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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改革派与保守派

林思云 (发表日期:2006-05-08 22:17:27 阅读人次:2240 回复数:1)

  我们从小接受了一种世界观的教育,它把政治人物分为两派:一派是主张革命、主张改革、主张大刀阔斧变革的路线,我们称其为“革命派”、“改革派”或“进步势力”;另一派则是反对革命、主张保守、主张小心谨慎稳妥的路线,我们称其为“反革命派”、“保守派”或“顽固势力”。

  
我们的教育使我们树立起一种固有观念,即“改革派”是好人,是代表进步的新生力量,是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火车头;相反,“保守派”是坏人,是顽固不化的旧势力,是阻碍中国发展前进的绊脚石。按照这个固有观念,中国发展进步的关键就是大力支持“改革派”,积极排除“保守派”。现在很多人写政治评论的基本思路,也都是放在怎样支持“改革派”和排除“保守派”的基点上。

  
以前我自己也持有这样的固有观念,直到与一位韩国学者交谈以后,才改变了我的看法。在二战以后,韩国长期以来处于军人独裁专政之下,韩国人也一直在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直到1993年金泳三出任韩国总统(他是韩国首届非军人出身的文人总统),韩国才走上了民主的轨道,1997年反对党候选人的金大中当选总统,标志着民主化运动在韩国取得了成功。

  
我和那位韩国学者谈到韩国的民主化运动时,我本想请他谈谈韩国的民主化运动对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启示,以及韩国民主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没想到他却说:“韩国民主化的一个很大教训,就是保守派全军覆没了。现在韩国呼唤出现‘合理的保守派’”。

  
什么是“合理的保守派”?在说明这个问题以前,我先介绍一下我与那位韩国学者关于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交谈吧(那位韩国学者是中国通,汉语非常流利,所以我们用汉语交谈,不需要翻译)。

  
如果把国家比作一辆汽车,那么改革派就是这辆汽车的发动机,而保守派则是这辆汽车的刹车系统。发动机和刹车系统是一部健全汽车的必要组成,对于一个健全的国家来说,也同样需要发动机和刹车系统。国家的发动机功率不足,国家的发展速度就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相反国家的刹车系统不灵,国家就会像刹车不灵的汽车一样,很容易失去控制,冲向危险的境地。

  
对于一个健全的国家来说,改革派与保守派就像左膀右臂,哪一方都不可或缺。当国家的发展出现停滞的时候,这时改革派出来掌权,加快国家的发展;而国家的发展出现过热的时候,这时保守派出来掌权,稳定国家的状态。改革派与保守派相互平衡,相互牵制,这是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

  
美国的两个最大政党,美国民主党较为激进,可以不严格地称为“改革派”,美国共和党较为保守,可以不严格地称为“保守派”;英国的两个最大政党,英国工党属于“改革派”,英国保守党属于“保守派”;德国的两个最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属于“改革派”,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属于“保守派”;法国的两个最大政党,法国社会党属于“改革派”,法国保卫共和联盟属于“保守派”;日本虽然长期是自民党一党单独执政,但日本自民党中又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相互制约,也基本形成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势力均衡。

  
再回到韩国“合理的保守派”这个问题上。韩国以前是保守派一派独大,而在民主化运动成功后,现在则是改革派(民主派)一派独大,改革势力与保守势力不能相互制约,没有形成西方国家那样的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平衡,因此韩国学者说“韩国呼唤合理的保守派”。

  
近来韩国的反美、亲北韩、激进民族主义的思潮与行动,都与近年来韩国的改革派(民主派)一派独大有关。比如韩国首都“汉城”的名称问题,其实韩国民间很早以前就抗议中国把韩国首都称为“汉城”。因为“汉城”是韩国作为中国属国时,中国对韩国首都的称呼,“汉城”有汉人之城的意思,韩国人认为这是对韩国的侮辱,因此一些韩国人要求中国把韩国首都“汉城”改称为“首尔”,但中国政府一直对此保持沉默。

  
1992年8月中韩建交时,韩国方面曾把“汉城”改名,作为中韩建交的一个主要议题。但在中国方面面露难色后,当时的韩国独裁政府本着“向前看”的大原则,没有与中国斤斤计较“汉城”的名称问题,放弃了“汉城”的改名要求。当时韩国政府放弃“汉城”的改名要求,曾遭到国内改革派的激烈批判。现在韩国实现民主化以后,中国与韩国的关系反而越来越难相处了。韩国最近与中国发生的历史问题争执(高句丽问题),汉城的改名问题,都是以前韩国独裁时代不曾出现过的激进民族主义思潮。持激进民族主义的韩国改革派一派独大,会不会把韩国引入歧途,这正是很多韩国人正在担心的问题。

  
如果说韩国人对改革派一派独大的危险尚在令人担心的阶段,而俄国的改革派一派独大,就曾经给俄国带来了可以称之为“灾难”的历史。

  
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知识分子界(特别是很多海外的民运人士)异常人气,对于中国的改革派政治家,不管他本人愿意不愿意,经常要被冠上一顶“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美名(比如赵紫阳)。可是这位给俄国人带来民主自由的“伟大的政治家”,在俄国本土却大受冷遇,毫无人气。比如2000年俄国大选,参加总统竞选的戈尔巴乔夫,只得到不到1%的选票(那次普京得到了52%的选票)。在俄国一个人被别人称为“戈尔巴乔夫”,大概没有赞美的意思吧。

  
为什么俄国人不喜欢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他们不感谢这位给他们带来民主自由的改革人物?反而要选举普京这样保守色彩很浓厚的候选人呢?前些时候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一篇文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俄国社会》,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端倪。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俄国社会》一文介绍了一些苏联时代持不同政见者和自由派,如今发现自己过去千呼万唤的自由真的到来的时候,却变成了一场噩梦。在苏联时代尖锐批判政府,一直遭迫害而流落外国的小说家季诺维也夫说:“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要是我早知道所有这一切会有如此的结果,我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

  
现居巴黎的前反共人士、曾被西方人赞为反共斗士的马克西莫夫则说:假如他知道自己过去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他就不会写那些书;假如他知道苏联这只大船会沉没,他就不会去摇撼这船。”前苏联最著名的不同政见者之一梅德维捷夫(中国曾经内部发行过一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文集》的书,其中就收录有梅德维捷夫的文章),更是写了一本名为《让历史来证明》的书,梅德维捷夫说:无须向任何人证明,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比现在的俄国好得多。戈尔巴乔夫留给后人的遗产有三个:一是世界大国苏联的分崩离析,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三是80%的人进入贫困线,数百万贫困者流落街头。

  
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时代,在民主革命的名义下,俄国的保守派遭到沉重打击,俄国政坛几乎被改革派所囊括,结果他们搞起激进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比如苏联解体、休克疗法等等。这些激进的改革措施不但没有给俄国带来大发展,反而却搞得前超级大国俄国一蹶不振,元气大伤,国家走向崩溃的边缘。被改革派的激进改革“折腾”苦了的俄国人,此时才想到保守派的重要性,于是普京这样的保守派开始大受欢迎,而曾被人们热情欢迎,甚至排队买他的《新思维》一书的戈尔巴乔夫,却被人们抛弃了。

  
看到俄国的经验,我们不得不承认韩国人呼唤“保守派”的心情不是空穴来风。然而在中国,主张变革的激进主张,似乎总是能够得到盛大的喝彩。比如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激进主张,一夜实现共产主义(与俄国休克疗法,一夜实现资本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把中国经济搞得几乎崩溃,后来刘少奇等保守人物上台,才使中共政权渡过难关。假如1989年赵紫阳的改革派上台,中国也很可能要尝试一夜实现资本主义的激进改革,它会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意想不到呢?

  
至于中国的民主化,在当前的情况下,日本自民党一党单独执政,但党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相互制约的模式,也许是中国和平稳健地走向民主化的较好模式。在经济改革问题上,目前中共改革派占据上风,保守派的势力稍弱,不过两者基本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这也是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政治改革问题上,目前中共保守派占据上风,改革派声音不足,尚需要更多的改革派势力给予推动。

  
我现在感到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中国人应该改变那种“改革派”是好人,“保守派”是坏人;“改革派”推动中国前进,“保守派”阻碍中国进步的固有观念。中国人似乎总是把“改革派”和“保守派”视为水火不容的两股势力,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没有西方人对“改革派”和“保守派”相互共存的宽容心态。

  
因此特别希望今后中国人能够树立“改革派”和“保守派”共存的观念,中国未来的健康发展,既需要改革派的推进,也需要保守派的刹车,不要在赞美改革派的同时,把保守派批判为完全有害的负面东西。总而言之,如果中国达到改革派与保守派相互制约,左派与右派势力平衡,这应是最理想的状态,最糟糕的就是出现一个派别“一统天下”的局面。

  
以前我曾经盼望中国出现一位戈尔巴乔夫,但我现在不仅不再盼望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甚至担心中国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当然我盼望中国走向民主化,但戈尔巴乔夫式的激进民主化,是福还是祸,那就很难说了。前苏联的著名异见人士现在所感慨的万般无奈当可作为我国改革道路的一面镜子,他们走过的弯路,我们没必要再去亲身体验一次了。

  


  




 回复[1]:  陈梅林 (2006-05-11 14:30:57)  
 
  两股力量的制衡才能保持清醒头脑,林先生说得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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