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应该改变思维方式（三） │林思云│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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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应该改变思维方式（三）
林思云 (发表日期:2006-06-15 22:32:58 阅读人次:2521 回复数:2)
三、迷信圣贤篇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一直遥遥领先于周边国家和民族。中国虽然在军事上挨过多次打，亡过几次国，可是在文化上，却从来没有输过。这就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种自满情绪，以为中华文化世界第一，并以此沾沾自喜。鸦片战争后，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这次打进来的“夷蛮”和以前不同。最早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于是搞起洋务运动，设立了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主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不过那时中国人还没有改变“中华文化世界第一”的想法，光绪二年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写了一部游记，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这部书传到北京，引起满朝官员的公愤和震怒，人人唾骂，日日奏参，一直到皇帝发出停止争论的圣旨才算完事。　　等到甲午战争惨败后，国人震惊了：堂堂中国怎么衰败到这等地步？连一个蕞尔小国日本都打不过。很多人提出中国的政法制度有问题，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打出“变法维新”的口号。但当时康、梁等人对西洋文化所知甚少，既说不出外国文化好在哪里，也说不出中国文化哪里不足，只是笼统地说：“中国的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然而这个囫囵吞枣的口号，在当时还是发生了很大效力，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后来的辛亥革命，更是在政治体制上激进变革，全盘照搬西方的议会政法体制，以为只要有了西方民主体制，中国的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然而仿效西方民主体制的民国建立后，中国人所企盼的富国强兵新气象却件件落空了，人们渐渐废然思返。不少人开始意识到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用旧思想来运作新制度，还是不行的。于是他们发起启蒙运动，试图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出现鲁迅等狠批民族劣根性的旗手。到了“五四”运动，人们又提出中国需要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现在有不少人以为当时说的“德先生”是指民主制度，“赛先生”是指科学知识，这就完全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宗旨。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早在民国建立时就已引进，西方的科学知识更是早在洋务运动期间就开始在中国教授，这些都是当时中国已有之物，又何必去“请”呢。其实“五四”提出的中国需要请来的“德先生”。　　什么是“民主精神”？民主精神就是民主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8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的民主思想不但没有多少进步，甚至还有退步之嫌。现在人们常说某人的“作风”不民主，而不说某人的“思想”不民主，把民主看成是一种办事作风，而不是一种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根本并不是民主体制，而是民主思想和民主的思维方式。在一群没有民主思想和民主思维方式的人当中搞民主体制，就象江南的橘子种到江北变成枳子一样，水土不服。　　中国沾美国的光赢得抗战胜利后，中国人又开始沾沾自喜起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喊一声“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更让中国人忘乎所以，以为我们从此可以在世界上昂首挺胸，中华文化当然也不再有问题了。此后中国人的思想出现一次“大退潮”，五四时代提出的改造中华文化，改造中国民族性的新文化运动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文革等劫难后，人们不得不再次反思：中国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一些人想起戊戌变法时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制度决定论，大力宣扬中国现在的问题结症在于中共的一党独裁体制，认为只要引进西方式的多党议会体制，中国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可是提倡制度决定论的人忘记了辛亥革命的教训，忘记了当时人们在痛定思痛后提出的改造民族性口号。二战以后，很多新兴的独立国家都引进西方的民主体制，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元首都是非世袭的总统，大多数国家都有国会议会等反映民意的国家机构，表面上看民主体制似乎已经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了。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大多数国家只有民主制度的形式，却没有民主国家的内容，实质上仍是各式各样的独裁国家。比如我们的邻国印度，采用了全套标准民主体制，也有彻底的资本主义制度，可是我们无法说印度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印度人也无法享受到西方人那样的民主自由。　　很多国家都搞过民主体制的试验，中国也在辛亥革命时期搞过民主体制的试验，但结果均不令人满意。如此众多民主试验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这又牵扯到我们的先人在“五四”时期领悟出来的“民主精神”问题。大多数搞民主试验国家的国民缺乏民主思想，却硬生生地引进了民主国家体制，用旧思想来运作新制度，自然搞不出好的效果。　　什么是“民主精神”呢？所谓民主精神就是民主的思维方式。民主的思维方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原始期。一个原始部落随着人口的增长，周围的动物捕杀光了，植物摘采光了，人们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进行迁移。可是往哪里迁移呢？有人提出往东方迁，有人提出往西方迁，有人提出往山上迁，有人提出往海边迁，在众人意见纷纭的情况下，这个部落怎样做出最后的决定呢？这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就决定了他们的行动。　　第一种想法是大家意见不一致就干脆“散伙”，愿意到东方的人就到东方去，愿意上山的人就到山上去，各走各的路。这种思维方式后来被称为“无政府主义”思想，非洲大陆的原始居民多半持“无政府主义”思想。由于“无政府思想”的人群难于统一行动，无法发展成为巨大的国家，现在山野丛林中散布的原始部落，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后裔。　　第二种想法是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愿意到西方去的人多就往西方迁移，愿意到海边去的人多就往海边迁移，少数服从多数。这种思维方式后来被称为“民主主义”思想，欧洲大陆的原始居民多半持“民主主义”思想。古希腊城邦就是尊重大多数人意见的民主国家的原型，现代的民主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这与这里的居民长期以来具有民主思想的传统，习惯采用民主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有密切关系。　　第三种想法是采用部落中最有智慧、最有见识的智者的意见，智者说往东方走大家就往东方迁移，智者说上山大家就往山上迁移。他们认为智者具有常人没有的“天才”，智者的看法最正确，所以多数的庸才应该服从少数的天才。这种思维方式后来被称为“独裁”思想，亚洲大陆的原始居民多半持“独裁”思想，古代中国传说中的“尧、舜、禹”就是部落中天才的圣人。现代亚洲国家以独裁政权居多，这同样与这里的居民长期以来的独裁思想传统有密切关系。　　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和独裁都是从原始人类中诞生出来的不同思维方式，不是什么伟人特别设计发明的，也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中国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认为民主体制是从独裁体制进化发展而来的，民主体制比独裁体制更先进，民主取代独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种说法显然误解了民主和独裁的本涵，人类最早的民主社会并不是从独裁社会进化演变而来，民主并不比独裁更先进，民主取代独裁也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发展规律。另外马克思只是提出社会经济制度的进化学说，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进化发展，但他并没有说从独裁体制向民主体制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民主和独裁的最根本区别反映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上：我们应该服从多数？还是应该服从精英？民主的思维方式赞成服从多数，民主思想认为人与人的智力差别有限，每个人都有独立判断事物的能力，所以应该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针。民主投票时人人平等，不管博士还是文盲，都是一人一票。独裁思想则认为人与人的智力差别很大，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独立判断事物的能力，一个天才和一个蠢才作出的判断有完全不同的价值。独裁思想认为大部分人都是愚人和庸才，他们无法自己领导自己，所以需要智者为愚者做主，需要圣贤和精英对普通民众进行家长式的独裁领导。中华思想就是典型的独裁思想，因此中华思想本身就是反民主的。　　中华思想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愚民论”，中国人不相信西方思想中人人智慧接近的“公民论”。中国古来的各种学说，不管是儒家法家，还是墨家阴阳家，思想核心都是“愚民论”。中华思想认为大部分人是“学而不知”的愚民，他们要服从“生而知之”的天才以及“学而知之”的贤人，平民应该无条件服从圣贤领导。因此在中国，怎样发现具有超人才能的圣贤来领导管理人民，就成为中国政治的首要问题。中国搞出了一个科举考试的方法来选拔贤人，除了皇帝世袭以外，一般官员都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与此相比，古希腊城邦选举领导人是用抽签方式抽选，不管他的才能如何，每个公民都有当选的平等机会。在中国人看来，古希腊城邦选举领导人的方式简直是在开玩笑，抽签抽出一个傻瓜来怎么办？　　正因为中华思想的基调是反民主的，所以中国引进西方的民主政治就异常困难。在中国要想搞真正的民主政治，中国人必须改变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那就是“迷信圣贤”。西方把人按照职业分为工人、农民、资本家，或按照财产分为有产阶级，无产阶级；中国传统上则把人按照才能的高低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官”（现在称为“干部”，有时也称“公仆”），另一个是“民”（现在称为“人民”，有时也称“老百姓”）。当官的（干部）是通过科举考试（现在是大学高考）选拔出来的精英人才，被淘汰下来的劣才就是老百姓。　　中国有一个对老百姓的歧视性口号：“为人民服务”。那些说“为人民服务”的人，首先就意味着自己是“人民”以外的特殊人，所以才有“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中国的“人民”概念与西方的“公民”完全不是一回事，西方上至总统下至黎民，都是“公民”，如果美国总统说“为公民服务”，人们就会奇怪：难道总统本人不是公民吗？西方人可以理解“为资本家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却很难理解“为人民服务”，他们搞不清中国所谓的“人民”是指哪些人。　　然而“为人民服务”的歧视性口号，竟然大受中国老百姓的欢迎，这就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迷信圣贤”的思想。他们毫不怀疑圣贤伟人具有超人的智慧，深信圣贤伟人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中华思想中的“愚民论”有什么问题。中国老百姓自认自己确实就是“愚民论”中所说的愚民，不相信自己有管理国家的智慧与才能。当国家出现问题时，他们只是企盼出现一位青天大老爷赶走贪官污吏，期望出现一位救世明君来为百姓作主，为人民服务。　　西方人革命的目标是为了解放自己，法国人作的《国际歌》这样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而这样响亮的号召传到中国，却根本没有引起什么共鸣。原来中国人革命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解放自己，而是为了废黜乱世的昏君，寻找救世的明君。中国人作的《东方红》这样说：“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说得简单一些，西方人革命是为了自己当主人，中国百姓革命却是为了打倒坏主人，换一位好主人，他们并不曾有过自己当家作主的念头。　　现在一些宣扬民主主义的人说：“搞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但是这个诱人的口号在中国的老百姓中还是引不起什么反响，倒是“打倒贪官”的口号反响力要大得多。因为中国老百姓对“打倒贪官换清官”有深切的盼望，而对“百姓自己当家作主”根本没有想过。中国的老百姓看来，所谓“百姓自己当家作主”，不过是一些政客骗人的口号，他们一方面不相信精英们会真正让自己管理国家，另一方面也不认为自己具有管理国家的能力。在中国搞革命都是一个模式：向老百姓宣扬现政权的残暴和腐败，告诉老百姓现在的苦难都是现政权暴政的结果，煽动老百姓起来造反。国民党煽动老百姓起来推翻清廷，可是推翻清廷后老百姓并没有得到期待的幸福；共产党又是煽动老百姓起来推翻国民党，可是推翻国民党后老百姓也没有得到期待的幸福；现在一些反共人士还是煽动老百姓起来推翻共产党，推翻了共产党后老百姓就能得到他们期待的幸福吗？我看他们再次失望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美国人选总统的心情是为了挑选一位自己的政治代言人，选民投票的原则是看哪位候选人更符合自己的政治主张，更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中国搞总统选举的话，老百姓选总统的心情却是挑选一位为自己作主的青天大老爷，选民投票的原则是看哪位候选人品德最好，最有才能。在美国人看来，更聪明更能干的候选人如果不符合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代表自己的利益，照样不会选他。中国人看来，当然是选一位更聪明更能干的人当总统，才能把国家搞得更好。至于该人是否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倒是不在思考之列。前些天电视报道了中国一个内地农村民主选举村长的情况，电视记者问一个村民：“为什么选张三当村长？”村民回答说：“因为张三能干。”可见这个村民选村长时，只考虑张三是否能干，并没有考虑张三是否能代表自己的利益。　　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并不是共产党的一党独裁，而是中国老百姓“迷信圣贤”的思维方式。其实中国老百姓根本不想要什么民主，即使强加给中国老百姓一个民主，在中国搞总统选举，最多不过是选举出一个能干的独裁者。目前中国百姓没有自觉参政议政觉悟的情况下，搞民主体制只能搞成一种形式，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日本的民主化之所以能搞成功，与日本人没有“愚民论”思想，重视百姓的思想启蒙，重视一般民众的文化教育有密切关系。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的基本精神就是“开发民智”，明治维新的纲领性文件《政体书》中，提出普及全民的“义务免费教育"和推广西方思想的"文明开化"。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政府规定了全国普及4年小学免费义务教育的《学制令》，到1875年日本已在全国建立了25000所小学校。尽管当时日本经济还很贫困，政府还是把普及小学教育放到最优先的位置，力争做到“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据说日本得到中国的甲午战争赔款后，明治天皇建议这笔钱全部用来办小学，要让最偏僻的农村也有一所像样的小学。日本义务教育法颁布30年后的1902年，日本小学文化普及率达到90%以上，这在当时的欧美各国也是相当高的水平。日本后来的富国强兵，经济腾飞，都是建立在高素质国民的基础上。　　和日本相比，中国并不是不重视教育，但中国办教育的思路和日本完全不同。在愚民论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认为办教育主要是培养一批精英人才，一般百姓都是“学而不知”的愚民，不值得花那么多钱教育他们。日本办教育是从办小学入手，教育的对象是一般大众；中国办教育却是从办大学入手，教育的对象是少数精英。从清廷末期、到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中国都是不遗余力地办大学，重点搞高等教育，甚至政府还花费巨资选送大量留学生出国深造，全力培养高级精英人才。中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上很舍得花钱，而在普及初等教育上，却又十分吝啬。清廷、北洋、国民党都没有认真考虑过普及初等教育的问题，到1949年中共上台时，中国的成人识字率只有10%左右。　　毛泽东时代中共认真搞过一段普及初等教育的扫盲运动，有过不错的成绩。但很快中共政府又走回到以前各届政府的老路，重视培养精英的高等教育，忽视启蒙开智的民众教育。现在中国大学、研究院的学生水平不亚于发达国家，中国留学生到外国学校多半有很好的成绩就是证明。可是中国现在还有10%左右的文盲，可见中国初等教育的水平之低。尽管中国有不低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但是整体国民的素质就和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了。这个低素质的国民，不但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同样影响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早在五四时期，不少有识之士就认识到要想彻底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必须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要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就必须从大众的启蒙教育入手。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普及初等教育，“开发民智”的重要性，开始重视普及免费义务大众教育，这是一件功德子孙的好事。政治体制可以一天改变，文化教育却是慢功，没有二、三十年的努力是看不出明显效果的。等到几十年后中国老百姓有了觉悟，有了文化，什么廉政、民主化都是水到渠成的事。　　除了政府狠抓大众教育外，更重要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应该改变“迷信圣贤”的思维方式。不要迷信领导、迷信权威，不要期盼大救星，要树立自己有能力拯救自己的自信。同时精英们也应该放弃对老百姓的轻视和蔑视，不再说什么“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办实事”、“为老百姓作主”等把自己放在民众之上的歧视性语言。从打破中国民众“迷信圣贤”的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提出“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号召人民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提倡反潮流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助于培养中国老百姓的民主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