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笼罩下的周作人│杨文凯│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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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笼罩下的周作人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06-11-11 15:42:03 阅读人次:2050 回复数:1)
近代日本影响中国至深，举例来说，周氏兄弟身为中国新文学的主要开拓者，与日本的联系却密不可分。相比之下，周作人与日本的关系尤其值得探讨。周作人一生的身世经历、思想变迁和功过荣辱都与日本文化和中日近代不正常的国家关系交织在一起。离开了日本，成就不了事实上的周作人。　　周作人在1906年随鲁迅赴日本留学，开始了他同日本的因缘，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这一段因缘持续了几近四十年。这期间，周作人曾四赴日本：1、1906年赴日留学，1909年娶日本女子羽太信子为妻，在日本生儿育女，1911年回国。2、1919年4月，周作人送妻子回东京母家“ 归宁”，二赴日本。由于“五四”运动爆发，周作人在东京只小住了十多天便匆匆回国。同年7月，他再赴日本，在九州日向地区参观了武者小路实笃的“ 新村”建设，顺道访问了大阪、京都、滨松、东京各“ 新村”支部，同年8月3日回国。3、1934年7月，同羽太信子赴日探亲，在东京与日本文坛频繁接触，8月28日回国。4、周作人附逆之后，1941年4月赴日本参加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周作人羁留日本，除第一次历时五年之外，其余各次时间都不长，但事实上，周作人的衣食住行、生活习惯乃至思想观念都深深浸染了日本的特色。作为一名中国作家，其个人的日本化程度，在新文学作家中是无人能出其右的。　　“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日本“ 白桦派”新村主义在中国最狂热的介绍者和响应者。周作人在1919年赴日本参观“ 新村”前后，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全面而系统地鼓吹了新村主义。他本人从中看到了一个蔷薇色的梦，并成为日本新村的第一名外国会员，还在北大设立了新村支部。周作人总结日本的“ 新村思想”，“ 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人的生活”，物质方面“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精神方面则是“ 自由的发展”。这种以“ 人”为本位的立场表现在周作人的文艺观上，则是三篇著名的论文：《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思想革命》。这构成了“五四”时期周作人文艺思想的系统理论，也为“ 人生派艺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不过，走过“五四”之后，周作人从大人类主义的梦中苏醒过来，开始觉得自己所宣传的新村主义和人道主义文学，除了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并没有多大的觉世效力，于是他告别了“ 白桦派”的理想而日趋投入一种真正的日本文学传统。周作人由“ 文学有用论”转到“ 文学无用论”，用“ 言志”取代了“ 载道”。日本文学中寂静、淡雅的审美情趣与周作人自身的性格逻辑一拍即合。废名曾把周作人的人生态度概括为“ 渐近自然”。日本文学自古以来就在中和、静谧中抒写低婉的个人意识，长期以来脱离政治轨道，由非功利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古代的“ 情美文学时代”和江户的“ 法文学时代”更着重表现出作家在平民生活中的个性情趣。　　“五四”以后，周作人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取材也从近代的人生文学转向古代的趣味文学。从1921年发表《美文》开始，周作人在“ 趣味文学论”的引导下逐渐走上了纯粹表现个人情趣的闲适冲淡的言志派文学之路。周作人在二十年代精心经营着“ 自己的园地”，远离生活而埋身书堆。在明末公安、竟陵派性灵理论之外，“ 大逆事件”之后日渐消沉的永井荷风赖以遣怀的元禄文学和江户文学也成为周作人的至爱，周作人为此写出了《闭门读书论》，走上了消沉、静寂的人生和文学道路。　　周作人是“五四”以来有数的小品文大家，他的全部创作（除早期的一些新诗外）大都是小品散文。在小品文取材上，周作人强调“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其写作广纳社会批评和文艺批评；在体裁上有政论、随感、记叙文、抒情文、游记、速写、书信、寓言、文艺短评、读书札记等，不一而足。苏雪林把周作人推上了“小品文之王”的崇高地位，显示周作人对中国现代小品散文的开拓和繁荣，功不可没。　　在小品文创作上，除了来自英国的Eassy和中国明末公安、竟陵派性灵小品的影响外，周作人尤喜户川秋骨兼具诙谐与讽刺的随笔，热爱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融入了“ 超俗思想”的随笔，更欣赏岛崎藤村脱离庸俗又不显示新异的感想随笔。周作人精研日本十七世纪元禄文学时代俳谐大师松尾芭蕉那种闲寂幽远的诗境，并在自己的小品美文创作中充分追求并体现了俳谐的“ 隐遁思想与洒脱趣味合成的诗境和禅境。”周作人的《山中杂信》、《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苦雨》、《乌篷船》、《喝茶》、《若子的病》、《苍蝇》等抒写个人情致的小品文，也在这种意义上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上品。周作人小品文创作中丰富的幽默感、广泛的知识性和质朴的诗意，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于日本文学，明眼人极易看出。　　二十年代，周作人以“小品文之王”的姿态取代了他在“ 五四”时期曾拥有的思想界权威的殊荣。周作人自我性格中存在着“ 流氓鬼”与“ 绅士鬼”的斗争，他喜欢以“ 叛徒和隐士”来自况，这也是戈尔特堡对蔼里斯的评语。林语堂后来在《吾国与吾民》中列举过中国人性格的几个主要特征：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滑，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在绅士鬼压倒了流氓鬼，在隐士取代了叛徒的日子里，这也可看成是对周作人的人格描绘。二十年代以后，周作人的“ 日本店”生意长盛不衰，他翻译了大量日本文学作品，也以一个鉴赏者的眼光对中日文化异同进行了深刻比较。周作人试图以文化为立足点，来改善中日关系，但在那个国家、民族激烈对立的年代里，周作人的理想是奢侈的。相反，当他在文化立场上泯灭了中日国家和民族界线时，他的附逆悲剧已不可避免了。　　２００１。１１。８

回复[1]: 小林 (2007-01-05 15:55:57)

　　周作人在日本时的心情：周作人这个小伙子一到日本就兴高采烈，什么事都新鲜。日本的花草树木悦目，日本女人的“素足”动心。日本类似庸俗的民风，使他终身回忆不尽。周作人跟着乃兄“自学文学”，西洋文学，日本文学，都学到一个系统知识。在种族歧视严重的日本，他并没有气鼓鼓地勉强滞留，实际上周作人在日六年，乐不思归。这里谈不上爱不爱国，留学而与环境心理对抗。至于周作人的恋爱成功，更是没有自卑加自尊折磨的人才能做到。

　　顺便恭贺杨兄新年吉祥，事业兴旺，全家欢乐，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