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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阔别19年刘再复重返故都  科长 (2008-06-27 16:04 阅读人次:3020) 
  

  
阔别19年刘再复重返故都 

  
江迅

  
因「六四」去国的刘再复首度回北京,入关、逛街、游园和演讲,一路顺畅。他表示,中国要在物质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崛起;知识人要有司马迁面对历史、面对真理,不屈不挠进行价值创造的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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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去国十九年后,终于首度回到北京。北京朋友说,刘再复此行是「奥德赛之行」。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一部描述出征,一部抒写回归。刘再复说:「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为什么永远不朽,因为史诗象征人类两种基本经验,一个是出发,一个是回归。奥德赛是二十年后回归,我是十九年。这十九年,我赢得自由时间和自由空间,赢得做人的尊严与骄傲。我感到高兴的是丢掉荣华富贵,却守持生命本真,净化与深化了自己的灵魂。这次回归,与十九年前出走的时候心绪不同,出去的时候,心情很激愤,回来的时候,心情很平静,能以清醒冷静的眼睛观察自己的故国、故都、故人。」

  
刘再复于六月三日回到北京。有朋友说,再过一天就是「六四」,选择在这个日子回北京,不是太敏感了?刘再复说,回北京只是纯学术、纯精神活动,与过去的政治没有什 关联。这次回归,也是一种试验,结果一切都非常顺利。入关抵京、逛街游园,一路顺风,感觉非常愉快。

  
刘再复这次回去北京,是应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邀请,去演讲「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世纪大讲堂》设置在北京大学开讲,于是他到北京,顺便看看长时间思念的友人。一九八九年「六四」后他离开中国,二零零零年第一次重返大陆,去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演讲,二零零八年四月下旬去深圳大学演讲,至二零零八年五月前,他去大陆,脚下从来没有跨越过广东的界限。

  


  
在北京十天,媒体要求采访他,学校请他演讲,他都一一谢绝。他说:「我只是来看故地友人的,十九年来许多朋友、许多前辈关怀着我。我是来还情的。」原福建省省委书记、国务院侨办副主任林一心多次嘱咐香港朋友,比如嘱咐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施祥鹏,要拍一张刘再复的照片,带给他看。这次刘再复回北京看望他,他已经九十六岁,护士在他身边大声喊:「刘再复回来了,他来看你了。」他听见了,微微睁开眼睛,脸上泛着红光,发出颤抖的声音:再复怎么样了,再复怎么样了。他已经看不清刘再复的模样。此时,刘再复内心难过,流下眼泪。过去一直很关心刘再复的三联书店前总编范用,今年已八十七岁,看到刘再复很兴奋,但说话已经很不容易了。

  
刘再复说:「过去十九年了,许多前辈都去世了,看不见了,有些朋友也老了。」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樊骏退休了,他每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都要呼吁,说要让刘再复这样好的知识分子早点回来。这次刘再复去看他,他却患脑血栓了。

  
刘再复说:「十几年前,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斯亮出访美国,给我打电话说:『再复,有一件事值得你自豪,几乎每一年都有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替你说话,其中有一位是樊骏,还有一位是叶廷芳』。象这种真诚正直有学问的朋友,年龄大了,又在病中,我要赶紧去看望。有些年轻朋友在电话中大声说:『再复老师,你怎么安排得这么紧张,我们见不到你,大家都有意见了。』他们见不到我,生气了。我非常重感情,那些老人,再不去看,或许下次就看不到了。我是讲究『长幼有序』,外儒内禅。」

  


  
在凤凰卫视开讲「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刘再复讲贵族精神的内涵,讲中外贵族的历史,他说,尽管中国的贵族制度(分封制)很早就瓦解了,没有形成严格的贵族道德系谱,没有形成欧洲那种贵族传统和骑士传统。但还是把「富」和「贵」两个概念严格分开,尤其是分清人格的贵贱,崇仰人格的高尚高贵,因此,孔夫子才提倡「富而好学,富而好礼」。希望富了之后,能够往高贵的境界提升,而不是相反方向:富而好色,富而好淫,富而好赌。刘再复说:富了之后意识到人格有贵贱之分,心灵应向高贵处提升,这应是富人最重要的觉悟。西方富豪在二战之后有所反省(这可能与犹太人在战争中的惨痛教训有关),因此,他们把大量财富投入社会精神事业,把财富转化为艺术馆、博物馆和各种教育设施,为提高社会的精神趣味和精神境界作出重大贡献。

  
他说:「这几年美国首富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慷慨捐赠,正是一种从富向贵的极好的精神趋向,这是中国富人可以借?的。其实,在这之前,中国著名的华侨领袖、我故乡福建省的富豪陈嘉庚就把他的全部财富用于兴办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各种教育设施,把闽南地区变成中国文化的重要摇篮,为中国富人走向高贵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我本人就受益于陈嘉庚的泽溉,一直心存感激。」

  
去北京前,刘再复于五月九日去西安,十二日回到香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教授郑培凯和他一同前往。由陕西师?大学邀请,他第一天作了两场演讲,讲题是《「红楼梦」哲学论纲》。会场挤满师生,演讲一次次被掌声打断,师生对他的由衷欢迎与倾听的热情,令他很感动。翌日他去韩城拜谒太史公墓,来回近六百公里。他去寻找一种中国真正的精神。

  
他说:「大国崛起,仅仅物质层面的崛起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精神层面的崛起。要有司马迁那种面对历史、面对真理、不屈不挠进行价值创造的大精神。老是看那些帝皇坟,没有什_?N思,图片、影片看得够多了,我一定要去拜谒司马迁的伟大亡灵。大国崛起,不仅是高楼大厦的崛起,也不仅是暴发户的产生,而是一个民族整体结构、整体精神全面的站立起来,除了物质强大,更要有精神的强大。要有我们中华民族的大气度、大灵魂、大思想、大精神、大境界。要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具有独特的、不拘一格的、无愧于东方大国的精采表述。」

  
感受中国千年裂变

  
五月到六月,刘再复几乎在中国生活了一个月,观看中国的变化,感受中国的脉动。他说,北京真的变了,变成世界的一流城市。他认为,中国确实不简单,当下不仅是百年之裂变,而且是千年之裂变,这是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最好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这样强盛过,中国真正从乡村时代进入城市时代了,从古典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他说:「十九年了,我对中国陌生了。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观察,是最可靠的,以后对中国社会这部大书还要好好阅读,同时,也要认真阅读台湾社会和香港社会这两部大书。」刘再复把阅读「中国社会三书」作为自己的一个额外任务。

  
在北京,他去很多书店看了,在朋友家也看到很多书,他说,这些年文化出版事业进步很大。他在朋友家看到一部《永乐大典》,售价四十五万元人民币(约合六万五千美元),只印了一百部,出书所用的宣纸、徽墨,都十分讲究,为了让这部书具有当年的那种质感、美感,印刷部门特别栽种了八年的竹子,以造出相宜的纸张。《四库全书》、《四库备要》、《古今小说集成》、《大藏经》等全套精美版本也印出来了。刘再复酷爱书籍,看到北京的朋友们都收藏了那_泵h好书,羡慕不已。但他也感到,八十年代的那种思想热情、那种活泼心态似乎没有了。他说:但愿我们不会出现财富丰厚,思想贫困的时代。■

  


  
刘再复小档案

  
一九四一年生于福建南安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一九八九年旅居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斯大学、中央大学、东海大学等多所院校担任客座教授、讲座教授和访问教授。现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研究员和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名誉教授。已出版的学术作品有《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鲁迅传》、《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放逐诸神》、《告别革命》、《罪与文学》、《传统与中国人》、《高行健论》、《现代文学诸子论》、《红楼梦悟》等,散文集有《读沧海》、《寻找的悲歌》、《人论二十五种》、《漂流手记》九卷等。(江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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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机革命”到“告别革命”——刘再复其人

  


  
武兵 

  


  
刘再复先生曾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被某些人捧为“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和“当代著名散文家”。其实,此人真正名声鹊起,还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风乍起时期充当了文艺界自由主义的骨干人物。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后他仓皇逃往美国,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担任客座教授。近几年他又有个香港城市大学荣誉教授的头衔,频频往来于香港和大陆,以所谓“学术活动”和“讲学”为名,继续鼓吹他的“告别革命”等反动思想,积极为美国帝国主义“西化”、“分化”我国的“颜色革命”效劳。刘再复的主要著作有:《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与李泽厚先生合著)、《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鲁迅和自然科学》、《文艺学、美学与现代科学》(与钱理群合著)、《传统与中国人》(与林岗合著)、《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高行健论》、《寻找的悲歌》、《独语天涯》等。

  
刘再复先生逃亡到国外已经16年了,这些年他都干了些什么?他的思想和立场是否有所改变?我们可以通过最近他与凤凰台的一次“对话”,以及他的文章中找到答案。

  
“胡汉三又回来了”

  
在祖国的大地上有一股邪风,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之风。这股风伴随着改革开放,已经刮了四分之一世纪了。由于苏东剧变,美国帝国主义对我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力度加大、速度加快,这股邪风亦越刮越强劲了。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一点也不“虚无”,它的矛头所指是清清楚楚的,反动内涵是实实在在的。他们以“告别革命”为由,翻封建主义的案,翻资本主义的案,也翻帝国主义的案。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周作人、胡适、刘文采……几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所有反动人物通通都要翻。针对这种现象,群众戏谑说,“胡汉三又回来了!”当然,群众所指的是意识形态领域了。

  
刘再复也“回来了”。

  
据报道,2004年春天,刘再复受民间组织“世界杰出华人基金会”的邀请,作为“杰出华人”请到深圳做了一次演讲。笔者真不知道深圳的有关人士出于何种考虑,为什么要给刘再复这样一个人戴上一顶 “杰出华人”的耀眼桂冠?!

  
2005年4月27日,刘再复又受广东中山大学中文系之邀,作为“名师”在“名师讲坛”讲学厅为该系师生作了一次题为“从卡夫卡到高行键”的专题讲座——高行健是何方神仙,笔者后面还要详细介绍——在刘再复大放一通厥词之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主任欧阳光教授还代表中文系虔诚地向刘再复先生颁发了名师讲坛的“荣誉证书”。

  
2005年7月31日,凤凰台把刘再复作为尊贵的“名人”佳宾请到了“名人面对面”节目,现场直播了《刘再复——第一人生 》的“对话”。

  
刘再复这几次“光临”香港和广东,就其影响来说,当属凤凰台的举动。因为凤凰台无论是主持人的对话还是解说词的介绍,对刘再复的评价基本上都是正面肯定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凤凰台为刘再复的反动谬论提供了舆论讲台,其效果,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反动气焰。

  
不是吗?请看。当凤凰台主持人戈辉问他离开祖国15年以后第一次回到大陆公开地做一个演讲(指2004年春在深圳的演讲——笔者注)心情怎样时,刘再复高兴的说:“我感到是,祖国的山川对我的一种呼唤,就是祖国还是爱着我。”接着说:“其实我们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做两个梦,一个是富强梦,一个是自由梦……富强梦基本上是实现了……从自由梦来说……像对我这样的一些……带有点异端性的知识分子,要充分地表述,可能还没有到这样的自由度,这种宽容度可能还不太够,我希望这方面能够进一步。”

  
有报道说,从今年3月1日到7月1日,在为期4个月的时间里,某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就请刘再复作了六次演讲,演讲的主要题目是:中国的贵族文学、中国的放逐文学、中国的挽歌文学、“双典批判”(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批判)等。

  
另据《亚洲周刊》2005年4月的报道。刘再复最近有几本书在大陆出版受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红楼梦悟》、《父女两地书》,都出清样了,还是没能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独语天涯》和《父女两地书》的第二版都成书了,却被扣下了,出版社还受到批评;上海三联书店最近有意出版刘再复女儿刘剑梅(现在美国教书)的书《狂欢的女神》,因为书中有刘再复写的序言,所以出版社上报选题时没有批下来。对此,刘再复很不满,发牢骚说:“自己的书不能出,我倒无所谓,只是女儿的书,因为我的缘故受影响,我有点难过,这影响到我对故国现实的认识和情感。不过,我想说,既然出了书,不管在什么地方出,不管什么时候出,它就是一个存在。”读这则报道,使笔者感到大惑不解的是,对这样一个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人,某些出版社为什么还要捧他的臭脚?难道除了刘再复的书稿,出版社就没有别的选题了?还好,这些出版社的上级主管部门还是有政治嗅觉的,没有让它出版。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刘再复在叛逃美国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的反动思想和立场仍然没有改变。用他自己的话说: “到今天为止,我在海外漂流整整六年了。……回过头去想想,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能赢得生命的另一次开始,……如果不是随着那一声哭喊而拥抱另一世界,我留在母腹的胎中可能会窒息而死。到了八十年代末,我的生命已经获得第一次成熟,很难再随波逐流。我需要呼吸母腹体外的新鲜空气。……有了自由的心态,就注定要走向铁栏栅外去寻找更广阔的土地了。”(1995年出版的《西寻故乡》自序)对于这样一个“胡汉三”式的人物,我们的一些新闻媒体、高等院校和出版部门却为他提供舆论阵地,甚至为他出书,难道不需要反思吗?

  
投机革命

  
本来,刘再复是在党和社会主义阳光雨露下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虽然家境贫寒,但他从读小学开始,一路拿着奖学金读到大学毕业;从大学校门一出来,就被选拔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可以说,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都没有亏待过他。然而,他却知恩不报,反而走上了忘恩负义的背叛之路,成为一个灵魂肮脏的政治小丑。

  
凤凰台许戈辉问他:“您对这个新中国应该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对吗?”刘再复不太情愿的说:“我这个对,这个,就是完全是我们共和国,把我这个人培养长大起来的。”但他话锋一转,就是另一副面孔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给我大的转变。我写的一篇散文,叫《灵魂的复活》。就在那10年里边,我的灵魂在坟墓里被埋葬过。”乍一听,似乎刘再复在文革中是个吃了不少苦头的受“迫害”的人,其实不然。他在文革中不仅没有吃过苦头、受过“迫害”,而且是个积极迫害别人的投机分子和打手!

  
笔者没有看到他在文革中的详细资料,但从7月31日他与凤凰台许戈辉的对话中——尽管他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或多或少的暴露一些他的丑行:

  
文革时“(我)的梦想和信仰突然间全部崩溃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就等于是丧魂失魄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人。……仿佛是在青年时代,那时我丢失了十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人造的赤热的太阳(指毛泽东思想——笔者)。尽管我十年如一日地生活在它的光环中,可是,留下的却全是黑暗的记忆。……我所说的这个牛棚,一个是狭义上的牛棚,就是每一个单位它都有一间房子,把这些(人)送去改造,写检查,写交代材料,这是个狭义的小牛棚。还有一个广义的牛棚,就当时中国都变成牛棚了,就是人间这两个字异化成牛棚。”戈辉打断他的话问:“你蹲过牛棚吗?”他很尴尬的回答:“我自己并没有蹲过牛棚。但是我是生活,对,但是我是生活在这个广义的牛棚里面。”

  
许戈辉又问:“那您现场去参加过任何一个批斗吗?就是批斗自己的这些老同事,或者是这些老领导,您自己去参加过吗?”

  
刘答:“我也参加过。我那时候是在叫《新建设》的编辑部,《新建设》编辑部那个支部它是很左的,他们要我参加文学研究所的一个批判何其芳的大会,而且准备一个发言,批判何其芳的人性论,我赶紧到那边就去练。那时候很幼稚,而且一开始好像有一种激情去批判何其芳。”

  
许戈辉追问:“批判的时候,您认同他的观点,还是说您从心里边反对他的观点,那个时候心态是什么样的?”

  
刘结结巴巴的说:“那个时候完全是……完全是随波逐流的的……之前是我内心里边很认同人性论,可是我必须那个时候去表现那种革命的姿态,那种激进的姿态,这样自己才安全嘛,才保护自己。所以我一直觉得这种行为,觉得自己很丑陋,当时为什么那么幼稚,那么丑陋,怎么会批判自己很热爱的一个诗人……就是说我们批判过任何一个,批判哪一个人,我们要认这个帐,别人原谅我们……我觉得自己一直很天真,到了文化革命开始有一点世故,什么叫世故呢,你说话的时候呢,就是要看利益了,看关系了,有时候不得不说很多违心的话了。……所以那个后来文化革命结束以后,我就讲,我们不要光谴责这个时代,不要光审判别人,我们也要审判自己,所以我提出忏悔意识……也就说我们在文化革命那种共同犯罪,当然这不是法律上的罪,是良知上的罪,所以过去说红卫兵说受蒙蔽无罪,我不这么看,受蒙蔽,当然我们法律上不要再追究这个罪,但是在良心上我们应该感到我们有罪,你红卫兵当时打人,骂人,这就是良心上你要去认这个罪……我诅咒那些谋杀同胞的凶手,但找不到凶手……人类的历史是从羞耻之心的觉醒开始的,但现在的人类却返回不知羞耻的时代。”他语无伦次的接着说:“穿历过文化大革命,我自己像穿历过炼丹炉一样,我觉得,以后整个思想就变化非常大。本来是灵魂深处的大革命,我没想到,文化大革命给我一种教育,把我这种乖孩子就野蛮到……就是不能够这样子。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说我大彻大悟了,从此之后,我一定,第一,我要说真话,第二,我一定要维护我们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这是为最基本的东西而奋斗。”

  
从刘再复的这些自我表白里,我们是否可以给刘再复做这样的评价呢?第一,刘再复是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爱护下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极不应该的,说明他的人格低下。第二,文革期间,他伪装“革命”,并积极革别人的命,写批判文章、参加批斗会,表现的很有“激情”,以此来骗取党组织的信任,可见他的品质恶劣。第三,文革期间,他的灵魂并没有受到任何“触动”,甚至连五七干校都没有呆过一天,他说自己“穿历过炼丹炉”而后“大彻大悟”,是不合常理的,难能使人信服,当属虚伪、癫狂之言。第四,他的“变化”与其说是由于维护“人性”和“尊严”的“发现”,不如说是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更为确切。因为就是这个膨胀起来的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性”,使他从投机革命走上叛党、叛国,背叛革命的道路。

  
思想嬗变

  
凤凰台的解说词对刘再复在“八九风波”以前的表现是这样介绍的:“上世纪80年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浩劫,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开始复苏,当代文艺思潮进入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1986年,刘再复创作了《性格组合论》,对当时的文艺理论范畴,乃至意识形态范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再复这个名字,也因此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标记。”

  
下面是凤凰台主持人许戈辉与刘再复的对话:

  
许戈辉:“我想知道您写那个《性格组合论》,是怎么样的一种契机,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些思索写出了那本书?”

  
刘说:“五四运动是一个突出个性,突出个人的一个文化运动,但是后来我们这个个性,个人,其实又被消灭了。那80年代又重新觉醒。……我开始写《性格组合论》的时候思想又进一步开放了。《性格组合论》当时在实践上的意义就是说打破过去高大全那种英雄观念,性格总是两个方面的逆反运动,它有这个美的一面,丑的一面,有善的一面,恶的一面,它是一种悖论,不是什么高大全这东西。那么这个主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参加文学艺术活动,不应当用现实主体的身份,而应该用艺术主体的身份参加。因为现实主体,我可能是个共产党员,我是个革命者,但是我参加文学活动呢,我不应该是用党员的身份来参加文学活动,这样,文学变成党派性了,党性,党派性,我认为这不是文学的高境界,而应该用一个艺术主体的身份来参加文学艺术活动,而且是充分人性的,充分个性的。”有位名叫甘景山的先生在评价《性格组合论》时这样赞扬道:“文学艺术象齐天大圣一样,从百年来全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雷锋塔下冲天而出,带来了一道惊天动地的亮光与爆炸声。”“他的理论突破震动世界文学论坛中高层层面。”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原来是鼓吹社会主义的文学要取消无产阶级的“党性”和“阶级性”,取消对英雄人物的歌颂,而去突出资产阶级的“个性”和“人性”!这就是他写《性格组合论》的核心观点和所谓的“实践意义”!

  
凤凰台的解说词说:“《性格组合论》的问世,像一颗重磅炸弹,引发了国内思想界、文学界大规模的激烈辩论。刘再复卷在批评的漩涡中,难以摆脱。多年以后,他对当时的风口浪尖早已淡然。只剩下两个遗憾,一个,是内容上的幼稚和粗糙;另一个,是对批评的声音不该过于计较。”请注意,凤凰台的这段解说词,并不认为《性格组合论》有什么不对,只是“引起大规模的激烈辩论”而已。

  
许戈辉:“那时候您觉得最受刺激的批评都有哪些?”

  
刘:“最受刺激的批评,比如说就是姚雪垠老先生,一连写了三篇很长的论文,后来还集成一本书,说现在用马克思主义重炮来炮轰这个刘再复,讲那个话是很激烈,认为我是反马克思主义,其实呢,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他是一员,也可以说,我也是马克思主义另外一员。……我反映也比较激烈。我对记者的谈话中,有时候也把姚雪垠先生奚落了一顿,所以他很不高兴,说要告到法院去。……(我)说姚雪垠先生这个《李自成》是三突出啊,是受四人帮文艺思潮的影响啊,我当时也这样奚落他。”刘再复在介绍他与姚雪垠先生围绕《性格组合论》进行激烈争论之后,又虚伪地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阵地,决不卷入任何战场。那些把我当作敌人的人,是他们的需要,我不会迎合他们的需要而陷入争斗的泥潭。”

  
记得赵朴初老先生当年在批判林彪的一首诗中有这么一句:“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我们从刘再复的这些“反话”里,可以证明,在我们党领导下的文艺界,还是有一大批忠实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姚雪垠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他对刘再复一类鼓吹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背叛革命的政治小丑,是多么疾恶如仇!多么浩然正气!实在是可敬可佩!

  
经过这场“激烈争论”的刘再复对他的《性格组合论》忏悔了吗?没有,至今他还为他的《性格组合论》而感到“光荣”呢!《性格组合论》是刘再复的“成名之作”,是他所谓“第一人生”思想嬗变的一个重要“标记”和转折点,也是他投靠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见面礼”,他怎么会轻易“忏悔”与改正呢。要知道,如果否定了他“第一人生”这个思想嬗变的重要“标记”,他怎能继续获得在美国苟延残喘的“第二人生”资格呢!这或许就是他一再鼓吹的“人性”使然吧。

  
告别革命

  
凤凰台主持人介绍:“2000年(实为1995年——笔者),刘再复与李泽厚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出版。两位思想者的对话,又一次引发了激进论者的大讨论。讨论的一方是国内的革命激进论者,另一方是海外的民主激进论者。”

  
所谓“思想者”的刘再复是怎样解释“告别革命”的呢?他对许戈辉说:“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现在很重要是大时代的基调要变,……过去我们大时代的基调是一个直线的,独断的,命令式的,一个吃掉一个的,也就是你死我活,高调的,激进的。而我认为我们现在时代的基调应该是平等的,对话的,谈判的,妥协的,互相尊重的,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你活我也活,……过去在革命的时代,你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规划细划,不是温良恭谦,这是对的,可是我们现在是建设时代,建设时代请客吃饭,这个温良恭谦,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代已经从战场转向饭桌,转向谈判桌。”刘再复这个“基调要变”的主张,给笔者的感觉,他是在充当美国的政治掮客,在美国加紧对我国“西化、分化”,推进“颜色革命”的时候,他要我国人民改变“时代的基调”,“告别革命”,“转向饭桌”,这无疑是在麻痹我国人民,放松革命警惕性,解除人民的思想武装啊。

  
《告别革命》一书已经出笼十年了,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坏。刘再复至今还在继续鼓吹他的这本书。为了弄清是非,有必要简要的回顾一下这本书的主要谬论:

  
1、《告别革命》一书说.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爆发的革命,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改良搞得好,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因此该书认为,不仅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也要告别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一切革命,而且还要告别21世纪的革命。显然,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

  
人类社会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各个时代、各个阶级、各种类型的革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人类的历史正是从这些大大小小的革命中前进的。在“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会爆发。历史就是这样在不断革命中向前发展的。所以,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2、《告别革命》是坚决反对暴力革命的。《告别革命》的序言说:“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解决阶级矛盾可以是阶级调和,协商互让,进行合作,即改良而非革命”。

  
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资本论》第一卷)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证明,马克思的论断是对的,“阶级调和”论者是错误的。犹如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那样,革命不通过暴力,旧的统治者是不会自己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至于所谓“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于理不通,也与事实不符。综观中国近代革命史,哪次革命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民族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哪一场革命是脱离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反对侵略”的“民族革命”史。《告别革命》一书大谈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革命、改良,就是避而不谈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谈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奇怪吗?不奇怪。因为他们一旦涉及到帝国主义和侵略,他们“告别革命”的理论就会不攻自破。

  
至于《告别革命》所鼓吹的改良主义,我们并不是反对一切社会改良。例如1898年的戊戌变法,在当时就是一种进步的思潮。但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所以说它是副产品,是因为它反映了那种想削弱和缓和这种斗争的失败的尝试等等。”(《列宁全集》第11卷第57页)否定这一点,而主张用社会改良代替社会革命,显然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态度。

  
3、《告别革命》说:他们“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稍为有一点世界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不仅法国搞了革命,英国同样也搞了革命,而且是欧洲近代史上第一场最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

  
4、《告别革命》说:“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所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历史的真实是,康梁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根本行不通,所以历史才选择了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刘再复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恐怕不是对历史的无知,而是别有用心。

  
5、《告别革命》说:“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年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的‘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又说:“袁世凯称帝等现象乃是革命的后遗症,是暴力革命这种方式本身带来的问题。”《告别革命》主张“保留”腐朽的清王朝这个“形式”而否定辛亥革命的必要,是十分荒唐的,如果孙中山先生在天有灵,也一定会怒斥他们的。

  
6、《告别革命》一书的“序言”,把“告别革命”的底牌全盘托出了。它说:“这套思想,恰恰是‘解构’本世纪的革命理论和根深蒂固的正统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原来他们“告别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构”,即瓦解社会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进而瓦解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借尸还魂

  
2000年10月,瑞典文学院宣布把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逃亡法国并加入法国国籍的“民运”精英高行健。刘再复想借高行健这具政治“僵尸”来进一步张扬他腐朽的灵魂。几年来,刘再复到处演讲,借题发挥,流毒甚广。2005年初台湾联经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研究高行健的专著。

  
高行健刚刚获奖,刘再复随即发表一篇《论高行健状态》的文章。文章说:“瑞典文学院的选择本身即是一大杰作”。他认为:与冷战时期苏联的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与肖洛霍夫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同,高行健得奖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瑞典文学院“把文学水平放到第一位来考虑,至于作家站在何种政治立场,那是作家的自由,他们不想干预。”刘再复又说:瑞典文学院“没有政治目的,但有价值取向”。“理想主义”,就是他们的“价值取向”,“但是,体现人类理想应当是和平的即非暴力的”,“高行健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一种反潮流的状态,中流砥柱似的状态。”

  
《亚洲周刊》刊文说:2005年4月27日,刘再复在中山大学演讲谈到《论高行健状态》一文时说:“在高行健冷眼静观的笔下,个人就是个人,不是群体的一分子,不是大写的人、英雄,是一个真实的、脆弱的人,他的作品因此区别于从前大陆作家的那些悲情、控诉、谴责、暴露以及小牢骚的表达。高行健笔下的人物是真实的个体生命,而作为创作者的自己也同样是一个个体,他在获奖发言中说:‘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他说:“高行健是个最具文学状态的人。在他们看来,文学状态一定是一种非‘政治工具’状态,非‘集团战车’状态,非‘市场商品’状态。一定是超越各种利害关系的状态。文学不可以隶属党派,不可隶属主义,也不可以隶属商业机构,它完全是一种个人进入精神深层的创造状态。这一点高行健也很明确。”他说:“高行健的文学状态来自他的文学立场。……中国二十世纪的杰出作家群中,真正具有彻底的文学立场的作家很少。像茅盾这样有才华的左翼作家,也不得不把自己的作品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形象转达形式(如《子夜》)。1949年之后,连老舍、巴金也不能不放弃文学立场,把文学变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即使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也不能不声明过自己愿意‘听将令’,把自己的部分作品变成‘遵命文学’。1992年高行健在伦敦大学的讲演中就为鲁迅与郭沫若惋惜:‘可惜他们后来都卷进了革命大熔炉,难以为继,一个打笔仗耗尽了精力,一个弄成大官,作为摆饰,供养起来,便失去了灵性。’……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老作家中,能把文学立场贯彻到底的,似乎只有沈从文。”刘再复如此放肆地攻击革命作家和革命文学,我们不仅要问,你刘再复和高行健以及你们的作品,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为西方“政治服务的工具”?不是他们西化、分化我国的“遵命文学”?你们所鼓吹的“纯文学”,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

  
刘再复对高行健的自传体小说《一个人的圣经》,赞赏有加:“高行健只管个性,不管共性和典型性,不把个人形象变成群体的‘共名’。典型性是别林斯基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文学概念,但高行健拒绝接受。典型性观念往往会误导作家刻意去表现一群人、一代人、一阶级人的所谓本质,即刻意去追求所谓的历史本质,结果是扼杀个人的生命活气,也就是说,按照共性与典型性的假设去设计人物和编造故事,会把文学与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变成死物和死人物。”“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无论是在政治思想领域,还是文学领域,都有一个重大的但是完全错误的观念……就是以群体和国家的名义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充当救国救民的救世主。高行健对此一再提出质疑。”

  
刘再复在为《一个人的圣经》写的“跋”中写道:“这部小说是一部逃亡书,没有祖国,没有主义,没有任何伪装,是世纪末一个的世界游民痛苦而痛快的自白。”他说:自己阅读时“一再长叹,几次落泪而难以自禁”。

  
被刘再复捧的如此之高的《一个人的圣经》,真的是“没有主义”,“没有任何伪装”、“同政治无关”、“纯然个人事情”、“非政治工具”、“无隶属党派”、“无隶属主义”那么一种“超越集团利益”,“彻底的文学立场”吗?撒谎!《一个人的圣经》是写一个曾经在“文革”中当过造反派的人的经历。这个人物伤害过别人,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自责心理,把全部怨恨都发泄到党和国家的身上。按照小说中的主人公自述,他的母亲早在“大跃进”的时候就因“响应党的号召”下乡劳动淹死在池塘里,父亲后来也被整死了,一家人“断了香火”,只剩下他这么一个“孽种”。他伯父是老共产党员,还打过游击,却在“文革”中进了班房,最后由于感冒,打了一针莫名其妙地死去。伯父临终前忏悔道,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加入共产党”。小说还以非常露骨的语言发泄作者对党和革命的仇恨:“你(指小说主人公)揭露祖国、党、领袖、理想、新人,还有革命这种现代的迷信和骗局……”法国人诺埃尔•杜特莱在为《一个人的圣经》写的序言中说:“这本书竟然是对中国的极权制度一番无情的揭露,作者认为,其暴力与犬儒主义、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及其后继者相比,毫不逊色。”刘再复所谓的“彻底的文学立场”,在这里难道不是“彻底”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的烟幕弹和遮羞布吗?!

  
《逃亡》是被刘再复捧上天的高行健的另一部著作。刘说:《逃亡》“是坚持与维护最积极的文学状态”,“也是未被歪曲的文学精神与文学信念。” 果真是这样吗?否。

  
《逃亡》是写“八九风波”的,只有两幕的短剧。时间是1989年6月4日凌晨,场景是北京市的一个破旧仓库。人物只有三个——两男一女。他们都是动乱的积极参与者。帷幕拉开:三个“逃”到这里人,展开对话,讲述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惨剧”,发泄对党和政府的仇恨。剧中的男青年说:“我们得赶紧把屠杀的真像传出去,把斗争扩大到全国,号召总罢工、总罢课!很快将会爆发内战!”《逃亡》里的剧情,纯粹是根据西方反华势力的需要胡编乱造出来的。这样“政治性”很强的剧本,是“纯然个人事情”吗?

  
最后,我们再欣赏一下刘再复所说的,高行健到底“坚持与维护”的,是怎样积极的“文学状态”、“文学精神”与“文学信念”吧?瑞典文学院在给高行健授奖的《公报》中说:“性爱的主题赋予他的文本一种炽热的张力,男女调情动作在很多剧作中成为基本模式”。的确如此,做爱和调情充斥在高行健的所有作品中。《一个人的圣经》尽情描写男主人公和女人的淫乱。作者用主人公的口,声称“要把欲望洒遍世界”,甚至丧失伦理道德写道:“天堂在女人的洞穴里,不管是母亲还是婊子。”《逃亡》也是“性”味十足,剧中的两男一女一边做着性动作,一边咒骂党和政府。剧中女青年竟然当着观众在同一地点先后同两个男人做爱。整个第二幕,女青年从头到尾赤身裸体展现在舞台上。有人气愤的批评说,高的作品“基本模式”就是:“流氓加政治”,“性乱加政治”。刘再复为高行健这样一个龌龊而又卑鄙下流的作家和卑鄙下流的作品大唱赞歌,其灰暗心理不是昭然若揭吗?让刘再复们骗人的“纯文学”见鬼去吧!

  
贼喊捉贼

  
2005年3月15日光明日报以《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为题发表了沙健孙、李文海、龚书铎、梁柱等四位学者的座谈纪要。学者们从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谬误、危害和根源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批判。

  
学者们指出:近年来一些人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其主要表现是:一、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二、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三、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学者们说,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贬低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种思潮的集中体现,就是所谓的“告别革命”论。按照他们的描述,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9年的历史,自然就从根本上被否定了。学者们认为,他们“虚无”的是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虚无’的则是为早已有历史定论的叛徒、汉奸、反动统治者。历史虚无主义主张“告别革命”,以所谓的“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言外之意是近代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鼓吹“告别革命”,归根到底就是要按照西方的那一套在中国搞资本主义。

  
据《亚洲周刊》刊文说: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正在香港某大学讲学的刘再复,竭力为其“告别革命”的理念辩解。刘再复说:《告别革命》“不赞成把暴力革命视为历史必由之路,视为唯一圣物。” “我们对中国近代史提出一种新的认识,认为近代史不仅仅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历史,还应当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改良运动的历史。”“评价历史人物,应当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看其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做了哪些实事,讲的是‘实’,不是‘虚’,这恰恰不是虚无主义,而是求实精神。”刘再复说:“当社会出现阶级利益冲突,包括世界秩序冲突时,应采取什么解决办法?我们认为暴力革命是不得已的选择,能通过协商、调和、妥协的办法解决,总是比火与剑的大规模的流血办法好。”刘再复还诬蔑四位学者是“使用的完全是本质化即简单化的‘文革语言’,没有冷静的学术心态,只有亢奋的革命心态,更没有进入问题的建设性态度。”攻击沙健孙教授“是有名的极左派……”。攻击李文海教授批判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批判错了,他认为《走向共和》电视剧“恰恰很看好”,“《走向共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超越了党派,超越意识形态”。他诬蔑四位学者是什么“身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头脑却仍停留在二十世纪中叶”,并认为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是什么象征着“唱革命高调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极左思潮正在回潮”,是要“回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路上去”,“应当警惕”云云。

  
刘再复拿着不是当理说,真不知道人间还有如此不知羞耻的人。笔者记得1877年3月5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批判杜林说过的一段精彩的话:“附上《杜林评论》。读这个家伙的东西而不当即狠狠敲打他的脑壳,我是办不到的。仔细阅读它,要有耐心,手里还得拿着鞭子。……当你潜心阅读,对他手法了如指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多么令人可笑的下流作家。”(《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346页)笔者想,当那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阅读杜林类的人物刘再复这些肮脏的思想和语言垃圾的时候,一定会同当年马克思阅读杜林的谬论一样感同身受,不能不用“手里的鞭子”狠狠地敲一敲这个“可笑的下流作家”的脑壳!

  
(完稿于2005年8月15日)

  

  回复[2]: 顶! 酒保 (2008-06-27 20:14)  
  写得何等好啊!特别是武兵那篇,应像主席当年搞批《水浒》那样,转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回复[3]:  赵然 (2008-06-27 22:38)  
  我和留在副睡过一间房

  
他在球那头

  
我在地球这头

  

  回复[4]: 再复再复,武兵出兵 是不是 (2008-06-27 23:42)  
  看了武兵大字报才知道文革并没有结束,还有一些文革打手被豢养。环球视野环的是哪个球?中国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例如什么什么部,就像妓女旗袍上领子的纽扣,扣得很紧,自以为端庄大方,一身正气,但是下身是光着。如果这是主导意识,真是太可笑了。他自己要是真相信,就得先开除自己的国籍。中国现在哪是这种意识形态能够阐释或主导的国家。问题是这些人并不相信自己充满所谓浩然正气的文字。整个是在做戏,扮演一下以往的英雄,混碗饭吃而已。这种宏宏大论,看似不可一世,其实只是气球,一根针就可以捅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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