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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宪章》 会長 (2008-12-10 08:59 阅读人次:8442) |
苹果日报
今天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纪念日。内地303名各界人士联署《08宪章》，呼吁中共顺应潮流，实行民主宪政，开放党禁报禁，构建和谐共生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但参与联署的著名异见人士刘晓波和张祖桦，前晚遭当局以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带走。至昨日，张获释，刘遭当局刑事拘留。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昨日却声称，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历史性进步，「人权状况正处历史最好时期」。刘张事件对中国人权来说无疑是一大讽刺。
这份《08宪章》是由包括茅于轼（北京经济学家）、沙叶新（上海剧作家）、流沙河（四川诗人）、鲍彤（赵紫阳前秘书）、丁子霖（六四死难者家属）、刘晓波（北京作家）、张祖桦（北京宪政学者）、徐友渔（北京哲学家），以及有「中国律师良心」之称的张思之和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等303名各界人士参与联署的。
张祖桦通宵审讯后获释
被北京公安拘禁12小时、昨午才获释的张祖桦接受本报电话访问时表示，他们选择在国际人权日到来前夕，联署并公开发表《08宪章》，是因为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1908年清朝政府立宪，为中华民族首次），也是《世界人权宣言》公佈60周年、北京西单「民主牆」诞生30周年，更是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而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已摆脱毛泽东时代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社会财富大幅增加，但政治制度滞后，严重制约社会进步发展，「现行体制已到了非变革不行的地步」。
北京公安是在前晚11时登门把张祖桦带走，并通宵审讯，了解他们联署《08宪章》的情况。张透露，公安的审讯虽比以前文明，但他们先后两度抄张家，夫妇俩的四台电脑、现金、银行存摺和信件等被没收，经过交涉后，才留下10,000元人民币现金，「这明显是侵犯人权！」
而当晚被公安带走的还有刘晓波，刘氏夫妇的三台电脑和全部私人信件等亦被抄走。但刘被拘超过12小时仍未获释。有消息指，当局认定刘是《08宪章》事件的主谋及撰稿人，已对他刑事拘留。本报昨午致电刘宅但无人接听，有份联署的北京维权律师浦志强对记者称，刘夫人刘霞目前的情绪极差，现正为营救丈夫四处奔走。
除张祖桦和刘晓波外，据悉全国各地参与联署的人士，近日亦遭到警方盘问、禁止外出和形形色色的干扰。刘张两人都是1989年大陆民主运动的支持者，刘在「六四事件」后被捕及入狱两年，1996年又因为撰写支持民运的文章而被判劳动养三年；张曾是中共中央机关团委书记及共青团中央委员，六四期间因支持学生而被捕及撤职。多年来，两人一直支持民运活动。
19项主张包括开放党禁
《08宪章》共提出19项主张，包括呼吁当局修改宪法、要求三权分立、行政领导直选产生、要求结社集会和言论自由、开放党禁报禁。同时呼吁，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通过平等谈判方式寻求两岸和解，在共同繁荣基楚上进行社会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架构下建立一个「和谐共生的中华联邦共和国」。
不过，官方《人权》杂志昨日在《世界人权宣言》纪念日来临的前夕，发表国新办主任王晨从五个方面列证「中国人权状况正处历史最好时期」的报道，但遭到各界的质疑。
关键字： 刘晓波
零八宪章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签署人：303人
于浩成（北京，法学家）
张思之（北京，律师）
茅于轼（北京，经济学家）
杜 光 （北京，政治学家）
李 普 (北京，老记者）
沙叶新（上海，剧作家）
流沙河（四川，诗人）
吴茂华（四川，作家）
张显扬（北京，思想家）
孙文广（山东，教授）
鲍 彤（北京，公民）
丁子霖（北京，教授）
张先玲（北京，工程师）
徐 珏（北京，研究员）
蒋培坤（北京，教授）
刘晓波（北京，作家）
张祖桦（北京，宪政学者）
高 瑜（北京，记者）
戴 晴（北京，作家）
江棋生（北京，学者）
艾晓明（广东，教授）
刘军宁（北京，政治学家）
张旭昆（浙江，教授）
徐友渔（北京，哲学家）
贺卫方（北京，法学家）
莫少平（北京，律师）
陈子明（北京，学者）
张博树（北京，政治学家）
崔卫平（北京，学者）
何光沪（宗教学专家）
郝 建（北京，学者）
沈敏骅（浙江，教授）
李大同（北京，记者）
栗宪庭（北京，艺术评论家）
张 鸣（北京，教授）
余 杰（北京，作家）
余世存（北京，作家）
秦 耕（海南，作家）
周 舵（北京，学者 ）
浦志强（北京，律师）
赵达功（深圳，作家）
姚立法（湖北，选举专家）
冯正虎（上海，学者）
周 勍（北京，作家）
杨恒均（广州，作家）
滕 彪（北京，法学博士）
蒋亶文（上海，作家）
唯 色（西藏，作家）
马 波（北京，作家）
查建英 （北京，作家）
胡发云（湖北，作家）
焦国标（北京，学者）
李公明（广东，教授）
赵 晖（北京，评论家）
李柏光（北京，法学博士）
傅国涌（浙江，作家）
马少方（广东，商人）
张 闳（上海，教授）
夏业良（北京，经济学家）
冉云飞（四川，学者）
廖亦武（四川，作家）
王 怡（四川，学者）
王晓渔（上海，学者）
苏元真 （浙江，教授）
强剑衷（南京，老报人）
欧阳小戎（云南，诗人）
刘 荻（北京，自由职业者）
昝爱宗（浙江，记者）
周鸿陵（北京，社会活动家）
冯 刚（浙江 教授）
陈 林（广州 学者）
尹 贤（甘肃，诗人）
周 明（浙江，教授）
凌沧洲（北京，新闻人）
铁 流（北京，作家）
陈奉孝（山东，北大右派学生）
姚 博（北京，评论家）
张津郡（广东，职业经理人）
李剑虹（上海，作家）
张善光（湖南，人权捍卫者）
李德铭（湖南，新闻工作者）
刘建安（湖南，教师）
王小山（北京，媒体人）
范亚峰（北京，法学博士）
周明初（浙江，教授）
梁晓燕（北京，环保志愿者）
徐 晓（北京，作家）
陈 西（贵州，人权捍卫者）
赵 诚（山西，学者）
李元龙（贵州，自由撰稿人）
申有连（贵州，人权捍卫者）
蒋绥敏（北京，工程师）
陆中明（陕西，学者）
孟 煌（北京，画家）
林福武（福建，人权捍卫者）
廖双元（贵州，人权捍卫者）
卢雪松（吉林，教师）
郭玉闪（北京，学者）
陈焕辉（福建，人权捍卫者）
朱久虎（北京，律师）
金光鸿（北京，律师）
高超群（北京，编辑）
柏 风（吉林，诗人）
郑旭光（北京，学者）
曾金燕 （北京 维权人士）
吴玉琴（贵州，人权捍卫者）
杜义龙（陕西，作家）
李 海（北京，人权捍卫者）
张 辉（山西，民主人士）
江 山（广东，业主维权者）
徐国庆（贵州，民主人士）
吴 郁（贵州，民主人士）
张明珍（贵州，民主人士）
曾 宁（贵州，民主人士）
全林志（贵州，民主人士）
叶 航（浙江，教授）
马云龙（河南，资深媒体人）
朱健国（广东，自由撰稿人）
李 铁（广东，社会活动人士）
莫建刚（贵州，自由撰稿人）
张耀杰（北京，学者）
吴报建（浙江，律师）
杨 光（广西，学者）
俞梅荪（北京，法律人）
行 健（北京，法律人）
王光泽（北京，社会活动家）
陈绍华（广东，设计师）
刘逸明（湖北，自由撰稿人）
吴祚来（北京，研究员）
高 兟（山东，艺术家）
高 强（山东，艺术家）
唐荆陵（广东，律师）
黎小龙（广西，维权人士）
荆 楚（广西，自由撰稿人）
李 彪（安徽，商人）
郭 艳（广东，律师）
杨世元（浙江，退休人员）
杨宽兴（山东，作家）
李金芳（河北，民主人士）
王玉文（贵州，诗人）
杨中义（安徽，工人）
武辛源（河北 农民）
杜和平（贵州，民主人士）
冯 玲（湖北，宪政义工）
张先忠（湖北，企业家）
蔡敬忠(广东 农民)
王典斌（湖北，企业主）
蔡金才(广东 农民)
高爱国（湖北，企业主）
陈湛尧（广东 农民）
何文凯（湖北，企业主）
吴党英（上海，维权人士）
曾庆彬（广东 工人）
毛海秀（上海，维权人士）
庄道鹤（杭州，律师）
黎雄兵（北京，律师）
李任科（贵州，民主人士）
左 力（河北 律师）
董德筑（贵州，民主人士）
陶玉平（贵州，民主人士）
王俊秀（北京，IT从业者）
黄晓敏（四川，维权人士）
郑恩宠（上海，法律人）
张君令（上海，维权人士）
杨 海（陕西，学者）
艾福荣（上海，维权人士）
杨华仁（湖北，法律工作者）
魏 勤（上海，维权人士）
苏祖祥（湖北，教师）
沈玉莲（上海，维权人士）
关洪山（湖北，人权捍卫者）
宋先科（广东，商人）
汪国强（湖北，人权捍卫者）
陈恩娟（上海，维权人士）
李 勇（北京，媒体人）
常雄发（上海，维权人士）
王京龙（北京，管理学者）
许正清（上海，维权人士）
高军生（陕西，编辑）
郑蓓蓓（上海，维权人士）
王定华（湖北，律师）
谈兰英（上海，维权人士）
范燕琼（福建，人权捍卫者）
林 辉（浙江，诗人）
吴华英（福建，人权捍卫者）
薛振标（浙江，民主人士）
董国菁（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玉峰（湖北，法律工作者）
段若飞（上海，人权捍卫者）
王中陵（陕西，教师）
董春华（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修琴（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有（四川，人权捍卫者）
马 萧（北京，作家）
万延海（北京，公共卫生专家）
沈佩兰（上海，维权人士）
叶孝刚（浙江，大学退休教师）
张劲松（安徽，工人）
章锦发（浙江，退休人员）
王丽卿（上海，维权人士）
赵常青（陕西，作家）
金月花（上海，维权人士）
余樟法（广西，作家）
陈启勇（上海，维权人士）
刘贤斌（四川，民主人士）
欧阳懿（四川，人权捍卫者）
邓焕武（重庆，商人）
贺伟华（湖南，民主人士）
李东卓（湖南，IT从业者）
田永德（内蒙，人权捍卫者）
智效民（山西，学者）
李昌玉（山东，教师）
郭卫东（浙江，职员）
陈 卫（四川，民主人士）
王金安（湖北，企业主）
察文君（上海，维权人士）
侯述明（湖北，企业主）
刘汉南（湖北，人权捍卫者）
史若平（山东，教授）
张忍祥（湖北，人权捍卫者）
野 渡（广东，编辑）
夏 刚（湖北，人权捍卫者）
赵国良（湖南，民主人士）
李智英（北京，学者）
张重发（贵州，民主人士）
陈永苗（北京，学者）
江 婴（天津，诗人）
田祖湘（贵州，民主人士）
黄志佳（湖北，公务员）
关业波（湖北，公务员）
王望明（湖北，企业主）
高新瑞（湖北，企业家）
宋水泉（湖北，法律工作者）
赵景洲（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温克坚（浙江，学者）
魏文英（云南，教师）
陈惠娟（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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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31]: 会長 (2008-12-13 11:12) | 向在日为中国民主自由奋斗的5位义士下跪！你们做了包括会长在内多数人想做而不敢做的壮举！
林飞（日本东京民运人士）
言无忌（日本公司职员）
吾丁（日本自由撰稿人）
克列特，忽比思嘎勒图（日本内蒙古人民党秘书长）
刘林（笔名黑白子日本东京记者） |
| 回复[32]: 待于泥== (2008-12-14 11:47) |
这个宪章,不能说她好坏,我只能说此时用这样的方式做这样的事,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
在没有军权和政权的情况下,在思想领域内的潜移默化,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绝大部分人心里都有追求民主自由的萌芽,如何把这部分人的思想系统起来,形成燎原之势,借政府和群众中的矛盾,代表群众说话,叫政府受到群众力量的震慑,但同时还是运用执政党自己制订的规章制度,叫执政党不能大张旗鼓地进行暴力干涉,这才是一个成熟的群体所能起到的带头人作用.
现在这种发表一个不痛不痒的宪章,征求签名的做法,其实是帮了国安局的忙,他们正好可以一网打尽.而现在能有胆量和勇气签名的人,恰好是一批最中坚的力量,暴露以后,会被逮捕或监视,那样,对今后的工作很难开展.会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断层,客观上延迟了中国的民主进程,六四的不能见好就收,以致大批精英流亡和被捕,并导致了赵的下台,使的中国开放民主进程一退千里,难道还不够让人吸取教训吗?
没有一个执政党,在你要求它交权下台的时候,会温柔和善的,而观08宪章,正是全面否定胡温政权,公开地跟他唱对台戏,善良的人们啊,还是好好回忆回忆共产党怎么跟国民党唱对台戏的吧.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不要让当前的民主斗争,又成为一场短暂的农民起义. |
| 回复[33]: 32楼言之有理，顶一下！ 小象 (2008-12-13 12:47) | | |
| 回复[34]: 是否是民意？ Breeze (2008-12-13 13:26) | 《零八宪章》文从12月10日在东洋镜上登出后至今日13日13时，阅读人次已有842位。报道说，第三批签名人正式名单共526人。其中日本有5位义士签名。
在国内，或许有各种原因，束缚了人们签名。
但在自由民主的日本国度，在日的各位应该不会受任何约束吧。
即使如此，5位和842位相比，悬殊也太大了。
这是否也反映出民意？一种民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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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35]: 水了他转帖，哈哈 半底子醋 (2008-12-13 13:37) | 都是一辈子 中日女人大不同
据亚洲通讯社报道，日本女人和中国女人都属于亚洲女人，并共同拥有东方文化。但是，由于生活环境与教育背景不同，两国的女人们也出现了许多的差异。虽然有“吃菜要吃中国菜，娶妻要娶日本妻”，但是，中国女人如今会做菜的已经很少，而日本女人温柔的也不多。世道在变，看看日中两国女人有何不同。
4岁
中国:参加各种琴棋书画幼儿班。
日本:同邻居家的小男孩一起给受伤的小狗包扎伤口。
8岁
中国:知道男女有别，但懂得不多，觉得班上那些毛头小子很烦。
日本:已经了解男女繁衍的奥秘，很羡慕男孩子有运动天赋。
12岁
中国:打听到喜欢的男生报考的中学和自己的不一样，失落的吃不下睡不着。
日本:在毕业典礼上向喜欢的男生告白，给出初吻。
14岁
中国:爱上了文学，崇拜徐志摩或朱自清，但鲁迅老舍等不在其中。
日本:被演艺公司的星探看中并推荐，参加“国民美少女”评选。
16岁
中国:告别了文学，觉得高年级某位学长很阳光，经常去球场偷偷看他打球。
日本:把第一次献给了心爱的人，周末都一起出去游玩，一定让他吃自己做的便当。
18岁
中国:被高考的重担压得没有空闲去想其他事。
日本:和同班几个女生第一次打援助交际热线，虽然感觉很讨厌，可是轻松就能有一周的零花。
20岁
中国:如愿进了大学，发现不像期待的那么精彩，枯燥之余想谈恋爱了。
日本:参加成人仪式，终于可以离开父母，自力更生了。
21岁
中国:被一个各方面都很普通的男生追了一年，终于答应了他。
日本:从超市服务员到咖啡店侍应到街头广告女郎，认识到赚钱太辛苦，还是先出名吧。
22岁
中国:不慎怀孕，在男朋友陪同下去做了人流，痛，但依然有恍惚的幸福感。
日本:应聘到一家娱乐公司做艺人，无奈拍了裸体写真，打算赚够一笔就退出。
23岁
中国:面临毕业，男朋友执意要去其他城市，分手时终于明白了海誓山盟就是放P。
日本:AV都拍了几部，发现这事也没什么，追求的男人还是一大堆。
24岁
中国:因为相貌出众，在工作上也诸多方便，上司，同事都对自己不错，追求者络绎不绝。
日本:事业人气渐低，发现男人接近自己都是为了上床，一直保持单身。
25岁
中国:觉得人事部经理不错，有样子有能力，于是接受了追求，一个月后同居了。
日本:离开了娱乐公司，在一家公司找了份秘书的工作，虽然自己很笨拙，但董事长很体贴。
26岁
中国:问男友什么时候娶自己回家，答复是“没想过和你结婚，因为你不是处女。”
日本:被董事长灌醉后Q B了，但在连哄带骗之后，做了情妇。
27岁
中国:换了工作，在父母的催促下，思考是嫁个花心的大款还是真心爱自己的普通人。
日本:董事长换了情妇，于是换了工作，先回到父母身边。
28岁
中国:选了个大企业的老板结了婚，四十多岁的矮胖子，还带两上小学的小孩，唉，好歹人家不在意自己是非处啊。
日本:由父母介绍，跟熟人的朋友的亲戚的小儿子相亲。公司小职员，人挺老实的，结婚吧。
29岁
中国:夫妻生活一个月一次，一次一分钟。
日本:一天三次，不过都要电动玩具助兴。
30岁
中国:跟单位小王好上了，小伙子人帅精力旺，花样还挺多。
日本:一天三次，全是自慰。老公夜夜晚归，对自己已经没欲了。
35岁
中国:小王结婚了，老公彻底不举了，趁着风韵犹存，和闺中好友沉迷于PUB。
日本:完全的家庭妇女。公车上担忧:怎么今天没痴汉呢？郁闷~~
40岁
中国:去PUB也没人理了，为什么牛郎那么少！
日本:常要去买电池，烦。
45岁
中国:两个孩子上大学了，提醒儿子泡MM要戴套，教育女儿大学期间绝不能有性行为。
日本:发现儿子最近老是自慰，还偷看自己洗澡……
50岁
中国:看见老公和儿媳妇说笑几句就上火。
日本:儿子又要了，好困惑啊~~~
60岁
中国:回首往事，觉得女人太苦，下辈子要做男人！
日本: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做女人挺好。 |
| 回复[36]: 半底子醋 (2008-12-13 13:38) | 现在这个苹果机越用越顺手了
不错
不错  |
| 回复[37]: 34楼 Breeze确实思考着一些问题！ 小象 (2008-12-13 16:03) | 日本方面签名的一些人，平时对中国人是什么态度？
你们支那人怎么、怎么的···忘记自己曾经是中国人。
对中国、对中国人的缺点、落后的地方，炒作、放大、贬低、冷讽热嘲、鄙视、羞辱···
现在成了为中国民主自由奋斗的义士，注意是「义士」···
|
| 回复[38]: 小木樨花 (2008-12-13 16:05) | 〉〉对中国、对中国人的缺点、落后的地方，炒作、放大、贬低、冷讽热嘲、鄙视、羞辱···
 多不像话！应该这样吧：
对中国、中国人的缺点、落后的地方，不报、缩小、抬高、热烈赞美、珍视、褒扬… |
| 回复[39]: 没学別的？ 小象 (2008-12-13 17:00) |
〉〉对中国、对中国人的缺点、落后的地方，炒作、放大、贬低、冷讽热嘲、鄙视、羞辱···
〉〉对中国、中国人的缺点、落后的地方，不报、缩小、抬高、热烈赞美、珍视、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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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会这2种？没学別的？ |
| 回复[40]: 当年老蒋老毛之流不也是 不象 (2008-12-13 17:16) | 一帮地痞流氓土匪，还有几个被法国人赶回来的不务正业的留学生  |
| 回复[41]: 我也光荣地报了名， 老唤 (2008-12-13 18:26) | | 什么时候发榜? |
| 回复[43]: 書記 (2008-12-13 20:07) | | 看看在日中文媒体如何报道，特别是日本新华侨。说不定来一片《在日60万华人愤怒声讨08宪章〉。 |
| 回复[44]: 向刘晓波致敬 不象 (2008-12-13 20:28) | 不管怎么说，中国总得有人站起来说话。 
台湾的民主也是靠斗争得来的。。。施明德坐了25年的大牢。。。 |
| 回复[45]: 4th group only one in japan 書記 (2008-12-14 10:21) | 陈小诗 (日本 家庭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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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46]: 终于发榜了! 老唤 (2008-12-15 14:39) | | |
| 回复[47]: 你们俩在一拨。 自带板凳 (2008-12-15 14:48) | 张唤民（日本东京 笔名:老唤 翻译者、写作者)
严峰（上海，复旦大学，副教授）
严锋是你的学弟，他的父亲是辛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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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48]: 你认识严峰吗? 老唤 (2008-12-15 16:34) | 根据你的指点,看了严峰的两篇:
「辛丰年其人」文笔很好,写秀哉名人的「好棋」就隔了一层,净是第二手资料,有些还是误传,比如藤泽的那一段儿。结构也乱……
秀哉亲笔。 |
| 回复[49]: 儿子吹捧老爸的文章 科长 (2008-12-15 16:56) |
辛丰年其人
作者：严锋
辛丰年是怎么样的人呢？比较难回答。不过我们可以从辛丰年不是什么开始。辛丰年不是音乐家，不是音乐评论家(在中国，音乐评论家还没有出生呢)，不是作家，不是评论家，不是学者，甚至也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因为他的学历是初中二年级辍学，在今天，无论去哪里应聘，都会比较麻烦。
让我们直奔本质吧：首先，辛丰年是一个老干部。这样说可能稍微有点刹风景，特别是在辛丰年的读者圈子里——一支以大学生、音乐爱好者和白领丽人组成的风雅队伍，这些人大概宁愿把辛丰年想象成头戴无檐帽、嘴叼粗大雪茄的文人骚客，就像徐迟那么英俊——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辛丰年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瘦老头子，头发花白而不多，面目质朴而慈祥，常穿一件似中山装非中山装的廉价旧衣服，袖口微微有一些油迹，这是因为每天要做很多家务活的缘故。
其次，辛丰年是一个老而不大的干部，四十多年前国家开始实行行政级别制度的时候，一劳永逸地定为十五级。官职么，好像最大也就做到副科长(因为是军职，所以比现在的副科长可能稍微值钱一点)。辛丰年大概是很不会做官，因为到他“文革”被打倒为止，似乎从来就没有被提升过。但是，从所有他的老同事、老战友嘴里，我知道他是一个对工作极为勤勉认真的人，对马克思主义无比信仰，对革命事业无限热忱。真的信仰和热忱。据我看来，这种信仰到今天也没有丝毫的改变。
辛丰年又是一个老军人。辛丰年虽然一九四五年就参加了新四军，可是一个坏人也没有杀过，因为他先做文化教员，后来又到文工团，也不过是演演《李闯王》(好像是阿英写的吧)中的顾君恩这类的小角色，据说上场的时候还忘了摘手表。我后来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会打枪，但他说他曾经用机枪扫射过——当然是打靶。从前家里有一个小盒子，里面有一些渡江战役纪念章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个三等军功的奖状。不过，任何一个当兵的，差不多都会有类似的玩意吧。无论如何，辛丰年身上军人的痕迹还是很浓的，在六十岁以前，他走路都是大步流星，昂首挺胸——哪怕是去上厕所。另外，有时候说话间也会带出一些当兵人的粗口。家里三分之一的书是和军队有关的：从拿破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聂荣臻回忆录。我的弟弟和我从小就是看《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和《志愿军一日》这样的书长大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辛丰年本来是个逍遥派，因为看不惯一个在他们军区的林彪死党的飞扬跋扈，说了几句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本来也不致于此，但要命的是他的出身不好——非常不好，于是他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一切(区区的)职务，发配回他的老家监督劳动。那个地方叫作××省××县××区××公社砖瓦厂。
其实，那样的生活并不见得比现在的生活坏到哪里去。那里的工人(其实也是农民)和干部对他还是不错的。每天下了班，吃了晚饭，辛丰年就会牵着儿子的手，到田野里去散步。鸟儿在晚霞里歌唱，风吹着家家户户的竹林沙沙作响，这时辛丰年就会对儿子讲米丘林、高尔基、联共布党史、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师，一边对迎面打招呼的农人含笑作答。
到了晚上，如果没有夜班的话，就会读鲁迅和《英语学习》之类的书。从福州带到乡下的竟然也有两三百本。看书看得吃力了，就会拿出小提琴来拉上几段，最经常拉的是萨拉萨蒂的《流浪》和马斯南的《沉思》，后者是他最喜欢的音乐之一。经常还拿出歌本来唱歌。唱的是在石港区新华书店新买的《战地新歌》和从福州带来的一些战争年代革命歌曲集里的歌。
当琴声和歌声响起来的时候，窗子上就会映出大人和小孩一张张好奇的脸。这多少有点类似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里面描写的一些情景。
厂里面有一个文艺组，辛丰年常带我到那里去玩。我的印象是，那个小屋子里的所有的乐器，辛丰年都会。拿起笛子，就吹笛子；拿起二胡，就拉二胡。不过，就像罗契斯特先生对简爱小姐的评价那样，都是“只会一点儿”。他最拿手的大概是古琴，不过我从来没有听他弹过，那年头上哪儿去找古琴？
我当时对辛丰年最佩服的是，他每买回来一本新的歌集，就会拿着它很快地连词带谱从第一首歌唱到最后一首歌，不像我们在小学里，还要先学唱乐谱再学歌词最后合在一起唱。辛丰年告诉我，等我再大一点，就教那一绝招。我早已够大的了，到现在也还没教，不过，就像他一样，那种看谱唱歌的办法我也已经无师自通了。
我在九岁那一年(1973年)，另一件极向往的事情，是想能够自己什么时候也能阅读家里精装的两大厚本俄文版的苏联电影作品选集。里面像《夏伯阳》、《彼得大帝》、《革命摇篮维堡区》之类的，应有尽有。当这种渴望变得不能忍耐的时候，辛丰年就提出和我合作翻译，他口述，我记录。第一部翻译的就是《夏伯阳》。我至今还记得这部伟大的电影的所有细节，从一开始的洗澡到最后的月光曲。
按道理来说，林彪倒台了，他就应该平反了，事实也是如此，但却滞后了好几年。也难怪，倒霉的人太多了，像他这样的小人物不排排队是不行的。一九七三年，两个军人来到了砖瓦厂，带来指示：辛丰年恢复党籍，就地复员安排工作。这只能算部分平反，还是拖了大大的尾巴，但恐怕已经要算他一生中最欢天喜地的日子了。草屋改成了砖屋，一下子工资狂涨到五十二元一月，周末吃点肉是不成问题了。
到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前夕，终于彻底平反了。当组织上征询他的意见的时候，五十三岁的辛丰年提出退休。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可能是辛丰年一生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因为在一九七六年，还完全没有干休所或是老干部活动中心这样的概念，如果你没有单位，就没有人来管你，也就没有人来考虑你的生活待遇住房之类的问题。在进××市的时候，地方上给了两间小房子，然后就再也没人来理他了。
正是年富力强，官复原职，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大好时机，为什么要洗手不干？辛丰年大概想的也是要夺回损失，不过是另一种损失。退休手续一办完，他就拿起一根扁担，用补发的工资到新华书店里去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买了回来。鲁迅全集、资治通鉴、艺苑掇英、文物杂志……要看的书实在是太多了，怎么来得及呢？连吃饭的时间都只好也用来看书。
还有音乐。从前的几百张唱片早已以五分钱一斤的价钱处理掉了，但是朋友们告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南朝鲜有一个短波台每天有七八个钟头的古典音乐。这正好可以考验刚买的海燕收音机。虽然还是心有余悸，毕竟天气已经放暖了，天时地利人和，年轻时代的爱好大有一发而不可收再度喷薄而出的气势。不过，收听敌台仍然是一件吃力的事情，人必须小心地守候在收音机旁，每个曲子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必须手脚飞快地把音量调到极轻，以免屋子外面的人听到那朝鲜语的对乐曲的解说。总之，链式反应开始发生了。南朝鲜台的古典音乐听了一遍还不过瘾，于是就去买了一台上海录音器材厂的601型盘式录音机，一个在当年骇人听闻的奢侈品，居然要四百多元一台。有了录音机，当然磁带就开始堆积起来，为了整理杂乱无章录下来的节目，另一台601也被请回家来。好在刚平反，好像钱怎么花也花不完似的。再过两年，中国开始酝酿惊天动地的巨变，虽然当时人们大多还蒙在鼓里，对喇叭裤青年手上拎着招摇过世的收录机播送的新世纪的福音还没听出个名堂来，辛丰年的耳朵却准确无误地捕捉了这些四喇叭收录机传送的另外一些信息：它们的声音毫无疑问地使601的音质变得不堪忍受。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那台夏普AP9292千里迢迢从转手买者那里来到我家的那一天，辛丰年失眠了。他半夜里爬起来把随机的试音带(一些火车的声音和“绿袖子”)听了一遍又一遍，完完全全被那机器上大大小小闪烁跳动的红灯和两尺宽的“立体声”给彻底迷住了。顺带说一下，辛丰年对各种机器有很浓的兴趣，这种兴趣也传到了我身上。
接下来就开始了每天大录特录上海调频广播台的时代。如果去上班的话，大概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的吧？世界上居然还有调频这样美好的音质，9292居然能在当地相当不错地收到上海的调频节目，而上海调频台在那时居然推出了那么多优秀的古典音乐，这些都是令人难忘的记忆。
夏普四喇叭收录机，成了辛丰年在八十年代中主要的音响设备，而上海调频台则是主要的版本。原版磁带和立体声唱片太贵(当工资随着物价开始起飞的时候，他的退休金就逐渐跟不上形势了)，CD还是传说中的故事。大部分的时候，倾听都是一种等待，吃了上顿不知下顿。要到一九九四年，他才拥有了第一台CD唱机——还是WALKMAN的！因为过度的使用，那台收录机后来的模样惨不忍睹，几乎所有按钮都已歪歪斜斜，机壳由原来的银色变作漆黑——感谢辛丰年在家里伺候了多年的蜂窝煤球炉里发出的煤气。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状态，辛丰年在一开始就有他的对策，化听为读，买不起唱片，还买不起乐谱吗，尤其是“光华出版社”的乐谱？读谱的乐趣是难以想象的。一张乐谱，可以演绎最新最美的演奏，至少是在自己的头脑当中。不过，光有乐谱，毕竟有所不足，如果自己能用乐器摆弄一番，岂不更妙。辛丰年刚刚平反回城，还没有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便已急不可待地去买了一架五组的脚踏风琴。到一九八六年，他终于花两千多块钱买来了他平生的第一台钢琴(我相信他还会有一台的)。在六十三岁的年龄，一个人开始学钢琴，不是从599开始，也不是从汤普森开始的，而是一上来就弹舒伯特，弹肖邦。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不会有人在一旁大声呵斥，也没有什么作业一定要完成，自己就是自己的老师，而且还有一套自己想出来的、相当不错的、完全排斥练习曲的教学思想和方法体系，想弹什么就弹什么，想弹到哪里就弹到哪里，想怎么弹就怎么弹，世界上又有多少人享受过如此这般的学钢琴的乐趣？技巧跟不上，速度达不到，难的地方弹不出来？没关系，双手够不着的地方，可以用心，用想象去补充。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家里的人。
在这时，钢琴狂热开始席卷全国，小朋友们的苦日子正在来到。有的家长们听说当地有一个懂音乐的老伯伯，便把小孩带到辛丰年的家里让他指点。其实老伯伯也不过是小朋友们的老同学罢了，不过，小同学们来到的日子，是老伯伯非常快乐的日子，那种等待的心情，简直就是望穿秋水。听小朋友们弹克莱门第、库劳、小巴赫和莫扎特，是老伯伯最大的赏心乐事。
回顾辛丰年的一生，如果就到此为止，用一般的标准来看，可算是乏善可陈。如果和祖上的功勋比一比，简直就是一个失败者。辛丰年的父亲，当年也是一个耀武扬威的小军阀，据说曾经把孙传芳从死人堆里背出来，做过孙的混成旅长、上海戒严司令和淞沪警备司令。后来下野了，就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里做寓公。对于祖先，辛丰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这种原罪的意识，从四十年代接触革命思想，到“文革”中的吃尽苦头，一直到发家致富光荣的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我的祖母和姑妈都曾经同我说过辛丰年年轻的时候如何尽可能地不让佣人服侍他，自己动手，一九四五年四月，辛丰年从上海乘小船来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并把辛丰年这个名字改了，以示脱胎换骨之意。
在辛丰年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投军的背后，我感觉到的是一种对人间的绝对正义的追求，一种刻骨铭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辛丰年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道主义者。在后王朔时代，当“爱”这个字眼和“屁”成为同义词，沦为滑稽和笑料的道具的时候，我抱着一丝宽慰和感激的心情，发现现实中居然还有一个雨果小说里才可能出现的人物，而这个人就在我家里。
比如说，大家一起在看电影《啊，摇篮！》，看到里面十四岁的小保育员湘竹(马晓晴演)因为保护孩子们而中弹牺牲的镜头，就会突然大哭起来。有一天早上，我还在床上睡觉，突然又听到了呜呜的哭声，偷偷一看，原来是他在看李辉写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搞得我只好躲在被子里不敢爬起来。一九九二年，辛丰年拜访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就住在贾植芳先生家里。一次吃饭的时候，贾先生谈起了贾师母为了他的冤案而被发配青海受难的一些往事，突然，辛丰年大流其泪，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
与这种不可遏制的对苦难和弱小者的同情相连的，则是仇恨，对人间一切丑恶现象的愤怒。在有的时候，那种正义的观念会使他显得不近人情。他有两个老朋友，我们姑称之为朋友A和朋友B。朋友B对朋友A做了无耻的欺骗和出卖的事情，此事与辛丰年完全无关，但是辛丰年知道了以后就和B彻底断交，从此不说一句话。而朋友A呢，因为是一个宽容的老好人，还是和B保持着面子上的来往，并对辛丰年的这种断然决然的态度不以为然。
辛丰年就是那样一个极端的好人，好到音乐的程度，好到“此曲只应天上有”的程度。
前面用“失败”来形容辛丰年的一生，看来是言之过早，好戏还在后头哪。八十年代中叶，辛丰年的生平好友章品镇先生(章品镇先生就是当年指引他走向革命的那个人)推荐他为三联写一本关于音乐的小册子《乐迷闲话》，这本书在当年没有什么人注意，都以为那就是多如牛毛的音乐通俗读物中的一种，后来又成为大家搜求的宝贝。在这过程中，就结识了三联的宋远先生，后来就开始为《读书》写稿，开设了《门外读乐》专栏。这以后嘛，就是历史了。
慢慢地名气就大了起来了。朋友在把我介绍给别人的时候，逐渐也就会加上一句“他的父亲就是辛丰年”。不过，在家乡，在朋友的圈子中间，这么多年过去了，却依然很少有人知道辛丰年就是××，××就是辛丰年。他自己是不会说的。后来也有崇拜者从外地赶来拜访，却不得其门而入，跑到市文联去打听，满以为一定会有头绪，却没有人知道辛丰年就在本地。
而辛丰年自己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点都不知道自己早已行情大涨，拥有一批忠实的读者了。他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感兴趣，是真的不感兴趣。
辛丰年的文章到底怎么样？虽然有人把他捧上了天，我还是要保留我的看法。总的来说，他的文字精练而老辣，但是过于锤炼，文气太紧，信息量过于密集，总是梦想把大量的内容浓缩在最少的文字中，辛丰年是直截了当地把一杯炼乳端给大家。
这也是迄今为止辛丰年的文章如此之少的原因吧。他写得太吃力。早上五点多钟就爬起来，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把炉子点燃，烧上一壶开水，然后拄着拐杖，拎着菜篮子到离家并不是很近的菜场去买小菜，回来的路上买好儿子媳妇和孙女的早点。其实这两年家境大有改善，孩子们的工作都不错，自己稿费也有一些，请个保姆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他不愿意，基于那种根深蒂固的对剥削阶级人压迫人生活的永恒的厌恶。回到家，听完早新闻，就开始伏案写作。他总是一遍一遍地修改，每改一遍就要自己重新认认真真地用圆珠笔重新誊写一遍。
不过，影响辛丰年写作高产的原因最主要还不是因为繁重的家务和反复的修改，即使是扣除掉上面两大块时间，他还是有很多的剩余，那些时间他在干什么呢？看书，无止境地看书，吃饭的时候也捧着书看。从前他什么书都看，六十岁以后，基本上只看历史方面的书。也许将来他会写一部有关历史的书。辛丰年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听音乐的时候绝对不能做其他的事情。听音乐就是听音乐。这样一来，时间就更少了。
在辛丰年牵着我的手去田野里散步讲鲁迅文章的年代，辛丰年是我最崇拜的偶像。后来，改革开放了，我去上了一所名牌大学，硕士博士一路读上去，名公巨匠着实见识了不少，福柯哈贝马斯也生吞活剥了不少，少年气盛，渐渐地就有些不把辛丰年看在眼里了。老头子过时啦，跟不上形势啦，太保守(太激进？)啦，等等等等。但是，现在我早已过了而立之年，逐渐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有了更深入一点的看法，我好像又有要回到童年的意思，用哲学上的说法就是“回到辛丰年”。我冷眼看来，热眼望去，看来望去，左看右看，竟发现，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就做人而言，就对知识和真理的纯真热爱和无止境的追求而言，就对待名利的冷漠态度而言，还没有多少人能同我的辛丰年相比。发现这一点，我既觉得悲哀，又觉得宽慰，还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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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50]: 来个民意测验如何 近墨者黑 (2008-12-15 18:02) | 《零八宪章》文从12月10日在东洋镜上登出后至今日15日17时46分，阅读人次已有1，341位。从镜上知道，又有2人参加。那么日本有6位义士签名。一名属于光荣参加。共7人。
都说其声势浩大，结果只是如此。不免为之叹息。
建议不妨搞个民意测验如何？
响应者，请跟帖。
本人意见； 不屑一顾。更反对改名换姓的原中国人士染指，管你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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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51]: 我听说过他的名字。 自带板凳 (2008-12-15 18:03) | 他还在中文系，我们班留校的人，有认识他的。
如果回到学校，聊起当年的话题，我们很快就能熟悉起来。
|
| 回复[52]: 这年头看热闹的多 看客 (2008-12-15 18:06) | | 如果你说拥护GCD的请举手，看看有几只手。。。 |
| 回复[54]: 张三 (2008-12-16 17:40) | 》秀哉亲笔。
写得这个飘逸~~~ |
| 回复[55]: 张三 (2008-12-16 17:53) | to 近墨者黑：
民意测验是要有专业民调机构来进行的。如果说网上印象调查，到各大论坛看看就是了，支持和反对的比例约为多少，你总不至于认为中文网络是反共天下，有人封杀亲共声音吧？
至于说签名人数，不妨回顾历史看看非民主国家中，敢站出来不顾自身安危直面政府的有多少？国内的会请喝茶乃至失踪；国外的可以禁止入境。哪个国家在政府仍属于绝对强势时，类似声势浩大的公开信签名，是几十万这样来的？08签名，国内喝茶乃至被捕的已经有多位；上海警方甚至说敢签名就会被请喝茶。
这次公开信签署人至今已经数千，这已经是空前的事情；就影响力而言，因为刘晓波被捕的引爆，也恐怕远超出发起者自己的预料。 |
| 回复[56]: 回 张三 近墨者黑 (2008-12-17 02:05) | --民意测验是要有专业民调机构来进行的。--
如没有专业民调机构，在镜上作调查是算不了数的？
你在藐视镜上读者。死抠字眼，当心钻入牛角尖，拔不出来。
--上海警方甚至说敢签名就会被请喝茶。--
你不会是在制造恐喝气氛？47楼才传达了 上海，复旦大学，副教授 某某 签了名。他被削职了吗？
倒是你，既然有心签名，还怕这怕那的，甚至连笔名都不敢用。想一想，在镜上你用了笔名，等于戴上了面具，还怕谁啊？说怕事是你的借口。
为了不伤你的自尊心，就称呼你为异类吧。 |
| 回复[57]: 小木樨花 (2008-12-17 09:24) | ＞＞你在藐视镜上读者。死抠字眼，当心钻入牛角尖，拔不出来。--上海警方甚至说敢签名就会被请喝茶。--你不会是在制造恐喝气氛？47楼才传达了 上海，复旦大学，副教授 某某 签了名。他被削职了吗？
 近墨者黑倒是挺能扣帽子的嘛，拿镜子上的读者当石头砸人啊 ，我也算是镜子读者，可别代表我哦。
你能确定签了名的副教授某某就不会被请去喝茶或削职？你的根据是什么？  |
| 回复[58]: 芦笛：《零八宪章》的意义在于它的“曲庸和寡” 看客 (2008-12-22 16:08) | 《零八宪章》的意义在于它的“曲庸和寡”
送交者: 芦笛 2008年12月20日21:05:07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零八宪章》的意义在于它的“曲庸和寡”
芦笛
在我看来，《零八宪章》将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历史性文献永垂史册。之所以如此，倒不是说它发人未发，为人类完善自己的管理贡献了新思路或新观点，也不是说它会对世界宪政运动史有什么贡献，甚至不是说它能对推动宪政最终在中国实现有什么具体的助力，而是因为它的意义恰在于“曲庸和寡”，因而不能不作为一个悲剧性的gesture，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目睹大厦将倾时的绝望呼喊而被后人铭记。在这个意义上，它很像传奇中的“公车上书”（据国内茅海建教授考证，所谓“公车上书”实际并未发生过，只存在于历史传奇中）。
依愚见，《零八宪章》最醒目的特点有三：
第一，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首次集体表达他们对西方主流价值观（亦即所谓“普世价值观”）的理解与体认。芦某无学，还想不起历史上有过这种先例，想得起来的不是五四时 “德先生”、“赛先生”的模糊口号，四十年代的“反饥饿、反内战”，57年的“大鸣大放”，西单墙的“第五个现代化”，便是八九年青年学生对西方民主梦幻式的朦胧憧憬激发出来的诗样激情。而且，凡是“解放”后一切能冒充“民主”运动的群众表演，不是“明君虚怀纳谏”式的传统式“民主”，就免不了毛共“人民民主”气息，还从未见过有哪份群众宣言能如此全面、系统、精炼地表达国人对西方民主社会运作基本机制的理解。
第二，《宪章》中每句话，在西方都是连大老粗都视为理所当然的老生常谈，了无新意可言。在西方跟人谈这些，不论对象是何背景，都如同告诉人家 “地球是圆的，不是方的”的一般无味。
第三，《宪章》的诉求远远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既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认同，也无法为草根民众理解，更将遭到当局的敌视与铁腕镇压，它甚至不为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许多华人知识分子认可，寒竹先生就是代表性的例子。
这就是我为何觉得《宪章》颇像传奇中的“公车上书”。康有为等人的alleged的献策，乃是救亡图存的最起码的措施，然而连那种最起码的步骤都既不为慈禧太后接纳，也不为民间士绅集团支持甚至认可。如美国汉学家马士说的那样，戊戌变法是一个毫无群众基础的“倒置的金字塔”。当“戊戌六君子”被处决时，朝野都拍手称快。用传统标准来看，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乃是不折不扣地“顺天应人”。
《零八宪章》与它的区别，只在于维新派还有个有名无实的光绪皇帝的全力支持，而且开头还有慈禧太后“摸着石头过河”的半心半意的支持，而刘晓波等人连个空头皇帝的欣赏都没有，可谓“孤王半天吊”，上不沾天，下不着地。
这在我看来才是《零八宪章》的最大的悲剧意义：要过了足足168年，中国的少数知识分子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西方民主社会的构建运作机制（还谈不上深入，基本上只是概念的理解，无从谈到对其操作艺术的掌握），而广大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知能力虽然在晚清和民国间有极大进步，在“解放”后又倒退到鸦片战争前的水平，连西方主流价值观在道义上的合理性与功利上的优越性都不承认，拒绝向人家学习，要坚持传统价值观一万年不变，以致《宪章》作者们为了照顾国人无比脆弱的自尊心，必须把它包上“普世价值观”糖衣。
然而若因为“普世价值观”是外来的，就该出于民族大义毅然拒绝，那请问咱们该坚持什么国货？是风水命理﹑麻衣神相﹑炼丹术﹑房中术﹑飞檐走壁金钟罩铁布衫外加耳朵认字意念折枝﹑无偿劳役﹑保甲连坐﹑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五马分尸﹑诛灭九族﹑站笼夹棍﹑剥皮实草﹑三寸金莲﹑太监宫女﹑八股文、三跪九叩、封妻荫子、三妻四妾外带俏丫环……，是从苏联进口的邪教与中国造反实践相结合生出来的“阶级斗争”、“群众专政”、文字狱、大批判、批斗会、抹黑手、挂黑牌、“喷气式”、游街示众、层层划线站队、面对面批判、背靠背揭发、毒刑拷打、光腿跪在碎玻璃上小腿压上钢锭、在阴茎上捆上鞭炮或在阴户里插入鞭炮后燃放、向两大派群众发枪令他们互相残杀、让初一学生马悲鸣和高一学生王希哲彻底丧失人性，或参与打死逼死师长，或下令“凡火线临敌投降者一律枪决” ……，还是跑马圈地、化公为私、将暴力抢来的国家资源系统地化为私产卷逃国外、以坦克装甲车大规模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剥夺世世代代的自由农的迁徙权利以及祖辈相传的土地，让他们世代永作固定在原位的农奴？
这些好东西，只怕最铁杆的忠党爱国壮士，也无法曲为之辩吧？但既然诸位要否定“普世价值观”，总得拿出个像样的国货来取代它吧？敢问那是什么？不就是只有“坚持党天下”这一条么？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因为它能保障我的利益，我当然要拥护它，推行“普世价值观”必然否定党天下，所以我当然要坚决反对。
这心理我完全能理解，甚至可以说它是民主思想的萌芽。我早反复说过了，民主制度就是社会各集团的和平争利机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选举议员，为了自身利益拥护某个党派，正是西方公民的标准作法。因此，有此想法无足深责，相对于80年代的“义令智昏”的“民主”愤老中青们的智能水平来说，它甚至可以算成是个进步。
然而党天下和西方民主制有个本质差别：它不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远不是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法律的保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发财机会，相反，它专门以制度制造权利的不平等，使权贵能利用他们与普通公民之间巨大的“权利落差”疯狂吸纳社会财富，导致社会分配的极大不公，酿成深重的社会危机，而这种背时社会又毫无化解社会危机的机制，只会将它积蓄下来，于是最终便只能以全国大乱、玉石俱焚来结束一度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唐虞盛世”，完成中国永恒循环的又一周期。
可悲的是今日中国竟然没有多少人能看到或是愿意承认这点。今日的中国非但没有志士，而且没有智者。而这就是它与80年代的最大区别。
八九“风波”过去快20年了，这20年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两个根本性变化。
第一个变化就是我党从宗教集团变成了单纯的世俗权力集团。如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与欧洲传统社会根本不一样，统治集团不是什么与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而是一个自我支持的官僚集团。中共革命完成的社会改革，只在于它彻底粉碎了官僚集团之外的一切民间社会，将所有的国家资源与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上，从而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官僚集团。
但在改革开放前，官僚集团拥有的权力并未直接兑换为金钱。因此，党内政策之争具有相当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所谓“路线斗争”颇像传统社会的“清浊流”之争。如文革鲜明展示的那样，党内权力斗争的主要策略乃是抢占道义制高点，证明自己的主张更符合“圣贤”（马列）经典，而对方则是“名教”（马列）叛徒。改革开放乃是邓小平那“浊流”（pragmatist） 以实力压倒“清流” 们（ideologues）的道义抵抗强制推行的。正因为在道义上心虚情怯，他才发明出“不争论”的高招来。
因此，虽然信奉的是邪教，当时党内仍然不乏志士，因对教义的不同理解而能产生意识形态分歧，这就是“姓社姓资”两派的来源，也是89年全党发生大分裂的根本原因。分歧双方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只是他们对它的理解完全不同。“姓社”派对改革的抵抗主要还是一种比较真诚的道义抵抗，比起纯粹出于捍卫私利的抵抗来说，它相对要容易克服得多。
如今我党可完全不是当年的宗教集团了。党内如今还具有超脱于个人利益的信念的人，也就只有那些30年代参加革命的知青，如李锐、何方那样的“两头真”。然而这些人已是风烛残年，在党内毫无影响。掌握了实权的乃是50、60、80年代的大学生，这些人统统是我党的负筛选机制精选出来的“有奶便是娘”之辈，除了金钱之外毫无信念。
这结果便是党内再也没有什么“改革派”、“保守派”之分，只有清一色的“捞钱派”，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这就决定了2000年代与80年代的中国前途的基本区别：再也没有了和平改革的希望。
所谓改革从来是自上而下的，其发动的前提就是统治集团内必须有实力雄厚的改革派，他们看到了现行制度的根本弊病，痛感“不能再率由旧章，必须从速改革，否则国将不国”，而成功的前提，则是在朝的改革派的主张得到在野社会精英的呼应与配合。80年代之所以是“新”中国的黄金时代，正在于党内出现了改革派，使得改革具备了发动前提。如果不是遭到以方励之为首的愚昧精英的颠覆，它本来完全可能成功。
如今的党中央可就完全不同了，再也没有了胡耀邦、赵紫阳那种为了国家民族推行改革的志士。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动改革，就只有全靠民间压力。既得利益集团对改变现行制度的反抗，要比当年“姓社”派出于信仰的反抗暴烈得多。更不幸的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第二个变化，使得民间压力即使出现，也决不可能是建设性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是个两极结构：党作为统治者属于一极，人民包括所有阶级和阶层属于另一极。在这种情况下，我党维护统治，除了武力威慑外，全靠对民众洗脑建立起来的盲目忠诚。当这洗脑在80年代末期因对外开放失灵后，党便不可避免地变得极度孤立，完全只能靠枪杆子支持。就是这种恐惧，驱使邓小平作出了大屠杀的决定，以求一劳永逸地吓得百姓魂飞胆裂。
在此之后我党吸取了教训，效法传统社会官僚集团与士绅集团结成联盟的作法，将人民中能量最大的知识分子纳入既得利益集团，结成了“权贵”与“精英”的联姻，使得知识分子成了官僚集团之下的第二等级。社会因而呈现了向传统社会某种程度的回归：社会等级变成“官—士—商——工—农”。其与传统社会的差别，在于后者是“君——臣—士——农—工—商”（破折号的长度相关于社会地位的差距），如今的“新”社会少了皇帝作为凌驾一切的最高仲裁，而商人的地位有了显著改善。
于此，社会发生了显著断裂：知识分子从原来的人民队伍中游离出来，扮演类似传统社会士绅集团的角色，变成了以权贵集团为核心的统治集团的外延部分与官僚后备池，与工农大众构成了社会的两极，两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利益鸿沟。
这变化发生得非常自然，讽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是89学运刺激出来的。一位化名为“我不理解西方”的中国听众在BBC上发表的《我看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把这心路历程说得清清楚楚了：
“我也理解那些在中国维权的人。只是这些人有一点没有想清楚，就是改变（制度）是不可能的，只有改变自己 才有可能。有时间不如多看看书，培训，找好工作，挣更多的钱。像香港电影《无间道》提到的一句话：‘人改变不了事情，只有事情改变人’。中国目前只有一切向前/向钱，发展才有前途。而目前的执政者，作到了，我非常感激。”
我相信这位发言者曾经参加过89学运，从自身的痛苦体验中发现“人无法改变制度，只能改变自己的境遇”。既然李禄、沈彤等人都没有改变制度，却巧妙地利用由此获得的政治资本，把自己成功地改变为亿万富翁，他们又胡不可改变自己去迎合那个制度，尽最大限度为自己谋求好处？两者都是同一逻辑，是不是？
不难看出，在这种社会中，除了少数信仰尚存或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外，唯一要求改变现状的只有被繁荣遗忘的族群——普罗大众。这或许就是异议人士何清涟女士为何要在激赏“我们的英雄杨佳”的同时，迫不及待地呼唤新时代的“大泽乡起义”吧。
可惜据本人这位前工人阶级积累几近一甲子的理性与感性知识，普罗大众彻底缺乏构建新社会的能力，却具有巨大的破坏能力。传统社会正是因为具有类似今日的结构断裂，使得这种巨大的破坏能量周期性地释放出来，从何女士激赏的“大泽乡起义”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将中国带回石器时代。
这就是《零八宪章》的悲剧意义：尽管它每句话述说的都是一个常态社会的基本公民常识，然而却只会遭到大多数中国精英的排斥，也无法为普罗大众理解，无望变成他们的诉求。这道理简单之极：居住在北半球的人永远看不到澳洲人能看见的“南十字架星座”。连先知先觉如刘晓波辈，对西方价值观的理解都只能停留在概念水平，居住在中国的普罗大众又有什么希望somehow顿悟西方健康的生活方式，无师自通地设计出一个能工作的常态社会模式来？又有什么可能知道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地向政府施压，逼着政府采取措施向常态社会逐渐过渡？他们能做到的，充其量无非是如杨佳那样用牛耳尖刀去“给说法”。就算是全体奋起抗暴，无非也就只能再谱写出一首“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七千哀诗”来罢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似乎可以说《零八宪章》乃是那“七千（或七万）哀诗”的前奏曲，而这就是它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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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60]: 严肃处置违法进京上访 蛇 (2008-12-22 17:12) | 山西太原将严肃处置违法信访行为 含进京上访等
12月21日下午，太原市委政法委新闻办公室发布新闻通报称，我市已安排部署依法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工作，旨在发挥信访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有效制止信访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新闻通报说，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化解民忧、汇聚民意、舒缓民怨、凝聚民心的一个重要方式。长期以来，我市信访工作在解决突出问题、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人民群众依法信访的观念日益增强，通过依法开展信访，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但也有少数信访人违反规定进行信访，无理缠访闹访，有的甚至在信访活动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妨碍了国家机关的办公秩序，侵害了其他正常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影响了我市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为此，依据《刑法》、《治安处罚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和国务院《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我省五部门关于《关于依法处置信访活动违法行为的意见》，我市司法部门将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外国驻华使馆、中央领导驻地和省市党政机关等非信访场所上访的；屡次违反《信访条例》的；为制造影响到外国驻华使领馆和驻华机构实施穿状衣、举标语、喊口号的，违反《信访条例》组织、煽动集体上访的，进京上访的等违法行为进行依法处置，以维护我市社会的和谐稳定。(来源：太原日报李凯、曹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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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上访也越来越难了~~~ 开始清理刁民的信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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