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女书女妓女 9-12│九哥│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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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书女妓女 9-12
九哥 (发表日期:2023-06-28 01:33:28 阅读人次:45559 回复数:0)
9，与爱琳的婚变　　抵达莫斯科机场，我挪动了几下冰冷的身体，很庆幸自己还没有僵硬到不能动弹的程度。下了飞机，我以奥林比克的情绪冲进机场转机厅，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那转机厅比飞机上还要冻。莫斯科的室外不但没有气温，还倒欠20度。在这种严酷的条件下室内没有暖气，你说冻不冻。我急着找厕所，准备像我计划的那样“用厕所的热风吹手机把全身解冻。”厕所是顺利找到了，但没有热风吹手机，只有擦手的纸张。我灵机一动，纸张也要利用。我拿了一叠纸塞在肚子前，用皮带将纸固定起来，那样至少可以保持肚子的一部分温度。走出厕所，我找到转机办公室，要求借一床毯子。但得到的回答是：“没有。”那位身披军大衣的女人还关心地补了一句：“我们这很冷，要多穿点衣服。”对于这样的忠告，你说我是该谢谢她，还是该操她的（？）。　　我只得躲在一个相对避风的地方，从小包里拿出毛巾等一切带绵的物质，把自己包起来。这时，我看见旁边一个巴基斯坦女人，拿着件巴基斯坦女人的彩色民族绣花袍给另一个巴基斯坦女人看。我使尽我全身最后的热量撒了个谎：“我非常热爱巴基斯坦的民族服装，你这，怎么卖？” 　　数小时后，上飞机的时候，在护照复捡时，那莫斯科官员拿着我的护照看看，又看看那身巴基斯坦女袍里的小九哥，又看看护照，又看看我。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那官员居然不懂英语，而一口法语。　　终于活着上了从莫斯科去奥斯陆的班机。上了飞机，我觉得立刻到了天堂的郊外，不但有暖气，有毛毯，还有热咖啡。虽然从原则上我是咖啡盲，但还是连着要了几杯。等热喷喷的烤鸡加面包进了肚子，我才解除肚子前那些莫斯科厕所纸的任务。　　那好，让我继续回忆。　　与爱琳发生了那件“结婚”事件以后的星期天，爱琳硬是磨到我没办法跟她去了教堂。做弥撒的时候，我没情绪听教主讲道，心里想着我自己那些麻烦事，学院的麻烦事，个人的麻烦事。忽然，我的耳朵打断了我的思绪，因为听到教主说：“我们在这里也要祝福我们的一位姐妹，祝福她找到了生活的伙伴，并希望他们的结合符合主的意愿，希望他们终身和睦相爱。”虽然教主没有点名，但那明显是指爱琳和我。我心里一阵慌乱，下意识看了看爱琳，只见她嘴里念念有词，在不断祷告。　　弥撒完了后，又是弟兄姐妹把食物放在一起，像开家庭聚会一样。倒不是仅仅因为在澳洲呆了那么些日子，天天吃着爱琳的饭菜，小九哥已经发福了不少，所以没有以往的食欲，而是我利用爱琳搞身份的阴谋在那种神圣的地方显得更加卑劣，仿佛自己像裸露着全身站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样难过。我几次示意爱琳我得开车先回去，（我早就有自己的车了）但爱琳总是一个回答：“教主现在没空。” 　　终于，爱琳带着我进入了教堂后面教主的那间小房子。看见教主，我好像见到了上帝，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在颤抖。然而，明明听到教主对我们说了句：“祝贺你们，我的孩子们！”接着，教主又说了一些什么“你们的结合是上帝的安排，所以一定要遵照主的旨意、、、、、、”云云。是我的本事之大，把上帝都给唬住了，还是这真的是上帝的安排？连自己一时也糊涂了。但，至少，我不再颤抖了。　　如果以为教主接见我们，仅仅只是为了对我们说一句“祝贺你们，我的孩子们！”那就过于天真了。因为，接着教主就问了我“是不是已经彻底认识到了主的存在，以及愿意接受主。”记得我初到澳洲机场，两眼一摸黑没有地方去，打电话找教主帮忙的时候，曾经许诺“只要你帮助我，我也可以相信上帝。”男子汉小丈夫，怎么可以讲话不算话呢？再说，自我来澳洲以后，一帆风顺，心想事成，难道不是上帝的力量？我当然地点了点头，表示我愿意相信上帝。教主显得很高兴，说了句：“上帝保佑你。”那句祝福，祝得爱琳直冒眼泪。随后，教主又问了我一个问题：“愿不愿意成为教会的弟兄。”我也当然地“愿意”了。像贝多芬说的那样，连“全世界人类”都“皆兄弟”，去教堂跟人称兄道弟又有何妨。本以为，表个态让教主满意，我就可以回去了。结果却不然。教主虽做出满意的样子，但没有放我回去，而是把我交给了另一个弟兄。接下来的手续就变得是那么的复杂。　　那位弟兄是教会管帐的。跟着他，我们来到另一间小屋。他向我讲解了成为教会会员的手续仪式以及义务。比如要接受教堂的洗礼，向圣经宣誓永远信奉主等等。那都好办，这辈子宣誓的事儿虽做得不多，但小时侯入少先队时也对着队旗宣过誓，“要接过先辈的枪，把革命进行到底”云云。所以，我的理解是：所谓“永远”“到底”之类的誓言，都只是针对一个相对的历史阶段，是可以见风使舵的。然而让我心痛的是，接着那管帐的弟兄告诉我：从我成为教会会员开始，就要将我收入的12%交给教会。我立刻问他能不能后悔，改为缓信上帝。“那是你的信仰和自由，但是，本教会是不认可教会会员与非信者的婚姻的。”看来，我是非信两年上帝不可了。接下来那管帐弟兄花了不少时间向我解释12%的计算方法。我终于明白了不是从我的毛收入，而是从我的净收入，也就是从毛收入里去掉开支，税等等剩下来的那一部分里面，交12%。那还差不多，因为在算净收入时，里面一定有不少手脚可以做。接着，管帐弟兄问我能不能给他讲讲我上一年度收入税务的情况。“上一年度，我还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啦，我作为湖南广播电视厅的国家干部，每个月56元8角人民币，其中还要买10元钱的国债。”于是，管帐弟兄把我们介绍给了另一位职业税务士弟兄。　　我整理了所有的发票，甚至查了查看成人绣的票据，发现并没有表明内容，也算上是文化学习活动开支的凭证。和爱琳一起，按约好的时间去了税务士弟兄的办公室。那弟兄见到我们，远不像在教堂那样和蔼可亲，而是十足“公事公办”的样子。在办公之前，先介绍了该税务所的收费标准。之后，那税务士弟兄把我的收支简单一算，咧嘴一笑，说：“按你这样报税，你早就饿死了。” 　　回到家里，爱琳很严肃地问我：“既然你的收入那么少，你哪来的钱交房子的贷款和买车？”只有对爱琳，我可以讲实话：“那些钱，是暴不得光的，因为那是我和院长凯西的个人协议。由于学院以前没有那样的先例，所以凯西院长和我都不知道具体应该如何操作。还因为那个协议如果暴光，怕引起其他教师员工的妒忌，所以只能瞒着，当然也包括学院管帐的。我们的做法是，从学生的报名费学费里给我的那一部分提成，根本就不进学院的帐。　　爱琳听后，半天没有言语。最后，她说：“只要把钱用得正当，主就会饶恕我们的。”老实说，我当时根本没有在意爱琳那句听起来很随便，很和稀泥的话，直到我去了挪威数年后，爱琳把我们的房子卖掉，把钱拿去支助柬埔寨被地雷炸残的孩子们，我才真正从骨肉里理解了她那句话的意思。好一个“把钱用得正当”！　　总之，经过税务士弟兄核算的结果，教会通知我，按照我那一年收入的情况，不需要交纳会费。听了那个消息，我过了一大关，心里真的只有一句话：“感谢上帝！” 　　我自己的婚姻在顺利地进行，但学生们中婚姻带来的麻烦就越来越多。比如，过去在La Trobe大学时的一位上海女同学阿芳，刚来澳洲时与其在上海的男朋友相爱无比，有几个硬币，饿着肚子都要跟男朋友打电话。到后来，钱不够，接通的那一瞬间听男友说一声“喂”都感动得流泪。但是，后来为了解决身份，还是只好在一个澳籍菲律宾年轻人和澳籍意大利老头中间选择了老头。因为她算计到那很老的老头没有什么性能力。事实也证明她的算计是正确的，但那并不妨碍那老头在她身上寻找性刺激。具体点说就是他们每天吃的蔬菜，比如红萝卜、茄子、黄瓜、苦瓜等，都是第二次利用，因为那些蔬菜首先都在她身下磨练过。本以为最难过的莫过于白萝卜，但那毕竟还属于蔬菜类。“没想到那吃斋的死老头，昨天买了条活鳗鱼，你说恶心不恶心？”阿芳在向我求情恢复她的学籍时诉苦说。“鳗鱼！”岂只是恶心，简直是恐怖! 　　写到这里，想必又有读者会说九哥在意淫了。哎，信不信也只好由你了，反正我听了那天方夜谈，才确信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啊！　　另一对浙江夫妇，（名字忘了）看上去感情很好。那丈夫说他会修车，我贪图小便宜把他带到了我的家，让他看过我和爱琳的车。他装模作样说我车里少了机油。结果买了一桶机油，他把我和爱琳的两部车所有能打开盖子的里面都灌满了油，包括刹车液盒子里。第二天去学院上班，我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完全失去刹车。好在高速公路上没有人减速停车，才使我可能把车慢慢靠边，幸免一死祸。停好车。跑了一公里多远的地方拿起救援电话，首先打给爱琳。幸亏爱琳刚发动车，还没有出车库。　　叫汽车俱乐部的人把车拉去修，我乘出租车赶到学院。可当天那丈夫正好缺课，我对那妻子的态度就可想而知。那以后，丈夫再也没有在我的面前出现过，只托妻子给了我一封简单的信。信的内容大致是：“给你送信的女人不是我真正的妻子，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所以我的事与她无关。关于汽车的事，决不是我有意要害你。我不来上课了，也不是由于汽车的事，而是我早就想好了黑掉，因为我反正要黑掉的，迟黑不如早黑。”那以后，妻子一直坚持来上学，我也没有再问过她有关她丈夫的事。直到有一天，妻子找到我问：“能不能帮我找个便宜的单身女人住处？因为我男人不能继续供养我了，所以想离开他另外找个依靠。”一追问，才知道，原来是丈夫为了为妻子交学费，在他打工的中国餐馆里“借”了点钱，随后与老板发生了纠纷，竟然导致手被打断！那老板给丈夫的最后一句话是：“在澳洲，你连一条狗都不如，打死条狗还得报案受动物保护法的制裁，打死你，做成人肉包子卖了也没人知道，因为你在澳洲政府的人口登记处根本就不存在。”那以后不久，妻子也不来上学了，据说是找到个澳洲人嫁了。但听学生们议论，结婚后不久她就被澳洲丈夫赶了出去，原因是她对丈夫不忠，竟然从家里偷东西去接济一个中国“黑鬼”，就是那个曾为她交学费手被打断了的“黑鬼”。　　当然，给我打击最大的还是一个女学生的自杀，就是那个为了把丈夫搞到澳洲来而去妓院服务的原北京高干子弟迪利斯。由于她最后的记录是本院的学生，警察来过院里向我了解情况。听迪利斯的丈夫说：“老婆是因为得了病想不开。”但她得的只是非淋性尿道炎，是一般性病，是完全可以治疗的。所以不知道她自杀的原因仅仅是她医学常识不足，还是也有心理的因素。迪利斯的丈夫跟我讲完妻子的事，还挤出了两滴眼泪。那两滴眼泪让我刚为迪利斯感到好受一点，那哥们又问起他请我帮忙办的另一个北京女学生办得怎么样了。那问，问得我又为迪利斯揪了一把心，一直揪心到现在。这便是为什么一定要为她的事多罗嗦一笔的原故。　　一个人，承受了死亡以后，就不应该有更可怕的事情了，除开“活着”以外。经过迪利斯的死，小九哥经理也变得坚强起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变的麻木起来。我开始学会了把工作和感情分开，不再把学生看成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动物，而仅仅把他们当成我的工业原料。我想做其他任何职业的人也一样吧，要不执行死刑的刽子手那一刀怎么砍得下去、、、、、、　　哎，我前面说过的，不去翻学生们的老帐，因为翻起来，会不知不觉变成另一本长篇。所以，学生们的事儿，就此打住。　　我的工作签证被澳洲政府拒绝了的事情，在学院教职员中引起了一些风波。那风波的由头当然是有人打听到我发横财的奥秘，得了红眼病。为首的是澳洲学生部的S经理。开始，S经理还只是妒忌我的海外部突然地热闹，而澳洲部总是那样清闲。有时太闲了，S经理也会跑到我的海外部来神气神气。直到有一次，她竟然坐在我办公室里我的大圆靠椅上训斥我的学生，才使我不得不当着众人请她走路。那行动，撕破了我与S经理客套的假面具，而成为公开的敌人。于是，S经理纠集了一部分教职员工调查我的底细，反正她闲着也是闲着。终于，她向凯西院长提出了找个澳洲人取代我，“那样，可以省掉一大笔介绍费，更重要的是可以免除凯西院长因违法雇佣个学生当full-time经理而可能带来的麻烦。还顺便可以增加学院的形象。”小九哥是那学院教职员工里唯一的亚洲人，这已经是一大不利，加上人际关系，拉帮结派，从来就是本人的弱区，自然很快就被S经理打败。在S经理的操纵下，学院在报上登了广告，招收海外部经理。那一阵热热闹闹，天天都有应征的人来面试。我虽然很紧张，但比我更紧张的还是我那几百学生。因为如果经理一换，我和学生各人之间的各种口头契约就会失效。因为那些契约，大多是拿不到桌面上来的。　　很快，凯西院长找到了一个澳洲经理取代我。那天，凯西院长在S经理以及众教职员工的保驾下，与我进行摊牌仪式。她们很奇怪我听到决定不但不愤怒，反而满面笑容。甚至不加任何声辩，只说了声：“那好，我去清清东西。”回头便往门口走去。S经理带着趾高气扬胜利的微笑，突然指挥大家唱了一首送别歌，就是那首“索多-多多米瑞-多瑞，米瑞多-多米索拉、、、、、、”，一边故做殷勤地帮我打开门，还说了句：“请出，永别了。” 　　还没等我出门，S经理就被门外的景象所震惊。因为，门外挤满了我的学生们。我慢慢回过头，对凯西院长很随便很酷地说了句：“谢谢你给了我另一个发财的机会，因为，我将带走海外部大量的学生，去另外一家学院。” 　　凯西院长的办公室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因为我那句话提示了在场的各位教职员工，我的离去，将意味着他们中间许多人的失业，当然也包括凯西院长破产的可能性。凯西院长立刻叫S经理把门关上，故作镇静地问我：“你有什么要求？”我的回答是：“没有要求，只想请S经理从外面把门关上，因为她有点碍事。”这一回，是S经理最得力的助手帮主子把门打开。学生们自动让开一条道。于是，我尊敬的S经理踏着庄严而沉重的步子，通过学生们的夹道向暗暗的电梯口走去。等她的身影消失了许久，那首送别歌，就是那首“索多-多多米瑞-多瑞，米瑞多-多米索拉、、、、、、”仍响彻走道。　　我这才请凯西院长下令让教师们回到自己的教室等待顾客，然后我叫学生们回教室上课。等办公室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凯西院长说：“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签证怎么办？” 　　“那个，好办，我马上要结婚了。我的未婚妻是澳洲人。” 　　“你怎么不早说，弄出这么场闹剧。”凯西院长走过来与我握手。那当然不是一般的礼节，而是“继续合作”的契约。　　那以后，听说S经理请假到欧洲度假去了。　　就那样，30出头的小九哥，凭着自己的力量智慧和勇气，排除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畅通了我在澳洲呆下去的道路。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那就是和爱琳睡觉。我指的当然不是一般的睡觉，而是男女睡觉的睡觉。因为，自头一次之后，我每想起，就会有一种不可饶恕的犯罪感，所以怎么也不能重复同样的事。尽管决定结婚后，爱琳好几次问我什么时候有空一起去买张双人床摆在中间的卧室，以便需要的时候用。但我，一再借故，比如“我一个人睡惯了”云云。有一天晚上，我做噩梦，梦见我和爱琳结婚，通过上帝规定的真伪鉴别门时，我突然移不动脚步。爱琳又是拉又是推，终于接近那门槛，我“啊”地一声从天上掉了下来，一直掉到了床下。醒过来，我还在叫：“我不过门，我不过门。”爱琳闻声赶来，告诉我是做了个噩梦，还问我摔坏了没有。那以后，我一到晚上就怕睡觉，竟而养成了习惯，让爱琳到我的卧室抱着我睡，像哄孩子一样等我睡觉了才回她自己的卧室。渐渐，我习惯了与爱琳一起生活，并逐步对她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爱，一种超越男女，甚至超越姐弟，完全信任完全依赖的爱。那种爱，在任何字典上找不到语言来表达，所以我只能感觉。我这样说，不知你能不能感觉得到。　　而爱琳，也在发生变化。除了变得开朗、年轻，也变得爱漂亮，甚至开始化妆打扮。　　在那期间，我与爱琳的父母多次见面。两位老人为女儿婚事的解决感到欣慰。使爱琳的母亲唯一遗憾的是：“找了个中国人，却不会讲中国话。”她是指我不会讲广东江门话。　　一切似乎都在顺利圆满地进行。我的签证也剩下不多了，再不结婚怕就来不及了。终于，向爱琳全家族宣布结婚的日子到了。　　那天，爱琳全家人都到了，还请来了一些亲戚朋友。所谓爱琳的全家人，也就是她的父母，她的大弟弟和白人媳妇加个4岁的混血女儿；还有她仍然单身的二弟三弟。与各位握手轮到二弟时，爱琳特别对二弟说了句：“我已经找到我的了，你的呢？”那让我觉得他们姐弟间是不是在打一场赌。来的亲戚中我只认识一个，那就是经常因跟白人老公吵架而跑到爱琳家避难的表妹阿满狄。　　阿满狄是一个完全澳洲化了的女人。记得有一次，她挨了丈夫的揍跑到我和爱琳的家里诉苦，那天爱琳不在，她过于激动而失去理智，抱着我差点发生了越轨行动。就因为她是爱琳的表妹，我真懊愤我不得不竭力保持我最后的一道防线，乱伦的事情怎么可以在基督徒的家里发生呢？就是可以乱伦，谁又能保证她不是为表姐爱琳来试探我的呢？　　但那天的家庭聚会，阿满狄迟迟没有来。直到大家举杯庆贺我和爱琳的婚事，祝我们“白头到老”，吃完一碟又一碟，最后进入蛋糕程序的时候，表妹阿满狄才出现。与以往不同的是，她没有带她的白人丈夫，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瓶香槟酒。她给所有人的杯子里倒满香槟，然后是祝酒词：“祝贺爱琳姐姐与丹尼哥哥的婚约，同时，我借此机会，也请大家祝贺我重获自由。各位，为我的离婚，干杯！” 　　我心里一阵暗喜，想着两年后，也能像阿满狄一样，为离婚干杯。　　回到家里，两个人坐在电视前，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　　“想不到，阿满狄妹妹离婚了。”我没话找了句话讲。　　“她不信主，可以离婚。但对于基督徒，主是不允许离婚的。就是允许，我也不会允许我自己。跟我离婚，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Over my dead body.’是她的原话。”爱琳说完，看了看我，似乎是在等着我作出什么表态。我避开了她的视线，装着看电视。　　晚上，我又做噩梦了，梦见我被判了死刑。法官宣判说：“虽然为达到自己一定的目的而暂时欺骗她人的感情利用她人的国籍，只属于道德败坏，但造成人命，就是犯罪。”接着，那法官一声大吼：“推下斩首。” 　　我一声惨叫，往十八层地狱掉去。幸亏第十七层，是我的床下。爱琳跑过来帮我换床单。尿床，那是孩儿时的爱好，已经二十几年没玩过那游戏了。　　“我不能杀人！” 　　不与爱琳结婚的事，就是那样单方面决定了。　　不结婚了，那么签证的事，怎么办？　　　　10，离开澳洲离开爱琳　　飞机接近奥斯陆，美丽的城市尽收眼底。想着就要跟安娜见面，心情无比激动。不久前的那些烦恼，顿时风吹云散。　　所谓“不久前的烦恼”，就是我决定不跟爱琳结婚后那个继续在澳洲呆下去的签证问题。是在那以后不久，我接到安娜从香港打来的长途电话。安娜在电话里说她刚刚去过广州，路过香港要回挪威，想起我这个中国朋友，才随便打个电话试试。如果她真的只是“随便打个电话”的话，那她那个“随便”的电话就“随便”地救了我小九一命。　　“我决定不跟爱琳结婚了。”我说。　　“为什么？你不爱她吗？”安娜问。　　“爱不爱是另一回事，主要的问题是我不能杀人。可这事爱琳还不知道，你说我该怎么办？”我问。　　“这种事你要我怎么说？丹尼。” 安娜说着：“又要塞钱了，我没有硬币了，还是写信吧。到了奥斯陆我给你写、、、、、、”电话断了。　　我天天守着邮箱收信。终于来自挪威的信放进了2nd Ave 19, Box Hill的邮箱里。　　我打开邮箱，清开一叠广告，帐单，找到了盖有挪威邮章的信，匆匆跑到卧室，关上门，又叉上，颤抖着打开了信。　　亲爱的丹尼，　　、、、、、、　　我也觉得你现在的情况不适合结婚。除开你的感情现在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外，我还觉得你应该趁年轻再多读点书，因为你是一个很有才华很能干的青年。给你自己一点时间，离开澳洲一段，冷静地想一想，可能会有好处。这是为了你，也是为了爱淋。　　、、、、、、　　　　你忠实的，　　安娜　　我立刻给安娜回了信　　（为了节省纸张和大家的时间，下面只写信的主要内容）　　亲爱的安娜，　　我目前的精神确实处在混乱之中。可能的话，去挪威安静一段时间可能真的会有好处。我同意你关于读书的意见。其实来澳洲之前，我曾报考过美国三所最高音乐学府中的两所，就是依斯曼音乐学院和印第安那音乐学院，我被两所同时录取为硕士攻读生，并且取得相当部分的奖学金。只是因为我当时交纳不起那笔高昂的生活费和没有找到担保人，才转来澳洲的、、、、、、　　我想知道，到挪威留学，费用很高吗？　　你忠实的朋友，　　丹尼　　很快收到安娜的快件：　　亲爱的丹尼，　　我目前在奥斯陆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同时兼系秘书的职务。　　为你是否可能来挪威奥斯陆大学读书的事，我向哈教授请教过。他说如果你能出示依斯曼音乐学院和印第安那音乐学院的所有文件，应该是可以免去考试取得本大学的学籍的。　　关于学费，挪威是个高福利国家，医疗和教育都是免费的。这对外国留学生也一样。凭你的资格，来读音乐硕士的话，不但不用学费，连生活费都可以从政府那里贷款。虽然理论上贷款是要偿还的，但留学生毕业后只要不继续留在挪威，回到自己的母国，挪威政府一般都不追究。　　如果你想先来挪威看看，我可以向你提出邀请。为了节省时间，我随信附上邀请书。把你的护照一起寄挪威大使馆，你应该立刻可以得到三个月的旅游签证。如果你决定来，打个电话给我，我会立刻打电话给大使馆请他们尽快办理你的签证。　　这是我目前所能帮你的。　　你忠实的，　　安娜　　读书不交学费反拿生活费，你听说过世界上有这么愚蠢的事情吗？！那对于我，不就是一举多得了吗！　　我心里止不住的激动，连学院的那些麻烦事，都一下子变得可爱起来。凯西院长见我成天乐呵呵，常常是答非所问，怀疑我是把脑子忙坏了，曾不止一次对我说：“在澳洲，去看看精神或心理医生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再说，那也包括在澳洲的全民医疗的范围之内。” 　　而爱琳，至少从表面上好像没在意我的变化，还在问我什么时候买戒指正式向她求婚，以及何时、如何办理结婚仪式。　　果然，我去挪威的旅游签证很快就到手了。跑到旅行社，不就便宜，便买了最早去奥斯陆的机票。那出发的日期，刚好是我澳洲签证到期的前一天。　　我只向学院请了个短假。因为如果我说自己要离开，很可能会引起骚动。再说，我也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以免万一挪威的事情不顺利。　　教堂那边，我就省了那份心跳。因为，我反正还不是正式会员。　　我花了整整一个晚上通知我在澳洲所有的朋友和熟人，包括几个乐团的、澳洲广播电台的领导和同僚。我惊讶地发现在澳洲呆了那么些日子，竟认识了那么多值得打招呼的人。　　就那样，我准备去挪威，迅速清理了我大部分的财产，留下的只是贪便宜买的一些大概是永远也用不完的日用品，比如洗发素、香皂等，还有就是从跳蚤市场买来的垃圾。　　离开的前一天晚上，爱琳的母亲来到我们的家，一直坐到很晚。她甚至抱着我喊了声：“我的儿子。”我借故累了自己先睡了。半夜起来撒尿，看见她母女还在客厅，爱琳缩在母亲的怀里，像个小孩子一样。　　第二天清早，爱琳说她全家都要去为我送行，所以我们先去了她父母家。爱琳的父亲是个没有多话的人，准确地说，是个基本上不讲话的人。那天早早，她父亲在用浇花的水管子冲洗着自己的汽车。据爱琳的母亲说，父亲买了那辆车后，自己用手洗还是第一次。那让我扎实地感到了那种沉重。爱琳的三个弟弟，也都向公司和学校请了假，小弟弟为此不太乐意，还被其兄训斥了一顿：“丹尼已经是我们的家庭成员，出那么远的门，送送是理所当然的。” 　　一家人，浩浩荡荡好多车，我们来到墨尔本市中心一家较好的中国餐馆，由我请大家吃了顿告别中餐。之后，我告别了我澳洲的亲人们，一去就是十几年，直到今天还在继续、、、、、、　　就那样，我离开了澳洲，离开了爱琳。但是，在我的心目中，那只是一种临时的离开。那种临时的感觉，这十几年来一直没有改变。　　我这本《圣女书女妓女》书的第一部分，就到此告一段落。接下去请看第二部分。　　　　11，初到奥斯陆的日子　　顺利抵达奥斯陆机场。想着安娜正在机场外面等着，我肩扛脖吊腕挂手推着行李，踩着花旦似的小步，一口一个“对不起”越过全世界一切挡道的人们，上气不接下气出了边检来到抵达厅。本以为一出口子就是安娜的拥抱，但是，走出来好几步，把脖子延伸成鸭子的形状东张西望，也不见安娜的踪影。在开始的十来分钟，我一直期待着安娜会忽然从哪个角落冲出来，从后面抱住我给我一个惊喜。接着，我就想对她说就是想开玩笑也没有必要把过门拉得过长。再接着我考虑要不要生气。结果我真的生气了。再接着，我开始考虑要不要先找个便宜的地方住下，把行李放下再去找她算帐。因为，抵达厅里同机来的人都走光了。等了近个把小时，我终于忍不住想去问讯处打听打听旅社的情况。这时，一个机场工作人员和一个女警察向我走过来，说：“刚刚接到安娜的电话，说她已经往这里赶，所以请你再等一等。” 　　奇怪，她们怎么问也不问就知道是我在等安娜呢？我朝大厅里看了看，立刻自己找到了答案。因为那整个大厅里，亚洲人就我一个。　　又过了半个小时，安娜终于出现在我的面前。在不同地方不同心情下见到安娜，紧张之余，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陌生，那早就准备好了的拥抱，也临时改成了握手。　　“今天要不先到我那呆一晚，明天，再帮你找地方住。”安娜说。　　“也好。”我应和着，心想明天有另外找地方的必要吗？　　安娜带着我往外面走去，忽然停住，问：“外面很冷，你没带衣服吗？” 　　“带了带了，我随便到哪都带着外套的，这是我自上海读大学后养成的习惯。不过，我现在不冷。”其实，我是怕箱子打开，再也合不上。一个人还好办，当着个洋妞的面摆地摊，怎么好意思。　　“外面真的很冷，零下20%啦，还是、、、、、、” 　　“走吧。”没等安娜说完，我推了她一把，自己先往前走去。出了大厅的门，到了室外，我突然感到那风像刀子般扎人。　　“怎么样，很冷吧。”安娜证实着自己的劝告。　　“不要紧、、、哆哆哆哆哆哆哆哆”，那一连串的“哆”不是说出来的，是上下牙齿自然相撞的效果。　　借着出租车里的暖气，我恢复了正常。安娜在跟我解释着她是因为大学系里开会走不开才迟到的。而我，却在贪婪地看着车窗外的景色，好像放过了什么就会吃亏一样。　　抵达安娜的家，与其说是“家”，还不如说是她的“窝”，我把东西一放，还在考虑能不能坐在她的沙发上，（因为那沙发看上去好像是做床用的）安娜就急着说：“对不起，我得赶快出去，我要去主持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因为我是那个国际学术组织挪威的秘书长。”说着，她往一块面包上抹了层黄油，边吃边走，走了。　　我这才往那沙发上一坐。开始打量着那房子来。那是间很小的房子，更贴切地说像单身学生的宿舍。沙发就是单人床，沙发打开把靠背放平就是双人床。一个书桌一张椅子，因为椅子上放满了安娜的东西，所以不能接待我的屁股。显然，这间唯一的房间，既是客厅又是卧室还是书房和餐厅。隔壁有一个小小的厨房，厕所和淋浴在进门口的一侧。“麻雀虽小，肝胆具全啊”是我当时的感叹。　　我的肚子忽然一阵咕噜，便到厨房找吃的。打开冰箱，除了面包，就是黄油果酱，还有些其他的，就不知道是不是吃的东西。揭开摆在电炉上锅子的盖，里面有一点点煮蔬菜，分析起来有红萝卜、西兰花、土豆、花菜。就那么一锅煮。我用食指弄了点尝尝，既没有油也没有盐，更不用说味精酱油辣椒酱。我顿时一阵冲动，怀念的冲动。怀念的当然是爱琳，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爱琳的冰箱，因为那里面总是会自动长出吃不完的美味来。除了美味，当然还有爱琳和我的房子，巨大的客厅，前花园后花园、、、、、、　　肚子再饿，我的嘴巴也拒绝那些污蔑“食物”这两个字的煮蔬菜。也是出于刚到奥斯陆的新鲜感，我拿着在机场换的那点挪威钱币，走出了门。解释一下，安娜住的，是一栋小洋楼里的一个小单元。我下了二楼，在大门口碰到一个中年男人。我拿出在澳洲习惯了的火辣辣的热情，对那人招呼到：“你好吗，伙伴！”没想到那人没作任何反应。我想他一定是耳朵不好使，便加大了一倍音量：“你好吗，伙伴！”并且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绝对令人不可预料的是，他竟然对我清清楚楚地回了句：“不好不好。”那声调比外面的温度还要冻。再看看外面，已经见黑，便吓住了我出门的勇气。我抽了口冷气，回到了安娜的小房间里。那里，至少有暖气。　　一个人坐在房间，干什么呢？就是把箱子打开清东西，那么小的房间，摊开了也没有地方放。实在无聊了，便采用了全世界人民最通用的“打发时间法”----看电视。电视机打开，一个老太婆播音员在念着什么东西。一来是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再就是那念的东西很长，我连着换了几个台。不，我讲错了，我是说我连着“想”换几个台，但是，就一个台，那个老太婆的台。真不敢相信，就一个台！挪威不是在欧洲吗？连与世隔绝的澳洲，都有好几个台，怎么到了欧洲大陆，只有一个台了呢？　　好不容易，安娜开完会回来了。“你在看电视？我已经很久没看了。”安娜说。从安娜那里，我也确认了挪威只有一个台，NRK的国家电视台。所以拥有电视机的人都要交电视年费，除非你的电视机是买的旧货或从瑞典走私来的，而且不装室外天线。也因此，挪威的电视节目没有暴力色情广告。多么纯净，或者说多么乏味！　　没有和安娜讲上几句话，安娜就去冲淋浴。我听着水响，想着就要头一回尝试金丝猫的味道，全身一阵痉挛。安娜冲完，裹着条大浴巾回到房间，然后把灯关上，背对着我迅速换了条睡袍。我期待着节目的开始，虽担心自己还没洗澡，怕身体有从澳洲、新加坡、印度、俄罗斯积累来的混杂的味道，安娜却又把灯打开，连连打了几个哈欠，说：“明天很早要去大学，明天下午回来再好好聊吧。我瞌睡了。”说着，她把沙发靠背打开，又拿出一床毯子和一个沙发靠垫。她把那沙发靠垫放到自己脚的那头，指着那毛毯和靠垫说：“你今天就将就一晚吧。”正要睡，忽然发现我把那开了条微缝的窗子闭紧了，便叫我：“丹尼，请把窗子打开到原来的样子。开窗子睡觉是我多年的习惯。” 　　“你怎么不问问我吃饭没有呢？”我问。　　“你吃饭了吗？”安娜说完，笑了起来，又用中文说了一遍：“‘吃过了吗？’你们这具有中国特色的问候，我怎么可以给忘了呢！” 　　“不是问候，我是说我还没吃饭。”我的肚子已经不耐烦跟她玩文字游戏了。　　“丹尼，你是个baby吗？我是你的保姆吗？饿了自己不会吃饭吗？” 　　别说，她那三问，不但问得我意想不到，还问得我哑口无言。算了，饿一晚就饿一晚吧，反正饿一晚死不了人。哎，要是把爱琳的冰箱一起带来就好了。　　胡乱冲了个澡，回到房间，安娜已经入梦。我好奇地看着她，金色的头发，高高的鼻梁，忐忑地摸摸她的胳臂，怎么像600号砂纸一样，又忍不住翻开她一只眼睛，比起兰色来，更接近绿色。看来安娜是真的累了，丝毫没有反应。有过与高桥一起生活的经历，初次和安娜共床，我不敢非礼，便关上灯，按安娜的安排倒在她脚那一头把自己裹在毛毯里。　　不知是时差还是在飞机上睡多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翻来覆去，越睡越觉得冷。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朦胧地换了个头，钻进了安娜的被子。等两只手的一只探到安娜两个乳房的一个，才让口水失控地自然流淌。　　我被人推醒，睁开眼睛，当然是安娜：“丹尼，我还不怎么认识你，我们还只是朋友，你怎么可以、、、、、、” 　　“我们只是朋友吗？朋友只是吗？我还以为你喜欢我呢！”我半开玩笑半当真地。　　“能不能喜欢你，要等你和那个，那个人叫什么来着，对了，那个爱琳的事情搞清楚以后。”安娜很严肃地说。　　“我和爱琳的事情，什么事情？结婚的事情吗？我要没把那事情搞清楚，会背着我的全部家当投奔你吗？”我把开玩笑的口气调整到更接近认真。　　“就是说，她不跟你结婚了。”安娜显得有些高兴起来。　　“不是她不跟我结婚了，是我觉得结婚对爱琳和我都不合适，才决定奔你这来的。” 　　“真的！你能起誓。” 　　“起誓就起誓。” 　　“感谢上帝，我还以为我没有希望了呢。”安娜高兴地取下眼镜望着我。　　“什么？你也相信上帝？”我开始紧张起来。　　“不不，‘感谢上帝’，成为我们欧洲人的一句口头禅，是因为基督教是欧洲文化的基础。我本人学的就是宗教，我参加的国际学术组织就是研究世界各种宗教之关系的。这，以后慢慢再聊。还是说我们吧。记得在澳洲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就是约翰带我去见你那次。老实说，头一眼看见你，我就为约翰很快要失去他的挪威未婚妻感到遗憾。这不，我们、、、要我怎么说，除了‘感谢上帝’以外。” 　　我们重新入睡。这回，我的靠垫紧紧靠在安娜的枕头边，毛毯加盖在被子上。我抱着安娜，但自然往下伸去的手被安娜抓住：“今天，我们还是不要那样吧。”安娜说。　　怎么外国人都有如此超凡的抑制力，高桥可以和我光着身子挤在浴缸里而不发生那种事；爱琳和我在同一栋房子里住了那么久，不发生那种事，现在的安娜，和我睡在一个被子里，也可以不发生那种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想想我在祖国的时候，只要一男一女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不发生那种事简直就是浪费。　　第二天一大早，安娜又往一块面包上抹了层黄油，边吃边走，走了。　　就那样，我开始了与安娜的共同生活，那生活的惯性，在挪威延续了八年。　　　　　　十二，与安娜最初的日子　　（东西方文化之冲击）　　日子过得很快，一晃就是个把月。每天的生活显得很有规律，或者说很清闲很单调。安娜每天去大学上班。而我，参加了政府为移民举办的免费挪威语学习班。　　挪威语学习班只上半天课，下午呆在家里就没有事情做。我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奥斯陆几乎所有的亚洲超市，兴致勃勃地准备晚餐。那晚餐无非不是几种花样轮着转：蔬菜炒面、番茄炒蛋、顶多是给自己开一个小鱼罐头，其他就想不起来了。　　安娜几乎每天都回来得很晚。眼巴巴等门一响，我就开始做菜。这时，安娜往往会拿张报纸坐在厨房，以表示在陪着我。而手里会拿一片面包，上面放一片奶酪，或抹层黄油，在加上点蔬菜，那可以是肉辣椒，红萝卜，生菜等，一杯咖啡，边吃边看报。等我的作品完成摆到了桌上，安娜就会说上一句：“看上去挺不错。”有时她甚至会用手捏上一点放进嘴里。　　等我去厕所撒泡尿（我有饭前撒尿的嗜好）后，便叫她：“吃饭了。” 　　她却说：“我吃过了。” 　　“你什么时候吃的？”我问。　　“刚才，就在你为你自己做饭的时候。”她答。　　类似以上的对话，几乎是每天都在发生。所以，如果你将来打算安排自己猎个洋婆或洋公，你那两锅铲恐怕也不会有充分的用武之地。同样，你也不要指望你的洋婆或洋公为你做些我们东方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有时我和安娜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叫安娜：“帮我弄杯水来喝。”安娜会显得很气愤，提醒我她不是中国妇女，并且声明那是最后一次帮我弄水，而且每次都声明是“最后一次。” 　　在挪威呆了一个月，我还没能认识到一个挪威人，除了挪威语学习班里那些认不认识无所谓的，或者说认识了也没有用的外国移民外。硬要说认识一个，便是马路对过跟我对着窗子的那个亚麻色头发的女人。事情是这样的：我下午一个人在家，真的是闷得发慌，电视节目不仅仅听不懂，内容题材也极其乏味；想出去走走又实在寒冷，鼻涕流出来马上就可以当冰棍卖；再说奥斯陆市中心就那么点大，走来走去也没什么地方好去。有时实在闲得无聊，就站在窗前呆呆地看着外面一辆辆驶过的汽车和偶而路过的行人。时而想起前不久澳洲的繁忙和那些麻烦事，觉得和如今的清闲比起来，繁忙可算是一种幸福。　　有一天，我发现马路对面大楼里有一个年轻女人在和我做着同样的事，也是久久地呆在窗子前面。不同的是她会时常跟从她窗下路过的青年男子打招呼，甚至有时还从窗子里把钱丢下去托外面的年轻人买东西给她送上去。　　开始我害怕过我对她的窥视被她发现，但久久，我们达成了一种默契，甚至会是是而非地相互打招呼。就那样，有时我们会面对面相互看很久，也不知多久，反正有的是时间。直到开春，窗外的树叶渐渐长出，慢慢完全挡住了视线。　　过去，讲起“东西文化交流”，感觉总有些虚无，甚至觉得时髦还挺得意。但如今，“东西文化交流”具体到衣食住行上来，就不那么舒服了。和安娜一起生活碰到的许多问题中，首先是“吃饭”。　　虽然吃饭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比如即使大家都是中国人，隔一个省吃不惯是正常现象。拿我本人来说，虽然自以为跑遍天下伸缩性很强，但仍受不了北京的菜咸。记得有一回和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位老师坐进一家小饭店，那菜简直就是盐。叫厨师下一个菜不要放盐了，结果端出来的还是盐。最后那厨师出来解释说：“咱北京炒菜的锅就是盐做的。”我是湖南种，吃点辣的当然不怕，但在四川吃火锅，那种奇特的辣开始还能感觉，吃着吃着就麻木了，直到第二天上厕所，才领教四川特色后劲之厉害。而如果到郑州买一碗拉面，大概够日本人一个普通家庭吃一天的了。这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是多么的丰富多彩。至于亚洲其他国家，比如韩国的“kimochi”，泰餐里的各种香料，印度的数百种咖喱，日本的刺身寿司，也都同属我们的东方文化。但如果我们东方人拿我们五花八门的饮食文化去和西方交流，那可真要吃大亏了。虽然我们不能说西方没有饮食文化，但有也只是西方文化中很弱小的一部分。就连挪威开国宴，吃的应该也不过是面包土豆牛排三明治吧。　　有牛排也行啊，大不了我自己准备一大瓶辣椒酱。可我那位敬爱的安娜，是个反对吃动物的。在本来就很贫瘠的饮食文化里长大的安娜，再不吃肉，那吃什么？光吃蔬菜水果，能省点钱也不错，可奥斯陆那种冰冻冻的地方，那个在街边撒泡尿可以把你的命根子固定在黄色弯弯的小冰柱子上的地方，蔬菜水果并不比肉便宜。比如想吃块和尚肉，官名叫豆腐，超市里也要卖到将近三个美金。　　对安娜，我一开始就没指望她像澳洲爱琳那样，做饭或带饭。但我不怕，因为我是中国男人，像绝大多数中国男人一样，具有会做饭菜的特色。但是，做好了都不能一起分享，那就是个难以忍受的遗憾了。和安娜一起生活，我们所发生的口角许多都与吃饭有关。　　记得那口角的高潮发生在中国。那年，我带安娜回了趟老家。离开挪威以前，安娜对我提出了几个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不要逼我吃饭。”一回到湖南老家，家里人，亲戚朋友一聚会，那还能不来它一大桌。我淳朴憨厚的母亲得知安娜不吃肉，发自内心说了句：“不吃点肉怎么行”，硬是把肉垛成肉泥蒙混在豆腐里。但那，也没有逃过安娜。她把我母亲敬给她的一大勺肉泥豆腐放进了我的碗里。这下我母亲不乐意了，说：“虽然在外面是外国朋友，但在家里就是我的媳妇，怎么可以这么不领家娘的情，这点肉垛得我可是手上的皮都磨起了泡。”我一听，知道如果安娜不把那勺肉泥豆腐忍受下去，我那可怜的老母怕是一辈子会睡不着觉，便对安娜施加了点压力。可是，我那不通人情的安娜，竟然拂袖离去、、、、、、。就那一顿饭也算了。可是那以后，为凑“国际友谊”的热闹，亲戚朋友们还能不一桌又一桌地轮流请。也就是在那以后，每次听到“吃饭”两个字，安娜就会像听到“鬼子来了”一样害怕。有一回，甚至哭了出来，对着众人用很标准的普通话说了句：“我是不要吃饭！” 　　在吃饭问题上，安娜多次表示了对中国人民的嫉妒，“那么能吃还不发胖”。　　安娜说她其实是很喜欢跟我去中国的。但在我们共同生活的那些年头，她只跟我回过两次国，其主要原因就是：怕吃饭！　　和安娜一起生活的第二个问题是体温差。我真的不理解，她不吃肉，就那么单调的几片面包加土豆，哪里生产出那么多的热量。虽然和她一起生活了一阵后，对安娜“室外零下20度也要开窗子睡觉的习惯”开始可以忍受，因为反正把自己裹在厚厚的被子里。但平时，在开着暖气大概也只有十来度的屋子里，我常常冻得恨不得披上外套，而安娜却像脱衣女郎一样，一件件脱得只剩下件短袖。如果外面再飘进点太阳，她甚至会光着膀子坐在窗下。　　至于穿戴，怎么说呢？安娜虽然长得不是那种时装杂志般妖艳的大美人，但白白的皮肤，（虽然粗一点，不摸是感觉不到的）金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漂不漂亮怎么说呢？和她一起照张相片，人家至少是彩色的吧，不像九哥怎么看怎么黑白。记得在澳洲的一次聚会上，有位美术家曾反复赞扬安娜“真美，真美。” 所以只要稍加打扮，应该说安娜是够漂亮的，尤其是对欧洲人面容不那么熟悉的亚洲人来说。可问题是安娜从不配合。我喜欢长头发，她偏偏把头发剪得比我的还短；我喜欢时髦花哨一点的衣服和裙子，她却每天穿着同样类型的“秘书装”和大腿裤；我喜欢高跟鞋，那更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不论我用什么方式影响她说服她，回答都是“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和装饰。”就那么一句话，end of the 问题，散会。　　和安娜最最难过的莫过于房事的不合拍。首先，要想与她合体，需做大量的前期工作，比如送花，开果酒，或外出看电影。我倒不是舍不得花钱，因为反正安娜会争着付她自己的那份帐，以表示与我的平等。偶尔我“忘”了带钱包也不会酿成灾难。我是觉得那些事情太麻烦而且很虚伪。做完情绪工作后，我又必须对她的身体动很多手脚。要等到她的身体有了反应，才能进行局部接触。而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折腾，我往往是全身筋疲力尽，所谓“全身”，当然也包括我那极乐无穷的祸根。想起和高桥在一起的时候，只要我一放松，两腿一敞开，我的小根根就会进入她温暖湿润的蜜嘴，在她舌头的爱抚扶植下成长壮大。但试着和安娜商量进行同样的程序，她像受了侮辱似的，几乎是愤怒地：“你把我当什么？妓女吗！”那态度还能不把我的小东西吓成缩头乌龟。　　使我的兵器削弱战斗力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的气味。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过跟其她洋女的经历，曾以为洋婆都有那种气味。“她有洋婆气味能怪她吗？她就是个洋婆嘛”是我当时对她的原谅。说起来亚洲人非洲人也有气味，但应该说亚洲人的气味最为友善，或者是我习惯了吧。在欧洲住久了，接触体验多了才总结出“洋人的气味其实也各有差异”。　　最后，我和安娜的房事不能如火如荼的障碍，可能是我们的尺寸不配套。客观地说，我的兵器按亚洲人的标准是够尺寸的。记得在祖国，我那家伙曾使爱九哥“爱得要命”的女孩子，为了“要命”而放弃了对九哥的“爱”。如果因为爱琳个头太小，拿她怨我“太大”打比不算数的话，那身高187的日本姑娘高桥怎么样，从来没有嫌过我的不够用啊！可是跟安娜，比喻成“泥鳅掉到井里”还不够夸张，要说“如鱼得水”“大海畅游”才够文学气派。　　一天，我呆在屋里实在无聊，走出小洋楼，朝马路对过的窗子看去。一如既往那亚麻色头发的女人站在窗前。我向她挥手，她示意要我上楼。我徘徊了一阵，忐忑地上了楼。门没有锁，我推开门，试探着走了进去。原来那是个很年轻的女人，支撑着一只拐杖。她示意我坐在沙发上，自己也慢慢挪了过来。我们随便聊了些什么，大概是“我是中国人，我从澳洲来”云云。她告诉我说她叫卡丽。她对我的提问“为什么总是站在窗子前”的回答是：“我没有朋友，没有事干。”等我觉得该回家的时候，她突然把脸倒在了我的大腿上，并抓住了我的一只手。我顿时惊慌失措。她安慰我说：“我不以此为生，政府有福利。我是实在太孤独太寂寞了，所以需要刺激。”我摸了摸她的胳臂，皮肤竟是那样的光滑细嫩，完全不像600号砂纸。再闻闻，也没有那股洋婆味道。我把她抱到床上，正要解除自己的武装，但想起安娜，一种难以战胜的自责感让我恢复了力量。我帮她盖好被子，对她说：“下次吧，我今天还有点事。” 卡丽显得有点失意，但没有勉强我，只是问：“能帮我洗个澡吗？或至少帮我去买瓶可乐买包香烟和几片三明治。买回来我会给你钱的。” 　　回到家里，想着我和安娜的事。　　是啊，我对安娜本来就没有太多的爱，再不做爱，哪来的爱维持下去。于是，我每天坚持要求做爱。安娜也有了改变，也开始觉得在做爱之前花那么多时间在那些虚虚的事情上不值得，尤其当她体验到我在那方面很蹩脚以后。慢慢，竟而发展成说干就干。到最后，都到了不敢相信，不能容忍，残酷而滑稽的程度。原因是安娜觉得每天花个把小时陪我做运动很是浪费，竟然边做边听收音机，或者听我给她录制的中国话语音磁带。请你试着想像一下，你一边听着自己的声音念到：“医生：派兰卡，你哪里不舒服。派兰卡：我有点儿肚子痛。医生：是着凉了还是吃错了东西、、、、、、” 一边“哼哼”地做着那种运动，会是个什么滋味？那一阵，我只好把耳朵塞上，闭着眼睛心里想着窗子对面那个亚麻色头发的卡丽。即使如此，在进行中有时安娜会打杈我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你刚才小便后冲水了吗？”甚至有一次，在我好不容易爬到山顶就要成仙的时候，她突然问了个学术问题：“是什么使中国摩梭人母系氏族家庭形式能延续至今？” 　　“我操你！”骂完了又遗憾那不是骂，而是事实，难以完成的事实。　　　　记得这是哪部电影里的台词“抱着你，就像是抱着一堆教科书。” 　　尽管如此，和安娜在“衣、食、住、行、性”上的不合拍，与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起来，简直就不是问题了。那些“其他问题”是什么呢？多了，比如：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历史观，道德伦理是非观，宗教意识哲学思想，还有等等等等。应该说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看法理解的差异甚至反对，才是我们之间真正不可逾越的鸿沟。　　三个月后，我完成了我的基本挪威语课程，进入了奥斯陆大学攻读硕士。　　按照挪威大学的规定，所有学生在读专业之前，都必须先学一门课，那就是“哲学”。　　一天，哲学老师没有来，我提早回了家。在走进小洋楼的大门之前，想不得朝马路对过的窗子看了看，奇怪卡丽的窗前站着个不认识的女人。我的好奇心憋不住，跨过马路，进了那大楼。开门的是个中年妇女。见我便说：“卡丽不在。” 　　“卡丽撑着拐杖，能去哪里？”我问。　　“我已经告诉你了，卡丽不在，她住医院了。”那妇女说。　　“什么！上次见面还好好的，怎么就、、、、、、”我惊呆了。　　“两个星期前，她洗澡滑倒摔晕了，就那样，失去知觉记忆，变成了白菜人，住医院了。” 　　我迟迟不能从那个现实中苏醒。卡丽是我在奥斯陆唯一自己认识的一个人，才认识了一次，就变成了棵白菜、、、、、、那让我更觉得奥斯陆冬天的黑夜很长很冻。　　从此，我不能再站在窗前往外看了，成天关在那间令人窒息的小屋里，简直要发疯。而安娜，也开始觉得回到家时时刻刻要看着我，缺乏privacy。于是，我们两都强烈地感到：“我们的生活必须有所改变。” 　　至于朝哪方面改变，怎么改变，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