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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郁达夫之死”余波未平——“日本学者怒告中国学术堕落”有续篇 蒋大中 (2007-01-06 21:00 阅读人次:0) |
“郁达夫之死”余波未平
“日本学者怒告中国学术堕落”有续篇
本报记者 林近秋
《日本新华侨报》去年5月8日在头版刊载《郁达夫之死再起波澜——日本学者怒告中国学术堕落》一文，披露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状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罗以民侮辱铃木正夫学术人格，更捏造与铃木正夫的所谓“对话”来全盘否定铃木正夫学术成果的种种行径，在国内外激起强烈反响。
去年年12月7日是郁达夫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12月6日至8日，在郁达夫的故乡浙江省富阳市举办了大型的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吴光提交了题为《学术探讨要凭证据、讲理性，坚持实事求是态度》的短短2页的论文，“质疑”铃木正夫，并对本报去年5月8日的报道“很不满”，而在11月底，本报编辑部连续收到罗以民的三封电子邮件，要求本报在学术研讨会前发表他的文章。为此，本报记者再度对这一公案进行了追踪采访。
一、罗以民的三封邮件
去年11月23日，罗以民给本报编辑部发来邮件，除了抗议本报“对我（罗以民）和中国学术界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外，还传来8000多字的《日本教授铃木正夫编造假案20年》一文，强烈要求本报发表，否则“你们就是十足的懦夫”。在本报编辑部返信要求其追加第一手证据后，11月24日，罗以民又传来《考证：在史学与法律之间——驳斥日本教授铃木正夫》一文。仅过两天后的11月26日，罗以民再度给本报编辑部发来邮件，指责本报“看来你们还是与铃木正夫串通一气的，我再等也没有意思了！”，本报编辑部如此答复罗以民：“本报目前是旬刊，每月的8日、18日、28日出版，这点您可能有所不知。第二点，本报对一些重大事件的采访，一直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来处理的。您与铃木先生之间的公案，是非曲折，包括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有关立场，以及您给我们提供的有关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对您的压制等等，我们都要经过严格周密的取材之后才能报道。”
罗以民在第二封邮件中，对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对他的“压制”大加抨击，他这样写道：
6月6日由历史所所长林华东研究员陪同，向院长万斌汇报，并再次递交论文《考证：在史学与法律之间——驳斥日本教授铃木正夫》，请求（同时兼任《浙江学刊》总编辑）万斌审查发表。但万斌一直支支吾吾，躲避回答。此文最终没有能发表。此后我三次写信给院领导（还多次电话），请他们在这次21世纪的“中日学术之战”中不要当“方伯谦”（“北洋舰队”临阵逃跑之舰长），但无任何回答。9月22日，我放弃评职称，以换得在院会议上的10分钟发言（我们从无讲话机会，只有长官讲话），向全院同志出示《日本学者怒斥中国学术堕落》一文，愤怒谴责院领导“我们为什么不抵抗？”为什么逃跑？我说：有一天我罗以民发动西安事变成了浙江的“张学良”，就是被你们这些不学无术贪生怕死的官僚逼上梁山的！全院科研人员热烈鼓掌。会后，许多人对我说，多少年已经没有人敢这样讲话了。铃木正夫的学术欺诈使国家民族蒙受耻辱，我还要这个职称干什么？你们到网上查一下“1969年罗以民就是‘抗俄英雄’”。我今天是虎落平阳被犬欺罢了！你们想一想，我会害怕你们把我的文章转给那些狗官吗？我只怕你们不敢全文照登！你们在日本生存，一定要活得堂堂正正。日本人只会佩服有见识有骨气的中国人，对汉奸只是利用，用过如狗杀掉！
二、恐吓与辱骂
罗以民上述言辞的激烈程度，令记者震惊，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疑问：如果罗以民“揭发”铃木正夫事实确凿，彻底揭开“郁达夫之死”之谜，那么，对这样有“贡献”的人，为什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要“压制”他呢？同时，罗以民又为什么要“未战先败”，主动放弃评职称呢？
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于去年11月28日上午电话联系到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林华东研究员，林研究员确认：他确实带罗以民见过万斌院长，但罗以民向院长提交论文一事，他没看到。至于罗以民放弃评职称及其“激情”发言，林研究员表示，还是希望在学术的框架内讨论问题，罗以民讲话有时候是有那样的毛病，这些就不要提了。令记者难以释怀的是，既然罗以民讲话“有时候是有那样的毛病”，那么他在“郁达夫之死”的公案上是否也有“那样的毛病”呢？
林华东研究员反复承诺，将就“郁达夫之死”这一公案在学术的框架内讨论下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吴光研究员将就这一公案发表论文。因为罗以民正好在林华东研究员的身旁，林华东研究员让罗以民和记者聊几句。在寒暄几句后，罗以民表示，你们报纸的那篇文章，全是造谣诬蔑，没有任何反响。罗以民越说越激动，进而表示：“因为我是正确的，所以我们领导不敢批评我……你们那份小报在日本排老几？你可以恐吓那些狗官，但恐吓不了我……铃木正夫敢来的话，他休想再回去……你敢不敢告诉我你的尊姓大名？你敢不敢回来？……你是混蛋！你是中国的汉奸！（电话的那边被切断）”
记者与罗以民的通话时间不过5、6分钟，迎来的是罗以民的一片骂声，而罗以民在他提交的论文《考证：在史学与法律之间——对铃木正夫“驳斥”的反驳》中，称铃木正夫给他打了累计达7个小时的骚扰电话，按照罗以民的这种性格，他能忍受得了铃木正夫7个小时的“骚扰”吗？铃木正夫向记者表示，他为了向罗以民提出抗议和质疑，曾经给罗以民打过三次电话，前后加起来也就是在30分钟到40分钟，所谓的“7个小时骚扰”，这完全是罗以民的捏造。
罗以民公然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的电话里辱骂记者为“混蛋”、“ 中国的汉奸”，并恐吓要让铃木正夫“有去无回”，这一切，包括林华东所长在内的在场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不知作何感想？
鉴于罗以民的这种行径，本报记者11月29日又电话采访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办公室主任华忠林。华忠林主任表示，罗以民在院会议上是否发表讲话，他没有参加，所以并不知情。记者向华忠林主任通报了28日与罗以民通话的内容，华主任表示，恐吓日本学者，这种行为是无法容忍的，如果铃木正夫参加本次会议的话，请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确保铃木正夫的安全。另外，罗以民以“中国的汉奸”这类用词辱骂你，我们向你表示道歉，毕竟罗以民还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一员。华忠林主任还表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领导曾经告诫过罗以民，让他不要只看了几本书，就去全盘否定日本学者的学术人格。
12月5日，铃木正夫前往浙江省参加国际研讨会，从踏上中国领土的那一刻起，他就得到了三位公安人员的热情保护，其中两位年轻的公安人员，一直到铃木正夫归国为止，全程对他进行重点保护。铃木正夫在感谢主办方及公安人员为维护他的安全所作的努力的同时，心里的一个结始终难以解开。铃木正夫向记者表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在这样一个和平时期，竟然要由公安来保护着出席学术会议，这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在12月6日的午宴上，铃木正夫看到在他身边走过的好像是罗以民，铃木正夫主动打招呼，没想到引来的是对方高分贝谩骂：“混蛋，你这个日本鬼子竟敢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这一高喊令近200人的热闹宴会场顿时变得寂静，两位公安则迅速将罗以民带出场外。
三、罗以民是如何“驳斥”铃木正夫的
罗以民提交的论文《考证：在史学与法律之间——对铃木正夫“驳斥”的反驳》，在其内容提要中这样写道：“本文还进一步揭露了铃木正夫伪造“D案”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污蔑郁达夫因反对印尼独立被杀服务的，而这种诬蔑与日本军国主义论调完全一致。笔者与铃木正夫冲突的本质既是学术研究方法的冲突，更是对立的两种‘二战’史观的冲突。”
通读罗以民的论文，与其说是论文，还不如说是一份“控诉”铃木正夫为日本军国主义、为“大东亚共荣圈” 招魂的“檄文”。在这篇高喊着要“肉搏”的论文中，有两点是他最新提出的“证据”：
一是罗以民终于找到了一位“证人”。铃木正夫怒告罗以民捏造与他的对话，罗以民找来同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退休研究员郑观年，说“郑观年研究员1985年就参加过富阳郁达夫会议，与铃木正夫认识，故由他把我介绍给铃木正夫。采访铃木正夫时是3人在场，地点就在会议宾馆餐厅。”在罗以民提示的“证明”里，郑观年这样表示：“我因最近摔断了髋骨，不能坐，一直卧床治疗，住在医院里已经2个多月了。这份证明只能打字，由我亲笔签名，不能亲笔书写了，特此说明。”对于罗以民找来的这位“证人”，铃木正夫很明确地向记者表示：“郑观年这个人物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怎么可能将我介绍给罗以民？”
二是罗以民在文中表示，铃木正夫在2005年4月19日致罗以民信件第11页说“扼死郁达夫的凶手Y的名字还被刻在苏门答腊棉兰的日本军人参加印尼独立战争死者的纪念碑上”，罗以民强调说他请教了有关专家，根本没有那回事，所以可以断言铃木正夫是在造谣。对于罗以民的质疑，铃木正夫向记者出示了2005年4月19日致罗以民信件第11页的原件，上面这样写道：“苏门答腊的棉兰有日本人的坟墓。坟墓内的一个建筑里有战死在印尼独立战争中的日本人士兵的纪念牌。我有我自己拍的照片……如果你自己去这个坟墓，能看到，所以复印件随信附上。这张牌上看见跟‘事件’有关宪兵的名字。”铃木正夫实在是不明白，他在信件中明明白白地写上了两次“牌”，并附上了“牌”的照片，怎么会在罗以民那里变成了“碑”，是罗以民故意歪曲事实还是连“纪念碑”和“纪念牌”都搞不清楚？没有到印尼做过一丁点的实地考证，就凭想像一口咬定别人“造谣”，铃木正夫想追问一句：这就是罗以民标榜的“学术研究方法”吗？
面对铃木正夫指出的罗以民在《天涯孤舟——郁达夫传》中的一些基本史实错误，罗以民在给本报编辑部的第二封邮件中这样辩白:“我研究日本古陶瓷的文章不少，都发表在北京、台湾的《故宫博物院院刊》《中国文物报上》，铃木正夫居然敢说我不懂日本，请问他身为日本人为什么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我至少比铃木正夫懂一点日本。以后你们到杭州看了我收藏的上百件日本珍贵文物，也许你们才会真正服气。”罗以民的这种逻辑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本报记者还注意到：罗以民在国内的各家网站上贴的“控诉”铃木正夫的帖子中，有不少将铃木正夫说成是“日本横滨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但事实上在日本有国立的横滨国立大学和公立的横滨市立大学，从来就没有过所谓的“横滨大学”，在与铃木正夫“肉搏”之前，罗以民连对手的所属均没有搞清，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学术严谨程度。
去年12月6日晚上，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了电视专题片《追寻郁达夫》，该片由铃木正夫担任历史顾问，在拍摄过程中，铃木正夫曾亲自写信给“D”的长子，希望他可以与郁达夫研究学会副会长、郁达夫的长孙郁峻峰见面，在后来与“D”的长子电话确认时，对方表示“我不清楚的”就挂了电话。但原宪兵“C”——也就是1996年6月30日在NHK（日本放送协会）卫星第2电视台播放的《郁达夫——感情旅行——追踪一个中国人文学者的人生》这样一档节目中登场的神保长嗣，欣然接受了《追寻郁达夫》剧组及郁峻峰的采访，并很明确地介绍了他的原上司“D”的一些情况。看完这部《追寻郁达夫》，罗以民还能继续说“D”等原日本宪兵是虚构的吗？
四、对吴光“质疑”的质疑
在本次研讨会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吴光以《学术探讨要凭证据、讲理性，坚持实事求是态度》为题，向铃木正夫提出六点“质疑”，并对本报去年5月8日的报道提出强烈的批评，我们先来看看吴光研究员是如何“批评”的：
吴光研究员首先质问，“即便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由于不愿具体介入学术争论而没有回答你们‘控告’罗以民的电话与信件，难道这就可以归为‘中国学术堕落’吗” ？在这里，吴光研究员将本报记者和铃木正夫先设定为“你们”，这种先入为主的视点，首先就不应该是在学术论文中出现的。
本报记者在撰写《郁达夫之死再起波澜——日本学者怒告中国学术堕落》一文时，除了采访铃木正夫本人之外，应记者的要求，铃木正夫还在隐去“D”姓名的前提下出示了“D”写给铃木正夫的信件、明信片、“D”在印尼时穿宪兵制服的照片、前年四月份与“D”在养老院的合影以及其他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即便是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有关责任者多次推委、拒绝给予任何答复的情况下，本报记者还是寄希望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拿出最起码的诚意，让“郁达夫之死”的争论回到正常的学术轨道上来。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报记者将完稿的《郁达夫之死再起波澜——日本学者怒告中国学术堕落》一文整整搁置了半年才予以发表。文章发表后，本报又在第一时间给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主要负责人寄送了样报，但半年多来没有得到过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任何回复。对于这一切，吴光研究员可曾向本报记者确认过？
按照吴光研究员的这种思路，罗以民在文章中感谢你吴光研究员的大力支持（在罗以民传给本报编辑部的论文《日本教授铃木正夫编造假案20年》中，罗以民这样写道：“我感谢吴光和郑观年研究员对学术正义的支持，他们让那些本该早就表态却躲起来的人无地自容。”）那么，这是否也可以推导出你吴光研究员就是替罗以民辩解呢？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不愿具体介入学术争论”这一说法令记者感到“新鲜”。在记者对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有关负责人的取材中，无论是杨副书记、华忠林主任还是林华东历史所所长，均表示愿意在学术范围内积极讨论下去，林华东研究员更明确地向记者表示，这方面的学术讨论工作院领导已经交给他具体负责。在这里，究竟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在向记者敷衍还是你吴光研究员在编造遁词、假传“圣旨”？
吴光研究员对铃木正夫通过正常的途径将有关能够证明自己学术清白、反驳罗以民的资料寄给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做法深表不满。问题的关键是，铃木正夫是在罗以民百般抵赖、拒绝任何答复的前提下才找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更需要指出的是，罗以民撰写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被列为“《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一种，这套“精品” 丛书的主要策划者和负责人，就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相关领导，那么，铃木正夫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向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提出自己的抗议，这过分吗？
记者曾经就罗以民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为什么会列入“精品” 丛书这一问题询问过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林华东研究员。林研究员表示，隔行如隔山，我们的领导对这一问题也不是太熟悉，委托了院外的一位专家进行了审核。本报记者进一步问及：铃木正夫指出了《天涯孤舟——郁达夫传》中的一些“硬伤”，为什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没有给予任何的答复？林研究员解释：我们的院领导是很忙的。姑且不论林研究员的解释是否可以接受，但至少是在正面解答问题，而这位吴光研究员显得更为干脆，竟高高挂起“不愿具体介入学术争论”的“免战牌”，比起林研究员的答复，显然更缺乏应有的学术诚信。
吴光研究员继续“质疑”：在日本皇军体制严格纪律的约束下，一个小小的宪兵班长怎么可能杀了郁达夫？吴光研究员有权利“质疑”，但“质疑”是需要有证据的，现在的吴光研究员，在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提出任何有力的证据的前提下，就从“日本皇军体制严格纪律”推断出宪兵班长不可能杀害郁达夫。这是在搞严谨的学问还是在写“推理小说”？
吴光研究员对本报记者披露的罗以民捏造与铃木正夫的“对话”并断定其行为是“明目张胆的学术堕落”这一点极其不满，断言这是“既不符合事实，且属恶意攻击”。吴光研究员的依据是他向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退休研究员郑观年求证过了，那么，在这里，有必要向吴光研究员求教一下，你是否求证过铃木正夫先生呢？你又是否向本报记者求证过呢？吴光研究员凭什么就如此相信郑观年并以此来断言铃木正夫“学术霸道”呢？
我们再来看看吴光研究员的进一步“质疑”：“铃木正夫是在维护自己的名誉呢还是在保护战争罪犯的名声？你的‘二战史观’是站在侵略者、杀人犯的立场还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如果是站在侵略者、杀人犯的立场，那么你就继续隐瞒其真实姓名；如果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那就应谴责犯罪、就或责成或代表加害者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谢罪！”读完这段文字，不禁令人疑惑丛生，这是学术“质疑”吗？怎么越看越像是一篇“愤青”的“战斗檄文”。
吴光研究员在文章的开头“谦虚”地表示：“我没有到过印尼，更没有具体调查郁达夫之死的前因后果，故对争论双方学术结论的是非曲直无法作出断论。”但通观吴光研究员对铃木正夫的“质疑”及对本报的指责，多的就是“断论”而少的是严谨的论证和证据，甚至到了要用“愤青”的道德判断来壮其声威。
吴光研究员在最后“语重心长”地告诫：“谩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是啊，作为与罗以民身处一个院的吴光研究员，应该是很了解罗以民的素性的，究竟是谁在恐吓铃木正夫，叫嚷要让其“有去无回”？又究竟是谁将记者辱骂为 “混蛋”、“中国的汉奸”？想来吴光研究员也看到了公安人员护卫铃木正夫的身姿，对这一切，不知道这位吴研究员该作何感想？
五、采访后记
郁达夫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日本人民的骄傲，铃木正夫几十年来追寻“郁达夫之死”的真相，并首次确认了郁达夫为日本宪兵杀害这一事实。对于这样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我们理应给予一个最起码的人格尊重。对于铃木正夫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在学术上提出质疑，但这种质疑首先是应该在掌握大量现实证据的基础之上的。但目前的现实是，无论是罗以民副研究员还是吴光研究员，甚至在没有了解铃木正夫几十年来的研究历程、更没有经过周到的实地调查研究，仅仅是读了几本书，就来个结论先行，粗暴地将铃木正夫的研究判为“学术诈骗”，更进一步上纲上线，断言铃木正夫与“日本军国主义论调完全一致”、更将与铃木正夫的冲突标榜为是“对立的两种‘二战’史观的冲突”。这种不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严重侮辱海外学者学术人格的蛮横做法，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浙江省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大省，但就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这一全省最高人文研究机构内，时至今日，仍然出现这种研究水准的具有“副研究员”、“研究员”头衔的“高级”研究人员，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相当遗憾的事情。
本报记者在采访铃木正夫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他的愤怒和悲哀。铃木正夫向记者表示，在日本，作为一名学者，如果在论文中造假，给学术机构的信誉造成损害，那是要遭到免职处分的，他实在是难以理解，在中国怎么会出现罗以民副研究员这样的“学者”。
中日两国首脑已经确立了双方共同历史研究的框架，这为中日两国的学者在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上展开友好的学术交流奠定了基石。但围绕着“郁达夫之死”这一公案，暴露出了许多急需改善的问题点。试想想，当一位普通的日本学者竟要在中国公安人员的保护之下，才能踏上中国的土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时至今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有关领导，对铃木正夫的有关申诉，不予任何答复，对罗以民的辱骂与恐吓，也没有给予任何的解释。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决不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由于不愿具体介入学术争论”这样的理由可以搪塞得了的。
（本文原载2007年1月8日《日本新华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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