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帝国的尴尬│杨文凯│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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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帝国的尴尬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06-05-04 00:09:44 阅读人次:2675 回复数:0)
在我已有的阅读经验里，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和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帝国》，堪为剖析日本民族性格和文化特征最为深刻的著作。《菊花与刀》，以科学考察和经验分析为依据，确立了战后文化人类学中有关文化模式研究的经典范例，《符号帝国》则融会了法兰西哲人精深的思辩和自由挥洒的不羁文风，成为检证当代符号学成果具体而有效的实践性操作文本。　　罗兰·巴尔特（1915-1980），是一位不世而出的天才，学者、作家或是思想者，都不足以概括他才华横溢的一生。巴尔特只有学士资历，但从1953年发表第一部著作《写作的零度》开始，他那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却拓展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广阔疆域。1977年，经福柯推荐，巴尔特破格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教授。同年，巴尔特推出著名的《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文本》，成为最有影响的思想人物。惜乎天妒英才，1980年2月25日，巴尔特在巴黎学校街横穿马路时，被一辆洗衣店的卡车撞倒。一个月后，巴尔特谢世。东西方举悲，思想界寂寞。　　1967年，罗兰·巴尔特访问日本。当时，巴尔特已建构了完整的符号学理论体系，并以其对社会现实充满杀伤力的巨大解说和阐释能力令世人注目。日本之行对巴尔特来说，是一种崭新的时空感受，由沿途所见所闻引出的思想的吉光片羽，完全基于巴尔特特有的理论修养和敏感的自由心灵。1968年，法国爆发“ 五月风暴”，巴尔特却远离游行队伍，以一种宁静的心情回味他的日本之旅，成就了《符号帝国》这本透彻剖析日本文化传统的经典作品。多年以后，《符号帝国》不仅在日本，更在中国大行其道。人们在全书26篇的随笔式漫兴记叙中，可以追踪巴尔特精深的思想脉络，感受思想性著作中少有的文学格调，更可对日本的社会现象背后蕴含的文化本质盈盈在握。　　巴尔特在日本的旅程是短暂的，他的记叙大都源自珍贵的第一感觉。《符号帝国》把日本的社会和文化现象拆解为饮食、建筑、包装、游戏、相扑、礼仪、诗歌等不同的主题来描述，却出人意料地摆脱了走马观花式的肤浅的印象记窠臼。理论和思想的光芒，在《符号帝国》中熠熠生辉。巴尔特以成熟的符号学理论重新建构了留存在个人意念中的日本的文化和传统，且在某种意义上拥有着更接近真实和本质的力量。　　比如，巴尔特认为日本的相扑选手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离群索居，留着长发，吃着规范好的食物。比赛只是瞬间之事：只要使对手倒下，就结束赛事。没有危险，没有戏剧性，也没有大量的消耗。总之，这根本不是运动，没有争斗的亢进，而是某种体重的符号。巴尔特又说，雄居东京都中心的皇居只是一个空洞，皇居在现代社会的存在，不是为了炫耀权力，而成为一种悖论性的象征符号，其作用是以空洞的中心来支持过于繁复的整个城市的运作。　　巴尔特对日本饮食文化中蕴含的巨大的悖论内涵和符号特性大表赞赏。他说日本的寿司是具有矛盾性的物质－－本来是颗粒状的，松散的，上桌后却呈现为紧紧粘连在一起的团块，这种暂时性的聚合状态，超越了食物有节律的缺陷。他又形容日本的清汤（指“ 吸物”）是清纯的万灵饮剂，令人想到一股清泉，想到一种具有生命力厚度的东西。　　巴尔特对日本文化的符号学分析，绝不是智者的逻辑游戏或是文字操练。事实上，任何一种符号最初发生，都有特定的能指和所指构成。符号的发展及其定型过程，表现为能指和所指逐渐剥离，最终能指脱离所指成为独立而自为的存在。日本被巴尔特指称为“符号帝国”，意味着日本是由大量所指含糊的纯粹能指构成的社会。固有的传统仪式、成型的社会规范和划一的行为准则，受到过度重视。日本妇女的弯腰鞠躬大礼，她们相见或分别时如子弹般脱口而出的令人生畏的成串敬语，其实不再具有特别的尊卑和敬畏的内涵，只是徒具形式意义的习惯成自然，是整个礼仪系统中的符号构成而已。日本的送礼文化，把包装看得比礼品更重要。让人爱不释手的精美包装，轻易掩盖或者说置换了礼品的具体所指，礼品的内容和价值本身变得无关轻重。中国人一向把“ 买椟还珠”作为一个笑话来看待，但在“符号帝国”日本，这却是普遍现象，显示了符号的能指对日本人的文化心理具有重大约束作用。联想到三岛由纪夫在1970年11月的剖腹事件，其自杀行为本身并不重要，对社会最具宣示作用的是自杀的方式－－三岛由纪夫完美实践了武士切腹自杀的传统仪式，实践了对“自剖”这个行为符号的能指崇拜，给人印象无比深刻。　　战后，“ 菊花与刀”是对大和民族内在分裂性格最简捷而准确的描述。30多年前，罗兰·巴尔特又指出日本是一个“ 符号帝国”，其现实意义也呈现为正负两面。一方面，日本社会充满了符号特性，许多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符号尽管历经岁月淘洗，已失去了发生学意义上的内涵所指，却依然得以保存下来，并内化为日本人生活习俗和精神修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日本，有东方文化“活化石”之称，这其实就是符号存在的力量。另一方面，日本人在创造新生符号之后，已习惯于放任符号的所指向能指方向滑动，最终使能指被固定下来，成为独立的程式和规范，指导并约束人们的行动。　　符号帝国的尴尬由此产生。纯粹的形式美感在日本获得过超乎寻常的地位，日本人满足于知其然，不会过多追问所以然，更不探究时空变迁等历史因素对既成符号系统可能造成的冲击。所以，在日本从事社会改革异常困难。要改革社会构造，尤其是改革政治领域和经济生活中历历在目的程式和规范，打破酒瓶可能比置换新酒更有效。但历史经验表明，充满符号崇拜的日本在自我突破方面难以示人信心。战后，美国大幅度改造了日本社会的符号系统和运作方式，却依然没有搬动“天皇制”这个最大的社会能指，不过日本还是藉此获得了大踏步前进。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各种由新变旧的社会符号，又以充满涵盖和统摄能力的能指形式在日本大量积淀下来，令人生畏。罗兰·巴尔特心目中美丽而神秘的“符号帝国”是否有能力吐故纳新，走出尴尬，是时代给予日本的重大挑战。　　２００３。１。２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