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四│老唤│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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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四
老唤 (发表日期:2026-08-11 08:46:43 阅读人次:19 回复数:0)
四　　先生應該是和很多日本人一樣也看到了夜間的電視，他對我的要求並沒有感到驚訝，而是十分平靜地說：“研究是你自己的事情，當然由你作主。”那語氣好像在和我商討一個學術問題：“如果問我的意見，我希望你不要半途而廢，到了今天這一步很不容易。”他還拋出了一個問題：“你知道日本政府每年為每個東大的留學生要支付多少費用嗎？”⋯⋯ 　　這個問題在今天，恐怕會被很多“愛國人士”看作日本是在收買人心，甚至是培養“境外勢力”，或者“間諜”什麼的；但是當初卻是確鑿的日中友好。我不知如何作答，因為我不知道先生要知道的是具體的數字，還是希望我能重新思考我提出的要求。而後者好像與良心或者良知有關。　　退學的念頭確實有點兒“不仗義”，只是出於一時的憤懣。首先就對不起先生。先生有時會在寒暑假為我佈置作業，比如讓我為他正在講授的伯格森的【笑】寫一份要約。當他把要約交還給我的時候，每頁紙上都留下了他的批改和批注。先生似乎是在用他的努力來激勵我更加地努力。　　我剛進研究室，他就安排了我的先輩大石（昌史）さん（我對尼采的關心就是受到他的影響。他比還我小幾歲，可惜英年早逝，在任職慶應文學部教授期間遭遇車禍，終年57歲。）作我的輔導員。每星期要安排一個下午找一間咖啡館兒（常常在上野）來討論我所要提出的研究報告。後來我知道為此東大每月都要付給大石さん一定的津貼。⋯⋯這些都是連日本學生都享受不到的待遇。　　我在東大的學費本就十分便宜，每年只需要20萬日圓。盡管如此，先生為了減輕我的負擔，還為我寫了減免學費的申請書⋯⋯我無言以對⋯⋯ 　　⋯⋯還是說一些我能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先生的細節吧。　　例如，先生的手錶只是一塊像玩具一樣的廉價電子錶。這是我最覺得不可思議的。一塊手錶，在很多人，特別是中國人，看來或許是身分的象徵；但是對我來說，一塊好的機械錶是時刻提醒你保持匠人的專業精神的警示牌。它不一定昂貴，但卻能表現出你的獨具慧眼和“趣味判斷”。　　還有筆。先生總是用那種廉價的圓珠筆，一旦寫不出字來，就會用嘴在尾端使勁兒的吹幾下。這也是很令我費解的。一隻好的鋼筆不是會逼迫你寫出更好的文字來嗎，否則怎麼對得起這支筆？　　然而在服飾方面先生卻十分“浪費”。那些年，我很難看到先生重複使用同一套西裝和同一條領帶。光是維持這些西裝和領帶的“生存”，那是多大的一筆開銷呀，況且還有心力。這和我截然相反，我對服裝的要求只有舒適和便捷。但是研究室有規定，凡進入研究室者必著西裝領帶，這也是研究室的傳統。東大與私立大學不同，很晚才普及空調，也許是為了節省開支吧。進入了七月的酷暑，對每個學子來說，又增加了一份兒考驗。　　先生授課，講台上總是放著厚厚的講義，當然這講義出自先生自己的手筆。先生從常用的美學概念入手，一節課一個概念，來龍去脈細緻入微。講著講著，先生會突然停下來，從上衣口袋裡抽出圓珠筆，在講義上“奮筆疾書”，少則幾十秒，多則數分鐘。這大概是對將來的出版物（例如【美學事典】）負責的緣故吧。不過學子們也習慣了，倒是可以藉此休息一下。　　最令我不能理解的是，他居然邀請了山東大學的美學教授周來祥（1929—2011，他們應該相識於國際美學會）來東大作短期訪問學者。先生有這個權限，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不像大部分冒牌的訪問學者，東大不單負責旅費、住宿費、生活費，還要支付高額的薪金。然而先生不知道的是：他和周先生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人，其差距就像日本和中國。　　在研究室的歡迎會上還聘請了專職的翻譯。周先生大講自己的美學觀念，大家都埋頭靜聽，偶爾會有誰朝他望去，露出驚異的目光。先生這麼敏感的人似乎對此毫不在意。中國的美學還停留在“美是什麼？”的階段（周先生認為“美是和諧”），而自康德開始，問題的焦點已經轉向了對認識主體（例如“判斷力”）的分析。坐在我身邊的大石さん突然把嘴湊近我的耳朵：“他如果想作你的研究生，你會要嗎？”我一時不知如何作答，只好悄聲說：“失禮！” 　　就我的了解，一般說來，例如，中國省級醫學院的教授，相當於上海或北京醫學院畢業生的水平，中國著名大學的教授一般相當於東大本科畢業生的學術水準。但是作為先生的弟子，我只能按照先生的安排去做，何況我當時認為先生這樣安排一定有先生的道理。　　果然，水落石出了。　　作為回報，周先生邀請先生夫婦訪問了山東大學，不但在隆重的歡迎大會上授予了先生“客座教授”的資格，為先生安排了研究室，據先生說，還一起爬了泰山。就在先生返回研究室的幾天後，他忽然遞給我兩張手稿，讓我立即翻譯成中文。我坐在研究室裡的長桌前認真地把手稿看了一遍，脊梁真的冒出了冷汗。這是一封比《與山巨源絕交書》還要激烈的信，因為它不像嵇康那樣列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更沒有一些委婉的措辭。它直白地拒絕了山東大學給予了先生的頭銜與待遇，並且不希望再與該校美學研究所（所長周來祥）有任何瓜葛⋯⋯ 　　我也很喜歡嵇康，大概是因為性格類似吧。我逃進社科院幾乎完全是因為社科院不用“坐班”，卻沒有考慮到工廠或公司如果沒有坐班制將如何做大的問題。我和嵇康類似的地方還有，都不喜歡當官兒。既不喜歡被傻屄領導，也不喜歡領導傻屄。按說我有不少當官兒的機會，但是自知我當官兒很危險，因為與嵇康不同的是我不單喜歡自由，或說放浪不羈，還喜歡女人，並且明目張膽。我覺得可以從女人那裡學到不少從男人那裡學不到的知識和本事。在法國，這叫尊重女人，也許無傷大雅，但是在中國幾乎就等於流氓，盡管當官兒的都有不少女人。　　我雖然覺得《與山巨源絕交書》寫的有點兒“裝屄”，但還是問先生，如果就這樣翻譯是不是有點兒過於激烈，是不是可以換一種委婉的說法？先生果斷地說，就按他的原話。　　不知道是周先生的什麼噁心到了先生，只好按先生的原文翻譯。從此之後，先生的日中美學交流果然中止了。不知先生如何做想，對我來說，這可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幸事，因為籍此可以免除我不少毫無必要的“義務”。我瞑瞑地覺得“世界大同”只是一個神話，或說幻想，把狼和羊放在一起圈養不如分開來得省心，這不是孰是孰非的問題。　　周先生的來訪正值美學會召開。作為訪問學者，在美學會上發表演講也是一項義務。當然，擔任翻譯也就成了我的義務。我需要把周先生的講稿事先翻譯成日文交予先生審閱和批改，之後還要試讀幾遍免得聽眾會感到困惑。幸虧不是即興演講。但是意外還是來了。就在演講即將結束的時候，周先生突然“脫軌”了，他大談起美學是否還有存在下去的理由，隨著時代的變遷，美學這一學科似乎就要消亡了⋯⋯這大出我的意料，不單是因為我討厭這種說法，我認為精神只要存在，研究精神的學科就必然存在。而且那些聲稱某某學科就要消亡的“專家”不過是一些故作高深的傢伙。於是我決定照著原稿繼續念下去。舞台中央是一個講台，周先生站在那裡等待著我的示意。我坐在舞台側面一張小桌的後面，台下是黑壓壓的聽眾。當我念出了下一個段落的前幾句，我瞥見前排有人在交頭接耳。我知道其中有一些聽得懂中文的聽眾，但是按照導師的安排照本宣讀總沒有問題。　　大概是作為回報，周先生把我的論文《概念说：卡西尔哲学的出发点》發表在了期刊【文史哲】（1997年第6期）上（原文「カッシーラー哲学の始点としての『概念説』」東京大学『美学芸術学研究』第14号 1995年）。大概也是作為回報，亦或是受字數限制，周先生刪去了論文中關於理論依據的論述，而這一部分正是藤田先生認為十分必要，因而我後加上去的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