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孔子相遇在东京│杨文凯│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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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孔子相遇在东京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06-04-30 01:13:27 阅读人次:1946 回复数:1)
东京的汤岛圣堂是一个寂寞的去处。　　隔着窄窄的神田川，御茶水车站终日熙熙攘攘，周遭建筑物鳞次栉比，构成了现代都市的经典场景，也无意间映衬着一桥之隔的汤岛圣堂长年的寂静和清冷。但在这一方难能可贵的城市山林里，奉祀的却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汉语文化圈的至圣先师——孔子。每年4月的第4个周日，汤岛圣堂都会举行盛大的祭孔会，让人感慨往圣先贤遗泽千年，流响浩荡。　　黄金周应是出游的好日子，但汤岛圣堂依然保持清寂本色。除了间或有几个行人为抄近路前进后出以外，人们少有耐心在此驻足沉思，与往圣进行须臾的心灵对话。的确，这里没有缭绕的香火，没有喧腾的商贩，只有重门紧锁的大成殿和堪为世界第一的巨型孔子青铜塑像在朝雨之后沐浴着清冷的淡阳。几位美术院校的女学生在孔子塑像下支起了画架，俯仰之间已用熟练的专业笔触勾勒出孔子脸型，铺陈出明暗块面。我站在她们身后，无声地仰视着天地之间伟岸的孔子，总觉得她们的写实笔调与心中的印象并不相符。对于孔子而言，追摹风神，镌刻心灵最适宜的应该是中国的毛笔和水墨。　　我对汤岛圣堂的了解不出于印在宣传品上的扼要介绍。宽永9年（1632）冬，德川慕府的儒臣林罗山在上野忍冈邸内建造了孔庙。元禄3年(1690），五代将军纲吉将孔庙移址神田台（即今天的汤岛），建大成殿，与附属建筑物一起统称圣堂。德川幕府奉儒学为国学，汤岛圣堂贵为官学府邸，每日开讲儒学教义，且向庶民开放，蔚为大观。此后，圣堂几经江户大火之灾，屡建屡毁，再毁再建。明治40年(1907）开始，汤岛圣堂举行了近代第一回祭孔大会，延续至今，成为传统，也是儒学精神在日本不灭的象征。现存的圣堂大成殿建成于1935年。值得提及的是，大正11年（1922），汤岛圣堂被日本指定为国家史迹，并于当年10月29日举行了孔子故世2400年大祭。昭和24年（1949）年，超过1000名的有志人士齐集圣堂，参加了孔子诞生2500年祭典。昭和50年(1975），在神州大地掀起“ 批林批孔”狂飙的同时，台北“狮子会”捐赠铸筑，在东瀛日本的汤岛圣堂树起了青铜孔子塑像，迄今已逾四分之一个世纪，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孔子塑像，让人凭吊瞻仰，催人思古叹今。　　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儒学都曾贵为国教，几经兴衰沉浮。但与历代统治者尊奉孔子为王道先师相比，我毋宁更愿意确信孔子是天下所有读书人心目中的长明灯。这是一种真实朴素的民间视点。作为与此对应的物化存在，虽然“打倒孔家店”喊了近一个世纪，但建成2000年也热闹了2000年的山东曲阜的孔府、孔庙和孔林，依然是王道先师的乐土和祭场，至今无数试图沾附孔子圣灵的官宦商贾趋之若鹜，不绝于尘。而作为读书人心中长明灯的寄所，倒不如托付给汤岛圣堂这样的清静之处。这里不热衷浩大的排场，也不聚集各种贪婪和攫取的目光。圣堂身处都会闹市，只有会心者才甘于远路而来，无意者纵然近在咫尺，也只能习焉不察，惘然无知。这样其实不坏，汤岛圣堂已经赢得了一种理想的存在状态。我想，面对着世界上最大的孔子像，只有能够深刻理解其身后一片青天的两三素心人，才堪与其高远而深邃的目光作历史对接。　　在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2500多年前，与释迦、苏格拉底、耶稣并称“四圣”的孔子即已洞悉了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作为一名本质意义上的伟大教育家，孔子全部学说的中心“ 仁”寓意深刻。“ 仁”可以拆解为“二人”。独木不成林，有两个人才会发生关系互动，并进而扩展为社会存在。从汉字会意的角度来看，“二人”又可合而为“天”。在这个意义上，“仁”即为“天”，是充满包容性和扩张性的无限概念。这种语义置换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由“仁”而生发出来的“仁义礼智信”，不仅是个人之间，也应该放大为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关系互动的借镜。费孝通晚年在回顾自己一生的社会学研究时，曾多次提及孔子学说之于人际关系处理上的先知先觉。他在1992年的《孔林片思》一文中更强调了对人的研究不能止于生态，更要上升到心态。我想，任何历史时空里，这都是孔子为后人预设的巨大命题。无论孔子的“仁”是否如“天”一样已是终极答案，只要岁月无尽，孔子的伟大理想就不会泯灭。　　也许，由孔子所代表的原始儒学的教义和命运，恰与清静无为的汤岛圣堂一样，经过岁月久远的洗刷和历练，已进入了自足自为的境界。追捧无足增辉，漠视不为损益。在这个你争我夺的世界里，在这个你来我往的都会中，他们只是自在地散发着一方幽香，吐纳着生命的真谛。　　为此，我这个从荒唐的“批林批孔”年代里起步成长的迟到的后学，愿意在无人朝圣的日子里，来到静谧的圣堂，良久地站立在夫子脚下，用心去聆听回荡了两千多年的先人的教诲。　　２００１。５。１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