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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反目也成仇

杨文凯 (发表日期:2007-02-20 14:11:57 阅读人次:1519 回复数:1)

  

  
三十年代末期,抗战初兴,大批文人南下香港。许多刚刚出道的年轻人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因缘际会,结下友谊。当年,徐迟、袁水拍、冯亦代,适值青春年少,服膺缪斯,相与唱和,被友人称为“ 三剑客”。但半个世纪以后,暮年徐迟却与袁水拍反目断交,备显人生无常。

  
天才诗人徐迟以文人作家终其一生,晚年定居武汉,远离话语中心。袁水拍解放后长年从事文艺领导工作,贵为京官。但这似乎无碍他们的私人友谊。据称,喜欢看戏的徐迟有一次向袁水拍要戏票,袁水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得近水楼台之便。袁水拍送给徐迟一张票,后场倒数第三排,对于耳背近乎聋的徐迟来说,未为适宜。开幕前几分钟,剧场里进来一群前呼后拥的看客,直奔前四排。徐迟细看,原来是袁副部长全家老少,还有司机和女佣。徐迟大怒,深感人格遭到轻视,友谊受到玷污,从此与袁水拍断交。冯亦代回忆说:“ 这张无情的戏票使徐迟伤透了心。徐迟对待朋友一向是豁达大度的,但这次却无法保持他的宽容了。”

  
徐迟是才子型作家,秉性率直,生活中只有文学、诗和音乐,被认为是500年才出现一个的人才。他写的《地质之光》和《哥德巴赫猜想》,开启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先河。徐迟讷于社会人际交往,但对友情看得很真。徐迟是中国最早接受并使用电脑的作家之一,晚年因过于投入而患上电脑中毒症和老年躁动症。1996年底,徐迟从医院病房破窗坠楼而亡,捅破了天才与疯子之间相隔的一层纸。六、七年后,另一位演艺天才张国荣再蹈覆辙,让人震惊之馀,同样心碎不已。

  
小说家马原曾引用著名作家王蒙说过的话:“有时候,艺术家和疯子是从相似或相同的条件下产生的。比如像发酵,发酵可以有醋,也有茅台酒,也有大粪。艺术家是茅台酒,疯子则是大粪。”无论是谁,都会推崇徐迟是茅台酒,其甘烈程度非食人间烟火。徐迟的敏感、自尊,还有最后的疯狂,无损其一生才华。徐迟与俗人反目,与世界分手,虽悲尤烈。

  
如果说徐迟同袁水拍断交,尚属私人事件,那么物理学天才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反目则是一段万众注目,剪不断理还乱的世纪公案。迄今,年逾古稀的李、杨两位当事人仍藉各种机会喋喋不休地自我辩护,为了一争荣誉“ 座位贴”而罔顾长达16年的朋友之道与合作之路,让世人看到学术大家也有小心眼。

  
1946年秋天,李政道到芝加哥大学当研究生,师从费米做学位论文。李政道在学习中,总是转向长他几岁的先辈杨振宁寻求指导。杨振宁认为李政道才华出众,刻苦用功,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成为李政道的物理老师。杨振宁后来回忆道:“我们的交往始于1946年。这种交往曾经是亲密的,它基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关心。接着迎来了1957年,以及我们的成功。”李政道与杨振宁在1956年合作发表著名的“宇称不守恒”研究论文,并于1957年获颁诺贝尔物理学奖。

  
“不幸的是,蒸蒸日上的声望逐渐在我们的关系中打进了原先没有的一些新楔子。虽然,我们富有成果的合作还继续保持了5年。但是,关系却慢慢紧张起来。”1962年4月18日,李、杨有过一次和解的长谈,但和解没有得到保持。几个月后,两人永远分手。

  
舆论一般认为,李、杨反目分手,症结出自以下争论: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中关于“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思想,是谁先提出来的。杨振宁说自己先想到的,李政道则揭露杨贪天之功,掠人之美。尽管李、杨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盛誉满载,但他们对于个人在科学史上的名誉和地位依然锱铢必较,难以调和。分手40年后,江才健写作《杨振宁传》出版,反响巨大。李政道却指责“ 杨振宁想通过此书重写历史,通过对我进行诬蔑和贬低来夺取根本不属于他的荣誉”,并认为这是杨振宁与作者共同谋划的。李政道对此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

  
李、杨合作16年,其成果举世有目共睹;李、杨反目40年,却始终针锋相对,彼此缺乏应有的包容。李、杨早年都是西南联大出身,他们的师友,还有中国物理学界,在过去很多年里想做两者的协调人,促使他们第二次握手,但事实证明一切徒劳。李、杨反目,展示了中国学人的合作极限和人格宿命。

  
第三则令人感伤的反目故事发生在名儒耄宿梁漱溟和冯友兰之间。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开山鼻祖,他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称颂有加,坚信儒学是振兴东方文明,拯救西方文明的良方,其信念贯穿20世纪。冯友兰是中国少数具有世界声望的哲学家之一,他的“ 贞元六书”以“ 新理学”为首,创造性阐述了儒家学说在现代中国的作用,被尊为第一期新儒学的发凡之作。

  
梁、冯同为北大出身,两位旷世哲人在解放后却经历了不同的命运。梁漱溟因坚持独立人格和自我主张,被毛泽东在政协大会上骂下台来,从主席的朋友沦为人民的公敌。即使这样,梁在“批林批孔”,“ 评法非儒”运动中仍然保持沉默,毕生对孔子及其学说保持尊敬,不发违心之论。冯友兰在解放后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育和洗脑,不得已推翻旧说,无奈以哲人之尊沦为帮闲之用。对这一段惨痛的经历,冯友兰晚年在《三松堂自序》中有过解释和反省。从严酷时代里一起走过来的人们,对此可能理解胜于指责,宽容多过苛求。但讲究“骨气”的梁漱溟不予认同。

  
1985年12月4日,冯友兰90岁大寿之前设家宴私请老友宾朋,梁漱溟拒绝与会。梁后来写信称:“ 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冯友兰父女后曾登门相谈,但梁漱溟终其一生没有改变内心看法。梁认定冯身为学人,缺乏坚持己见的为人为学的骨气。道既不同,难相与谋。梁、冯晚年反目,留下一段历史的遗憾。

  
人生在世,多少都会有些受到珍视、值得收藏的情谊。某些感情或因误解、无奈、分歧和冲突而告终,当事人为之反目,关系难以弥合,总是令人惆怅的事。文人相轻或是痼疾,当局者迷终成遗憾。反目分手,都有不得不说的理由。但无论是看重友情关系纯度,还是坚守个人道德立场,若一厢情愿地自以为看透了对方本质,或不屑与之为伍,总嫌气宇狭小了些。其实,生活实在太复杂了,对每个细节都须辩出个是非曲折,论出个子丑寅卯,还真不易。纵然是文人学者,鸿儒大家,亦难做到心平气和,雍容大度,这是人性的小小陷阱。多年以后回头再看,或是听凭后人追溯往事,许多的反目都成过眼烟云,留下的唯有可惜之叹。

  
因此,我对反目的解释是:前世有隙,今生无缘。

  
2003。9。4

  




 回复[1]: 我的观点。 我是局长 (2007-02-20 14:23:23)  
 
  我站在徐迟,李政道,梁漱溟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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