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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叶新:不为权力写作  黑白子 (2009-05-18 08:04 阅读人次:3760) 
  沙叶新:不为权力写作

  
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作者:沙叶新文章来源:动向杂志点击数:25更新时间:2009-5-18

  
各位前辈、各位同行、各位朋友们好!感谢大家给我这样的荣誉、这样的机会,站在这样的讲台上,来和大家见面、聊天。谢谢,真诚的谢谢!

  
苏州有个德源文化研究所,是个民间机构,上个月四月十一号举行学术年会,请了这个文化研究所的五位导师前来演讲,其中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章诒和先生,她在讲台上,甫一站定,便环视台下,问道:“下面有卧底的吗?”哗,此言即出,全场哑然。先声夺人,平地春雷!

  
我今天站在这里,相信台下没有卧底的。我多次说过,我天下无敌,普天之下我无敌人,来者都是客,交往都是友。我不怕卧底,也不怕告密。

  
章诒和问过有没有“卧底的”之后,就举起手中的讲稿说:“我所有的演讲都有讲稿,白纸黑字,如果要现场查我,我就以讲稿为据,但我出门就不认账!”

  
我不像章诒和,没有讲稿,只有腹稿,全在肚子里.如果查我呢?我只好剖腹产.

  
其实我肚子里什么都没有,没腹稿,没文章。有的倒是一颗不改的癡心、一腔滚烫的热血,一根心口如一的直肠子,外加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毛泽东宣称的文艺作用和目的

  
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是:不为权力写作。

  
为什么要写作?写作的目的又是什么?因人而异,无奇不有。有人为名,有人为利,有人为了赚钱,有人为了升官。有人把写作当作一种习惯,有人把写作视为一种乐趣;还有人说他年轻时写作为了泡妞,中年是为了提级,老年是为了宣泄。甚至有人把写作看作是一种生理需要,就如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爱了就上床;写欲如同性欲。

  
职业作家们呢?王朔写作是为了心理治疗,王小波是为了追求智慧,刘震云写作是为了以文会友。

  
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同志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他还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他又说:“要使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毛泽东首先认为文学艺术是分阶级的,有资产阶级的,有无产阶级的,他们是敌对的,是你死我活的。而写作目的呢?是为了教育人民消灭敌人!

  
古今中外,有哪个帝王、哪个君主、哪个总统、哪个元首,敢像毛泽东主席这样公开宣称文艺的作用、文艺的目的是消灭敌人!

  
什么是消灭敌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杀掉被认为是与你为敌的人!

  
不但要消灭战场上的敌人,消灭敌对阵营中的敌人,还要消灭自己队伍中甚至消灭自己文艺队伍中的“敌人”。只要你的言论,你的作品,你的文艺观念,你的写作目的,不符合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不符合党的文艺方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文艺政策,也会把你当作敌人,也会让你挨整、判刑,甚至被杀。延安的王实味不就是这么杀了吗?一九四九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都以文化界为对象,反胡风,涉案几千人,死了多少人?反右派、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文化人,是作家艺术家,死了多少人?“文革”当中,仅以反对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歪曲革命样板戏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就枪毙了不少人。当时全国各地的剧团、电影厂、文联、作协自杀的又有多少人!为什么?就认为你的文艺观念是资产阶级的,你的写作目的是反动的,你的作品是有毒的,就把你迫害致死。

  
怎能想像在最需要真善美,最需要自由、博爱、平等的文艺百花园林之中,会像在中国这样充满暴力、充满血腥,充满屠杀呢?园林变成了刑场。

  
邓拓有两句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对权力的蔑视、嘲弄、解构

  
我为什么写作?起先目的很“纯正”,,很“崇高”。我受中国古代传统文艺观的影响。曹丕的《典论?论文》上的一段话,我至今不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此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后。”写作干吗?为了“经国”,就是治理国家,而对作家本身来说,就是为了声名传之於后,永垂不朽。所以中国古人,要立功、立德,立言,我当然也要立言,就是这个道理。

  
后来,尤其在文化革命中,我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政治服务,为革命写作。因此写了个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边疆新苗》,还参加写作歌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话剧《农奴戟》。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吧,我甚至还参加写过攻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戏,虽然我极不愿意,是分配的任务,但我毕竟参与了。我在文革中的所谓作品,都是垃圾,都是帮闲甚至是帮凶之作。

  
现在真是“悔其少作”,其实那时我已经不“少”了,二十多岁了,快步入中年了。

  
虽然“悔其少作”,但还没有“悔之已晚”,还没有“悔之莫及”;还不“晚”,还可“及”,这是因为正当我悔之当初,就欣逢三中全会,让我脱胎换骨。那时国外各种文艺思潮、各种文艺流派,纷至沓来,相继涌入洞开的国门,什么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英国的荒诞剧,法国的新小说,加缪、卡夫卡,乔伊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川端康成、村上春树……五光十色,令人惊艳!中国也相继出现了朦胧诗、裸体画、小剧场,恶搞片,还有“超级女声”歌唱,“芙蓉姐姐”跳舞,以及“下半身”写作。前年还诞生了梨花体诗,去年又出现了“山寨春晚”。争奇斗艳,炫目刺眼。今年更轰动,爆出了“草泥马之歌”:

  
在那荒茫美丽的马勒戈壁,

  
有一群草泥马.

  
他们活泼又聪明,

  
他们调皮又灵敏,

  
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草泥马戈壁,

  
他们顽强,克服艰苦环境。

  
噢,卧槽的草泥马!

  
噢,狂槽的草泥马!

  
他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

  
打败了河蟹,河蟹从此消失,

  
草泥马戈壁。

  
用的都是谐音,全是粗口,有辱尊耳,幸勿见怪!这不是我写的,我无此大才。

  
但我对这一切都很理解,并不排斥,甚至还支持,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一切的主义、流派、思潮、表现,这些诗歌、戏剧、舞蹈、视频和“草泥马”,都是对权力的蔑视,对权力的嘲弄,对权力的挑战,都是对权力的解构;使得权力者不安,使得权力者无奈,使得权力者惶恐,使得权力者愤怒。所以“山寨春晚”的出现,才使得“央视春晚”以及一些权力机构、权力官员,甚至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准权力者都如临大敌,加以阻止。

  
生活在逐步多元的前民主社会

  
当然我说的权力,是指极权。

  
极权或者极权主义最早出现於一九二五年,它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独自裁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专制独裁。极权主义的政府不仅要控制国家所有的政治事务和经济活动,还要控制人民的思想信仰和日常生活。一般来说,极权主义有三类:有种权主义,或者叫种族主义,比如以前的南非共和国;有神权主义,比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党权主义,比如已经完蛋的纳粹德国和现今还在世袭着的金氏政权。一九九四年南非共和国经过民族和解终於放弃了种权主义,可喜可贺.如今世界上只有极个别的国家,还残存着神权主义和党权主义这两种极权主义.

  
中国属於哪一种呢?有人说中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又有人说中国是具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人说中国是这两种的主义的混合体.这是从经济形态来分析的。我也早就这么分析过,写在了很早的文章里.

  
如果从政治形态来分析,从权力结构来分析,有人说中国是共和国,有人说中国是极权国。

  
我现在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变化、正在转型的国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从三十多年以前的以“文革”为登峰造极的极权社会在转向改革开放之后的后极权社会。但我喜欢把如今一直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当代中国称之为前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不但好听一点,同时也表达我的善意和期待。

  
正因为我们生活在经济已经逐步开放的年代,也正因为我们的时代正在蹒跚前进,变化得已经不完全是僵硬的全极权社会,而是松动的后极权社会,或者如我所说的是逐步多元的前民主社会,所以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有限制的自我选择,才有可能部分地调整了文艺观念,每个人也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写作目的。但不论我们现在的写作目的有什么不同,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为政治集团、为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不再为权力而写作了。

  
权力:腐败、愚蠢、折腾、残忍

  
为什么呢?

  
一、权力使人腐败。英国阿克顿爵士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已经成为政治常识,而且已经在当代中国被越演越烈的腐败所证明。中纪委、反贪局,反腐多年,破案无数,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你立案侦察,贪官就远逃国外;你实行双规,污吏就上下勾结.一两个贪污犯倒下去,千万个贪污犯站起来,越反越贪,恶性循环,前“腐”后继,奋勇向“钱”。这是因为权力不受监督,无法制约所致,因为贪污是和权力共生的,你怎么反?又怎么能反彻底!目前的反腐只是维持在百姓不至於造反而权力不至於失控的限度之内。有些地区完全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或者说是潜在的腐败分子在反已经暴露了的腐败分子。

  
二、权力使人愚蠢。美国学者乔纳森?本道用数学理论证明,在日理万机的国家要找到良好对策,就应该尽量扩大民智,鼓励官员独立思考。但权力者的本性就爱独裁,一言九鼎,锺爱“圣断”;自以为天纵聪明,其实是反智低能。他们总以自己的“思想”为“指导思想”,总爱在不同的时期提出各种不同“主义”、“思想”、“理论”、“荣耻观”、“代表观”、“发展观”,来统一全国思想。因此不可能民主选择,不可能科学决策,於是在政策的制定和行政的措施上往往就显得愚蠢。使得权力者和智囊团,无法发挥正常的政治智慧,无法施展聪明才智来应对社会难题,都变成了可笑的蠢才。他们的水平只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造座大桥过河。

  
三、权力使人折腾.也正因为权力使得唯我独尊的权力者和唯唯诺诺的智囊团的智商下降,所以在治理国计民生时,不但会反覆无常,还会倒行逆施。明明是风调雨顺,偏说是自然灾害;分明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右派都打错了,还坚持说反右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明明近几年来农民为了土地,城市居民为了拆迁,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每年都发生千万起悲剧,可官方背景的《社会蓝皮书》居然说近八成城市居民感到生活幸福,而农村居民幸福感更强於城镇居民。这是无耻的谎言!这种思想上的反覆无常,认识上的反覆折腾,带来了社会的极大不安定,不得不使“草泥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而打败了河蟹”。

  
四、权力使人残忍。所有的权力者都会被权力聚焦效应放大,而因此获得成就感或幸福感或快感这样的高峰体验。按照马斯洛的理论,这种高峰体验不会持久,更无法忍受它的消失,所以只有不断地攫取权力、使用权力、扩大权力,才能满足对权力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如同吸食海洛因。吸毒者为了获取毒品会丧尽天良,无所不用其极.权力者为了夺取和扩张权力也不惜使用最残忍的暴力。夺权和吸毒的过程完全一样,只是权力的毒害大大超过吸毒。吸毒者不可能依靠自己戒毒,需要他人的强制。权力者也不可能依靠自己来消除权力所产生的毒害,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当权力者不接受权力之外的监督和制衡时,它就立刻会变得毫无理智,毫无人性,如果你还想共享权力或者更迭权力,它就会变得疯狂,变得残忍,甚至动枪、动炮、动坦克,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

  
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为权力写作,你就是为腐败服务,为愚蠢服务,为折腾服务,为残忍服务。如果你是被迫的,还情有可原;如果你是自觉的,那你怎能逃脱帮凶之责、贩毒之嫌?

  
我再说一遍,我说的权力是极权,是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是不由民主选举所赋予的极权。

  
不为权力写作,包括不为权力意志写作,不为权力的意识形态写作。

  
六个一、主旋律、献礼作品、政绩节目等等,都是权力意志、权力意识形态在文化政策上的表现.真正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真正能传之久远、为中华文化的积累作出贡献的,绝不可能是权力意志的产品。老舍写过《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方珍珠》等等,都是主旋律的、权力意志的作品,至今还有谁记得呢?后来他的《茶馆》恰恰不是根据权力意志,而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写出来的;是抛弃了原来的政治任务,选择了自己的创作计划,所以才成为经典的。

  
今年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诞生五十年,上海在隆重庆祝。当初创作小组上报了好几个题材,其中排在第一个的是《大炼钢铁》、第二名是《女民兵》,而《梁祝》排在最后,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孟波却点了这最后一个。这一圈一点相当重要,是起死回生,於是才有了今天的《梁祝》。《大炼钢铁》、《女民兵》光听名字就知道是权力意志的题材,而《梁祝》表现的却是深刻的人性,恆久的爱情,才能感动了好几代人。如今在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优美的旋律,但不是主旋律,是真正的艺术旋律。她是今世的经典,也将是传世的经典。如今还有孟波这样的领导者吗?真应该向他鞠躬致敬,他维护的不是手中的权力,而是心中的艺术,才有这可敬可爱的一圈一点!

  
性格即命运.作家的性格决定着作品的命运.你的性格是怯懦的,你的意志是软弱的,你低三下四,你左右逢迎,你唯命是从,你讨好巴结,你怎么能够写出有尊严,有个性、有生命、有艺术的作品呢?不可能。

  
可见作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

  
总之一个称职的作家,一个有尊严的作家,一个真正想为这片多灾多难的热土、为你深爱着的人民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必须:独立苍茫,顶天立地。天马行空,无傍无依。无拘无束,豪放不羁.不当奴才,不做工具。不接圣旨,绝不遵命。敢想敢说,敢於直笔.敢爱敢恨,敢於犯忌。敢哭敢笑,敢於放屁。只信科学,只服真理。心灵自由,不为权力!

  
二○○九年五月二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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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1]: 再转一篇沙叶新的 黑白子 (2009-05-18 08:45)  
  沙叶新:上海文化人的自我解剖——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五问

  
作者:沙叶新 文章来源:朝日新闻 点击数:323 更新时间:2009-5-14 10:28:07

  
一问:我们的这个系列报道是要反映上海在改革开放30年来的“光”和“影”,想听听您这位文艺家总的看法。

  
答:先说总的。上海的“光”和“影”。“光”是非常“光”,有很多“光彩夺目”的硬件设施,从这些硬件设施来讲和世界大城市相比并不落后。比如说上海有很漂亮的歌剧院,有很豪华的大舞台,以及很现代的电视台,能举办这样那样的国际艺术节、电影节等等。这是它“光”的一面。当然也有很漆黑的“影”,最大的“影”就是创作并不自由、艺术也无民主,文艺服务于政治,作品离不开宣传。其实不独上海,全国也如此,而且30年以来一以贯之。30年来也有过美好的蜜月期,如在胡耀邦、赵紫阳当政的时候,但昙花一现,以后便每况愈下,一仍旧贯。

  
这30年基本没有摆脱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桎梏。文学艺术是中国官方的传声筒,是共产党政策的复印机。每年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是非常典型的政治裹挟文艺、文艺自甘附庸的样板。今日的中国文艺和文革期间的样板文艺,尽管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改革,甚至有所进步,但就其本质而言,还是一条根上的瓜:政治第一,宣传为主。

  
改革开放30年来,也有变化。以前政府对那些他们认为不符合甚至反对党的路线方针的作者,采取的是暴力方式,戴“帽子”,抓起来,劳改,判刑。而现在直接迫害作者的情况虽有,但主要是采取封杀和噤声的方式,不发表你的作品,不演出你的剧本;主要是打压作品,而不是直接迫害作者。

  
第二个变化,以前他们对付异议作家除了关押、判刑以外,还要在主流媒体上公开批判,把你搞臭,让你身败名裂。这种口诛笔伐式的话语霸权,目前已无市场,而且适得其反,使得被批判者越批越红,获得社会的极大同情。尽管官方媒体如今表面上还掌握着话语霸权,但它的真实性和正义性越来越遭到质疑。

  
第三个变化,以往如果要批判一个作家,要封杀一部作品,必定会有正式的书面文件下达,现在他们往往不再使用书面形式,只需打个电话,而且不准录音,不许笔录。让你查无实据,空无对证;他们甚至在电话中只报自己的单位名称,如宣传部、出版署,而不报自己姓名;只让你知道他是上级机关,不让你知道他是何许人也。这也说明他们的不得人心,丧失正义。不愿暴露名姓,是担心留下证据,日后承担责任。

  
第四个变化,行使这些禁令的官员,以往和被禁者绝对是要划清界限,横眉冷对,现在他们在公开场合可能还不得不做点这样的表面文章,但在私下里会和你握手言欢,称兄道弟;甚至还会登门造访,进行解释,表明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不要介意。这种表里不一,人格分裂,足以表明他们已不愿意甘当忠实走卒,不愿意为文化专制殉葬。

  
这四个方面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历史前进中的“被迫进步”。

  


  
二问:我们知道您的《《幸遇先生蔡》在上海突然被停演,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答:我这个人不太生气,更无仇恨之心,所以我“天下无敌”:没敌人,没私敌。我做任何事情都习惯于做好“成功”与“失败”的两种准备。当初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决定排演这出戏的时候,我之所以提出不参加开排仪式,不参加记者招待会,不给剧组做报告,不陪领导看戏,就是准备可能有的变化。所以当变化来临的时候,我反而劝慰剧团的负责人;我关心的不是我自己的损失,而是剧团的损失。我不激愤,也不抗议,但也不是麻木。我知道停演和禁演是错误的,但我又坚信只要是金子迟早总会闪光。我这出戏是宣扬蔡元培的,但在后极权社会,是不能容忍蔡元培的教育理念的,尤其是教育腐败到如此程度的当代中国,它就更不能容忍提倡蔡元培,更不能和蔡元培进行对比;一对比就更显出蔡元培的伟大和现在的教育制度的丑陋和腐朽。

  
我觉得这不是我个人的一个剧本能不能演出的问题,而是整个教育理念在作祟,整个文化政策在作恶,整个政治制度在作孽。我把自己置之度外,好像我只是我剧本的一个冷静的观众,只是笑对当代历史的一个理性旁观者,以此来看待一个似乎和我个人毫无关系的文化事件。我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东方不亮西方亮,不写剧本写文章;天下之大,总有我挥笔之处。我生命不息,写作不止,我将继续写我的大“快”文章——大快我心的文章。只有写作本身和它的过程能够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坚信眼前这一切违背历史进程的邪恶都会灭亡。

  
能否演出,我并不介意。能够演出我当然高兴,但这并不会增添我什么,因为那毕竟是多年前的旧作;不能演出,也不会损失我什么。我深信历史是公正的。我竭力做到宠辱不惊,名利两忘。我今天重提这此事,只是让你知道我和我的作品如今在上海的真实处境。但在其他地区,如北京、广州我的处境要好多了。

  


  
三问:我的个人感受,也是日本人一般的感受,上海是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发达的城市,也是时尚的,外国人也很多,来上海以前我认为上海至少在中国是一个特别自由的城市,实际上新闻报道让人吃惊的保守,它不是产生新文化的城市。外国的文化有,但独自的文化没有,不像东京那样有独自文化,这个也让我有些意外。

  
答:上海的经济确如你言,是发达的,但这个经济发达是牺牲了很多不应该牺牲的东西成就出来的。就全国而言,是强行实施低工资、低福利、低民主、低人权的结果。因而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环境污染、贪污腐败、食品有毒、道德沦丧、信誉危机等等,这也是有目共睹,被国内外有识之士所诟病的。这种种牺牲当然也包括对自由文化或者如你所说的对“独自文化”的牺牲。你的观察是事实,是准确的。

  
我一直认为自由经济一定要民主政治来保证,一个开放的经济制度一定要依托一个开放的政治制度,否则经济上去之后很快的就会倒下来;泡沫吹得越大,爆炸起来就越响。总理温家宝在去年年初国际金融危机还没到来的时候,就说08年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到了去年年底他又讲,09年可能更加困难,将出现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就是失业潮。09年很可能不会再有08年那样雪灾和地震,但很可能会出现民变的“雪灾”和政治的“地震”。我并不是一个惟恐天下不乱的人。09年对我来讲是惴惴不安的一年。

  
越是经济不景气,越是应该言论自由,广开言路,群策群力,才可能科学决策,找出良方。但遗憾的是我们这里恰恰相反。

  


  
四问:80年代还比较自由,90年代倒退了。为什么在经济发展的90年代反而更不自由?90年代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为什么言论自由没有同时发展?你认为现在在言论自由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

  
答:经济可以放宽,言论一定要缩紧;经济可以越来越放,言论必须越来越收。他们把政权的合法性完全孤注一掷在发展经济上,认为发展经济了,人民生活提高了,政权就有了合法性。奇怪的是,当他们认为获得了合法性之后,不是充满自信,不是广开言路,不是放手民主,而是更加胆怯,更加禁锢思想,更加限制言论,他们以为这样才能巩固合法性。这种的极度的不自信,反映出他们内心深处对自己掌权的合法性的不自信。这是后极权社会的通病,因为致命的是这个政权的产生并无民主选举的基础,当然就非常的不自信,极度的虚弱。所以只能依仗军队警察的暴力和禁锢言论的蒙蔽来维持政权的“合法性”。

  


  
五问:我去了主要的一些城市,广州的报纸很有意思,老百姓也有很多自由派的观点,城市的氛围也是那样。北京虽然是政治性的城市,但是有很多大胆的发言,前卫的艺术。相比之下上海看不见这样的情况。您怎么看,原因是什么?

  
答:你提的问题很有意思,也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第一,因为中国的文化是一个权力文化,但掌握文化权力的人首先没有文化,我指的这个文化首先是自由的观念,民主的思想,人权的意识,普世的价值,而且还要有一定的比较全面的人文素养。掌握中国文化权力的中国的宣传部门和文化部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部门,这些部门的领导者,大都不是文化人,是不具文化品位的官员,是才貌平庸无奇的官僚。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进入这样的宣传和文化机构,而这些机构也造就了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机构名曰文化机构,其实是反文化的机构,他们对文化从来就没有献身的使命感,从来就没有巨大的、纯真的文化热情;他们很多人的眼中的文化只是东北的二人转,只是上海的滑稽戏。他们关注的只是宣传,更关注的是自己的乌纱。

  
第二,上海这个地域文化与其它地方不同,它是一个商业城市,那就要讲本求利,就要精打细算,就要考虑投入与产出,因此它也影响了这个地区的文化人和文化品位。上海的文化人他们只愿意做无本的生意,但绝不做无利的买卖。他们也许会在文人面前义正词严地痛斥政府贪官,也许会在官员面前慷慨激昂地怒骂文坛小丑;但他们很少会在官员面前骂官员,会在文人面前骂文人,这样他们既可显现“正义”,又无风险。如果要让上海文人写真实、说真话,抒真情,吐真言,也就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利益和安全,否则就退避三舍,缄口不语。真是乖巧的很呀!

  
第三,直接受过“五四”运动熏陶以及民主思想训练的著名文化人逐渐逝去,这也弱化了上海的言论环境,比如音乐界的贺绿汀先生,戏剧界的黄佐临先生,文学界的巴金先生,新闻界的林放先生等等都相继去世。去年王元化先生和贾植芳先生又离开了我们。他们都是有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文化人,他们是上海文化界旗帜性的人物。他们的独立表现不尽相同,他们的言说力度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基本上都能坚守着人文主义精神。而现在那些正当年的和正当红的文化人,都是在“红旗下长大”,在党化教育下成长的。曾几何时,他们都曾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四旧”,把西方进步文化视为猛兽;他们都是吸过狼奶的!我也如此,并不例外!我和他们只是程度有大小、觉悟有深浅的一点区别,仅此而已。

  
综上所述,上海文化人的言论比北京、比广州就必然要谨慎得多,要滑头得多,要虚伪得多,要市侩得多。而在这一群讲本求利的上海犬儒文人中,由毫无文化的权力者竭力扶植出来的“文化大师”,就难免假冒伪劣了。

  
2009年3月3日于上海

  


  

  回复[2]: 这段话更使我对沙叶新肃然起敬 四海为家 (2009-05-18 09:41)  
  》尤其在文化革命中,我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政治服务,为革命写作。因此写了个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边疆新苗》,还参加写作歌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话剧《农奴戟》。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吧,我甚至还参加写过攻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戏,虽然我极不愿意,是分配的任务,但我毕竟参与了。我在文革中的所谓作品,都是垃圾,都是帮闲甚至是帮凶之作。

  
一个敢于承认不光彩的过去的人是伟大的,尤其在大多数人已经不知情的情况下。相比之下,连白纸黑字的“石一歌”都不敢承认的含泪大师,算什么东西!

  回复[3]: 我的回答。 自带板凳 (2009-05-18 10:06)  
  〉〉章诒和先生,她在讲台上,甫一站定,便环视台下,问道:“下面有卧底的吗?”

  


  
----答:有,一定有!中国不缺这玩意儿。

  

  回复[4]:  小木樨花 (2009-05-18 11:51)  
  沙先生如此磊落,有骨气,不能不让人佩服啊。

  
同感2楼。

  回复[5]:  愚公 (2009-05-18 14:45)  
  沙先生为中华民族说真话,应该让所有为权力写作的余含泪、王做鬼们汗颜啦···

  回复[6]:  是的 (2009-05-18 14:46)  
  余含泪是谁啊?

  回复[7]:  张三 (2009-05-18 17:20)  
  hehe,余大师含泪则含泪矣,但他对石一歌貌似没有任何贡献吧,所有相关指控,无一例外统统都是造谣构陷。根据维基百科引用相关报道:

  
“此后余秋雨曾‘出于幽默’,在全国媒体提出悬赏,如果有人能找出出自他手并署名‘石一歌’的任何一篇、一段、一行或者一句文字,他情愿支付全年年薪并在全国媒体公开道歉,结果在持续了一年多的公开‘悬赏’期间内并无人回应。”

  
如果这段内容与事实有任何不符,请根据事实指正。或者,是不是还要来个不管真的假的?

  
这个劣等民族里,不管拥护谁,还是反对谁,在道德沦丧造谣成性这点上,往往是高度一致的。

  回复[8]:  小木樨花 (2009-05-18 19:43)  
   倒不知道余先生还有石一的公案。

  
反对因为看不惯一个人做的某个事情而把别的狗屎盆子乱扣。

  回复[9]: 小木樨花请看 四海为家 (2009-05-18 21:05)  
  

  
http://txzxcmy.blog.sohu.com/110944224.html

  
其他的可以在谷歌上看到。本人不认为参与“石一歌”本身就多么不得了,那个年头的知识分子卖身投靠的多了,参与写作班子可能还不是最可恨的一类。

  
“石一歌”本来就是个集体笔名,不管参与没参与,文章本身不会署含泪大师的名,所以他才敢那样说。问题是知情者这么多,为什么没有一个原石一歌成员说,我们不认识余秋雨这个人?

  


  

  回复[10]: 三名中国顶尖知识分子遭最高层点名警告 小道消息 (2009-05-21 21:58)  
  多维独家报导:三名中国顶尖知识分子遭最高层点名警告

  
DWNEWS.COM-- 2009年5月21日9:11:2(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社记者报导/来自北京的消息说,三位在中国颇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遭到一名政治局常委在内部会议上的点名批评,指他们“向党发难”,如果他们拒绝接受“教育转化”,面临被开除公职的处罚。这是中国官方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前夕,对在职知识分子发出的最严厉的警告讯号。

  
这三名在日前中纪委会议被点名批评的知识分子是沙叶新、徐友渔、刘军宁。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9_5_20_21_11_2_62.html

  

  回复[11]: 本局长已经多次指出。 自带板凳 (2009-05-22 09:30)  
  谁跟我说中国的政治方面在进步,我坚决不相信。

  


  
----这句话可以被编入名人名言。

  回复[12]:  1513 (2009-05-22 16:12)  
  折断知识分子脊梁骨,是我党既定方针,一贯如此.

  回复[13]:  李德胜 (2012-01-03 22:20)  
  臭老九真是臭啊

  
阴暗恶毒还以为自己很高尚.从来只为自己高兴,不管国家政策对错.啧啧

  
你要尊严你就别说话嘛.美国不也有专家嘛.只不过中国的总是靠文艺人员,文艺本身需要很强的自尊和独立性,不像美国用一般的各类专家,他们可以不需要那么多自尊.而且可以挑选合适的宣传.符合专家的自身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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