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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风案历史片《红日风暴》 科长 (2009-04-06 10:31 阅读人次:1194) 
  红日风暴卷不走独立的灵魂:中国当代最大文字狱与胡风案

  


  
亚洲周刊张洁平/胡风集团案是新中国最大的文字狱,涉案人彭柏山之女彭小莲与学者魏时煜扛起摄像机,追踪冤屈者遭遇,为历史留下见证。拍片艰苦,耗时五年,胡风分子们的独立精神和高贵人格支撑她们坚持到底。

  
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风暴。很多年后,当身为后辈的彭小莲、魏时煜走访当年风暴中心的老人时,老人温和的讲述,在她们听来,仍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这次风暴史称「胡风集团案」,开端于一九五五年五月的全国「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平地惊雷一般的运动中,共有九十二人被逮捕,六十三人被隔离监禁,七十三人被停职审查,二千一百多人被影响受株连。

  
二零零三年起,电影导演彭小莲和从事媒体教学的魏时煜拿起摄像机,开始追溯这一场新中国最大的文字狱。五年的时间里,她们走访了二十六位胡风分子,四十多个家庭,收集了垄多珍贵的历史影像及图片素材,摄製成为第一部民间记录胡风集团案的历史片《红日风暴》。二零零九年四月四日,该片在香港电影节首映。

  
导演之一的彭小莲来自上海,她的父亲便是当年被扣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罪名的彭柏山,时任上海市市委宣传部部长,也是官职最高的「胡风分子」。彭柏山入狱时,彭小莲两岁。一九六八年,彭柏山死于造反派的毒打,彭小莲十四岁。在一本记录父母故事的文集《他们的岁月》中,彭小莲描述她成长记忆中的父亲。正是这位时常缺席的父亲,最终引发了《红日风暴》的诞生。

  
一九八五年六月,胡风去世,彭小莲代表彭柏山全家参加了胡风的葬礼。在影片旁白中,她说:「当时,我已经当了电影导演。胡风分子们希望我拍一部电影,记录胡风事件和我的父亲。想到要重新回顾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当时感到恐惧。一九八九年,我再一次选择逃避。到了纽约,我以为从此就可以忘记远在中国的过去。但是往事却像电影镜头一样,经常在纽约的街头闪现。」「一九九六年母亲病重,我赶回上海。在她的病榻前,我们共同回忆起了父亲。母亲第一次述说了那揦多残酷的故事,我才终于明白了他们是怎样经历了那一场又一场的红日风暴。」

  
此时,彭小莲已是知名的剧情片导演,同时,她又曾师从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并完成小川遗作《满山红柿》。魏时煜是彭的好友,文革后成长于中国大陆,在加拿大获比较文学硕士和电影研究博士,现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她们两人,一个因为背负在身的历史记忆,一个因为帮助好友的义气,共同扛起了摄像机。

  
《红日风暴》以鲁迅的葬礼开头,以胡风分子们葬礼的图片序列结尾。胡风和彭柏山都被视为鲁迅的学生,抗战时期,胡风创立的《七月》和《希望》,继承鲁迅的批判精神,但延续到仍讚扬鲁迅的毛泽东时代,却遭到灭顶之灾。影片最后,在胡风分子阿垄的葬礼上,贾植芳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这代人,慢慢都走了。那挂个照片,我们这些人全都站在第一排。照片换人的,钉子还是那个钉子。」

  


  
亚洲週刊专访了纪录片的导演之一魏时煜,在製片名单上,她的名字是「闽燕墨雨」。以下是访谈摘要:

  
你们共收集了哪些素材?

  
五年来,我们拍摄了三百多小时的素材,共访问了二十六个胡风分子,还有十几个去世胡风分子的亲友,整理出一百多万字访谈记录。另外,平均每家提供了四五十张照片,用到片子里的图片有一千多张。我们还搜集了从四九年至今的《人民日报》,与批判胡风有关的内容四百多篇,全部都照片取样出来,做了处理。有当时丑化胡风分子的漫画。我们还收集新闻纪录片的素材,拍摄了大量的空镜。比如,阿垄在上海住过的新疆路、彭小莲的老家、关押胡风分子的北京安福胡同、上海提篮桥监狱、四川的川东监狱和川西劳改农场,四川是胡风和梅志住过的地方,都是实景。

  
你们如何保证客观性?

  
我们两个人,彭小莲有现场记忆,拍摄的时候,有助于帮助被拍摄者回想事件。而我没有这种历史记忆,既不会去攻击、谩骂,也不会歌颂、吹捧。另外,我们访问亲历者是让他(她)的叙述重现当年的画面。我们很小心,不引导亲历者或他们的家人去做结论。最后出来的片子,不能保证百分之一百的准确,但百分之九十以上一定准确的。

  
片子里你们试图採访被认为是「出卖朋友」的舒芜,能说说过程吗?

  
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是这场风暴的开端。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胡风的好友舒芜,提供的材料是他们的私人通信。这件事,被认为是舒芜「出卖朋友」的最大污点。我们联络舒芜希望能採访,一直是通过他的朋友牛汉。牛汉告诉他我们要拍关于胡风的纪录片,希望访问他,他开始同意了。于是彭小莲从上海、我从香港,我们买了机票一块儿飞到北京,到了的时候,牛汉又告诉我们说他反悔了,不愿意拍了。我们只好到牛汉家,说你能不能再打电话试一下,然后我们就拍摄了打电话的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舒芜电话里的声音就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看没有必要,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我就觉得除了那个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说的是《回归五四》那篇文章。其他的胡风分子当然都对舒芜不满,因为他当年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信供出来,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超越了做人的底线的。可在片子里,我们还是找到了比较了解舒芜的朱正,站在他的立场上做了解释。

  
在拍这部片子之前,你对胡风案是什麽样的了解?

  
我原来真的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觉得政治是很无聊的事情。彭小莲打电话找我一起拍片子的时候,我对胡风的全部认识,就是他曾经在三四十年代创立了左翼文学刊物《七月》和《希望》。我并不知道后来的反胡风运动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做了大量的功课。包括把所有市面上出版的关于胡风案件的书籍,大概七八本都看了。每访问一家人之前,我们会先邮寄一份问题过去,再加上一本彭小莲记录她父母故事的《他们的岁月》,这样别人就很容易接受我们。

  
从毫不关心政治到花了五年时间做一部这么「政治」的片子,能说说这部片子对你本身的影响吗?

  
这场运动给彭小莲留下很大的创伤,我曾觉得拍这个片子对彭会是一种治疗。不过做完片子我也明白了,他们这代人从小经历的恐惧,不是做一个片子就可以治癒的。

  
这五年,我几乎牺牲了所有的週末和休息时间全职做这件事。剪片子剪到我生孩子、上产床前几个小时,从医院出来又回到剪接机上。我真的是被片子里拍摄的这些人吸引,他们都是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人在国外留过学,受五四运动擧蒙的影响。他们的独立精神、人格魅力,是给我最大的支撑。

  
我们开始拍摄以后,王戎、梅志、白莎、殷容仙、胡征、耿庸、彭燕郊、王元化、贾植芳都相继去世,我和小莲留下了他们的最后影像。拍摄的时候,有的老人说,「只有小莲和小魏才会真正地给我们平反」,令我们很感动。贾植芳二零零八年四月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剪片子,看著他在电脑屏幕上活灵活现地讲故事呢!

  
剪片这个过程真是刻骨铭心,这个人在你面前,他的形象,你一格一格地看,找到最好的样子定格,你一辈子都不会忘掉这张脸,这个样子,这个声音……这片子我现在可以从头到尾背下来,中文、英文、任何一段,随便一段,历历在目,声声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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