爛尾之二│老唤│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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爛尾之二
老唤 (发表日期:2026-07-29 00:38:41 阅读人次:10 回复数:0)
二　　先生（せんせい）的教學方法十分簡明。除了參加必修課並在年終考核拿到學分，就是參加每星期五下午的ゼミ（ゼミナール Seminar）。教授們都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夠取得好成績，因此沒見過哪個院生拿不到學分。ゼミ在研究室的裡間進行，長方形空間和長長的長方形的台子。台子四周排列著靠背椅，先生就坐在台子盡頭靠窗的椅子上。還有一個教授藤田一美先生坐在他的旁邊。—我翻譯的【說茶】的序言就是出自他的手筆。寫得多好，而且在教學之餘只用了一個晚上。我曾希望佐佐木先生為我寫序，但是先生說，在這個領域，藤田先生更稱職。—需要兩個教授大概是因為佐佐木先生以法語為主，而藤田先生以德語為主的緣故吧。其他是學子們的座位。兩側靠牆排列著高大的書架，書架的上方排列著研究室歷任教授的照片，鑲在畫框裡。這點和我們不太一樣，我們很省事，只需要一張毛主席的畫像就足夠了。　　在ゼミ上，按次序每人每年要發表一篇與研究題目相關的論文的分析文章，還要發表一篇自己的專題研究報告。從導師開始來，這些研究報告日後便成為了很多書籍的底稿。為了便於討論，事先需將打印好的提綱、要約和引文發給大家。看似十分簡單，但是參考資料不是英文便是德文、法文，有時還有拉丁文和希臘文，為了不像傻子一樣地坐在那兒，只好自己去補課了。　　先生對學子的要求也十分簡明：只用自己了解的詞匯來說話。比如：你說“桌子”，別人會問：“你說的’桌子’是什麼意思？”⋯⋯九年裡，我只看到過一次先生發了脾氣。一個研究法國哲學家伯格森的院生瀧さん發表之後，被問及了其中的一個概念，他支吾了半天，不得要領⋯⋯先生“啪”的一下兒拍了桌子：“研究にならない！”瞬間大家都成了雕塑，真的連喘氣兒都停止了。　　和中國的研究機構不同，先生對學子的研究題目毫不關心。就是說你愛研究誰就研究誰，只要和美學相關。還記得我到上海社科院文學理論研究室的第一天，室領導就給我規定了課題：與蔣紅（復旦中文系教授蔣孔陽之女）、王又如一起搜羅中國現代所有有關美學的論著譯著，並寫出概要。我本來以為從統戰部逃進社科院就可以自由翱翔了呢，結果還是先得從資料管理員做起，何況中國有沒有美學還是個問題。蔣紅進社科院理所當然，我進社科院應該說是“因為荐頭的面子大（引自魯迅【孔乙己】）”。在復旦，只有蔣先生和伍蠡甫先生—他爸爸伍光建清代留英，也曾任復旦教授，雖很少被提及，卻是最早用白話翻譯西洋著作並推廣西洋思想的人物之一。—知道一點兒我在幹什麼，因此才把我推薦給了愛才如命的文學所姜彬所長。我知道這項工作是蔣先生在給蔣紅和我們鋪路，我當然應該當仁不讓。一年後（1987年），我們的成果以《中国现代美学论著译著提要》為書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這當然又是“因為荐頭的面子大”。不知道這本不痛不癢的書是否有過再版⋯⋯ 　　與中國教授不同的還有，先生不給你列一長串必讀書單，也不要求你自己列書單。他好像在告訴你，你只要真正理解了一本哲學著作就已經很了不起了，當然是用原文理解每一個概念。以後自然一通百通。　　和先生的第一次分歧還是因為研究課題，因為當時我根本沒有明確的研究目標和計畫。　　我曾兩次被迫離開故土：一次是流放，或叫“插隊”；一次是流亡，或美其名曰“留學”。　　插隊中斷了我幾年如一日、年中無休的訓練生涯。我從小就想報效祖國。因為沒什麼本事，就想到選擇最苦的差事：中長跑。而當我真地扛著鋤頭站在地頭兒，眼淚也流了下來。不是因為苦，而是因為那些過去了的艱苦的歲月，我再也不可能打破全國紀錄了。　　毛主席那土鱉十年沒開運動會。只記得太原開了一次全民運動會，不經正規訓練的我上去跑了個400米第一名，還獎勵了一條毛巾。領獎時我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流淚了，不是因為喜悅，而是因為心酸！　　進復旦的第一年（1978），已經過了運動的年齡，“老夫聊發少年狂（引自蘇軾的【密州出獵】）”，參加了大學生運動會，800米第二名。第一名是體院中長跑專業，才比我快1秒，輸了也認了，算是我最後一次對青少年的懷念吧。想想我黨是多麼會浪費人才吧！　　像插隊一樣，我流亡到了日本。原因是一天早上大家在社科院學習「文匯報」精神，上面指名批判了弗洛伊德的資本主義思潮。而我又剛剛翻譯了他的著作。頓感大事不妙，於是想起了“走為上計”。弗洛伊德雖然有美學方面的論述，但畢竟不是從純粹認識論的角度出發，或許應是一個新的學科，但是與關心認識論的我還是有距離的。於是匆忙之中，第一年我選擇了我很喜歡又一直不甚了了的莊子作為了研究課題。後來我還把那年在研究室宣讀的研究報告翻譯成中文發表在了國內的【文學研究】期刊上。至今我都認為那是一篇真正了解莊子的出類拔萃的論文。　　但是先生還是找到了我，因為研究室的導師只能指導西洋的美學。我於是想起了我讀過的【善的研究】，問先生西田幾多郎是否可以作為研究對象。回答是否定的。先生似乎認為西田的思想研究不會有更深更廣的發展，而且西田與美學關係不夠密切。後來我知道東京和京都還有學派之分。　　最終，我說出了我嚮往已久的卡西爾。　　我的大學畢業論文寫的就是有關“象徵”的主題，我認為藝術形式的本質就是一種象徵。當時國內關於“象徵”的書籍幾乎沒有，外文書籍更是少的可憐。—我翻譯的【自我與本我】的原著還是一位美國姑娘送給我的禮物，多虧了這位美國姑娘。—而卡西爾乾脆認為人的一切認識形式都是象徵，無論神話、宗教、語言、藝術、科學⋯⋯因此他把人類定義為“使用象徵的動物”。但那時我沒有一開始就說出卡西爾是因為我還沒有讀過卡西爾的書，只是聽說。還有德語，還剛剛起步⋯⋯真感謝先生，給我開闢了一條坦途。在復旦的時候，我和同窗伍曉明、尹學龍曾號稱“康德三弟子”，但時間證明他們都背叛了自己的初衷。現在，先生讓我有機會成為了“卡西爾在亞洲的弟子”，是卡西爾給了我一雙明亮的眼睛，避免了幾乎一切忽悠。　　一件遺憾的事情是我的畢業論文只得了一個“良”，而不是“優”。怪就怪在我的論文指導老師不是蔣先生，而是我從沒見過的施昌東先生。這大概是因為我和蔣先生走得有點兒近？可想而知，施先生肯定把我的論文看作是奇談怪論，因為他根據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美是生活”。在我看來，這等於什麼也沒說。對於他的人生，我是同情的。他因為賈（植芳）先生成了“胡風份子”也受到了牽連，在他輔導我論文寫作的時候還罹患了癌症（終年52歲）。自己的著書立說尚且忙不過來，因此我們只見過一面，而且是匆匆的一面。我和賈先生算是半個山西老鄉，而且從山西考入中文系的就我一個（尹學龍雖然在山西服兵役，但是青島人。文章中所提到的人物都可以在網上查到。）因此我也常到賈先生家裡去嘮嗑，順便蹭飯。但是卻無緣接觸與賈先生同舟共濟的施先生。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我把畢業論文的第一節發表在了【文學研究】期刊上，後來又貼在了【東洋鏡】上。親愛的姐妹們可以來評評理，在缺乏外文資料的環境下，我寫得是不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