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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扬科长 (2009-01-19 08:40 阅读人次:4086)

　　戈扬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戈扬（1916年—2009年）原名树佩华，浙江海安人。中国著名女记者。与杨刚、浦熙修、彭子冈被称为“中共新闻界四大花旦”。

　　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1937年毕业于江苏镇江师范学校。同年参加战地救亡工作。曾参加台儿庄战役。历任《贵州日报》记者，新四军新华支社主任、新华分社社长，新华社华中分社副主任、华东总分社副总编辑，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上海《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新观察》主编。

　　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前后下放劳动改造21年。

　　1989年受到中国共产党开除处分，后定居美国。2002年在美国与司马璐结婚。

　　2009年1月18日在美国逝世。

　　取自"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88%E6%89%AC&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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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1]: 司马璐与戈扬：70年来中国人个体命运与思想的奇特经历 科长 (2009-01-19 08:46)

　　《多维时报》：司马璐与戈扬：70年来中国人个体命运与思想的奇特经历（1）

　　DWNEWS.COM-- 2005-01-13 12:19:36(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社记者　吴开渊

　　

　　纽约法拉盛一条幽静的小路上，福兰克林康复与治疗中心（Franklin Center for Rehabilitation and Nursing）。

　　

　　11月底的纽约已经寒冷，但是阳光依然强盛。在四楼的活动室里，中午的太阳倔强地穿过树梢，铺满了整个约100英尺的大房间。一尘不染的地板把阳光反射上去，让这个活动室里显得光芒十足。

　　

　　88岁的戈扬坐在轮椅里，静静地看著对面雪白的墙壁。即便是坐在轮椅里，也能一眼看出来，戈扬的腰杆是尽量地挺直的；她的衣履整洁，明显是刻意修饰了的；她脸上总是笑著，尽管已经不太能够说出话，但是她把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第一，这里有24小时看护；第二，他们来看我很方便；第三，食物也不错；第四，早晚都要进来，晚进来不如早进来。”接著她大笑了一回。

　　她在解释中心对於她的重要作用。

　　

　　如果不是熟悉她，谁也不会知道，这个无人陪伴，在生命衰竭的人群中勉力支撑著自己尊严的女士，曾经是驰骋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沙场、曾经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指斥为学生背后的“黑手”、曾经官至中共副部级干部的中国风云人物。

　　

　　在离中心只有两条街的比奇路（Beech Avenue）上，她的老伴，85岁的司马璐正在等待公派护士的到来。按照约定，这个护士每个星期来给他检查一次身体，并了解他的药物是否足够，是否起了作用。

　　

　　

　　

　　司马璐已经85岁了，“我很怕记者，谈话多了血压升高，对身体不好。”（多维记者吴开渊摄）

　　

　　

　　

　　“人老了，就有这个问题，毛病多。所以我现在很怕记者。谈话多了，血压就会升高，对身体不好。”他很严肃地对多维说。

　　

　　同样地，也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个子不高、微微发胖的司马璐，一直以来是被外人称作“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活辞典”。

　　

　　这一对2002年在纽约登记结婚的老人，记录了整整90年来在中国的革命的全部过程，而他们自己的出生、相遇、分离和结合，书写了70年来中国人个体命运与思想的奇特经历。

　　

　　●青梅

　　

　　“我於1916年初生於江苏省江都县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母亲早故，父亲潦倒，五岁被送到舅父家作养女。”戈扬曾经这样写道。

　　

　　这样短短的几个字里，其实蕴涵了一段极其悲凉的故事。根据司马璐的回忆，戈扬的父亲曾经是民国初期的“高级知识分子”，毕业於北京的一所高等师范大学，毕业之后江苏省东台县，办过一个书店，后来回到了故乡东台。在她出生之前，曾经有过一个姐姐，但是早夭。於是父亲盼望能够生下一个男孩。戈扬的出生对她的父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於是他就离家出走了。

　　

　　戈扬在富兰克林康复与护理中心，情绪很好。 (多维记者吴开渊摄)

　　

　　“戈扬的母亲看他要走，就起身去追。那个时候她刚刚生孩子不久，身体虚弱，於是就出现了血崩，死掉了。”司马璐对多维说。

　　

　　她的父亲从此更加消沉，抽起了鸦片烟，变得生活无著。“他把房子也卖掉了，就在亲戚家里东家住住，西家住住，没有多久也死掉了。”这个时候，戈扬不过才10岁。

　　

　　戈扬的舅舅姓树，於是戈扬就跟了舅舅家的姓，叫做树佩华。

　　

　　她被收养的地方，恰恰是司马璐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江苏省海安县。

　　

　　戈扬成为孤儿的前一年，司马璐的父母在同一年过世了。在这个时候，他的名字叫马元福（后来又改名为马义）。他是一个大户家庭里的孩子，不过在他成为孤儿的这一年，他却被马姓家族剥夺了一切的权利，只得到了维持生活的一点基本财产：因为他根本就不是这个马家里的成员，而不过是这个马氏的养子。

　　

　　他真正的家世是另外一个悲剧：她的母亲是海安崔姓大户家的小姐，被当地她的家庭医生、当地名流陆省斋诱奸成孕。17岁的崔小姐在忧郁之中诞下他之后，吞金自杀。被丑闻所困扰的崔家把他丢在了“育婴堂”里，举家迁移了。

　　

　　“我这一生的体会，是我的出生太苦了，太特殊了。”司马璐在刚刚开始叙述的时候就停了下来，眼睛看著窗外，讷讷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沉吟著说，“怎么说呢？我自己觉得，我能够活到现在，都很偶然的，份属意料之外。”

　　

　　不过，恰恰是这样的一种困难机缘，使他能够开始和戈扬开始一段长达70年的奇缘。

　　

　　在马氏家族抢夺了家产之后，司马璐在一个叔叔的照料之下，读了两年的私塾，三年的小学。但叔叔同样家境贫寒，无力供他继续读书。12岁的时候，司马璐开始必须养活自己了，他进了一个杂货店当学徒，之后在布店当学徒，之后在一家报馆里当排字练习生。他希望能够学点东西的欲望被老板用棍棒打了回去，逃了出来，变成了一个乞丐。“当我饿得实在有点发昏，才懒洋洋地挺起身子讨些钱去买点食物。”他在由明镜出版社刚刚出版的《中共历史的见证》中这样写道。

　　

　　“我是从来没有见过母亲，戈扬等於也从来没有见过母亲。我们住的地方离得不是很远，因此经常一起玩。”司马璐对多维说。

　　

　　戈扬在被送到舅父家中之后，把父亲开书店剩下的书籍也全部搬了过去，因而从小就有了读书的习惯。“舅父无子，为了要传宗接代，有一位可怜的农村姑娘做了牺牲品。那时我和这个被压迫者相依为命。大革命的火花一度冲开了我们家乡的黑暗，在她的帮助下我争取到了上学的机会。1929年入本镇端本女子小学，两年半就把小学读完，考入泰县女子职业中学，后转县立中学。初中毕业后失学一年，考入了江苏省立镇江师范。”戈扬在自传中写道。

　　

　　流落的司马璐回到海安时碰见了他一生难以忘怀的恩人、美孚洋行的总代理贾静斋。贾安排他读了一个短时期的图书管理，之后在1935年又聘请他担任贾与他人合办的“私立镇江图书馆”管理员。在这个图书馆里，司马璐认识了许多的左倾青年，开始接受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础知识，并且参加了左倾青年的秘密“读书会”。其中他印象深刻的是秘密共产党员，后来的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父亲江上青。“江上青长得很英俊，说话也很幽默。对付国民党很有一套。被逮捕之后要求写自白书，他就写，出来之后继续为共产党工作。他还跟我讲很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然后又开玩笑说：‘现在都是瞎说，回家往老婆怀里一倒，就什么都忘记了。’后来有人说江上青是叛徒，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不是。”

　　

　　而在镇江师范就读的戈扬就是读书会里的积极分子。“她那个时候很活跃，很漂亮，又有演讲的天才，所以很多人追她。”司马璐回忆说。仿佛当年也曾经是他的骄傲，他的脸上带起一些微笑来，“我们那个时候还组织演话剧，她就是主角。”

　　

　　在70年的革命与逃亡生涯中，这是戈扬比较享受的一刻。(多维记者吴开渊摄)

　　不过，这样的秘密“读书会”，总是出了事故，1937年5月，司马璐被国民党抓了起来。按照江上青以及其它中共“前辈”的教诲，他挺了过去，交了一份不痛不痒的“自传”，就放了出来。“共产党看我没有出卖别人，就把我突击入党了。”那是1937年6月，他接著就奉派回到海安。

　　“1937年7月，我回到海安。……7月8日早晨，有人敲门，原来是司马璐，他那个时候叫马义。……他神色兴奋地告诉我：‘抗日战争开始了。’

　　

　　‘哪天？’我问。

　　

　　‘昨天，7月7日。’他答。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文化馆有一个无线电，由我管，我从无线电知道的。’他说。”

　　

　　他们一起匆匆上街去贴大字报，一起组织了一个抗日剧团。戈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司马璐已经入了党，而她仅仅还只是一个党外积极分子。可是奇怪的是，就在戈扬担任主角的话剧正在排演的时候，司马璐突然失踪了。

　　

　　已经成为了共产党员的司马璐和即将成为共产党员的戈扬，当然都不会知道，在这一年的8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总书记陈独秀，刚刚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但是，他已经被中共当成了叛徒。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并且一直到1927年的中共五大，都是共产党的实际领导者。由於反对与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进行无条件的合作，他被强行替换了下来，从此变成了一个政治“流浪汉”。陈独秀在此之后，开始转向了“民主主义”，在1940年他写道：“民主主义是……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无产阶级……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1942年，被共产党遗弃了的陈独秀在四川贫病交加而死。

　　

　　●革命

　　

　　司马璐当然并没有出什么事，他只是奉上级的命令，去了上海进行抗日活动。但是到了1937年10月上海沦陷，他就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以做，於是，他和许多共产党人一样，开始去延安寻梦。

　　

　　“我从来没有家，我的一生有遗憾，是个私生子，受被人侮辱，也只好忍耐。所以自从进了共产党，就把党当家，把领导人当爹娘，从来不会认为他们错。我在共产党的时候，屡次被批，都认为是自己的错，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说。而当时的形势更使司马璐充满了对延安的幻想。“延安是当时的‘革命圣地’，能够去延安打一个转，就好象出洋镀金一样，即使是一个白痴，我们也得对他敬畏三分。”在《中共历史的见证》中，他写道。

　　

　　延安的经历是司马璐“革命历程”中最重要和时间最长的一个部分。不过，这样的似乎应当是“金光闪闪”的历史，却为他的未来罩上了重重的阴霾。

　　

　　“这期间我有一个艳遇。在去延安的路上，那个时候在（陕西）云阳要做短暂的停留，因为招待所满了，我们一群青年男男女女被安排在一个大房间里住，一个女青年叫我和他一起睡。那是我第一次和女孩子交谈、拉手、亲嘴、拥抱。当时我的心跳很快，确实有些冲动，因为没有经验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她也没有引导我，就如此虚度良宵。后来有人问我发生什么。的确没有发生什么。”司马璐一边回忆，一边大笑。

　　

　　到了延安的司马璐进了当时最著名的“抗日大学”（“抗大”），在那里他聆听了几乎所有中共高级干部的演讲：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张国焘、康生……。“我有一个‘延安梦’，这时又真的身在延安，也就自然入梦。人在梦中不觉是梦。我们黎明起身后就开始迎著寒风劈开冰块，用人的体温把冰化成水。……我们把自己的苦行视为革命者应有的情操，因为我们身在梦中。”（《中共历史的见证》）

　　

　　1938年，“组织问我，有什么特长？我说，当过图书馆管理员。於是他们就任命我做抗大图书馆馆长。”在这个似乎应该是他在党内飞黄腾达的开始的时候，他突然和党的关系开始紧张了起来。在图书馆里，有一位女同志叫夏森，长得很漂亮，被抗大的训练部长陈伯钧看上了，由於司马璐与夏森关系较好，他成了陈的假想情敌，受到了陈的压制。而更由於他拒绝让自己图书馆这个“女儿国”，成为延安高干的“窑子”，他开始莫名其妙地遭受到了身份的审查，要求他交代家世和在国民党监狱里的表现。在没有任何的前兆的情况下，“坐了共产党的冤狱”。

　　

　　这一切，当然都不为戈扬所知。从镇江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她当了几个月的小学教员，接著就去参加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到了武汉。她的职业生涯，新闻，便从这个时候开始。在武汉，她主编油印小报《老百姓》，在武汉街头张贴。1938年，她参加了由国民党将领李宗仁领导的著名抗日战役台儿庄会战，并在前线徐州编辑战地小报，写战地通讯。其后又转移到贵阳当了一段时间的记者。大约在这个前后，她得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赏识，把她调到重庆，跟随邓做妇女工作。“我是在1937年参加革命的，目的是反对日本的民族运动。我发现国民党腐败，而且不民主。他们是一个一党系统，我觉得共产党会好一些。共产党那个时候的宣传对国民党非常厉害，说国民党很坏很坏，只有共产党是好的。它很民主，很平等，给所有的人都提供粮食。於是共产主义逐渐进入了我的灵魂。”1990年，戈扬接受CNN的采访时说道。

　　

　　不过那个时候的戈扬连共产党员都还不是，仍然不过是外围的一个知识分子。

　　

　　命运把司马璐逐渐地往重庆赶。

　　

　　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潘汉年保了司马璐，并把他送进了当时培养情报干部的“枣园训练班”。1939年，司马璐被安排进刚刚成立的新华社，担任驻延安办事处负责人。但他似乎是运气不佳，很快地，因为他和办事处“副手”（由领导安排）不和，而副手利用战乱期间管理问题而出现的党籍问题，使他陷入了“组织关系不清楚”的旋涡，被取消掉了领导干部的职位，甚至连党员都已经不是。

　　他又一次接受党的命令，到“白区”去“开辟工作”，接受“党的考验”。“我沿著延河默默地走著，河面虽阔，水不过膝。我又走上浮桥，可以清晰地看到水底的石子。我呆呆地看著，随后唱起了《延安颂》、《抗大校歌》、《黄河谣》，以掩饰我破碎的心。然后我对延河说再见。

　　

　　我这个原是没有家的孩子，后来找到了共产党，以为有了一个家，现在我又要去寻找了。”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里，他孤身闯荡，一会儿参加隶属东北军的骑二军，一会儿又流落到民间去编报纸，一会儿落入共产党又被踢出去，一会儿又组织游击队被共产党当成了“土匪”。就在这样的跌跌宕宕中，1940年他来到了重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任朝鲜义勇军领袖的秘书。

　　

　　他於是在这里和戈扬重逢。“那时她在蒋夫人（宋美龄）的机关，全国慰劳总会里工作。收入比我好，每一次我去看她，她都会带我到附近的小馆子里给我‘补一补’。”司马璐笑呵呵地说。不过他们那个时候都不谈政治，大多数情况下只谈一些家乡的事情和故人。一个在周恩来的手下工作，一个实际上在邓颖超的手下工作，他们却从来都不知道。“一直到后来在纽约见面，我们才知道那时都在为共产党做事。”

　　

　　不过那个时候，已经成熟了的司马璐真正地对戈扬印象深刻，她是他心目中的红衣少女。“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沈醉的手下向他报告，经常有一个‘红衣少女’出没在周公馆。正要对她下手，被共产党得到了消息，邓颖超就安排戈扬离开了重庆。”1941年，随著戈扬前往新四军，入党，成为新华社记者，他们开始了长达50年的分离，而他们在政治上，也开始分道扬镳了。

　　

　　司马璐与戈扬：70年来中国人个体命运与思想的奇特经历（2）

　　DWNEWS.COM-- 2005-01-13 23:45:04(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社记者　吴开渊

　　

　　（续前）无论是年方22岁但是已经历经艰辛的司马璐，还是政治人生刚刚起步的戈扬，这时候他们惟一接受过的政治教育，都是左派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都没有听说过，也没有想到过，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叫自由主义的理论存在过。

　　

　　但1941年，已经在中国声明大噪的胡适，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发表了一篇英文演说，题目叫《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他在文章中总结了极权的20个特点，如果那个时候的“马义”能够得到这个演讲，他一定会注意到其中的一些：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宗教之下；领袖是一般信仰的中心，等於是一个神；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民众，严惩诚实思想；以专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党控制一切文学艺术；讲成分出身，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法；实行人民军事化，时刻准备战争；到处滥用“劳工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胡适还说，苏联、德国、意大利推行的都是极权主义，中国不能走这条路；只有自由、民主、容忍异己的欧美政治制度才站得住，我们要走的方向是“自由民主政治”和“有人味的文明社会”。在五四运动之后，就在陈独秀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时候，胡适把自由主义也引进了。

　　

　　从1951年到1954年，中国大陆发起了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指斥他是“资本主义唯心先验论”、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就在差不多同一时候，美国的一本杂志，就把他评选为“当代最有影响的100名人物”中的一个。如今，胡适的政治、哲学和文化思想，是任何一个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所无法跳跃过的一个里程碑。

　　

　　●“叛变”

　　

　　在司马璐的安排下，朝鲜义勇军不断地从蒋介石那里获得军饷和武器，却不断地前往华北投奔共产党。於是在1941年，他被通知恢复了党籍。在朝鲜义勇军的精锐消化殆尽的时候，他又一次被“考验”，派往浙江西部“开辟工作”。

　　

　　“我在富阳地区的一个小村庄，是一个三不管地带，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都有活动。每天都看见死人，但是你都不知道是被谁杀的。”他说。“我只有一个本能的求生欲望，逃。”

　　

　　这一逃，他变成了中共的叛徒。

　　

　　和中共的许多“老干部”一样，进入了新四军的戈扬这个时候对共产党只有信任，更由於她只是记者这样一个比较“技术性”的工作，她并没有机会介入党内的政治斗争，她开始在其中稳定地上升了。不过，没有多久她就遭遇到了“皖南事变”。新四军的9000多人在皖南地区遭到了国民的伏击，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失踪。这个事件成为了共产党攻击国民党“破坏抗日”的主要证据之一。

　　

　　“我的政治警觉性比较高，求生的本能欲望也比较强，可能跟我小时候的遭遇有关。但是戈扬却不一样，她那个时候对共产党很信任，也相信是国民党搞的破坏。”司马璐说。

　　

　　不过根据他的研究，皖南事变固然有国民党报复共产党的因素，但同时也是共产党内部党争的一个结果。主要是刘少奇意图控制新四军，剥夺与毛泽东是党内死对头的项英的权力。“蒋介石帮了毛泽东一个忙，除掉了他党内的一个心腹大患。”不过，司马璐认为，由於许多中共的秘密文件被篡改或遗失，这个事件的真相现在还很难明了。

　　

　　“后来在纽约，戈扬和我说了很多新四军内部的事情。我就帮她分析。她说哎呀，那个时候我胡里糊涂的，根本就没有看出什么。现在一想，还真的是很有道理。”她因此鼓励司马璐把他对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的看法写出来，也就是《中共历史的见证》。

　　

　　离开了中共的司马璐逃回了重庆，他在那里创办了一份名为《自由东方》的杂志，讨论东方民族的解放问题。甚至收到过后来成为越南领袖胡志明的“读者来信”。

　　

　　1943年，他正式宣布“脱党”。后来，他又跑到上海，联合了一些知识分子，但主要是四川的“袍哥”与上海的“红帮”成员所组成的“中国人民党”。他在解放战争期间的1947年10月1日的两周年纪念宣言上这样呼吁道：“现在战争一天天打下去，了无终日。出钱出粮，抽丁纳税，都压在我们老百姓的身上。请看国共双方皆各自宣传他们的胜利，试问那些为战争所牺牲的冤鬼，哪一个不是我们可怜的老百姓？”

　　

　　1948年4月，司马璐参加了上海文化界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民主的“4?14宣言”。然后又担纲组织了受到国共两党共同抨击的“民主和平同盟”。他和文化界的另外两位名人张申府、施复亮被中共的佳木斯电台成为“历史罪人”，又因为他们三人都是中共的退党者，他们又一起被成为“叛徒”。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了上海，他见到了曾经在延安救过他一命的潘汉年，得到了一顿痛斥：“你要重新做人。如果你不回到革命的道路，将来一定为反动派所利用。”

　　

　　也许潘汉年真的是有先见之明，司马璐的确为“反动派”所利用，不过这个反动派，不过是他自己而已。但潘汉年一番话却打醒了试图在中共的统治下“做生意”的司马璐，他逃亡去了香港。

　　

　　他本来期望能够带走此时在上海的女朋友路培华。但是路要照顾母亲，不能同行。她变卖了一些首饰，安排司马璐以经商的身份渐次离开上海到香港。她说：“等我吧，我把妈妈安排好，会跟著来的。”

　　

　　他们共同的朋友英国记者史密斯后来告诉到了香港的司马璐，“LULU已经不幸死了。”到底是怎么死的，司马璐也不知道，只是知道在她死前，共产党经常“看望”她。

　　

　　伤心和痛恨夹杂在一起的司马璐於是起了今天这个名字，以司马来尊敬司马迁，以璐来纪念这个对他有恩有情的路培华。

　　

　　凄惶之中到达香港的司马璐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虽然他只是“卖字为生”，但却乐得自在。1952年，他出版了《斗争十八年》，回顾在中共中的历程。这本书的热销使他成了“小康”，并且在知识界中开始获得声誉。

　　

　　随军南下的戈扬这时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她成了和杨刚、浦熙修、彭子冈齐名的“中共新闻界四大花旦”，出版过红色新闻学专著《采访与写作》。

　　

　　在司马璐逃离上海的时候，戈扬也来到了上海。她已经是新华社华东分社的副总编辑，社长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四人帮”的张春桥。“不管后来人怎么说，戈扬认为张春桥对她不错。有一次她生急病，还是张连夜把她送到了医院。”司马璐说。

　　

　　这是戈扬人生中的一个高潮，在“开国大典上，她还上了天安门呢。”

　　

　　“在开国大典之前，天安门广场啊，一片乱草。那个乱草足有半人多高。哎，就在开国大典之前，北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义务劳动，把天安门前的一片荒草全部锄完。那个时候的青年啊，对解放军解放全中国，那个热情简直是冲天万丈。”在接受回顾六四的纪录片《天安门》采访的时候，她回忆说。

　　

　　她的热情，与这些锄草的青年并无二致。1950年，受胡乔木的委托，她接手担任了《新观察》杂志的主编，享受副部级待遇。“她跟胡乔木说，要把这个杂志办的活泼一些，胡乔木也同意。於是杂志后来刊登歌颂党的事情也少了，多登一些反映民间的东西。《新观察》销路最好的时候，是全国排名第二的，仅次於《中国青年》。别的杂志向中央要津贴，她不要，还上缴。”

　　

　　作为一个红色记者，戈扬自然未必同意她的杂志的前身《观察》杂志。由知识分子储安平创立的这本杂志，却是中国新闻史上同样无法跨越的一个里程碑。1946年在上海发端，它所刊载和争论的中心题目，居然是几十年以后才在中国重现了的一个基本问题：自由主义，尽管在时局的冲荡之下，它也不断地在批评国民党。在1948年被国民党查封之前，它的整个历史贯穿了一个名为“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大论战。中国知识分子谢泳在研究《观察》后这样评价道：“今天当我作为研究者重读他们当时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和评价时，很为他们的理智和清醒所震惊。他们对於国共两党的评价，总体看，对国民党的评价要高於共产党。”哲学家张东荪在上面写道：“要我在法西斯与共产主义之间做一选择，无异於要我在枪毙和死刑之间作一选择。”

　　

　　1949年11月，在勉为其难中，中共同意了《观察》的复刊，但仅仅刊发类似於《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美帝在亚洲的新阴谋》的文章的杂志，很快失去了读者，在黯然之中，1950年5月就中止了，而代之以戈扬的《新观察》。

　　

　　这位储安平，1957年选择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在报社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著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他很快就成为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中放出了“党天下”的惊天之论。1966年，储安平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不久之后就失踪了，生死成为迄今为止的一个谜。

　　

　　（未完待续）

　　《多维时报》：司马璐与戈扬：70年来中国人个体命运与思想的奇特经历（3）

　　多维社记者　吴开渊

　　（续前）

　　●变异

　　在储安平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的这一年，红色新闻界四朵金花在“反右”的风潮中一起陨落了。

　　杨刚，地下党员，《大公报》的驻美记者，她以中国公民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信，要求美国停止对国民党援助。杜鲁门因此向他的阁员承认“我对中国政治知之甚少”。1957年6月9日反右开始，她在担任副总编辑的《人民日报》上写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一起做过梦，又一起把梦变成了生活。难道这一切都错了吗？难道我们做梦也做错了吗？”10月7日，她突然自杀，原因迄今未知。

　　浦熙修，《文汇报》记者，全国妇联委员。反右开始后，1957年7月，她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以自己和民盟领袖罗隆基的恋爱关系，“床第之欢”变成了政治武器，“让这些所谓的亲密的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实际上他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由于交代彻底，她并没有遭到太多的迫害。但是“性格开朗的浦熙修是在‘破帽遮颜’的孤寂中染上绝症的，1970年，她郁郁而终。

　　彭子冈，中共地下党员，《大公报》记者，“漫步张家口”系列报道“鼓舞了无数解放军战士”，解放后《旅行家》杂志的主编。1957年8月1日，《人民日报》说她“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毒化了她的灵魂，彭子冈堕入右派泥潭”。之后当印刷工，下放五七干校。1977年开始，她卧床不起，染上了褥疮。她的儿子，中国作家徐城北这样写道：“她原籍苏州，明眸皓齿，思维敏捷。她喜欢自然美，从不涂脂粉。”1988年“褥疮于冬至后突然先后全都溃破。我请教了大夫，找来纱布、酒精及各种外用药给她换药……”她在这一年去世。

　　在纪录片《天安门》里，戈扬说，“当时的共产党很多人都住到北京的王府里面去了。原来这些人都住在老百姓家里，叫做‘鱼儿离不开水’。老百姓进城要找一个他以前认识的干部，他也找不找。水儿找不到鱼啦。鱼都在王府里头。毛泽东当上皇帝了，万岁，万万岁了。但是在50年代初期，我并不认识。”

　　1957年虽然也是她遭难的时候，不过她的精神世界已经开始微妙地起了一些变化。“我们杂志设立了两个专栏，‘生活小故事’和‘小批评’。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来信给生活小故事。两三年之后，事情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很多文章批评官僚主义、浪费、贪污……批评共产党。我们几乎找不到正面的故事。我们不得不设立了一个部门来出来这样的来信，太多了。”在接受CNN的采访时她说。

　　另外一个思想转变发生在1953年的苏联之行。“在东德，我看见街道上是一片死寂。莫斯科的情况基本相同，人们必须排队等待所有的东西。而回到北京我发现情况好得多。那个时候北京的东安市场上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私人业主，有足够的商品。……但是，大跃进之后，就和莫斯科差不多了，甚至更差。”

　　根据1968年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的、由陈权编辑的《“鸣放”选萃》的记载，1957年戈扬说了这样的一些话：“教条主义束缚人。过去做一个党员，不是当疯子，就是当死人，心里的话只能在自己房间里讲讲。”“现在‘鸣放’是文汇报在领导。《人民日报》已经落后了。”

　　《新观察》杂志1958年3月8日召开了一次党支部扩大会议，她被宣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抗战期间，当沈醉手下的国民党特工人员对她钉梢，企图加害的时候，邓（颖超）及时安排，使她安然潜出重庆。沈醉丢失猎物，不明所以，直到近40年后才知道输给了周氏一着棋。这一次他身为总理，他和邓颖超竟未能保住戈扬。”后来有人这样评论。

　　紧接着就是下放到了湖北涿鹿县“喂猪”，编县志。后来又被分配到辽宁省编《鸭绿江》杂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再次发配到内蒙古的沙漠里插队，整整20年，直至1978年平反。

　　“说起来很奇怪，就在戈扬被打成右派的第二个月，我在香港就创办了《展望》杂志，我们的中文杂志名的意思差不多，英文也很相似。冥冥之中有人安排我来接续她的事业？”司马璐笑着说。但是他说虽然他是无神论者，可是他还是相信命运这么安排。

　　在香港的生活按照司马璐自己的话说，是过的“小资生活”。他的“发财”，却和中共有着紧密的关系。依靠着在香港这样的自由环境，和他在中共内部的经历，他对中共历史的了解，他创办的“自联出版社”成为研究中共历次运动的主要基地之一，他收集关于中共的早期资料，汇编成册卖给研究者，甚至吸引了中共的官方机构也前来购买。他在《中共历史的见证》中举了一个例子。他在香港的旧书摊上买了一本清朝时候的社会主义读物，费钱港币五角，他影印100册，定价200元，全部售磬，“大陆也买去数本”。

　　对于司马璐来说，家里最可宝贵的财富，是遍布其间的5大架书籍。（多维记者吴开渊摄）

　　甚至早在1955年，他就批驳了当时关于中共是一个有信仰的党的说法。他写道：“党员的身份变成一种职业，也就是列宁所说的‘职业革命家’，这些‘职业党员与所谓的思想信仰等等毫不相关。……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因素固然很多，但是最基本的是他们有系统地掠夺和掌握农民的粮食，?养了一个军队化的党。……本质上是一个破坏性的集团。”他开始提出了“和平演变论”：“是通过民主道路，在和平中求进步，不断争取全人类的幸福。和平演变就是和平斗争。是科学的竞赛，智慧的竞赛，物质的竞赛，实力的竞赛。”

　　他成为了中共不断批判的“反共作家”，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自联出版社曾经遭到过香港红卫兵的纵火。

　　司马璐的个人生活却并没有像他的政治生活这样从一个低潮走向一个高潮。到香港之后，他遇到了一个叫居白易的女人。居的妹妹未婚诞下一女，由她养着，对外只说是她自己的女儿。这个“私生女”的命运一下就触动了“私生子”司马璐的神经，他马上表示愿意为“私生女”承担一切责任。为了孩子的成长，他和居白易结婚了。

　　不过他们婚后的生活却并不和谐，“生活很不快乐”。但这个跟了司马璐姓马的“私生女”，却在他的照料下幸福起来。“这个孩子对艺术很有天才，17岁的时候就画得一手好莲花。那个时候我的自联出版社刚好也可以帮她做销售，居然有一幅画卖了200美金。后来我就送她到美国来读书。”

　　家庭生活的梦并不美满，但是政治生活的梦却逐渐地充足起来了。

　　“我不像有的人，今天是极左，明天是极右，我的思想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转变。我离开共产党，但还是一个左翼青年。逃回重庆的时候还是中间偏左。在香港的时候，我读了一些书，包括陈独秀的民主主义，很受启发。后来读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也很受震动。他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意思就是共产党里面没有自由，这和我自己的体会是一样的。不过，胡适的书，对我的思想演变有很大的影响。我的许多认识，都是从自己的许多经历，学识中得出来的。他们现在说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的时候，司马璐这样总结。

　　那个时代对于戈扬来说，是一个怀疑的开始，“我明白了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农民们的生活非常困顿。……我意识到，为了标榜他们的共产主义，他们准备就此全面撒谎。”（CNN采访）但她没有来得及思考，就被流放到了没有任何思考余地的苦寒之地，在“无法忍受”的体力劳动和忍饥挨饿中苦等待未知的明天。

　　和司马璐一样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顾准，却没有他那样的运气，他没有逃出共产党，而是在党内做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甚至早在戈扬受难之前的1952年，他就在三反之中被撤消了一切党内外职务。1957年，他成了右派，1965年，他成了“极右派”。他的子女要和他划清界限，逼他签字。但是，就是这样，他个人的遭遇，国家的命运，不可能不使他要努力弄懂“民主”是怎么一回事。他说，“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这是可悲的。”

　　“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要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要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1974年，他在贫病交加之中患肺癌逝世。

　　中国人没有多少人记得他，没有人知道在那样一个被流放和在苦难之中的人，还继续为这个国家延续最后一点理性和自由的光芒。

　　●流亡

　　1979年，戈扬回到了北京，她复出了。

　　同样在作家协会下，同样在胡乔木的领导下，她重新出任了复刊之后的《新观察》的主编。

　　“《新观察》复刊之后起了很大的作用，团结了很多的知识分子。戈扬是一个很强悍的人，文革之后虽然对共产党失望，但是总觉得党再怎么坏，也还是自己的母亲。她对中共卖力多，也有一种‘嫁鸡随鸡’和‘良臣不事二主’的心态。”

　　戈扬说，我真正的思想转变，是从病中开始的。 (多维记者吴开渊摄)

　　但毕竟，在遭历了20年的艰难岁月之后的戈扬，已经不在是那个对党内的斗争“稀里糊涂”的戈扬了，她期望自己能够对这个国家做一些什么。她的《新观察》，和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成了新闻界里中共党内人士主持的最犀利的两把利剑。

　　“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也快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邓小平聪明的地方就在这，就是吃一下资本主义的救命丸了，提出来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要学资本主义的那些东西。但是因为过去把资本主义当作死对头，你怎么又能去学资本主义呢？不好说。那么邓小平就搞了一个叫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她在《天安门》里说。“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时很寄望于胡耀邦。”司马璐说。

　　她开始以不同的方式，面对的是自己曾经参与其中争取自由民主的党，开始了一个新的梦想。而司马璐却继续在香港过他的被不断谴责的“太平日子”。

　　1979年4月，中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他给邓小平写信，说“改革开放中的四项基本原则是‘言论自出，组党自由，全国大选，实行法制”。

　　但是没有多久，邓小平开始和撒切尔夫人谈论收回香港主权的问题。“我对于中共的知识，使我对中共的动向十分敏感。”虽然他认为中国提出了许多保证，多少年“不变”，但是他依然无法信任。“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的中国，这个中国属于人民自己，人民能够行使主人翁的权力，那么，我绝对拥护中国收回香港。”但是，共产党执政的现实使他无法释怀，他再一次“逃亡”了。1983年，他移民来美国。

　　那个戈扬期望很高的胡耀邦，1987年全国学潮初起的时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潮中，被当权的左派轰下了台。1988年12月，戈扬在北京大学“未来学会”的成立典礼上，做了一个演讲，公开说“20世纪见证了社会主义的失败”。在台下听演讲的后来的学生领袖王丹说，“我把巴掌都怕红了”。但是中共把戈扬的讲话下发给了中央政治局，批判她否定社会主义。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全国“风雨欲来风满楼”。她带着《新观察》的全体编辑记者去天安门献花圈，被同学们团团围住。

　　台湾星云大师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戈扬一头白发，少有精神委顿的时候，说话声音洪亮，爱恨分明，从不含糊。对事：不回避现实而又矢志推动改革的态度，让大陆高干又爱又恨。”

　　她自己目睹着89年整个事态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里头举行胡耀邦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我进去以后就感到这个人民大会堂里头又黑又暗，而且气氛也不好。赵紫阳匆匆忙忙念完了悼词，中央领导就赶快撤了。”学生们已经在天安门聚了很多。“我就想到学生队伍里头去。去不了，中间隔了九行武警。”

　　隔着武警武警，三个学生代表把请愿书高举在头上，跪了下来。国务院总理李鹏就从这些人的眼皮子底下过去了。“哎呀，我就觉得他们对学生怎么这么那么无情啊。我们觉得太不象话。我们这些在人民大会堂里面的人老实说啊，当年很多都参加了学生运动，为什么现在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学生呢？”

　　“我们当年反对的，就是现在学生反对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反人民，反学生的党。我们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这个党。”

　　但是73岁的她并不知道以后即将发生什么，受到美国方面的邀请，她到美国来参加一个关于“五四运动”研讨会。

　　“戈扬和邓颖超的私人关系好。临走的时候打电话给邓。邓让她‘悠着点’。意思是叫她不要介意。邓颖超的秘书还打电话给她，叫她相信党。那时侯邓颖超还说过比较激烈的话，说她不相信党会镇压学生，如果开枪镇压，她就脱党。”

　　带着这个几乎类似于承诺的话，戈扬上飞机到了洛杉矶。正要回国那天，北京戒严了。她只能暂避在西来寺。

　　“6月4日，枪声终于响了。

　　我呆了，我木了，我傻了，我像一具死尸坐在书桌旁边的椅子上。”

　　在西来寺里，她写了一首诗：

　　“洛城山外景色新，客子遍尝两岸情。患难方知佛可归，是非尽处见真人。”

　　

　　

　　《多维时报》：司马璐与戈扬：70年来中国人个体命运与思想的奇特经历（4）

　　多维社记者　吴开渊

　　

　　（续前）●晚岁

　　司马璐等待的护士史密斯女士终于来了。她已经给司马璐当了三个月的护士。今天来一量血压，高了很多。司马璐摇头，用英文说，今天说了太多的话，讲了几个小时，可能太激动了。

　　史密斯眨眨眼，问我：你做什么采访？

　　我说，他是中共党史的专家，对中国很重要。

　　她很惊讶，连说了几个“真的？”

　　和史密斯一样，他的看护，从上海来的小阎是政府请来的。她开始忙着给我们做饭，后来又张罗着去给戈扬送东西。

　　小阎显然已经很多次听说过司马璐和戈扬的故事了，所以当我说起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她也并不吃惊。

　　小阎今年刚刚回过上海，说，她母亲在上海的日子容易多了，比她在这里过得还轻松。“上海的变化真大。”她很感慨。她是1997年移民来美国的。

　　小阎的英文并不是太好，就像刚刚到美国来的戈扬一样。在去洛杉矶的飞机上，戈扬和诗人北岛相遇。北岛说：“如果你不会说英文，就什么都不说，光说‘Yes，Yes’就好了。”戈扬说，“如果我回答错了呢？”北岛说，‘那好办，你一看对方脸色不对，就说‘No，No’就对了。”

　　离开西来寺的戈扬和国内几乎断了一切的联系。“她开始的时候就到处演讲，人家给她一些演讲费。后来也在一些学校里面做访问学者。她自己也给香港的一些杂志写稿件。”

　　她从洛杉矶接着来到了纽约法拉盛，租了一套简单的公寓，房东是香港人。她的女儿申请来美国探亲，却三番五次拿不到签证，折腾了好多年，她就这么一个人在这里捱着。命运人士来到美国，都成为了新移民，不管在中国曾经是什么地位。戈扬也只能如此。她申请了绿卡。

　　1998年，美国《新闻周刊》杂志文章，指出了中国民运人士在美国的艰难岁月。其中援引胡平的话说，“在大陆，大家都不能说话；在美国，可以讲话了，但没有人听了。”几乎所有相同遭遇的人都把这种心态称为“得到天空，失去大地”。戈扬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是如此。

　　八九之后大批来到美国的老干部，老朋友，使司马璐见到了很多故人。但是，他不知道戈扬已经来到这里，他仍然只知道少时的朋友“树佩华”。不过他感到怀疑，就问一个朋友阮铭，你知道戈扬在哪里？阮铭并不知道他们曾经的故事，推说：“不知道”。

　　1990年春，司马璐在《探索》杂志上看见了戈扬的照片，于是两位失散了50年的朋友终于得以再见。戈扬的诗写道：“入冬小住曼哈顿，怪事奇谈处处闻。青梅竹马来相会，竟是斑斑白发人。”

　　

　　司马璐比较年轻时候的照片。他的党史研究成果，中国国内外都很关注。 (多维记者吴开渊翻摄)

　　司马璐在回忆录中写到重会：“我们同一时代朋友的变化，或是高官，或是巨富。而戈扬身上依然是少女时代的纯洁、稚气、真情。”

　　但是，他们的分别也毕竟有一些桀骜。“我很早就脱党了，习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生活，戈扬还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引起争吵。”

　　司马璐说起来的时候还略带着一些羞怯，“真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她刚刚从大陆来的时候，遇到不同的意见，常常说‘放屁，放屁’，我听了很不习惯。但是后来逐渐地就好了。”

　　1997年左右，他们开始了同居的生活。

　　2002年，他们终于决定还是要结婚了。“我们决定结婚，还是付出了代价的。没有结婚，我们两个人各自都有养老金。但是结婚之后，养老金的数目比原来少。但是我们觉得，为了在一起，这个代价值得付出。”

　　在结婚宣言里他们这么说：“我们相识了70年，从幼年的孤苦伶仃，一生中的艰辛，多少辛酸的故事，值得我们怀念。

　　我们一个梦接着一个梦，为了共同的理想，为了民主和自由，接受挑战，不断地接受挑战。我们忘记了，彼此说一个‘爱’字。

　　我们跌倒又爬起，又跌倒，又爬起。一个在北京办《新观察》，一个在香港办《展望》，连接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天各一方，还不知道谁是谁。原因是我们都改了名字。我们多次逃过了死神的召唤，居然都活到了八十多岁。

　　感谢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使得我们又重新团聚。从此，我们互相扶持，安度晚年。”

　　

　　司马璐可能是见过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最多的人，具有条件写出许多官方不能言不敢言的真实历史故事。《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2004年11月由明镜出版社出版。(多维社)

　　“与戈扬的结合，我才真正找到了归属感，以前从来没有过。”司马璐说。

　　他说他要感谢美国，首先要感谢美国的福利制度，他现在不但看病吃药都不要钱，连家里都有政府请的看护和护士。戈扬在中心的一切费用，也全部是政府承担。“我们以前一直奋斗着要找到的制度，社会主义没有实现，在资本主义实现了。”

　　刚刚进入80岁时候的戈扬，却曾经有过不那么愉快的经历，因为她只是绿卡身份，所以被政府拒绝发给养老金。她最后入了美国籍。美国之音的报道说，“戈扬说，她在入美国籍，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流下了眼泪。因为我没有想到活这么长，还要在国外流浪，没有想到为了养老金的问题，要入美国籍。”

　　曾经，她在共产党内得志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她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天堂实现，人们将不会再哭。除非笑得太厉害了，笑出眼泪来”。

　　戈扬的女儿后来终于拿到了来美国的签证，现在就住在离福兰克林中心仅有一个街口之隔的爱斯街（Ash Avenue）上。

　　“她和胡锦涛还有一些渊源。她当《新观察》主编的时候，曾经带队去贵州考察，那个时候胡是贵州省委书记，还专门到她下榻的招待所去看她。胡锦涛上台，有人劝她给胡锦涛写封信。她说，写它干吗，我又不问胡锦涛要钱。”

　　

　　●尾声

　　戈扬在给《中共历史的见证》的序言中提到，她有一次接受美国作家苏珊?维蒂的采访，她唱起了《新四军军歌》：“为了人类解放，为了社会的生存……”苏珊指着歌词的最后一句，表情严肃，态度认真，问“是这样的吗？”

　　“我点点头，说道：‘我们这些人当时确实是这样的。不过，那是理想主义。’

　　“后来，这些理想主义就渐渐地不见了。”

　　但是戈扬她自己却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的回忆录《风雨苍茫》，司马璐正在整理之中。在她进入福兰克林中心之前，正在研究罗素。

　　1919年，司马璐出生的那一年，中国的思想界是最活跃的时代，陈独秀、李大钊代表了社会主义者，胡适代表了自由主义者，还有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派，还有无政府主义者……

　　跨入了21世纪的中国，依然是思想并不明了的时代。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各种各样的学术，都曾经流行一时，曾经流行过哈耶克，也曾经流行过列奥?斯特劳斯；流行过以赛亚?柏林。今天，中国的学术网站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学术争论，有宪政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有新权威主义者，有新左派。

　　模仿《共产党宣言》，被大陆的学人称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的崔之元曾经这样写道：“一个幽灵，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和世界徘徊。”

　　他的文章的名字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

　　听中国大陆的同行说，现在中国流行“新权威主义”，一种把儒家学说和现代治理结合在一起的政治思想。

　　（全文完)

　　

　　

回复[2]: 谢谢科长 蓝色海洋 (2009-01-19 10:15)

　　谢谢科长转帖这篇好文章！

回复[3]: 女校长戈扬 龍昇 (2009-01-19 10:42)

　　北京市第九十二中成立于1956年,我是第一届生,毕业证书上的女校长名字就是戈扬.致哀!

回复[4]: 东京博士 (2009-01-19 12:36)

　　上下五千年，中国这50年。。。。。

回复[5]: 戈扬追思会纽约举行 科长 (2009-01-26 15:30)

　　戈扬女士追思会纽约举行

　　

　　美国之音中文网／1989年六四事件后流亡美国的原《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女士的追思会1月24日在纽约法拉盛举行。戈扬1月18日在纽约逝世，享年94岁。

　　*民运、人权组织、华人社会痛失长者*

　　戈扬是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中最年长者和原在中共体制内职位最高、资格最老者之一。她从2004年就已出现老年痴呆症状，近年来更逐渐失去意识。24日冒着严寒前来参加她的追思会的民运团体、人权组织、华人社区的各界人士十分踊跃，发自中国大陆的唁电、代读的悼词很多。

　　原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等10人发来了悼词。悼词由原《新观察》编委艾端午宣读。悼词称戈扬是“老资格的民主战士”，“把写作、编辑和争取自由民主事业结合成生命之花”。悼词说，“新观察杂志是她留给世间的珍贵精神遗产---这是一部呼唤并记录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和美好生活的历史长卷”。

　　悼词说，“1957年和1989年《新观察》两次被查封，戈扬也先后被扣上‘右派’和‘自由化’的帽子，有家难归、有国难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戈扬就是《新观察》，《新观察》就是戈扬”。原《新观察》的10多位同事也发来唁电表示悼念。

　　戈扬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建国后曾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并长期担任《新观察》主编。但她一生充满坎坷，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送农村劳改；文革中被流放到内蒙，加在一起总共22年；1979年恢复工作，但1989年因支持学生运动和党内改革派再次被开除党籍，此后一直在美国过着流亡生活。

　　*一生革命却被革命吞噬*

　　

　　原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说，戈扬一生为理想奋斗，投身革命，但最后被革命吞噬。中华学人联谊会负责人王丹的书面发言称戈扬是中国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主义者的代表。

　　戈扬2002年86岁时与中共党史专家、青梅竹马的同乡司马璐在纽约喜结良缘，度过了她晚年流亡生涯中短暂的幸福时光。司马璐24日坐轮椅出席了追思会，他极度悲痛地说，他和戈扬一生分分合合，最后一个愿望就是要和戈扬葬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司马璐早年也曾投身革命到过延安，但和戈扬不同的是他很早脱离了中共，定居香港，然后来到纽约。

　　与会发言的还有电视剧“河殇”撰稿人苏晓康、中国宪政协进社理事长王军涛、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徐文立、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北京之春杂志社主编胡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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