改挪威国籍，移民日本，等等的好事…… 　　那以后，鸽子就没有再来过京剧团，听说是回广州去了。再见到鸽子，是几年后的事情。当时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而鸽子，成了广州东方轻音乐团的歌星。她随团到上海演出。我下面的小说，讲的就是与鸽子重逢于上海的故事。　　这个故事最初的标题叫《回旋曲》，意思是一个爱的主题，变奏了一阵，又“回旋”到主题上。但出版时编辑觉得《回旋曲》不够“大众化”，用现在的解释就是不够“通俗化”“商业化”，于是改名为《准音乐家邂逅女歌星》。出版时，此作品作了那杂志的封面，封面还画了个很妖艳的女歌星。　　下面，全文贴出《准音乐家邂逅女歌星》，但请注意，这是本人20年前的作品，并不代表九哥今天的水平，包括思想的、感情的、文字的等等。尤其是，那作品里充满着中国旧文人的臭毛病，即“既要做出副自命清高看不起人的样子，又要利用别人来抬高自己。” 　　另必须指出的是，此作品出版前由我家弟改过，有大量文采以及不认识的字，不属于九哥。这次为了重新贴出，打字时又作了大量补充和修改。　　　　《准音乐家邂逅女歌星》　　“砰砰”，有人敲门。　　我讨厌有人敲我的门。“一曲未完不得入内”，这可谓上海音乐学院不成文的法律。艺术家有艺术家的气质和风度∶沉醉于艺术之时，充耳不闻门外事。去他的！我朝门外丢了个眼角，继续拉我的小提琴。　　旋律不怎么舒展却很美、低沉、凝重、柔中带钢，像血液隐在脉管里奔流，像心脏在胸腔里颤动，不均匀也不知疲倦…… 　　从拉着八分之一的童琴到走进大学、从巴赫的作品到中国的《粱祝》，我算是游历了不少流芳百世的中外名曲，而最能颤动我的心弦引起共鸣的，仍然是这首法国民族派代表人物佛朗克的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不用说，我又陶醉了。沙漠般冷漠的外观，岩溶般炙热的内心。孤独、苦闷，对光明的憧憬；对人生的追求与对幸福的渴望---这就是A大调小提琴钢琴奏鸣曲、换句话说，这就是我自己。　　“砰砰砰”，门被敲得更响，带着几分霸道，一种只有最亲近的人才可能拥有的霸道。见鬼！看来琴是拉不成了。我烦躁地把琴放在被子上，“谁呀？”气冲冲地打开了门。　　眼前出现个少女。身材纤巧玲珑、黑睫毛蓝眼圈、白嫩的脸、红润的唇、长长的睫毛下闪着水灵灵的眼。　　“你……找谁？” 　　“怎么样，认不出来了吧？”声音沾着舌头奶声奶气。　　“啊，是你啊……”我敷衍着，一时竟什么也想不起来，倒是她白净润泽的肌肤和甜蜜的嗓音使我联想起商店的奶油巧克力。　　而她，不但不在乎我的健忘，反而颇为得意。“连你都认不出来，你看我多么成功！”她眼睛热刺刺地闪了闪，嘴角一翘，亮出两个小酒窝来。“啊”我认出了那酒窝。　　几年前，我在湖南京剧团乐队担任首席小提琴。那是七十年代末，热闹了十年的样板戏随着四人帮殉葬了。厌恶和尚恨及袈裟，我们的西洋乐队忽然成了京剧团的累赘。我们这些乐手也变得寄人篱下，过着被人嫌弃，惶然难以容身的日子。而就在这个时候，乐队邹副队长却偏偏弄来个黄毛丫头。　　邹副队长把鸽子介绍给我时，我假装眼皮都不抬∶“叫什么名字？” 　　“鸽子。” 　　“叫什么？” 　　“鸽子。”她重复了一遍，又补充说∶“在家里爸爸妈妈，还有院子里的小朋友都这样叫我。” 　　“我不是你的爸爸妈妈，更不是你的小朋友，是你的同事。懂了吗？”我觉得自己作为大人的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不由得看了她一眼。那一眼看得我直后悔。因为我看见她不但没有被我的一本正经震住，反而露出被逗得顽皮的笑脸。嘿，那脸还真不难看。“几岁啦？从哪来？”我的声音不由地加上了弱音器。　　“十五岁半了。刚好中学毕业，爸爸就从广州调到长沙财经学院当院长。爸爸和你们邹副队长是老战友。邹叔叔看我喜欢拉琴，就把我带来了。”说着，她露出了对醉人的小酒窝。　　我又情不自禁地看了她一眼，几眼。说真的，那酒窝还真迷人。可是酒窝代替不了艺术。“拉首曲子给我听听。”怕她识破我在刁难，我装得漫不经心地。　　她拉了首开塞的练习曲，糟得不能再糟。“停下来！”我命令到。“回去从多来咪拉起，把音阶拉准了再来。” 　　她象小鸡一样被吓了一跳，扭曲着小嘴，委屈的泪珠在眼圈里打着转转。“这一回算把你震住了。”我想着，首席的威风让我的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那漂亮的脸蛋又使我的声音变得柔软∶“艺术不是娱乐，眼泪也代替不了练琴，还是好好练吧，我也尽量好好教你。” 　　在乐队，鸽子坐在第二小提琴的最后。业务不好，干部子弟，加上娇小姐派头，在鸽子的身上集中了几乎所有让人嫉妒和看不起的理由。她孤伶伶涉身于陌生的环境和人群，常常只能在某个角落呆望着别人欢笑。　　她毕竟是朵还没来得及沾上尘世污垢的小花蕾。我虽才年过20，但人生的辛酸苦辣自以为尝过几分。“恻隐之心”就成了我与她接近最好的安慰，或借口。于是，时而装出漫不经心地向她投去个表示关怀的微笑，甚至讲上几句寒暄的话，当然更离不开摆出副尊师的面孔教她拉拉工作曲子什么的。　　有一次，我走过她的练琴房，竟然被塞茨学生小提琴协奏曲的华彩部分给吸引住。她的半边面孔几乎平躺在琴面上，头发掩盖了双眼，弓子在琴马周围不规则的移动。这极不正确的姿势与那琴里发出的心灵之声，显得极不协和。我猛然意识到，这小漂亮美丽的脑壳里，还隐藏着一个可能是同样美丽的灵魂，一个追求艺术、表达情感的灵魂。要知道，艺术家的灵魂比艺术本身更可贵。　　我不知不觉已走近了她。她如梦中惊醒，抬头抹开额前的头发，两只眸子仍痴迷地瞪着，显然还未完全回到现实。我没有出声，只是默默从她手里接过提琴，拉起了英国作曲家爱尔格的《爱的至意》。　　那是个寒冷的冬天，旋律犹如雪花把大地扮成洁白的少女，随着曲调的婉转清亮，心灵的世界出现梦幻般的远景。太阳从晶碧的天空把光芒和温暖洒遍大地。于是，春天来了，雪花消融，潺潺流水，千鸟争鸣，万花吐艳…… 　　她冲了过来，猛地搂住了我的脖子，头晃来晃去使劲往我胸膛里钻。我喘息着，茫然不知所措。我感觉到了害怕，虽然不知道怕什么？慢慢，她从我怀里抬起头来，像蓓蕾锭开的苞子吐出芳香∶“真好，爱的至意！” 　　啊，十五岁半爱的至意！　　…… 　　“鸽子”，我失声喊了出来。是她，时别几年，咋地又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抓住她的手，几乎是把她从门外拽了进来。近在咫尺，传导着心的搏跳；脸对着脸，急促的喘息在半空相遇。突如其来的激动使人晕眩。似梦非梦，记忆的深渊擎过一片桃色的云……几年了，几年好比几百年，又好像只有几秒钟，娇嫩的少女瞬息变成润泽美丽的女郎。面对一团青春的气息，拘谨忽然梗塞着我的心。是啊，我太熟悉她了，所以她的每一点变化才使我感到太陌生。时间，是时间不如人愿，让人感到生疏。我不由地松开了她的手，退了半步。　　“你怎么…怎么知道我在…来上海干什么？”要问的实在太多，都不知道从何开始。　　“我一下飞机就来了。” 　　“飞机？你坐过飞机！你是来……” 　　“你还不知道？”她半张着嘴，象诧异中国人不会用筷子，美国人不会ABC。“外面的广告到处都是，全上海都知道我们广州东方轻音乐团来沪演出，人还没到，票就卖掉十几天了。” 　　轻音乐！那是什么玩意？当了那么多年的文艺战士，过去只知道革命音乐，西洋音乐，民间音乐，到了学院，虽然学了一些各类音乐的新名词，但对“轻音乐”的定义我确实还没有清晰的概念。“轻音乐”顾名思义就是“轻轻的音乐”吧？” 　　“啊，就是那个什么轻音乐团。”我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敷衍着，改守为攻地：“怎么样，拉琴一定大有长进吧。” 　　“什么！你是装还是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已经是歌星，早就不拉琴了。”她红着面，半生气半委屈地。　　“歌……星……！” 　　不知是得意还是撒娇，或者两者都有点，她扭动着细腰摆了个造型，轻轻地“哼”了一气。　　“歌星”我也知道一个，那就是邓丽君、、、、、、不由地想起89年的一件事。当时我们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录音棚精心录制“华主席”的电影音乐，突然，录音师叫我们停下来，说放点东西给大家听听。于是：　　“弯弯的小河，青青的山冈，依偎着小村庄……” 　　那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那声音甜蜜圆润，资产阶级透顶，弄得我们这些文艺战士的耳朵氧氧的。乐队几十号人，像“天踏下来了”一样震惊，除了面面相觑，谁也发不出声。　　后来我们得知，临时主席华国峰到期了，取而代之的是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老邓一上台，就要在政治上统一中国，没想到还没等他开始，全中国就被小邓，丽君的歌声统一了。　　鸽子也被统一了! 　　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何况是几年。我这才上下打量了鸽子一番。红黑紧身绒衣显出她胸腰的原尺寸，牛仔裤把圆圆的臀部紧紧裹住，两条大腿连接着高至膝盖的长靴子，无限拉长，一直延伸至鞋跟，欲扎入地板钉子般尖细的鞋跟。她耳朵挂着摇曳的金饰耳坠，脖子上套了副项链外，还有副立体声耳机，一个奶黄色的小羊皮包坠至腰间，皮包上还系了对小铜铃，只要稍加扭摆，铜铃便叮叮当，直勾魂……“不妙！女大一百八十变，她变了！”我想着，感到了莫名的隔膜。　　她见我奇妙的样子，轻盈一笑。“啊！酒窝不能代替艺术。”我又捡起了几年前的武器。　　“你，怎么可以不忠于艺术？”我也不知道我那种莫名的指责是从哪里来的。大概是从老师那里传染来的。因为，这样的指责是艺术院校老师们的口头禅。　　“哈，还那么厉害。好在我现在已经不跟你学琴了。”在轻松的鸽子面前，我那故作正经显得有些滑稽。　　“就你这样子，能当歌星？”我改了个办法刺激她。　　“不信没关系，晚上看了演出就信了。”我这一招又成了无效劳动。　　“你们晚上在哪个音乐厅演出？” 　　“上海文化广场。” 　　“哈，”机会终于给我逮着。“我就知道！上海文化广场，那是什么地方？上海小市民，小青年取乐的地方。我是音乐学院的，怎么可以去那种、、、、、、” 　　我的这番话终于成功地给了她一个大大的刺激。她撅了撅嘴，跨了一步，跨到我的床边，小心翼翼地坐下，坐下还摇了摇，似乎是试试那床是否足够结实。她的无声，反而使我尴尬。我正想着要找点什么话来缓和情绪，却看见她的眼睛在我的小房里四处打量。　　说起来，我那小房间还真够朴素。十来平米的面积，一张高低床占了一半，一张破旧的桌子，既是写字台又是洗脸架。一张四脚不齐的椅子上摆满了刚洗过的和要洗的衣裤袜子…… 　　“中国的最高音乐学府，艺术天才的摇篮，原来就这样！”那轻蔑的口吻对我刚才的傲慢作了足实的回敬。　　说真的，那口吻的轻蔑确实给了我的清高一沉重的打击。我忽然找到了一种感觉，一种在二战中，被德国军俘虏了的各国军官，被迫脱了皮鞋，去掉皮带，提着裤子走路的感觉。然而，我是未来的正统音乐家，怎么可以输给一个通俗流行歌星，女流行歌星。就是输，也不能输得那样的明显和甘心。　　“那歌星宿舍的条件一定不错？”我一味地找着反攻的机会。　　“哈，谁住宿舍啊，我们住饭店。” 　　没等我来得及问：“饭店怎么住人，那可是吃饭的地方呀？”，鸽子补了一句，补了很要命的一句：“住锦江饭店。” 　　“锦、、、江饭店！”我几乎失声喊了出来。　　“锦江饭店”那是什么地方？解放前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就是解放了三十年后的前一阵，我和导师去见外国专家，都因没带介绍信而被拒之门外。只听说里面是如何的高级，走道干净得都不用穿鞋，住一天要花掉我半年的收入…… 　　鸽子见我楞楞的样子，嘴角往上一翘，又露出那对甜酒窝窝。“愿意的话，你也可以住饭店。等你毕业，想办法把你照顾到我们团来就是。” 　　“什么？” 我，成丹九哥，堂堂中国最高音乐学府的学生，毕业后去那种轻音乐团，而且还是“照顾”，好一个甜蜜的侮辱！　　走廊里传来同学们敲碗的声音，是吃晚饭的时间了。“我去找同学借一套碗筷，一起去食堂。” 　　“不用了，我们出去吃吧。”鸽子建议到。　　“当然，应该的，远道而来，应该的。”我一面说，一面从床底下拖出个箱子，打开拿出个信封，侧过身子，清算着里面所有“工农兵”的分量。一共16元8毛6角，可离单位寄工资来还有十几天。一日三餐少不得啊！　　鸽子当然知道我的酷境，说：“不用了，我带着呢。” 　　“那怎么行，我是男人。今天这一顿我请定了。”一咬牙，我把那信封塞进了口袋。　　从宿舍到学院大门，碰到好几个同学，包括两个平时见到我似乎不屑打招呼的高才生，都对我投来了惊诧和讨好的微笑。当然，他们向日葵般的脑袋上长着的眼睛，更多地是围绕着我的“表妹”---东方轻音乐团的歌星转。在院大门口，凑巧（也许不是凑巧，而是知道鸽子在我房里，一直在门口等着）碰到院学生会的小朱。他是主管音乐会门票的。平时，有好的音乐会，我都会找他一求再求。但今天，轮到他来求我了，求我帮忙开后门搞几张东方轻音乐团的票子，并且说是音乐研究室的那几个研究生托买的。这证实了鸽子说的：“广州东方轻音乐团来沪演出，人还没到，票就卖掉十几天了”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向鸽子打听演员是否可以开后门的事，鸽子说那不可能，不过演员每天有一张关系票，但要出钱。票价2元，是平时我们正统音乐会的翻倍。　　我顿时感到了莫大的诧异。一来是为我平时十分钦佩的那几个研究生，为何居然要听这种登不了大雅之堂的通俗玩意！二是不理解为什么上海文化广场的票子要贵过上海音乐厅的！！鸽子不等我诧异完，已朝学院大门外走去。我跟在她的后面，几步路跟得莫名的得意。　　走出校门，我们并排靠得很近。淡淡的幽香从她那边漫溢过来，揉杂着肉体的温馨。她的每一个步子，都使身体变成流动的旋律，鞋跟与大地的接触发出均匀的节奏，腰间的小铜铃不时发出悦耳的音乐。相形之下，我显得是那样的笨拙，一步一顿凿，象唢呐提琴二重奏。　　走出芬阳路口，往右一拐，就到了全上海第二热闹的淮海路。　　“其实前面有家天津店，狗不理包子挺不错。”也许是为了让我口袋里那个信封自信些，我说了这么句话。　　“什么狗不理，这名字真难听。” 　　“这名字好啊，谁不理就是狗。” 　　“不是吧。”她轻柔而固执地：“是说这包子连狗都不理吧！嘿嘿。” 　　“当然，我们是要去吃西餐的。‘红房子’就在前一条马路，往左、的、陕西路上。”我不禁摸了摸口袋里的信封，担心着那信封可否胜任。　　她佯装一个失足。我立刻把她扶住---多么熟悉，就像从前一样。我们无声地走着，似乎都在重温夕日的旧梦。那是一个下着毛毛雨的星期六，我们在公园漫步，第一次领悟到隐藏在自动伞下情侣的奥秘。我们只顾讲话，她踩了个水坑险些滑倒，在我搀扶的瞬间，她的手攀上了我的肩膀，咬着我的耳根：“再过三年，等我满18岁，我们就可以……”那以后，她经常“失足”，我“搀扶”的游戏象无结束线的练习曲，无限地反复着。啊！我们确实曾浸泡在罗曼蒂克的密缸里过，我们确实有着许多的时光值得回味。但那毕竟过眼烟云，如今时过境迁了。　　“怎么，你鞋不好使？”我扶着她。她踌躇了片刻，把我扶她的手挪开，显得有些失意。　　“你为什么不回信？”她突然翻起老帐来。　　哎，一言难尽。那时她才几岁？16岁，未满。能怪邹副队长指责批评我“玩弄未成年少女的感情”吗？更况乎，邹副队长是看重我小九的才能，为了我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摔跟头，为了我的今天，才肯把我和鸽子的事情瞒着上级，那样单独中肯地教育我的。“你还年轻，现在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都应该用在学习和工作上。将来，事业上成功了，有的是鸽子燕子，还有别的什么‘子’来抢你的。” 邹副队长是这样对我说的。我小九从来是个义气之人，受邹副队长如此之恩惠，我能辜负他吗？所以每次邹拿着鸽子的来信问我“怎么办？”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请队长处理掉。”虽然，那以后食堂的饭菜会好几天不对味道。　　看着鸽子受冷落的样子，我从回忆中醒来：“咦？你怎么知道我在上海？” 　　“我一直知道你在哪里。几年来，邹叔叔给爸爸的信里，每一封都要提到你。你考取上海音乐学院后，他说他觉得是自己种的树开花结果了。还在信里要爸爸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她停了停，顽皮地一笑：“我用得着爸爸告诉吗，邹叔叔给他的信我哪封不看。” 　　“是吗？邹队长给你爸爸的信里，会提到我吗！？”这的确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顿时觉得又欠了邹副队长一份情。“他在信里还说了我些什么？” 　　“虽然说你毛病多，但总要夸你很勤奋，很努力，很忙。” 　　“是啊，我很忙，太忙了，每天琴房，教室，食堂三点一线。我的时间都献给那三点一线了。” 　　说着，我们身后传来几个年轻女人的尖叫声。一辆喷水的清洁车缓缓驶来，眼看就要追上我们，我借机把她拖到阶基上，顺手把她搂住。而她，没有表示反对。　　阶基边摆着个画报摊，万国旗似的挂满了中外明星的照片和其他半裸体画像。地上各种小报上压着广告牌。广告上用粗拙的笔墨写着什么“失身少女的自白”，“东南第一醉侠”，“脚气根治新方”……鸽子迟滞了步子，开始欣赏着一副明星照片。　　“有什么好看的。”我脱口而出。　　“等等，让我看看她的时装。”鸽子头也没回，只用两个手指捏着我的衣角。　　街道上变得嘈杂，车水马龙，人影匆匆，生活的旋律忽然显得有些零乱，生活的内容和形式也变得无循序无首尾。我地心神一时难以集中，像被这莫名的感觉撕裂成无数的碎片…… 　　“你变了。”我说。　　“哪方面？”她问。　　“变得很注重外表了。” 　　“那正说明我长大了。你不是也变了吗？变得很清高傲慢，装腔作势了。因为，你也长大了。” 　　谈话的契机越来越少，越走越感到沉默的窒息。几次努力想找出些热烈的话题，但感情似乎已处在饱和的状态。终于，她懊丧地说：“你还变得冷漠了。” 　　我的“冷漠”里，其实还有着潜在的理由，那就是我在带她跨过陕西路的时候，要装着忘了去“红房子”。那“装”，“装”得我好辛苦，好冷漠。　　“哦，好像去西餐馆的那条街走过了。”我从冷漠中苏醒过来。　　她看了看表，说：“原来你真打算去西餐馆？时间根本就不够。” 　　我心中一喜：“那怎么办？要不先吃碗面，等演出完了再……” 　　“到饭店去吃吧。”她不由分晓地往前走。　　“饭店，你是说那个‘锦江饭店’？那儿，方便吗？”我那“方便吗？”其实是问：“进得去吗？” 　　“没事。”她说得是那样的肯定。　　果然“没事”，门口的男警卫朝她哈了个腰。一个矜持的微笑算是她的回礼。我忐忑不安，犹犹豫豫，被她搀着胳臂像带孩子一样领了进去。　　在餐厅的门口，鸽子看到一个人。她告诉我那人姓李，（好像姓李）是广州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在轻音乐团担任艺术监督。李监督看到鸽子，立刻跑了过来，看也没有看我一眼，似乎九哥根本就不存在，只对鸽子说：“跑到哪去了？叫人好等。来了就好，还没吃饭吧？赶快吃，就是唱压台戏，也不要迟到。啊！”说完正要走开，被鸽子叫住。鸽子向他介绍了我。那介绍很有些慎重其事。在介绍时，鸽子把“这是我上海音乐学院的成老师”里的“上海音乐学院的成老师”说得特别响亮突出。这使得本想走开的李监督停了下来，伸出双手恭恭敬敬地叫了我一声：“成老师。”并连声说：“剧场有事，剧场里见，请多多指教。”我正踌躇该不该向他澄清一个混淆了的概念，一个被混淆了却让我颇感得意的概念，那就是我曾经是鸽子的“成老师”，而不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成老师”时，李监督向我挥了挥手，急匆匆地走了。　　餐厅里坐满了人，每一张餐桌上都弥漫着诱人的气氛。阵阵扑鼻的菜香刺激着我口中的唾液。鸽子把我领到餐厅的尽头，拐过绿色的屏风，进入了舒适恬静的雅座。她叫了个小个子服务员过来，耳语了几句，附加个了轻盈的微笑。小个子服务员立刻心领神会。于是，炖鸡、烧鱼、肉丸、蛋卷、蔬菜、汤，摆了一桌。　　“平时我们都很简单。”鸽子解释说。　　我还没来得及想出几句客气话，她就开始喝汤了。　　“你们乐团就你搞特殊化住在这里吗？” 　　“我们团的人都搞特殊化，都住在这里。他们早就到剧场准备去了，今天是第一场。” 　　“那你？” 　　“我说好了去晚一点的。” 　　“哦…原来是我老九在搞特殊化！”我自嘲地。　　我们咀嚼着口里的饭菜，更在咀嚼着对方的心思。人生匆匆如烟，岁月飘来复去，人事变迁不叠。纯情的爱犹如流星，在空冥的心灵中划过一线火花，即消失在昏暗中…… 　　“我好了，你慢慢用。”她夹了个鸡腿给我，擦了擦自己的嘴，又从小包里找出个小镜子。　　“对了，你是怎么当起歌星来的。”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把“歌星”的“星”字拉得很长，以显示我对这个词汇的陌生。　　“我回广州后，不想继续读书，想自己挣钱独立生活。那时正好东方轻音乐团成立，可我那点小提琴，你知道的。我求人帮忙，轻音乐团的人却问我能不能唱歌，说他们要招聘流行歌手。我想，只要能挣钱，不拉琴，唱歌也行。就这样，我成了歌手，跟着轻音乐团到处唱，剧场、广场、宾馆饭店、歌厅舞厅……” 　　我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保尔.科查金与他少年的恋人冬利娅再度见面的场面。冬利娅从阔丈夫的汽车里走出来，凑巧碰到保尔在修路。冬利娅说：“我没想到，你把自己的生活弄得这样的寒碜” 保尔的回敬是：“我也没想到，你会变得这样的酸臭。”顿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保尔，必须站出来捍卫艺术的尊严。　　“原来你是为了挣钱，放弃了神圣高雅得小提琴？你这样做，是出卖自己的艺术良心，简直就是…简直就是艺术的娼妓。亏我还教过你几天……” 　　鸽子“啪”地站了起来，朝远方看了看，像是见到个熟人，又转过身来对着我：“你，说完…吃完了吗？” 　　我连连咬掉那鸡腿残留的几丝肉，跟着站了起来，后悔着自己刚才的话讲得太早，要不然，我肯定是可以再多吃点的。　　我一咬牙，把我口袋里的那个信封，那个本计划再支撑我十几天营养的信封，“啪”地摆在了桌上。那感觉，就像“百万英镑”一样。　　鸽子看了看，咧嘴一笑，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那信封的一只角，没有打开，只提起来对着灯光照了照。那没派用场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弯曲成一朵美丽的花苞样。然后，她把手移到我的面前，不等我分辨，两指一松，那信封飘着往下掉。“收起你的…那一套吧。”我下意识拿出了小时候接篮球的功底，十几天的饭菜又抓在了我的手里。　　“莫非，歌星吃饭也免费？” 　　“住饭店吃饭记帐。”她说着朝外走去。这回没有搀着我。我知道自己讲错了话，更让我心虚的是：我是在她的地盘讲错了话，便不再吭声，跟在她后面。　　走到餐厅门口，正好又碰到那个小个子服务员。“我今天的关系票，没人要。”鸽子从小包里掏出一张票。那小个子服务员受宠若惊，连声“谢谢，谢谢。”把帽子在空中抛了两次。　　我想，这下完了！赶快早机会挽救。　　出了锦江饭店，她叫了辆黑色的轿车。我连忙跟了上去。　　上了车，她问：“要不要先送你回学院？” 　　“我跟你一起去。”我讲得很肯定。　　“去干吗？” 　　“去看你演出。” 　　“开什么玩笑！” 　　“你看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我把脸凑给了她。　　她真的看了看我。发现我没在开玩笑。“我今天没票了。” 　　“我去买黑市票。”说着，我举起了我的那个信封。　　“真拿你没办法！”她忍不住一笑，险些把鼻涕冲了出来。于是，车里飘出两个人哈哈的笑声。　　“其实，从这到文化广场很近，用不着破费叫车。”我极力找出些轻松的话题。　　“我不在乎这点。” 　　“唱歌，真的很有钱？”我有些好奇起来。　　“也不多，就两三百吧。”她把“两三百”随便地说得很肯定。　　两三百！还不多！！那差不多是我半年的收入，是我们教授的一两倍。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为人民服务到最后的那一天，月工资也只是这个价。　　“你呢？我的伟大艺术家，也差不多吧？”她是明知故问，还是寒碜我呢？　　“允许的话，我很愿意嫉妒你。” 　　她这才咯咯地笑出声来。“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 　　“怎么帮法，每月匀给我100块。”我的自尊心又开始隐隐发痛。　　“那不是对你才能的侮辱吗？帮你的方法很多，比如……”鸽子想继续说，但那司机说：“先生小姐，到了。”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被人称“先生”，我知道那还是沾了歌星的光。　　文化广场门口比想象的还盛况空前。广场外挤得水泄不通。车门一开，叽里哇啦的喧嚷声充耳而入。那也难怪。那天，是上海解放以后三十年来第一台通俗流行演唱会。尤其那演出团体是来自广州，很给人香港郊区的错觉。上海人素有凑热闹的传统和嗜好，即使不是通俗流行演唱会，而是法国印象派画展；或者英国剧团出演莎士比亚的戏剧，能在朋友们面前说：“我看了头场”，都是身价的象征。　　在那嘈杂声中，我敏感地过滤出“四块”“四块二”黑市票价翻跟头的讨价声。我正想去问问行情，被鸽子止住。说：“我想想办法”。我口袋里的信封，立刻又感到了放心。　　刚走入高潮区，鸽子就被拿着印有她头像节目单的崇拜者们团团围住。不少人着魔似地涌过来。为了显示我存在的用处，我竭力靠近她，保护她，但被强大的洪流推了几个跄踉。而她，居然走得挺自在。大家主动让出一条路，有几个年轻人手拉手护着她，颇像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让列宁同志先走”的场面。被人流越隔越远的我急了声：“表妹，等等。”她翩然转过身，隔着人群朝我挥了挥手。乘大家回头之机，我扒开人群钻了过去。我那“表哥”的身份一暴露，热闹了！一群年轻人涌过来对我倍加亲昵奉承，也有粗鲁纠缠的，还不缺人问我讨门票。甚至有人建议把我抬起来。我那艺术家的本能，饥渴地享受着那份狂热，陶醉在飘然的情绪中。　　走到演员专用门，鸽子对那看门的笑了笑，指着我说：“我表哥，来给我照相的，有好的送你一张。” 说着从小包里拿出个小照相机递给我。　　进了剧场，鸽子嘱咐我说：“别省胶卷，看到好镜头就照。” 　　“照相，我很拿手的。等你出场……” 　　“谁出场都照，照了有用的。” 没等我说完，鸽子抢着交代我。　　在后台，有人向我打招呼，那人当然只会是李监督。他连声说：“欢迎光临，欢迎指导，请多提意见。”当他得知我还没有 “坐下来指导” 的地方时，便立刻叫来个剧场工作人员小黄，请他“尽量给成老师安排个合适的位子。” 　　我被小黄安排在加坐，工作人员坐的地方，也就是观众第一区和第二区过道的地方。广场惊人之大，场内惊人之满，实属罕见。男男女女、红红绿绿、奇装异服各领风骚。勾肩搭背、叼香烟、磕瓜子、争吵喧嚣、无拘无束，可谓各得风流。久居音乐学院的古典沙龙，这样壮观的场景，还真不多见。　　第一个出场的女歌手身材细长。她披着白色透明纱，依稀可辨身段。薄纱上的许多小点点在五彩六色的灯光下忽明忽暗地闪烁着。她扭开臀部，拿起话筒：“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她那个“好”字吐得很轻，拉得很长，如同哈了一大口热气。那媚态顿时使全场开锅沸腾。鼓掌、口哨、叫嚣、起哄。我一回头，看见后面两个年轻人抢着望远镜。更多人拉长着脖子，贪婪地张着嘴，瞳孔犹如灯泡。我来不及往更后面看，就留神起身后的争论。　　“80分！” 　　“90分！” 　　“80分，她只够80分。” 　　“90分，我觉得够90分！” 　　“要是她能给90分，那鸽子不是要打120分了？” 　　“怎么，你们也认识鸽子？”我好奇地插嘴问。　　“当然认识，这里谁不认识鸽子。”他们其中的瘦子说。这时胖子抢着对我打趣瘦子说：“我这老兄当然认识鸽子，只可惜鸽子不认识我老兄。不过凭这两块钱的票，一块五来看鸽子的热情，早晚鸽子也会认识我老兄的。” 　　我忽然耳朵里嗡嗡作响，心里横溢出一股强烈的不适。我觉得自己被包围在肆无忌惮的粗俗之中，有些喘不过气来。再看台上，那女演员快速扭动着自己的全身，使我联想起印度随笛起舞的眼镜蛇。　　“火车轰轰轰，汽笛声声声，火车轰轰轰，汽笛声声声，啊---我的爱人就要去卧轨，就要去卧轨……” 　　电子琴、电吉他、爵士小号爵士鼓，音响虽新颖却震耳欲聋。这对于我那耳朵，我那受过严格正统训练，能分辩八分之一之不准音的耳朵，无疑是一种蹂躏。我觉得，那简直像给吃惯了法国精食的人一个粗大的玉米棒棒。我从节目单后页撕下一小块，分成两半，揉了揉，塞进双耳，权代弱音器。　　他们不是叫“轻音乐”团吗？怎么变成了“重音乐”了？看来我那“轻音乐”就是“轻轻的音乐”的理解还很外行。　　如果说开始几个女演员还算卖唱的话，那现在登台的演员就只能是“卖俏”。她前胸的三角叉开到了刚好将就遮住两座大山的山峰，后背的三角叉就直开到臀部两股的分界线。她摆动着肩、腰、臀形成S形，若似一条挪动的毛虫。她每弯一下腰，若隐若现的山峰就牵动着众人的深呼吸；她向某个角度的观众每抛去一个飞吻，就会把那一片变得如醉如泥。　　原来这就是她们演出的卖点！华丽的舞台、彩色的灯光、震耳的音响、袒露的胸背、狐媚的表情、挑逗的形体、性感的嗓音……那合为一体的效果使观众的感官产生极大的兴奋，直至催眠似地引向幻觉般的高潮，其中包括性刺激的高潮。这就完成了挣钱的使命。就像鸽子说的：“只要能挣钱”，就够了。　　我也够了！　　虽然是免费入场的，但也没有规定一定要在那场子里免费糟蹋耳朵。更不忍心看到后面那两个年轻人向鸽子丢去一块五毛钱的飞吻，和高声赞赏的“120分”。　　我旁边的工作人员小黄，见我连连起身，猜到了我要去“方便”，便把我从侧门引到了台后的厕所。顺着通道我走到外面一个没人的小空地。　　我拔出耳朵里的纸团，解开衣扣，极力撒出全身的困闷和压抑，深深地呼吸着场外自然的空气。　　越过剧场的围墙，我看着城市的上空迷茫的微光，参差的建筑闪烁的霓虹灯结成芜杂的夜景，那夜景又在这朦胧中变的支离破碎…… 　　一种深沉的意念在我的脑海里萌生：艺术的美无穷无尽，但艺术的美又如此容易被歪曲！　　人啊！你在无限的自然生物圈里经历了千万个星移斗转，历尽沧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进化的文明；你在荒芜的大地上建造了高楼大厦，你从原始的肉体中发现了统驭自身的心灵世界；你用智慧铸造了鬼斧神工的艺术灯塔，趋走了黑暗愚昧与空虚，人类如此才摆脱了兽性，追求高洁和谐美好的人生。　　但是，刚才我看到些什么了？女性的躯体充当艺术的包装，甚而取代了艺术本身。难道弗洛伊德“文艺为性欲的化装”的论点在此得到了可悲的应征？难道我们的民族还处于半开化状态？难道人类非理性的车轴要戮下永无了期羞耻的印记？　　我无法平息，思如潮涌。剧场里飘来的阵阵喧哗刺破了迷茫的夜空…… 　　“你怎么在这里？”忽然听到鸽子的声音。　　“啊，小便急，顺便出来透透气。” 　　“感觉怎么样？” 　　“我很好，一切正常。” 　　“我是说演出，你看了觉得怎么样？” 　　“哦，演出、、、当然不错。” 　　“是真的！”鸽子高兴得叫了出来。“等听完了我的，你能把这句话再说一遍，我就满足了。我一直幻想着有这一天，你也在台下，一起为我鼓掌，为我的成功欢呼，为我骄傲。” 　　我突然怀疑到，以为鸽子来看我，是为了追寻旧日的爱恋，是不是我小九在自作多情。她大概仅仅是把我当成过去的老师，向我汇报她多年辛劳的成果，得到我的一句话，一句承认，肯定，鼓励的话。我应该给她那句话吗？我可以昧着我的艺术良心讨好她吗？我有必要这样轻松地让她得到满足吗?或者说，我愿意承认我输给她了吗？　　朦胧中，鸽子还是看出了我表情的不自在，又补了句“你看了，是真的觉得不错？” 　　“不是大家都拍手叫好吗？” 　　“那算什么，你懂艺术，要你说了我才信。” 　　“艺术！”别提这两个字到也罢，提了这两个字，这两个显示我身价的字；这两个把九哥和一般人区别开来的字；这两个我可以白天讲梦话半夜高声唱的字；这两个我做出任何奇行怪事都应该被理解，被原谅的字；这两个我作为斗争武器的字，我就有权利火冒三丈。　　“挣钱就挣钱，别拿艺术来做外套，亵渎。”我换了口气，更加恶狠狠地：“你们搞的根本就不是艺术。” 　　“我没有说我们搞的是你们那种艺术，我们搞的是娱乐。但娱乐也有艺术呀！”鸽子的表情，变了。　　“你们搞的，讲得好听一点，是娱乐；讲得实质一点是刺激，感官的刺激。你们是在高价出售廉价的趣味。完全不顾艺术的尊严。” 　　“你说的那个艺术的尊严，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鸽子的表情，变得更难看了。　　“艺术的尊严就是……算了，跟你讲也没用。你知道观众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你的吗？” 　　“我唱我的歌，管得着他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吗？只要他们肯出钱买票来看我，我就高兴。” 鸽子的声音，也变了。　　“什么歌星？雅声唱法？尽捡些港台的玩意。” 我嘴里说着，心里却在喊着“下贱，下贱！” 　　“你讲那么多大道理有什么用。听不惯你们写啊，你们这些大艺术家写出好的东西来，我们就唱你们的，你们什么都写不出来，还要怪我们捡港台的…玩意。有没有搞错！” 鸽子的形体，也变了。　　“我们，写你们那些东西？你有没有搞错！（我也学了句广东话）”我摆出居高临下的的架势：“我们也去搞你们那些玩意，谁来研究古典音乐、传统音乐、现代音乐。你知道什么叫无调性、什么叫空间音乐、机遇音乐、色彩音乐、偶然音乐、自然音乐？对了，你知道‘四分三十三秒’吗？” 　　“讨厌讨厌，真讨厌！又是那一套，跟我们团里那几个学院派的一样……凭着张文凭耀武扬威，抱着些老古董自以为是，就会说别人这也不对，那也不是，可自己什么也拿不出来，一天到晚贝多芬，莫扎特，咏叹调，有什么用？她们的意大利美声唱法那么好，干吗一上台就被轰下去。还有你说的那些什么音乐，还有什么音乐，还有那个什么三十三秒来着？能挣钱吗？要你是我们团的，没准和那些人一样，靠着别人养活，还在别人面前神气活现。” 　　“什么！”我居然会从她的口里听到这种话，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膜。我作为她前老师的面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作为一个大男人的面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鸽子啊，鸽子！你可是学小提琴出身的。怎么不想想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和义务？” 　　“我不是艺术家，早就不是了。我是歌星，歌-星-！记住了。艺术家是你，你去尽你的责任和义务吧！” 　　“你……”我奥愤得无言以对。” 　　鸽子胜利者般地嘘了口气，看我一副狼狈的样子，收拾残局似地：“好了，歌不乐意听，不听也行，别忘了照相。记得我说我可以帮你吗？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教你学会挣钱。就比如你今天照的相，是可以卖钱的，懂吗？” 　　我忽然有一种被人欺骗，被人利用了的受辱感。我是什么人，堂堂上海音乐学院的、、、、、、怎么可以下贱到挣流行歌手的那几个小钱！　　“你…怎么变得满身铜钱酸臭！”我得意，得意终于用上了保尔.科查金羞辱他少年的恋人冬利娅的那句名言。　　鸽子被我的这句话所惊骇，半饷没出气。无言地从我脖子上摘下照相机，转身而去。　　“鸽子！”我冲了上去，喊着：“我不能眼看着你这样堕落下去！”一把抓住了她。她一转身，演出服上衣的纽扣脱落开来，露出粉红色的胸罩。我激动着的大脑，又忙着幻想那胸罩里曾经熟悉的内容。　　鸽子脸上掠过一片红晕，显出片刻的羞涩和激动，却又立刻冷静了下来：“你疯了，你当我们还是以前、、、也许我根本就不该来见你！我怀疑以后都不要再见到你。”说完迅速跑开。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相信我，以后你会为今天的事感谢我的。”我抓住了最后的机会，大声喊出了这句话。鸽子跑了几步，又停了下来。此时，我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做得是否不够策略。便跟了上去，对着她的背影，含糊地说：“骂你是痛你。如果我有什么话说过了头，你受不了，就、就请你原谅好了。” 　　鸽子慢慢转过头，凝然看着我的眼睛，像是了望着陌生而遥远的星星：“你有必要请我原谅吗？你这种人，除了你自己，谁也看不起。” 　　一种即将失去什么的感觉忽然袭击着我，使我的心变得痉挛，我不由自主又要去抓她。她条件反射般往后挪了半步，蠕动着嘴角，一颗泪在她美丽的眼睛里打了两个转，珍珠般滚了下来。这回是她抖颤着手，向我伸了过来，抓住了我的衣角。　　“这些年我一个人，走到今天这一步，你当我容易吗？”她的抽噎，那覆盖着人世的折磨，奋斗的艰辛，爱情的委屈的抽噎，像千万颗钢针竹刺扎着我的五内。几年了，那几年前难以言壮的酸楚别情又如疾风般吹来，产生了要重新拥有她的涡流，滚滚烫烫涌遍着我的全身…… 　　“我们怎么会争论起这些来！好了，都别争了，难得见面……”说着我把她紧紧搂住，我是说我“想”把她紧紧搂住。　　鸽子的双手搭在我肩上，我顷刻感到了一团温馨的云雾。此刻，我感到了爱，这种爱，比过去了的来得更强烈更深刻更具理性。片刻，她的双手又轻轻把我推开：“争一争也没所谓，但一见面，就有必要争到伤感情的程度吗？”然后，她破涕为笑，像从梦中惊醒：“我得去照照镜子，补补妆，要不没脸见观众。” 　　世界重新变的黑暗，独我一人。我的脑袋像挨了一梦棍，两眼直冒金星。我蹲在地上，尽量使自己回到理智。　　回忆着刚才的那一幕，我万万想不到，鸽子那么个小丫头，已经变得是如此的城府。她那句话“艺术家是你，你去尽你的义务和责任吧！”里的“义务”和“责任”两个词组产生了耳鸣，像山谷的回声不断扩大开来。　　是啊，作为一名职业音乐工作者，我对社会尽了多少“义务”和“责任”？难道我真的就是鸽子讲的那种“靠着别人养活，还在别人面前神气活现”的人？　　“靠着别人养活，还在别人面前神气活现”这种话，对我并不陌生，我在湖南京剧团工作时期，也曾有闻。那是在70年代末期，中国文艺的旗手江青过期失效后，史无前例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也随之成为历史。京剧团恢复了传统剧目。我们的西洋乐队也就随之成了京剧团的包袱，成了“靠着别人养活”的一群。　　京剧团的西洋乐队何去何从，邹副队长召集全体乐队成员开了个会。我们决定作垂死挣扎，向京剧团证明，我们是有能力独立生存的。我们决定开一台音乐会。但在选曲上，我们搁浅了。因为我们能找到的，既能在政治上过关，又有艺术价值和可听性的国产乐队作品，寥寥无几。而西洋作品，虽然打倒四人帮后，政府对外国的古典无标题音乐有些放松，但极少作品是我们乐队的编制和能力可以胜任的。　　要是谭盾，就是我那京剧团不好好练小提琴的同事，奥斯卡奖得早点，得在那个时候，把他那些怪怪的，中国人以为外国人听得懂，外国人以为中国人听得懂，像“皇帝的新装”一样，谁也不好意思承认“听不懂”的音响艺术搬上台，兴许还可以哄他一阵子。　　“起来，不愿做篱下人的乐手，把我们的挣扎，化成我们新的希望。我们乐队，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几十人一心，冒着时代的困境，排练，排练，再排练！” 　　忙了个把月，等音乐会终于搬上了台，拉开幕布，才发现台下没有一个人！换句话来说，不是“没有一个人”，而是“一个人也没有！”我们自己演奏，自己欣赏，自己鼓掌，自己陶醉，直到最后一曲。　　那是我们湖南京剧团乐队的最后一场演出，一场无比悲壮，可歌可泣的演出。　　顷刻，我产生了一种假想，一种可怕的假想，那就是：如果我们京剧团乐队把那场演出的风格换一换，不演那套严肃节目，而换成鸽子唱流行歌曲，那将是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让我再罗嗦几句讲完我前面京剧团乐队的故事。那场演出以后，我们各奔东西。本来准备漂流去桂林歌舞团坐首席的小九，被新成立的湖南广播电视艺术团搭救。（据说是我们京剧团的邹副队长调到湖南广播电视艺术团担任正队长后，在李局长面前讲了我不少的好话，才成的）我即刻被湖南广播电视艺术团送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随后考入该院，从此才安心生活在精神的空中楼角，艺术的象牙塔里。　　想到这里，我觉得天空好像垂得更低，无形的风在我心的海洋里掀起狂飙。这时，一缕清澈的歌声，犹如一束曙光划破了天空。我心中的海洋忽然风平浪静。我静静地倾听着，倾听着。那歌声竟是那样的悦耳、好听，像一股清泉忽然出现在久居沙漠的难人面前。　　不是吗？80年代初，我们的祖国不正是取在“旧的否定了，新的又没出”青黄不接的文艺沙漠时期吗？人们需要艺术，人们需要娱乐，人们需要刺激……但是，我们的艺术家们，有什么拿给我们如饥似渴的消费者呢？我们巨大的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十几亿人口，都吊在了一首曲子：《梁祝》上，就是我那余丽拿老师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上。除此之外，还能找出些什么我们自己创作、反映我们民族的文化、代表我们的艺术水平、又喜人乐听的音乐作品呢？　　这个“责任”和“义务”，是我小九一个人能承担得了的吗？　　“请到天涯海角来，那里……花正开……”啊！多么圆润诱饵的声音，我终于认出了那声音！那是鸽子的声音！！歌星鸽子的声音！！！那声音像块薄荷糖，让我在那浑浊沉默的空气中感到了清凉、感到了适意、感到了呼吸畅通、感到了很……总之，很舒服。能给人这样的感觉，不是艺术也行啊！　　鸽子，作为一个歌星，或者说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人，做了一切她能做的。正是她，和她那样的一群通俗歌手，填补了我们民族那个时代、那个精神贫瘠渴望生活的时代的一个空白，一个我们这些自以为高高在上的学院派不屑，也无能填补的空白。　　“怎么，耳朵受不了了吧？成老师。”是李监督的声音。　　“啊，没……” 　　不等我说完，李监督抢着说：“不用客气，成老师。我们这样的耳朵怎么受得了那些…噪音。”他那个“噪音”显然说得很不情愿。“我都干了快两年了，还没完全适应。大概永远也不会适应吧。不过，话又说回来，要适应了，我的事业也就完蛋了。” 　　“没有，耳朵没有什么受不了的。我在这里听，是可以避开视觉的误差，听得更客观些。”我敷衍着。　　“啊，到底是同行，所见若同。我就是，听音乐时，总要闭上眼睛。” 　　接着，李监督讲起他的“堕落”史来。在音乐学院，他学的是意大利美声。但毕业后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单位。正巧轻音乐团的团长是李监督的朋友，他就这样 “下海”了。开始，他找了几个学美声的同学，举办了几次音乐会。搬了些在学院里学的西洋歌剧插曲，咏叹调云云，结果门票大损。团长找到他，明确地说：“轻音乐团的目的首先不是搞艺术，而是营业，讲经济效益，说白了就是要挣钱。如果再这样下去，就是朋友，也要请你走路。” 李监督说着，叹了口气。“有什么办法，中国的观众就这点欣赏水平。” 　　一阵热烈的鼓掌和喧哗，打断了我们的交谈。片刻，又响起鸽子清脆的嗓音“青青的山冈绿绿的坡，有一个小姑娘……” 　　“唱得真不错。”我由衷地说了句。　　“成老师，你也喜欢流行歌曲。” 李监督显得有些意外。　　“听，这里小号再弱一点就好了。对了，你刚才说什么？” 　　“我是说搞正统音乐的，敢说自己喜欢听流行的还真不多。碰到成老师这样的知音，真令人鼓舞。” 　　“我没有说我喜欢流行歌曲。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我没有资格说我喜欢流行歌曲。因为我听得太少，了解得太少了。” 　　“成老师真是客气……” 　　“听，”我又打断他，“这里去掉爵士鼓会不会好一些？” 　　“两年了，都快两年了。”李监督显得有些感动，“很少碰到人这样认真仔细听我的音乐会。你知道，这是我两年来全部的心血，它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李监督的动情也激起了我的感触：台下的人们啊人们，这样好好的歌声，你们怎么就不会去好好欣赏呢？你们为什么不去看看歌星包装里的内容？而仅仅满足于包装本身呢？音乐也像世界上一切事物，本来是那么的简单、客观、一耳了然，而人们却偏偏在主观的信念中时刻将它改变：你可以说树叶是一片绿色的梦，你也可以说树叶也是物质因而如同粪便；你可以说艺术是人类精神升华的结晶，你也可以说艺术不过是一碗开胃的汤，你甚至可以为艺术不能治感冒而大发雷霆…… 　　身处这样一个以主观个体形成的世界，鸽子除了抱以“我唱我的歌，管他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的态度以外，还能怎样呢？　　“你觉得鸽子和新如比，哪个强点？”李监督打断了我的思路。　　“新如？谁？”我问。　　李监督拿出节目单，指着上半场第一个出场的细长女歌星。原来，新如和鸽子是东方轻音乐团的两个台柱子。一个唱开场，一个唱闭场。　　李监督突如其来的提问弄得我措手不及。想起他刚刚才为我“认真欣赏他们的演出”而感动过，我怎么好意思坦白“其实新如的演唱我并没仔细听”呢？再说，鸽子最后留给我的那句话，那句“难得见一面，真值得为这种事伤感情吗？” 的余音还在我耳朵里回旋，我麻着胆子讲了下面一番不够负责任，有意偏袒鸽子的话：“比起鸽子来，新如可能比较有舞台经验……但鸽子学过提琴，音乐修养，感觉，音准节奏都会比较好……总之，新如在舞台上可能经看些，要是录成磁带，鸽子的就可能会经听些。” 　　李监督一拍巴掌：“可谓同行所见若同。所见若同。就这样定了。演完出，我就去通知鸽子。”此后，他简单地解释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专管副业的一位朋友想在他们团里找一位歌手录盒磁带试试，他正在新如和鸽子之间举棋不定。　　剧场再度传来暴雨般的掌声。李监督匆匆说：“要结束了，成老师一起去看看吗？” 　　“不碍你的事了，你先忙，我随后就去。”我说。　　“那好，幸会幸会，失陪失陪，后会有期，有空一起喝茶。” 　　我抬头仰望着天空，浮想联翩。　　人类残缺不全的思想、支离破碎的思辨所形成的对理性和感情的屏障与偏执，年年相继，代代相传，陈积难除的人性统属性，以及世间事物的本然、艺术的定准于丑美的划分，还须冲破浑浊的意识，浅薄的自信，还须到深沉的底蕴去寻觅，到忘我的悟性中去潜心品索…… 　　我空明的心，如同海绵般在贪婪地吸吮着全新的感受。　　“哗……”场内传来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估计音乐会结束了；不，应该说“演唱会” 结束了。愧意和好奇心又驱使着我从侧门回到了剧场内。　　看看台上，真不敢相信那亭亭玉立的少女就是几年前我那个小丫头鸽子。那漂亮的身段，迷人的肉体，造化的杰作，天使般不可抗拒地吸引着无数的人群。难道我本人，不也正成为夹在人群里的一员吗？　　鸽子向沸腾的人们频频挥手，鞠躬。人群开始骚动，有人极力向台前接近，被工作人员手牵手挡住。那情形，让人联想起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这时，我从嘈杂的声音里听到：“鸽子的表哥，鸽子的表哥。”随着声音找去，原来是那个饭店的小个子服务员站在椅子上叫我。他被挡在工作人员的后面，手里高举着一束鲜花。他见我发现了他，便抓住了时机，把那束鲜花向我扔了过来，高喊着：“给鸽子的。给鸽子的。” 　　我接住那束鲜花，犹犹豫豫向台前挤了几步，被工作人员小黄看见，说：“成老师，现在过不去的。” 　　“给鸽子的。”我高举着花，重复了小个子服务员的话。“有数了，我帮你递过去。” 　　于是，那束鲜花被高高举起，加上大声一句“成老师给鸽子的”，向台上的鸽子飘去、、、、、、　　　　剧终　　1982年于上海音乐学院　　　　新加结束语　　边打字边咀嚼着自己的旧作，觉得过去的文字是多么的细腻，或者罗嗦做作，也为家弟识字之多而感到惊叹。同时，我也在韵味着自己暮日的情感，多么可爱，罗曼蒂克！　　但那种少男少女的情调和稚气，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去。我惊讶地发现，如今的自己已经变得是何等的实在和玩世不恭，玩世不恭到一些从前决不敢想象写出来的文字，如今则不加思索便出笔成章。比如下面的这一小段：　　“和鸽子在上海见面后，在我的小琴房（情房）里，我们犯了几年前没敢犯的“作风错误”。那时她已经不穿裤子了，当然也就不用裤带，而改用了裙子皮带，所以“解除障碍的工作”进行得颇顺利。当我入侵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显得很特别，特别得虽然和痛苦很接近，但肯定不“痛”也不“苦”，否则她不会紧紧抓住我那条毛巾，那条为了不把床单弄得黏糊糊的毛巾，说∶“我还要你用一次。我还要你用一次。”那一次，是我们两人“一起”的第一次，但显然，我们两人“分别”就都不是第一次了。按鸽子的指令，一次，又一次，再一次，直到感染到楼里其他同学们的情绪……” 　　写出这样的文字来，该不该骂！　　现在回想总结起来，理解到：鸽子时隔几年，再来看我，除了期待我对她的承认，让我为她感到骄傲，或者还有些别的外，最主要的，应该还是怀情。要是在今天的年龄，那怀情的分量足不足以作为一定要见面的理由，可能是个值得犹豫的问题。但那时的我们，毕竟年轻！　　少男少女的纯情，都是美好的！　　如今的九哥，成熟得似乎已离纯情甚远，正因为如此，纯情才更可贵。　　我从上海毕业后仍回湖南广播电视艺术团工作。鸽子演出到湖南，来团里看她的邹叔叔，也到了我房间，在我那惟一的藤椅上坐了坐。她不是一个人，而是带了个伴来的。那个拌就帮我们避了所有的嫌。我不记得我们谈了些什么，只记得她说我房间的水泥地很脏，尽管为了迎接她的到来，我事先还特意打扫过的。　　临走，鸽子留给了我一盒上海电影制片厂为她出的歌唱专集磁带和她的广告照片印刷品。还有一条枣红色的领带。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条领带。　　小说《准音乐家邂逅女歌星》发表后，我给她广州的家里寄过一份。后来我去广州，找到她家去了。她不在家，她母亲正和人一起打牌。虽然她母亲也请我坐下，说打完这一轮就给我倒茶，但茶终究无暇倒。我出门时，她母亲才问了我一句∶“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有没有1000块？”我没能回答她的问题，因为我实在羞于回答∶“我一个月能挣56块。”在祖国的那些岁月，作为一名国家干部，直到走出国门的那一天，月工资都没有超出过70块人民币。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她母亲问我“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是何用意？不过，如果今天她母亲再问我这个问题，我大概还是会不好意思回答的。因为如果我如实回答了，其结果大概同以前一样是会受到她母亲鄙视的，这回不为我的收入太少，而是为九哥吹牛摆阔。所以我不能具体交代 “每月挣多少钱”，而只能坦白“九哥出国后的月收，早就不是个把信封足以收纳的水平了。” 　　至于鸽子，以后就没有联系了，只听说她后来去了美国。而我，一直收藏着她给我的“歌唱专集磁带和她的广告印刷品照片”，脑子里还会不时响起她的歌声。至于那条枣红色的领带，多年来一直是我最喜爱的之一，逢场合常要用到它。就是今天，它仍挂在我衣柜里最常用的区域。　　如果鸽子能读到我这篇文章，也算是我对她赔的不是。我想告诉她我当时应该尊重她的选择。告诉她我明白了：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感觉强加在别人身上。比如说不能自己肚子饿了，要求别人也吃饭。　　我还明白了：对同一事物，别人如何去看，用什么眼光去看，是别人的自由和权利。比如一个女人穿了双漂亮的高跟鞋走在马路上，在一个美术家的脑海里可能会出现一副生动的图画；而另一个同龄女人看了可能会想那鞋自己穿了是否合适，或者还会猜那鞋的牌子和价格；而扫地的老阿姨看了可能会担心那女人摔交；但一个色情狂看了就很难保证他不躲在自己的汽车里自慰；如果是个医生，就可能会告诉那女人高跟鞋不利于身体健康。所以，一个演员只能竞业干好自己的活，而无能掌握观众怎么看她，用什么眼光来看她。更况乎，就像鸽子说的那样“观众是出钱买了票子来看的。” 　　我还要告诉鸽子我意识到了：一个人，无论他从事的是阳春白雪的艺术，还是下里巴人的娱乐，都应该具备做人最基本的修养，那就是：对他人人格的尊重。其次是，做人要重友情，作为朋友，对任何问题，不论如何争论，都不值得争到伤感情的程度。　　还有，经过了这么些年，九哥对“正统音乐”与“通俗音乐”的关系，或者引申到“艺术”与“娱乐”的关系，从认识到感情上也有了很大的转变。我逐步发现我其实是很喜欢通俗音乐的。我出国后所演奏的提琴CD中，就有一半是通俗歌曲的改编曲。　　至于“艺术理想之美好”与“现实生活之残酷”的关系，还有那些鸽子在那么年轻就懂得了的简单的谋生道理，“要会挣钱”的道理，我在海外用了许多年才熬明白。　　正是现实生活的残酷，让我认识到：高尚和超脱，是艺术家最基本的素质。纯艺术如同宗教，热爱和追求它的人们，必须像清教徒般的虔诚、无私、只讲彻底奉献而无所求。艺术对艺术家们的回报就是艺术家们从攀登艺术高峰途中的艰辛中所得到的精神满足。“精神贵族”就是这个意思。当我得知绝大多数流芳百世的艺术大师生前都挣扎在极贫线上，尤其当我看到我最崇拜的某中国艺术家，中国某艺术学府的教授，竟为了生计在欧洲的大街上卖艺，我感到了痛苦和窒息，那便是我毅然选择了“堕落”的理由。如今，九哥已经摘下了提琴艺术家清高的包袱，成了个赤裸裸的小提琴商人兼小手工艺者。但这并不影响我对艺术和艺术家们无限地崇敬和热爱。今天，我的艺术细胞和整个心灵换了种形式和手段仍然活跃在广阔无形的文明时空。　　最后我希望，不论鸽子在哪里，都生活得开心快活。万一以后有幸再见面的话，一定问问她是不是真的打算把我“照顾到轻音乐团”去。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的重逢能是个更美好更传奇的故事。　　成丹九哥　　于日本名古屋　　2002年10月15日　　　　声明：此为文学作品，故事中创作成分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