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周刊长年连载单幅漫画,题目是“大日本中流小市民”。这题目有意思,入木三分,活画出日本人形象。所谓中流,大约是时下国人当中活得最有劲儿的中产阶层。
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主要是上世纪60年代。1960年官僚出身的政治家池田勇人上台组阁,鼓吹宽容与忍耐,打出国民收入翻一番的旗号。地小人多,天然为劳动力过剩犯愁,这时竟人手不足,中小企业下乡招工,像当年征兵一样,把初中、高中毕业生一火车一火车地拉进城里,简直像民族大迁移,美丽的农村只剩下老的老小的小。为确保劳动力,没人爱干的企业或工种大涨工资,与大企业之间缩小了差距,低收入阶层骤然减少。因之而增加的生产成本转嫁到产品上,结果是物价一路上扬。三大件,黑白的换带色儿的,迅速改变了生活方式,男女老少打着小旗去海外旅游了。到了1977年,总理府对国民生活进行意识调查,百分之九十的人回答自己的生活程度是“中”,几乎家家挂起了“幸福的黄手帕”(这部电影就是这一年上映的)。其实,早在举办东京奥运会的1964年就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七,一亿日本尽中流。不是经济学家所纠缠的概念,完全是大众的怡然自得的心理状态。鼓腹而歌卡拉OK,世风有如加了热的清酒,温而馨,真个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80年代中国人飞蛾也似的扑亮而来,惊愕其平等,清扫公司职员的薪水和轻轨电车司机差不多,社长和社员的工资也顶多差四、五倍,不禁慨叹日本才是社会主义哩。但看多了兔子窝一般的居室里堆满电器的风景,对他们的中流意识或享受程度便产生大惑及小视。这也是我们敢于不佩服日本的一个原因；中国人的幸福是“脱亚”的,越过小日本,在大洋彼岸。
莺歌燕舞三十年,孰料自泡沫经济崩溃,十多年来经济不景气,人们的日子顺流而下,这个庞大得足以使社会无阶级化的中流阶层开始分化了,上升的只是一小撮,下降的是大多数,百分之八十的人已处于“中流下”及其下。据调查统计,大约有百分之四十多的人年收在三百万至六百万日元之间,更有将近百分之四十的人不足三百万。活在日本,一家两三口人,年收三百万是底线,保不住这个数,日子可就不过为好了。去年有一个叫三浦展的,写书说日本正在从中流社会跌入下流社会。此书属于调查报告,采样却过少,令人质疑。所谓下流,不是指社会底层,而是中流当中的下流,这也给社会用语添乱,不无哗众取宠之嫌。但被他一哗,这日本社会真好像看哪儿哪儿下流了。
三浦设定了十二个自我测试下流度的指标,超过半数你就够下流的了。其一是以万日元计,年收达不到年龄的十倍,屈指一算,收入一般在三百万日元上下,那正好是1970年代前半出生、在中流社会里长大的一代。不过,又有一个未婚的指标,那么,单身过活,三百万日元的日子还是说得过去的。时代不同了,贫富的内涵也不一样,拉家带口,年收三百万也并非穷得吃不上饭。前些年有一个统计,两口人以上、年收三百多万的人家,百分之九十九有彩电、冰箱、洗衣机,百分之九十二有微波炉,百分之七十八有空调,百分之七十三有汽车。下流们照样有音响、电脑,问题是活得不起劲儿,逃避与人交流,不去适应社会,懒得学习,懒得工作,懒得消费,有时连吃饭都嫌烦。喜欢一个人,经常整天在家里玩电子游戏或上网。甘居下流,看着钱也不去赚,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岂不就活出了自己。教育以培养个性为宗旨,也造就了随心所欲地生活的价值观。这种活法,电影上有真命苦的男人寅次郎,古代有七十岁时跟小尼姑谈情说爱的和尚良宽。让另一个叫森永卓郎的来说,下流人生不是满幸福吗? 正常上班族年收有六、七百万日元,虽然高出一倍,但必须以个人生活和家庭为牺牲,忍气吞声,那还不如薪水少一半,活得自在。三百万足矣。良宽写道:生涯懒立身,腾腾任天真；囊中三升米,炉边一束薪；谁问谜悟迹,何知名利尘；夜雨草庵里,双脚等闲伸。
为大众写书,卖点在于做仗义执言状,还要支几招。早两年森永出了一本书,《度过年收三百万日元时代的经济学》,教人哪怕收入减半也活得滋润的招法。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景气的是经济学家,连大众也要读经济书,想从中找见出路或活路,想来森永和三浦者流掏穷人的腰包有术,书畅其销,年收可就三百万的十倍不止了。其实,森永也身体力行的活法无非一分钱掰成N瓣花,衣服穿中国制,蔬菜吃亚洲产,非吃肉不可,那就吃澳洲牛,住到远离大东京的地方,云云。
绝大多数人抱有中流意识,安于其位,社会便呈现一片和为贵的景象。一旦分化,下流淤积成稳定的阶层,社会结构就将由纺锤形变回经济高速度发展以前的金字塔形。是谁把好端端的日本搞得贫富不均,眼看又出现阶级呢?森永、三浦异口同声归罪于小泉改革。世界上阶级社会有两种类型,一是有钱就有地位的美国型,另一是市民再奋斗一般也爬不上贵族层次的欧洲型,森永指责小泉的构造改革已经把日本上送上了美国型的不归路。三浦则认为,少数精英拼命挣来国富,多数大众来消费国富,又唱又跳地快乐过日子,扩大内需就行了,小泉的这种经济政策是差别扩大的前提,而国民当中想纠正差别的人减少,反而觉得差别扩大也没法子的人日见其多。已故副总理后藤田正晴曾批评市场万能主义使竞争更加酷烈,弱肉强食的逻辑搞过头。最近下流问题被拿到国会上,似乎小泉总理大臣也不好反驳这个事实,忽而说出现差别也没什么特别不好,忽而说警惕拉能人后腿成风,最后一口咬定机会平等,就像是说机会给你了,把握不住流下去,那能怨谁呢。
据三浦调查,下流的人比上流(中流之中的上流)的人更关心政治,他们早晨看富士电视台播放的新闻,支持自民党,而上流早晨看NHK,不大支持自民党。既然小泉执意改革使通货越缩越紧,破坏了社会平等,中流们跌荡而下,受二遍苦,遭二茬罪,那为啥下流人众还是像追韩星一样拥护小泉,像过大年一样欢呼小泉的胜利呢?真就是下流坯子吗?森永的解释之一是大众有一种禀性,越疼痛越寻求强悍的领导,期盼英雄。有人批评他美化三百万生活是唆人逃避,应该教的是造小泉的反,但他说,这要是在法国,早就大罢工了,可这是在日本,采访下岗的人,居然说为了改革,疼痛也得忍。煽动大家只挣三百万,不给有钱人做更大的贡献,也就这个绝招了。一脸的无奈,但叫花子吃鸡,说不定也能吃出名堂来。
三浦也支了两三招,一招是东京大学不收学费,只要成绩好,有钱没钱都可以上。收入差距拉大,必带来学力差距拉大,助长两极分化。越上流的人家越有钱投入子女教育,东京大学的学生家庭平均年收为一千万以上,而下流社会望尘莫及,其结果,差距固定化,老鼠生儿打地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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