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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若思：六四是请愿还是造反？ 张三 (2009-05-19 15:44 阅读人次:85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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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原创]党的被害妄想是从哪里来的？——论“三一八模式” (210 reads) 时间: 16 5 2009 12:04
作者：郑若思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党的被害妄想是从哪里来的？——论“三一八模式”
郑若思
即将面世的所谓赵紫阳遗言《改革历程》中，赵紫阳就中共关于六四的定性，提出了三点尖锐的质疑：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 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
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 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
无论遗言的真伪，三个问题点到了“六四”的要害。二十年过去，虽然中共坚持不平反六四，他们却不得不在内心深处承认：学潮既无领导、又无计划、亦无预谋，更谈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在党内更找不出一个人赃俱在的“黑手”。至于“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和“反革命暴乱”，更是杯弓蛇影，活像被害妄想狂的呓语。
据蒋彦勇医生证实，杨尚昆晚年私下承认，六四是中共有史以来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其实对于中共这样一个暴力起家的革命党来说，对于真正的武力威胁采取以暴易暴、坚决镇压的对策，是不在话下的，用拖拉机进京来保二十年太平在中共的价值体系里完全没有罪恶感。问题是1989年4月的中共高层如临大敌，完全误判形势，以一种被害妄想症患者的心理来处理学潮，铸成了千古大错，开错了枪，杀错了人，这才是杨尚昆没说出的后半截话，也是中共真正感到尴尬的所在。
那么我必须提出一个问题：一个拥有几百万解放军的政权为什么内心隐藏着如此深刻的恐惧？套用润之先生的句式，就是“党的被害妄想是从哪里来的”？
我依然记得，六四期间有个现象令我二十年来百思不得其解：老红军、老八路出身的将军联名写信给中央军委，反对人民军队向人民开枪，少壮派军官的代表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中将称病拒绝执行戒严任务；与此相对照，曾经是学生运动出身或与学生运动有过关联的中共高层领导当中（赵紫阳中学时代参加过学运，但只能算是一个中共鼓动的“政治童工”，因而不算在内），除了胡启立态度明确地投了反对票，乔石投了弃权票以外，其他的人不仅毫无恻隐之心，还“旗帜鲜明地”支持平暴。特别是与学生直接接触的袁木、何东昌，比他们斗争过的国民党反动派面目更加狰狞，客观上（也许主观上也是）成了朝野恶性互动的推手，他们为六四流血所应负的责任，应该不在下令开枪的人之下。
支持平暴派当中，有直接学运背景的是政治局常委宋平、姚依林，政治局委员李锡铭、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他们都是以领导学生运动赚到政治上的“第一桶金”。与学运有间接联系的有：李鹏（亲舅父赵世炎是三一八示威的主要组织者），邓小平（第二任妻子金维映早期是学运领导人）、李铁映（金维映与李维汉的儿子）。
我自幼读惯了中共提供的“红色毒草”和“狼奶经典”，当然对这些曾经和国民党的“刺刀”、“木棍”、“枪托”、“高压水龙”对峙过的革命前辈的所作所为感到匪夷所思、情何以堪。
四年前，刘大生先生发表了杰作《请愿勿造反，造反勿请愿——三·一八事件再认识》（见附录），当时读到即觉茅塞顿开，但还只是限于对三·一八事件的认识方面。时过境迁，我重读此文，方觉“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刘先生讲的是三一八，而我看到了六四，看到了一条从1926到1989的悲剧主线，也就终于由此找到了解开心中之谜的关键。
刘文的精彩之处，首先在于它在中文世界，第一次明确地厘清了“造反”和“请愿”的内涵和外延，即——
造反就是使用暴力反抗统治者。请愿就是使用非暴力手段向统治者提出一些建议和要求。造反者和请愿者在对统治集团的认知上是有根本区别的。造反的认知前提 是：统治集团已经不可理喻，已经失去合法性，所以要造反，要用暴力推翻它。请愿的认知前提是：统治集团是合法的（或者基本上是合法的，至少还具有相当的合 法性），是可以理喻的，所以不要求推翻它，只要求它改革、完善。因此，造反和请愿往往是水火不容的。
刘文阐述：
“造反与请愿的不同性质和行为界限，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一贯是很清楚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基本上不镇压和平的请愿者；历朝 历代的请愿者都没有造反的目的，如东汉的刘陶、北宋的陈东、晚清的康有为，等等；历朝历代的造反者从来都没有请愿的目的，从陈胜、吴广到孙文、黄兴，等 等，都是如此。
然而，孙文去世后，这一政治逻辑、政治道德被国民党打破了。这起始于1926年的三·一八事件。1926年3月18日，国民党的领袖徐谦、李大钊 等人亲自发动、领导了三·一八请愿，一些国民党党员（如女师大学生杨德群）积极参加了这一请愿。所以，三·一八请愿实际上就是国民党向北洋政府的请愿。
几十年来，人们都谴责段祺瑞的执政府，指责执政府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是惨无人道的暴行。笔者以为，这种谴责是不公正的。道理很简单：国民党是手无寸铁的政党吗？国民党是诚心诚意的请愿者吗？不是。当时，黄埔军校已经桃李满天下，两广也经统一，国民党已经掌握数十万大军，全党全军正磨刀霍霍，北伐战争已经箭在弦上。这样的政党能算手无寸铁的政党吗？这样的政党发动的“和平”“请愿”能有诚意吗？
刘文进一步指出：以“三·一八”为界，中国的政治文化、基本的政治道德已经被扭曲和毒化了，“把请愿与造反混为一谈，最终形成了‘请愿就是造反’的邪恶共识。民众请愿时高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政府见到请愿队伍总是如临大敌，不惜动用一切武装力量对付民众，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里，刘先生“犯了”一个史实错误，即把国民党说成“三一八”示威的唯一领导者（这是一个灰色错误，当时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把他们说成国民党员未尝不可），而未提到中共所扮演的真正角色，相信这是由于他作为体制内人物的身份所碍，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个“错误”瑕不掩瑜，由刘先生的文章出发，不妨探讨一下“三一八”是如何混淆“造反”和“请愿”的边界，这个问题上邵建先生新作《重勘三一八》有着史料翔实的论述。
链接：
http://www.xuanju.org/NewsInfo.asp?NewsID=146455
在这篇文章中，邵建先生通过多方史料证明，“三一八”是一场以“爱国”“反帝”为名，以“首都革命”、“推翻政府”为实质目的的“运动学生”，而不是“学生运动”。由于国共两党采取“挟爱国以令学子”的策略，导致大批不明真相学生（甚至是中小学生，最年轻的殉难者年仅十三岁）成了革命的人肉盾牌。
吊诡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爱国主义有着不容置疑的正面意义，受到这样一种“政治正确”的庇护，“三一八”惨案从此笼罩在“爱国”的光辉里，没有多少人敢于揭露它的真相，更没有人想到它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负面影响，不亚于一颗深入肌体的毒瘤。自然也就没有人会预料到“三一八”模式最终定型成了中共“第二条战线”百试不爽的葵花宝典，在中共执政后演变成深埋于心的被害妄想症的基因。
为了研习中共发扬光大的“三一八模式”，我翻出了少年时代不知读过多少遍的《青春之歌》（杨沫著）。
《青春之歌》全书：
http://www.shuku.net/novels/chunge/chunge.html
没想到，刚读到第一个高潮——北大学生1931年冬赴南京示威，便看到这样一段似曾相识的文字：
“怕他！”身体粗壮、面孔红润的罗大方用拳头在小桌上轻轻擂了一下，
接着李孟瑜的话说，“咱们就算牺牲许多人——像‘三一八’那样，可是
鲜血是最能唤醒人心的。人民，沉睡的人，都会因我们的鲜血而觉醒起来。”（第七章）
三十年、四十年前，这些曾使我热血沸腾的话，现在只让我脊骨发冷——那大概就是二十年前梳短发的广场总指挥跟外国记者所言的原始出处吧？她和她手下那些广场上的示威学生，都是手无寸铁，可能在八九年四月以前根本没认真想过多少政治问题，跟1931年已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要与国民党夺江山的中共有着天壤之别，怎么可以拿中共培养的职业革命家的语言当台词呢？这也难怪老同志都要睡不着觉了。
成熟的革命战士杨沫同志还是没有估计到，她的这段自以为豪迈的描写恰恰暴露了1931年11月至12月的南下请愿，其实就是中共预谋想要制造第二次“三一八”，让国民党反动派担当“屠杀学生的刽子手的罪名”。
不料蒋委员长并不配合，南京也不是军阀混战时代的北京。网友“走为上上计”所写《蔡元培挨打真相》，就披露了南下示威的种种秘辛。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798268
其中最有趣的，便是南下请愿学生受到国府的优待，无论是比较温和的请愿团，还是比较激进的示威团，国府一律提供“每人两条军毯，每餐二荤二素一汤，外加面包、黄油、饼干当点心；若因参观中山陵和游览市容来不及回校吃饭，还可以凭餐劵在全市任何一家餐馆免费吃饭。”
杨沫出于阶级局限，当然不能写这些，但是她写到中共党员卢嘉川和亲共学生许宁以请愿代表的身份遭到扣留的章节，竟然没有国府看守人员虐待他们的描写，相反是先被扣的中央大学学生大声大气地问他们吃没吃饭，没吃饭就叫饭来。那学生吆喝一声，便有犯人送饭来了（饭的内容如果不是糠窝头，杨作家自然要保密），就算是杨作家处心积虑要写出国民党扣押学生代表的残忍，还是不小心告诉大家了：看守所很方便，跟餐馆一样，吆喝一声饭菜就来。
《蔡元培挨打真相》当中还披露，1931年12月 31日，中共北平市委在一份关于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反帝反国民党斗争的报告中就明确记载：“抵京后，党团便决定了示威的期间（至少一星期）和斗争的步骤与策 略：党团决定了第一天（抵京的翌日）举行街头上的游行示威，第二天捣毁外交部，其次捣毁中央党部，最后如果情势可能，便再临时决定捣毁国民政府。” 北平市委还在示威团内部建立了一整套秘密的指挥系统，由林里夫任党团书记，王荫槐任总指挥，薛迅任副总指挥，党团成员还包括林枫、陈沂等（这些人便是《青春之歌》中卢嘉川、罗大方、许宁、徐辉等人的原型），他们才是真正的领导核心，公开出面的“总指挥”李时雨只不过跑跑龙套而已。 至此，南下示威团完全符合“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条件”。
南下学生示威团号称要迫使国民政府服从民意出兵抗日，不仅动员了周围省份的大学生近万人前来助威，还“写出了质问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质问书》，拟定了一些包括‘拥护中华苏维埃政府抗日主张’、‘保卫苏联’、‘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标语。”而这个所谓的“示威团”，其实背后就是长胡子的中共在“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地操控，而长胡子的中共背后，还有苏联毛茸茸的黑手。这一点，从《青春之歌》的描写也可以得到印证。
这是一场“很蛮很暴力”，用拳头代替嘴巴的“假请愿”。1931年12月14日，示威团冲进国民政府，要求老蒋亲自出面对话，由于老蒋在举办“纪念周”，派了一名广东籍秘书长出来接见，由于语言不通、观点不同，学生一棍便打断了桌子腿。退出国民政府后，示威团抓了混入游行队伍的国民党特工，缴了他们的枪，烧了他们的车。至此，学生示威团已不是真正的“手无寸铁”。
12月15日，示威团再接再厉，又冲进了了国民政府外交部，“把外交部的牌子、汽车、桌椅、门窗和文件柜砸了个乱七八糟，还 把一叠叠的外交卷宗抛在地上”，旋即冲进了国民党党部，“砸了门上的党徽，缴了卫兵的德制驳壳枪，捣毁了中央党部的传达室和会客厅”，京沪卫戍司令官陈铭枢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出面接见学生，结果遭到学生的暴打，还被学生劫为人质（据示威团总指挥李时雨的回忆），北平艺术学院女生薛迅（中共地下党员）更为生猛，她冲上去打了蔡元培一耳光。
薛迅的回忆证实，“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的 分析是：事变的发生，当然是日、美在东北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为了 缓和日美矛盾，日本占领东北后必然要进攻苏联。因此党的方针是展开群众性抗日运动。一方面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而更重要的是要保卫苏联。”
也许有人会问：打砸党政机关和逼蒋抗日，保卫苏联有什么联系？如果联系“三一八”过程中中共的所作所为，便一目了然：以打砸抢激怒国府，制造新的流血事件，让蒋介石领导的国府步段祺瑞的后尘下台，为中共这个苏俄的卫星党夺权铺路。这就是杨沫笔下职业革命家罗大方所说的“用鲜血唤醒民众”的真正意涵。
写到此处，我回想起八九年那篇把中国历史逼到恶性拐点的《四二六社论》，它与其说是给当时的刚刚兴起、还只是属于少数人的学运定性，不如说是对中共历史上策划的一系列学运的反面总结，中共所领导的那些“爱国学生运动”，倒是分毫不差符合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义，而蒋介石领导的国府的最大失败，便是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镇压）动乱”，以致丢掉了政权。
耐人寻味的是，明知学生背后有“黑手”和“长胡子的人”，国府仍然保持了克制和忍让，禁止军警开枪，除了某些网友指出的“国民党比共产党有政治道德”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认清了中共试图制造第二个“三一八”“不开枪镇压才能赢得这场政治博弈”，遂使中共的图谋彻底破产。
尽管南下示威的目的没有达到，中共却尝到了“运动学生”大闹天宫的优越性，在国统区坚持了二十三年的“第二条战线”，便是对“三一八模式”的不断重复和演练。这不仅让国府疲于应付，更争取了大批林道静之流“很傻很天真”的小资投身革命，可谓一箭双雕。
我们可以想见，从“第二条战线”中战斗过来、自青年时代便将“假请愿、真造反”的斗争艺术烂熟于心的中共高干，面对非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的时候会是什么反应，即使走上街头的学生不再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即使学生打出拥护共产党的标语，即使坚持了理性、有序和非暴力，他们能够相信学生和市民是在拥护政府的前提下和平请愿吗？能不咬定学生身后“有长胡子的人”吗？
由此可知，中共的被害妄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而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
尽管中共靠“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三一八模式”牵制了国府，取得了政权，是夺权的胜者，但却是终极道义的败者，因而他们走不出自己制造的心理阴影，也就无法以一个正常执政党的理性、健康心态去对待人民中的不同呼声、不同意见，见到一点群体请愿，便要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不仅八九年如此，后来的一系列民间维权运动，直至四川地震后对待遇难学生家长的申诉，官方总是无法避免用隧道眼、阴谋论解读，以有罪推定对待民众，官府滥用警力导致矛盾激化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与其说中共是被魔鬼吓倒了，不如说是被自己的影子吓倒了。弄清这个问题，就能明白一个满脑子“三一八”的政党怎么可能一夜之间良心发现，平反六四，否定镇压呢？
依我之见，与其空泛地呼吁“平反六四”或是“大和解”，不如从厘清“请愿”和“造反”这两个最基本的政治活动的定义开始，使其成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确立和平请愿在现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合法地位，建立切实有效的政府对应和平请愿的方针，就像刘大生先生指出的那样，将它作为“避免政治革 命、促进政治进步的最普遍、最长久、最经常、最强大、最稳健、最平和、最有韧性的推动力”，重新确立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只有中共走出了自己的心理阴影，中国和中国人民才有希望走出历史的阴影。（完）
2009年5月16日
附录：刘大生 请愿勿造反，造反勿请愿——三·一八事件再认识
造反就是使用暴力反抗统治者。请愿就是使用非暴力手段向统治者提出一些建议和要求。造反者和请愿者在对统治集团的认知上是有根本区别的。造反的认知前提 是：统治集团已经不可理喻，已经失去合法性，所以要造反，要用暴力推翻它。请愿的认知前提是：统治集团是合法的（或者基本上是合法的，至少还具有相当的合 法性），是可以理喻的，所以不要求推翻它，只要求它改革、完善。因此，造反和请愿往往是水火不容的。
既然造反就不要请愿，既然请愿就不要造反。这不是人为的法律规范的要求，而是这两种行为自身的逻辑要求。使用造反的手段请愿，或者使用请愿的手段 造反，或者既请愿又造反，都是不可思议的。造反者以造反者的名义请愿，逻辑上是说不通的。造反者以普通民众的名义参与民众请愿，肯定是没有诚意的，甚至是 政治欺骗。
造反者对统治者可以谴责，可以劝降，可以开出谈判条件，可以发最后通牒，三十六计都可以用，甚至还可以再加上不针对平民只针对政治军事首脑的第三十七计——暗杀（如汪精卫干过的那样），唯独不能发动、组织、参与民众的政治请愿。
如果造反者拿请愿的民众当盾牌，以实现造反的目的，那就与恐怖组织的恐怖行为没有区别了。
造反者请愿（参与民众请愿，发动民众请愿，假冒民众请愿）就是盗者无道。
请愿者如果违背非暴力原则，从轻里说，叫过激；从重里说，就是造反。同样是盗者无道。
从统治者方面看问题，对于造反者，可以谈判，可以退让，可以认输投降，可以招安，更可以镇压。只要不滥杀无辜，镇压造反者就不违反道德。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不镇压造反者的统治者，对于造反者从不镇压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请愿者是不应当镇压，也不需要镇压的。因为，请愿的前提是承认统治集团合法，请愿的手段是语言而非暴力，请愿的目的是帮助统治集团而不是推翻 统治集团。因此，对于请愿者只能对话、谈判，而不能镇压。对于请愿者中偶尔出现的过激行为，可以依法起诉，而不能动用军队。镇压请愿者就是自乱阵脚，自我 毁灭，就是将朋友当敌人，就是帮助敌人，帮助造反者，造反者就有福了。镇压请愿的统治集团，不是残暴就是昏庸。
造反与请愿的不同性质和行为界限，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一贯是很清楚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基本上不镇压和平的请愿者；历朝 历代的请愿者都没有造反的目的，如东汉的刘陶、北宋的陈东、晚清的康有为，等等；历朝历代的造反者从来都没有请愿的目的，从陈胜、吴广到孙文、黄兴，等 等，都是如此。
然而，孙文去世后，这一政治逻辑、政治道德被国民党打破了。这起始于1926年的三·一八事件。1926年3月18日，国民党的领袖徐谦、李大钊 等人亲自发动、领导了三·一八请愿，一些国民党党员（如女师大学生杨德群）积极参加了这一请愿。所以，三·一八请愿实际上就是国民党向北洋政府的请愿。
几十年来，人们都谴责段祺瑞的执政府，指责执政府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是惨无人道的暴行。笔者以为，这种谴责是不公正的。道理很简单：国民党是手 无寸铁的政党吗？国民党是诚心诚意的请愿者吗？不是。当时，黄埔军校依已经桃李满天下，两广也经统一，国民党已经掌握数十万大军，全党全军正磨刀霍霍，北 伐战争已经箭在弦上。这样的政党能算手无寸铁的政党吗？这样的政党发动的“和平”“请愿”能有诚意吗？
对于三·一八事件中死亡的国民党党员，其价值应当从新评价，窃以为：他们作为造反者，作为革命者，作为战士，不带枪而冲锋，死得滑稽，死得无聊。
对于三·一八事件中死难的非国民党员，其责任也应当重新认定，窃以为：政府处置不当，未能及时将他们与造反的国民党分开，尤其未能将其中的未成年 人与国民党分开，未能要求他们离开造反的国民党，未能在开枪之前发出警告，应当负责任。但是，拉他们做盾牌的国民党也应当承担责任，甚至应当承担主要责 任。
后来，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避难的李大钊被张作霖非法逮捕并且未经公正审判而杀害。从程序上讲，李大钊是冤枉的。但是，李大钊作为造反者，作为国民 党的高级干部，违反政治道义，拿民众（尤其是未成年人）当盾牌，发动、领导虚伪的三·一八请愿，酿成三·一八惨案，也是死有余辜。
国民党发动、领导三·一八请愿，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无穷的危害。
第一，摧毁了基本的政治道德。盗亦有道，造反有造反的规矩，请愿有请愿的规矩。造反者可以不遵守统治者制定的法律，但是，不能不遵守基本的政治道 德和基本的政治逻辑。历史上的请愿者和有作为的造反者都是很讲政治道德的，他们往往先占据道德制高点，再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讲诚信，不搞虚假请愿； 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反对不择手段；等等。然而，虚伪的三·一八请愿之后，这些道德都被摧毁了。北伐期间，武装组织以民众为前锋、为盾牌，武装政党裹胁民 众搞虚伪请愿，这才扰乱了政敌心智，才取得了北伐战争的所谓迅猛胜利。国民党人将这种不择手段的政治暴行总结为“群众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后来国民 党各派搞内斗时，也时常时用所谓的“群众战”。再后来，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毛 ××、周恩来等人也使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国民党。如此种种，不仅造成了千千万万民众的死亡，还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
第二，搅乱了人们的思维，形成了“请愿就是造反”的邪恶认知。三·一八事件之后，中国人再也分不清陈胜、吴广与刘陶、陈东的区别，再也分不清康梁 与孙黄的区别，把请愿与造反混为一谈，最终形成了“请愿就是造反”的邪恶共识。民众请愿时高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政府见到请愿队伍总是如临大 敌，不惜动用一切武装力量对付民众，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第三，堵死了和平演进的道路。正因为民众和政府都认为请愿就是造反，所以，三·一八请愿之后就不再有真正的请愿。和平请愿作为世界各国避免政治革 命、促进政治进步的最普遍、最长久、最经常、最强大、最稳健、最平和、最有韧性的推动力，就不再与中国有缘了。中国没有了请愿，有的只是“闹事”和“政治 动乱”，民众每一次集体行动，不仅不能促进政治进步，反而不断地造成政治退步，中国和平演进的道路已经被彻底堵死。
请愿勿造反，造反勿请愿。中国人如果连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都弄不明白，中国是不会有希望的。
刘大生 2005年2月19日于南京求稗书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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