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女书女妓女 13-15│九哥│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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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书女妓女 13-15
九哥 (发表日期:2023-06-28 01:35:39 阅读人次:45589 回复数:0)
十三，我的谋生之道　　在奥斯陆，和安娜一起住在那么间小屋，实在是很挤。虽然过去在祖国那些“越苦越革命”的岁月里，什么“命”都“革”过，但出国是为了享福，怎么可以继续革命呢？　　那一阵，安娜说她忙完大学的工作后还要写学术论文，所以连连回得很晚。但我想她可能是有意避开我在外面偷安静。为了找房子，我骑着自行车在外面乱逛，没放过任何空房子或套间玻璃窗子上贴的出租出售广告。　　花了好些天，几乎找遍了奥斯陆，也没能找到各方面条件都合适的。但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我们住的那栋旧洋楼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我发现一栋新宿舍楼，玻璃窗上贴有出售的广告。走进大楼一看，里面还有个很大的草坪。我激动地把那消息告诉了安娜。安娜听后不但没有作出应有的激动，反而说了句：“新楼一定很贵。我们两个人只有半份固定工作，银行一定不肯给我们贷款。” 　　　　过想想也是，到挪威都三个月了，我还没有挣过一分钱。开始，我和安娜并没有实行经济责任包干制，双方都讲点客气争着付帐。但很快我从澳洲带来的那点现款就兑换完了。接着给爱琳去过一份特快专递邮件，要她立刻往我的银行帐上转3000澳币。但那3000澳币，在奥斯陆、那个世界上不排一也要排二排三昂贵的城市，也快消费得差不多了。　　前面提到过，在挪威读硕士不但免学费，还可以从政府那贷款生活费。如果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离开挪威，那笔贷款一般就可以糊涂掉。但我的问题是毕业后没有离开挪威的打算，所以没有去动“占那份便宜”的脑筋。　　我不是不想挣钱，而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如果只要能挣钱的工作就行的话，也不是完全找不到。安娜有个妹妹，在政府的福利机关工作，曾问过我需不需要她帮忙找点临时工作做做。“我怎么能干打扫迪斯科的活呢！从上海大学毕业后回到湖南好歹是个乐团首席。留学澳洲半年后又自己为自己创造了个‘海外部经理’的职位。怎么到了挪威让我去打扫迪斯科！笑话。” 　　当时的小九哥，暂时忘记了伟大领袖的教导“我们的工作同志，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现在想起来，其实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听说美国大总统的孩子，也照样在餐馆端盘子。　　“实在不行就干老本行去乐团拉琴吧。”安娜曾这样建议。但是，她有所不知的是，不是我拉琴的技术不行，而是我们中国人拉琴的风格很难被西洋人理解，所以要谋个乐团的正式工作并不容易。到乐团打打零工倒是可能的。不过，打零工那条蛇也咬人。记得过去在澳洲，也曾多次在乐团打零工。一个乐手要保持自己的水平，每天需要花上许多时间练习，此外还要花时间参加排练，演出一场也就一两百澳币。不过乐团打零工的收入比起在澳洲广播电台做节目来，还算是实在的。因为在澳广每星期虽然只做三十分钟的节目，但为了那三十分钟的节目，我几乎要花上所有的业余时间找资料写稿子和播音练习。回忆起来，在澳洲最初的日子里，我最最实惠的收入还是在塑料厂打过的那一个月的工。一天八小时，扎实有八个小时的报酬，只是天天都在边做边感到委屈。“怎么中国的艺术家跑到澳洲来沦为工人了！” 　　自以为有点屁本事就一副臭架子，好像也是我们的中国特色之一。　　初到奥斯陆的那段日子，小九哥真的是处在了“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的状态。好在安娜似乎对我的感觉很理解，没有公开逼过我。只是为了生计，她自己除了大学的工作外，还到外面找了些杂事做。比如收私人学生教中文什么的。　　最让我过意不去的是她居然给人当保姆。有一阵，每星期天她要去很远的地方帮一个移民妇女看3小时的孩子，好让那妇女去政府开办的免费挪威语学校上课。那份工作是安娜的妹妹介绍的。而那三小时保姆的报酬，自然由安娜妹妹的福利机关支付。为了表示同甘共苦，我也跟着安娜去过一次。因为那移民妇女的家离车站还要走很远的一段路，而去的那天我穿了一双从澳洲带来的便宜皮鞋，跟在安娜后面一路小跑，跑得我的小腿前骨巨痛，痛得不能移动。我真想请教请教做鞋的专家，便宜鞋怎么会附带那么个功能。看着我的安娜，那戴着副眼镜的学者兼大学系秘书，拿自己交给国家的税为外国人谋福利，帮一个打扮得花哨俗气的移民看孩子，不但心理不平衡，更觉得挪威人真的是很愚蠢很愚蠢。当然我也怀疑过，那莫非就是我们所讲的共产主义，为全世界人民做贡献。　　安娜的种种优秀事迹虽然令我感动和难过，但并没有动摇我不去迪斯科扫地的决心。　　好，让我把话题回到房子上来。　　明明知道我和安娜当时的经济状况没有可能从银行贷款买房子。我还是建议安娜：“先去看看不行吗？” 于是，打电话找到了那家房地产公司。　　那房子果然不错。盖了还不到一年，当然是全新。客厅有36个平方，两间卧室加很大的厨房和很大的浴室，另外还有间杂屋和阳台。价格一问，不到100万挪威克郎，也就是说不到20万美金。看完了，安娜和我一样动心。想着无论如何要把它买下来。　　于是，我们到了银行交涉贷款的事。说头金我可以从澳洲调来，安娜的收入全部还贷款。但无论我如何信心百倍地讲得天花乱坠，银行的人还是建议我先好好想想究竟以什么为职业，有了相对固定的收入后再谈。　　要挣钱，当然只有做生意。讲起做生意，安娜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卖中国画，因为那是我们认识的由头，而且那次我们合作得很成功。现在没有了约翰那个绊脚石，我们应该合作得更默契。我带着手里仅有的几幅国画做样品去了奥斯陆好几家画廊。总结的结果是，奥斯陆的市场与墨尔本完全不同。首先，澳洲靠着亚洲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澳洲人容易对邻居的文化感兴趣。其次是澳洲历史之短以及多元文化使澳洲人对外来文化有好奇感。再者是澳洲的人口多，华人以及与华人有瓜葛的人口也很多，所以有一个中国画的消费市场。挪威就不一样了，人口少、单一民族、历史悠久、远离亚洲，总之不论从哪方面都不可能形成一个中国画消费市场。　　那些日子，在生意上，我和安娜几乎天天都有新的主意。我们都认为自己是文化人，应该做点大事情。大事情会有些什么呢？比如做电视节目交流。那真是个不赖的主意。　　于是，我回了一趟国，到了中央上海广东电视台，受到了各台对外部部长的热情接待，并签署了由我“作为该台在挪威节目交换独家代理人”的协议。我花了许多时间，看了那三个台的许多电视节目，最后选中了中央台的记录片《小木屋》，上海台的记录片《摩梭人》，广东台的电视剧《小船》。回到挪威，在安娜的陪同下去了挪威唯一的国家电视台NRK，受到了NRK部门负责人的热情接待。那负责人告诉我，过去很少与中国大陆的电视台交换节目，所以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等我又花了许多时间看挪威的节目，选中其中一些节目准备与中央上海广东电视台联系时，才发现，我是在花自己的钱为两国的文化交流做雷锋，因为节目交换，请注意，不是“买卖”，是“交换”，那中间的差价在哪里呢？与NRK部门负责人再次交谈“不是交换，是买卖”之后，她告诉我：“把买卖节目作为一种业余爱好是不错的，有时也是有可能挣点钱的。但如果想把那作为饭碗，就恐怕经常要饿肚子了。”那负责人最后说：“本不该告诉你，中国的电视节目因为政治宣传性太强，所以挪威购买的可能性很小。如果对买卖电视节目有兴趣，还不如自己扛个小摄像机到处拍，拍了卖素材的实惠。”受了她的启示，我后来真的买了架半专业摄像机。有一次撞上附近着火，拍了一通还真卖给了NRK，得了1000挪威克郎，算是把摄像机三角架的钱挣回来了。　　除了以上讲的电视节目交换的“生意”，我们还尝试过更大的。就是我曾在《开车乱游欧洲》里写到过的一件事情。我这里摘录一小段。“那是我刚到挪威的时候，想做点文化生意，回国正好碰到湖南博物馆的一位熟人，是过去一起下乡搞过省委工作队的老战友，他说他们正准备找国外的博物馆出展马王堆古尸。我与老婆玛丽安娜一商量，觉得是个做大生意的机会，所以自费去了趟瑞典的尤托博格，因为那里有个很有名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的负责人听了很兴奋，只是十分担心古尸的保护难度以及费用。想着这件事做成了可能改变我们的命运，我带着玛丽安娜自费又飞了一趟中国。结果和湖南博物馆的负责人一谈，那个亲口对我说过‘古尸出展’的领导，却突然改口说：‘不是古尸出展，是古墓里的某些文物出展。’那一次会面，又一次证明了玛丽安娜的理论：‘从大陆领导口里出来的话，是很难算数的。’虽然我那糟糠玛丽安娜说那话时是带了些情绪的，但我后来为大陆的公司企业办的几件事，也都是花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钱，结果通通被人过河拆桥了。这其中除了我老九‘不是吃大陆菜的虫’以外，是不是也有大陆人讲话办事的风格与国际不够接轨的成分呢？” 　　“被人过河拆桥”的事情，我随便可以举出一打例子，帮湖南酒厂联系废料处理的事情就是很好的一例。我偶然认识了湖南酒厂的厂长。他说他的酒厂因大量有害废料流入湘江，每年要上缴大笔罚款。厂长说他知道挪威在将造酒的废料处理成肥料上有先进经验和技术，而且与北京酒厂的合作颇见成效。安娜通过各种途径终于找到了与北京酒厂合作的那家挪威公司，并与那公司取得了联系，还写了封很长的信。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有意隐瞒了湖南酒厂的联系地址和联系人。信发出去后就毫无消息。等了个把月我们去打听，才知道那公司把我们踢开，通过自己香港的代理人早已经与湖南酒厂取得了联系。你说这事咋办？都没法去告他们！只当是又做了次洋雷锋。　　大的做不来，我们就图实惠，想先做点小生意。　　了解到挪威人有穿羊毛衣的传统文化，我也想过在奥斯陆开发一个艺术毛衣的市场。为此我去了上海，找到了上海两位姓陈的毛衣大王。收集了大量的毛衣资料。把那些资料带到挪威，找到挪威毛衣协会的人谈生意，却遭到那协会的猛反对。说也是，人家协会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本国的毛衣市场不受到外来的侵略，怎么可能与我合作呢？　　我也想到过进口中国的便宜手工具。我家老大的一个铁哥们在中国轻工业进出口公司，给了我最优惠的条件，并且免费寄了一大箱样品给我。我背着那些沉重的样品跑了奥斯陆的许多工具店，结果大家都只留下一件做样品。之后我没有收到任何订单。但不久，奥斯陆市场出现了大量的中国便宜手工具，连跳蚤市场都在卖。　　我也试着想进口湖南的浏阳花炮，但没有合格的仓库禁止进口。　　我也试着想进口中国的健康食品，也就是中药。几乎写信给了中国所有的医药进出口公司。收到一些样品后，安娜花了大量时间心血翻译内容，送样到政府有关部门检验。结果出来后，正考虑进货，忽然有其他中国人说他们早就在进口那些东西，而且拥有独家进口权。　　我甚至想试着进口餐馆用的小毛巾。但那也早就是别人的套路。　　总之，我什么也没有做成。除了托朋友从南京买的两小箱眼膏，冒充小提琴清洁油进口后做“女人脸上疙瘩消除油”转卖给一家化装品商店，挣了点咖啡钱以外。　　半年过去了，我的生意没有任何收益。一天，房地产公司的人打来电话问我们“那房子你们到底还要不要。”得知我们是在贷款上搁浅，那卖房子的把我们介绍给了另外一家银行。　　银行贷款的负责人是一位中年妇女。她首先问了我的收入情况，得知我暂时没有收入，她把铅笔放在资料上，做出无可赖何的样子。我连忙告诉她，我在大学读硕士，毕业后一定会有工作。　　“你学的是什么？”她问。　　“音乐。”我答。　　“音乐里的具体什么？” 　　“小提琴。” 　　听到小提琴，那妇女的样子变得友善起来。问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现在手里的小提琴是谁制作的。” 　　“这个、、、、、、”我踌躇了，我那小提琴是一位从广州提琴厂退职的顾师傅在家里为我做的，那人她也认识吗。” 　　“我丈夫最近贷款买了把小提琴，花了差不多300万克郎。” 　　原来她的丈夫是奥斯陆乐团的小提琴手。一把琴值“300万克郎” ！我掐指一算：“那相当5万美金啦！”我吃惊地喊了出来。　　“是啊，5万美金的琴在奥斯陆乐团算是很普通的，真正贵的小提琴，比Stradivarius,或者Guarnerius的琴都在100万美金以上。我丈夫为了还贷款，最近特别忙，除了奥斯陆乐团的工作外，还在两家学校兼课，另外还教了三十多个私人学生。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小演出活动，一个星期难得和他在一个桌子上吃顿饭。” 　　跟那负责人友好交谈的结果，当然是没有结果。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我获得了极其重要的信息。记得在澳洲当上旅游学院对外部经理，不就是从牛麦克的一个信息开始的吗。得到信息是很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分析信息利用信息。　　回到家里，我的脑筋总离不开一个问题：“既然提琴那么贵，钱都给谁挣去了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走访了奥斯陆唯一的一家经营小提琴的商店。接待我的是一位老人，一只手还带有残疾。他自我介绍叫克罗，原德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挪威。他一边干活，一边用很蹩脚的英文跟我交谈。他说：“东德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已经很难用以前的价格进到提琴了。最近，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变化。”他还说自己很老了，想再干一阵，找个帮手就退休。边谈，我情不自禁地帮起他的忙来。他惊讶地问：“你也会做琴吗？” 　　“恩”，我不知不觉撒了个谎。不过要说撒谎也不完全，我孩儿时的确自己做过一把小提琴。那是我才十二岁的时候，由于想拉小提琴又没有钱买，从自己的床上取掉一块床板，在一位业余爱好者的指导帮助下，做出了世界上最丑的一把，一把什么呢？一把类似于小提琴样子的木盒子。那行动感动了众亲戚，结果是舅舅出15块，叔叔出5块，姑姑出得最多，出了25块，让我的提琴梦成为了现实。　　由于我那点做琴的历史，后来一直被人误会为能做琴修琴的人，所以也经常受到人们帮忙的请求。久而久之，也积累了一些经验。甚至那年考上海音乐学院，我湖南的提琴郭老师还提出过这样一条“曲线学琴”的道路，那便是：“如果考演奏落选，可以试试考小提琴制作，因为制作班也有演奏课。” 　　很快，我与克罗达成了合作的意向。他提出：“为了让我相信你的诚意，你先从我这里买十套材料。做好后，能达到我的要求的话，除了材料费外，我以6000克郎一把的价格，也就是相当1000美金的价格向你收购。” 　　我如今的万贯家产，就从那十块木板开始了。　　我去了广州，找到那位从广州提琴厂退职的顾师傅。他正好和另外两位朋友合伙，在沙河租了间民房，从乡下找了几个工仔，正在寻找客户。我们以加工费100美金一把成交。　　两个月后，我的十把琴加工成了。　　拿着爱琳从澳洲寄来的头金6000澳币，以及卖掉那十把琴的6万挪威克郎（相当1万美金），加上和那琴店的合作协议书，再去了银行。这一回，不但贷到了款，那贷款负责人还帮她丈夫向我定了一批琴。　　之后，我和安娜，两部自行车几个来回就把家搬了，搬进了我们梦寐以求的那个漂亮宽敞的套间。　　从此，钱的烦恼，就永远地让给了别人。　　为了配合我的提琴生意，我把大学的专业从“音乐学”改为“小提琴音响学”。但实际上，我并没有继续奥斯陆大学的课程，而花了大量的时间出国学习。我几乎跑遍了欧洲所有的国家，还有其他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和中国，结识了许多当今世界上最有名的制作大师和音响理论家。我自己，也不知不觉制作起小提琴来，而且越做越有兴趣，越做越来劲。我这人天生的毛病，就是干什么都上手很快，而且只要一干上就特别认真。几年后，为了检验自己的水平，我麻着胆子参加了一次“国际提琴制作比赛”。兴许是“狗戴帽子碰中的”，我居然获了奖！　　从此，我开始在国际小提琴制作界小出风头。挪威瑞典的报纸上也偶尔露面。　　我的Daniel Chenius小提琴也为北欧提琴界无人不知，几乎垄断了挪威的新琴市场。记得那年在挪威举行的冬季奥林比克，在开幕式上出现了一百人的儿童小提琴演奏团，那其中有30来人，手里握着Daniel Chenius小提琴。在卑尔根的一次国际音乐节上，某乐队的八把中提琴有半数是我的。　　不久，德国老人克罗退休了。我便独立门户开起了自己的琴店。遵循中国人好大喜功的恶习，取了个很牛的名字，叫“挪威提琴公司”。　　那天，像往常一样，我开着我的BMW，在大学接了安娜回家的路上，在印度餐馆和中国餐馆之间，选择了中餐。饭后回到家，一起坐在宽敞大厅的沙发上，边看电视边对安娜说了句：“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什么？”安娜问。　　“感谢上帝我们其他的生意都没有成功，要不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纠缠在一些什么麻烦事上，那些麻烦事可以是假冒中药；过时尚毛衣；花炮爆炸事件等等等等。看如今做小提琴多好，不但一本百利，旱涝保收，永不过期，而且专业对口，做到了学有所用。卖提琴和卖别的还不一样，讲起来属于艺术，挺面子的、、、、、、”我还要继续得意下去，安娜打断了我。　　“我头一回见到你，就觉得你与众不同。你一定是上帝的宠儿。”安娜很认真地。　　“讲着讲着你就当真。天上哪来的上帝。”我重复着我一贯的无神论。只是这一回，似乎不像以往那样自信。　　“上帝是存在的。”安娜说得很肯定。　　“上帝真的存在吗？”我又反问。　　人啊，一吃饱了就多事。从那以后，我和安娜经常为一些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其中当然包括“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　　《圣女书女妓女》的故事讲到这里，妓女也该出场了吧。你说呢？　　　　十四，科学、God、街妓　　“人啊，一吃饱了就多事。”这是我在上一章结尾时的一句感叹，本来想凭这句话出名的，但发现那不过是其他名人理论的翻版，及“人类生存需要的几个阶段”，就是先解决温饱问题，然后是功名问题云云，具体自己去查查吧。　　话说我和安娜，自从我的提琴生意走上轨道，如何做生意挣钱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以后，我和安娜交流的内容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从“电视节目、马王堆古尸、毛衣中药毛巾工具花炮etc”，变成了“上帝存在与否、人类灵肉之关系、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宗教etc”。　　那天，我又懒得做饭，打电话叫了个斋屁杂(Pizza)，和安娜边吃边看电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爱琳，不由自主地向上帝祷告了一声：“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食物。”因为，在澳洲和爱琳吃饭之前，她一定是要这样祷告的。　　“怎么？你终于也相信上帝了？”安娜的口气不但说明她并没相信我的改变，还带了股酸苦瓜味道。　　“是啊，我不但相信上帝了，我还变的和你们一样愚蠢了呢！” 一如既往，我没有放让。　　“愚蠢！相信上帝是愚蠢？！整个西方文化，西方社会，包括爱因斯坦，美国总统都愚蠢。世界上就你们中国人聪明？那你怎么不呆在你们聪明的祖国，而往愚蠢的西方跑！” 安娜看上去是真的有些生气了。她站起来往厨房走去。　　在澳洲和挪威住了那么些年，我也开始觉得，如果发现别人与自己意见观点不同，就认定别人是愚蠢，那本身就是一种愚蠢。而如果换一种方法，在发生争论的时候，先不急于给人家下结论“无知、愚蠢、弱智、胡说、放屁”，而是把自己的意见观点暂时放在一边，放弃对立的情绪，认真仔细地听听别人的意见观点，而且尽量从别人的立场上去理解别人的意见观点，让人家把话讲完，回头与自己的相比较。那样的话，不定会有新的发现，或许还能学到些新的东西，也利于更有力地反驳别人。尤其如果争论发生在家庭内部，是不能搞“大批判，大辩论，文攻武卫”的。比如刚才我和安娜的那两句争论，就算相信上帝是封建迷信，是愚蠢的，我们也应该冷静想想安娜所说的，为什么先进国家里有那么多聪明智慧的人相信那个愚蠢呢？　　是聪明使人愚蠢？还是愚蠢使人聪明？　　我有些糊涂起来，但想起我大学的哲学老师所说的“你在思考问题，觉得糊涂的时候，就说明你在进步。”那么说我是在进步！一阵得意油然而生。　　这时安娜从厨房走了出来，用和解的口吻说：“我刚才讲话可能、、、、、、” 　　“没关系，我刚才讲话也有些过分，比较缺点修养。”我把那高姿态抢了过来。　　“修养只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思想方法。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是一切一切的前提。”安娜说。　　“科学不是管发明创造生产技术的吗？怎么也管起思想方法来了？” 　　“科学的思想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放弃个人成见偏见，重事实讲道理。科学只承认客观事实，不承认主观情绪、、、、、、”安娜还在继续讲课，简直就是在帮我复习我大学的哲学课。而我却在回忆着许多往事。　　“科学只承认客观事实，不承认主观情绪。”这听起来很容易的道理，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却是那样的艰难。要不怎么尽是些“社会主义建设一年等于二十年”、“亩产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还有“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回想起来，几乎所有时期的口号都是主观情绪的，文学夸张的，背离客观事实甚远的。　　“那好，我接受你的科学思想方法。就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请你拿出客观事实来。”我说着，觉得自己忽然变得科学起来。　　“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质疑、、、、、、” 　　“那你请个上帝出来让我看看。” 　　让人把话讲完，也是我的文化大革命后遗症之一。　　“那你请个空气出来让我看看。”安娜这句话讲得节奏很快，像是怕讲不完又被我打断一样。　　我从沙发前的桌子上拿起安娜的眼镜，对着镜片足实地哈了口气，然后迅速戴在她的眼睛上，得意地：“看清楚了吗？说错了，是看不清楚吧！” 　　安娜把眼镜取下，慢悠悠地说：“恭喜你的智慧已经上升到懂得用不同方式证明本来看不见的东西的客观存在，否则，你一定要说地球是平的，像一块木板漂浮在水上。对上帝存在与否的认识也一样，不能用你看不见来证明它的不存在。在我们进行这个问题的讨论之前，我想跟你澄清一些概念。首先，在你的字典里，上帝是什么？”安娜的语气，越来越变得像个教书先生。　　“上帝谁不知道，就是God，是创造世界万物的神，用中文说来就是造世主。”这些迷信宣传，就是不算上我在澳洲挪威住的那么些年，也早在国内就听那些伪装成英语教师的美国传教士讲过。　　“回答得很好。就按你对上帝的理解，如果你制造一样东西，你就是那样东西的上帝。比如，你把一棵苹果枝嫁接到一棵梨树上，你就是‘苹果梨’的上帝。但是，被你创造的那棵苹果梨树会认你为它的上帝吗？它完全可能认为自己是自然长成的。但是，你不会为苹果梨不认你为它的上帝而生气，因为你知道，苹果梨不具有认识上帝的智力和能力。人类对上帝的认识也是一样，也有智力能力的发展程度，甚至智力能力的限度问题。” 　　“既然人不具有认识上帝的智力和能力，那你，还有你们西方人认识上帝的智力和能力是哪里来的？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说。　　“虽然我们同是人类，但人类各人种，同人种的个人之间，智力能力是有差异的。就像同是植物，有些植物对人的触摸是有反应的，有些植物甚至能对不同音乐作出不同反应。而动物，就拿狗打比吧。狗是通人性的，但各种狗类通人性的程度是不同的，同一类狗，通人性的程度也是有差异的。” 　　“你别跟我拐弯抹角贩卖你的种族歧视了，还是快快招来你是怎么认识上帝的。”我紧追不放。　　“我们人类通过五官认识客观世界，所认识的世界范围是三维加时间。但是，客观世界有可能是高于三维，比如四维五维甚至更多维的，上帝有可能存在于三维以外的空间。另外，除了五官，三维加时间以外，人类还有第六感，潜意识，超智能等等目前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不能否认，全世界任何人种任何民族，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都深深隐藏着一种对某个至高无上超能主宰的崇拜和恐惧。那种感觉，就是认识上帝的存在，也就是认识‘神’的存在的基础。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人是通过宗教来认识神的，也就是通过流传下来的经书认识他们的上帝。各种宗教都有神的代言人，也就是先知。神通过先知向人们传达信息。形象地说人们的大脑如同收音机，某架天线比较敏感的收音机在某个地区某个角度正好接收到上帝发来的信息，并不是完全不能想像的事情。” 　　“除了先知，天才也是接受了上帝的信息吗？比如作曲家做梦写出完全不属于自己想出来的作品。”我忍不住冒出这么一句，因为我想起我自己也偶尔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做梦，梦见整个交响乐，连每个细小的声部都清晰可听，但这个交响乐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还有就是小说电影，在梦中会出现一部小说或者电影，里面的历史社会背景人物剧情都是我的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但那些剧情会那样奇妙而符合逻辑的发展，就是醒过来，某些细节还清楚可见。莫非我也有一点点天才！你呢，是不是也很天才？　　安娜没有回答我是否是天才的问题，而继续讲着：“世界上任何宗教，或者民间神话传说，都有一个神造人的故事、、、、、、” 　　“人类不是植物，是不可能被神制造的。”我强调着我在大陆受的那点无神论教育。　　“现在科学家运用克隆技术，在实验室可以复制牛羊，将来，也一定会有科学家复制人。连人都可以造人，神为什么不能造人？如果科学家造出人来，而被制造的人不承认科学家是他们的上帝，那并不等于科学家不存在。承认上帝，也就是承认神存在的可能性，才可能进一步探索神的真谛。”安娜说着看了看表，从桌上拿起眼镜戴上，站起来披上外衣，说：“今晚我们的学术组织正好讨论‘上帝可能是什么’的话题，你要闲着，也不妨去听听。” 　　“又要出去，怎么都不问问我同不同意？”我装着有些不高兴。　　“什么！我出去要问你同不同意！！是谁给了你那个权利？”安娜的表情显得有些吃惊和滑稽。　　“你现在不是单身了，你是我的老婆。老婆在中国叫贱内、糟糠、屋里那口子、、、、、、” 　　“谢谢上帝我不是中国妇女。可你现在是在西方。在我们这里，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品、、、、、、” 　　又是一阵家庭内战。　　像每次争吵的结果一样，我开着车把她送到了开会的地方。不同的是，那天，我跟了进去。　　参加会议的基本上都是些上了年纪的学者，数我老婆最年轻最漂亮。　　会上，那些人提出了许多问题讨论，比如：人类短暂文明与地球悠久文明的关系，地球与月亮的关系、外星人是不是上帝、猿是怎样被外星人制造加工成人的、人的肉与灵的关系、人类各种宗教产生的根源etc. etc. etc. 过了这么多年的今天，那些问题想起来仍令我感到头痛。　　我那天没有把会听完，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听不懂，内容和语言都听不懂。那些参加会议的人开始还挺照顾我，尽量讲英文，讲着讲着就来挪威语了。后来发生一些争论，干脆就无视九哥的存在。我越听越没意思，越听越头痛。那头痛可能也有那个老头不断抽雪茄的缘故。我借了个故先溜了出去。安娜说散会后有人送她，所以叫我先睡。　　为了不把小说写成学术论文，还是让我接着讲故事。　　我开着车，心里总结出一句话：“ 信神真的是件很麻烦的事，如果当‘神根本就不存在’的话，是多么的省事。就像我们的惯用法，‘闭上眼睛，眼不见心不烦’。”想着，一个弯拐错，进了市中心。　　奥斯陆的市中心，不是纽约不是伦敦，甚至不是中国的某个县城。所谓市中心，就那么一条人行街，叫“卡、约翰”大街。这条街从火车站通向皇宫，慢悠悠步行约30分钟就得打回转。晚上闲得无聊，我也时常和人们一样在那条街上游来荡去。　　与“卡、约翰”并行的其他街上，就与热热闹闹的景象完全相反，一到晚上，甚至几乎没有行人。那天，我把车停在靠“卡、约翰”最近的一条路上，锁上车准备步行去“卡、约翰”凑热闹。　　这时，我看见一个人，一个女人，准确地说是一个女人的一部分，就是从腰以下的部分：超短裙下露出被黑色丝袜紧裹着的细长的大腿。那腿长得我看了好久才延伸至一双黑色的高跟鞋。与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同，奥斯陆那条街上的高跟鞋，几乎成了某种职业的标志。如果把那职业说出来，就叫“娼妓”。　　我沉睡了多时的性欲，忽然地被惊醒。我顿时感到一阵过速的心跳，一身热汗瞬间变得无比寒冷。我全身上下不可抑制地颤抖着，上下牙齿敲击的速度快过任何爵士鼓手。接着是一阵急于要大便的感觉。（请用餐的读者恕罪，因为是真实的，我不得不这样坦白）我连忙躲回到车里，打开发动机，把暖气开到最大的程度。等我的四肢稍微恢复了功能，我开着车往不远的海边驶去，想赶快找个没人的地方发泄。　　我停好车，跑到一个避人的地方，解开皮带放弃了憋在出口所有的包袱。之后，感到轻松了许多的我，慢腾腾走回我停车的地方。突然，我停住了步子，因为看不见我的车。再仔细一看，我是被另一辆车挡住了视线。那车明明是停着的，却像轿子一样在上下起舞。又是一阵抵挡不住的寒冷，我重新颤抖起来，猴着腰做贼般回到我的车里，把窗子摇开一条缝，便可听见那对男女的喊叫。那喊叫使得刚刚大便过的我，又有要小便的需要。我处在一种极度兴奋而又极其难过的状态，既希望他们赶快完事又希望他们无限延续。终于，那辆车跳够了，平静了下来。从车里先出来一个，站着撒尿。接着又出来一个，蹲着撒尿。直到那车走远了，我才从车里出来，拉开裤口的风纪拉练，对着那两泡尿进行了地毯式扫射。　　一种莫名的冲动驱使我的车回到了“卡、约翰”大街旁边的那条路上。兜了几个圈才发现，原来那临近的几条街，是街妓夜市。为了方便，以后就管它叫“夜市区”好了。　　刚到奥斯陆的时候，我就听说过，色情业在挪威是违法的。但是，法律并不禁止个体户的自愿买卖活动。所以，虽然奥斯陆没有妓院，却不缺街妓。而交易的场所，大多是在客人的汽车里，就像我刚才看见的那场表演一样。　　我开着车，兜了一个圈，又兜了几个圈，发现接受职业人员的挑逗叫卖，和窥视他人的交易，也能得到极大的刺激和满足，更重要的是那既不花钱又不犯法更不违反道德，可谓难得的便宜！　　我的故事写到这里也需要有个转折了。这个转折是从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女学生身上开始的。她不但穿得像个普通学生的样子，还背了个学生用的书包。她也不像其他夜市从业人员一样见人就热情招呼，而是只管走着自己的路。那让人一时难以断定她是不是做夜卖的。我把车慢慢移到她的前面。透过车窗似看非看地瞟了她一眼，而她也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就是她的那张脸，和她脸上的那个表情，使我的全部，从灵魂到肉体以及钱包都成了俘虏。我的车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　　她很快地打开了我的车门，问也不问，就熟门熟路像上朋友的车一样坐在了我的旁边。我一个深呼吸，还没鼓足勇气开口说话，她就指了指前面。　　于是，我的车按照她的旨意，离开了市中心，朝一个小山坡陷阱，错了，是朝一个小山坡“仙境”飘去、、、、、、　　　　　　　　十五，肉与灵　　　　旁边坐着个妓女，在我的车里还是头一回。我的车像是犯了羊癫疯，无论我如何控制，都像抽风似的。我心里一片空白，随着车爬上一个小坡，来到两棵大树前。看见那树后面已经停了辆车，旁边的少妓用挪威语骂了一句什么，大概是责怪那车占了自己的老地方。于是，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另一个比较开阔，能看到海的地方。　　车一停稳，还没息火，那少女就把屁股翘起解皮带准备脱裤子，但又忽然停住，像想起什么似的，说：“500克郎。”我一听500克郎，犯愁了。因为我记得晚饭付过上门屁杂（pizza）钱后，好像钱包里只有300来克郎了。虽然具体有多少不确定，但肯定没有500克郎。钱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重大问题，对于我当然也是。那问题的重大使得我的大脑恢复了运转，想着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对不起安娜；另外，自己还是个嫖妓处男，头一回就这样随便掉是不是有点可惜；更重要的是500克郎也实在太贵。于是，我过去的舞台经验得到了实际的发挥。　　“你，这是干什么？”我表演出很纯真的样子。　　“你不是要fuck（操）吗，500克郎，公平价。”那少女听到我说英语，也用带着很浓厚的挪威口音的英语回答到。　　“不行不行，我结婚了。我不能做对不起我妻子的事情。”我继续表演着。　　“你不要跟我来这些牛屎了，你不fuck，带我到这里来做什么？”她愤怒起来。　　“我，我不知道你们挪威学生会这样性解放，我还以为你只是想跟我交朋友，要我开车陪你兜兜风呢？”我越发表演得离奇。　　“Fuck you，你浪费我的时间、、、、、、” 　　看她气成那副样子，我知道不打一点出手是难以收拾局面了。于是我把身体侧过去，避开她从钱包里拿出100克郎，很不情愿地递了过去，声音极其诚恳地：“I am really sorry, it’s been a mistake. 一场误会，这一点点，算是我给你赔罪。” 　　她看了看我，表情发生了变化，一把夺过我的钱，但没有马上收起来，踌躇了片刻，说：“那好，先收你100，就算你存在我这里，下次见面，给400就行了。”说完，她把那100克郎的钞票叠成四分之一的尺寸，放进了口袋里。　　“我叫Daniel.”见下了台阶，我绅士般地自我介绍到。　　“Anita”她回答到，把手伸了过来。　　我们握手，表示认识了。然后，我按原路开回市中心的夜市区。一路上，我跟她讲起我自己的事情，说我是中国人，来自澳洲，在奥斯陆住了这么些日子也没有交到什么朋友。本以为今天终于交了个朋友，想不到耽误了她的时间云云。　　阿妮塔也在我的传染下介绍了自己。说她虽然在奥斯陆生长，但也是半个外国人，因为她的父亲是西班牙人。她还说她才19岁，也没有什么朋友。“所有的男人都只要我的肉体，从没有人有过听我说话的兴趣。”她说。　　我尽量把车开得很慢，甚至故意等红灯，尽量把时间拉长，以值我那100克郎。等到了夜市区，我们好像已经变成了几百年的熟人。到了该下车的地方，她外交礼节般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说:“Daniel,是Daniel吧？我会记住你的名字的。你也要记住我叫Anita”。说完下了车，又敲我的窗子，问：“能载我去买点东西吗？” 　　“当然可以，那是我的荣幸。” 　　于是，阿妮塔又熟门熟路打开我的车门，上了我的车。这一回，真的是熟人了。　　她是要去一家药店买点什么女性用品。一来是冷，更怕她买东西时发现钱不够用，我没有跟着她进商店，而是坐在车里等着。等她出来，又上了车，我看见旁边有一家小咖啡厅，便试着问了句：“不一起喝杯咖啡吗？” 　　“咖啡！听起来真奢侈。但那咖啡厅认识我，不会让我进去的。” 阿妮塔的语气很自卑。　　“不可能的，跟我来。”我自信地，觉得有呈英雄的机会了，走出车，转过去帮她打开车门，几乎是把她拽了出来。　　果然，咖啡厅接客的对我说：“先生，欢迎您，但是那个女人，不太方便。” 　　“为什么？”我问。　　“因为，因为她很脏，会影响其他客人的情绪。”那接客的有些犹豫，但还是说了出来。　　“Fuck you，你才她妈的、、、、、” 阿妮塔大骂起来。　　我止住阿妮塔，对那接客的说：“但是，我是日本王子、、、的、、、朋友、、、的、、、熟人、、、的、、、、、、” 　　“那好，请等一等，阁下。”说完，那接客的走了进去。一会，出来一个自称是经理的中年人，对我很有礼貌的说：“阁下，不知道您的光临，这边请。”说着，他把我们带到那咖啡厅侧面的一张门，进去后直接上了二楼，引进一间小房间。那房间只有一张桌子，没有别人。　　“您用点什么？阁下。”他彬彬有礼地问。　　“女士先请。”我说。　　“真是对不起，您用点什么？女士。”他的那个“女士”的发音与其说很不自然，还不如说很不情愿。　　“一杯热咖啡，不加糖。” 阿妮塔的语气也随之变得有些高贵。　　我是不喝咖啡的，所以只要了杯橘子水。等饮料上来，房间只剩下我们两个人，阿妮塔高兴得举起咖啡尖叫了一声：“干杯！” 　　她告诉我，她一辈子活到19岁，还是头一回被人叫“女士”、尝到被人尊重的滋味。　　坐在那里，我开始仔细打量起阿妮塔来。不像大多数挪威女人，她的头发不是亚麻色的，而是深棕色偏红的。她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脸上细嫩的皮肤白里透红。如果不是眼球有些充血，手指发黑，和疲惫的表情，应该说她是很漂亮很漂亮的。我在说什么？19岁的少女，能不漂亮吗? 不，我要强调，把她的年轻摆在一边　　谈，她确实长得很漂亮。否则我也不会那样傻冒，是不是？　　阿妮塔喝着咖啡，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平时我是有烟草过敏症的，但那天，我很快活地忍受着。等我们坐够了，我借上厕所去一楼叫了那经理结帐。等我回到座位，一会，那经理拿着帐单来了。打开帐单，我被冰冻了，因为那帐单上写着295克郎！那经理很是享受地看着我尴尬的脸，享受够了，说：“不方便的话，我等等再来，阁下。”他把“阁下”说得又重又长。　　我知道奥斯陆很贵，但再贵的地方，一杯咖啡加杯橘子水，最多也不会超过50克郎，怎么、、、、、、　　阿妮塔看着我木木的样子，好像也知道有什么不妙，从我手里把帐单接过去看了看，正要开骂，被我止住。“我去找他们问问是不是搞错了？”我说着正要起身，这回是阿妮塔止住了我，问：“你有多少？”我从钱包里掏出200克郎。阿妮塔立刻从她的口袋里掏出那个折叠成四分之一尺寸的100克郎，就是我给她的那100，递给我说：“300就300，今天这感觉，值那个价钱。” 　　等那经理再度出现，阿妮塔把300克郎交给他，用贵妇人高傲的口气说了句：“Keep the change零头留着吧。”弄得那经理一阵脸红。低着头说了声：“谢谢您，夫人。” 　　我们走出那咖啡厅，阿妮塔看上去很轻松，就像我的钱包一样轻松。我把她送回到最初见面的地方。在她下车之前，我主动展开我的双臂，准备迎接她外交礼节似的拥抱，但是她这回，却紧紧把我抱住。我乘机用一只手似弄非弄地感觉了一下她的乳房，很柔软很松弛。阿妮塔毫没在意，最后又在我脸上亲了一下，说：“谢谢你，谢谢你丹尼。你让我今天好高兴。”下了车，关上门，又一次打开，说：“我不会让你今天那300克郎吃亏的。再见。” 　　我坐在车里，一直目送着她的身影消失。　　老实说，她最后的那句话，就是那句“我不会让你今天那300克郎吃亏的”，的确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否则我还真的很心痛我那300克郎，尤其是在冷静下来以后。　　看看表，已经是凌晨两点。等我回到家，安娜已经入睡。　　第二天早上，安娜问我：“你昨晚去哪个迪斯科了？” 　　“咦，你怎么知道我是去迪斯科。”我奇怪地问。　　“因为你昨晚满头的香烟臭。” 　　“哦，那个。”我神秘地笑了笑，等着安娜的追问。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安娜没有追问。直到一起坐在早餐桌上，我实在忍不住，才又说了句：“昨晚我是碰到个妓女。” 　　安娜猛地抬起头，绿色的眼球瞪着我。我等着她发怒，想等她发足再告诉她我没有做对不起她的事，好让她给我道歉。但是，更加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安娜没有发怒，只说了句：“不会没有不戴套吧？那些人很多都吸毒，带有性病。你最好过个把星期去检查一下。”说完，继续读她的报纸喝她的咖啡。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以为跟你不做那个，我就一定会去嫖妓吗！你看错人了。我只不过想交个朋友，带那女孩去喝了杯咖啡。”我理直气壮，等着安娜的道歉。　　“你说什么？你跟妓女交朋友！还带妓女去喝咖啡！！你什么东西！！！”安娜“啪”地把她的咖啡杯放在桌上，因用力过猛，还浅出些在报纸上。她猛地站起来，朝门口走去：“现在懒得跟你说，我得去上班，回来再跟你论理。”说着，“喷”地把厨房门关上，走了。　　我被她那突如其来的愤怒惊呆了，百思不得其解。我不明白为什么当她以为我嫖妓时，反应是那样的坦然，仅仅提醒我要戴套。而当她知道我带妓女坐了咖啡厅却变的暴跳如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拿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规范，性关系是唯一的分界线。夫妻一方即使有谁跟其他人有感情上的瓜葛，但只要不发生性关系，都一般能够维持，但只要一过那条线，就一定会把家里的坛坛罐罐打个稀巴烂。形象地说，我们中国人，新婚后丈夫出门恨不得把妻子的地方缝得只剩个尿洞，而妻子也恨不得在丈夫那里挂把大锁锁上。　　晚上，我照常去大学接安娜。路上，照常问她要不要在外面吃饭。安娜说：“还是回去吧，我们得好好谈谈。” 　　晚上，胡乱弄了点东西吃完，我向安娜一五一十坦白了昨晚发生的事情。安娜听完后，松了口气，说：“你得向我保证，以后不要瞒着我与其他女人有任何感情上的瓜葛。” 　　我点了点头，表示无所谓。　　接着，她又补了一句：“如果实在忍不住，嫖妓时一定要戴套，而且要定期检查身体。” 　　她的这句话弄得我既哭笑不得，又莫名其妙。挑逗地问了句：“我嫖妓，你不在乎？” 　　“在乎又有什么用，你要嫖，我在乎还不是照样嫖。” 　　“既然嫖妓都可以，为什么不能找情人？”我又问。　　“嫖妓只是一种低级肉体现象，而找情人就是高级精神现象了。”见我还是没有明白她的意思，她又开始作学术报告了。　　“人类由两套生命系统组成。第一套系统是我们的肉体，是具象的，也就是有形的，可以看的见摸的着的；第二套系统是我们的灵魂，是抽象的，也就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记得你曾提出，因为你没有看见过上帝，所以上帝就不存在。那么我今天问问你，你看见过灵魂吗？虽然没有见过，但你一定会承认灵魂的存在。即使你不想承认，科学也已经用‘肉体能够脱离灵魂而独立生存’，证明了灵魂的存在。”安娜说着，起身去到水，我叫她顺便也给我带一杯，她再一次告戒我那是她最后一次帮我到水。　　“科学是怎样用肉体脱离灵魂而独立生存，来证明灵魂的存在的呢？”我很想知道。　　“很简单，比如有些人在交通事故或其他事故后，即使变成植物人，也就是对客观外界没有反应没有知觉，完全丧失了人的感情，但肉体只要有足够的营养维持，还是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的。这就说明肉体和灵魂是可以分开存在的。但是，生存的肉体，从技术上只能算是死人，因为没有灵魂的生命如同一棵白菜。法律上把人死的定义从‘心死’改为‘脑死’，正是基于‘灵魂是人的根本’的理论。” 　　“那么，人的灵魂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开始好奇起来。　　“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又要回到上帝造人上来。有学者提出这样的假说，上帝其实就是外星人。” 　　“什么乱七八糟，哪来的什么外星人。你是看多了科幻电影，中毒太深。”我刚说完，发觉自己又犯了一次武断，不讲科学的错误。　　“认为只有地球上有文明，是一种狭隘的妄自尊大。在浩瀚的宇宙，外星不但可能有文明，其文明的程度还可能远远超过地球人。”安娜停了停，见我没有反驳，继续说：“有学者认为地球人是外星人的改良品。高智能的外星人来到我们的地球，在猿的身上动了手脚，比如在猿头上加了块大脑硬件，然后输入智能软件，就像电脑工程师在电脑里编程序一样，那样，猿一下子就变成了有灵魂，有智能的人类。正因为人是低级动物与高级智能的混合体，所以无论具有多么高尚灵魂的人，也都同时具有与其极不协调的低级趣味，甚至背离人性甚远的兽性。” 　　“不是说猿是通过劳动而进化成人的吗？”我急着插嘴争辩。　　“你是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进化论只是人类形成假说中的一种。进化论可以解释自然界的某些现象，但是，‘劳动造人’的理论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没有找到‘猿’通过劳动而进化成‘人’那个漫长过程的足够证据。如果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猿通过劳动可以变成人，那么如何解释那些至今没有变成人的猿呢。即使是科学发达的今天，无论智慧的人类如何教猿劳动生活，猿也是变不成人的，除非人对猿做外科手术移植上人的大脑。苏联有科学家拿猿做过试验，即教猿灭火。科学家点起火后，用杯子里的水把火灭了，重复了几次后，猿也模仿人学会了用杯子里的水来灭火。但当科学家把一个空杯子放在猿的面前，而另一个装有水的杯子放到一条小溪对过较远的地方，猿却不知道用空杯子就近从两步远的小溪里弄水来灭火，而不辞劳苦跨过小溪去取装有水的杯子来灭火。在猿看来，只有已经装在杯子里的水才能灭火，小溪里的水是不能灭火的。这说明，猿只有模仿能力，而没有抽象思维能力，原因是猿没有人的大脑那个硬件。这是猿与人的本质区别。总之，‘劳动造人’的假说至今没有被科学证明。既然‘劳动造人’的假说不能成立，我们不妨听听其他学者的假说，比如‘从猿到人是一种突变，这种突变是由上帝，即外星人造成的。’” 　　那天晚上，天南海北，不对，是宇宙万物，不记得和安娜吹到多晚，反正最后的结论是：“嫖妓，只是满足肉体需要的“动物”行为，是符合情理可以理解的。但找情人，就属于精神需要的“人”行为，是人的灵魂，也就是‘人’的‘根本’出了问题，所以隐瞒是不可容忍的。” 　　晚上睡在床上，我的低级部位顶着安娜那堆教科书般的肉体，怎么也激不起进行低级行为的欲望，倒是灵魂在忙乎着进行高级活动，浮想联翩着许多事情。　　如果人真的是地球低级动物与外星高级智能的混合体，那过去许多无法解释的“迷信”，岂不就变得有科学依据了吗？比如人死灵魂不死，灵魂升天后又投胎做人。也就是说人有前世。　　如果人有前世，那么人的缘分，一见如故一见钟情，或者“第一目就让人不顺眼”，可能就是前世的恩情怨恨。　　人们在梦中经常会被人追杀逃命，是不是前世做过坏事？如果是的，那么“今世做坏事，来世遭报应”，就不是一句骂人的话了！　　有人说他们能记得自己前世的事情，甚至有人说记得几百年前自己的名字，以及生活环境等等。还有人能背诵整整一本自己没有读过的书。我还听说在二战中一位被炮弹震昏的法国士兵，醒来后突然讲起英语来。如果以上的胡扯是真的，也都说明“前世”是存在的。　　边写边想起自己的经历，我也曾在梦里生活在我今世完全不熟悉的时代、地方和完全不认识的家庭成员中。如果没有前世，那些信息是从哪里来的呢？还有，我前世一定曾做过飞鸟，要不我怎么会经常在梦里飞翔呢？　　这个话题可以无限引申下去：　　多重人格的人，是不是有可能是多个灵魂同时依附在同一个肉体里？　　人妖或同性恋者，有没有可能是女人的灵魂误装在了男人的身体上？（或者相反）　　如果两兄弟，甚至双胞胎，在同一环境中成长，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禀性，一个温和善良，而另一个野蛮凶残，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不是“截然相反的灵魂，或者说‘天性’分别钻进了两个兄弟的肉体”？　　人为什么会有良心？良心是什么东西？良心是从哪里来的？　　东方的鬼怪故事，西方的科幻电影，难道完全都是凭空想象？如果是凭空想象，那些“想象”是怎么“凭空”得来的？　　阴阳世界之区分，闹鬼的故事，几乎任何文化都存在。我借此机会拿出我的两桩亲身经历来和大家探讨。　　之一，我在挪威斯达弯尔市买了座很古老的房子。有一天，一位老妇人敲门，自我介绍叫爱利克松，说我那房子是她和父亲80年前一起建造的，所以想再看一眼。老人刚出门几秒钟，我突然想起要和她一起照张相，追出门老人却不见了。后来我去城市管理局查问，了解到我那房子有140年的历史，建造那房子的人家的确叫爱利克松。那我见到的那位，是老妇人还是老妇鬼！啊，毛骨悚然！（好在卖了个好价钱）　　之二，我初次去挪威卑尔根市时，被一位并不怎么认识的人招待独自住在一栋老房子的阁楼上。深夜，我处在一种完全清醒但动弹不得的状态，我看见三位老人，两男一女在交谈着。我当时的挪威语水平很低，所以他们谈话的内容我许多都听不懂。而他们完全无视我的存在。是我弄错了闯入了他们的时空？还是他们弄错了误入了我们的时空呢？这件事如果不是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也会骂“瞎编乱造”的。　　从那以后，我不再对任何怪事持怀疑态度。我甚至相信那些说自己碰到过鬼的人，或者声称自己遇到过外星人，或被外星人带走，在大脑完全清醒但身体不能动弹的情况下受到外星人的检查，之后又返回地球的人。　　顺“人类由两套生命系统组成”的说法，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和一部电影。　　故事是，我在瑞典有位小提琴顾客叫皮尔。皮尔曾是位颇具小名的天才提琴家。但是，在一次车祸后他失去了记忆，连家人都不认识。意识恢复后也不记得过去的事情，连自己的提琴都不认识，甚至不能讲话不识字，智力简直像个刚出生的婴儿。几年后，经过家里人反复给他看他过去登台演出的录像，和听他自己的CD后，皮尔决定重新学习小提琴。然而，他学琴的进展和其他初学者基本一样，不同的是手指似乎比其他人灵活。经过几年的努力，虽然他终于成为了当地音乐学校的一名小提琴教师，但是他的演奏方法和演奏风格，与过去的完全不同。具他的家人介绍，他的性格，好恶，包括对食物衣着的喜好都与过去不同。“怎么说呢，完全变了个人。”他家里人是这样说的。最最寒心的是，他终于没有认与他青梅竹马的女朋友，而娶了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女子为妻。　　能不能借这个故事提出一个假说：那个事故把皮尔原来的灵魂吓跑了，而另一个灵魂乘机钻进了皮尔的肉体？如果这个假说成立，那么过去的皮尔和现在的皮尔就不是同一个人，而是先后共用同一肉体的两个人。　　电影是，两个男人为同一个女人到底是谁的老婆打官司。原因是一位美人在车祸中失去肉体后，大脑被移植到一位脑死了的丑婆身上。活过来后那美魂完全不知道丑婆过去的事情，连那个肚子生的孩子也不认识，虽然那孩子认定那丑婆是自己的母亲！　　当时我想，如果当年把伟大领袖的大脑不断移植到身体健壮的年轻人身上，那毛主席不就真的可以万岁，万万岁了吗！　　最后，结合自己作个总结吧。如果人真的是地球低级动物与外星高级智能的混合体，那么九哥是个什么东西？“一个还算高尚的灵魂和颇为低级的肉体的混合体。” 　　写着写着，我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好像是我中共父亲的声音：　　思想，多么可怕而危险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