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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钢:别了,红心 四海为家 (2008-04-29 15:30 阅读人次:1052) 
  钱钢:别了,红心

  
作者:钱钢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08年4月28日 星期一

  


  
红心——红心是什么?网络游戏?手机图片?中国大陆一种萝卜或咸鸭蛋的品名?说不定,你还听到潮起潮落的股市上有股民说: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你还记得——也许根本不知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动员毕业学生上山下乡的口号。那一代人还会说“广阔天地炼红心”、“一颗红心忠于党”、“红心献给毛主席”,还会唱:“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红极一时的红词和红句,于今安在?“突出政治”、“反修防修”、“世界一片红”、“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还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它们烟飘云散许久后的一九九二年,我开始使用电脑。这时听说,有人在用电脑解析整本《红楼梦》,探寻这部名著的语言奥秘。二〇〇一年,我卸下《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一职;坐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电脑前,学习用光盘,对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作计量分析。

  
我寻寻觅觅,追索那些红色口号。它们在历史的某一刻呱呱坠地。渐渐——有时会突然,越长越高,甚至疯长成巨兽哥斯拉(Godzilla)。它们也会衰竭,染病,被冷落或是遭遗弃,渐渐——有时只在一夜间,夭亡,消失。它们还会变形。有些词失踪了,可是冷不防,你还会撞上它的游魂。

  
“红心”的生命轨迹

  
确切说,“红心”不是口号,是各种口号里频繁出现的热词。它语义朦胧,包罗万象,但却曾是一个影响过几亿人的图腾。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所说,“说理和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许多人把它们当作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

  
“红心”的生命轨迹是这样的:

  


  
这是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二年,“红心”在解放军报历年被使用文章篇数的变化曲线。在文革时期,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并称“两报一刊”,是毛泽东号令天下的最重要传播工具。它也是我从事新闻职业的第一个媒体。

  
我考证过“红心”的来历。人民日报创刊于一九四六年。截至一九五七年底,仅在一九四九年,发现一个与后来的用法勉强相近的“红心” 。早期军队文艺作品中偶有“红心”这字眼,并不流行。解放军报一九五五年创刊,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报纸上,“红心”,指的是战士打靶的十环靶心;“命中红心”,象征高超的射击技能——无独有偶,台湾国民党军也有完全相同的说法。

  
不过,“红心”盛行之前,中国人的辞典里却有“黑心”:“黑心商人”、“黑心的汉奸”……。一九五七年夏天以后,报纸上“黑心”多了起来。“右派分子的黑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心”……。在革命阵营,黑,象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丑恶的主义。而“红”却正相反。“红旗”、“红军”、“东方红”,红,代表所有被崇尚被讴歌的事物。

  
政治话语也是一种植物。从古老的忠奸分明到现代的红黑对立,“红心”的种籽已在。一九四九年后,社会主义改造扫荡旧的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思想,“红心”有了土壤。反右的气候使它破土而出。

  
“红心”的降生

  
一九五八年,作为政治词语,“红心”降生了。

  
这年四月六日,解放军报报道,某医院高级知识分子主动开会向党交心。为了表示交心要交得勇、交得诚、交得深、交得透,他们举着红旗和一颗大红心,在全院游行。无独有偶,四月十九日,乌鲁木齐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举行“自我改造跃进大会”,向党交心,决心改造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立场,终身效忠社会主义。会后,敲锣打鼓游行。走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门口,向区党委书记敬献了用红布、红纸做成的红心。此种形式被各地效法,北京民主党派举行交红心游行,民盟的队伍高举纸糊“红心”,率队者沈钧儒。

  
这就是中国大陆传媒上“红心”一词的词源:在反右运动中,作为“黑心”的对立面,“红心”降生。

  
一出眼花缭乱的大戏,从“号召”人民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开锣,到把五十五万说了几句真话的人打成“右派”、使数百万人受牵连打击落幕。朱正先生在其所著《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一书的结尾写道:

  
没有人再提意见。

  
通往大跃进的道路打开了。

  
通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打开了。

  
“红心”问世,起初实有其物(从民间女红、剪纸中移来),此时被赋予政治意涵。它开始的语义是“听话”。紧接着,便是“奉献”。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到处是驱赶麻雀的锣声和小高炉炼钢的滚滚浓烟。一些来自农村的官兵,对土改后家中已有的骡马和鸡鸭突然“归公”心存抵触。军中广泛开展共产主义教育,要让他们认清:“革命战士火红心,党的立场最坚定,个人得失云霄外,一心一意为人民。”

  
为“胡闹经济”、“命令经济”埋单的是数千万条消失的生命。那时的“红心”,意味着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无条件拥护,意味着克己、灭私。“红心”后面的动词,多是“为”、“献”、“交”,而宾语,则几乎全是“党”、“祖国”、“公社”。

  
童年的我们被告知,国家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国际上又掀起了反华大合唱。敢于对抗美国的古巴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古巴人民也有和我们一样的红心。于是之、英若诚等北京人艺著名演员激昂地朗诵:

  
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出了号令,

  
号召人民以铁和火来回击敌人!

  
七百万颗红心一个意志,

  
七百万支枪口,对准这批帝国主义的雇佣兵……

  
巴西也和我们作对,以间谍罪名拘禁新华社记者和贸易官员等九人。全国各报连载长篇通讯《九颗红心向祖国》。我至今还能记得,有个反迫害记者的名字是王唯真。

  
文革爆发前,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宣传了许多“先进典型”,他们都是“红心”的代表,有的至今仍为楷模,例如雷锋。当时公布的“雷锋日记”云:

  
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幸福,就是入火海上刀山,我也心甘情愿!就是粉身碎骨,也是赤胆红心,永远不变!

  
在解放军报工作时曾遇到过一位总政治部的老干部,他参加过对雷锋事迹的“挖掘”。我在八十年代亲耳听他说,雷锋日记是经过“加工”的。所以,后人读到的雷锋日记,并非字字真迹。

  
那时代,报纸上彷佛时有书法展览。每出一个英雄,党、国、军领导人便纷纷题词赞颂。解放军战士欧阳海,拦惊马救列车而牺牲。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赋诗:

  
向欧阳海同志学习:赴汤蹈火如需要,脸不变色心不跳,毛主席的好战士,说得出来做得到。曾经跳入冷水井,救出小孩非由请,又曾跑进大火房,背出邻家老大娘。见义勇为出天性,生平只知干革命,一本毛选不离身,书能活用可通神。舍生冒险救车祸,百千人命得安妥,忘我精神世所钦,钢铁意志火红心。

  
董老喜用“红心”。有时为押韵,他便以“赤”代“红”。如在赠给海军轮机兵麦贤得的诗中,他写道,“不怕死在眼前迫,毛泽东思想哺育此心赤”。

  
麦的事迹惊心动魄。报道称,在台湾海峡一次海战中,他头部被弹片击中,脑脊液外流,在神志不清、脚步不稳的时候,仍坚持战斗三小时,居然能够从密如蛛网的管道中和千百个螺丝里,检查出一个震松了的小螺丝钉,创造了无法从生理学上找到答案的奇迹。董诗给出答案:“思想若能革命化,五官百骸听驱策”,十分切合当时流行的“精神原子弹”之说。“钢铁战士”麦贤得的日记也被报纸刊登。日后谱写大量毛主席语录歌的音乐家劫夫,专为麦贤得的日记作歌《掏尽红心为人民》。

  
报纸告诉人们,红心不是与身俱来的。取得红心的办法很多,“归纳起来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学好毛泽东思想。” 有个从大学参军的士兵,入伍后感到屈才。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是受了家庭和旧社会的影响”。他写了篇学习心得,题为“换心记”。他写道:“入伍后,我换了一颗心(把私心变为红心),这颗心,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换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解放军中最流行的词语有“高举”、“紧跟”、“突出”。有红心,必须“高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必须“紧跟”—— 紧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必须突出——突出政治。一九六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军衔制。从元帅、将军到士兵,一律无差别地佩戴红帽徽、红领章。那时有支名为《全军上下一片红》的歌子非常流行:

  
红色的帽徽红领章,红色的战士红思想,全军上下一片红,颗颗红心忠于党。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红光闪闪照四方。

  
继承红军好传统,学习红军好榜样,红色军队代代红,颗颗红心向太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千年万代放红光。

  
少年时代的我喜欢这首歌,那么多的“红”,听得让人血脉贲张。就在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我们一个猛子,扎进了红得不能再红的文革红海洋。

  
一九六五年全年,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使用篇数是一〇三篇,一九六六年达到了二二七篇。许多此类文章,和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有关。那时满眼是这样的句子: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的帽徽和领章是红的,我们的心是红的,颗颗红心向着您”……

  
“千万遍欢呼毛主席万寿无疆 亿万颗红心飞向毛主席身边”……

  
“千万双眼睛仰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高高举起,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

  
文革,各式红色口号喧哗升腾。在一九六七年的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传播强度继续攀升,达到二四一篇,一九六八年,再翻一番——四九五篇,一九六九,四八二篇。这是“红心”传播的巅峰期,它像符咒,通过报纸、广播、样板戏 ,在痴狂的人群中播散。

  
下面的句子,摘自一些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发给毛泽东的致敬电:

  
毛主席啊,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忠于您!蘸尽东海万顷水,写满蓝天千里云,写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拜!表达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信仰,无限忠心!我们生为捍卫您而战斗,死为捍卫您而献身。为捍卫您,鲜血染红革命旗,生命献给毛主席!为捍卫您,我们刀山敢上;为捍卫您,我们火海敢闯。海枯石烂,我们忠于您光辉思想的红心永不变,地动山摇,我们高举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不动摇!(甘肃)

  
您和您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亲切接见了四川在京学习的革命战士,喜讯传来,全省军民心潮似海,激情如火,红心涌向红太阳。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读您的书,永远听您的话,永远照您的指示办事,永远做您的好战士!无限忠于您,无限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无限忠于您的革命路线,无限忠于以您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四川)

  
我们井冈山儿女坚定不移地表示:天变地变,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红心永不变!地动山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决不动摇!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永不丢!对毛主席的指示句句照办,字字照办,永远照办!(江西)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这盛大节日里,祖国南方大门的儿女,红色宝书贴胸口,豪情洋溢喜泪流。……四千万颗红心迸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四千万颗红心凝结成世界上最美好的祝愿: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广东)

  
“红心”的传播达到顶峰时,定义归一,即“忠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剧场,亿万人竞相献艺,把世上最美好的语言全部敬奉给毛,而把最一切毒咒喷向毛的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这时成为最大的“黑心”恶魔,被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江苏有位不识字的农妇顾阿桃,据报道,她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用图画画出“读书笔记”。文革初,报纸整版刊出她批判刘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漫画和发言,题为《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拚》。其中,刘少奇号召学习马列竟也成了罪证: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黑心黑肺黑肚肠,写了一本黑《修养》。……黑《修养》里借口要共产党员“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不提我们要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提我们当毛主席的好学生,目的就是要我们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

  
如果不回到彼时彼地的历史现场,后人怎么可能理解这种逻辑?面对光天化日下的错乱,那时的实情是:有人热泪盈眶地服膺,有人不假思索地跟从,有人怀着忧悸,在大合唱中隐身自保,有人——那种每个时代都不缺少的精明者,则不问全信、半信或不信,皆本能地加入高呼,更对虚言夸词进行不乏灵感和激情的创造性再传播。而在这一切背后,是专政机器的强大威慑,和独立思考者的悲惨身影。

  
我的“红心”故事

  
一九六九年,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那年十六岁,说是“六八届初中毕业”,其实只读到初一便“停课闹革命”。我爱作文,伴随我进军营的是一本《革命委员会好》——“两报一刊”祝贺各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和各地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我笃信红词红句,还爱慕那些社论标题,什么《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四川)、《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一九七〇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其中一些句子多少年后还能脱口而出,如“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 了”。

  
就在这年元旦后没几天,我目击了一起手榴弹爆炸伤人的严重事故。

  
那是个阴冷的下午,连队行军来到宝山县海边。许多年后那地方成了“宝钢”。当年是国民党留下的废弃机场。我们在那里进行实弹投掷。

  
当兵次年我担任了文书,那天,在指挥投弹的副连长身边,记录每个战士的成绩。海边细雨寒风,我打着哆嗦,不时抽着鼻子。副连长见状,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旧弹坑说:“小钱!到那里避避风!”

  
弹坑距副连长和投弹者很近。我刚刚跳进弹坑,投弹的战士上来了。接下来的事情在瞬间发生,几乎不可能看清细节。我只在突如其来的震撼中听见极近的爆炸声,看见两个人腾空而起,接着像被一根铁棍击落到地下。我头脑一片空白,呆怔了几秒后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哭喊着,跳出弹坑,向副连长奔去。

  
事情的完整经过,是后来经投弹战士的描述和现场勘验,才拼接出来的。那战士是个饲养员,平日忙碌喂猪,很少训练。他很紧张,已经拉了弦的手榴弹脱手落在脚下。副连长扑上去,左手抓起,扔出,但手榴弹在他头顶左上方爆炸了。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的恐怖经历。我看见鲜血和脑浆,看见被炸断皮带的涂血的手枪,看见被炸成蜂窝状的衣袖,听到惨叫,卷入一片混乱的抢救。饲养员轻伤,幸免一劫。副连长被三个弹片击中头部,经抢救脱险,却终生残疾。

  
出事当晚,整个连队弥漫着令人透不过气的压抑情绪。满满一锅米饭,到夜深都没有人碰。有摩托车声由远及近,我被叫出去,师部的新闻干事来找我和一些战士谈话。

  
我们宿营在海边的村庄,没有电。忽明忽暗的油灯下,新闻干事说:

  
“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一是一,二是二!”

  
一些日子后,这起重大训练事故,演化为一个英雄故事:副连长奋不顾身,舍己救人。这不是一般的“爱兵”故事。一年前,毛泽东在“九大”上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以,我们的副连长,被定为“两不怕”的典型。

  
新闻干事的长篇通讯在军区报纸刊出。他在采访时让我“一是一,二是二”,但他笔下的副连长,却让我感到陌生:这是个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有很高的无产阶级觉悟。事实是,这位一九六二年从苏州入伍的高中生,最突出的是军事技术强。他当过团里的参谋,军服整洁,爱穿擦得很亮的皮鞋,在连务会上被人批评“清高,骄傲,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想违反上级的戒律,在驻地谈恋爱,找了个上海姑娘。请求建立恋爱关系的报告被党委否决,我亲眼见他脸色铁青,把被打回的报告扔进抽屉。

  
文章还用副连长的事迹去批判刘少奇。说,手榴弹从拉弦到爆炸只有短短的三秒钟,我们的副连长啊,不管三秒钟,只管往前冲,用他的英雄壮举,给了刘贼“钟爱自己”的“活命哲学”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当时读到报道的感觉是,钦佩,仰慕!

  
我被抽调到团部,奉命以英雄壮举目击者身份到各个连队巡回报告。我问领导:怎么报告?领导说,按照报纸的报道讲!报告题:《不管三秒钟,只管往前冲!》

  
我被抽调到更高级的机关——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学习文艺创作。这是我写作道路的起点。我在那里创作和发表了处女作。

  
那是一个歌颂副连长事迹的说唱台本。我不仅模仿报纸报道里的“闪光语言”,还对真人真事进行“升华”。我写道,迎着喷薄欲出的朝阳(不是阴冷的下午),副连长率领我们来到海边。他挺立队前,带领我们背诵毛主席语录,进行战斗动员(不是只做具体的实弹投掷准备)。他高声问战士,前方的靶子是什么(其实投弹无须靶子)?大家满怀仇恨地回答:那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好!”他下令:“狠狠地打!”——当然,此皆杜撰。我用劲咬着笔杆,要“挖掘”副连长的思想境界。我的处女作的标题是《一颗红心永向阳》。

  
是的,这是我的“红心”故事。了解“红心”和红色政治口号的生灭史,便不难理解,当我和我的同代人开始写作时,那些成为后人笑料的词语,何以会如此自然地出口成诵。这也是我走进文学和新闻的第一课。命运安排我,刚踏足这职业,就遇到“真话与谎言”这核心命题,只不过多年后才转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奋力前行,并付出代价。

  
变色的“红心”

  
其实也就在“红心”的传播到达巅峰的时候,我和许多同代人自己的心,已经悄悄变色。一九七〇年,我渴望入党而不获批准——因为父母随着文革深入成为“有问题的人”。到了一九七一年林彪“自我爆炸”,毛的神像在眼前动摇。

  
朱学勤曾说,林彪事件后公布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那些“恶毒语”,将他和下乡的同伴一棒喝醒,而乡间苦况和大饥荒史实,更将他们的左翼迷幻彻底轰毁。朱学勤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李“红心”的秘密》,讲了他的“红心”故事:

  
在他下乡的村子里,有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妇女队长。报纸记者来采访这位孤老婆婆,搜集了许多感人的事迹(朱回忆,事迹全部真实。如同我的副连长舍身扑救士兵,是让我铭记终生的真实情景)。但记者遇到难题:老人没有名字,像许多农妇一样,她的称呼也是“张王氏”、“李赵氏”之类。记者灵机一动,文章见报前给老人起了个名字:李红心。

  
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有人无意中窥见了“李红心”品质高尚的秘密:一天半夜,一位住在“李红心”家的女同学听见微弱说话声。悄悄起身,发现“李红心”一个人在屋里,右手在胸前划十字,口中喃喃自语。她在祷告!这位乐于助人的“李红心”婆婆,原来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林彪事件后,红色口号,尤其是发源于军队的一整套“高八度”语言,迅速降温。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传播强度,回落到一九六五年前的水平。一些新的口号——“反潮流”、“破法权”、“全面专政”开始风行。但“红心”犹在,仍配合着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林彪垮了,红心意味着“批林批孔当闯将”;邓小平倒了,红心又意味着积极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夜间,“深入揭批四人帮”成了红心的标志。毛泽东死了,报纸的大标题变成:《红心向着华主席》!

  
朱学勤说得对,“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看看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报纸吧:“几天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普遍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千万面红旗辉映着胜利的笑脸,千万颗红心发出了同一个战斗的声音:‘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

  
“红心”这个词,应当成为人类史的标本。它是强权的另一张脸,崇高而美丽。浸淫于简单化政治中的亿万人,数十年、无数遍口口相传,使这咒语迷幻力日增。红心的“红”是形容词,更是动词,是强人驱动体制运转的动词。这就是为什么,被红其心灵的中国人会如此驯顺地缴出一切,利益与生命,常理与常情,还有爱和诚信。人们被诱导,震慑,裹挟——不只被领袖声威、党国大义,每一个人还被其他人——同学、同事、朋友甚至亲人所裹挟,被语言的声浪所裹挟,更被自己的羞耻感赎罪感所裹挟。“换心术”是暴君得逞一时的秘密武器。而“红心”的淡出,又恰是这三十年“中国奇迹”得以发生的玄机之一。

  
红心的变异

  
尽管在红色高棉和北朝鲜它还顽强存活着,但随着改革开放到来,“红心”一词在中国开始真正冷却了。就像在文革前反对“突出政治”一样,邓小平在文革后坚决抛弃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是邓的务实主义带给中国人的最重要转变,其意义绝不亚于告别饥饿。当然,历史的钟摆也开始强劲地摆向另一端。物欲横流,逐肉弃灵。是报应?

  
更确切说,“稳定压倒一切”的主轴下,即使越来越多人想找回各自的“心”,也并不受到嘉许。政治动员惯性犹存。“主义”不那么时兴了,可是精神驱使之速效,声音一致之便利,对政治家还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力。身居高位的大奸巨贪,也每每口吐红言。“红心”尚未绝迹。它的同义语——“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以德治国”等新说法,仍飘来耳畔。然而时移世易,尽管权力还时有闯入人们内心世界的冲动,但已不再无所忌惮。真正的思想自由还在远方,但杂色斑斓的个人精神领域已经开始隐然成形。毕竟,“红心”等一整套政治话语,连同它们的语境、语义、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红”——崛起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民粹型极权主义政治文化——这个最根本的语源,彻底变异了。

  
有部德国电影,名叫《Good-bye,Lening》(《再见,列宁》)。我对这块化石说:

  
别了,“红心”!

  
二〇〇八年清明写于香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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