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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讲上海话——比上海人更了解上海人的台湾人 向宣 (2009-01-27 08:52 阅读人次:3356) |
章缘
我理想的上海话老师是五、六十岁的阿姨，几代长居上海卢湾或静安，幼时曾经住在花园洋楼，后来搬进了石库门里弄，她有来历有故事，深谙人情世故，而且跟现实世界的联结还很紧密，能用生动鲜辣的老底子上海话讲述见闻。从她的语言中，我可以看到地道的上海，梧桐树掩映下的幽情。
寻觅这样一位老师，却比登天还难。原因之一，三年前初到上海，落脚在偏远的松江，原因之二，上海到处有外语教室，但不见有教上海话者。托家教中心找到的老师是个大学生，土生土长的杨浦人，从没教过上海话。“无鱼虾也好”，台湾话如是说，我跟着这个上海小姑娘开始牙牙学语。
学上海话的决心下得有点疯狂，我没料到的是，它从根本影响了我的上海经验。
台巴子
刚上了两堂课，就学到“台巴子”。老师有点吞吞吐吐地解释它的意思。巴子，指乡下人，上不得台面的。台巴子们其实就是一帮想要赚钱的台商，或财大气粗，或汲汲营营，有了钱的男人又贪恋温柔乡。我不懂，上海人长久浸润于重商文化中，对商人的作为习性最清楚不过，他们真正看不起的是那些不懂得打算盘的阿木林。第一波来抢占山头的台商，难道是因为缺乏文化素养和圆熟的作派，成了台巴子?
答案很快揭晓。学了“台巴子”后，我又学到“外地人”、“乡下人”。上海人称所有看不入眼者为乡下人。年轻的上海老师坦言:勿是上海人额，侪是乡下人。我问，北京人呢?把首都的人也称作乡下人吗?老师脸上没有一丝愧色,北京的钱都是上海这里拿过去的呀!
瑜亮情结，我想到北京人对上海人也有很多想法。来上海之前，我在北京住过一年。两年前重游北京，一位相熟的北京出租车师傅知道我住在上海，对我抱怨，有一回拉了四个上海人，下车时竟然四人分摊车钱，给的还全是铜板! 我因为住过两地，立刻便能了解他的鄙夷。豪气喜欢抢着买单的北方人，看不惯分账的“小气”做法；而北京惯用一元纸币，少见上海通行的铜板。
长久以来，人们对其它族群都有一些看法，或称刻板印象，似是而非，枉顾个人的特异性，却有高度的辨识性。族群成见总是贬义居多，挑出对方跟自己不同的地方，给予负面评价。我自己在美国大纽约区住了十多年，那里是五方杂处的民族大融炉，我因为黑发黄肤的外表，被迫要负起整个族群的重厄，中美关系一紧张，不，只要同是黑发黄肤，哪怕是韩国日本跟美国关系有个风吹草动，出门时都要当心点，免遭无妄之灾。但是人们对种族歧视是有自觉的，大多数的人会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尊重。只是表面的尊重和谐有如薄膜，遇到突发的冲突，一戮即破。
这种人性，到哪里都一样。台湾现在呼吁尊重外劳，因为很多人压榨外劳。我想到美国唐人街那贱如蝼蚁的华人劳工，上海四百万盖房的外地民工，他们在社会的底层备受歧视。而上海人对外地人的成见和歧视特别尖锐，因为他们一点也不掩饰。上海话老师对那些插队吐痰不守文明礼仪的人，包括擦撞她的摩托车骑士，我遇上凶巴巴的售票小姐，偷我脚踏车的人，林林总总一些恶形恶状的人，总习惯归结是外地人。
上海人的优越感令我惊异，令我好奇。我来自一个经过殖民和威权统治的小岛，那里的人没有地域性的优越感。当我去到美国，身为少数族裔中的少数，更常要替自己打气。而上海开风气之先，是中国最早见世面跟国际接轨、富裕起来的地方。在中国，上海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代表着质量保证。这种信心，超市里的阿姨都有。我想买个暖身宝捂捂冬天冰凉的脚丫。阿姨说，买上海老牌子质量最好，至于那些比较便宜的外地杂牌?她丢下“乡气”两个字。
优越感加深了阶级族群间的隔阂，而上海的殖民重商历史不断强化富贵贫贱、城贵乡贱，让我感受到在这个经过多次运动想改造和混同阶级的地方，阶级与地域之分比我所住过的任何地方都要严峻。
搭界
初到上海时，走在热闹的街头我感到沮丧。
车水马龙的大街，橱窗里的名牌，打扮时髦的男男女女，快速的步伐和冷漠的神色。这里是另一个西方都会的复制。如果执着于舒适的物质文明，我不需千里迢迢举家从大纽约迁到中国。外滩的水上夜景，壮伟的西式建筑群，游人如织遥想当年，如果被这样的美景吸引，我根本就不会离开纽约曼哈顿，那璀灿无以伦比的珠宝盒。上海自古作为商港，早受西风洗礼，她不像北京那样，以传统和历史震撼我久违母国文化的心。人到中年放弃原有一切，调转轨道往另一个方向奔去的我，求异之心胜过求同。走在纷乱的街头，我不知如何跟上海产生连系。
但我很快就发现，上海可能是最适合台湾人居住的地方。这里有四十多万个台湾人，从台菜到台湾杂货，应有尽有，她的西化和开放，也让台湾人容易适应。至少，上海人对台湾人见多不怪，不像内地其它地方，台湾人的身分一曝光，总要招来许多关于政经方面的盘询。
来到上海，我先注意到的是这些故乡人，在餐馆在街头，只要他们一开口，我就能从众人之中认出来，很多时候甚至不需乡音的辅助，只看打扮举止神情。同类相聚，虹桥和古北一带，有了许多台湾人小聚落，单从台菜馆的分布密度，即可窥知一二。像我这样的台湾留美客，人生的黄金岁月都在美国度过，待人接物的原则、生活的方式和世界观，都受到美国文化相当大的影响，可是来到上海，我仍被归类为台湾太太。
我所认识的台湾太太简单分作两类，一是随台商爱人来沪，一是随外商爱人驻沪。前者多是生活单纯的贤妻良母，以先生和孩子为重心，眷恋故乡执着台湾品牌。后者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见多识广视野宽阔，对异文化接受度高。
每两个星期，我们在古北某茶坊开读书会，四周都是搓麻将打牌的哗哗声。上海人真爱搓麻将，公园和茶馆里围拢雀战，街上棋牌室林立。上海话里也有很多关于麻将的惯用语，我想到刚学过的“白板对煞”，形容一种对峙僵持的局面。跟书友们分享对上海文化现象的观察，大家却感叹没交到什么上海朋友。平日接触最频繁的上海人，是雇用的阿姨和司机。蹲住上海多年，除了消费还是消费，孩子读的是台商学校、国际学校或美国学校，不会讲上海话。
没有人相信学得会上海话。认为上海话好学的只有一种人:上海人。他们随口教两句，要你看看滑稽戏，以为这样就能学会。你感谢他们的好意，但要学会一门方言谈何容易，上海话是到上海才初次听到的话，那些语音腔调必须慢慢输入到脑里，偏偏我们又是忘性大于记性、生活里有太多责任牵挂的中年人。上海不过是人生过站，学这门方言的投资报酬率委实太低，何况学异乡方言，必须老着面皮摸索陌生的发音声调和习惯用法，期期艾艾辞不达意，在其中频频出丑闹笑话。四九年多少外省人去了台湾，住了一辈子，不会说台湾话。除非逼不得已，谁愿再去牙牙学语。
我不知道自己会在上海住多久，凭着一股冲动便学起来了，从未怀疑它会是座不可攻错的高山。一旦开步走，对异文化的本能好奇，支持着我向前，我咀嚼那些用语背后的文化特色，比较它跟同属南方语系的台湾话的异同。台湾话也有很多语尾助词，上海话语尾无义的“额”等同台湾话里的“啊”，学校也称学堂，以“跑”代“走”，“转去”作回去，宿脆家鹿敲降触束写毒等字的发音位置一样。那天我听到电视滑稽戏里称油条为“油嫁贵”，竟跟台湾话的发音相同，难道油条是从上海传到台湾?
上海人讲方言跟台湾人很像，明明是讲着方言，遇到特别严肃要表明立场或套用成语时，就转为普通话，二者转换自如。一些习惯母语的长者，讲起上海话时口气更轻松态度更自信。还有一种由上海话直接翻过去的普通话，只有识解上海话后方解其意。我最常听到的是“不来塞”、 “一塌括子”、“横竖横”、“淘浆糊”等。最易引起误解则是“不要响”，听来以为是“你甭想”，其实是不要作声。
意外的收获发生在重读张爱玲时。张爱玲是我的文学启蒙师，她的小说多以上海为背景，即使不在上海，也是关于上海人。想象中的里弄、娘姨、石库门和横马路，都在眼前落实了，连张爱玲的故居和常去的地方，也都触手可及。我读懂了她文中一些上海的特殊用语，也懂得了张爱玲。她九死一生逃出父家，坐上黄包车时，还本能地在跟师傅讲价。母亲告诉她，如果选择跟母亲，以后就没有钱了，她为此很是挣扎…种种我曾以为特异的行径，只说明了她是个上海人。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我很快发现，学上海话是了解上海文化的快捷方式，它成了我跟上海联结的切入点。在上海的台湾人有几人能解上海话?又有多少人识得此地家喻户晓的老娘舅阿德阿庆?台湾太太们对我的决心投来艳羡佩服的眼光，我的上海经验将跟她们不一样。
轧闹猛
我的心灵导师、印度大师Sri Sri Ravi Shankar说，不要执着于你的舒服区，不论是精神还是物质。我就这样大着胆子来到中国，做好各种不舒服的思想准备。世界是如此丰富，人有百样，我不想停留在自己的舒服区里，日复一日复制原有的经验。
在松江住满两年后，我们搬到长宁区。学了一年的上海话，都只在象牙塔里，没有跟上海人对话的机会，现在走在路上听到的都是上海话，我兴奋又紧张，心里“搭搭动”。初级课本早就学光，平日都是跟老师天南地北“茄山湖”，搬到长宁区后，我振作起精神，寻来一本新教材，里头收录了成千上百条惯用语。
我学到“轧闹猛”。生平不喜凑热闹，但是独自一人跟谁去“开”上海话?要认识上海人，得往他们活动的地方去。有一阵子，我常到住家附近的长宁文化艺术中心，送儿子上跆拳道，让他跟一帮上海小朋友混在一起，他们喊他包子，因为他是台胞。我自己则去看中心里每周五晚上的舞台表演，合唱或独唱，乐器合奏或独奏，全是音乐学院的学生。有一回演出的是音乐剧，剧中有个唯利是图的台商，嘴脸丑恶。舞台上的台商跟上海的穷艺术家起了冲突，艺术家求情：别这样，我们都是中国人。台商不以为意：我是台湾人！艺术家义正辞严了：今天你遇上我这个爱国的人，算你倒霉。他一拳把台商打倒：要你记住，我们都是中国人！台下爆出如雷掌声。
我有点吃惊，以为上海人没有那么“爱国”的。
我也去参加周日上午的上海文化讲座。陈子善老师讲从鲁迅到张爱玲，程乃珊老师讲异国经验，叶辛老师讲他的新作。与其说我想从这些演讲里听到新知新意，不如说想从其中窥知当地的文化现象，那包括追着陈子善问张爱玲怎能跟鲁迅相提并论的退休中学老师。
有一场是淳子老师讲张爱玲作品的电影改编，说到了上海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的韵致。我以前跟淳子一起喝过咖啡，演讲完毕她突然把我喊上台去，介绍我是台湾作家。这下子全场眼光像探照灯打过来，刚说了上海女人，现在来了个台湾女人，正好作对照。彷佛这代表台湾形象的重担还不够我扛，淳子说了，让我这个台湾人谈谈对上海男人的印象，男性听众闻言都把脊梁骨一挺，眼睛聚焦。急中生智，我用上海话问候大家，简单自我介绍，所有人惊奇之余，也就忘了追究我的想法。
活动结束，几个听众围上来，对我很好奇，其中一位是程阿姨，她说自己对文学有兴趣，任职于居委会，愿意教我上海话，约定每周五晚上在文化中心碰头。这个阿姨上海话说得悠软好听，颇符合我对上海话老师的理想。约定的那天，天落大雨，她骑了半个钟头的脚踏车来了，我千谢万谢她的热心肠。谈话以上海话进行，她问了我很多美国的事，车很多房子很大?我则请她下回告诉我什么是居委会。没想到之后天气都不好，然后她被朋友的狗咬伤了，再后来，她说她很忙。
我跟上海话老师说了这段，她提醒我，轧轧闹猛可以，也要懂得“轧苗头”。现在我们已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交，虽然我的年龄足以当她的姆妈，有时她还比我老成世故点。我也不喊她老师，跟着儿子喊她徐姊姊。上课时，我把一星期内发生大大小小的事，用上海话讲出来，唯一没有明白告诉她的是，我是个作家，于是她毫无城府地告诉我，家里爸爸如何偷电，妈妈如何挑剔帮佣阿姨，朋友工资三千却可报销一万，女人怎么嗲作精，男人活该做家事等等。我听了如获至宝。
我左思右想，单靠买东西时跟店员交换的只字片语，上海话哪能有长进?最好能交到一帮朋友，在轻松的场合里聊聊天。主意打定，鼓起勇气去拜访程阿姨来不及向我解说的居委会。
一踏进小区居委会，几个阿姨往我一打量，我心里便开始发毛。她们问我家住那里，暂住证申请了没，跟管区派出所登记了没，打开一本厚簿子查起来。在美国一住十几年，没有填过任何户籍资料，要作人口普查，政府也要一再倡导，才能登门调查。从小在台湾被灌输了不少恐怖的街道监控居民的故事，什么听壁脚啦，什么控制户口分配就业等等(那个程阿姨是做什么的?)我来这里不成了“舔刀羊咩咩”吗?
牙一咬，我把视为隐私的个人资料都填上去了，安慰自己，这些只有在美国才算隐私，然后怯怯说明来意。几个阿姨都露出笑容，其中笑容最灿烂的一把抓住我手臂，“妳明天来，明天健身操开课，要学上海话不怕没人教! ”
为了学上海话，我这匹荒野的狼，这片漂泊的云，这个享受寂寞的独行侠，换上紧身韵律服下海去了。结果，年长的阿姨练舞练得气喘嘘嘘说不出话来，年轻的姑娘则宣称上海话说得不纯熟。正如我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健身操竟然也非单纯健身，而是要参加三个月后的长宁区各小区比赛!我想“滑脚”，却被老师钦定为小老师，帮忙记舞步带大伙儿练习。为求比赛佳绩，四十来个年龄从二十几到六十几的女同志，每周数趟练习如何整齐画一。
我也是在制式威权教育下长大的一代。剪着丑死人的清汤挂面头，穿制服，排队朝会，上课端坐手放膝头，中午午休，脸一律朝左…那几千个寒暑，向右看齐向前看，整齐画一是我们的标竿。为了要跟别人对齐，只好特别注意大多数人如何行事，压抑自己的特色，成就了一种表面的和谐，赏心悦目并且易于管理。
去美国留学对我是一大解放。美国文化标举个性，尊重差异，每个人讲自己的话，原创高过传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幕。纽约大学表演文化研究所课堂上，我的导师播放了中国的白毛女芭蕾舞和其它舞蹈作品。在座师生同感惊异的不是舞者的技巧，而是群舞时的整齐画一。这是怎么做到的?要一群美国人做出整齐的动作，真会要了他们的命，他们的年轻人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肢体动作随心所欲未经束缚。
而这里电视上的小孩假得可怕，讲话的腔调表情都演练过的，一点也不自然可爱。如果不说话，让他们跳舞、弹古筝，他们也是整齐画一，脸上挂着不变的笑容，一点也看不出个性。要把活蹦乱跳的孩子拗成那样，是经过了多少群化压抑啊?
长久以来，我已遗忘向别人看齐，但是韵律舞练习把我带回了从前。我动作比别人大，跳得比别人高，原本是大家学习的榜样，经过一段时日，为求整齐，难度高的动作改简单了，我也被要求把动作做小。
一个独行侠跳起了团体舞，奉个人主义为圭臬的我落入了集体主义的罗网。一切的一切，都为了能讲几句上海话。
卖相
有些上海用词，牵涉到特殊的文化价值体系，一开始我常误解其意。应该说，我常用自己的价值体系去望文生义，牛头不对马嘴。
例如“螺蛳壳里做道场”，我直觉认为是贬义词，说的是小题大作，形式不配内容，名不副实，异想天开。但是它却是个褒义词，能把一个方寸之地布置安排得井井有条，引申有适者生存的处世智慧。在七十二房客年代，甚或对一些居住空间紧张的上海人家，这可不是大本事吗？
有一回学到“搭穷架子”，书上解释是不愿借钱不想求禄，我眼睛一亮，这还是头一回学到人穷志不穷之类的形容，我想到人格高洁的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故事。徐姊姊说了，搭穷架子是另一种打肿脸充胖子，都要饿死了，还不懂得灵活变通。
又例如“精”。一般人怕被贴上“精”的标签，但它在上海不是贬义词，说某人精，常是夸此人处事利索周到，熟门熟路。外地人不齿上海人的精，上海人不屑外地人的笨，半斤对八两。
我学到很多对精明世故的正面形容。“门槛精”“路道粗”“花头多”的人，都是有办法的能人。做人要灵巧，懂得“接翎子”、“轧苗头”、“看山水”，不要碰鼻头才转弯。
台湾传统文化特别喜欢老实人，传统剧目里有出“戆女婿”，老实忠厚的三女婿最得天公眷顾，所谓天公疼憨人，傻人有傻福。但是，憨厚的人哪做得好生意?不能维护自身利益或为自身争取最大利益的人，在重商的上海是被看不起的。上海话骂人不够精明容易上当的词特别多：戆大、搭头、洋盘、冲头、寿头模子、阿木林、乡下人…最好的戆，就属“戆进勿戆出”了吧?
上海的重商文化在方言里真是表现得淋漓尽至，不但有很多对精明世故的赞美，对吃亏上当者的鄙夷，还用商业行为来形容生活里的方方面面，如倒贴、买账、倒轧账、谈斤头、拈斤两、打回票…连外貌也说是“卖相”。生意成不成，货色的卖相殊关至要。上海人特重卖相，其来有自。
在美国住久了，衣着打扮以简便为主，尤多休闲服。在北京，一般人也打扮得很朴素，四年前的北京街头，女同志大多是直发素面，而上海，甭谈街上往来的时髦仕女都蹬着高跟鞋或马靴，像我这样穿运动鞋或平底鞋的几乎没有，连我的帮佣阿姨也染烫头发，穿着尖头高跟鞋。如果哪天迎面走来的女同志眼神往你身上聚焦，带着严肃的审视眼光，那就表示今天的打扮够洋气够时髦。
世界华文女作协两年前在上海开会，我帮忙找酒店。第一回去的时候，因为天极冷，穿了保暖的黑色寻常羽绒服，脚上是好走的休闲鞋。接洽的负责人是位女同志，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后，态度冷淡，也不肯给我优惠。几天后，一位长居日本的上海女作家，也是女作协的会员，特别来上海帮忙张罗开会事宜，带着我跑了几个地方。这位文友穿着毛呢外套长裙马靴，斜戴俏皮的红色圆帽，严妆丽服带了礼物去拜码头。对方是某文化单位的书记，是她的学姊，先送上礼物，再由学姊书记介绍了单位里的几个主编，由此为女作协找到发表新闻和刊登会员作品的园地。她也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的散文集打听出版的可能性。
这位文友“搭讪头”的功夫，我恐怕很难学会，从小到大生活和工作环境都很单纯，美国更不讲人情关系，但是卖相这点要学不难。再去接洽酒店时，我穿上了纽约带来的骆毛长外套、毛料西裤和皮靴，一副贵妇模样。接洽人员为我倒上一杯热咖啡，讲价钱时也好商量多了。
一年后，我回台湾探亲访友，惊觉台北街头见到的女性，穿着如此，如此…徐姊姊接口说“体忲”，邋遢之意。她自己在大冷天穿着皮大衣配短裙，因为体形属于“的粒滚圆”，再冷的天也绝不穿羽绒服。
上海人好面子，喜欢“札台型”，而且讲究维持自己的身分。同个小区的太太都不自己买菜，认为“坍招势”。我可不管，不论寒暑，脚踏车一踩就走，小菜场也好，小超市也罢，前篮里装满，把手各挂一袋，后座还夹着份报纸，摇摇晃晃往小区而来。大门警卫把我拦下了，“去哪儿啊? ”真没个太太样。
我之所以不掼太太派头，过着自己买菜烧饭的日子，其实是有原因的。原因跟学上海话一样，就是要跟上海这个地方有“搭界”，不要足不沾地活在云端。有上海朋友说了，她们从不去小菜场买菜，嫌脏。我则厌倦了美国那种宽敞洁净的超市，喜欢往有颜色有声音有味道有生活情态的小菜场里钻。我去看看上海人喜欢吃哪些菜，什么海鲜河鲜，哪能烧法?看阿姨怎么讨价还价，商贩怎么做生意，甚至看人吵架。景气不好，我总能听到阿姨跟相熟的商家叹苦经，过去一家门吃三只蟹，现在只能吃两只云云。
吃仔上海饭
学了上海话，一些茫茫前尘往事突然清晰聚焦。
中学最要好的朋友，上课时常偷传纸条给我，说她想要“困觉”。她还给了我一个绰号“桂圆”，一种台湾称龙眼的水果。是啊，她曾说她们家是上海人。中学最疼我的班主任，毕业至今我们不曾断了连系。听到我迁到上海，她来信说她们一家是上海人，虽然在台湾出生长大，她跟父母学了一口流利的家乡话。她期待我返台时，可以跟她以上海话交谈!还有，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在记录民俗文化享有盛名的汉声杂志社，我的主管奚淞老师，风度翩翩能文擅画，是文艺青年崇拜的对象。他写过一篇至情散文悼念亡母，题目是“姆妈，看这片繁花”，没错，又是上海人。我忆起二十年前他说过，他的父母当年从上海法租界去了香港，最后到了台湾。
此时，远在加州的母亲告诉我，我摰爱的外公竟然也来过上海。受日本教育，游学东京的外公，年轻时曾到上海来找寻机会。他穿着日式外套，只会讲台语和日语，在仇日排外的上海哪有可能找到工作?他跟母亲描述的上海，秋冬时极冷，在冷风里缩着脖子独行，脚下的落叶沙沙(是梧桐叶吗?)，闻到糖炒栗子的甜香…
一起举行读书会的台湾太太们，大多住在郊区别墅或虹桥古北某个高档小区，出入有车，多是可载七人的休旅车，方便购物接送小孩，有时兼作先生公司的公务车。她们不像我这样骑脚踏车去买菜，乘地铁和公交车绕上海。我跟一般游客一样逛石库门改装的新天地，也去老外和白领喜欢的田子坊，我更走进大街旁的小里弄，在污败的石库门里穿行，头顶上是一竿竿的衣衫和腊肉熏鱼。我走绍兴路思南路多伦路，看毛泽东宋庆龄蔡元培的故居…我不是上海通，也没有多“懂经”，事实上我害羞且缺乏方向感，我只是必须跟所住的地方产生一种连系。那连系不能只是食衣住行的消费，那连系也无法躲在华宅和轿车里产生。
有个从美国硅谷来的太太，陪从事保险业的先生住在浦东黄金地段一座豪华大厦里，俯瞰外滩美景。她说每天看着落地窗外的美景，只觉得空虚寂寞到想跳楼。她不愿出门，见不得市容脏乱，也受不了人的无礼。来上海一年，交游的都是驻沪的老外或台湾人。她极度不适应上海。朋友介绍她来看我，想知道我在上海如何安身立命。
我把大师的那句话转送给她：不要执着于你的舒服区。因习惯而执着于洁净和秩序，那执着就绑住了你。洁净和秩序，有时也让一切变得单调无趣。纷乱的人和景，一再刺激你的感官神经，常常有呼之欲出的故事线索。有人“骯三”，千方百计想“斩”你，也有人热心，有机会就帮你一把。人情的织锦错緃复杂，我们既是异乡客，对别人的误解和成见，要学会置之一笑。当然，寓居上海难免有慨，到内地四年，都搬了三趟家了。但就在这种迁徒变动中，在经验生活里各种小小的磨难时，上海的味道被一层层刷上去，生命的厚度增加了。我不求多舒服惬意，也不认为靠着蹩脚的上海话，真能融入上海人的圈子，但是，我的心在这里，我的笔也在这里。
冬天的时候，我们一家参加了上海艺日游活动，以一天时间参观数个上海的非主流表演空间，包括电影院、展览场、剧场和音乐酒吧，这些表演空间散落上海各区。冷湿的天候里，一行数十人造访某个僻静深巷或是郊野旧厂，攀爬一个又一个木板、水泥或铸铁楼梯，兴致高昂。
在纽约求学时光，学校就在前卫多元的下城区，从艺术家云集的格林威治村到鬼魅多彩的苏荷区，再往东到旧厂成剧场的东河一带，遍布小剧场，是表演艺术爱好者的天堂。我几乎每天都在看戏。开场前剧场门口大廰的灯光和喧哗，散场后黝黑街头疾行的身影，红砖建筑物前鬣鬣飘动的旗帜，夜风把淡去的烟味送入胸臆，而我满脑子都是舞台上的光影，那时我年轻。
上海也有这样的地方，只是散布在各角落，更加鲜为人知。造访这些地方，我感到亲切，更有点怀旧。没想到在这里，竟然找到跟年轻岁月时的一丝连系。更有意思的是参加者的背景如此多元，他们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其中有父母姊弟一家，姊姊以流利的普通话和英语介绍自己，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比利时人，她和弟弟出生在中国。上海如磁石，把各地的人都吸来了。
不是说“吃仔上海饭，赛过赅百万”吗?徐姊姊说她怎么样也不离开上海，上海是世界上最惬意的地方。张爱玲有篇散文就叫“到底是上海人”，夸奖上海人的通达，连坏也坏得有分寸。在时而方正大楼时而弯曲里弄的上海漫游，你想到童年的台南，成年后的台北，或是之后的纽约。在这里，东方与西方相遇，过去和现在水乳交融。
都说上海的旗袍师傅好，而当年旗袍正是由上海风行到全国各地，月份牌上柳眉弯弯的美女，上海影歌红星着旗袍的倩影，让旗袍和上海分不开。而今，一个接一个以老上海为背景的大戏开拍，着旗袍的上海女人风韵深入人心。初春时节，台湾一家人文杂志社请我写一篇上海旗袍，我找到了长乐路一家旗袍精品店的老师傅，九十多岁了还在为客人量身，人称“老法师”。老师傅十六岁开始做旗袍，数十年的世代交替，他那双眼那双手不知量过多少上海女人的尺码。我也心动了，让老师傅量身订作了一件，黑色浮花真丝绡衬湖绿夹里、立领凤凰纽黑滚绿嵌后开无袖。
夏天，我回到纽约旧地重游，在日本餐馆的小花园里与数十位文协的文友们见面，我故意穿上了这身旗袍，绢扇轻摇，还露了几句上海话。这一来突然把大家带到了上海，想象中的上海，“花”得他们一楞一楞。之后我坦告，其实上海女性不穿旗袍，她们追求的是洋气。
在加州圣荷西，陪着母亲和姊姊参加联谊舞会，我被介绍是上海来的。舞会上，台港人士居多，他们偷偷地打量我。有人窃窃私语：这身柳绿舞衣金舞鞋，肯定是上海的时髦打扮，听说过百乐门吧，上海人会跳舞呀！舞蹈老师跟我翩翩起舞时，听我英语流利，问了一句：上海那儿英语说得很多?我不禁笑了。
上海话胡乱学了两年，台腔台调讲得不正宗，情急之下还会冒出英语，可能外语在脑子里存盘的地方相近吧。或许我的上海话永远会是半调子，但它帮助我了解上海，让我在踏出自己的舒服区后，烧菜加糖，购物还价，“格算勿格算”的算盘常打，不知不觉中，一个台湾人过起了老写意的上海日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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