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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为什么批评中国 夏夏 (2008-07-11 15:34 阅读人次:3079)

　　

　　我为什么批评中国

　　——就我的一段经历和思想变化与青年网友交流

　　杨恒均

　　我为什么不删除愤青们的留言

　　今年三月份在国内和讯网站开了第一个博客，九月份又在网易开就了第二个博客。在这两个博客上，我写了一些评论、杂文和日记，我以前只写过小说。在读者和网站管理员的支持下，两个博客都还热闹。

　　青年网友中很多是认同我的观点的，这让我大喜过望，但也有不少网友无法接受我的观点，特别是对我文章中处处批评中国大陆政治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表示不理解甚至反感。支持和反对我的网友在我博客留言中也就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极：支持的相见恨晚，赞扬有加——有些过誉之词让我都不好意思；反对的慷慨激昂，口诛笔伐，有些更是竭尽侮辱之能事。至于我，当然不能免俗，自然也是对赞誉的沾沾自喜，对批评的心有不甘和心有余悸，但我得私下承认，批评的留言往往让我过目难忘。

　　不少读者的批评确实值得我揣摩和深思，有些弥补了我经历和认识不足造成的缺陷，我在这里表示衷心感谢。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批评和攻击完全是无厘头，其中大部分是一些青年网友，一看到我批评中国的文章甚至标题就义愤填膺，激起了平时深藏难露的爱国热情，对我一通攻击甚至辱骂。看过我博客留言的朋友就知道，2007年就因为我的几篇博客文章，我不止一次两次地被戴上反动势力、反华势力、汉奸、（可能的）台湾特务、美国和西方的走狗等等高帽子。

　　显然，我遭遇了传说中横行网络和现实中国经年的“愤青”。我很想写一些回帖与这些愤怒的青年们谈一下心或者讨论一番，可是，再一细看他们的帖子，就发现根本无从回复。例如，你批评了一下社会中某种不好的现象，他们就指责你，为什么看不到我们社会的光明面？

　　你怎么回答呢？除非你把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出现的所有美好的东西数落一遍，或者像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播音员一样把中国的光明面广而告之，否则他们不会满意的。我当然也不会把光明面都写一遍，再在末尾来几句“中肯”的自我批评，如果那样行文，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了，体制内的所有宣传和媒体都在干这活，轮不到我。

　　再如，很多青年网友质疑我，姓杨的，中国人民把你养大，你到海外住了那么久，怎么只看到你文章中批评中国，不见你批评美国？你不是美国的走狗是什么？

　　还有一些留言就更让人哭笑不得，以致在深圳和一位网友聚会时，他愤愤不平地说，看到那些愤青在你博客无理取闹，我恨不得顺着留言者的ID找到那些家伙，把他们一个个痛打一顿，打得他们开窍。

　　我哈哈一笑，不过心里就想，我更不能留言回复了，免得争论进一步激化。不过，我不回复，那些愤青的留言也并不见减少，有些越来越激烈，我于是也就从反华势力的代言人一步步变成了“汉奸”和“特务”。好心的网友就来信建议我删除一些过激的留言和评论，——毕竟我是博主，是有权力删除我博客上的留言和评论的。还有的网友知道我很忙，经常在外面跑，答应要为我管理博客，随时帮我删除愤青的帖子。

　　我都婉拒了。迄今为止，我仍然没有删除任何一个批评和攻击我的帖子。我不删除留言和评论的理由很多，最冠冕堂皇的当然是“我不支持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力”，但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自己曾经和这些给我留言的愤青一样，也是一名愤青，而且，我知道也理解我们都是怎样成为愤青的

　　……

　　我曾经是最牛逼的愤青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这句话现在的愤青都不会用了耶），我从小学到大学的费用都是国家和人民支付的（？），一路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大学毕业又直接分配到国务院系统的机关工作，有吃有喝，如果说我不知道感激，听到人家批评自己的祖国不愤怒，那是很不符合逻辑的。

　　中国是盛产愤青的地方，在那样的教育和那样的宣传下长大，你不是愤青倒不合常理了。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是一名愤青。不过，和普通愤青不同的是，出学校后我从事的是外事工作，我接触的都是外国人，我充当愤青的对象不是中国同胞。

　　我很理解现在一看到批评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帖子就怒发冲冠的年轻人，毕竟我们都受到了类似的爱国主义教育。我在他们这个年龄，对批评中国的声音之敏感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听到外国人批评中国，我就怒火中烧，好像人家要挖我的祖坟，又好像我生活的支柱马上就要被破坏。虽然由于外事纪律我不能火冒三丈，但我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方法为中国辩护，有道理时我得理不饶人，没有道理时我也强词夺理，总归要把外国人要就是弄得“理屈”，要就是弄得“词穷”，我才会鸣锣收兵，心安理得地自以为爱了一次国。

　　当然我当愤青最辉煌的经历不是在中国，而是到了美国后。

　　1997年8月，香港回归一个月后，我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一个叫大西洋理事会的智库从事研究工作。当时我来美国的路费完全是自己出，介绍到这里从事研究工作是我的恩师和朋友帮忙，生活费也靠自己打工挣来，研究费用我自己出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由我私人朋友赞助，我不从中国或者美国政府或者依附于它们的任何机构拿一分钱的经费——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自从改革开放到今天（2008年1月27日）为止，像我这种既不从国家和政府、也不从研究机构和大学等拿经费到华盛顿这种级别的智库从事和国家政策相关的研究工作的，就一个人，就是我杨恒均。

　　我最初自费到美国的目的也许是想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亲眼看看美国到底如何强大，为什么强大了这么多年，诀窍在哪里？（见我的散文《魂断罗湖桥》）但大家还记得，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台海危机持续发酵，中美对抗一触即发，江泽民即将访问美国，朱镕基的改革遇到阻力，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甚嚣尘上……我这个在国内就是愤青的人怎么能够坐得住？又如何能够冷静下来进行自己的观察和研究？

　　那两年，我可以说是拼了老本捍卫中国的尊严，有记载的就包括我和美国国防部将军们、中央情报局外围研究人员、台湾国军访问学者、来访的陈水扁（当时的台北市长）等等讨论和论争的记录，我听到任何一个非中国大陆人在我面前批评、攻击中国，就会毫不犹豫地跳起来，根本不管他们是善意还是恶意，也不管他们攻击和批评得是否有道理，总之，中国人的事，我们会处理好，不用他们管。我用我有限的知识，与他们抗争，经常搞得面红耳赤，很多时候是不欢而散的。

　　当时就有几年前来美国的华人朋友婉转地劝我，小杨（那时我还是小杨呀），你不是公派，也不是拿人家的钱，却在一个研究机构为中国政府声嘶力竭地辩护？你是何苦？你也不觉得累？你看看周围的华人，有几个像你这样？你现在是在美国，赚钱要紧，再说，你今后还要在这里定居下来，何苦和美国人作对？你也不害怕吗……

　　华人朋友说这话，现在的愤青朋友可能不理解，要知道，一个中国人到外国首先应该是生存，而我当时在研究机构是根本无法赚钱的，如果没有资助（例如来自政府或政府附属的研究机构，或者一些NGO），任何人都不会傻到在研究机构混。事实上，在中美台关系最紧张的1996、1997两年里，整个华盛顿最有名的研究智库，像我这种大陆来的中国人就我一个，找不出第二个。当然也有一些公派的、拿着大陆纳税人的钱过来的学者和专家，他们大多在为自己打小算盘，很少有我这么积极的。

　　可我乐此不疲，也不害怕，为什么？第一，我觉得有意义，因为我在为祖国辩护，就像我当时在国内做的一样，浑身是劲。第二，我有愤青的激情和热情，我是愤青我怕谁？当然我得承认，在世界反华的大本营美国为中国辩护，确实是很辛苦的，加上我的知识有限，水平不高，那场景可想而知了。可我还是像唐吉珂德一样，充满激情，于是，在华盛顿离白宫只有一条街道的办公室里经常上演一位愤怒的中国青年舌战美帝将军和学者们的场景。

　　现在，我早已经过了愤青的年纪，也不再是当年的愤青了，但我始终认为，愤青心中那股憋不住的爱国的热情和对一些自认为邪恶事物的愤怒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们的问题是既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爱国，也没有分清哪些才是真正的邪恶。

　　在美国，我找到了为中国辩护的最好办法

　　和现在的愤青一样，当时的我听到那些批评中国，说中国不好的话，总要跳起来辩护。也和现在的愤青一样，都或多或少受到知识和经历的局限，经常结结巴巴甚至理屈词穷。例如，我现在写文章针砭中国时弊，总有愤青过来叫骂，其实，我的文章当然有不足之处，而且由于经常是在飞机火车上一蹴而就，漏洞很多，有些观点也只是一家之言。你如果知识积累多一点，经历再丰富一点，很可能对我言传身教一番，我也会虚心倾听。可是，所谓愤青也就是只知道愤怒而不懂得讲道理的，在他们那里，爱国、爱党和热爱社会主义这些概念都被烧红的烙印硬生生的烙在了当时还没有发育好的大脑里，使得他们自小就认为尿布里渗出的都是真理。

　　这在中国目前还行得通，例如在当今网络上，愤青们仍然占据了“政治正确”的高地，大多网站和论坛管理员一般不会删除愤青的帖子，要删，也是删除那些激起愤青愤怒的帖子。

　　可是现实可不是网络，特别是在美国，当一名愤青可不那么容易。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我已经发现不分青红皂白地为中国辩护不但让我感到力不从心，而且美国人也失去了兴趣。不过，美国人可没有失去批评和攻击中国的兴趣。所以，作为愤青，我还得愤怒，还得战斗。

　　好在，我很快找到了更好的办法，那就是不再干巴巴地为中国辩护，而是以毒攻毒，转守为攻，主动批评和攻击美国！

　　一旦找到了突破口，简直是如虎添翼。说实话，为中国辩护我力不从心，但批评和攻击美国我则是得天独厚，很快我所受的教育就派上了用场。从此以后，当美国人批评中国人权的时候，我立即攻击美国的人权——呵呵，想起来，我比咱们的外交部长更早地使用“美国的人权也不咋样……”这样经典的句子。

　　当然比起国内的愤青，我确实有一定的优势，我在国内外的经验都丰富，体制内、体制外都混过，对美国的社会也有不浅的认识，加上我拿得起，放得下，心无成见。静心比较一下，我确实可以找出美国政治和社会中存在的很多的弊端和弱点。例如，虽然我也承认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完美的一种价值观，但对于他们向世界各国推行这种价值观的方式方法，以及那种让全世界都以我为中心的老子天下第一的做派很不以为然。记得当时我曾经指责美国人在处理其他民族文化和宗教问题上过于简单，有时又偏激，并直言这样会引起极端主义的报复。美国人都是一笑置之。可是，我就感到很紧张。于是，找个机会把儿子从华盛顿送到澳大利亚。结果，在送走后的第二年，在我华盛顿住处窗口所及的地方，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在五角大楼上。

　　后来我继续告诉华盛顿的美国朋友，如果你们不改变一下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建议他们自己也赶快搬离华盛顿。我说，在全世界都在学习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的时候，美国人最好能够学会与全世界人相处。否则，等到核子武器很容易制造的时候，我担心华盛顿迟早会被袭击。

　　这只是一个例子，事实上，我很多对美国的批评甚至攻击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让我感觉到自己批评美国有道理的正是美国人自己。我以前就说过，我并不是学人，也不知道如何搞研究。我一下子到了那样的顶级智库是有点手忙脚乱的，加上我见人批评中国就跳起来反击，结果，一开始并不顺利，也不受美国人重视。可是，恰恰在我开始把心思放在如何找到美国的弊端和弱点并揭露、批评它后，美国人对我也开始刮目相看了。

　　就在要离开理事会时，竟然有好几个研究机构包括海军的研究机构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研究项目，这可是大出我的意料。可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有自知之明，我一看研究报告就头大，哪里能够参与一些重要的研究项目？可是人家美国人就偏偏要请我——才三十出头，学历没有学历，知识没有知识，也就一喜欢观察的愤青，人家美国人看重了我什么？

　　原来他们看中的竟然是我那逢美必反的愤青性格，以及批判美国政治和政策的独特角度，哈，他们竟然要出钱让我攻击他们，愤青当到这个份上，夫复何求？！

　　我为什么不再批评美国

　　美国人对我另眼相看的原因，那就是我费尽心机，找出被他们忽视的弊端和弱点，对他们提出批评和攻击。当时中美关系很紧张，虽然中美之间有学术交流也有高层和民间往来，但像我这种总是把眼睛盯住美国的各种缺点的愤青并不多，至少到美国这种高级研究智库的就没有几个。而美国人也发现，在研究中国的时候，不能像以前一样只注重高层和学术界、军界的反映，也需要听一下来自民间的声音，包括来自愤青的叫嚣。

　　那一段是很牛的，我参与各项研究项目的主要工作就是找到项目的漏洞，也是美国的各项政策和策略中的弱点和缺点，然后来一通冷嘲热讽。想一想不可思议，前段时间，我自己出钱为中国辩护，现在美国人出钱请我来批评和攻击他们。

　　当然我也不是一般的愤青，要批评美国，而且要批评得与众不同，可不那么容易，毕竟美国人好像从上到下都在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和美国人比起来，我显然有他们无法企及的经历和知识，这种经历和知识在很多场合显露出来。

　　

　　记得1998年底，在美国国防部、情报部门、大西洋理事会和华盛顿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联合举办的一场模拟战争游戏中，我的意见让美国军事专家大吃一惊。这是一场模拟朝鲜突然出兵南韩，中美介入朝鲜半岛的模拟战争。我当时分配的角色是南韩情报部的首长。由于对这种理论推演游戏并不熟悉，我一开始比较被动，但很快就进入角色。

　　进入角色后，我马上就发现设计这场模拟战争游戏的美国人对中国很多方面的无知，以致在他们玩得正开心时，我不客气地打断他们，指出他们犯下的两个致命错误，这两个错误直接导致了他们整个游戏的错误发展方向，最终使得这种严肃的模拟战争推演搞得真如一般的游戏了。我的美国朋友听得目瞪口呆，后来还派专家专门过来向我请教……（删除54字）

　　美国人目瞪口呆的同时，我也突然清醒过来，我这个愤青在干啥呢？在骨子里我对美国是不满的，嫉妒它比中国强大，比中国富有，（更不用说西方人那种根深蒂固地看不起中国人的德行）所以我才是一个愤青。批评美国，是我到美国后找到的为中国辩护的最好的办法。可是，我不是刚刚到美国，我现在心里已经慢慢明白了，我这样批评美国并不是在为中国辩护，而是在帮助美国，为美国人民效劳呀……

　　那时我在美国也呆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为了学好口语，每天晚上趴在电视机前从一个时事节目换到另一个时事节目，没有时事节目了连脱口秀也不放过，看了这么久的美国电视节目，再顽固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美国媒体上几乎所有的时事节目都是批评美国的，不是批评美国政府，就是批评美国社会，或者其它什么的，歌功颂德的只有政党花钱买的竞选广告，没有人看。

　　再追溯远一点，美国两百年的历史，——以致资本主义两百年的历史，不是一直在这种批评中发展和前进？美国的制度有什么了不起？从他第一次设立时候看，几乎千疮百孔，连奴隶制都无法废除，可是，这个制度最大的优点就是允许来自民众的批评和监督，这个制度本身也在批评和攻击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

　　顾准不是在多少年就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这一特点？而我却要等到多少年后飞到美国，住在那里，到白宫附近的研究所上班，每晚坐在电视机前，才逐渐体悟到这个道理……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我逐渐意识到美国国富民强、社会和谐、政局稳定的根源，不是因为他们有飞机大炮和核子武器，不是他们政府控制媒体搞强力宣传，也不是他们可以印刷美元，而是他们把批评这个武器交给了人民，交给了媒体，用批评来监督政府、当权者和各种利益集团，从而使美国的制度可以不断完善，永远不会过时，更不会无法与时俱进。

　　现在来促使美国更加强大和完善的人中又加了一个来自中国的愤青——杨恒均，呵呵，青年朋友不难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吧。在西方国家赚钱有很多方法，搞研究是赚得最少的，我之所以不选择更赚钱的职业而在这里批评和揭露美国，总以为是在维护中国，觉得很有意义，可哪里想到，我这个愤青一直在为美国服务？

　　为美国人民服务，未尝不可，可在骨子里，我就一愤青，如果批评一个国家能够让它不断改进，能够让它越来越强大，我没有理由去批评美国，对不对？如果批评这个武器能够让一个国家强大，那我也应该批评中国而不是美国，对不对？

　　批评中国而让她不断进步就是最好的爱国

　　听起来是不是特幼稚？哈——没办法，当时就这样想的。现在写下来，觉得逻辑简单得有些可笑，其实人生并不复杂，支撑我们一生的道理就那么简简单单的几条，再说，这也是我如假包换的心路历程，没必要掩饰，也没有必要添油加醋。

　　一旦意识到批评美国并不是在为中国辩护，而是在为美国人民做贡献的时候，我也就失去了任何批评美国的兴趣，毕竟这不是我心目中的祖国。再批评下去，不停帮他们找弱点，找缺点，敦促他们改正，靠，那中国不是要和美国差得越来越远？在愤青眼里，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帮助他们建设和谐社会，才是汉奸行为呢。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也曾经独自思索，我一听到人家批评中国的任何事情就暴跳如雷，真是在维护祖国吗？当时我心里是不是真认为中国什么都好，没有必要改进了？或者是因为后来我出国了，看到了一些在国内看不到的，开阔了眼界，作了对比，才发现中国其实有很多值得批评，需要改进的。这种情况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解释，第一是我以前在国内被洗脑了，对西方很仇视，这次在国外看到了一些好东西，想带回国内；第二就是我在国外时被洗脑了，或者说精神被污染了，被弄得有些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不管是哪一种解释，事实是，到此时，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知道读我这篇文章的不仅仅是青年网友，也有一些老师、学者以及我的同辈人，他们中一定有一些人会冷笑着说，杨恒均，你丫的也太幼稚了，你亲眼见证了1987和1989年，又亲身经历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贪污腐败，你竟然直到1997年后思想才发生变化？

　　这里我要坦白地承认，是的，比起很多靠读了启蒙的书就能够从善如流的老师们，我真是惭愧得很，我有点愚笨，而且有中国农民的顽固，要接受新事物总需要眼见为实，可谓不见棺材不掉泪。虽然在大陆时，我也对丑恶现象发几句牢骚，但在骨子里，我不但不知道如何避免这些丑恶现象，而且我自己也和这些丑恶现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让我靠他人的几本启蒙读物就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到了国外，到处流浪，再次回到大陆，加上读了几本书，我的思想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变化当然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批评在政治和社会进步中作用的看法和认识。我认为西方思想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善于批判。资本主义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不限制对它自己的批判，两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也就是批判的历史，越批判越改进，也越进步。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政治权威是所有批判对象中最大的目标，其他的最重要目标还包括所有的既得利益者。

　　当我在自己切身观察中发现这种充斥在美国政界和社会各层的批判正是帮他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危机，解决了一个又一个专制国家无法逾越的困难时，我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且不要说太远的历史，就拿1949年以后的历史来说，凡是民众和知识分子失去了批评当权者的能力的时候，就是我们民族遭受最大苦难之际。和年轻的网友说，我想就算我们抛开政治制度不提，仅仅从我们建国后的历史看，大家不会不注意到，每一个民族灾难降临之前，其实都有微弱的批判的声音，这种声音总是被打压下去之后，灾难就接踵而至了。

　　有人说，现在情况和以前不同了。其实，历史都是很相似的，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同了，但在大多方面还是一样的。当今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改善很快，但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没有值得批评和改进的地方？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中国还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改进，而且有些大的弊端，如果不引起重视，中国迟早会重返历史的怪圈，重蹈历史的覆辙。什么覆辙？我说不好，但可以告诉大家一点作为参考，中华两千多年的历史，很多时候都走在世界前列，也比世界其他地方富裕和繁荣，但一次又一次被打回到原点，而且每一次都伴随着动荡、分裂和残杀。以致到今天我们国家还是地球上发展最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最低、贫富差距最大、贪污腐败最严重和人的尊严最不受重视、人权状况最堪忧的地区之一！

　　中国在进步——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外国到中国，我想没有多少人比我更加感觉到这种进步的存在——我自己包括我的兄弟姐妹都是这种进步的受益人，我为此无数次在内心欢呼。可是这种进步是不是和历史上屡次出现的那种短暂进步一样，随时会因为根子上的东西和积重难返的积弊而土崩瓦解，回到原形？

　　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之多之大，都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无法看到的，也是我们历史上不多见的，这样的发展能持续多久？和谐社会能够这样维持吗？利益集团真能够用一手遮天的办法取得长治久安？

　　爱国有很多方法，工人在捣腾中国制造，科学家在搞科研，士兵在准备打仗，间谍们在四处窃取科学技术和政经情报，学生们在认真读书，海归们一边赚钱一边把海外学到的科学技术传播到祖国……

　　至于我，我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报效祖国，热爱国家的方法，就是发挥我之所长，批评它各种不足之处，揭露邪恶的东西……

　　我害怕吗？

　　常常有人问我，在网络上写文章，最让你难过的是什么？最让你快乐的又是什么？我说，最让我难受的是我失去了一些朋友，而最让我高兴的则是我得到了更多的朋友。

　　——我失去了一些老朋友，特别是那些还在体制内，在共和国各个要害部门工作的至今已经都在领导岗位上的老朋友。我失去他们是因为我的文章在他们看来太敏感、太危险。这让我感到不爽，也感到很遗憾。

　　当然，这一不爽和遗憾与写文章得到的“好处”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好处是让我最快乐的。自从写文章后，我认识了更多的人，除了一些早就在我生活中出现但一致被我忽视的“小人物”外，还有大量的网络朋友从虚拟的世界来到我现实的生活中。他们愤怒我的愤怒，希望着我的希望，也给了我最大的鼓励。

　　顺便说一下2007年初的一件事，当时在广州和沙叶新老师聚会，我说，好久没有看见沙老师的著作了。我还根据沙老师的丰富经历、敏锐的观察和风趣幽默的风格断定，他如果写长篇小说，一定很棒。沙老师透露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只是又叹息道，时间太少了，还有很多东西要写。

　　我很不以为然，我当然知道要想创作长篇小说，必须停下手头其他的创作，完全沉入其中，不可能兼而得之（所以就连鲁迅，也无法写出真正的长篇小说，因为他要不停地写一篇又一篇的杂文）。我当时就对沙老师说，你少写点其他的，特别是博客文章，集中精力写小说。我这样说，是很希望像沙老师这样的人能够写几部反映当今现实的传世之作。

　　我话音刚落，沙老师叹道，那些小文章我确实没有时间写，可是……看看博客上网友的支持，总感到不能不写……

　　沙老师的话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当时还无法完全理解，因为我不但自己没有亲自开博客，而且也很少到其他人的博客去看。一个星期后，我上到沙叶新老师的博客，看到的是每一篇文章都有那么多读者在支持，每一篇都有那么多网友热情的留言——我理解了沙叶新老师的话。

　　当然我真正理解沙老师的心情却是要等到后来我在和讯和网易博客逐渐凝聚了一批读者之后。看到那么多的读者给我留言，表示理解和支持，我竟然有了几个月前沙叶新老师讲过的一模一样的处境和心情：我的长篇小说《情报局长》已经拖延很久了，但我不会停止博文写作，因为我的那么多读者……

　　2007年要结束时，我想用一句最恰当的话总结我的博客，按说博客是一个人在网络上的精神家园，但我想到的那句总结的话却是：我的博客是为你而写。

　　这个“你”就是我的网络朋友们，我的信箱和电话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十几条网友发来的信件和短信，更不用说博客上成千上万的留言了。虽然我没有时间一一回复他们的信件、短信和留言，但每次阅读时，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的，我都很开心，也很感动。

　　只是在阅读有一种信件和信息时，我心中黯然伤神。那就是读者也许不止一次在我博客上看到过的诸如：“杨老师，你还好吧？”“杨老师，你的博客没有更新，担心你出事。”“请注意安全哦？”“你没有事吧？”

　　……，而那些从信箱和电话上发来的担忧就更直白了。好多读者看了我的文章或者发现我几天没有露面，就来信询问我是否安全，是否已经出事了，希望我保护好自己。

　　为了安慰这些读者，我总是轻描淡写地回复两句，其实心情却很沉重的。有好几个读者还好奇地问：你怎么还没有出事？

　　也许就因为我还没有“出事”，又有一些网友就来信问了：你整天写这些文章，你难道不害怕吗？

　　我害怕吗？如果说不害怕，那肯定是假的。批评当权者和利益集团，不要说是在中国，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何况是在中国这种视批评如洪水猛兽，在共和国历史上一度把批评者当成反革命抓去坐牢，喉咙割断装上钢管，甚至枪毙，或者让他们无声无息地消失的地方，我能不害怕吗？

　　然而，我能克服这种害怕，那是因为在我内心，我一直坚信自己这样畅所欲言不但不是在干坏事，而且我是在为中国，为社会，为人民做我力所能及的好事。如果我一眼看出来的弊端，而且是很容易能够消除的弊端，我都闭口不说，我还是“愤青”吗？我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祖国吗？

　　一个社会出现愤青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一批批麻木不仁，不但不敢愤怒，而且连同情、爱和恨都不再能够自由表达的社会。

　　我仍然是一名愤青，只是我已经知道该对什么样的事情表达愤怒；我仍然把爱国不但常常挂在口头，而且也时时放在心里，只是我认为自己更清楚什么叫爱国，以及如何去爱国；我当然也知道害怕，只是，还有更让我害怕的——

　　我当然知道害怕，而且，我也感到最近一些地方的腐败分子和某种“黑恶”势力正渐渐逼近我。在这种“黑恶”势力嚣张的地方，一个普通小民如我是会分分钟陷入困境甚至绝镜的。更何况，我杨恒均一向放荡不羁，我行我素，被我触怒的“黑恶”势力真要下手，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也就只能束手就擒了。所以说，如果说自己不害怕是假的。

　　可是，在心底里，我相信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一定有更多理解我的，支持我的。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而这思想解放中最需要解放的就是当权者对于民众的批评和舆论监督的成见和束缚。而且，我坚信，以胡温为首的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定会以更加宽容与和谐的态度来对待批评和监督，把政权和利益集团置放于人民的批评和监督之下。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达到和谐，中国才能走出几千年都无法走出的死胡同和可怕的怪圈。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也不必为自己的安危而担心，但，我却有了另外一种害怕——那就是那么多体制内的朋友因为我写文章而离开我，让我感到害怕！

　　还有，我对那么多网友为我的安全感到害怕而害怕！这些网友中有些竟然是年岁非常小的，这让我愈益感到害怕，为我们的社会和青年而感到害怕！

　　我很想知道：是谁，又是用什么方法，把那些害怕注入你们的血液？烙进了你们的大脑？

　　我只希望，以我的不怕，能够帮我众多的亲爱的网友消除他们心中的害怕。

　　2008-1-27 于湖北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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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1]: 夏夏 (2008-07-11 15:39)

　　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是可耻的

　　作者,王晓阳

　　某个所谓记者采访王康，第一句话就是“我对政治没有兴趣”，王康的回应是“那你现在就给我滚！”。王康真爽。

　　文/革说起来只有10年（我也用了“只有”这个词，那些狂咬杨丞琳小姐的义和团，又要发镖了吧），但对中国的打击恐怕100年也消除不了。对知识分子的心理打击尤其严重。很多知识分子不肯承认自己的懦弱，他们不承认自己“不敢关心”政治，却代之以假装清高地说“没有兴趣”关心政治。

　　政治就像空气，每天挤压缠绕着你，任何人无法逃避。世人的每一次快乐与痛苦，几乎都可溯源于政治。

　　我鄙视那些逃避政治的知识分子。他们放弃了上帝给赋的责任。人是在占用了宝贵的教育资源之后，才能把自己打扮成知识分子人模狗样的。如果一个人，在收入等问题上极力扮演知识分子角色，问社会索取良多；而到了需要他为这个民族呐喊的时候，他却缩头当乌龟，不肯行使知识分子的职责。此人算个“什么玩意？”（套用尸马南对新/闻/自/由/无/国/界的谩骂）。

　　“不要恐惧你的敌人，他们顶多杀死你；不要恐惧你的朋友，他们顶多出卖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关心的人们，只有在他们不作声的默许下，这个世界才会有杀戮和背叛。”

　　“对同胞最大之恶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冷漠是无人性的本质。”

　　王康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道风景。我转贴一篇旧文给大家。因为前一篇《给搜狐博客的公开信》中所说的原因，我最近不想写太多，而是“被迫偷懒”，点评一些博文。

　　同时也有点狭隘的姓氏观念。如今人们说起我们老王家，就想到王兆山。其实，老王家有败类不假，可是也有王康和我王大思想家这样的良心呀。呵呵。

　　

　　王康：痛苦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

　　我博： http://wangxiaoyang1.blog.sohu.com/60408759.html

　　余以为博：http://ptolomy.blog.sohu.com/57916754.html#comment

　　王康即将来广州演讲，可能有机会当面交流，看了一篇余世存写的简介做做功课，放在这里共享。如果家里有中学生的，拿着来当范文，比语文课本强多了。

　　

　　第二章王康其人

　　一．　王康是说不尽的。

　　2001年5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公告了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王康是首届得主之一。学术委员会公布的授奖辞是：王康先生怀抱理想主义，他以布衣之身忧国忧民，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启示，对于中国的统一前景的展望，在小范围内流传，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

　　尽管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的授奖辞较之后来显得简单，但对王康的颁奖仍透露了足够多的内容：王康是一个小众范围内的汉语人格，他的生存之道首先是影响周围，成全自身，进而推动他人生命的自我完善；王康又是一个关怀悠远的中国布衣，他的存在直接汉语的历史、世界的当下经验，并有着极为人性的愿景。在王康那里，连接了汉语世界的历史和未来。

　　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积极健康的一面而言，王康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人格象征。

　　二．　传统文化在转型的当代中国已被割裂。对大多数生长在大陆中国的同胞来说，他们身受这种割裂而不自知，他们站在生存和一种叫做真理的碎片上，彼此对立、割伤、侮辱或损害。少数先知般的圣贤，几乎是无望地守望着道为天下裂的汉语世界。

　　1949年，经过4年内战，兄弟般合作2次、共存了28年之久的国共两党强弱易势，并修改了自处并共处的依存法则；国民党训政的国民政府成为弱者，弱者几无葬身之地，最后栖身于海岛，强者则统一了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统中国文化信仰的阴阳生成之道、传统中国王朝奉行的忠奸名实对立统一之平衡、传统中国人遵从的因果逻辑，在国共两党争霸的过程中，丧失殆尽。转型年代的中国人信奉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种强势的顺势势利思维。

　　1949年，王康出生于重庆。王父曾在四川大学物理学读书，因爱情转入化学系，天性超脱，习自然科学，对中国式的政治了无兴趣，毕业后做了一个小职员。国共易势之后，前政权的小职员也成为另类。1950年，王康的父亲被捕入狱，罪名似乎是在川大读书时跟踪某地下党员同学，1957年出狱。1982年，父亲在滩子口木材加工厂“退休”后，其工龄仅有4年，问题也得以“改正”。其档案中历史反革命罪状竟无任何证据。所属单位政工人员说，可能是弄错了。王康后来回忆说他父亲在临终前，“他慢慢抓住我的手，好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人是最不好的动物，最不好的动物也比人好。吸了两口水，艰难地咽下，又说，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余无所思，但求早死，这是他最后的念头。”

　　王康的母亲研习化学，新中国成立后，她注定只能做一个普通的中学化学教师，“像所有中国女性一样，作为女儿、妹妹、姐姐、妻子、母亲、祖母和曾祖母以及姨妈、舅妈、儿媳、弟媳、岳母……，母亲在中国发明的所有加诸女性的角色中，都拼命地尽她的心，她的力，她的道。”有着极好国学修养的王母在悲苦的一生中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当她的兄长、中共元帅陈毅的同窗唐君毅拒不回大陆，最后在香港去世时，她为早已名闻中外的大哲学家兄长写下了感人的短诗——

　　

　　悼兄

　　一、一树五枝，顶枝摧折，四枝彷徨，何所仰息。

　　二、天地胡不仁，以人为刍狗，既生我良兄，何忍又夺走。

　　三、昔日梦里惊，醒来暗庆幸。今日梦里惊，醒来泪湿衾。

　　落月满屋梁，音容何处寻，追思成往事，不觉泪纵横。

　　　这样的家庭给予了王康足够的屈辱和悲情。以至于在父母相隔不到半年先后谢世之后，王康感慨说：性灵中国、悲情中国、道义中国正在解体，中国老一代知识人正在彻底离开。对这个时代，他们两手干净，两眼清明，灵魂高洁。他们是这个“大时代”最无辜的苦难承受人，罪恶见证人。他们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善意与这最荒唐的人生诀别时，后来人能体验其中滋味于万一吗？

　　这样的家庭也给予了王康足够的灵性、道义和才思。大舅唐君毅去世后，王康开始接触港台“新儒家”。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他在西师组建了一个哲学小组。小组虽然没有坚持下去，但王康个人已经深信不疑，他们正在上天注目之中，秉承天意，践行天意：1949年以来的中国，是近代以来中、外若干历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结果，并非中国常态，更非中国终极形态；中国必将再次回到它的传统和大道去寻找存在的连续性和动源。

　　这样的王康当然是被关注的对象，毕业后的王康被分到一所中学教体育。理想、才华、诗书满腹的王康不满于做一个体育老师，他的目光盯上了当时中国启蒙的先驱者们，他在假期自费到北京做了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先生的助手，他在当时中国一流的先驱、圣贤们身上寄予了美好的希望。虽然一开始他就远离了“第二种忠诚”，无论他的行藏如何，他只是忠诚于人性、历史和中国文化。

　　这个年轻人在运动不断的大陆中国当然只有颠沛流离的命运。他离开了体制，在大陆流亡，颠沛于是，造次于是。但他没有忘记他的梦想，“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为了梦想，他做过生意，成立公司，像他的同龄人一样去学习做局、讲故事，但他的局和故事只是他的梦。他实在生就了思想家的头脑，却没有半点商人的思想。除了朋友接济，他的公司员工的薪水就全靠他的一支笔。慈不掌兵，他掌了兵却舍不得开除员工，员工们在公司里有心无力，无所事事。王康不开除员工，就只有拼命给人写稿子挣钱来给员工发薪水。这样的情况以至于朋友都看不下去，最后的结果，他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和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还在，只是他一人和三四员工撑着而已。王康在坎坷的生计中养育了生命的元气，一种充塞天地历史之间的浩然之气。

　　三．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了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说，王康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王康跟陈独秀属于同一个家族，这个神圣家族有着至大至刚之气，其个体生命的存在一直处于不止息的燃烧之中。这种燃烧既源于天命，近于神性，又来自于人格的自我欺许，基于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

　　这种极富于神性和人性的自由放荡人格在历史上一再被祛魅，又一再为历史和后来所纪念。它最终被纳入中国文化，成为我们文化中极具悲剧性的美。因为它一再被一种世俗力量、乐感文化、生活理性、庸常宿命等等撕破毁灭。这种自由人格很少能够得到宽松的生存环境，它一再被打压毁灭的命运因为使得人性之美成为东土子民最罕见最神秘的要素。由精神、气魄等为元素的自由人格跟欲望、理性为元素的依附人格因此成为中国文化对立而不能统一的两极，摇荡着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这种神秘或现实之谜为高尔泰洞明，他说：美是自由的象征。

　　但是，由上层精英主导的中国文化没能厘清有教无类的生生德性，反而在非我族类的猜想里强化了独裁专横，无论政统还是道统都让道于正统，夷夏变异、汉贼不两立的正统意识，体制生存或正统中心主义因此成为超乎生命存在之上的绝对命令。二元多元之间的对立依存很少得到伦理共识和制度化的保证，反之，其此消彼长之势是中国文化认可的宿命。更等而下之的，莫过于文化心智中丧失了平等意识，对他者不是承认其自性，而是征用、管制、毁灭，并给自己美化、雄起化、神圣化。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得出痛苦的结论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后来的钱钟书和费孝通在漫长的治学生涯里获得了文化自觉，钱钟书承认：“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费孝通则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只是这种文化自觉只有少数人领略，历史进程中的事实更多地表现为文化的不自觉。

　　中国的现代转型，是一个祛魅的矛盾因而艰难的过程。它需要英雄、圣贤、先知们的自由人格，它需要美育引领走向世俗，一元专制的力量又会借世俗来打压神性和人性的自由，来扼杀人性之美；专制生活的“三帮分子”（帮忙帮闲帮凶）则会不断地跟风，不断地论证维护现实的合理性，不断地论证今天的进步和明天的美好。德性和道学、学问突显思想淡出、学人治人与专家治国、技术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的朝野布局、人文精神与世俗理性、主义与问题、宏大叙事与微观关怀，等等，都曾为三帮分子们追随，他们在不同时期与时俱进地追随并论证一元的正当性，最终毁掉的是二元乃至多元的存在以及其共处依存的效用，他们最终打压了我民族自由的精神。

　　由此导致的精神危机在社会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精英患上“犬儒病”，民众患上“冷漠症”。全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视而不见和冷漠，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时过境迁，犬儒者们又会百倍热情地给予前贤以怀念。现实对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的态度即是如此，尽管历史已经还给了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以无上的荣誉。

　　王康即是乡愿犬儒的年代里又一个自由的人格。

　　

　　四．历史给予王康成全大命的机遇幸又不幸。

　　不幸的是，历史没有给予他上述历史人物那样的因缘际会，没有提供给他施展的舞台。历史只是给予了他和他的同学、朋友、同龄人们自我教养的可能。幸运的是，社会给予他的生存的缝隙，使得他能够自我成全，并影响周围。社会同样冷漠地对待王康，这种冷漠跟经济决定论的号召，跟闷声发财、一夜暴富、没事偷着乐的“幸福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参照，反证出社会之恶。英国人萧伯纳认定：“对同胞最大之恶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冷漠是无人性的本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犹太作家威塞尔说：“对我而言，冷漠是恶的集中体现。”他还说：“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美的反面不是丑，是冷漠；信仰的反面不是异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亚辛斯基的箴言是：“不要恐惧你的敌人，他们顶多杀死你；不要恐惧你的朋友，他们顶多出卖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关心的人们，只有在他们不作声的默许下，这个世界才会有杀戮和背叛。”

　　王康身边有过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来了又去了，去了的人悬置理想而务实，很多人做了高官、发了大财，只有王康还在坚持他自己的梦想。然后富贵起来的人们多作壁上观，看王康一人折腾，有人看王康行到水穷处就给他一点儿帮助，看他独自前行。

　　年过半百，知天命而望耳顺。但在王康却更为随性。随着电视、网络等传媒手段的介入，王康为更多的人认识，借助于口耳相传，王康成了精英权贵、仁人志士、热血青年们游历重庆的一个旅游景点。有人也专门坐飞机去重庆去看王康。于是，王康在重庆的生活，也多了一种倾听。他的时间多半在陪客人倾诉了，他是最好的听众，那些野狐禅式的年轻人，滔滔不绝地跟他说上五六个钟头，他可以一言不发。但他丝毫不给人安慰，他不吝惜最真实的言辞。当一个读书极富的年轻记者飞到重庆，到王康的小公司采访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对政治没有兴趣”，王康的回应是“那你现在就给我滚！”当来访者在王康的办公室里高谈阔论半天，轮到王康表示，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喜欢你。”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或者，相由心生。长期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王康甚至获得了相面的能力，“我一看你的长相就不喜欢你！”“不要把知道读书当宝！”

　　王康不喜欢金庸，他自己却像金庸小说里的绝顶高手风清扬，如同风清扬超越了剑宗气宗的分别，王康的自由人格近于人文却超越了人文。他在立功立言立德的颠峰状态打量了所有来向他倾诉的人，他从来没有因知不足而矮化自己的心灵。

　　这个极为高贵的人却有着同样极为谦卑的心。他放浪形骸，却对女性给予最完美的体贴。一个打字员的喜怒哀乐会让他萦怀；一个一面之缘的女孩向他倾诉，他事后会再写上一封长信来安慰人家。画家王建称道老康，“有着不可思议的体贴心。”他不喜欢精英权贵，却跟重庆的普通民众交上了朋友，他当仁不让地教育他们，又极为谦卑、慈悲地布施、担当、同事。刘慰荣，跟王康的朋友做了一年车夫的出租司机，与老康接触了几次，就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从前的所有，而做了老康的司机，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席庆生，一个退休的生活得小康的工人，孩子在上海立业，他一人呆在重庆：因为重庆有老康。

　　王康的生存姿态甚至感动了媒体，凤凰电视台的众多编辑记者们关心他，不少人成为他的粉丝。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的编辑们在策划“最有味道的四川人”时，仍然把重庆的王康列入候选人名单，王康是入选中唯一的布衣。

　　王康因此给了他的朋友们最大的人生安慰。王康小传在网上流传，有人在前面上一句：“吾友，深邃、悲悯、纯洁，大隐于市的思想者与文学痴汉，读其文字，浩浩乎盈心者，人性人道之意浓焉。”这个小传中的王康是——“生于中国现代历史一个最关键的年头：1949年。这个年头使他成为一个宿命论者和天生的理想主义者。大学期间以独具的风骨和才华成为西南最高师范学府自1957年来第一个学生文学社社长，并因此自决于中国式经济仕途、学院翰林之外。耿于沉思，疏于著述，不求闻达，不意被封‘民间思想家’。1980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传布四方。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60周年又组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尚未问世，已臻不朽。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

　　

　　五．“都称缔造者，孤魂自飘零。为人续家谱，痛煞后来人。”

　　这是王康在江津陈独秀旧居留言簿上的即兴之作。他对一切真正的个人、真正的民族之子从来不吝惜热情。

　　王康熟知唐德刚、黄仁宇们的中国现代史观：在一个二百年的三峡论中，个人的存在几乎是微不足道的，都是历史文本借以书写的手段；即使按照传统王朝的史观，如果我们生活在大明季世，生活在同治光绪之际，生活在民国，我们能把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带出三峡或埃及吗？如果不能，我们生存的正当有效性有何依据呢？

　　王康身体力行的是唐、黄们忽视的现代转型中的个体价值。他从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中看到了一种远高于历史目的、未来愿景更大的信仰情怀，一种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人性之美，一种活在当下的大道和人生正义。西人说，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用王康的朋友毛喻原先生的话：做一个人，是中国国民最伟大的成就。

　　2006年底，余英时先生获美国“克鲁格人文奖”，奠定“西方学界继胡适之后不作第二人想的中国知识精英大师”地位。余英时是钱穆、唐君毅等人合力创办的新亚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在王康和余英时之间有着不小的距离，两人是不同气象的峰峦、大海。余英时是道问学的，王康是道成肉身、身为度、尊德性的。但才思超迈的王康仍给了严谨的余英时最高的敬意。

　　王康说，对中国历史的基本态度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分野。一个是1949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另一个是要接通历史，存亡继绝，这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割断历史，我们已经尝到够深的苦果了。如果继续把历史虚无主义延续下去，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它危害的将不仅仅是中国。现在中国，一方面是官方史学界集体的道德沦丧，他们既愧对中国左丘明、司马迁以来伟大的古代史学传统，更愧对中国现当代历史。面对如此苦难、复杂、丰富的现当代中国，他们交出的几乎是白卷，更有一些人为虎作伥，粉饰太平，沦为专/制和独/裁的奴婢。

　　

　　

回复[2]: 王者非王请进 夏夏 (2008-07-11 17:18)

　　若有时间,请来一看.

回复[3]: 这个，有点下战书的味道 科长 (2008-07-11 16:33)

人家老王只关心佛学

回复[4]: 夏夏 (2008-07-11 17:19)

　　没有下战书的意思.

　　觉得听听不同声音,是好事.

　　

回复[5]: 把那边的回复搬过来，那里的删去 陈某 (2008-07-11 17:35)

　　回复[7]: 驳“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是可耻的” 王者非王 (2008-07-11 17:00:27)

　　龙爷，对不起了，占你的宝地回夏夏的挑战。

　　夏夏，其实我已经看了你的转帖了。但没有回应。

　　理由为二。

　　一，我的电脑现在不允许我在右边栏目里回应。

　　二，我觉得那个人太没有常识了。

　　http://www.dongyangjing.com/bbsmain.cgi?mode=view&&no=3011&&hfno=2#HF2中的跟贴１楼中的题目为“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是可耻的”，这太可笑了。还值得一驳吗？不知道这位作者是否把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是不是也算入知识分子的行列呢？如果不算，那无话可说，如果算的话，那全世界大多数搞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包括大多数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都是不问政治的。如果那些人统统都属于可耻之类的话，那还有多少人是不可耻的呢？难道那些人比那些所谓的政客更无耻吗？如果没有那些所谓的无耻的人的话，这世界能进步吗？你现在的生活能这样美好吗？

　　虽然我写的是驳“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是可耻的”，但这还用驳吗？你自己想一想吧！别跟着别人瞎起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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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8]:ζ (2008-07-11 17:21:43)

　　> 所谓知识分子不是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而是特指那些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能深深地关怀着国家、社会和民众公共利益的人而且这种关怀还是超越个人和小集体之上的人。

　　如果按这个定义来考虑的话，楼上的“如果算的话”之后的话，应该都是废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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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9]: 王者非王,不好意思夏夏 (2008-07-11 17:21:59)

　　我没有挑战的意思.

　　我主要是想让你看头一文,我什么批评中国.

　　

　　

回复[6]: 中国人还是少关心点政治为好 敬天爱人 (2008-07-11 17:53)

　　俺倒是认为中国人还是少关心点政治为好。

　　中国人好政治，特别是年轻人。当年上大学时，男生好像除了体育就是政治了。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固然好，却容易产生群众运动。全国山河一片红，是不是也就是这样产生的。

　　还是像日本的年轻人那样，与其谈政治，还不如多考虑考虑自己的未来，多花时间去打工赚学费，去交友旅游。

　　这样社会也就和谐了。

　　至于知识分子，与其做一个业余的政治家，还不如专心致志做一个敬业的知识分子。

　　当然，你有那个天分，就转行做一个专业的政治家未尝不可，就像日本，美国的一些教授那样。

回复[7]: 在海外的人关心政治是吃饱撑得难受！ 新局长 (2008-07-11 20:08)

回复[8]: 夏夏杜海玲 (2008-07-11 20:26)

　　跟你说，用了你的那个餐具，忘记寄报纸了，下周一给你寄。

回复[9]: 夏夏 (2008-07-11 22:49)

　　谢谢海玲,没有关系.

　　另外,再摘我转的文章里的话,与大家分享.

　　英国人萧伯纳认定：“对同胞最大之恶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冷漠是无人性的本质。”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犹太作家威塞尔说：“对我而言，冷漠是恶的集中体现。”

　　他还说：“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美的反面不是丑，是冷漠；信仰的反面不是异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

　　亚辛斯基的箴言是：“不要恐惧你的敌人，他们顶多杀死你；不要恐惧你的朋友，他们顶多出卖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关心的人们，只有在他们不作声的默许下，这个世界才会有杀戮和背叛。”

回复[10]: 只是路过 (2008-07-11 22:57)

　　说些你也许不太喜欢的话：那些名人的话就是真理吗?就能成为说服别人的论据吗？说真的，上面这些论断，看似很有哲理，其实自相矛盾、狗屁不通。

回复[11]: 回复[6][7]楼 张三 (2008-07-11 23:00)

　　中国人关心政治是因为没有体制内的发泄渠道。既不能通过选举等正常方式推出自己代言人，又不能在媒体上自由讨论。

回复[12]: 欢迎讨论和不同见解. 夏夏 (2008-07-11 23:06)

　　许多东西我不太懂也不太了解,所以转帖文章,希望自己能学习更多.

回复[13]: 夏雨 (2008-07-12 00:13)

　　只是路过桑，

　　自相矛盾、狗屁不通在哪里，说来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