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指導教官佐佐木健一先生│老唤│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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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指導教官佐佐木健一先生
老唤 (发表日期:2026-07-21 00:18:46 阅读人次:59 回复数:2)
我的指導教官佐佐木健一先生　　一　　我終於決定把我心靈中的佐佐木先生奉獻給大家。　　應該說我也算是個“讀書人”了。從書本上我了解了不少風格迥異的偉大人物，特別是文學家、哲學家，還有畫家和音樂家。我的書架上擺滿了他們的作品，好像他們就在我的身邊，和我一起生活一樣。因此我像叔本華一樣，從來不會感到孤獨，不管身處順境還是逆境。他們塑造了我的思維方式和文筆風格，也潛移默化地形成著我的性格。　　但是當我捫心自問，在我的個人生活中，在我接觸過的人之中，是否也有偉人的存在？如果有，那麼他是誰？如果他可以稱作“偉人”，那一定會是那個改變了我的人格、甚至生存方式和生活道路的人。隨著年齒漸長，回望來路，一個人的形象漸漸清晰起來，他就是我的指導教官佐佐木健一先生。　　既然是讀書人，就應該把那些深刻的感悟分享給大家，否則讀書還有什麼意義？但是我卻猶豫著，因為我深深地懷疑著自己是否具備這樣的能力，在他浩瀚的知識海洋裡，我能游多遠？或者，我的品行不端反而被歸咎於教官的指導無方？特別是這樣做很有“拉大旗作虎皮”，或說“狐假虎威”的嫌疑。他是東京大學美學藝術學教研室的主任教授，可以說著作等身，還曾擔任國際美學協會的主席，⋯⋯而我呢？　　我的猶豫還在於擔心是否有人懷疑我在模仿魯迅。說起魯迅，在中國的文壇上我最敬佩的就是魯迅。應該說他是對中國文化，或說中華文明發起攻擊的最全面，也是最深刻的覺醒者。他的【藤野先生】幾乎家喻戶曉。由此我也很羨慕魯迅：他真幸運，生活在一個那麼美好的時代。作為文人，他有著發表言論的自由⋯⋯而我呢？我雖然畢業於“著名大學”的中文系，但是只能靠翻譯來填充“學者”資格的欠缺。幸好那時一些世界公認的大家的著作表面看上去與中國沒什麼關係，因而還可以出版。如果我寫，我寫的東西首先在編輯那兒就很難通過，學歷越高就越難通過，盡管出版社的社長不少還是我的同學或朋友。也有萬一，萬一編輯看走了眼，文稿僥倖出版了，不久，成書也會被書店下架送去造紙廠，連出版社的社長也會受到牽連。我深知我黨的苦心，因此盡可能不給我黨添亂。我黨號召寫“正能量”，而我寫作也有“底線”：一是誠實，一是盡可能深刻，觸及本質。這很矛盾，於是我選擇響應黨的號召，盡可能不寫，寫了也盡可能不發表，實在憋不住就發表在“小眾網站”或“偏遠地區”。總之，“低調”，或說“夾著尾巴做人”。幸好我寫東西沒什麼目的。如果非說有，那就是自我陶醉，或說圖個痛快，就好像一種生理現象，“拉屎”或者“撒尿”一樣。一個想法會突然出現在我的腦海裡，不停地發展壯大，只有把它寫出來，我才能得到安寧。至於它是優是劣，未來如何，那是一時無法顧及的。不知道這是不是評論家所說的“上帝在你的頭上輕輕地一拍”。我還是那種“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的人。從微博一步一步刪除我的博文，從“百度”逐漸讓我的翻譯作品消失，我就知道了我黨是多麼地討厭我，盡管那些作品對中國人思維方式的改進有極大的益處。從我的個人的經歷，我也了解了我國為什麼會有如此輝煌的歷史。　　每寫一點兒東西，就像自己往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了一層枷鎖。我很感謝黨對我的理解，沒把我“拉出去斃嘍”，大概是因為黨知道我不反黨。因為我認為推翻了一個舊的共產黨，一個新的共產黨就會應運而生。這是中國的文化所致，你也可以把這叫作“中國的宿命”或尼采的“永恆回歸”。我們知道，在大多數“反黨人士”那裡，反黨是一門生意，就像“愛國”也是一樁無本生意一樣。有些人藉著反黨來洗白身分，不是有不少攜贓款逃往國外的富豪都反黨嗎？還有不少突然反黨的人只是為了獲取政治庇護的資格，那可比靠獲取學位來取得在留資格要省錢省力得多。更多的人是靠著在網上反黨來獲取流量和粉絲，如果再能兜售一些狗皮膏藥或者化妝品什麼的，收益會更加可觀。和這些人混在一起，反黨是不是特別滑稽？我不但不反黨，反而希望十四億中國人都能成為優秀的黨員，那將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情呀！唯一擔心的是：大家都成了優秀黨員，那麼韭菜誰來當？　　不能如實地寫中國人，那麼就寫外國人。謳歌一些美好的事物應該說是正能量了吧？對於日本人，我的觀感是矛盾的。在微觀方面，他們甚至比德國人還要出類拔萃；但是在宏觀方面，我卻難以苟同主流的認知。如果當年沒有鬼子的那一通攪和，沒準兒真沒有現在的這個“新中國”。不是只有我這麼說，連毛主席都這麼認為。文革後，在中國快要斷炊的時期，又是日本人首先向我黨伸出了援手。就連“六四”之後，還是日本人最先著手解凍了西方對中國的封鎖。我覺得那首歌應該改為“沒有日本人就沒有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不管主觀上日本人怎麼想，但是客觀上，日本人才是我黨和我國人民的大恩人。於是我決定寫寫我的指導教官。不過心裡又在嘀咕：我的指導教官是日本人，在中日關係這麼緊張的情況下，我是不是又成了漢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