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琴》（一）九哥的人生故事│九哥│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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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琴》（一）九哥的人生故事
九哥 (发表日期:2008-10-25 11:46:39 阅读人次:5506 回复数:0)
我以我的人生故事，纪念我的父亲，和他那一代前辈。　　此书献给：呕心栽培我成长的老师们、沥血滋养我成熟的女人们，以及我所有的同年人。　　　　成丹九哥（原名：陈丹九）　　　　《父子琴》　　一，我对家庭最早的记忆　　每个人都会有着自己童年的记忆。我童年的记忆，是从一条用青石铺成的小街开始的。那就是湖南省新化县的主要街道“青石街”。我的家就住在青石街旁的一个大院里。　　我家里的人，主要有公公（普通话叫“爷爷”），奶奶，姑姑和两个叔叔。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其霸王的地位不言而喻。　　我至今仍能清楚地记得幼儿时的许多镜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之一，是我大概四岁左右，我从垃圾堆里捡了个白色的套套，觉得好玩便把它吹成个气球。跑到家里问姑姑要绳子把气球口捆起来。姑姑当时还是个未婚姑娘，看到那白气球满脸烧得通红，连声叫叔叔拿了张手纸包住我那宝贝用暴力从我手中夺走，飞速丢到茅坑里去了。接着我的双手被叔叔洗了两遍后又被姑姑洗了三遍。那还了得！我立刻耍起我一贯的霸王伎俩，一屁股坐在地上，不管姑姑如何哄，说了不起来就是不起来，直到叔叔拿着两个大彩气球喘着粗气跑回家，我仍不肯罢休，不停地喊叫着：“我要我的白气球，我就是要我的白气球。　　那以后的十几年里我一直对那白气球的“恐怖”惶惑不解，直到成年后才悟出那白气球决非孩儿的玩物，而是大人们行事时避孕防病之用具。怪不得姑姑她…… 　　1960年，也就是我六岁的时候，那天，同往常一样，睡过午觉便跟着大叔去资江边玩。大叔在江里游泳，我在河边捡石头。太阳一扎进河里，我又听见大叔高唱“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这一天，姑姑跑过来对我说∶“你爸爸来了。” 　　那是我一生中头一回听到“爸爸”这个称谓，对其含意还有些模糊。不过，没有时间让我仔细琢磨，我便被姑姑领回家摆到一个陌生人的面前。他看上去很干瘦，颧骨很高，透过眼镜片斜着看了我一眼。我吓了一跳，打了个寒噤，立刻躲到姑姑的后面。姑姑把我拉扯到前面，说∶“叫爸爸。” 　　一家人围着饭桌坐着，却不见公公。（据说公公突然觉得特别不舒服）公公的位子坐着父亲。大家一声不吭，一颗一颗吃着父亲从省城里带来的一包糖果。小叔刚往口里塞了一颗，马上又忙着剥另一颗的糖纸。边吃还边唠叨到：“以为大哥回来有肉吃，原来是几颗糖。” 　　“有糖吃你还罗嗦。”姑姑做了个拧小叔耳朵的手势。　　我注意到大叔一颗也不吃。他气呼呼地说：“就是，几年才回一躺家，就带几颗糖，把家里人都当孩子哄！” 　　姑姑赶紧拿了两颗递给大叔，说∶“再不吃，连糖都没了。” 停顿了片刻，姑姑改了个温和的口气，对父亲说：“本来也是，你是大哥，又只有你在省城做官，饥荒闹了几年了，你也该为家里想想办法了。” 　　大叔逮住机会又立刻插嘴：“就是就是，可有人不但一个子不给，连崽都丢给我们养。” 　　“别吵，大家能见见面不容易。吃糖吃糖。”奶奶撮合地说。　　父亲一直沉默着，让大家讲个够。他把一张公文信纸裁成八小张，打开一个很旧的小铁盒子，拿出点烟丝卷了个喇叭筒，直到大家死一般的沉静，父亲才点上火深深抽了口烟，半官腔半无可赖何地说∶“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加上帝国主义大围剿修正主义掐脖子，全国人民的日子都不好过，不光是你们，省城、中央也同样很困难。你们没听说吗？连毛主席都不吃肉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等死吗？”小叔说完这句话，便是一片沉默。　　父亲又猛吸了几口烟，接着说∶“正是考虑到家里有困难，我才和希蕴（我母亲）商量把猛子（我的小名）带回去减轻家里的负担。目前，我只能做这些。不过，日子慢慢会好起来的。” 　　桌上的糖果吃完了，小叔擦了把嘴巴接着说到∶“当年大哥要能呆在大学好好把书读完，至少可以开个私塾教书挣钱孝敬老人。非去闹什么革命，难道革命的结果就是让老人在家里跟着我们挨饿？” 　　“就是就是，不能让大家过好日子革命有个屁用。”大叔附和着。　　父亲突然提高了声调，以权威性的口吻说∶“你们要注意，这可是反革命言论，我们家里成分本来就不够好……” 　　大叔听了这话跳了起来：“你早就跟家里划清界限了，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姑姑好像也有些急了，说：“我们的成分是‘自由职业兼小地主出租，’是自由职业在前小地主出租在后，再说，父亲被选为县里的人民代表了。如果是阶级敌人能代表人民吗？” 　　奶奶见势不妙，连忙把我领进厨房。她让我在那里呆着，不叫不要出去。然后，她忙回到“方桌辩论会场”去劝架去了。我闻到一股烤红薯香，顺着鼻子，我找到一个小铝金饭盒，打开一看，是两个烤红薯和两个煮鸡蛋。可惜我当时口里还含着糖，所以没空。　　我听着大人们吵架，好奇地贴着门听。只见父亲站起来，说∶“再不走，要误车了。” 　　“我去弄点东西给你们吃了再……”又没等奶奶说完。大叔抢着说∶“做老大的不带饭回来，我们吃什么？” 　　厨房的门再一次打开。父亲向我走过来，拽着我的手就走。我一口咬了上去，好在父亲躲闪得快。我向姑姑扑了过去，却万万想不到，千千万万想不到，我被姑姑推开。我的姑姑，那个从来就是展开双臂迎接冲向她的我的姑姑，我那保护伞护身神般的姑姑，那天却居然把我推开。那在我的记忆中是史无前例的。我一赌气，冲出了家门，决定跟这个陌生人走，气死姑姑。　　坐在火车里，我靠着车窗，看见姑姑焦急地一节节车厢地找我。我觉得很好玩，故每当姑姑走近，我就把头低下好让她看不到我。直到火车开动，我才伸出头向姑姑挥手。姑姑拧着那个小铝金饭盒拼命地追，叫喊着我“丹九，丹九。”火车越开越快，等姑姑的身影彻底消失后，我才“哇”地哭了出来∶“我要吃烤红薯，我要吃烤红薯……”父亲毫无表示，只是跟我换了个位子，自己靠窗子坐着。　　我知道姑姑是不会出现了的，于是把眼神转向父亲。父亲却把脸转了过去，看着窗外发呆。我那哭声也就渐渐变成了小和尚念经。这时，送面条的小车过来了。我看见父亲从兜里搜寻着每一枚硬币，放在手上数了又数，一共是三毛六（我记得是三毛六，也许有错，我当时毕竟才六岁），他叫住那推面车的，要了碗面。他先猛喝了几口汤，大概是怕汤太多我端不稳会倒出来，然后将面端到我的面前。我一根一根地唆着面条。而父亲却又把脸转向窗外。我看到他脖子上的青筋像枯萎的藤根一般。我利用窗子的玻璃窥视着父亲的面容。父亲似乎察觉，故意在玻璃窗上哈了几口气。顿时，父亲的影像在雾状中变得模糊。我把面条一根根唆得响响的，想引起他的注意。然后，慢慢一味地嚼着面条。其实，我不单单是在嚼着面条，更多的是在嚼着父亲的心思和反应。可惜父亲始终没有反应。我终于觉得乏味，唆完了最后一根面条，肚子实在没有装汤的容量，便把碗递了过去。这一回父亲反应迅速，他接过碗，两口就把那碗里的剩面残汤吞了下去。　　回到家里，（所谓家，就是父亲办公楼的一间房子）我见到家里的第一个人也是唯一的人，是一个比我只大一点点的男孩子。父亲给我介绍了他，他也向我说了句什么话，因为听不懂，现在想起来一定是说他是我的哥哥之类的。介绍完父亲就去工作去了。　　我的哥哥只比我大一岁半，但在当时，我觉得他简直大我一个辈分。他掌握着我们家的进出权，一片门钥匙用绳子穿起来挂在脖子上。见面没有几分钟，他就一手拧起一个饭盒，一手牵着我说带我去见妈妈。我，一个十足的乡巴佬，紧紧抓住他的手，直到他喊手痛。他带着我走了好远的路，我甚至记不得我走过那么远的路。他不时换手拎饭盒和牵我，我以为是饭盒太重，而他却说是我抓着他的手太痛。我建议帮他拎饭盒。其实我这样建议，并不完全是心痛他拎不动，而是以为拎饭盒除了象征着一种权利和责任之外，还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我趁他换手之际，一把去抢那个饭盒，哥哥躲闪不急，饭盒掉到地上，里面的面条弄了一地，哥哥又气又急，但没有工夫跟我多说，急着趴下要把地上的面条再弄回到饭盒里，这时一个叫化子模样的人一冲而过来，接着便是一群叫化子一蛹而上，像狗抢食似地把地球的那一部分舔了个干净。哥哥急得直跳，“哇”地哭了起来。那哭顿时缩短了我与哥哥的距离，因为我发现他和我一样，也不过是个孩子。他气得捡起饭盒就跑。我不相信他会不够哥们到把我一个人撂在那，站着原地不动。直到他的身影消失，我这才急了，拔腿追了上去。当发现他在墙角等着，我立刻装着没看见他的样子，京剧老生般大摇大摆地。　　到了医院，哥哥一把鼻涕一把泪。我的母亲，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很斯文的样子，看着我躲在哥哥的后面，装着没看见我的样子。不过我知道，她在看着我，虽然她更多的注意力明显放在她抱着的那堆骨头上，当然是一堆被张人皮包住的骨头。那便是我的弟弟，一个让我们家背债多年的东西。　　我母亲同共产党同年诞生，出身贫寒，从小丧父，凭着自己要强，读到高中，既而受地下党影响参加革命。而父亲则不然，祖父是个医生，从日本留学回乡后，开办了新化医院。加上家里还留有几亩地，日子应该还过得去。父亲自然是大少爷，一直念到大学，学的是英国文学。也就是在大学二年纪父亲遇上比自己大四岁的母亲，被她的革命激情所蒙骗，居然放弃学业，抛弃家庭，跟随母亲去干革命去了。解放后。我的父母成为新政府里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被党采用，派到湖南省委统战部工作。父亲随后入党。他们结婚后，响应党的号召，多生子女。于是，1953年生产了哥哥，叫丹金（据说是为了纪念保尔.柯察金）；1954年生产了我，被送回父亲的新化老家，被祖父取名叫丹九（祖父希望本人像中药一样“九炼成丹”，所以我现在的名字叫“成丹”）；1957年生产了弟弟老三，被送到母亲的老家（由于种种原因，此书避免提老三）1960年，生产了弟弟老四丹丰（可谓兄弟丰收）。　　1960年，正是中国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后山穷水尽的一年。据说全国都在饿死人，死了多少不知道，有人说是两千，有人说是三千。错了，是说死了两千万或者三千万。但父母在省委政府机关工作，经常有红萝卜白萝卜红薯土豆的“腐败”发放，所以还不至于被饿死。但弟弟丹丰出生后得重痢疾，医院多次表示没有希望，同病室得同样病的小孩子一个个死去，但母亲就是不肯放弃，天天抱着那堆皮包骨寻求奇迹的出现。奇迹终于出现了，我的弟弟，也就是今天力大如牛的杂技演员，终于战胜疾病，得一还生。就在医院庆贺奇迹的同时，母亲也接到了一张昂贵的帐单，那便是压在我们一家人头上数年的泰山。　　话说那天被哥哥带到医院头一次见我的母亲，母亲并没有对我表示多少亲热，其原因想必除弄翻她的饭盒害她饿肚子以外，一定还有些别的作为孩子的智力不能理解的原由。我记得，母亲讲话我能听懂，她要我叫哥哥，我不肯。哥哥便拿出一个绿色的上发条就会跳的小青蛙玩具逗我。说不叫哥哥就不给我玩。奇怪，不给我不会抢吗？于是与哥哥扭在一团。我几次把脸转向母亲，巴望她能为我讲句话，可她却在为弟弟换尿布，好像我们哥两不存在一样。我终于抢不过哥哥，老羞成怒大骂其娘。不知骂自己哥哥的娘有什么好笑，这种有兄弟的家庭经常发生的事情，竟然引起了病房全体人员的大笑。母亲终于中计，注意力被吸引，那样子与她的金丝边眼镜很不相称，上来就给了我一耳光。我这才露出胜利的微笑，讲错了，是露出胜利的“微哭”。不过那微哭只维持了片刻，因为我立刻决定改用我的拿手好戏，“哇”地一屁股坐到地上，大声喊“姑姑、姑姑”。可是，直到屁股坐到结冰，姑姑始终没有出现。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已不再是家庭的中心。不但不是中心，简直就是郊区，是农村的平原，处于完全没有靠山的境地。好在哥哥发善心，把那个玩具丢在了我的面前，才给了我一个从冰冷的地上站起来的台阶。　　一际耳光，那便是母亲给我的见面礼。不过想想也是，害得她饿肚子，还要骂他大儿子的娘，除了赏一际耳光，难道还指望奶油巧克力？　　初到长沙的那些日子，父亲老是出差不在家，母亲在医院守着弟弟，哥哥要上学，我便独自一个人被反锁在家里。大概是我偷吃了家里不少东西，家里把能吃的都锁了起来，由哥哥把握着钥匙。于是我从窗子里爬出去，在外面跟人用手指刨红薯地里残留的红薯根吃，常常吃得满嘴是泥，等肚子饿得不行，便在门口等哥哥回来开门。此外，我大概还给邻居们惹了不少麻烦。无赖，哥哥决定带我去上学。他上课，我在操场上玩。一些老师看了觉得老这样也不是个办法。最后，一年纪的哥哥决定让我提前上学。于是他在升二年纪的时候带我去报名读一年纪。可惜我们两都不知道父亲的名字怎么写。这使得报名的老师非常为难，好在旁边有位父亲的同事。六岁的小九哥，就这样变成了小学生。　　这便是我对我的家庭最早的记忆。　　虽然我与哥哥的关系越来越近，但我始终不愿意承认他是哥哥我是弟弟。直到发生了“烟屁股事件”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