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偶像沙叶新│陈某│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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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偶像沙叶新
陈某 (发表日期:2007-02-15 11:05:28 阅读人次:16752 回复数:172)
用流行语来说，沙叶新是我的偶像，我是沙叶新的粉丝。粉丝的最大幸运，莫过于结识自己的偶像了。　　那是１９９４年初。某日，沙叶新在上海淮海中路的三联书店签名售书，推销他的杂文集《沙叶新的鼻子》。作为他的粉丝，对他的作品和行踪了然于胸。我有一大叠关于他的剪报，八十年代我还常去看过他的话剧，记得有一次在剧场的大厅见到他，还象所有的粉丝一样，递上说明书请他签名，那天我还见到了黄佐临老先生，请黄老也在说明书上签了名。　　话说签名售书的时间在晚上。我那天正好加班天气又寒冷，本来不准备去了。回家路上，念头一转自行车龙头一弯，就直奔三联书店去了。只见店堂里有２０余人排队，沙叶新正认真地给读者一一签名留言。轮到我了，我请教大师对幽默的理解。他略一思索，大笔一挥：“幽默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时我发挥百搭特长，不适时机地递上一张名片：“据说你用电脑写作了。我是搞软件开发的，你如有什么电脑问题可以找我。”他也不客气地说好的好的，收下了我的名片。他是作家中较早使用电脑写作的。　　没想到，３天后就接到了沙叶新的电话。后来他说我们的相识具有戏剧性，确实如此。他在电话里询问我哪里能买到喷墨打印机的墨盒。那时还不象现在满街都是电脑店，喷墨打印机属於先进的新式武器。恰好我单位愚园路附近有几家卖电脑零件的，我答应帮他买好了送去。　　我住在复兴中路他住在淮海西路，自行车１０分钟就到了。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成了他家的常客，他的“电脑老师”。“电脑老师”不是我自封的，在他的《精神家园－－名人日记》书中有记载。淮海路的沙宅不算大，２室１厅，厅非常小只能放个饭桌。一间比较大的房间用书柜一分为二，一半当作书房一半用于会客，还有一间是卧室，里面也放有书柜若干。其时子女已投奔自由世界远走高飞了，他们夫妇过着简朴而平静的生活。　　那时还是ＤＯＳ时代，用ＷＰＳ输入中文。当时的主要问题是病毒的侵扰，各种病毒通过软盘传播。还有诸如保存文件和编排格式等等菜鸟问题。我象消防队的救火车一样，一个电话嘀铃铃我随即就铛铛铛赶去他家。当然，碰巧的时候还可以顺便在他的电脑里先睹为快他的作品。我每次去，总要向他借一些书回来。以至于好几次他写作要用参考书找不到，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借过某书，我成了头号嫌疑犯。我通常借的不是国产图书，大多是港台图书和杂志，汲取一些自由化的空气。这些书刊通过各种渠道进来的，记得有一次沙叶新从香港回来，带了一本禁书。他说好危险啊，差一点被海关发现没收，我掏出作家协会的证件才放我一码的。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感叹过，“为什么读一本香港的《开放》杂志还要象５０年前阅读《共产党宣言》那样偷偷摸摸？”他借我毛御医的书，让我去陈村家取，我由此结识了陈作家，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有一天，他的手提电脑坏了。我跑去一看，是硬盘故障一时修不好，因为是从香港带进来的原装机，虽然还在保修期内，可是大陆不能保修。我马上把自家的３８６台式电脑借给他，临时应付他的写稿。过几天他来电高兴地说修好了，原来他把手提电脑送到那品牌电脑特约维修处，掏出证件，人家久闻他的大名，破例给他免费交换硬盘。他嘿嘿地说，没想到我的臭名气还能派点用场。作为一个大作家，他的自然科学知识是贫乏的，有一次朋友送他一个时尚的ＣＤ随身听，电源烧掉了。我告诉他应该买个变压器，那随身听是香港产品１１０Ｖ的电压。他听不明白了，我解释了半天１１０Ｖ和２２０Ｖ的区别。他还是不懂，连连摇头还自嘲“隔行如隔山啊”。我心里暗自好笑，这哪里是隔行，只不过是中学物理常识。　　他热情正义，也不失童心。他常常会说一些趣闻给我听，一次滑稽王小毛王汝刚请他写序，而且王有收集名人手迹的嗜好。沙叶新说，王小毛最后追到印刷厂才把原稿要了回来。恰好那天停电，我写的是手稿，否则只能保存一张打印纸了。我说哈哈以后作家都没有手稿了，你什么时候键盘打坏了给我吧，这是名家用过的键盘。还有一次，我打电话准备去他家还书，他说你过几天再来。后来才知道他因病入院，那天接电话时正好是从医院里开小差出来的。他大病初愈，心情十分愉快。因心脏病服用过量黄连素导致便秘痔疮，有感而发《壮“痔”凌云》。他象个小孩一样给我朗诵表演，摇头晃脑地“有道是有痔不在年高嘛”，至今仍历历在目。　　其时我写过一篇短文《捂著鼻子的沙叶新》，发表于１９９５年的《生活周刊》。　　　　沙叶新的成名之作是《假如我是真的》，由於禁演。那还是七十年代末期的老黄历了。我结识沙叶新以后，一直想写一篇访谈记，重新认识《假如我是真的》的现实意义。因为我恰巧还认识当年屠杀《假》剧的刽子手，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只是一拖再拖失去了难得的机会。我和沙叶新谈起，那个江南左王正是我家太座的远亲。他说他并不会责备任何个人，并请我转达他对老人的问候。后来我见到这位革命老前辈时，转达了沙的问候，我说我现在是沙叶新的“老师”了。已经引退的老人非常赏识沙叶新的才华，他关心沙叶新现在做什么啦？我说沙先生最近忙於做枪手写电视剧据说收入可观每集达Ｘ万元呢。老人爽直地笑着说他在吹牛啊，没有那么多。老人还是反复“要下生活才能有好作品”之类的官方话语。老人年近九十，还清晰地记得“我当年把一大包有关罗荣桓的资料送给他了”。只是我始终没有等到合适的谈话气氛重提当年禁戏的前前后后，现在已经成了不可挽回的遗憾了。后来，当我把老人的问候带给沙叶新时，沙也记得罗帅的故事，“可是现在这种戏没人看了”。　　９７年我东渡日本。我和沙叶新的联系少了，但是还一如既往关注他的新作和动向。我每次回国，或拜访或电话问候，后来有了电子邮件，逢年过节互相祝福生活的安康。出於一个粉丝的本性，我在《中文导报》发过短文两篇《讲真话的沙叶新》和《沙叶新的笑声》。这几年他的作品不多，２００３年《沙叶新为东南大学百年校庆所作的演讲》曾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我认为这是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他的人生和思想的资料，多次推荐给朋友们。　　在那个报告里，他说到去北京开文代会，开幕式领导报告的时候他就请假去逛街访友，因为医生关照他这个心脏病病人要回避激动人心鼓舞人心的场合。依然是沙式幽默，依然是屡败屡战。虽然他的剧本鲜有问世，长篇小说也是虎头蛇尾。可是，网络上陆续出现了他的重镑炸弹－－三篇文化论：《宣传文化》《表态文化》《检讨文化》。　　他的这种文字，国内出版无望。大约在２００３年的时候，他给我来信，寻求《宣传文化》在《中文导报》发表的可能性，因为我一本正经地代《中文导报》向他约过稿。只是报纸没有篇幅刊登如此长篇大论，后来他还是投到香港的杂志上发表了。三颗重镑炸弹的后果是，他在国内遭到进一步的封杀。据说太监们传来的圣旨是八个字“到此为止，下不为例”。象暗示和警告，更象是威胁和恐吓。２００５年春节我回上海时，他已经搬家到莘庄去了，我打电话给沙叶新拜年。我关心他的现状，说到禁书禁声，他爽朗大笑：“这是我莫大的荣光啊，证明我和他们不是一伙的！”是的，你可以动用权力在媒体上抑制一个作家的声音，可是永远不能禁止一个作家的思考。２００６年沙叶新继续推出高谈阔论《腐败文化》。　　历史将记住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日，两个中国知识人通过因特网向世人表达自己的自由意志。由於章诒和的书再三被禁，章作家忍无可忍发出了愤怒的抗议。晚上，网上出现了署名沙叶新的挺章公开信，信中说，“在黑暗中，你我都是对方的烛光；在荒漠里，每一只举起的手都是一片绿叶！”我从行文风格及最后签署的“１９０７年１月２０日上海善作剧”上判断应该是沙叶新的真品。可是，我在转载到“东洋镜网站”前，还是发了一个电子邮件确认真伪。五分钟不到就收到他的确认回信，沙叶新还非常关心来自海外的反应。“我活的很好！”当我担心他遭受压力的时候，他依然是这样乐观开朗。　　此时，我又想起了八十年代沙叶新那篇惹是生非的“我的思想基本原则”。在那次金山文人会议上，大作家刘宾雁站起来说，我最近读到一篇好文章，就是上海的沙叶新写的，我的思想基本原则，不是四项基本原则。刘宾雁指着自己的脑袋强调，是思想。时光流逝斯人已去来者犹可追。我荣幸能够结识偶像沙叶新，见证文坛风云，目击不愿当奴才的中国人如何生生不息薪火相传。（200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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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61]: 回归主题：网上找来的史料 陈某 (2007-02-16 16:02:45)

　　…………回忆这段历史，一贯幽默常令人捧腹的沙老似乎有些不在“状态”。一听有学生“抱怨”，沙老赶紧爆料，原来这部剧和同时在南京开个唱的谭咏麟竟有重要关联。80年代初，台湾导演王童将《假如我是真的》拍摄成同名电影，由谭咏麟主演，他以出色的演技拿下第18届台湾金马奖影帝，在此之前，谭咏麟还只是无名小卒。“开始听说台湾导演要拍我的本子，就和两位合作剧本者发表声明‘拍电影未经原作者同意，后果自负’，当时报纸都登了的。后来导演答应给我们稿费，我无所谓，但是其他两个作者都比我穷，通过朋友拿到稿费，还有利息，数目在当时蛮惊人的。”沙叶新又卖起了关子。和谭咏麟也有故事，“90年代初，他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就请我吃过饭，”沙叶新笑言，“我对明星没什么概念，但谭咏麟跟我说，他自从拍了《假如我是真的》之后，连连得奖，但是听说我遭罪，感觉很不安，所以要请我吃饭，我就觉得他这人很‘仁义’，对他印象很好。”当时在大陆港台天王巨星还并不常见，谭咏麟住在锦江饭店，人们的狂热程度可想而知，女儿一听吓了一跳，问谁要请你吃饭？你再说一遍。

　　

回复[62]: 网上找来的 陈某 (2007-02-16 17:05:38)

仅仅是忧郁

沙叶新

　　深沉的人才忧郁，浅薄如我，居然也忧郁？上帝岂不笑掉大门牙！

　　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经常没心没肺、嘻嘻哈哈的我，还真的就在今年正儿八经地忧郁了一把。其状态是：时而失眠，夜半即起，整日愁眉，无精打采。什么事情也没兴趣做，一篇文章也写不出来。自我评价越来越低，自我感觉越来越坏。因忧郁之故，一向重然诺、不旋踵的我，如今即便是重要的承诺，也都无法兑现，只得失信违约。

　　譬如，去年我曾答应四川某剧团，在今年春节后免费给他们写一出喜剧，我本以为此剧酝酿已久，故事早已烂熟于心，人物更是呼之欲出，只需一个月时间便可轻松交稿。谁知春节之前，忧郁突然侵袭，心绪越来越糟，勉强写作此剧，进展极为缓慢，整整两个半月，始终在短短的序幕之中逡巡不前，怎么也拉不开正戏的大幕。可堪欣慰的，仅是想出了一个令剧团团长喜欢的剧名：《都是因为那个屁》。但孩子还没出生，就起好了名字，报上了户口，若是流产了，这不急死人吗？越着急，越忧郁；越忧郁，越写不出，终于不了了之，忧郁也因之加剧。这种状态使我十分惊讶和恐慌，况且时间长达半年，至今也还没有彻底消停。

　　好友闻知，前来探视，劝导于我。他说，有什么好忧郁的？难道你没学习？没看报？如今欣逢盛世，形势大好，继全党认真学习三个代表，又喜迎保持先进性高潮。从工农大众到中央领导，从港澳同胞到海外华侨，都说新中国50多年就以现在最好。红歌星的《好日子》唱得世界人民都知道：“今天都是好日子，千金的光阴不能等；明天又是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安康；看吧，一年年国富民强。这么好的日子，杞国无事忧天倾，你忧郁什么？莫非对现实不满！嗯？

　　我诚惶诚恐，连忙解释，我说忧郁是一种疾病，至少是亚健康。如果对现实不满，那或是对国事忧虑，或是对社会愤懑。而我的忧郁不是对现实的一种立场和态度，只是心理上的一种失衡。

　　好友继续开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你，天下不忧你却忧，天下都乐你不乐。岂不是对现实不满？

　　我无语，半年多来，我深居简出，谨言慎行，看书习字，心性恬澹，如果说不满，我只对自己有所不满，何敢对现实不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好友提醒，说我今年有一剧被禁，肯定不满。

　　好友所说的此剧是《幸遇先生蔡》，本是1998年我应北京大学之请，为他们的百年校庆纪念蔡元培而写，后来由于众所不知的原因半途而废。三年后，香港著名的中英剧团得知此事，诚恳请我将此剧继续写完，由他们排演。当时我在美国，很是感动，也很感慨。感动的是，香港本是成龙、是周星驰、是张曼玉、是梁朝伟的艺术天下，如今蔡元培这个世纪伟人也将跻身其间，和这些演艺明星所扮演的形形色色人物平分秋色，这怎不令人感动？这至少说明香港的艺术也需要有点崇高，有点深刻，并非一味娱乐，一味搞笑。

　　感慨的是蔡元培艺术形象的首次出现是在香港，而不是在更应该出现的北京；就像蔡元培的墓地本应安置在北京大学宁静的燕园，而不是安置在如今香港逼仄的永远坟场一样。

　　《幸遇先生蔡》于2001年夏秋之际竣稿，中英剧团团长和导演看了剧本即来电话，说他们感动得哭了。我问：真的？他们说：真的！我有点疑惑，这个剧本能感人，我有点自信；但感动得让人落泪，我想还不至于。当年11月该剧在香港葵青剧院公演，连满7场，没想到还真的让一些观众感动得哭了。

　　当时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一位著名导演正在香港，她看过剧本和排演，很是喜欢，说她一直就在寻觅这种感人的史诗剧，她说她要把此剧搬到上海舞台。我想这也仅仅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四年之后，2005年，适逢上海“话剧中心”成立10周年，她果真建议并获准排演此剧，作为“话剧中心”十年大庆的一次重要演出。于是，1月成立剧组，开始排演；2月上旬首次连排，即获成功。可又没想到的是，第二次连排就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停止排演！领导指示，坚决执行，剧组也随之解散，充分表现了强大的执政能力。

　　好在剧组成立之初，我便表示，我不参加剧组成立大会，不受记者采访，不上电视露面，不作报告阐释剧本，不出席首演仪式，也恕不奉陪领导看戏。这倒不是我对此剧的命运早有预感，也不是我目无领导，只是我乃一介书生，自惭形秽，自有非他族类的自知之明，因而对令人鼓舞的活动总是恐惧，对法相庄严的领导总是敬畏，统统避之唯恐不及。这样一来倒也好，此剧降生时我没去凑个热闹，并未欣喜若狂；夭折时我也没在葬身之地，也未如丧考妣。我既没兴奋过，也没痛苦过，当然也就没有向遗体告别时的哀伤，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的平静。这应归于我的忧郁之功，使得我早已不随心所欲，而是随心所不欲，心如止水了。

　　我非但无怨无恨，反倒劝慰剧组负责人，我说：“领导总是纵观全局，站的高，看的远，停排此剧，自有充足理由，兴许是为了避免我们犯下错误，才作此英明决定，这正是领导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我还表示：“只是排了一个多月，浪费了此剧的投资，也浪费了剧组的很多时间和精力，我感到万分抱歉！”

　　好友听我介绍以上情况，甚是惊讶，问我：“果真如此？”

　　我说：“句句属实。”

　　好友又问：“你何以如此。”

　　我说：“全仗觉悟的提高。早在1978年，我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就曾受到领导的关怀而停演。1989年和1991年，我的《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先后两次被德国邀请，分别参加汉堡的国际戏剧节和慕尼黑的中国艺术周，两次都被政府好心的劝阻。1994年，香港某电影公司投资拍摄我的电影剧本《江青和她的丈夫们》，有关部门因担心投鼠忌器而釜底抽薪，致使该片安乐而死。2000年，我参与的上海版的《蝴蝶是自由的》，也因上级的呵护而一度被停。加上这次的《幸遇先生蔡》，20多年来，我有这以上诸多剧本以及不少文章一再地被关爱，这是何等的幸运！这是对我的锻炼和培养，大大地增强了我心理素质和的承受能力。有人说，上面这样做是违法的。我说并不违法，为何？因为根本没法，何来违法？就如对某些新闻的管制，也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和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同样不违法，中国根本没有新闻法，违个什么法？有人总是不能正面地积极地去理解政府的好意，总要和政府过不去，总是找政府的茬儿，如果这样，我们怎么能建立起和谐社会？”

　　好友甚是欣然，问我思想觉悟怎么提高如此之快。

　　我说：“我在新中国生活了数十年，如果没这点觉悟，怎么能对得起党和政府，那我不是白活了吗？那我还是人吗？”

　　好友连连点头，说：“对呀。这样还是人嘛！”

　　我让好友放心，我对他说：“我没啥，仅仅是忧郁。”

　　好友又追问：“真的不是忧国忧民？”

　　我说：“绝不是忧国忧民。即便国堪忧，民堪忧，我也不忧。举目中华，现在谁还这么傻呀？谁还有这样古老落后的情怀呀？我忧国忧民，谁忧我呀？我不忧，我只有点忧郁。”

　　

2005、7、11 上海善作剧楼

回复[63]: 好啊！ 我是局长 (2007-02-16 16:31:15)

　　因为根本没法，何来违法？

　　精辟！

回复[64]: 吴卫建 (2007-02-16 17:25:46)

　　回归主题，嘿嘿，前年我在台曾借用《幸遇先生蔡》剧名（未纳税，

，不过此文我也没拿到稿酬），写过篇文章刊登在某报刊上。

　　沙确实很幽默，记得有一遍文章中，沙写道他太座时说，妻子姓江，给人介绍时以前说是江青的江，后来说是江泽民的江，哈哈。

　　俺要看大作家写电脑老师的文章，

。

　　

回复[65]: 小林 (2007-02-16 17:29:34)

　　我们广大“知青”的革命春联“不回城市过春节，留在农村干革命”

　　给吴员外拜年!

回复[66]: 深沉的人才忧郁 薛东方 (2007-02-16 17:29:48)

　　初来乍到浏览了一些这里的大作，没发现有忧郁的啊，说明在日华人精神不错。

　　希望继续摘要，好看，斑竹辛苦。

回复[67]: 祝广大的革命群众 我是局长 (2007-02-16 17:31:12)

回复[68]: 吴桑，那只是一笔带过的 陈某 (2007-02-16 17:35:23)

　　沙确实非常幽默，有急智。某日，牛群去他家拍照，临走找不到车钥匙，大家忙乎了一阵，还是牛自己找到了。沙对牛说，到底是你厉害，你是牛眼，我是沙眼。

回复[69]: 吴卫建 (2007-02-16 18:16:13)

　　从沙的形象，年龄，以前的职务，学识，住同一座城市等方面，我会自然的想到余秋雨，但显然是两种类型，沙要厚道多了。

　　

回复[70]: 忧郁法 水双 (2007-02-16 18:17:35)

　　数十余年前,拼命学法家,还是没学好。只学了一句儒家的话“刑不上带富,礼不下熟人”。

回复[71]: 又找到一段往事 陈某 (2007-02-16 23:29:33)

　　摘自吴泰昌：我亲历的巴金往事

　　1984年11月中旬，冯牧同志去上海向巴金汇报中国作协的工作，顺带也为上海剧作家沙叶新申请加入中国作协的事征求巴老的意见。在一个聚会的场合，吴强同志为难地说，按水平，沙叶新完全够，但对他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的倾向，上海有些同志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批评意见，如果由上海市作协推荐他入会，很难说能不能通过。按章程规定，如有两位中国作协会员介绍入会，也可以直接由中国作协讨论决定。冯牧事先已知道这个情况，他对巴老说，假如您能出面作介绍人，肯定会好解决。巴老没有多说什么，点点头说他愿意做介绍人，冯牧见巴老同意，便表示他也愿意做介绍人。

　　巴老对沙叶新的创作有自己的判断和评价。他看过沙叶新的话剧《陈毅市长》，并加以称赞，至于《假如我是真的……》，他在《随想录》中连续写了《小骗子》、《再谈小骗子》、《三谈小骗子》、《四谈小骗子》，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期间，巴老向胡耀邦同志谈到过当时在内部演出的这台话剧，巴老说应该公开演出，让它演下去。他在《再谈小骗子》中说：“话剧虽然不成熟，有缺点，像‘活报剧’，但是它鞭笞了不正之风，批判了特权思想，像一瓢凉水泼在大家发热发昏的头上，它的上演会起到好的作用。剧本的名字叫《假如我是真的……》，我对它的看法一直是这样。”

　　正是基于这样的评判和态度，巴老愿意做沙叶新入会的介绍人，他在沙叶新申请入会表上亲笔写着：“我看过沙叶新同志的剧本《陈毅市长》，也看过根据这个剧本拍摄的影片，我愿意介绍他参加中国作协。巴金八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冯牧在巴老写了意见次日也写道：“同意介绍沙叶新同志入会。冯牧八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冯牧将表交我，嘱返京后即交给中国作协机关有关部门。

　　1985年6月6日，经中国作协书记处讨论批准，沙叶新同志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巴老作为中国作协主席，担任一名作家的入会介绍人，这是中国作协会员入会史上绝无仅有的。我想，这绝不仅仅是介绍一位作家入会的具体小事，它留给我们的启发和思考是多方面的。

　　

回复[72]: 我也找到一沙的旧文 吴卫建 (2007-02-17 02:25:47)

　　沙叶新翻脸不认人

　　作者：沙叶新

　　我让人讨厌之处甚多，最令人讨厌的诸多毛病之一是记不住别人的脸。尤其是方才还见过，还介绍过，还握过手，还交换过名片的显要，我一转身，就认不清人家的面目了。这叫“翻脸不认人”，可恶之至！

　　翻脸不认人，是观察记忆力差。托尔斯泰七十多岁了，还能记得几十年前访问过他的一个少女的面容。当这个少女已变成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再次出现在托尔斯泰眼前时，托尔斯泰立即就把她认了出来。

　　周恩来也有过目不忘的神奇记忆力，任何人只要给他看过一眼，他就能终身记住他。他们两位是伟大，火眼金睛；我不行，我是凡胎肉眼，过目即忘。

　　年轻时，有人给我介绍一位姓丁的女友，约在南京玄武湖见面。那天有灯会，一路上只顾看灯，也未仔细端详女友的芳容玉貌。走到半路，女友入厕，将手上的一袋花生米交给我。我在湖边的一个报栏前边看报边等待。不一会儿，一个姑娘站在我身边，我对她笑笑，她也对我笑笑，我将手上那袋花生米递给她，她拿了几粒吃起来。

　　我说：“走吧！”她也就大方地跟着我往人群中走去。一会儿她问我：“同志，贵姓？”咦！难道介绍人没向她介绍过？我说：“我姓沙呀！”接着她就做了自我介绍，她说：“我姓李，在徐州工作，这次是出差到南京来的。”我一听吓一跳，给我介绍的女友不是姓丁吗？怎么一会儿工夫就改姓李了？明明是南京人，怎么又变成了徐州人？我想我肯定是认错了人。弄得“面目全非”了，于是连忙做了解释，离她而去。由于我“目不识丁”，姓丁的女友当然也早就离我而去了。

　　我不但经常“目中无人”，还“目无领导”。两年多以前，我和我女儿在静安宾馆门前遇见正在散步的我的顶头上司上海文化局副局长肖炎同志，我对我女儿介绍说：“这是住在我们一号楼的隋叔叔。”我女儿便叫了一声：“隋叔叔，你好！”肖炎同志当时肯定给我弄懵了，还满面笑容地“嗯，嗯”地连连点头，可心里一定在想：“我什么时候又姓起隋来了？”其实是我把肖炎错看成上海歌剧舞剧院的隋月龙，肖冠隋戴了。

　　当然我不是对所有人的脸都记不住，父母兄弟、老婆孩子、亲戚朋友的还是记得住的。要是连老婆的脸都记不住，那后果就严重了。我记不住的是平时接触较少或者多年不见的一些人的面容。《上海文化艺术报》的主编朱士信同志知道我的毛病，每次和我见面他都不厌其烦地主动先介绍：“我是朱士信。上次你见过的。”

　　他的容忍和耐心，使我感动和惭愧。

　　还有一类人的嘴脸，我明明认识，但我看也不要看，道不同，不相与谋；有所认，有所不认。这类人或是“执左道以乱政”（《礼记.王制》）的野心家，或是“顾左右而言他”的投机者。即使他们主动向我伸出手来，我也不悄一握，并故意目瞪口呆，装作不认识，然后扬长而去。

　　

回复[73]: 网络上真是什么都能找到 陈某 (2007-02-17 09:37:38)

　　《亚洲周刊》二〇〇六年第五十一期　江迅报道

　　沙叶新接受采访时说：「我写这类政治文化文章，是明知自找麻烦。在《「宣传」文化》的序言中，我表明还要接着写《「崇拜」文化》、《「告密」文化》。果然，麻烦来了。」

　　写了《「宣传」文化》之后，沙叶新在自己家中迎来一位朋友，闲聊一阵后，那位朋友说：「我这次是奉命而来的。上面要我来给你打招呼，叫你到此为止，别再写下去了。」沙叶新问：「如果不到此为止呢？」朋友回答：「对你不利。」

　　沙叶新当即正色道：「假如威胁我、迫害我，我将以死抗争。」朋友再三劝他：「你这样，让我如何向上面回话呀？」沙叶新为了不令这位朋友为难，想了想说：「你就说，我可以暂时不再写下去，但不等于我将来不写。暂时不写的原因，只是因为我最近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回话不久，上海市委一位高官要请沙吃饭。沙当时想，这么快请我吃饭，很可能是那位朋友没把他的原话完整地向上报告，他想在吃饭时再向这位官员表明态度。

　　可在吃饭时，那位官员竟然只字不提《「宣传」文化》之事，反而对沙说：「现在上海的编剧青黄不接，你是上海的老剧作家，希望发挥作用，可在大学办一个剧本创作研究机构，由你负责」。沙非常意外，想了一想回答：「如果成立这样的机构，我可以做两件事，一是讲课，我会认真地把我在写作上的经验和教训讲给年轻人听；二是可以帮你们看剧本，我也一定认真提出意见。但是，有两点要说明：一我不要你们的任何名誉和名义，二不拿你们的一分钱。」沙叶新觉得，若不如此坚持，就会被利用，会被招安。沙说：「他们或许是好心，让我有个官做，有点事做，免得再写那些让他们提心吊胆的文章了。」有了沙叶新这两点坚持，此事也最终不了了之。于是沙又在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写出了一万六千字的《「腐败」文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回复[74]: 哪里能看到三个[文化]宏文？ 薛东方 (2007-02-17 09:51:07)

　　先致谢意

回复[75]: 网上很容易找到的 陈某 (2007-02-17 09:57:22)

　　下面这个地址，是沙的博客，是正版。

　　http://lhhlhh.vip.bokee.com/

回复[76]: “检讨”文化 薛东方 (2007-02-17 21:01:30)

　　谢陈桑。

　　刚写的“检讨”文化，真不错，不愧为大师。居然还有代书“检讨”之职业，和参考书。在国内这么多年，真是陋耳寡闻。

　　不过，在外交上还没有这个传统，内外有别啊。

回复[77]: 还有不少文化呢 水双 (2007-02-18 09:49:19)

　　汇报文化,检举文化,揭发文化,考验文化,批斗文化,审查文化,洗涤文化。等等。

回复[78]: 这就是当年沙叶新的名片 陈某 (2007-02-18 17:16:47)

　　我第一次去他家，他给我一张他的特色名片，说，这个已经绝版了。因为他刚刚从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我年初回上海，顺便带来了。

　　

回复[79]: 吴卫建 (2007-02-18 19:41:43)

　　幽默大师呵，此内容我在沙文中看到过。由于是绝版的，如再加沙本人签字，就更据收藏价值了。

　　蓝方，新春快乐！

回复[80]: 吴卫建先生您好！ 蓝方 (2007-02-18 19:55:13)

　　吴卫建先生您好！

　　应该是我先向您祝贺新年好。但是刚才被您找到的《沙叶新翻脸不认人》吸引住了，一看到底，正好撞上您先说了“新春快乐！”。请您还是承认是我先拜的年吧。

　　

回复[82]: “沙窝”！“燕窝”一样地受用 红叶 (2007-02-19 08:00:43)

　　今个儿餐桌选在贵地，早餐：沙叶新先生“燕窝”，应该说是“沙窝”，味道不错，享受食之

谢谢“地主”

回复[83]: 转：沙叶新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 陈某 (2007-03-03 11:02:56)

　　沙叶新：我在香港学习温总理讲话

　　（原载亚洲週刊。这是沙叶新二月三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国际笔会“文学之夜”的演讲。）

　　这是一个文学之夜，我非常羡慕余光中先生、杨炼先生、王小姐在这里朗诵自己的诗作，过一会儿韩国著名诗人高银先生也要朗诵自己的诗作，展示自己的文学魅力。

　　我不是诗人，我是写剧本的。剧本要演出才能展示。现在我只能展示剧名。香港著名的香港话剧团、中英剧团以及一些业余剧团演过我五个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寻找男子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幸遇先生蔡》、《约会》。我由衷地感谢香港戏剧界朋友和观众对我的厚爱，给我这么多机会展示我的剧本。此外，十五年前，香港嘉禾影业公司投资拍摄我的电影剧本《江青和她的丈夫们》，都已经开始前期工作了，但给有关方面知道了，就立即请嘉禾老板饮茶聊天，劝其撤资，釜底抽薪，终于使得该片胎死腹中，这充分展示了他们在香港回归之前就已经非常强大了的执政能力。他们展示的是权力。权力剥夺我的机会，香港同行和观众却给我机会。以后如果还有机会，我仍然希望能在香港展示我的戏，敬请诸位赏光，谢谢，谢谢！而今天在这里我只能做我并不愿意但也不得不做的演讲，展示的只是嘴皮子。

　　我并不喜欢演讲，因为我担心这类演讲讲多了，会让人感觉我成了文艺评论家或者政治批评家。这不是我希望的。我喜欢舞台，我不习惯演讲台。我今天没讲稿，也不习惯写讲稿。刚才有记者向我要讲稿，我说没有，我只有腹稿，在肚子里。她说，那以后要发表怎么办？我说好办，我回到上海剖腹产。

　　讲什么呢？讲讲学习温家宝总理的讲话。

　　有没有搞错！跑到香港来学习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台下已经有人对我皱眉头了！是的，一个美国作家绝不可能做我这样的演讲，不可能学习总统布殊同志的讲话；一个英国作家也不可能学习首相布莱尔同志的指示，也不可能做我这样的演讲。他们只习惯于嘲讽或者抨击他们政府领导人，否则一定会被看作拍马，视为献媚，被人认为是御用文人。

　　中国不一样，中国现在还是后集权国家，或者说得好听一点，还是前民主国家。西方国家一切按法律行事，管你是总统还是首相！中国不行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快六十年了，快一个甲子了，至今还没新闻法，还没有出版法，无法可依呀，领导人的讲话就是法，共产党的政策就是令。以前不是常说，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吗？过年还把这两句话作为春联贴在大门上。不听行吗？不学行吗？

　　以前我当然也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只要比我高的领导，我都听，都跟；级别越高，我越听，越跟；唯恐听得不够，跟得不紧，诚惶之至，诚恐之至。年轻的时候谈女朋友，凡是个子比我高一点的，我都不敢交往，我有“恐高症”！

　　现在不一样了，脑袋在自己的脖子上了，不盲从了。对越是高的领导，我反而越不盲从。不论你多高的领导，你说的对，我就听；说的不对，就不听。比如在上一次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也有一个非常高的领导发表讲话，我就不听。为什么？首先他的讲话一定是秘书起草的，绝对的教条，绝对的乏味；不是真诚平等的谈心，而是居高临下的指示。他让秘书起草的那些话我也会说，说的可能比他还精采，我听他干吗？

　　名家说话也千篇一律

　　奇怪的是，一些全国知名的作家听了这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讲话，竟然还纷纷发表心得体会，说什么学习了这位领导人的讲话，胸中流过一股暖流。是吗？我也摸了我的胸呀，怎么没暖流呀？我的胸部很健康呀，怎么没感觉呀？还有的作家说这位领导人的讲话是里程碑。我就更奇怪了，为什么领导人讲话都是里程碑呢？都是里程碑，那不成了西安的碑林了吗？其实呀，里程碑是很少很少的，最多最多的是墓碑！

　　在去年十一月举行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温总理也讲话了。我也没去听，不是不愿意听，而是我不是会议代表，没被上海作协选上，去了说不定给抓起来。不是开玩笑呀，上次“作代会”进入会场就有好几道安检，会场比机场还严格，赛过军事要地。这次“作代会”，我想即使我当上代表，我也不去北京无聊了，恕不奉陪了！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不，酸倒不酸，就是自大多了一点。

　　但现在我有点后悔，早知温总理在会上有这样精采的讲话，我就放乖一点，给作协写封信，保证自己不再像上次“作代会”那样放肆了，保证在会上不胡言乱语了，保证在会上绝对不说真话只说假话了。以此保证来争取当个代表，不当正式代表，列席的也行，去亲耳听听温总理的精采讲话。

　　温总理的这个讲话发表之后，好多朋友都说好。我认真读了，看了两遍，果然难得。好在哪里？好在不是官样文章，没有一点党八股。好在有真情实感，发自内心。好在它和以前在这种场合的讲话完全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

　　一、以往凡是二、三、四把手讲话，一定要引用一把手的重要指示、经典语录，发表在报刊时，还要用黑体字突出出来。这是官场规矩，不可僭越。这次温总理的讲话，居然没引用当今一把手的任何指示和语录，只引用了早已过世却尚未过时的外国革命导师的语录。但他只用了马恩的，没用列斯的。这有很大区别和用意，我不细说。而且他引用的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是所有教条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最忌讳用的，但温总理引用了，他当然赞同这句话。引用革命导师的话，引用什么话，不引用什么话，大有学问，尤其是在中国，这也不细说了。

　　总之，温总理的讲话，他所说的和所引用的都是自己要说的话。对比以前领导人在这类场合的很多讲话，有哪几句是出自自己真心的呢？有哪几句是自己的话呢？他们的讲稿，甲领导讲了，一字不改，乙领导也可以用；福建的领导今年讲了，辽宁的领导明年、后年、大后年也可以用。千人一面，万口同声，毫无个性，绝无新意。因为他们说的都是政治教条。教条能有什么个性？教条能有什么新意？康师傅的速食面条也要比政治教条有些创意，每年还有些新产品哩。

　　二、温总理在这篇讲话中，也有引用，甚至大量引用，但引用的是古今中外文化经典中的名人名诗名言名句。有《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史记》中的名句，有屈原、苏东坡、郑板桥、林则徐、黄遵宪、艾青的诗句，有左宗棠的对联，有张载的座右铭，有赵丹的遗言，有康得的墓志铭，有亚当．斯密的一段话……在大约一万字左右的这篇讲话中，居然引经据典如此之多。是不是卖弄？是不是炫示？暂且不说，但他的积学之厚，腹笥之富，不得不使我这个中文系毕业生、戏剧学院研究生惊叹！我一直认为，一个政治家，有点人文素养，有点文艺底蕴，是个好事；接受过古今中外文化经典薰染的政治家，多少会有点人道主义，会有点悲悯情怀，懂得真假、善恶、美丑，就不会那么卑劣，不会那么残酷。这也是我能够接受温总理讲话的缘故。

　　三、温总理在讲话中，提到十七位当代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的名字。重要的不在于提到了那些被主流肯定的人，更重要在于提到了那些敏感的、有异议的、如今已经很少被提起的人。比如，他提到了赵丹，这可是被某个左王诬蔑为“临死还放了个屁”的人。虽然温总理在引用赵丹临终遗言时，没有引用他那几句著名的“屁话”，但只要温总理提到他，总会让人想起那几句“屁话”，引起间接联想。

　　温总理还提到吴祖光先生，这又是一个麻烦人物，胡乔木当年曾亲自上门劝他退党。虽然温总理提到他时一笔带过，更多的是提到和他共患难的妻子新凤霞，他说：“她是人民的艺术家，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这难道不是同时在评价吴祖光吗？我有幸和吴祖光先生共同出访过三次，每天在一起，他真的是一个活得极为真实的人，让我崇敬。温总理还提到巴金。以往提到巴金的书，总是说他的《家》，然后说这部小说如何让读者走出封建家庭参加革命。而温总理这次提到的是巴金的《随想录》，须知这是一本有争议的书，出版之后即遭到批判，当时只能在香港出版。温总理说：“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本写真话的著作。”我不知道迄今为止，有哪位高层领导这样“极大”地评价过《随想录》！温总理还提到冰心，说：“她是一个有风骨的人。”“风骨”在中国当代语境中有特殊的含义，不是随便可用的，这是专指那些不畏权贵，铁骨铮铮，直言犯上，为民请命的人。你翻遍从毛到江的文集，有谁正面地使用过这个敏感的词！

　　要说真话和追求真理

　　四、温总理在这篇讲话中讲到文艺的功能：“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激励人们的向上斗志，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因此就要追求真善美。说到真，他说：“就是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还说：“在文艺界要提倡说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他重提“双百”方针，重申要发扬创作自由和艺术民主……这些当然不是什么新的提法，不是什么新的政策。但他的新意不在于他说了什么，重要的在于他没说什么。他没说延安的那个讲话，没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没说“团结自己，打击敌人”，没说“首先是党员，然后是作家”，没说文艺“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甚至没说“主旋律”。温总理能如此说，能如此不说，当然主要是时代的进步使然，和历史背景的转换有关，但和政治家本人的思想开明、见识通达不无关系，否则同在一个时代，为什么有些政治家就没有这样说和这样不说呢？甚至主管文艺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家也没如此说和如此不说呢？

　　我想这也是温总理讲话反响强烈深获好评的原因。所以人们都期待著，在文学已下流、艺术已下贱的今天，温总理的讲话会带来新的生机。可万万没想到今年一月竟然发生了“禁书风波”，作者抗议，网民声援，国内新闻一律噤声，国外媒体纷纷报道，或震惊，或疑惑，但无不认为出版总署的禁书和温总理的讲话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邬先生的禁书令，不但给书林蒙上一层雾水，还给总理泼了一桶污水，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妖雾又重来！

　　我这次来香港的前后几天，记者提出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温总理的讲话是否又是一九五七年的“阳谋”，是“钓鱼”，先是好话说尽，然后一网打尽？否则他的讲话犹言在耳，墨迹未干，而他所领导的国务院下属单位出版总署就开始禁书，这如何解释？记者对我说，国外普遍的议论是怀疑温总理讲话的真诚，怀疑他的动机。

　　我以为温总理的讲话不是“阳谋”，不是“钓鱼”，他是真诚的。根据何在？我的根据很感性，很直观，也许很幼稚，也许很好笑。我的根据就是：温总理会哭！温总理大概是全世界最会哭的总理。

　　国旗影子下的泪光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在“非典”猖獗期间，在这极为艰难的时候，温总理会晤法国总理拉法兰。在欢迎仪式上，他看到冉冉升起的国旗，心中想到遭受病痛的人民，他默念著“愈挫愈勇，愈挫愈奋。”他双眼湿润了……

　　零三年七月，温总理到江苏宿迁农村微服私访，未去政府机关，直接前往农田，一个农妇对他述说生活的困苦：一家五口，婆婆瘫痪，丈夫有病，两个孩子还小。全仗她一个人和三亩地。去年收入二千六百五十元，交税交了一千四百六十元，竟然交了一半多，此外还要让她这个一直住在农村的农民交纳城市建设税和政府招待税，不交就把他们全家赶出家门，还不给她两个孩子上学。这个农妇说著大哭，温总理也哭了……

　　零四年底，铜川陈家山大矿难，一百六十六人遇难。零五年新年，温总理前去慰问，一月三日探访遇难者牛铁奇的家属，他握著牛的妻子和母亲的手，搂著两个年幼的孩子，流泪不止。这张照片传遍世界，温总理真诚的泪水感动了很多人……

　　温总理为什么爱哭？还是用他引用过的艾青的诗句来回答吧：“为何我常噙满泪水，因为我深爱这片土地。”

　　我信任能哭的人。虽然这个世界越来越不相信眼泪，但我相信。我相信能够真诚流泪的人。我认为，能够大哭大笑的人，能够毫不掩饰自己真情实感的人，一般来说不太会欺骗，不太会虚伪，他们仁慈善良，有菩萨心肠。顺便说一句，如今一些当官的人，已经冷酷得不会哭了，甚至麻木得也不会笑了。当个科长还会笑，当了处长就开始板著面孔了，级别越高就越不笑了。连笑都不笑、哭也不哭，你知道这些当领导的心里在想什么？你能信任他们吗？所以我相信会哭的、有人性的温总理的讲话，他不是欺骗，是真诚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禁书之事呢？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形态正在转型，在这曲折的过程中，正声之外难免出现杂音。这是好事，好就好在有不同的声音，怕就怕在舆论一律，万马齐暗。如今不是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吗？要民主就应该先从党内开始，先实施党内民主。党内民主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党内允许不同声音。毛泽东曾经引用过陈独秀的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有派，党内有不同的声音，应该是正常的、不奇怪的事情，否则就是一人作主，一人独裁，铁板一块，带来灾害。所以我们要善于聆听和分辨哪些声音是进步的健康的声音，并给予鼓励和支援，而不能不分青红，不分皂白，一律反对。

　　证实温总理讲话的真实无欺的另外一个根据是，“禁书风波”已有变化，我来香港之前就已听说，出版总署的某人在新加坡的报纸上说他们没有禁书，而且还说从没禁过书。这当然是睁眼说瞎话！禁书不是今年才有，年年都有，哪年不禁？你出版总署就是干这个事的嘛！否则发你们工资，让你们当官干什么？就我知道，上海多家出版社都遭到过禁书。所以出版总署应该改名，改为“不出版总署”。现在出版总署抵赖了，还连忙指示北京两家大书店，连夜将被禁的《伶人往事》陈列在书店主要展台上，大门外还拉出横幅，上书：“《伶人往事》在热销中。”真是太夸张了，太明显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他们企图以《伶人往事》的“热销”来“令人忘事”，忘掉禁书的事！但是对这样的抵赖我们也欢迎，抵赖至少表明他们认为禁书是不得人心的，这比顽固到底，坚决禁书要好。

　　还得要靠政治制度

　　出版总署的态度怎么会起如此变化呢？难道不是党内的另外一种声音在起作用？这声音中难道不包括温总理的声音？我相信这次“禁书风波”的事态还有可能往积极的一面发展。虽然这类事情的真正解决还得靠政治制度的改变，而不是靠“好皇帝”，不是靠“救世主”，但个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还是有特殊作用的。我承认书生气十足，容易上当受骗。这次会不会又上当受骗呢？我想用我过去一首诗的最后一段做为我这次演讲的最后一段：

　　即便我受骗一千次、一万次，

　　我也坚信：

　　总有一朵花是香的，

　　总有一片情是真的，

　　总有一滴血是热的，

　　总有一颗心是金的！

　　

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四日于上海善作剧楼“剖腹产”

回复[84]: 讲演好极了! 龍昇 (2007-03-03 10:14:22)

回复[85]: 参考文献：温家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陈某 (2007-03-03 12:08:18)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1/28/content_5403392.htm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２８日电

　　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温家宝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３日）　

　　

回复[86]: 一上午听一好讲演一好谈心! 龍昇 (2007-03-03 12:48:58)

回复[87]: 雪非雪 (2007-03-03 13:20:45)

　　谢谢斑竹转贴“讲演”和“谈心”。

回复[88]: 家宝同学也在炫耀啊 陈某 (2007-03-03 13:19:58)

我也学习了。家宝认识这么多名人，人家名人还要他签名，牛！

回复[89]: 转：沙叶新“还要将妥协进行下去吗？” 陈某 (2007-03-20 16:31:46)

　　还要将妥协进行下去吗？

　　沙叶新

　　今年二月初，我应邀去香港参加国际笔会的亚太地区会议，出发前，有关方面连续三天前来我家劝阻，最多一天来了四人。来人全都彬彬有礼，为首的一位领导说，他们不是来下禁令的，是来和我协商的。经过三天的洽谈，尽管他们不得不执行更上一级的领导的旨意，但就他们本人而言，我深感他们的友好。因而我对他们也以笑脸相迎，坦诚地陈述我的意见，和他们共同探讨我去与不去香港的利弊。终于在平等的基础上各自做出必要的并不丧失各自基本原则的妥协，使得这次我出访香港一事得到圆满解决。

　　我真的为此高兴。深感在相互意见或利益发生冲突之时，经过充分的、平等的、理性的建设性的协商，会有较好的效果。我用民主的方法争得了民主，他们也不是用以我为敌的态度来强行限制我的自由；他们开诚布公，我也以诚相待；他们对我感同身受，我也为他们设身处地；他们尊重我的意见，我也理解他们的难处。他们的妥协不是软弱，我的妥协也绝不是被招安。妥协不是投降，而是彼此双赢的准则；妥协不是背叛，而是良性互动的规范。我们熟知英国阿克顿勋爵的这样一句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但他还有一句格言也极为重要：“妥协是政治的灵魂——如果说不是全部的话。”如果你把对方逼到墙角，那自己也无退路。所以美国研究民主理论的大学者罗伯特·达尔也说：“民主依赖妥协。”没有妥协的政治必然是独裁的政治，哪里还有什么民主？哪里还有什么和谐？

　　可我们以往太不习惯妥协、太不喜欢妥协，动辄阶级斗争，总是你死我活。擅长把战场上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获全胜不收兵”的这一套沿用到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甚至日常生中来。以往的历次所谓的路线斗争和政治运动，都是在不停的制造“假想敌”，以致后来都成了“真正敌”，并且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数十年来，不断地的树敌，不断地打倒，不断地制造反对自己的人，一年又一年，一批又一批，以致整个社会成了充满敌意的血腥的社会。何来妥协？何来和谐？

　　

　　如果说不习惯妥协，不喜欢妥协，那首先是中国的政府和执政党不习惯、不喜欢。要实现良性互动致使双赢的妥协，首先就应该让政府和执政党显示平等的态度、协商的愿望、妥协的诚意，而又不能像以往那样施展“阳谋诡计”，“钓鱼政策”，这样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开展平等的对话，使相互的妥协得以进行。

　　

　　政府和执政党是握有权力的强势，当然他们首先要放低身架，表达诚意，但每个社会成员也应在理性的对话中学习妥协，接受妥协，这样才能使得妥协进行下去。在现阶段，要使双方都做能到这点也许还很困难，尤其是在政府和执政党方面。所以我这次出访香港的成功真的是极为难得，这样一种以平等对话、双方妥协而化解对抗的成功也许是特殊的个例。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一次的经验就显得非常宝贵，这才促使我把此事公布出来，希望能对今后有所借鉴。

　　但是一次的成功，并不等于万事大吉。

　　我在国际笔会的“文学之夜”有个一次演讲，题目是《我在香港学习温总理的讲话》。应该说反响甚好，虽然也有个别的听众表示反感。一个月之后，我的演讲稿发表在《亚洲周刊》和国内外各个网站上，从读者和网民的跟帖来看，反响也不错，虽然也有异议，这很正常，但绝大多数的反应是正面的。我也为此高兴，认为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而且效果不错的事情，并将此也看作是妥协的成功。可是万万没想到，不久我的这篇演讲就被国内几个网站奉命屏蔽。屏蔽的原因不得而知，得到的回答是“上级指示”。

　　我认为此事和前不久的“禁书”性质一样。这是给“妥协论”的一记响亮耳光，是对我以上的书生之见的嘲弄。我想起前不久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的一句话，他说：“你这个书呆子，你在和魔鬼打交道，还谈什么妥协？和魔鬼妥协，只能让你下地狱！”

　　我的信念有所动摇……

　　我还要将妥协进行下去吗？

　　2007、3、9晨匆匆草就

　　

回复[90]: 温家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薛东方 (2007-03-20 16:51:13)

　　好啊，划时代的谈话，与延安座谈会可以媲美了。

　　家宝同志很善于探望，当年好像也有过天安门广场的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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