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泽厚到余秋雨│杨文凯│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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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泽厚到余秋雨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06-12-09 09:53:44 阅读人次:2198 回复数:1)
如果历史能够被成功地化约，那麽在过去二十年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宏大坐标系上，真正凸现出来的可能是两个人：八十年代的李泽厚和九十年代的余秋雨---- 我想应该是这样。从李泽厚到余秋雨，社会环境不同，文化生态迥异，但这两位当代思想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却有着似曾相识而又不尽相同时的遭遇和经历。他们的著作横空出世，卓尔不群，如天风浩荡；他们的影响无所不在，覆盖深远，似落叶满山。从李泽厚到余秋雨，连缀起一条中国思想文化追随时代发展的健康的阳线。这条线索既有别于居庙堂之高的纯粹的经院理论，又不同于深处社会底层的民间世俗文化。但对以上两种层面思想精髓的自由吸纳和苦心融铸，却使他们能以“六经注我”的从容自信和豪迈气概，开辟出一片属于社会中坚的文化新天地，那是对国家民族和历史文化充满忧患意识和使命感受的知识阶层的精神乐园。　　整个八十年代，李泽厚牵引着思想界在启蒙的道路上艰难前行，来自传统阵营的蓄意指责或刘晓波式的“黑马”攻讦，都不能阻止他成为一代青年的精神导师。整个九十年代，余秋雨以自成一体的文化散文和更多出色的文化演讲，记录下了历史转型期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从事着更为艰巨的文化普及和提升工作。同样，来自社会利益集团的市场围堵或余杰式的“ 道德”拷问，也无法妨碍他成为世纪末的文化指针。因为有了李泽厚和余秋雨，二十年来的思想界得以脱离枯燥和寂寞的本色，显得生动活泼，意兴飞扬, 文化也成为一桩吸引全民关心、全社会投入的大事。我想这与他们的创造性建设和贡献密不可分。　　李泽厚在七十年代末连续推出几部重要著作, 有他在文革岁月里重新释读作为近代哲学起点的康德主体论哲学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有对过去美学论文的总结《美学论集》和宏观俯瞰中国美学史的《美的历程》，这是李泽厚晋身中国一流哲学家与美学家的奠基之作。尤其是《美的历程》，虽然只有薄薄一册，却被冯友兰称为是一部大书。对中国古典美学的自由巡礼，对传统精神的从容把握，再加上跃动的激情和飞扬的文采，使得李泽厚一迈步就跨上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巅峰。整个八十年代，李泽厚作为“文化热”大潮的主角，在推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又相继完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构成了“思想史论”三部曲。至于李泽厚的个性情怀, 则更多体现在论文、杂文、随笔和序跋文集《走我自己的路》中。从七十年代末一直到1989年，李泽厚以高屋建瓴式的气魄导引着时代思想的发展，直到“六四”之后无奈去国才告一段落。此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巨大的转型期，李泽厚虽然又出版过《华夏美学》、《己卯五说》、《世纪新梦》、《论语今读》等新作，但均以重复或摘抄旧说为主，影响力大不如前了。离开了激荡的思想故土和生动的文化现场，即使创造力旺盛如李泽厚者也难有更新作为，这是一个悲哀。　　当李泽厚从中国思想界被迫撤离之后，留出了巨大的精神偶像的真空。余秋雨从九十年代初崛起，以其不亚於前者的创造性、建设性, 甚至是争议性成为了时代的焦点。其实，学戏剧出身的余秋雨早在八十年代就写有《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和《艺术创造工程》等著作。如果说这些著作的影响力还局限在专业领域，那麽，《文化苦旅》的陆续成篇和结集出版，则意味着九十年代将是余秋雨的十年。在这十年里，余秋雨创造了风靡海内外的“秋雨体”文化散文，以《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和《千年一叹》作为起承转合，完成了在这个千年一遇的文化转型期中只属于余秋雨的独特创造。虽然《霜冷长河》和《千年一叹》不免有匆匆挥就的急就章式的缺憾和糙粝，但我认为《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作为建设的丰碑将会屹立不倒。这是两部以一抵十、笔力扛鼎的大书，成功地展示出什麽是“文化关怀”的真正落脚处。　　李泽厚在八十年代末因政治因素被迫撤离思想界主战场，而余秋雨则在千禧年为抗议盗版集团的疯狂掠夺和围剿，愤而宣布封笔。我想，撤退和封笔，并不意味着他们今后再也没有文字行世，但已经造成的损失是不言而喻的，令人惋惜。二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的有创造力的建设性人物寥寥可数。这个社会多的是习惯于指点江山、惯於评头论足的寄生性的否定论者，而缺少有独立话语，自成一家的灵魂人物。李泽厚和余秋雨被不同的方式逼退，显示出现实的思想文化环境依然严峻。历史给予个人的时间往往不多，值得欣慰的是，李泽厚和余秋雨分别抓住了属于自己的十年，为中国思想文化融造出生动的血脉，这是他们的成功。　　迄今为止，李泽厚是我每书必买的唯一一位学者。虽然他在九十年代或已“敝之无甚新论”，但我还是坚持这一习惯，是为了延续思想的启蒙和精神的初梦。对于余秋雨，我觉得他在新世纪还会给世人以新的惊喜。记得七、八年前，我从《收获》上一气读完他的《抱愧山西》之後，曾有过躯体呆若木鸡而脑中风雷滚滚的经历。我的阅读中枢被猛击一棍，这是少有的高峰体验。我最直接的感受是，纵使有20个山西问题专家或大学历史系教授，未必有一个人能写出如此生动而富有见地的论文，这是只属于余秋雨的敏锐和洞察。我不相信时代会浪费这样的才华。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麽写作》中指出了写作有四种伟大动机：彻头彻尾的自我中心，审美激情，再现历史的冲动，渴求推动世界改变他人的最广义的政治目的。我以为这也同样适合于描述余秋雨及其作品，因此对余秋雨依然期待有加。数年前出国时，重重的行囊里容不下更多的书籍，在蔽帚自珍的藏书中，我只抽取了一册《文化苦旅》。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认为这本书是对“文化”或“乡愁”命题最成功的浓缩版，时时重温，屡有新获。　　李泽厚和余秋雨, 是中国不可多得的思想和文化的指标人物。他们过早地同为盛名所累，但无论是作为学者、作家还是个人，他们在人格和形象上或有某种惊人的神似。他们的思想模式和社会关怀里共同洋溢着充沛的文人情怀，他们以天地为圣心，直奔思想文化建设的主体目标, 无视周遭的鸟鸣虫叽、人事沸腾。这是他们领先同俦，获得超越性起点的主要原因。　　二十年里, 风流人物潮起潮落无数，但在中国，“举世非之不为挫，举世誉之不加劝”的精神象征, 可能只有李泽厚和余秋雨两人。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才深感思想界不是太空旷，文化圈不是太沉寂。　　２０００。９。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