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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问题之我见 看客 (2008-04-08 21:49 阅读人次:3257) 
  西藏问题之我见一

  
从83年到94年,前前后后,除中间休了两次假,我在拉萨呆了大约十年。

  
还记得刚去拉萨的时候,正是胡耀邦的西藏讲话之后,大批老西藏回内地,大批新的应届毕业大学生进藏高潮的时候。

  
那时拉萨很朴素,文成公主时代栽的杨柳树还在正对大昭寺的地方,与著名的甥舅和盟碑圈在一堵围墙里,很多年后建大广场,才挪了位置。八角街(后来才按藏语发声:八廓)是拉萨最热闹的地方。冲赛康的菜市场没改建之前,那里是康巴人的集结地,满眼都是头束红黑两色缨子的康巴人,腰里别着刀,大概因为长年骑马的缘故,走路大多外八字或罗圈腿,大摇大摆,横冲直撞。菜市场里有一个角,是古董市场,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每个月用那点可怜的工资,用于收集藏币。那是59年前嘎厦政府发行的,有纸币也有铜币、银元。藏币的一面是面值,另一面是雪山与太阳的标志,有一个太阳和两个太阳的区别,据说价值有天壤之别;银元从乾隆通宝到袁大头、尼泊尔币、日本币,应有尽有,做这行生意的,主要是藏人。后来这位朋友收集了大约价值四十万的藏币,意外的成了这个领域里少有的专家。

  
拉萨主要的街道人民路上,有唯一一家国营百货店。商品既馈乏又富足。说馈乏,是因为除了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品,副食糖杂,就是一些部队的军用品被当作劳保用品在出售;说富足,因为店里的云烟(当年内地传说是最高挡的烟)以及上海来的大前门,各种在内地人想像中属于高干的奢侈品,这里应有尽有,但要凭证供应。软包的才卖8来钱块一包,硬盒的卖14元一包。当时流行抽软包装的烟,所以,我们这些想买一包硬盒的红塔山享受一下的烟民,在售货员看来很怪异。一看就是外地人。我们这些新来的大学生,住在政府第二招待所等分配,惊讶地发现,就连门口的小卖部里,也有云烟、红塔山、红山茶这些内地无法想像的高挡香烟出售。但是,等我们真正在当地落了脚,才知道,市面上的高挡烟之所以不畅销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大量的进藏干部,当他们达到一定级别,就会有一本内部的供应证。供应证上列明了更高挡的烟酒的定量、规格和价钱。比如一条不带过滤嘴的上海大前门,市场上根本见不到,但供应证上特供价是五块四一条。香港来的良友,南洋兄弟的红双喜,据说是老邓才能享受的小熊猫,供应证上都有。还有粮食、青油,不仅按级定量,而且价钱都比市面上便宜很多。

  
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走出学校的学生而言,拉萨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是人民路上的新华书店。我一直不清楚,是因为新华书店的领导开明,还是别的原因,总之,拉萨的新华书店,是那些年里我所见过的所有的新华书店中,书籍最新,最多的一家。常常是国内各出版社刚出的新书,拉萨很快就能看到,而且经常脱销,好在不久,新的一批又会源源不断从内地运来。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大约89年前后,新华书店几乎是大家的天堂。在等分配的那些日子,每一个进藏的大学生可能都感觉到了,经历过最初几天的高山反应,经历过最初对八廓充满异国情调的环境的好奇之外,新华书店可能是最让人想起自已从那里来,想起学生时代熟悉的环境、人、甚至想起自已原来是个少数民族(讲汉语)的一个特殊的地方。我大多数朋友,当他们分配到各个单位之后,去得最勤、最多的地方,就算拉萨人民路上这唯一一家新华书店了。

  
另一个大家常去的地方,是拉萨电影院。在大昭寺前方五百米左右的十字路口,放与内地同步的电影,看电影的各色人等,依然保留着内地早年的朴素趣味,看到好人坏人,爱憎分明,随剧情喜怒哀乐。

  
拉萨的生活条件的确艰苦。最困扰大家的两件事是,经常停电和缺少蔬菜。拉闸限电是家常便饭。除了政府和医院几个少数地方的居民,家里都要备足蜡烛。蔬菜是奢侈品,水果更是不敢想,不是没有,而是太贵,尽管拉萨人的工资,由于多了高原补贴,比内地同类人等的工资还高出一截,但大家还是没法尽情消受。西藏的无鳞鱼是最受汉人欢迎、同时也最受藏人鄙视的一种食物,直到一些年轻的藏人也受影响为止。尽管如此,此一时期的藏汉关系,虽然开始因为大批老干部内调出现了一些令人伤感的现象,但总体而言,还是相对轻松的。汉族人受到尊重,在西藏是历来的传统,听一些老西藏描述,在很多年里,一些普通的藏族老人,甚至依然保留着见面对他们伸舌头的礼节。

  
在我们工作的各个单位里,到处可以听到关于老西藏内调留下的遗憾故事。那些父母一方是汉族的家庭,无论当初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故事,现在都面临最实际的问题,一方要内调回老家,另一方却不愿离开自已的故乡,子女也不得不面临抉择,是跟着父亲走,还是继续留在西藏做藏人?不过大家都注意到了,几乎大部分的这种家庭,都不得不面临离婚,子弟也因为习惯了拉萨的生活,选择做了藏人。

  
在西藏,藏人也有几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纯本地的西藏人;一种是从藏区:四川、青海等地来的(这部分人主要是当年十八军进藏的老战士和他们的子女、亲戚);本地人藏人又分从前的贵族家庭及子女,一般居民,乡下来的农牧民;在我们与藏人最初的交往中,你很快会感受到,经历过几十年与内地同样的革命洗礼,此时的藏汉关系虽然由于胡耀邦的讲话开始出现裂痕,但并没有明显的冲突。记得在我上班的部门,如果你让人教你学藏语,差不多每个人都会很高兴,先教你几句骂人的藏话,再教你唱几句藏歌。如果此时去藏族家作客,一切都象传说中的一样,藏族人的好客和善良,会让我们这些从内地来的人感慨万千,想起小时候在农村里才能见到的景象。但是,有一点是大家心照不宣,由于语言、信仰、习惯诸多的不同,在这里,你始终都会感到自已是个外来人,是个匆匆过客。自从老一辈进藏人的通婚破裂之后,汉人与藏人通婚在此时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不久,一揽子的民族、宗教政策开始落实,市面上可以听到藏族人在传,某某过去的贵族家庭得到了政府多少万的赔偿,某某贵族的老宅子被退赔(因为成了文物,退还不可能,就用钱来补偿)。对此,那些从前的贵族家庭的子女们,现在又抖起来了。说到这里得插一句,其实很多藏族人是很敏感的,尤其是在自尊心方面,跟汉人的要面子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政策没有明朗之前,人们各有自已优越的地方,还没有因为贵族得到了补偿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然而,当新的区党委书记身穿藏装,坐在大昭寺的屋顶上与喇嘛们一起参加刚刚恢复的、中断了几十年的大法会时,宗教的复兴,真的彻底改变了过去几十年的红色教育。老一辈的开始怀疑,毕生的奋斗就是为了这个结果?新一辈迷茫,何去何从?而当年热血沸腾响应号召支援西藏建设的老一辈前脚走尽,后脚跟进的这一批批应届毕业,发现自已仿佛一夜之间成了二等公民。此时跟藏人交往,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要注意民族团结,因为你一不小心说出的某句话,就可以伤了谁的心,就可以产生纠缠甚至动乱。藏族人看到一篇小说中写了藏族人过去的一夫多妻或兄弟共妻,不干了,闹。看到写了藏族人来例假用布条夹草木灰防渗漏,不干了,闹。看到写出来的藏族人形象不高大,闹。从地方一直闹到最高层,胡耀邦批示,这是精神污染,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地方官吏如获至宝,整。87年的夏天,马建到拉萨转了一圈,听电台的几个朋友讲了几个关于藏密的故事,写了篇舌苔,好家伙,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到现在,只要一提西藏,不知道空荡荡的人还真不多。

  
从59年到87年,内地的动荡每一次都会在西藏掀起同样的热浪。不要说藏族人反应不过来,就是汉人又有几个弄得明白到底是咋回事?不过没关系,这些神仙打仗百姓遭殃的事,历朝历代都有,闹得明白不明白,日子还得照样过。在87年前后,老邓与达赖的对话使得更多的活佛重返家乡,这些从前被彻底推翻的阶层,现在成了万民的偶像,每到一处,所受到的欢迎,不仅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大概也超出了我D的预料。此后,我的印象里,就连那些老一辈最坚定的革命者,虽然嘴里不说,但也不再反对家人事佛。市面上开始出现大量达赖和班禅的照片。有一个时期,大概是宣传部门想到的馊主意,当年的五位领导人的大幅画像,也做成了从前老毛时代的样子,大量的散发到了民间。然而,人们还是以得到一张来自印度的达赖照片为荣。街上的温江人开始多起来,四川人也开始多起来。藏族人经常半开玩笑半当真,说内地人带来了两样东西,包工队和苍蝇蚊子,实际上也是在针对当时大量流到拉萨的外地人而言的。的确,当年完成了四十三项大的工程建设,包工队遍地都是,就连过去几年里寸草不生的周边光秃秃的山头,都因气温变化出现了从未见过的绿色。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我的另一个朋友跟着区党委的人下乡考察,带回来一大批资料,我们才知道,在各地,民间自发建寺院的情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乡下的纠纷与矛盾,常常除了喇嘛出面无法解决。更甚者,那些反对建寺的乡干部,无论藏汉,开始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验。有人恐吓,有人使用炸弹威胁。此时的拉萨,表面上依然平静如初,如茨威格所言,正如一种疾病,在它变得显而易见之前,它早已经在内部,从血液渗透到全身了。

  
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访美并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演讲,24日在印第安纳大学举行记者招待会,不过这些情况,当时拉萨人并不知道,直到27日这天,一些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喇嘛在大昭寺前聚集,拉起了旧嘎厦政府的雪山狮子旗,喊出了“西藏独立”口号。不过很快,这些人就被公安抓起来了。尽管在中国的宪法中规定有信仰和言论自由的权力,但同时也有煽动分裂的罪名。言论自由,我估计,如果不是行业的专家,谁也无法回答,既然是宪法赋予的权力,是不是还有前后之分?在随后的10月1日,同样的场面再次出现了。不过这一次,据说除了喊口号,有喇嘛用按照古老的绚教方式点了天灯------用火点燃了自已的手指,而且,因为此前被抓的人没有被释放,所以,喇嘛们另一个口号,就是释放那些人。

  
骚乱从来都是非理性的,尤其当群众被煽动起来。这一天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声势浩大的向区政府机关进发。有人描述,就连那些妇女,也用最恶毒的方式诅咒-------当众脱下裤子,屁股对着警察和政府大院。从此以后,一个新的循环开始了。示威,喊口号,被抓,要求释放,闹事,打砸抢烧,再抓,再示威,再要求释放,再闹事。。。。。。有死亡,自然会有扩大的仇恨和敌意,然而,对于无辜的人们来说,这是无法承受的代价。从第一次驱汉事件到今天,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但我知道,那些无辜的人,无论汉藏,都没想到事情的结局。但是,有一点,身处拉萨的汉人们现在开始感受到了。这地方变了。在闹事的时候,每个单位都会听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比如,正在上班的某个藏族干部,平时沉默寡言,但那一天也会突然拍案而起,声称再也不受**的压迫了。在我朋友写的拉萨骚乱纪实里,一位平时受人敬重且对汉族非常友好的喇嘛,在那一天里,竟然指挥闹事者殴打汉人,而且,公开扬言,受了三十年的压迫,终于 ****而在事后,当人们再想采访同一位喇嘛时,后者不仅装病不出,竟还保留了记者被殴打当时遗失的录像带。此后的89年,3月,9月,10月,成了每年敏感的月份,大闹小闹,大抓小抓。。。。。。尽管这样,89年冬天,那曲地区遭遇百年不遇的大雪灾,我到那里的时候,雪灾的救援工作接近尾声,但我接触到和听到的故事,还是令人感动惆怅。有这么个故事,在救灾的某部有一队运输兵,从营地出发之后,分赴各县,结果其中一辆车因为故障,在几尺深的雪地里失火掉队了。满车的救援物质里有压缩干粮和汽油喷灯,但是,当连队找到两位运输兵时,他们中的一个冻死了,另一个冻掉了一条腿,却始终没有动车上的物品。还有一个故事,黑鹰中队的两架直升机,在飞雪弥漫中相撞,机毁人亡,老百姓事后一直跪在出事地点,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然而,更让人无法思议的故事是,当救援队进入一个放牧点,发现当地的牛羊牧人全死光了。但死去的牛羊身上,穿着牧人的皮袍,并且多数死于消化不良,那些死在这些畜牲身边的牧人,大部分是冻死的。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也许我会怀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我也可能猜想,那些牧人可能本身就是因为饥寒交迫至死。其实我一直无法理解,那些真正有信仰的人,当他们面对生死抉择时,哪来的勇气做出在常人看来是最愚昧的选择。但是,他们做了。无论你是否理解,他们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民族。跟我们的确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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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哪就写到哪了,如有错漏在所难免.

  


  
西藏问题之我见二

  


  
其实早在80西藏工作会议上胡耀邦的讲话之后,内地的许多大学就采取了降低录取线以招收定向分配的学生。这一点,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他们常常会问一些令进藏学生尴尬的问题,我大致罗列一下,有以下几条:

  
既然说西藏那么艰苦,干嘛还要去啊?

  
西藏人都吃生的吧?

  
老藏民动不动就拨刀,你们怕不怕啊?

  
你们在哪儿吃什么呀?有米饭吃吗?

  
藏族人吃人吗?

  
。。。。。。

  
第一次回内地休假的人,都或多或少碰到过这些问题。而且无论你怎么解释,听的人都半信半疑。我统计了一下,当年进藏的学生有这么几种人:

  
1.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有想当艺术家的,有想当政治家的,有想解放西藏人民的),主动要求进藏的。这些人大多在学校就是班干部之类的角色,或者是有些特立独行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藏之初,不仅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和提倡,对后来的分配也有一定的好处,通常都如愿分到了想去从事的行业,而且这些部门主要在拉萨。其中也有更另类的,他们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然后就分到了那曲、阿里地区(因为平均海拨在四千米以上,极其艰苦。)

  
2. 毕业之初各大学按计划给定的名额,被选中的倒霉蛋(这是其中较少的一部分)。在当年,一般人的观念,分到西藏无异于流放。你可以不去,但有明文规定,任何单位都不得接收你工作。

  
3. 前面所说的,定向招生的。这是最多也最持久的一批又一批,直到闹事的87年前后数量递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湖南、河北、湖北等地的师范院校。今天回头来看,早在发表讲话之初,这些人的命运就注定了。

  
4. 等到一起坐着车进藏的途中,我们才发现还有另一批人同行。那就是从西藏各单位考上大学或选送上大学的人,这些人,有的是老西藏的子女,有的是部队的士兵、军官,按照从那里来回那里去的分配原则,毕业了自然要回到原籍地,尽管他们是汉族,但他们的户口本在西藏。

  
此时的进藏有三条途径。飞机从成都、西安或格尔木飞拉萨贡嘎机场;在西宁会合,由自治区统一安排的车辆,走青藏公路,经格尔木、那曲,到拉萨;在西藏驻成都办事处报到后,坐统一安排的车辆走川藏公路去拉萨(由于此路当时经常塌方,所以大部分人还是走青藏线进去的)。

  
因为多数人是第一次进藏,只有少量胆大的学生,也不管有没有规定,径自坐飞机就去了。事后单位二话没说,理所当然报销了全部费用。而大部分的人,按派遣单的要求,坐火车经兰州到西宁集合。在这里,自治区教育厅(主管大学生分配)接待处的人员,每天举着牌子在车站迎接大学生们。几天之内,大约三客车一百多号人就聚齐了。在西宁的招待所里,大家很快就熟悉起来。无论此前你是南方学子还是北方学子,相识是缘,同命更是缘。最高效的,一见钟情,步入恋爱阶段,令人相当羡慕。

  
接下来的旅途,很快就超出了大家的预计。青藏公路正处于整修期,因霜冻损坏的路面,比比皆是。沿途到处都是封闭的路段,一块指示牌:前面修路,请走便道。客车便脱离路面,在无边的戈壁滩或者充满卵石的河沟里,每走一步都颠得人七晕八素。

  
其实人是一种很能适应环境的动物。就连很多平时看似弱不禁风的人,在进藏途中也体会到,只要有一口气在,就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这些学生们,从前在家里算得上是娇子娇女,在当年,大多数人甚至是本乡本土第一个考上大学的秀才,风光过后虽迎艰难,但也很快适应下来。一路上,每走不远就会有人因晕车开始呕吐。但吐着吐着还真就习惯了。整个白天,车在不停地开,因为行驶速度有限,数百里杳无人烟,也无法中途停车吃饭,只能赶上了就吃,赶不上就抱着自带的干粮桶解决。终于到一处停车点时,很多人第一次试着喝酥油茶,但此后的很多年里,真正学会喝茶的人并不多,以此为乐的人就更少。尤其女生,在这方面比男生更弱一些。但是,女生更强的适应能力也很快在另一些方面体现出来。比如说做饭,当年的拉萨,各单位几乎很少有集体食堂。那些老西藏,不仅自已做饭,而且一边上班一边还养鸡养鸭,开荒种菜,基本能够保证自种自给。这对于新进藏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个最大的考验。

  
现在人们走青藏线,从西宁到格尔木再到拉萨,也就三天左右时间,而且道路平坦无碍,但当年我们在颠了八天八夜之后,还在羊八井住了一夜,才进入拉萨。有句话是一位常年跑这趟线的司机说的,他说,有树的地方就是拉萨。的确,在经历了漫无边际的戈壁滩之后,拉萨不仅是有树的地方,也是金顶闪耀的天堂。对于当年这批进藏的人来说,无论他此后的生活是顺意还是坎坷,你问他这段经历,得到的一定是肯定的答复,在一生中最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一起唱着歌,一起走过一段路,留下一段永远无法磨灭的回忆。

  
等待分配的日子,虽然有些波折,但绝大多数人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当初政府答应的,在西藏干满八年就可以内调的承诺会不会兑现?带着这个问题,在自治区领导出席的见面会上,有人要求政府主席给予肯定的答复。但是不出所料,得到的都是模棱两可的官样回答。大概因为官员们自已也不知道,八年后自已在哪里,还是不是主席。这让大家心吊吊,此后的很多年,一直念念不忘。另一件大家关心的事,就是具体的分配单位,反倒出乎大家意料的顺利。除了那些定向的师范生,分到了中学或大学教书,其它的进藏学生,基本得偿所愿。想从政的,去了政府职能部门;想干艺术的,去了报纸杂志。我的一个学工科的朋友,最初分到了自治区科委。但一个月之后,他突然跑来告诉大家,他要到阿里去了。问他原因,答曰:在拉萨的工作天天就是一张报纸一杯茶,太没意思了。然后他向单位递交了报告,如愿去了最艰苦的地方。另外一个朋友是学畜牧的,本来可以分到自治区农牧厅,可他发现那曲地区畜牧局还有要人的单位,主动申请去了那曲,为的是可以长年在一线跟牧民打交道。在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年代,这些事发生的很自然。

  
分到拉萨的人很快就开始面临我说的吃饭问题。单位没食堂。街上只有很少几家小饭馆,价钱贵不说,按当时的工资水平,那是不现实的。最初的一个月,每个人大约有一百五十元工资,与内地同类的上班人相比,大约高出两倍左右。这也是很多人内心比较平衡的一件事,就象后来的海外学子,就算他在海外拿三千美金一个月刚刚能应付日常开支,但比起拿三百元人民币的工资来说,无论如何还是相当有面子的事情,而且最令人愉快的是,一想到这笔钱在内地可不是一笔小数,就开始盘算那天回成都怎么享受了。不过大家很快就感觉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要置办所有的居家用品。大部分人除了在内地烧过煤,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作燃料。而此时的拉萨,最常用的燃料是汽油或煤油。每个人都得备上带高压装置的汽油喷灯,水烧到75度就开了,煮饭必须得有高压锅。土豆在高压锅里炖,放气三分钟可以炖熟,煮饭得有五分钟左右才能熟,把牛肉炖烂,得放气足足二十分钟。大家一点点摸索或者走捷径请教老西藏,很快就发展起一层从亲戚到朋友或者到同乡的关系网。而且大多数有这层关系网的人,最初的日子就成了老乡家里的常客,到处蹭饭。

  
这种风气漫延开来,就成了凡是有点关系,尤其是一起同车进来的学生,都展开了大规模的相互蹭饭运动。有的人干脆就在一起搭伙,男男女女,故事多多。女生在家务方面通常比男生更有天赋,那些以前从未做过饭的女生,转眼之间就成了熟练的主妇。但凡有一个这样主妇的地方,也是大家聚会的据点。一个人要想吹嘘自已的人际关系,他会说,我在拉萨三个月不重复,一家一家,可以蹭到饭吃。

  
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大约是84年前后,这种蹭饭活动,随着更多的人与当地藏族人关系的增进,也漫延到了藏族家里。与到汉族朋友家蹭饭不同的是,藏族人太客气了,无论你去了多少次,也无论是不是昨天刚去过,你来了,你就是贵客。他们用最隆重的伙食招呼你,当时有一种说法,每当你走进藏族女孩家做客,都会有上门相亲的贵宾之感。而且,你在藏族人家吃饭,你看不到他家里的人在那里,他们从不与贵客同桌用餐,一定会等你们吃剩下了,才会眼带微笑走进来,看你们一边在新铺好毯子的桌子上玩麻将,一边去收拾起刚刚那桌残羹剩汤,端回厨房,一家老小才开始用餐。我记得第一次在藏族家吃过饭后,看到这一结果,当时就后悔刚才无节制的消耗那些美味佳肴了。

  
不久,有人开始用电炉子做饭。但这样有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正常用电,那点工资不够交电费,所以大家就学会了把电表盖打开,把其中的一相短接,这样,电在用,但电表就不转甚至开始反转。闹到月底,单位一查电表,发现额外多出了无数电费,可电表上的刻度却没有增加,我不知道各单位是怎么处理的,反正过后,大部分的单位开始了查电表的行动,抓到的,算倒霉,罚,人一转身,别无选择,继续用电。

  
好景不长,夏天很快就过去了。到了秋冬,由于电力供应短缺,大面积的拉闸限电开始了。本来就寒冷难熬的冬天,因为到处停电,别说取暖,就是吃饭蹭饭都成了问题,因为你无法知道那位朋友家所在的区域也限电,他们跟你一样,也出去蹭饭了。

  
内地人一直不知道,早在我们进藏之前,西藏每年都要从各地调集大米、面粉保障供应,不仅如此,大米通常是北方的优质米,面粉更是一级富强粉居多。对于大多数象我这样的南方人来说,在西藏不仅没有改变生活习惯,而且吃的米还是比在老家或成都吃到的更好的米。所以当我们把这些告诉内地人的时候,就连家里人都以为我们在强装面子,不说实话。此时的拉萨,吃菜以四川口味为主。无论各行各业,地方到部队,四川人也是除藏族之外最多人口的少数民族。

  
布达拉宫下面有一个菜市场,八廓街的冲赛康里有另一个。布达拉宫下面卖菜的,大多数是四川人。卖的也是汉族人喜欢的菜。大白菜是数量最多,也最便宜的,一元一斤,这与内地一毛钱三斤是天壤之别;别的菜,如果有的话,一般在三元到四元一斤不等。除非是请客,否则大家都很少会动念头的。拉萨的无鳞河鱼卖两块一斤,是最便宜的晕菜;牛肉五元一斤。就我们的工资水平而言,吃鱼是最有可能度过一个月的。如果稍有讲究,就会面临上半个月吃饱,下半个月断顿的可能。我的一个朋友,也就是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的马原,有一天发明了一个新的吃法,因为几乎每天在八廓街里转,他发现,藏族人用于喂狗的牛骨头不值钱,一块钱一大堆不说,而且上面还有不少没剔干净的肉,于是,他开始用高压锅炖牛骨汤。不过这里有个诀窍,那就是得用大斧子把骨头砸开,这样才能让骨髓流出来;想想吧,马原会说,牛油飘香,这得是共产主义生活啊,我的兄弟。

  
后来因为吃的人多了,骨头也涨到一块钱一斤,又增加了一部分土豆,至此,一道牛骨炖土豆的共产主义名菜就诞生了。在此后的多年,或许一直到现在,还风靡拉萨吧。多年之后,当我在广州买十五块一斤的牛骨时,总会想起这道名菜来。

  
冲赛康里的菜市场,因为地处闹市中心,周边也大多是老拉萨住户,卖的菜则以清真食品为主,牛羊肉,元根(一种本地产的小罗卜,藏族人也当水果吃)为主。这里要补充几句,在八廓街的东南面,有大约两节街面,一直是青海或新疆人的地盘,著名的清真寺也在附近。所以这边的菜市场里,很少有卖猪肉的商户。

  
此一时期,还是各族关系的和睦期,如果你在街上惹了事,可以据理力争,就算打架,也不用担心被族群围攻。

  
同很多内地人一样,我们当时也对对藏族人日常吃啥很好奇。时间久了才知道,其实绝大部分藏族家庭,除了老人还有吃糌粑的习惯,年轻一代的生活基本与汉人没有分别。一般藏族人家,酥油茶、甜茶是不可少的,因为酥油贵,所以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反倒喝甜茶的时候居多。当时有一种说法,看一个藏族家庭的富裕程度,只要看他家的酥油茶面上酥油的厚度就知道了。那种飘着一层厚厚的、化不开的酥油的家庭,通常不是新贵家庭,就是老贵家庭。也有因为照顾汉族客人,故意把酥油减量的。甜茶是一种非常营养且可口的奶茶,也是此一时期各单位聚会的常备饮料。与人们预料的相反,其实在拉萨,就算你想尝尝糌粑也不容易,大概是因为产量逐年在减,一般家庭除了备一点供老年人食用,很少能见到。我曾经问过年轻的藏族朋友,得到的答复是,糌粑面太粗,不好吃。我第一次饱尝糌粑是在多年后的一次乡下经历,那一天与朋友在山南的农村游荡,突然下起了大暴雨。我们好不容易在村子里找到带檐面的房子躲雨,正愁没处可去,一位藏族小孩跑过来招呼我们。虽然语言不通,但经过反复比划,我们还是知道了小孩的意思,让我们到他家里去。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走进乡下的藏族人家。

  
山南农家的房子都差不多,进门是土坯墙圈成的院子,里面是两层或三层土坯楼。跟大多数书描述不同的是,一楼同样住人,只是靠院子的一角养牲口。出乎我意料的是,原以为都解放几十年了,藏族孩子一家,包括前来看热闹的邻居,竟然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汉语。有一个小伙子,大概是以前出过远门,胀红着脸凑到我们跟前,本来是想翻译主人家的话,一开口,还是一阵藏语,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小伙子差不多是落荒而逃。说实在的,藏族乡下人的家看不上去不仅不富裕,而且很能让人联想到那部著名的电影《农奴》。这个家的主妇,一位身穿旧氆氇长袍的妇人很快就为我们端来了酥油茶和糌粑。每当她把食物递上之前,她都要当着我们的面,把双手的正反两面在身前反复擦拭,以示卫生。在风雨之中一个陌生的农家小院里吃到的这顿糌粑,也是我在拉萨十年里真正把糌粑当正餐吃过的唯一一餐。直到雨停了,我们离开时,差不多全村人,大人小孩都走出自已的家门朝我们摆手,原来早在我们进村之时,就一直受到了特别的关注。然而,这种印象,很快就被接下来的旅途扰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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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情绪,还是写哪是哪,看不下去的出来吆喝一声便了.

  
西藏问题之我见三

  
最初看藏族人磕长头想必都会感到震憾。走在八廓街里,随处可见。通常是衣衫褴褛,手上套着象手套一样带木板的护垫,每往前一步,双手高举过顶,至额,齐胸,然后奋力前扑,木板擦着地面,发出剌耳的响声,全身葡伏在地。当此之时,他们再把手举到头顶前,双手轻拍一下,站起身来。如此重复。尽管这一景象大家并不陌生,但在知道他们大多数人来自千里之外的青海,四川,餐风露宿,至死不休,还是让人说不出的感受。

  
我还记得第一次学着磕长头是在刚到拉萨不久的一天夜里。几个男男女女,半夜吃饱喝足,无所事事,大家此时正处于一个微妙阶段,虽然看得出某人对某人有好感,但是,可能出于不想伤到其它人的怪异念头,所以这种好感一直处于蒙胧状态。可想而知,这样一群人,半夜三更走进空无一人的八廓街里,沿着街上亮灯的铺面,挨个看去,那些白天看不到的情景,此后多年成了秘密话题。

  
那天夜里走到大昭寺前。要在白天,这里总占满了人。那些对着大昭寺磕头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各人占据一块青石板,每块青石板都被前辈们蹭得闪亮反光。他们磕累了,就拿出随身带来的干粮和茶,席地而坐开始用餐,用餐过后,稍事休息,又继续磕头。然而此时,整条街里只有我们几个人。说话大声,都会被回音吓一大跳。

  
我提议,我们磕个长头吧。然后大家就齐齐的站成一排,按白天的印象,依样画葫芦磕了下去。几个月之后,我把这天夜里的情形写了一首诗。近乎白描、写到了磕头的细节。但是没过多久,我的藏族好朋友格桑就给我捎来话说,他的一些朋友看了我的诗,要不是他劝阻,这些人就想揍我一顿,他们认为,我在嘲笑他们的宗教信仰。我唯有苦笑。不过经此一事,我知道了藏族人的忌讳。除非有一天他们认为你与他们是一样的想法,否则你得处处小心。

  
这些日子,大家都到各自的单位去报到,差不多每个人都成了单位里新的话题。老西藏会奇怪,你们堂堂大学生,咋会想到来西藏?在基层单位工作的这些老西藏,大多数是六十年代的某一天,单位一声令下支援西藏,有的是一个项目,有的是一个约定,但没想到,到了西藏就再也没有回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与同时进藏的同伴,或者与老家原先的订婚对象结了婚,然后再想办法把老婆也弄到了拉萨。有的人老婆原本是农村户口,现在就在拉萨做点小生意之类的维持家用。最初几年,他们是想回去回不去。到后来,让他走也不走了。问他为什么,会反问你,这个年纪,拖儿带女,要技术比原先的同事落后,要身体毛病多多,总之各家有本难念的经,在那里都是活,一个人睡张大床还嫌冷,一辈子不过一杯土。

  
说归说,但他们很会过日子,养鸡种菜,工资除了一小部分给孩子交学费,再给老家的老人寄点,个人基本没有什么开销。因为赶在计划生育之前,这些人一般都有两到三个小孩,此时的拉萨,虽然说不上完全的免费教育,但学费与工资的比例跟免费差别不大。尤其是是藏族孩子,我一直没问过是不是有特别的规定,但是,你绝对不会听到有人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不上学。倒是随时可以听到那儿那儿的孩子,读小学时家里还愿意,一到初中,那些农牧区的家长就会认为是浪费。想想也是,学的是汉语课程,学完了,再回家一干活,几乎没有与汉人打交道的机会,自然又忘得一干二净。即便是后来实行双语教学,结果还是一样,要么,小孩读书还不错,读完小学后继续读中专或上中学,好象到了这一层国家就有了更多补贴,然后一路上大学,直到能够出来工作。不然的话,很多家长都需要学校动员,才会心不甘情不愿的让孩子读书。

  
对于农牧民家庭而言,这方面跟内地一些农村有相似之处,到孩子能帮家里干活了,与其让他上学,不如直接帮家干活来得实在。因为分到各地的教师朋友多,所以关于藏族孩子不愿上学的消息随处可闻。后来这种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据说为了鼓励农牧区的的孩子上学,不仅免了他们学费,还给予一些因孩子读书家里少了劳动力的补贴。就这样还是不行,因为那些家长认为,没读过书的孩子还能安心在家干活,读了点书,又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反倒成了一群无所事事惹事生非的混混。不过这是后话。

  
呆得久了,才发现拉萨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每个单位,逢年过节都有福利可发。福利多少视单位条件。我第一次作为新职员领到的福利大约有以下物品:(以下凭印象写的,不一定准确但大差不离)

  
大米50斤,精细挂面10斤,新鲜牛肉按人头10斤,成都香腊肠10包,军用猪肉罐头(1000克装)10听,午餐肉罐头(250克装)10听,水密桃罐头5听,梨罐头5听。此外还有一些象灯影牛肉干、麻辣豆腐干、怪味胡豆、鱼皮花生之类的成都零食。

  
发福利也是按等级标准来的,那些工龄长的、有职务的,领一次福利可以在未来大半年的日子不用操心缺吃的。单位有车的,专门派车从成都拉回来,没车的,租车从成都拉回来。发福利的日子,大家聚在单位的院子,要借用藏族家的木板车,才能拉到各自家中。这也为节日平添了喜庆。

  
接下来就是还人情的时候,蹬着自行车,挨家上经常蹭饭的地方,每家捎去一点福利品,顺带又蹭一顿或带回一些朋友发的福利。

  
发完福利,节日来了。异乡的节日是最让人难过的。第一个中秋,我们一大帮聚在一起,会喝的、不会喝的、都喝到烂醉,有人想家了,就开始哭。哭是一种传染病,想不受传染就得心肠硬。明明是想家了,你可能会说,又不是小孩,想家多丢人啊。哭着哭着,有人就抱在一起,抱头痛哭。

  
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些陈词滥调也有不让人烦的时候,就算是为了互相打气,说出来了,似乎真的就有了亲情支持。

  
在这个期间,我认识了同时上班的一大帮年轻藏族工人。拉巴卓玛,次仁,达娃。。。。。。知道藏族人的名字都有确切的含义,有名无姓。拉巴卓玛是风神,次仁是长寿,达娃是月亮。还有翻成汉语叫星期五,甚至直接叫其加-----狗屎,这与汉族人的小名类似。我所认识的大部分藏族人,无论他处于那个阶层,通常都有一个共性,有些腼腆,不善于表达,也可能是因为说汉语不太流利的缘故,所以跟我们这些汉人说话才会给人这种印象。在我上班的部门,年轻藏族人的知礼、好学、勤奋、活泼、幽默,不论家境如何,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有趣。

  
有段时间一起上夜班,一群小青工就教我学藏语,嘎咔嘎呀,我一学他们就笑。男孩子就教一句骂人的话,等我再一学,所有的人都笑翻了。这些拉萨的年轻人,女孩子普通极其善良,听不得任何不好的消息,总是呵啧啧的发出惊叹,感同身受。藏族男女之间,明显就放得开了。打情骂俏,开玩笑的方式也很过火。尤其在乡下,一群电厂上夜班的藏族工人,开着玩笑就有可能把个大小伙子的裤子脱下来,弹没弹到小JJ就不知道了。因为不通藏语,这种情景只可观赏,体会不到他们那种疯狂。

  
有一些工人,一边上班,一边还在复习高中的课本,准备考个进修班或者正规的大学。因为政策照顾,大多数藏族人上大学是件很轻松的事。我认识的很多人,通常都有几所大学的文凭,在一个大学读完,回去工作一段,有机会,又到另一个大学继续。大概是因为缺乏系统的学习,我在铺导他们的时候,曾经怀疑,他们是在把从小学到大学的东西一勺烩,加上没有功利目的、既不担心分配,也不担心学非所用,学哪是哪,关键是通过读书、内地西藏来回走动,呼吸了新鲜空气,也长了见识。

  
事实上,与他们的同龄人相比,这些人跟汉族人说的好青年类似。他们也会告诉我,同年龄的人,此刻不是在拉萨满世界喝酒玩乐,就是无所事事泡在甜茶馆里。反正有工作,不上班也不担心被开除或扣了工资,也有很多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甜茶馆里打克朗,逍遥度日。

  
克朗是一种类似台球的游戏,与英式台球不同的是,克朗只有一米见方的台面,四角有球洞,台面上摆着十几个棋子,一个棋子是击球的,用手指弹这个棋子,把另外的棋子撞进洞里最快者得胜。也有角度的计算和想法阻挡对方进攻线路的策略。

  
拉萨的娱乐生活此时并不丰富。藏族年青人最多的去处,也就是甜茶馆。在这里,两块钱一交,类似于成都茶馆,就可以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每个人一个杯子,喝完了就添,没有限制。

  
甜茶馆位于八廓街一条小巷子里,大概是配合生意,门外不远,还有一家兰州拉面,算是配套设施。那些闲散的年轻人,跟后来人们上网吧一样,在这里一呆就是一天。也能看到一些带刀的康巴人,汉族人来这种地方的很少,除非有朋友带着,一般汉族人只有一些会两句藏语的老油条,才敢独自前往。也会有打架斗殴的事发生。不过这种事,通常都是因为争风吃醋。甜茶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女孩不能去。带女孩去的人,不仅会被认为是一种挑衅,而且也令人看不起。所以藏族女孩几乎是从不会踏进半步的。我的另一位藏族作家朋友扎西达娃,最初写的小说大多数就是这群年轻人的生活。后来这些茶馆,一部分演变成了唐嘎画廊,其实不说你也知道,这些地方的人因为各色闲杂人等都有,多出几个喜欢闹事的也很正常。

  
到了85年前后,全国开始风行交谊舞。很多人一直以为拉萨很封闭,其实,因为离成都近,加上广州通航,拉萨的时髦风尚,几乎多数时候比各地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前,大多数汉族人的主要娱乐是麻将和吃喝,现在交谊舞一风行,男女老少上阵。最早举办交谊舞会的西藏群众艺术馆,第一场舞会就出现了因为满员进不去打架的事。同所有的民族一样,藏族人的好奇心大得蛇吞象,碰上这种热闹,你就看吧,满拉萨的时尚人士都出笼了。大家孔雀开屏一样,比时装,比舞伴漂亮不漂亮,比谁的舞步牛X,谁的花样繁多。最早看到这个商机的人,是从辽宁到拉萨的一位健美教练老周,正好此时他在西藏总工会负责这方面的事务,于是,把位于布达拉宫前面的龙王潭公园正中心的一个大会堂改建成了舞厅。

  
老周是个商业奇才。前几场,全是免费赠券。由于拉萨的各个关键部门,政府、公安、电老虎、水老虎,都得照顾到,各文艺团体的骨干更是人气之源,一个不能少。能够容纳三百人的舞厅,从第一晚开始就在厅外站了大约另外三百人。第二场继续免费,第三场还得免费。。。。。。我不知道是否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这座舞厅很快就被老周承包给了一位四川的年轻人。老周自已不久干上了倒腾海南进口车的生意。说起老周还有个插曲,有一天大雷雨,老周上屋顶去弄电视天线,结果一个响雷劈下来,老周当场就被击晕在地,电流穿透他全身。几年之后,当一件震惊全国的七亿外贸大案案发时,老周成了大案的主角。我们才知道,短短几年里,老周的公司遍及世界十多个国家.在我的印象中,老周是最不象商人的一位商人。跟任何人说话,都是柔声细语,关怀备至。

  
既然开始真正做生意了,赠票就减少了,但每场还是得照顾不少赠票。拉萨人,无论藏族汉族,在这方面很好面子,宁花一百元去舞厅消费,花五百元买个花篮,但有赠票是一定要弄到手的,哪怕它本来只有十五元一张,而且还得欠人情。尽管这样,票价还是太贵。不久各个单位就有了自已的办法,纷纷把会议室改成了舞厅。一时间,似乎每个单位都有舞会。每场舞会,都会传出这样那样的故事。军区总医院是漂亮护士最多的地方,很快就异军突起,所办的舞会也吸引了拉萨各界名流。再过一段,刚刚成立的拉萨晚报,不仅成了清除精神污染时期全国诗人作家的避难地,它举办的舞会门票,也成了拉萨人炙手可热的珍品。但凡你想得到的、80年代在全国各地小有名气的诗人作家,没在拉萨晚报或其它西藏刊物发过作品的人很少。这一时期,拉萨是文学艺术家的净土。

  
现在回头想想,除了早期的基础工业如电厂之类的,拉萨几乎没有工业。当时两家有名的工厂,一家是拉萨皮革厂,有自产的、样式落后但结实耐用的皮鞋。拉萨啤酒厂,刚出的啤酒,按酒鬼们的说法,带着一股子青稞酒味。唯一吸引人的大概就算旅游业,但在国内旅游兴起之前,每年也就是一些国外团队。人们听的最多的,就是某某导游因为照顾好了某位异国富翁,转眼就办了出国手续。但此时,说人有钱在拉萨人眼里跟骂人差不多。几十年的红色教育,大多数人根红苗正,还是足以抵挡资产阶级侵蚀的。如果某个导游跟了老外,在人们眼里,跟早期对待涉外婚姻态度类似。世界的发展规律就是这样,当文学艺术红火的时候,商人们除了钱,一钱不值,反之亦然。

  
在一片热舞声中,印度人来了。首先满大街的印度音乐。然后是来自印度的男女少年。这些人说着大舌头的英语,谢谢念成坦克油。大家一开始还笑,渐渐就觉得不对了。此时的拉萨,流行一首国外藏胞写的歌《怀念拉萨》,一夜之间就唱遍了每个角落。一位刚刚在拉萨舞厅里红火的歌手,去了印度。官方随后封杀了她所有的盒带。如果是细心人,你会发现,拉萨街头青年的风向,有时候真的与政治风向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这一时期的藏族青年人,争相模仿印度人的打扮,甚至学英语,也是学习印式英语而不是日后的牛津英语。我的一位藏族朋友曾经这样分析道:当印度人走在前面的时候,青年人就学印度;当中国人走在前面时,青年人就学内地。此时的拉萨,四十三项工程全面拉开了序幕。汉族人带来的,在藏族人看来,完全是包工队的文化。是垃圾。满世界的工程,满世界的包工头,暴发户,令他们十分厌恶。

  
有一阵子,从部队传出消息,印度人又开始蠢蠢欲动了,扬言三十分钟占领拉萨。过了不久,又有传言,老邓说了,印度如果打到拉萨,我们一下就把新德里灭了。谣言满天飞的时候,通常离真相不远。有一天,一个军人朋友来跟大伙告别,说是要上南边去了。而且说,此前部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每天给大家喝茅台,抽红塔山。“这不吃送行饭吗?”有人这样惊呼。事后证实,的确发生了小规模的边境磨擦,但并不构成一场战争。

  
要知道,拉萨方园也就几公里,东边一句话,转到西边也就眨眼的功夫。在拉萨住久了,有时候你不得不相信,这个城市盛产谣言,好的,坏的,恶意的与戏谑的。这是传统,也是现实。

  
交谊舞的热潮刚刚落幕,劈雳舞又来了。这种与后现代一脉相承的舞蹈,在让很多人退出舞池成为观众的同时,也看到了自身与众不同的地方。那种把身体的各个环节拆散、组合、再拆散、再组合的理念,把我们这一批进藏的人推到了一个极端。大家很快就意识到了,进藏之初的雄心壮志,在被麻将、舞厅、乏味的工作、郁闷的政治气氛折腾得七零八落之后,不如养条狗吧。一位艺术家朋友这样喊道,“狗比人好!”

  
这位外号叫疯子的画家,有一天独自带着一条名叫“来福”的小狗走进了山南的大峡谷里。三天没有音讯,七天还没有音讯,正当我们准备报警,蓬头垢面的疯子终于回来了。又沉默了几天之后,他终于给我讲了这七天的遭遇。头一天,他和小来福各吃了一盒午餐肉罐头,第三天剩一盒罐头的时候,他给来福吃了,他自已就用舌头贴着潮湿的岩石解了解渴。这一天他正往前走不远,发现路已走到尽头。眼前一处峭壁挡住了去路。目光越过峭壁,他看到了远处闪着亮光的雪山。疯子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要翻过峭壁,去看看雪山上到底是什么在闪光?

  
此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觉得自已身轻如燕,一手搂着来福,一手攀着峭壁,仿佛是瞬间,就站到了峭壁顶上。此时,太阳一点点沉下山去。雪山上的闪光转眼就消失了。疯子正打算往回走,才注意到刚刚爬上的峭壁是如此陡,让人一眼望不到底了。他对自已说,跳下去吧,跳下去就到底了。转念之间,他看到来福在空中画出一道狐线,随后就听到下面传来一声惨叫。

  
清醒之后的疯子终于爬到了峭壁下。他在岩石上找到了早已断气的来福。抱着它一直走出峡谷。在一条河边,他摘了些野花,为来福扎了一个花床,然后看着躺在花床上的来福一点点随波而去。疯子说,他平生第一次,大哭了一场,然后又大笑了一场,走上了回程。

  
以后大家聚会的时候,你总能听到疯子阴阳怪气的在一旁念叨:狗比人好,狗比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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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1]:  看客 (2008-04-08 21:51)  
  西藏问题之我见四

  


  
走进寺院,经常可以碰上各种佛事活动或者僧人们的日课。他们常常并排而坐,一个挨着一个,念起经来摇头晃脑。有时我会想,那么密集的坐在一起,如果正好赶上有人要如厕怎么办?是随意进行?还是要向师傅请示批准?如果师傅在前面领颂,低下刚好一群人要如厕又怎么办呢?如果正好赶上重要的法事活动不能中断,不能举手,岂不憋死英雄汉?

  
当我打下这两排字的时候,才想起,这个问题我以前从未想过。结果也不得而知。我知道,以前的大活佛们,经常会养一种小狗,因为狗太小,小到可以放在袖子里,所以一般也称那种狗为“袖狗”。

  
袖狗不仅价值不菲,现在几乎看不到,书中的记载,这种狗一个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解决大活佛的吐啖。小狗呆在大活佛的袖管里,经过训练,大活佛一张口,小狗就知道张口去接。因为这个原因,使我原本对这种珍稀品种的好感,大打折扣。

  
据说这种狗之所以日渐少见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狗的杂交。任何东西一杂交,好象结果都是量增质减,狗也不例外。袖狗一杂交,可能就生出了小狮子狗,小狮子狗一杂交,也可能就生出了猎狗。狗,据说可以多次受孕,这也是为什么一窝狗会有不同品种花色的主要原因。不过,这些都是我们在拉萨无聊时候的猜想,当不得科学依据。

  
在拉萨,走到任何地方,乌泱乌泱的野狗有时候真令人心烦。即便是最不虔诚的藏人,你也很难想像他会吃狗肉。这一点,汉族人尤其令藏人鄙视。有时候,他们会开玩笑地数落,看看,你们一来,鱼也吃,也不怕鱼吃了水葬的人;狗也吃,听说广东人除了人不准吃,啥都敢吃,呵啧啧。

  
狗是一种会占地盘的动物。走到那里,腿一抬,一泡尿就是一个标记,如果地盘被侵犯,只要不是实力过于悬殊,一定少不了一番决斗。再温和的狗,一旦发飚,呲牙裂嘴,既凶恶,看上去也比平时丑陋。我在拉萨居住过的每一个地方,这种情形都很常见。一只狗与一只狗的争斗,一群狗与另一群狗的争斗,通常都是斗得死去活来,惊天动地。

  
最凶恶的,是一条名叫虎子的藏北猎狗。据说,那是藏北猎狗与野豹的杂交品种。我的同事把它从藏北带回来的那天,从大院门口进来,守院的那条大藏獒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大藏獒身子有一头成年羊大小,全身黑毛标立,因为太凶,而且只认主人,所以平时守门人都用三指粗的大铁链拴着,一到晚上,守门人只要放开它,我们这些在外流浪、回来晚了的夜猫子,宁肯翻越院子远处的高墙,也绝不敢轻易冒被它追赶的危险。

  
这一天鬼使神差,虎子刚一走进院子,大藏獒就从拴它的地方挣了出来。正当我同事以为一场大战必定暴发,紧攥住虎子的铁链,奇怪的事发生了。大藏獒刚一冲到虎子跟前,就站住了。就象野兽见到了狮子,不仅没有往前冲,反倒一步步的后退。而身材看似瘦小的虎子,旁若无事的昂着头,随着主人继续朝前走去。走出很远,才听到身后的大藏獒发出如呜咽般的低吼声。

  
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就好象受了气,终于听到有人帮你出了头。我们一起上同事家,想见识一下能让大藏獒服气的英雄到底是啥样子。还在老远的地方,就看到虎子发出阵阵狂吼,一遍遍的冲向我们,把拴在脖子上的大铁链挣得哗哗乱响。直到同事出来冲它怒吼了几声,虎子才消停下来。此后,我们按照同事教的方法,一有机会,就弄点肉,或者骨头去讨好虎子,混个眼熟。果然没过多久,虎子就习惯了我们的存在。一开始谁也不敢去牵它,直到同事牵着虎子,让它看着,把铁链交到我们手里,同事再弯下身象哄小孩一样轻轻唤着虎子的名字,虎子竟然意外的朝我们摇了摇尾巴,我们才放心的、试着用手捋它浑身灰白夹杂的毛,摸摸它的脸。

  
那一段时间,朋友们养狗的很多。扎西达娃养了一条叫黑利的长髦狮子狗。因为扎西达娃喜阿瑟黑利的书,就给爱犬取了这个名字。老佘养了一条红眼睛的杂种狗,取了个嘎珠的藏名。疯子每天喂养的两条流浪狗,一条叫阿里森,一条叫女奴,都是电视剧的名字。那时还没有发生后来的大峡谷事件,疯子也还没有收养那条名叫来福的小狗;专门收集藏刀的小金,也养了一条正宗的警犬。在我居住的院子里,那些没人专门喂养、但成天挨家挨户蹭食的野狗大约有五六条,其中一条取名叫赖皮的黑狗,刚刚在一条废弃的下水道里,一窝生了八条小狗。一时间,大家在一起的话题,扯着扯着,就扯到狗身上了。此时的拉萨,因为野狗繁衍太快,先是有消息说,色拉寺要建一个大型的狗宫,专门收养各地的流浪狗。等到这一计划真的实施起来,据说新的问题接肿而至,闻讯送来的野狗太多了,狗宫也很快就暴满了。在一起的狗太多,难免会有各种病疫发生。诸如此类的问题,讨论不出结果,话题又转移到了别的地方。这也是拉萨聊天的特色,天马行空,无边无涯。

  
扎西达娃的夫人小董经常牵着黑利在院里遛。由于两口子是圈里出了名的模范夫妻,小董又以贤慧著称,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过得好,经常会说,幸福的人儿啊,他牵着一条小狗。

  
每年的发情期,黑利都会在外消失几天,过几天,又独自回来了。有一天,当黑利再也没有回来,急得小董满院子求大家帮忙,在院子周围连续搜了几天,最终还是毫无所获。我们只好安慰小董,黑利一定是找到了幸福生活,才不回来了,你就放心吧。小董也只好无奈的破涕为笑。

  
不久,扎西达娃去藏北,牵回一条如黑熊般的庞然大物,那是一条真正的藏北守帐獒。扎西达娃为它取名顿珠。早年供职于藏剧团的扎西达娃,是根据八大藏戏之一《顿珠顿月》取这个名的。顿珠,是剧中的王子,因受奸人迫害远走它乡,最后历尽千辛万苦,夺回了王位。顿珠除了身体如黑熊般庞大以外,一双眼睛正中一小圈黑色,周边全是白的,看人的眼光,不怒自威,令人毛骨耸然。令人意外的是,顿珠大多数时候躺在院子里一动不动,性格温顺如同憨汉。

  
自从虎子落户到院子以后,人们虽然常常看到它因暴躁不安冲路人狂吼,却一直没有真正见识它的厉害。此时的院子里因为无专人清理,满眼的空地上长了足有一人高的茅草。每天下午起床,端着咖啡坐在阳台上,可以看到已经满月的小狗群在院里嘻戏打闹。那天下午,一群周边农村的村民带着弯刀来院里割草,转眼之间,院子就收拾得光秃秃的只剩愣愣的草根。随后,另一群村民引来了一群牛羊,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虎子从村民割草的时候就在叫,本来叫得久了已经有些疲倦,但一看到进来的牛羊群,突然又暴跳如雷,再次狂叫起来。我的同事此时正好站在我的阳台底下,他仰着脸问我,“你不是想见识虎子的厉害吗?”我说,“是啊。”他二话没说,走到大铁桩前,解开了虎子。但见一道灰影如飞箭般离弦而去,虎子奔跑的样子,象极了动物世界中的野豹。身子一张一弛,一眨眼,就扑向一头犍牛。此时我才知道,虎子咬向猎物的方式与大多数狗类不同,象截拳道般直接、准确、一嘴直咬咽喉。很可惜,第一次的扑杀没有成功。眼看要闯祸,我的同事慌了,急匆匆冲向前去,狼狈不堪的去检虎子的铁链,同时嘴里不断发出威胁。刚刚清爽的院子里,但见虎子追牛,牛左右抵挡,人追虎子,乱成一团。等到同事终于一把捞到铁链,虎子一个前扑,差点将他拖倒在地,突然只听到啪的一声,一位村民手挥着没装石子的抛石器,皮质的抛绳在空中一划,发出响亮的声音,虎子一愣神,终于让同事稳住了身子。

  
这件事过后,我们常常在一起谈论虎子的撕咬方式,那种方式,也只有在野豹扑向野牛的电视上才能看到。同事很庆幸当时没有出事,不然这一口下去再不松口,真不知道怎么收场。经此一役,我们想到了另一个未了的心愿,我们对同事说,那天让虎子跟扎西达娃家的顿珠较量一下,一定很有意思。

  
有时候想想,人在无聊的时候,好奇心是很容易惹事生非的。费尽口舌,我们终于想办法让两家主人把虎子和顿珠牵到了院子里。这一次,令人更惊讶的事发生了,一向温顺懒散的顿珠,当它一眼看到虎子,就象看到天敌般,猛的立起身子,如雄狮般昂立起来,它的那声低吼,如闷雷般席地而起,令人心神如地震。而此时的虎子,象个漏了气的皮球,又象个做错事的孩子,低垂着头,并不看顿珠一眼。一瞬间的功夫,顿珠似乎看清了虎子的本来面目,重又慵懒如初,躺在那里拽都拽不动。

  
一场精心策划就这样落空了,没有期望中的战争发生。

  


  
西藏问题之我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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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周末,多来一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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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年的某一天,我的一位朋友在拉萨结婚了。没有婚礼,没有戒指,更没有所有结婚过程的繁文缛节,直到晚饭,两人才达成共识,请了几个最亲近的朋友,做了几道家常菜,象平常聚会。接到通知的朋友也没有贺礼,因为不知道是结婚,也就象平时蹭饭一样,招之即来。

  
夫妻俩是同一年进藏的大学生。当大家在西宁等待进藏之时,男生和他的同学以及另外几个刚刚认识的同学一起打扑克,听到招待所里传出卡式录音机播放的音乐。几个人很好奇,停了牌,开始猜测音乐的来源。其中一个同学说,他看到一个女同学带了录音机,于是,大家打赌,看谁有胆把录音机借来,奖品就是一顿晚饭。因为几个人平时餐费均摊,所以,赢的人当天的晚饭可以不出钱。大家推推搡搡,最后,做了新郎的同学勇敢的站起来,看我的。他说。

  
这天晚上,不仅成了新郎的同学吃到了免费的晚餐,未来的新娘,也就是录音机的主人以及她的另外一位室友,也一起共进了晚餐。所以,当未来的新郎新娘正经谈起恋爱之时,新娘一直逼着新郎招供,是不是从借录音机那天早就预谋了。新郎不善说谎,但架不住新娘一再追问,最后不得不点头称是。新娘不依不挠,一定要新郎说出当初为什么会唯独对她起了歹意。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要新郎承认,新娘是最优秀的,非她不娶。而新郎偏偏不通世故,坚持不说。

  
事实上,从他们共进晚餐那天以后,他们男男女女共七个人,就以兄妹相称,然后一路唱唱闹闹到了拉萨。在政府招待二所里度过了短暂的等待之后,各自就上单位报到。他们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因为本身是学畜牧专业的,身体好,认为到牧区才能学到更多东西,所以申请去了那曲。他们的中的老二,虽然与老么是同学,但一看可以分到拉萨,心满意足。老大上大学之前就是武警部队的军官,现在回部队继续当官。老四和未来的新郎老三是同学,两人专业对口,一个到了设计院,另一个分到调度所。未来的新娘老六分到了宣传口;只有老五属定向生,分到一所中学教书。报到之后,各奔东西。除了老么去了那曲不能常见面,其它几人一个电话就招齐了。

  
老三和老六是在一个月之后开始恋爱的。虽有录音机事件在前,但老三并没有放在心上。在他的印象中,那天发生的事很平常,当他敲开老六的宿舍,只问了一句,能不能借你的录音机听听,老六犹豫片刻,就答应了。一个月之后的这天晚上,老六给老三打了个电话,说她生病了,希望老三过来帮他做饭,因为这种事几兄妹之间常有,老三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到了老六的家,老三一进门就看到她躺在床上。与老六同一宿舍的另一个女孩去了老乡家。老三用手试了试老六的额头,没发烧,问老六需不需要去医院,后者说不用,睡一觉就好。老三就很体贴的问老六想吃什么,老六说没胃口。反倒是老三因为刚下班走得匆忙,蹬了四十分钟车,这会儿倒是饿了。

  
老六躺在床上,一直看着老三吃完饭,两人就随便聊起几个近日不见的兄妹。老三问老六,要不要让大家一起看她,人多热闹,心情好,病也就好了。老六说不用。她看着老三,突然问他,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老三说,挺好啊。老六又问,如果我俩在一起怎么样?停了一下,老六看老三没说话,又说,你不必急着答复我。不管你怎么决定,我都不会怪你。然后,老六就哭了。

  
这天夜里,老三在老六的宿舍里一直坐到十二点,才知道老六的室友不会回来。老六说,太晚了,你可以不回去。拉萨的温差很大,尽管是夏天,白天阳光普照时还不觉得,到了晚上,气温骤降如冬日。此时,室外寒风凛凛,室内也很冷。老三想了想,觉得太冷了,于是就按老六说的,进了被窝。老三的初恋,就这样开始了。

  
在讨论结婚的那段日子,老六的室友似乎有意成全他们,经常会去老乡家里。老三在乡下经历了一段实习的日子,常常会想起两人在一起的好处,老六虽然个性太强,老三觉得,自已如果多忍让一点,也就过去了。等他实习结束回到拉萨,虽然每天依然要三班倒,但初次接触女性的温暖,还是让他觉得,一切都充满了阳光。

  
不过老三很快就发现了。老六现在不愿意他跟另外几个兄妹联系。尤其不愿他去老五家。她会经常莫名其妙的发脾气。一有机会,就会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要老三回答,你爱我吗?老三说,嗯。老六说,嗯不行,你得说出来。老三说,嗯。老六说,我问你爱不爱我呢?老三说,爱。老六说,不行,你得完整回答我的话。老三说,好。老六说,你爱不爱我?老三说,我爱你。老六说,你爱我什么?老三说,嗯。老六说,不行。

  
老三觉得自已笨死了。无论怎么办,都跟不上老六的要求。最要命的是,如果老三的回答不合要求,老六起先还会一遍遍的问。到后来,干脆就认为老三是不爱她。她要老三承认,老三不认。然后她就哭了。终于有一天,在同样的问题,再一次重演两人排练了无数次的结果以后,老六一气之下,用刀割开了手腕,老三在惊恐之中,彻底崩溃了。他求她,只要你以后不这样,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还不行吗?老六说,不行,得你心甘情愿才行。

  
他俩把这种情绪一直演绎到结婚的前一天,本来说好去民政部门办手续,走到半路,老六突然停了下来。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没等老三嗯完,老六已经掉头往回走。老六说,你根本就没诚心跟我结婚。

  
好说歹说,两人总算是进了民政局。当老六看到老三一板一眼的回答了办证人的问题,终于没再说什么。

  
他俩的婚姻维持到了第二年的冬天。有一天,老六说,我们分床睡吧。老三问她为什么?老六说,亏你还天天看外国文学,你看人家外国人,分床睡,想在一起的时候再在一起,多浪漫啊。老三说,好吧。

  
早在老三与老六恋爱之前,也就是老三去乡下实习时,老二与老五早已开始了甜蜜的情爱之旅。两人都能喝酒,老五虽然是女生,但酒量却是惊人。尤其是喝红酒,一瓶红酒,一会儿功夫就能喝个底朝天。他俩一个四川人,一个湖南人,口味相投,有一天两人单独聚会,喝着喝着,就喝高了。喝到最后,两人都已醉意意澜栅。老二对老五说,我们两人倒是很投味。老五笑他,说二哥你不怀好意。老二说,我就是不怀好意。

  
老三和老六,是在老二和老五打架之后,老五来告状,才知道消息。老六数落老五,肯定是你欺负二哥了。老五只好转向老三。老五说,三哥你来评评理。等到老三把老五劝走,并且答应她,一定跟老二好好谈谈。老五前脚刚走,老六反手就把老五刚刚喝茶的玻璃杯摔了。老三忙不迭地收拾地上的玻璃碎片,老六还在气呼呼的数落老五。

  
第二天,当老三正盘算着怎么跟二哥说事儿,老二和老五手挽着手,又说又笑来看老三和老六了。他俩还揶揄他俩,这么大的事,竟然连兄弟姐妹都瞒着。不久,老二和老五也领了结婚证书。

  
知道老四恋爱的消息,他俩和他俩几乎是气呼呼的一起来到了老四家里。老五说老四,“四哥你怎么回事吗?凭你堂堂一表人才,找个什么样的不行,偏要找个烂女人。”老六接着教训老四,“你是不是光看人家的漂亮脸蛋了,这种女人怎么可能适合你呢?漂亮当饭吃吗?比你大那么多不说,还带个孩子?你是喝了什么迷魂汤了?”看着两个妹妹一顿劈头盖脸的数落,老四除了苦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老四的对象是他同一个设计院的同事,离异有个三岁的儿子。传言说,也是拉萨城里一枝著名的交际花。那年头,交际花跟破鞋差不多是同义词。几姊妹坚决反对。就连老二老三,也把部队的老大从紧张的训练中拉出来,让他做老四的工作。老大毕竟大几岁,虽然碍于部队的规矩还没结婚,但大嫂是青梅竹马的老家同学,所以结婚不过是时间问题。老大看着几个弟妹,稳重地说,“你们还是听听老四自已怎么想吧。”老四看着大哥,对大家说,“我就是喜欢她。”从这天之后,老四就和所有人都不来往了。大家也是很久以后才意识到,兄弟没挽回,还丢了个朋友。

  
在所有的哥哥姐姐办完婚礼的第三年夏天,老么从老家休假回来,告诉大家,他在老家结婚了,对象是家里人介绍的。他还说,女方虽然是乡下姑娘,但肯跟着他去那曲,已经是造化了。

  


  
西藏问题之我见六---兼回大家的贴

  
这几天一边写一边看大伙的反应,有很多好的建议,也有批评,尤其是跑题。想了想,顺便多说几句,本来是因为看了这里的贴子,觉得有大多人对西藏几乎不了解,才动念写的。但真的一写,才发现,要把这个问题写清,得是一本大书。以前我也看过一些王力雄的书,虽然赞同他的很多看法和分析,但我不赞同他的姿态。正如他自已所说,他没有深入从西藏的历史中找答案。更由于他没有真正在藏地长时间生活的实际体验,都是所谓实地考察或统计资料得出的结论,所以常常应了一句老话:有的看法合情,但未必合理;有的看法合理,但又未必合情。比方说,在谈到主权问题时,他在《天葬》开篇就谈到了北京和达兰萨拉的对立,以及作为宣传机器的非中立性质。但他自已,多少还是偏向达兰萨拉的看法。因为情绪化,所以难以客观。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官方对他的态度有关。他没有真正谈到藏族人自古以来的疆域观,以及产生这种疆域观的后果。他也没有谈到,在蒙古人变成中国人的过程中,在满人被同化的过程中,那些疆域问题带来的混乱。更没有谈到,今天这一切,从何而来?是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的?还是从新战国时代的新秩序开始的?当然,更没有谈到,为何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由于殖民,由西方带来的这种疆域观,为何成了世界的准则?在读他的书时,我还注意到一个早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已久的人物:徐明旭。这位当年差点成为我同事的援藏干部,在西藏写了一篇引起争鸣的小说《内调》之后,竟然成了藏独讨论中的一方代表,而且因为他现居美国,差不多成了对抗国外藏独宣传唯一有力的一名代表。我注意到,他的发言的优势,也常常会加一句,凭我在西藏生活。。。。。。世界很小,也很有趣。不久前另一件事也让我觉得有意思。我从前的一位同事和朋友,一位当代最受争议的藏族女作家唯色,如今也是王力雄的夫人,这位跟我一样,最不关心政治的人,如今差不多站在政治的风口浪尖。而我们,不过只有十来年没见面。

  
在我写下第一篇之后,这里的很多朋友,都以众所周知的原因,希望我不谈政治。我本意也不想谈政治,所以我就在想,西藏问题,难道真的只是政治问题?前几天我引用茨威格的小说时就意识到,“正如一种疾病,在它变得显而易见之前,它早已在内部,从血液渗透到全身了。”我意识到,实际上每个人都站在一个特定的角度,去解读西藏问题,我想,如果真的存在西藏问题,也一定是由各方方面面不同的问题构成的。既然并不是学术讨论,我何不信手写来,看看哪些问题,才构成我们看到的冲突?构成我们看到的无法妥协、不可调和?

  
五十年代的将军士兵们,为着理想去建立一个新中国。青藏、川藏公路的建设者们,为着理想去做先人没有做成的事。六十年代的建设者,服从于一个准军事化的体制,成了献身者。80年代的援藏大军,你别无选择完成你的时代赋予你的使命。在个人被符号化的时代,国家意志不容质疑。在我这一代人之后,大西部开发的初衷也许真的象很多人所认识的一样,经济的繁荣必定带来安定?然而,有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些年的问题不是在减少,而是变尖锐。不管什么原因,西藏有问题,这是毫无疑议的。也因此,每一个人看到的问题,都有可能恰好是问题的核心。我不知道这篇东西会写到哪里,也不知道会坚持多久。但它开始了,毕竟是一段历程吧。

  

  回复[2]:  看客 (2008-04-08 21:53)  
  西藏问题之我见七----神奇的西藏

  
十四世达赖写过一本书《智慧的窗扉》。在书中,达赖写到相象哲学。因为没有任何其它的资料佐证,所以我对这种学问完全没有认识。据我初步的理解,这种哲学有一个基础:如果说人的物质生命可以遗传(这一点现代基因研究已经揭示的越来越多),为何精神生命就不能遗传呢?我记得他举了个例子,小孩子一生下来就会哭、就会笑,他们的这种反应从何而来?(因为现在手头没有这本书,所以在这里写的,都是凭记忆,不确之处以书为准。)那是80年代西方现代文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时候。我通过达赖的提示,联想到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甚至总结出了一种育儿方法: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小孩从一生下来,本身具有一个完整的精神体系,而后天面临的一切,不过是触发这个体系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小孩生来就是天才,如果你注意观察小孩每个成长节点上的兴趣变化,加以激励和规范就足够了。达赖根据他的相象哲学,进而谈到,的确有高僧,可以看到整个精神世界遗传的过程。正如他们能够看到鱼从石头穿过。我想,这大概也是所有宗教秘奥最吸引人,同时又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因为无法证实,所以,存在与否全凭信仰。

  
当然,我不是想把这篇东东弄成哲学讨论。

  
在西藏,最引人入胜的一件事,也是我经常会面对的问题:听说转世灵童可以认出前世活佛的用品,甚至一眼,就能说出从未见面的前世熟人的名字,真的假的?从前在西藏时,大概是受各种书籍以及藏族人的影响,我一直对此深信不疑。在很多关于西藏历史宗教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描写。比方说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据说从小就对人宣称,他叫阿旺罗桑嘉措(五世达赖),住在布达拉宫。在当年的西藏摄政王桑结嘉措----一位公认的博学者---所撰写的仓央嘉措秘传中,这些事情都被记述下来。自从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创立转世制度以来,同类的描述,几乎贯穿所有教派传承,也长期作为认定一个灵童是否为前世活佛转世的最重要的依据。

  
稍微看过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通过这种方法确认转世灵童,最后因为政治、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很多混乱甚至争斗。到乾隆年间实行金瓶掣签,虽然可选择灵童的数目由以前的一个变成了几个,而且凭天命,摇签来决定,但是,几乎每一个新的转世,都必定伴随:确认前世使用过的物品、认识前世身边的人诸如此类的因素。也就是说,即使有金瓶掣签,这些条件仍然是确立一个转世灵童合法性的必要条件。

  
从前在西藏,寻找上一世活佛转世有很多必须的过程。比如,前世活佛的授记:象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在他那首著名的情歌中写道,“去去理塘就回。”后来人们就在四川理塘找到了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再比如上一世噶玛巴,生前留下的遗嘱,甚至连灵童父母的名字,所居住的村庄的名字,都写的一清二楚;然后一大帮由长老们组成的寻访团,要前往著名的甲科杰湖观看转世的地点,在那里,一面巨大的湖,经过高僧作法之后,可以变成如电视屏幕一般,每个人都会看到有关转世灵童的不同消息,这一点,在很多书中都有记述;还有乃穷神汉所作的谕言。乃穷寺也是过去地方政府嘎厦的神谕代言人,西藏人传统,但凡碰到大事,都会让神汉做法。这些神汉,据说都是一些天赋异禀的通灵人。无论是上层还是在民间,西藏人常常是不管大事小事,都会通过占卜来决定,占卜的方式,也各种各样;再就是让灵童确认前世的遗物,在一大堆珍宝中,放进前世活佛做过的东西,据说真正的灵童,通常都能准确无误的、一下就选出前世用过的物品,并且宣称,这是我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藏族社会中,这种认识可谓根深蒂固、匆容置疑。事实上,在西藏生活的十年间,虽然我也听说或经历了各种神奇的事件,但是因为这种寻找灵童的过程一般只在高层活佛们之间进行,所以一般人是没有可能接触的。

  
在我离开西藏十多年后,也就是不久前,当我读到五世达赖的自传,一个有趣的现象吸引了我。五世达赖在写到当年确认他自已的过程时,毫不讳言,他既未认出前世达赖使用过的物品,更不象外界声称的认识前世身边的人。而且,当他正式成为转世灵童之后,他的经师甚至经常以此提醒他,那意思是说,你要好好学习,努力达到前世达赖的水平,你可是没有达到这一合法性条件被选中的。对此,五世达赖-----这位一手开创了后世政教合一制度,被藏族社会公认为最伟大的佛主的人,除了把老师的提醒当作激励自已努力学习的动力,并没有加以掩饰。而且在很多地方,他还公正批评了那些胡编乱造神迹惑众的现象。这一点,让我颇感意外。

  
人们再回头看一下达赖班禅世系,就会注意到,当今达赖是十四世,而班禅是十一世。尽管历史上各达赖班禅的驻世时间各有长短,且历世达赖班禅又互为师徒,但达赖世系明显多于班禅世系的另一个原因是,其中有几世达赖,如六世仓央嘉措,实际上还有另一个六世益西嘉措,而后来的七世格桑嘉措,在正规的官方文书中,还是六世达赖;再比如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十二世达赖,因为从选为灵童到因各种原因夭亡,前后不过几年时间。从1806年到1875年的几十年间,差不多贯穿清代驻藏大臣制度的这四世达赖,并没有真正行使达赖的职权,成了政治舞台上的匆匆过客。当西藏的佛教与政治合二为一,当西藏的政治与财富的占有与分配密不可分,或许,那些在世人看来神奇的传说,如节庆的烟花,不过是王冠上的点缀吧。

  
但是,西藏的神奇绝非如此简单就可以说清的。

  
比如说那些格萨尔说唱艺人。在我的朋友刘伟的采访中,记述了最著名的玉梅和其它一些艺人的事迹。他们的经历都有一个共同点:一个大字不识的牧区孩子,某一天做了个梦,梦见一位天神或护法,把一大包书放进他的胸腔,醒来,就可以说唱篇幅达到几百万字的格萨尔英雄史诗。他们中的一位,某一天梦见一位神人将一面古代将士的护身铜镜放入自已怀中,醒来,看着铜镜,就可以说唱格萨尔,一旦铜镜撤离,又变得大字不识。还有梦见将军骑马从胸前踏过,醒来不仅会说唱格萨尔,并且胸前的马蹄印清晰可见。早在80年代,格萨尔英雄史诗,就通过这些艺人的说唱,整理出了上千万字。

  
我的另一个朋友去山南现场拍摄一位高僧在空中盘腿漂移的神迹,他们一起去的还有另外几个人,而且最后还把当时的情形写进了书里。据说那位高僧盘着腿,可以离地几尺,横空移开几米的距离,而且完全可以排除魔术的可能。关于这位高僧,当地还流传许多类似的故事,比方说有一次跟大家一起到几百里地之外的地区参加政协会议,散会后,坐吉普车回乡的人还没到家,而这位晚出发几个小时的高僧,早已到家把茶都煮好了。有趣的是,当朋友们回到拉萨,发现所有的底片竟然全都跟跑了光一样,一片漆黑。至今还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些神奇现象。

  
大概在85年的一次全国佛学会议上,一位来自日本的高僧,向一位西藏活佛请教。这位日本高僧自称,当他进入禅定,他的灵魂可以遍游世界,瞬间看到任何他想看到的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位高僧的困惑是,每当他的灵魂想进入西藏,就会看到一堵高高的黑墙挡住了去路。他问活佛,这是为什么?这是我在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负责带领活佛们参加全国性会议的朋友亲口对我讲述的故事,现在我已经记不起他说的是哪位西藏活佛了,当时有不少活佛在场,但没有人解答得了。后来,他指明的这位活佛,作出了令日本高僧满意的答复。

  
在讲述活佛的解答之前,有必要简述一下藏族人的世界观。早在佛教传入之前,西藏本地有被后世称为笨教的原始宗教。类似于满人的萨满灵气教。认为天地万物有灵。该教奉先饶米沃且为祖师。当然,这些你只要点一下谷歌都可以看到的资料不是我要讲述的。我要讲述的是,最早将佛教在西藏发扬光大的莲花生大师,我猜想,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魔术师。这位大师有一天走进一家酒馆,喝到老板娘要打烊还不愿离开。大师跟老板娘打赌,说,如果太阳落山,我就离开并付双倍的酒钱,不然我喝多少都不付钱。老板娘心想,天下没有不落的太阳。于是爽快的答应了。大师从腰里拨出腰刀,插在桌上。此时的太阳,透过桌上的腰刀,把影子投在桌面,大师优哉游哉喝上了。从那一刻起,太阳就停在同一位置,始终没有落山。老板娘认输了,后来还成了大师的空行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修伴侣。

  
莲花生大师将这种早期佛教带到西藏的过程其实并非一帆风顺的。当他终于将这种早期佛教带入当时的吐蕃王宫中,一部分人接受了,而另一部分笨教徒也视大师为死敌。今天我们回头看莲花生大师传入的教义就会发现,这中间有许多印度教性力崇拜的修行方式,也有许多属于笨教的、原始宗教的凶神恶煞。大师每降服一方神灵,这些山神、水神、湖神等等,就成了今日藏传佛教的护法神。而大师开创并流传至今的宁玛派,俗称红教,其僧人可以结婚生育与俗人并无二致的生活方式,也成了西藏的一个特色。

  
从佛教传入之后,西藏人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前那种无序的泛神崇拜,现在让位于以须弥山为世界中心的佛教世界观。藏族人甚至坚信,今天仍处于长年雪雾弥漫的岗仁布钦神山之巅,隐藏着世界的中心。

  
根据《贤者喜宴》的描述,西藏人认为自已最早的国王来自天国。那时,国王们乘光梯往返天国与人间。据说古代的藏人,头顶上有一圈光环与天相接,直到止贡王时代,这位国王与自已的臣子决斗,一不小心,一刀砍断了自已头顶的光梯,从那以后,国王们就再也回不去天庭了。今天去山南旅游的人看到的藏王墓,就是从那之后才有的。可见,那时的西藏,盛行土葬。我曾经花了很长时间,想弄清天葬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由于藏族人对这种风俗之类的日常事务少有记载,所以最终也只能停留于猜测。这是题外话了。

  
不过,藏族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那些墓地只是给俗人们看的。也就是说,那些过去时代的国王、贤臣、圣哲,当他们在俗人眼里去世之后,虽然不能返回天庭,但他们仍在须弥山附近的圣境俄摩仁隆隐居下来。按佛教的说法,这个世界每五百年都会有一次劫难,也只有到那时,这些隐居的先贤,才会重返人间,来拯救世人。

  
那么,这个圣境俄摩仁隆又在哪儿呢?后世的学者们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有人认为,它就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也有人认为,它是早期笨教中的一个理想王国。但是,有一个传说指出,通往俄摩仁隆的道路千回百转如同迷宫,它是由莲花生大师的掌纹所组成的道路包围的。从前所有寻找俄摩仁隆的人,当他们走入莲花生大师的掌纹,就再也回不来了。

  
故事讲到这个程度,那位西藏活佛对日本高僧说,你所看到的高高的黑墙,正是由先哲们的灵魂组成的,所有想要进入西藏的人,除非征得他们允许,否则,你永远无法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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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标题暂时不改了,加个小标题吧。

  


  
西藏问题之我见八------天葬

  


  
先答两个问题,菜头指出停住太阳的不是莲花生,而且给了出处。我手头没这本书,十几年前这本书也还没出版,现在出了我也没看过,手头没有,所以也没核。不过依我的印象,莲花生的神迹附比皆是。而且,在西藏,这些关于大师的传说其实很难考证究竟出自那一位,除非是早期的书中有记载。

  
80年代与今天藏学研究的区别,我个人认为,毫无寸进。那会儿译著很多,但藏文的很多挡案文书不开放,国外的研究就瓜子说的那几集能传进来,倒是西藏出版社功德无量,出了大量的西方人著作。所以很多故事、资料都是零零星星收集,看到了就有了印象。不过还是很感谢,如果有一天我想把这些东西弄成正式的文本,有空再去核对,现在还是仅凭印象,写哪是哪。

  
瓜子的部分问题,恰好是这篇要谈的,就暂不多说了。

  
清明到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从前那么多年,老妈生病十三年,我中间也就休假过一次,临到去世,好不容易请了假,但最终还因假期有限,没赶上送终。所以上一次回老家,跟家人谈起这些往事,心有所想,说以后父母不在,别的不多说了,争取每年清明回来,烧点纸钱。明天回老家烧纸,有机会就发,这里先补上一篇,鉴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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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哲人说过,一个民族对待死亡的态度,包含了它的全部哲学。我很认同。当年进藏之初,跟所有外来客一样,就被天葬这种独特形式吸引了。那时候,藏族人面对日益增多的想要一窥究竟的汉人和老外,已经反感到动粗动刀的地步。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消息,去偷窥天葬的人,引起了暴力事件。在这方面,我虽然对藏民族的一切充满兴趣,但始终恪守一个底线,不强求,不占有。前者是说能看让看则看;后者是指任何物品,绝不据为已有。这一时期,的确发生过很多怪异的事,那些拿了寺院佛像或文物的人,出现一些疑难杂症无法确诊或治愈。

  
我的一位汉族朋友有一天在那木错的一处景点,拿了一尊木雕,此后的三天,病到不仅所有医生束手无策,而且,据他自已事后描述,完全是频死状态。三天之内,他滴水未进,人也完全陷入昏迷。到第四天,当他终于醒转时,让人扶着他,带着那尊木雕,开着车走了几里地,放回到一堵用人头骨砌成的墙上。没有人可以解释,那圣物一放回去,他就痊愈了,就象此前根本没有生病。

  
当然,也有人命硬,不仅拿了很多东西,而且至今还享有盛誉。这种事,我虽非信徒,到是宁可相信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道理。过了很久看天葬,还是我的一位藏族朋友,用摄像机拍了全程,这样,我才得以弥补现场感受。在这位朋友的录影带中,还有当时一位著名活佛圆寂火化的全过程。

  
最早的笨教徒们,认为人死后灵魂会四处游荡,骚扰家人,所以,他们的很多荐亡法事,都以引导灵魂去向为主。比方说,将死者生前的物品,烧在十字路口,这样,亡灵收到物品,又弄不清方向,就不会对家人构成伤害。那些早期的煨桑仪式,据说都与此有关。大学者根敦群培曾在《白史》中描述了西藏早期的主要丧葬形式:有土葬、水葬、瓮葬(主要是针对小孩,而且装有小孩遗体的瓮罐,还放置于大人的床底)。那个时期,在打箭炉等地,因为到处森林,还有将尸体放置树上的所谓风葬。至于水葬,正如令狐所言,主要是针对下等人如乞丐、麻疯病人,所以,从前的藏人不吃鱼,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早在吐蕃王朝时期,土葬就是从我前面说的止贡赞普时代开始的。这在各种书中都有记载,而以《贤者喜宴》比较权威。建立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因为父亲被人谋害,十三岁就继承了王位,为了不让敌人知道这一消息,避免无谓的战争,他开创了秘不发丧的先例,在随后的十年里,养精蓄锐,得以重整旗鼓,最终扫除了一切障碍,吞并了当时的很多小国如象雄、苏毗、羊同,建立了藏族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吐蕃王朝。在山南吐蕃王朝的发祥地,至今还可以看到几世赞普的墓地。如果去过山南旅游的朋友,就会知道,今天的藏王墓,还有各种类似于汉族墓地的守墓石兽。其中的一尊,在无记载的情形下(民间传说是因为奴隶起义),被人挪到了离墓地大约几里远的孤零零的半山腰上,因为石兽巨大,绝非当时的人力轻易可为,所以各种猜测都有,成了一个谜。由于松赞干布的后人赤松德赞是汉人金城公主的儿子,所以,现在看到的藏王墓地上石兽的造型,也与汉地的石兽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一时期,虽然佛教已经在西藏落脚生根,但很明显,火葬并未实行。

  
至于火葬,无可争议,那是佛教传入之后的事情。但要指出的是,除了严格实行火葬的等级,也有很多的僧人并未实施火葬。这主要是因为,在西藏,木材奇缺,要从很远的林芝或藏南的森林里弄来木材,代价并不是一般僧侣所能承受。剩下的问题就是天葬这一独特形式。

  
有人曾经认为,它起源于佛教的三途折罪部。也有论者,如瓜子所举例,提供了各种关于天葬起源的猜想。但是,这个问题,至今我也没见到有人提供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因为西藏的传统,几乎所有的书籍,都无一例外的很少谈论这一类风俗事务,尤其是关于它们的起源,大多数要么因袭前人所说,认为源自佛经教义。但佛教典籍浩如烟海,非我辈俗人可以尽览求证。再者,尽管典籍提出了理念,但并不可能指示具体操作的时间以及在西藏执行的状况。

  
有学者认为,它起源于十二世纪前后创立希结派的大师帕荡巴桑结。因为这一派的修行方式,在当时显得惊世骇俗。僧人们经常身处墓地,以死尸为修行法器,从而引发了民众恐慌。为了保护亲人死后不受这些僧人骚扰,所以产生了天葬,而且,至今天葬中还有个说法,那就是,天葬过程一定要干净彻底,否则会被认为不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尸体的态度。

  
在荡巴桑结之后,我曾经考虑,也许十三世纪前后进入丝绸之路的马可波罗,作为一个外来者可能会对这种独特的葬俗有记载。但翻遍马可波罗的游记,令我失望而归。当时我就猜想,如果说马可波罗此时的游记为真,那么,在他游历中国期间,西藏应该还没有天葬。如果此时天葬已经开始盛行,那么,要么马可波罗游记存疑,要么,他根本就没有到过西藏周边。

  
至于令狐所说的岳钟琪引起天葬倒有可能,这种情形类似于荡巴桑结时代,但如果说他倡导了天葬,我认为可能不大。且不论是他是否有此意愿,单就当时藏人对中原人的印象或者说中原人对西藏的影响力,岳钟琪是没有可能达到这一境地的。不然也不会出现在雍乾两朝尽管明令禁止,天葬反倒更为盛行的局面。当然,如果令狐有特别的证据另说。

  
我个人认为,天葬最可能的起源时代应该在宗喀巴前后。众所周知,宗喀巴实施宗教改革,正是针对当时西藏戒律滥饬,各种修行仪轨对民间造成极大影响,且影响恶劣。此一时刻,佛教的深入肯定早已引进了火葬,那么老百姓最便捷可行的、避免家人死后遭遇侵害的方式,莫过于天葬。不过这些学术问题,还是留待真正的专家们去探索吧。

  
在佛教深入人心之后,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随着葬丧仪式的变化尤其是天葬的盛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以看到,死亡并非生命结束,而只是下一个轮回的开始,这种理念,解决了死后亡灵无所归依的困惑。加上诸多大师的证观,为人们提供了死后进入美丽新生命的希望。西藏人从此也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在俗世与来世之间,一条明亮的路已经铺就,剩下的,就看个人的造化和修为了。看看那些千万里跋涉的朝圣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并不是人们想像的一无所有才会走上这条路的,事实上,在各种游记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身份各异,有一般的牧人,也有部落的头人,更有富裕的商人,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相信通过这种朝圣可以减轻今生的罪孽,为进入来世作准备。他们中的很多人,某一天突然心有所悟,不顾一切就出发了,餐风露宿,至死不休。

  
今天进入西藏的人,常常会为它的美丽风光所迷惑。天空总是那么湛蓝,因为能见度高,群山总是那么清晰如洗。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一位放牧的孩子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大自然的美丽,常常也是以生存的艰难为代价的,这些美丽的风景,至少对于生存其中的人们而言,并非美丽或雄奇可以概括。正如一位大师在谈论了西藏严酷的环境对人们的生存造成的威胁之后,他写道:所有的仪式背后都有一个主导思想,那就是,承认超越人类控制力量的存在,并且寻求妥协。---- --这即是藏民族的现状,也许还是人类的现状。

  
转自 泡网俱乐部 (http://paowang.com/)

  

  回复[3]:  看客 (2008-04-08 21:55)  
  西藏问题之我见九------无处安放的青春

  
感谢狂马给了这个标题先.那些粉丝嘛,嘿嘿,俺也难得当明星,奏体谅一哈哈,俺也拽一把.实在没空,抱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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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前后,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西藏有了第一座水电站,夺底电站。从拉萨北郊的山沟里,一条电线拉到当时的藏军司令(代本)拉鲁家里。据说拉鲁常常坐在电闸边,除了达赖喇嘛的照明用电和铸币厂,想让那块没电,那块就没电。因为没有确切的资料记述,我不知道当时的贵族们首次见到电灯是什么感受。不过,当日后的电力调度工们谈起这些往事,大家经常会说,我们拉闸限电比拉鲁还厉害,限一条线,一片城区就完全黑暗,又打回农奴时代。

  
拉萨冬天那么寒,钻到被窝里睡觉都会经常冻醒。停电的时候,既没了电可偷烧电炉子,打个麻将也只能点蜡烛,经常胡了牌都看不清。

  
到我们进藏时,最初运行的夺底电厂虽然一直也在发电,但由于机组陈旧设备老化,已经处于半休眠状态。继夺底电站之后,才有了老一辈的词作者徐官珠写的《逛新城》中描述的“纳金电站发电忙”。纳金电站,座落拉萨河上游,开山筑坝蓄水,利用落差冲击机组发电,乘势而下的河流下游,又增加了一个梯形发电的献多电站。在火电和地热发电没有到来之前,这两个小水电,构成了西藏早期工业的基础。

  
在我到纳金实习之时,电工的工人主要有两批人,一是建站之初从内地抽调来的援藏者以及最早老一代的藏族骨干,另一批就是他们的后代和正在成为接班人的新一代藏族工人。电厂实行三班倒,每天晚上的后夜班有免费加餐。大家动手自已做吃的,公家出钱。

  
此时的拉萨,火电地热都已并网运行,由于火电成本高,加上夏季电力需求少,所以火电一般停运,而羊八井的地热电站刚刚建成不久,基本处于试运行阶段,但地热发电没有自已成熟的专家,所以一出问题,就得请国外专家来帮忙鼓捣。由于地热电站动不动就出问题,拉萨整个电网的正常运行,还得依靠纳金和它的梯级电站献多。纳金的小水电,经过近三十年的运行,平平安安,工人们大部分时间,没有需要特别担心的事情。

  
长夜漫漫,工人给我讲文革期间老一辈人留下的故事。据说其中一位老西藏,老婆在厂里去世后埋在后山上,他每天拉着小提琴,坐在老婆坟头。武斗时期,因为两派都要争夺制控权,在纳金附近的山巅展开枪战。有一天双方打斗正酣,老西藏拉着提琴就出现了,并且完全无意识的走进了火力交叉的中心。结局可想而知,在经历了短暂的愣神之后,老西藏最终还是被机枪扫得千苍百孔。得空的时间,他们指给我看老提琴家的墓,在远远的山坡上,与他妻子葬在一起。

  
休班时间,每天晚上大家一起喝酒。一群男男女女,每个人贡献一点菜,基本上是托老乡从内地带来的腊肉香肠白菜之类。他们中年龄大的不到三十,据说三十以上的早就成了他们的师傅,在前一批内调中,光荣隐退。此时的基层,还保留着早年中国内地的尊师习俗,这帮人虽然现在自已也成了师傅,但讲到某件事,涉及自已的师傅,崇敬之情还是溢于言表。如果此时有人对另一个人的师傅不敬,势必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场面。他们虽然很尊敬我,但对我不喝酒表示严重不满。连续十来天,每天晚上无论我怎么推托,二话没有,先跟大家干上一杯再说。一般是四川的白酒:竹叶青、绵江大曲,还有一些记不住名字的。在这里,无论藏汉,基本没有民族而只有师徒同事之分。师徒关系很清晰,师傅对徒弟的照应或徒弟对师傅的尊敬,也很分明。那些做了师傅的人,不论年纪,在徒弟面前绝对是一副大拿的样子。说话郑重其事,很少玩笑。但对其它人就不同,有啥说啥,说到不对付,动手的事也眨眼就会发生。

  
这些人大多数要么父母亲戚在拉萨,要么男女朋友在拉萨,反正一到休班,都是到拉萨去。厂里有专门送大家进城的班车,每天往返一趟。大多数令他们自豪的故事,通常也发生在拉萨。有一位姓王的小伙子,家在拉萨三车队,实际上,那只是他姐姐的夫家。但他一到休班,就会回到姐姐家。在我们认识之后,知道我住在离三车队不远的北郊,经常会告诉我,在拉萨,别的事他帮不上我,但如果说在北郊有什么人敢欺负我,或者有什么难处,只要我说他的名字,就一定能够摆平。接触久了,小王虽然喝起酒来脾气暴躁,但大部分时间,说话还带点口吃,尤其是跟女人说话,动不动还会害羞红脸。跟小王一起的另外几位汉族师傅一样,大家最大的心愿,就是数着日子,计算合条件内调的时间。

  
一个月之后,我在纳金的实习告一段落,转到羊八井地热电厂实习,临行之际,大家又为我摆酒送行。大家对我没别的意见,但是,在经过了近一个月的考察之后,终于认定,我与酒无缘,这是他们引以为憾的事情。此后的很多年,这些人差不多都成了我的朋友,他们到拉萨休班,也总是会想到来看我,顺便还不忘带些老乡从内地带来的礼物。他们中的一位,在我离开之后不久,考上了一所内地的中专,虽然没有摊到内调的机会,但是,一想到能离开西藏回到家乡,他觉得已经是老天开眼的大好事。

  
到了羊八井,给我指派了一位姓金的师傅。我住进了师傅的宿舍。那是一间大约二十平米的铁皮屋。所谓铁皮屋,就是一种木板拼成的墙面,顶上搭盖白铁皮的一种简易平房。此时的羊八井电站,除了厂房是按正规标准建成的,工人们的住房,就是这种连成一排排的铁皮屋。一到刮风下雨,铁皮屋顶就兴风作浪,乱成一团。碰到下冰雹,可以静静的坐在屋里,听冰雹有节奏地打击屋顶的声音,就象后来才兴起的打击乐合奏。老金的住所,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民工住所没多少差别,屋子里凌乱不堪,找不到一件干净象样的衣服,各种工具零部件到处可见。倒是一张大床虽然简朴,收拾得干干净净。在带我实习了几天之后我才知道,老金除了上班,大部分时间根本不在厂里。他有一辆摩托车,在那个年代,这件事就象个奇迹,在远离拉萨几个小时车程的小电站里,老金的摩托车站不多是他独特身份的标志。有人说老金因为有摩托车,所以在附近的某个村子里有个情人。也有人说,老金与老婆离婚之后在拉萨另外找了个有钱人家的对象,所以,他只要不上班,就骑摩托车回拉萨。反正我在羊八井实习的一个月里,老金除了赶回来上班,大多数时间根本见不到人影。我俩名为师徒,但每次我有什么疑问想问他,老金总叹口气,说,这些东西有啥学的,看两天你就知道了。他对我跑到这里来,深表惋惜。有一天老金终于没有出门,大概是因为下雨的缘故,他还做了几个菜,我俩破天荒第一次坐在一起,没上单位食堂吃饭。

  
老金看我不喝酒,也不勉强,自斟自饮,但很少说话。大约三两白酒之后,老金红着脸,想说什么,但舌头似乎已经打转,终于还是没说。实习终于结束了,临走之际,老金对我说,别来了,这里条件太差。

  
羊八井的实习总算结束了。回到拉萨之后,我又在位于西郊的火电厂开始了另一个月的实习。大概因为火电厂的条件好,这里的师傅大多都是年青的女师傅。她们的一些人,在拉萨还是小有名气的美人。上班时间,谈论最多的也是一些女人感兴趣的事情。象董事长一样讨论打毛衣的针法,象茶馆的午夜场一样讨论八卦绯闻。再加上火电厂邻近西郊菜市场,这里的午夜加餐也比任何地方都丰富。经常是女师傅们唱唱闹闹,一盆好吃的罗卜炖猪就做好了。也因为这个原因,在火电厂的实习飞快就结束了,我好象还没来得及了解这些师傅们的故事,她们就从我生活中远去了,留下了一段温暖的回忆。

  
回到调度所,我的处境并没有改变。我继续跟着调度所为我指派的师傅和北郊变电站的工人们一起上班。这里有个原因。早在我进单位之时,我的同宿舍师傅多布吉就告诫过我,说主任对我的穿着打扮颇有微词。我一直没在意。直到跟我一起上班的工人师傅提醒我,才发现,就连比我晚来的进藏学生,都在短暂的实习之后,担负起了比一般值班工人更重要的职责,在办公室里上着白班。只有那些长年在西藏上过夜班的人才知道,在这里上夜班,对身体的损害远胜于白班。但更重要的,还是个面子问题,无论你是否在意,被轻视或挤兑的感觉,总不会令人舒服的。

  
坐在调度台上,我很快就注意到了,拉萨的用电由于缺少工业的相互调剂,主要集中在三餐的高峰和夜间生活开始的几个时段。高峰时段与一般时段的负荷差异,大约是28开。这就造成了闲时有电供不出,忙时供不上。尽管有火电的调剂,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加上地热技术不成熟,机组运行无法稳定,所以一旦地热电厂出现波动,在没有全自动监控调节的情况下,靠人工操作,根本无法迅速有效地处理问题,电网随时面临瘫痪状态。

  
这一天,电网又瘫痪了。瘫痪的意思,就是全部机组脱网,拉萨全城停电。据说最早出现这种情况,会出现病人瘫在手术台上,政府机关政令不通闹出事来。后来虽然医院和政府有了备用的小型发电机,并且重点的供电单位,比如部队的雷达指挥中心,都是双线路供电。但是,这种状态毕竟不能维持太久,因此,一旦出现电网瘫痪,迅速恢复供电,也成了此时调度机构最迫切的任务。电网一瘫痪,我被叫到了主任家里。主任叫周金道,也是六十年代援藏期间从四川泸洲电厂调来的一批技术人员中的一个。老周早年,在林芝的八一电站工作,据说那时候因为老母在老家无人照顾,老婆怀孕也没法在身边,所以情绪不定,喝酒闹事也没少干。在生他女儿的那年,老周的老婆因为难产去世,女儿只好跟着老人在内地,但从那以后,老周虽然变得沉默寡言了,但却一改年青时好酒贪杯的恶习,一直做到我所在单位的头儿。

  
老周坐在沙发上。在他房间的一角,挂着一幅巨大的系统电网图。此前,另一位新来的大学生已经在坐,看看人到齐了。老周连头也没抬,对我俩说,又断网了,你们说说,怎么办才好?这天下午,大概是我心里积压着一股子怨气,所以,看着老周头也不抬的样子,我不管三七十一,一口气就把系统恢复供电的流程,一五一十全都讲了一遍。等我讲完,老周说,去吧,就按你说的,把电供上。

  
外面下起了雨,我找到老周的司机,坐着那辆颠簸不已的旧式吉普车,开了几十分钟,才来到西郊电站。在这里,我先恢复主干线和通讯系统用电,然后再通过电话,一个个电厂并网,几个小时之后,拉萨重回光明。第二天一早,老周让人通知我,到楼下办公室上班,从此,我的实习生涯,彻底结束了。

  
此一时期,我住在一间三人集体宿舍。我、多布吉、伊斯玛,在一间大约二十五平米的平房里摆了三张床。多布吉比我大两岁,却是有着五年工龄的老师傅。他是藏族,家在八廓街里,所以,除了三班倒上夜班,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单位住。伊斯玛是单位的会计,他是土生土长的拉萨回族,是个个性难以捉摸且脾气古怪的人。在拉萨,各单位的会计,差不多都有会计老爷的外号。因为几乎每个人,尤其是汉族,往来休假,都必定面临整个假期工资的预支和假期结束的费用报销。在没有人全面了解或吃透文件精神的情况下,报多少,怎么报,加上会计什么时候心情好,给不给你及时报,都是让人一想起就头皮发麻的问题。所以,就连主任,也没有会计的权力大,没有会计拽。他们要是拽起来,任何人都拿他们没办法。伊斯玛似乎对每一个人吃猪肉的人,不管藏族汉族都有仇。他很少在单位食堂吃饭,所以对单位用于食堂的伙食补贴,也是能卡就卡,能拖就拖,弄得怨声载道。没住多久,我俩就发生了一次冲突。那是我回到办公室之后的一天,因为有了新的空房,老周为我作了调整,单独分给了我。搬家这天,除了一张床、一张办公桌,我在此之前还有半箱擀面,而放面条的纸箱上,正好放着半包没有抽完的大前门烟。我没料到伊斯玛会主动来帮忙搬家,在我和多布吉抬床的过程中,伊斯玛顺手就将那半包烟放在了装有面条的箱子里。我连忙制止,我说伊斯玛,这样不行,烟都漏到面条上了。没想到,就是这样简单一句话,伊斯玛当场就翻脸了。他差不多是冲我吼道,你什么意思吗?!帮你忙还有错了?!

  
那会儿气盛,我俩说着说着,竟然差点动起手来。幸亏憨厚的多布吉在场,才把我俩劝阻了。现在想想,笑了。在我的拉萨十年里,这最初一场不欢而散的同事,一直让我感到迷惑,觉得拉萨的回族人其实属于一个更为隐秘的群体,没有办法真正了解他们。

  
自从回到办公室之后,我与老周的关系得到了真正的改善。老周坦言,他最初觉得我的穿着加上披肩的长发,象个街头痞子。但是现在,不管工作上大事小事,老周都一定要听听我的意见。因为住宿和工作在一个院子里,老周大部分时间就以办公室为家。偶尔可以看到他背着手,一言不吭的在院子里来回踱步,跟谁也没有笑容。他唯一的业余生活,就是用一副自制的钓杆,在离院子不远的河沟钓鱼。我吃过老周钓的鱼,跟大多数市面上出售的无鳞鱼没什么差别。不过老周的烹饪手法,基本是老家的做法,豆瓣烧鱼。这期间,我还会偶尔上夜班,通常都是一些年长的老师傅生病,或者是有人请假,我就替一下。但更多的时间,我会被人突然从被窝里叫起来。“周师傅叫你。”来人也不管我前一夜是否上过班,拼命地打门。我知道,电网大概又瘫了。

  
出乎我的意料,这一次,一看老周气定神闲的样子,电网没瘫。老周跟往常一样,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来。自从早年戒了烟酒之后,那些上门要电的人送的这些礼品,就成了我加班的额外奖励。都是好烟。有南洋兄弟的红双喜,也有中华。在我点烟的过程,老周显得犹豫不决,但他终于还是开口谈起了他的心事。

  
老周的女儿在内地上完中专之后,他通过关系给安排了一个份不错的工作。早在女儿进藏之前,老周有了第二次婚姻,并且有了一个比女儿小近十岁的儿子。眼下,老周与老婆的关系处于分居阶段,他没说原因,我也没有多问。现在,女儿看上一位教师,老周见过小伙子,也觉得不错。这些年来,老周手头略有积余。但他想不好,是把钱用于女儿结婚,他担心更激化矛盾,还是留给儿子?他想听我的意见。这一年我二十二岁。我不记得当时给老周出了什么主意。在我看来,这种事情太遥远了。

  
不久,在马原和另外几个哥们儿的鼓动下,我向老周提出调离。老周当场拒绝,并且苦口婆心把话说到,过不了多久他就要退休,单位的事迟早得我接手。他一再为我比较拉萨各个系统,各个单位,分析利弊,认为年青人的冲动可以理解,但后悔药千金难买。在此期间,正好中国电科院来了一个培训名额,老周让我去听课,顺便换换脑筋。当我在那个全部用英语讲课的高级培训班上,看到美国电网正在进行的直流联网系统,反观拉萨落后不知几何的电力,我当时觉得,我的选择大概是对的,所以,更坚定了调离的决心。回到拉萨,我再次提了出来。而这一次,老周完全如同父亲一样,有恨铁不成钢之慨了。几个月之后,终于在老周的帮助下,疏通了包括厅领导的关系,我得偿所愿。

  
这年大年刚过,多布吉有一天打来电话,我也顺便问起从前的朋友和同事,问起老周的近况。多布吉告诉我,老周在大年刚过的第三天,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没有人通知我,我连老周的葬礼都没参加上。很多人不知道,在拉萨哲蚌寺旁边的山坡上,有一块被称作烈士陵园的地方,那里不仅埋葬着早年的军人,也埋葬着象老周一样的平民。他最终还是没能回去老家。

  
很多年后,当我无意间翻到当年的培训笔记,想起老周,我看着记得密密麻麻的英文笔记,看到Why这个单词,觉得似曾相熟,但我实在想不起是什么意思了,就象我想起老周时,他的面目已经有点模糊,我不知道,有一天老周是否也会象这个单词一样,封存在我记忆的某个角落,空余下似曾相识的感觉。

  
西藏问题之我见十-----无题

  
80年代把目光瞄上藏獒的生意人,很快就发现自已犯了致命的、常识性错误,他们中的一位,刚刚把十几条藏獒弄到内地圈养,准备卖给马戏团,没过多久,藏獒就因低山反应陆续死去。这一消息传到拉萨,很多藏族人如释重负,甚至有点幸灾乐祸;而汉族人,第一次听说,除了高山反应要人命,原来低山反应一样可以要狗命。此前,关于高山反应要人命的事已经成为常识。在拉萨的包工队里,经常是一位活蹦乱跳的青年人,干活累了,在自来水下洗个头,一转眼就倒地不起。

  
这期间,人们开始回忆起他们以前的战友,朋友,想起很多不久前刚刚内调,满心欢喜迎接新生活的老西藏,迎来的却是死亡。这些人回到内地,大多不超过两年,身体便因为长期缺氧,加上不懂保养,早已临近极限。最著名的两大死亡杀手,一是脑溢血,一是肺气肿(也有人称肺气肿)。很多人开始检讨自已的休假计划。按政策规定,在西藏工作的人,无论汉族藏族,都可以有三年一次的休假,每次休假时间为三个月。如果算上路途或拖延,大多数人在内地一次呆上半年,也是常情。在我们这批人之前,大多数的老西藏年轻时候因为老家父母健在,一般都会按时休假,结婚之后,诸多问题开始困扰他们。首先是两地分居,由于多数夫妻都是一方在内地,三年才能见上一次,感情如何暂且不论,对家庭的照顾除了每个月按时寄回数量可观的工资,别的根本谈不上。很多人,妻子在内地生产,也无法回家照顾,如果下一次没能如期休假,几年之后,小孩背着书包上学了,却从未见过亲生父亲。每当汉族干部谈起儿子女儿叫自已叔叔的情景,大多说不出的凄凉。

  
如果夫妻俩都在西藏,问题更多。都知道,高原反应不适合生产,这一点,人们一直传说汉藏两族女人的体质有特殊的遗传差异,有过汉族女人在西藏生育出现惨剧,回内地生产,几乎是每一个汉族女人坚定不移的选择。休假,加上产假,育儿假,如果再加上请事假,一般汉族人生产之后,一口气把小孩带到两岁也很普遍。真正让人揪心的是假期结束之后,带小孩返藏不现实,担心小孩心脏受不起高原反应折腾。放在内地,就意味母子长时间分离。终于一咬牙把小孩留给父母照顾了,一转眼,下一次见到小孩已是三年之后,小孩早已忘了母亲什么样子,而父亲则完全成了局外人。心肠硬的,把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小孩上学,上完小学上中学。心肠软的,同样是一咬牙把小孩接到身边,这些小孩大多数就变成了我们在拉萨街头常见的现象,说他是汉族,他们的行为举止、意识甚至朋友,基本融入当地。说他们是藏族,他们有的会点藏语,有的是汉语说得象藏语,藏语说得象汉语。难怪多数的老西藏会感慨,援藏的绝不仅只是一代人,而是至少几代人的代价。更有许多这样家庭的子女,虽然没有跟着父母进藏体会高原反应,但从小缺少父爱母爱,日后成了问题少年。我的一位老年朋友,回到成都没几个月,差不多是落荒而逃跑回了拉萨。问他怎么会这样?一肚子苦水。不知道怎么跟孩子相处,不管看着心焦,想管,一句话堵得上不来气,早干嘛去了?想想也是,早干嘛去了?

  
在一个国家意志的时代,人们不会质疑为了虚妄的理念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人们已经理所当然接受了,像接受命运一样,逆来顺受。从最初的为国奉献到最后的代代相传,人们可以反思大的时代变动带给百姓的灾难,但对从缺少一口氧气开始引发的综合疾病却视而不见。人们对倒行逆施的恶行深恶痛绝,但对成都街头发生的一起斗殴,可能从未想过来龙去脉。在当时,成都是我们的天堂。你随便揪住一个从西藏休假回来的人问问,如果他在成都没有出格的行为,除非他是有意说谎。这大概就是心理学上所谓的代偿作用吧?西藏人在成都横冲直撞粗犷如康巴汉子。那个年代的成都警察可能会记得,他们常常抓捕的斗殴闹事,一说是西藏人,不管你是藏族汉族,警察都会觉得棘手。他们很少有人真的知道,到底有哪条政策或条款适合处理这些民族人士。好在当时民风纯朴,那时候的港台剧场还没有出现那么多躲不开的蛊惑亡命。正如今日,明明一件治安事件,一沾上西藏,没事也折腾出事儿来。

  
当年的成都男人还没有摆脱“叭耳朵”的称呼。走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两个成都人为一件小事相互指责两小时,但绝不会动手去碰对方一根头发。成都女人大多漂亮,最懂得穿着保养,尽管穿着可能俗气。很多人在家可以顿顿吃一毛钱豆腐乳,但出门一定会衣着光鲜、形象可人。事实上,不仅成都女人,西藏人从一开始就知道,几乎所有的四川女人,都以泼辣、能干著称,但他们对成都男人嗤之以鼻。当他们从山上来,就如同高原狼进了羊群,而牧羊人却从未见过这种阵势。在我离开西藏的第二年,就听说了成都发生的新的斗殴事件,不过,这一代成都人,按西藏人说法,变了,龟儿变得凶狠惨哪。

  
很多人听说过西藏的汉族人急于内调回内地工作,但可能少有人听说,很多汉族人刚刚内调回到内地,没多久就又回西藏,并且动用一切关系网,希望重返西藏工作。起先是老一代的干部,不管当年在西藏身居何职,回内地之初,各地迫于政策压力,无奈按级别给予照顾安排个副职,但这些西藏人很快就察觉到了,剩下的仕途除了等待退休已经毫无指望。到后来,就连一般的内调工作者也发现了,在他们离开家乡的几十年里,从前的人际资源早已绝缘,他早已变成了局外人。我见过很多重返西藏的人,他们要么经此一役,心灰意冷;要么,变本加厉,终于明白了人生并不完全是理想空谈,还有从未见过的许多猫腻。在他们伤感自已奋斗献身的岁月,世界的车轮早已跨过了数不清的桥梁、隧道,经历了平原和高山。

  
当王力雄指出,新一代的援藏政策可能通过干部轮换制最有效的解决进藏难的老问题时,对此我谨表怀疑。如果说早年的人们因为想法单纯,还只是直接表达自已际遇不公,也许,未来的聪明脑瓜子会从中吸取教训。当这种表面意见消失之日,更多的五十九岁现象,可能会变成援藏三年、临时援藏现象,这一点,并不需要太多的想像力就可以推论。

  
早在80年代末的大雪灾时期,我在地方军分区与一批军官进共午餐。那一天,有大约二十来个菜,有茅台酒,有中华烟,也有内地盛夏季节才能吃到的西瓜。说实话,我知道这种招待并非常有,我更知道,在这块平均海拨四千米以上的大草原,有多少连拉萨人深感痛苦的问题也显得无足轻重,你首先得学会呼吸,你得学会调节身体的全部机能、让你不至于随时鼻血长流,你还得学会忍受就连堂堂军分区都只有一台战备备用发电机的馈乏。所以,当我吃着运输车从成都拉来的、凉爽的西瓜时,我并没有回想不久前听到的援灾故事。我甚至没有觉得这是一种奢侈,那怕是在我听他们讲到每年有多少费用用于补贴伙食,我觉得还不够,因为无论在哪里,你得首先能生存下去,如果信念不足以支撑,至少食物可以支撑。

  
当我随意漫笔时,我听到很多人在感叹这种生活的丰富多彩。或许这就是记忆的好处。人类的记忆,常常如吸水的海绵,可以容纳丰富的水份,但也可能干涸。在这些最喧嚣的瞬间背后,拉萨人最难以克服的,却是漫长的时日如何打发。在整个社会没有动荡的时候,工作不过例行公事,而且除了每周两次的政治学习你必须到场,日常的工作甚至可以提前完成。按部就班,一杯茶加一张报纸到哪里都一样,但剩下的时间,却各不相同。在拉萨,内地的亲情关系让位于朋友们之间的密切交往。那么小的一座城市,那么有限的几张面孔,即便是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说一遍觉得新鲜,说过二十遍之后变成是非,说一百遍之后就变成小说变成了故事,在你看着别人的故事,笑破肚皮或抚手称庆时,你不知不觉,早已成了故事中的人物。

  
我的一个朋友,他很长一个时间唯一的愿意,就是有一天可以把老婆五花大绑,把这个凶恶的婆娘痛揍一顿。他等啊等啊,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有一天,老婆在午睡,巨大的身躯在椅子上瘫成一堆肥肉,他终于鼓起勇气,把老婆绑了起来,刚要动手,老婆睁开了眼睛。老婆问他,你在干嘛?他吓得没命的跑出去老远,直到确信老婆没有追来,才停住脚步大口呼吸氧气。

  
另一个朋友,从最初认识他老婆的时候就开始同居,8年之后才因为孩子的到来决定结婚。没想到结婚之后,一个意外的机遇,他离开了拉萨,在内地一家企业做了老总。为了孩子的身体,他把孩子接到身边,既当爹又当妈,再忙,每周五后的两天,他坚持关了手机陪孩子。等到老婆终于可以内调了,两口子差不多做了十年的名义夫妻。你要问他有没有感情?答曰:肯定有。你要再问,那现在不正好在一起?答曰:我想回拉萨。果然,老婆调回来的当年,他又放弃内地的公司,回拉萨上班去了。电话里如释重负地跟我说,还是拉萨的小酒儿喝着快活。

  
还有一个朋友,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拉萨,娶了我的另一位朋友为妻。两口子开了家服装店。有一年,老婆回家休假,头一天还好好的,突然说肚子疼,一检查,肝癌。十五天之后,老婆就死了。这位朋友就关了店,在拉萨呆了下来,不过再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在干什么。

  
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和院子里的一位朋友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商量,今天干什么?他问我,你说呢。我们罗列了可以去做的事:去书摊租两套武打书?不行,每本书都看完了。晚上去卡拉OK?头几回唱得满江红还觉得自已没成歌手可惜,次次唱得喝彩觉得自已成了猴戏,久了就不想唱了。找人打牌吃饭?没劲。曾经有多少连轴转,三天三夜不下火线,中间水米不沾,满脸黄油直趟,到最后,风声四起,大家躲到空军某部的值班室里开练,那地方,就连不上班的军人出入,都要领导签批。但是,签字的人跟大伙在一起,包了山脚下的小餐馆,一天五顿,八九个人轮流上阵,累了困了去睡觉,醒来牙都不刷,用手抓几块冰冷的牛肉,嘴里一塞,又开始了。直到有一天,做通讯的,趁不在桌上去卖电缆还赌债;集邮的,好说歹说,咬着牙把集了多年的邮票折成两倍抵债。管仓库的,卖了大米青油再来。整整一个月,足不出户,不知天下几何。更有无电缆器材粮食邮票可卖,还是不想下火线,竟然私下达成协议,放弃追究老婆与情人的私怨,豁免债务。

  
经历过所有的喧闹之后,世界终于安静下来了。

  
终于安静的世界,剥离了表面的喧哗与嘈动,孤独的灵魂有着一样的孤独,如幽亮闪光的星星,挂在天边,有时候你不得不怀疑,如果你失踪了,得多长时间会有人发现,如果你在房间里独自死去,得多久才会有人发现尸体。

  
现在,你得习惯独自一人。你得试着,独处一个月或者五个月不见一张生面孔,跟任何人没来往,你还能否听到自已的呼吸。满院子的野狗在喧嚣,你得抬头看天,了解八个小时之内,为何天边的一朵云始终没有飘过来。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已听到了草木拨节的声音?你想像着,如果这时候给你一个女人,想像着,其实任何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如果让你们身处荒漠,你是否还会挑剔你的夏娃不够漂亮?关键是,你这会儿是否还有漂亮与丑的概念?那么好吧,现在,就给你一个女人,你们就是夫妻了。你们开始新的生活。你们相濡以沫,相互取暖,在冬天抵足而眠,在夏天有人说话。你再也不用专门跑出门去,只是为了看看大街上的行人。你害怕结婚,可以选择长久同居,要多久就是多久,因为人们都说婚姻是坟墓。你害怕生育,因为你不知道你是否能接受你的儿子叫你叔叔。你害怕想到未来,你害怕休假,因为成都的花花世界总是让你流连忘返,可你又不得不返。那么,有什么是你不怕的?有什么可以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不会害怕独自面对一张大床?现在你习惯了沉默,虽然常常有一个冲动,想听听自已的发声器官是否退化嬗变?但你只是嚅嚅嘴唇,重归漠然。

  
我的一个朋友,多年养成了一个习惯,他往我门口一蹲,半天不会吭一声,等你想起他,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下次再来,这一幕又会重演。直到很多年后在内地重逢,满以为会有说不完的离别故事,没想到,刚说了几个人的近况,又陷入沉默之中。也许我们都觉得,这样更好,没有说完的话才新鲜。

  
十多年之后,当我反观当年的朋友,几乎没有一对夫妻真正坚持到最后,他们大多选择了离异,对此,我没什么好说的。

  

  回复[4]: 太长了! 小林 (2008-04-08 22:19)  
  一口气读不完,分几回帖多好。

  回复[5]:  久夏 (2008-04-09 00:09)  
  一口气读完了。写的很好。知道了不少东西。

  回复[6]: 久夏的一口气比小林长 陈某 (2008-04-09 08:38)  
  

  回复[7]: 太长了。 我是局长 (2008-04-09 09:32)  
  打印出来慢慢看吧,在这儿伸着脖子看非累死不可。

  

  回复[8]: 谁写的? 杜海玲 (2008-04-09 11:47)  
  

  回复[9]: 查户口 陈某 (2008-04-09 12:00)  
  http://paowang.com/

  
泡网的一个叫“聊胜于无聊”的

  
连载中

  回复[10]:  张三 (2008-04-09 17:38)  
  地址也不给全了

  
http://paowang.com/club

  回复[11]: 继续盗版 看客 (2008-04-09 17:44)  
  西藏问题之我见十一------8卦拉萨人

  
第一个说女人是所好学校的人是个天才。接受这个观点的人是傻瓜。疯子是个傻瓜,这话是疯子的情人央吉说的。央吉还说,你想不出他有多傻,教一遍,找不到地方,再来,还是找不到地方。那时,我们坐在央吉家里,听央吉数落傻瓜可以傻到啥程度。疯子一如既往,对这种谈话充耳不闻,甚至昂着头,故作潇酒,嘴里啦呀啦的傲视群雄。他俩的故事,后来被乐小天弄了个《在春天爱上一个大我十八岁的女人》,据说还是畅销书。睡觉的鱼肯定不知道,乐小天就是他最喜欢的诗人于斯,大概觉得自已沦落到写畅销丢人,所以改了个名,这是题外8。

  
事实上,尽管央吉比疯子大八岁,但那是疯子最幸福的时候。此后的几年里,他俩爱得昏天黑地、地暗天昏。央吉是初中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疯子是同一年级的美术老师。为了挤出时间做爱,央吉的语文课变成了自习,疯子的美术课也变成了自习,两人众目睽瞪之下,干柴烈火,一溜烟穿过学校的大操场,钻进疯子家里,不一会儿,从疯子家院墙外捧着书本走过的学生,就听得到屋子里嘿咻嘿咻的叫喊声。有人总结说,这种干劲,也只有学校那个年青门卫堪与匹敌。

  
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晚上从学校门口经过,就可以听到门卫室里令人错愕、震憾的嘿咻声。据说年青的门卫有个习惯,每天从八廓街里、或者是从东郊的帐蓬营区弄回来一位牧女。门卫的大床下,放着高高一叠肥皂,屋里有一只一米高的大木桶。门卫把牧女剥得精光,用事先烧好的热水,象完成一项仪轨,仔仔细细把牧女里里外外洗刷一新。每当这个时候,人们经常可以听到牧女唱歌,那种节奏优扬、嘹亮如天赖般的歌声;当然,没有人需要听懂歌词的意思。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通常会把牧女的呻吟与歌声弄混,甚至有人造谣,说藏族女人太厉害了,做爱都会唱歌。到第二天一早,门卫会在牧女的光屁股来上一掌,啪啾!滚!然后当晚,又会有一位新牧女的呻吟,勾魂似的在学校游荡。

  
门卫的荒诞行径,令到空气中时常充满了欲望之声。疯子那时候在八廓街里看中了一位来自印度的藏族姑娘。那姑娘的一位亲戚在八廓街开了一店香水店,疯子每天就到香水店去。起先他试着与姑娘直接交谈,后来发现对方除了藏语英语,说什么,她都只会傻笑,摇头。疯子只好转向姑娘的亲戚,香水店的老板娘,后者忍不住斥他,说哥哥你要不买东西也别打扰我做生意啊。正当疯子感到绝望之际,灵光一闪,疯子用店里的记帐本和圆珠笔,飞快的给老板娘画了个速写。很显然,多年前培养的良好绘画功底这一次帮了大忙。老板娘看着自已飘逸得有些近乎妖媚的形像,终于朝疯子送去了一个微笑。几天之后,姑娘在一位朋友的伴同下找到了疯子的住所,她答应让他画一幅。正当疯子乐颠颠的摆好画布开练,姑娘的表哥冲进门来。小伙子瞪着疯子,说,要是再让我在街里看到你,哼!

  
这年夏天来拉萨旅游的人开始多起来。疯子的几个中学同学结伴而来,三个大小伙子挤在疯子那张因为缺了一块床板、有个大坑的大床上,几个人窜掇,说,疯子你肯定不敢去央吉家借宿。

  
此前,疯子给哥几个吹央吉的事。央吉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换个新男人。那些男人真可谓五花八门、各色人等。疯子的汉族同事们,起先是看热闹,后来就有些蠢蠢欲动,但是,大家也听说了,第一个想去偷腥的汉族老师,很快就成了笑话,语文老师央吉后事跟人说,银样蜡枪头,不好使。一想到央吉故意学东北腔的样子,令大家着实快活了一阵子。

  
这天晚上,疯子真的去敲了央吉的门。当央吉与疯子时刻胶着在一起后,央吉经常会给大家讲这天晚上发生的故事。央吉说,他妈的他还装模作样睡沙发,你也不想想,你天天睡沙发,你熬得住,老娘在里面怎么熬啊,你们说对吧?大家再一次笑翻了。

  
熟悉之后,大家都发现,央吉实在是个有趣而且很善良的人。她很喜欢大家象一家人一样热热闹闹,在她家里,总是备有大家只是听说,但从未见识过的各种国外名烟。有双狮,有十支装的555,也有清凉型的细长的薄荷摩尔。她的厨房里,象个百宝箱一样,少不了整块的牛腿、羊腿甚至羊腰子。她在深圳做生意的丈夫大约一年有一个月时间回拉萨,按央吉说法,他们各管各,谁也别说谁。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央吉会对疯子来真的。所以,当她丈夫回到拉萨,很快就传出那个男人要找疯子,要砍了他。

  
那男人发狂了,一遍遍的问央吉,你到底爱他那一点?啊啊啊!!!据说央吉冷静的说,我就是爱他的眼睛。那男人说,眼睛是吧?好,我把它挖出来!央吉再次冷静的说,你去挖吧,你挖了,我就去跳拉萨河。央吉说到做到,当天,那男人就失魂落魄,从拉萨河边把央吉抱了回来。

  
第二天早晨,人们看到央吉从家里出来,她朝校外走,那男人只穿了一条大裤衩子,光溜溜的跟在后面,央吉走到那里,他就跟到那里。央吉告诉大家,从前她还是个小姑娘,还在那曲一所中学里教书的时候,那男人就是这样把她搞到手的。那时候,央吉每天去上课,那男人就坐在一堆中学生里,她走到哪,他就跟到哪。央吉说,谁他妈的见过这个啊,一下就迷昏了。

  
就是这样,央吉逮着机会还是跑来跟疯子约会。她会摸着他乱蓬蓬的头发,说,小乖乖,别担心。疯子会气得手一甩,然后故作镇定地跑去摆开他的画架。他也会赌气,说,你让他来啊,我看看他怎么挖我的眼?央吉又会笑嘻嘻的逗他,嘿嘿,我怎么舍得啊。

  
那男人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甚至找了学校的领导对疯子实施围攻战略,果然,校长找疯子谈话,学校的保卫科长也找疯子谈话。过了几天,那男人承包了学校的食堂,当天又请所有的校领导喝了一场。然而,大概是因为央吉的威胁起了作用,他始终也没有正面跟疯子交锋。

  
他们的故事,在很长时间里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等那男人结束了食堂的生意,继续回深圳,疯子和央吉终于住到了一起。直到骚乱时期,他们在龙王潭附近开的餐馆还在营业。虽然当时没有遭遇直接的冲击,但没过多久,这档子生意也结束了。在我回内地的时候,他们还在一起,但当时,我跟疯子之间因为各种隔阂,已经很少见面,见了面也不怎么亲恰了。

  
几年之后,当我在北京接到疯子的电话,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当年的预言,我觉得这小子终于想通了,逃了。果然,我们一谈起央吉,疯子就说,大概在满世界追杀我吧。

  


  
西藏问题之我见十二------古玛林卡

  
今天祭祖,俺也学一哈台湾人再来点好玩的.想当年俺老爸戴着老花镜看俺的文字,可惜那时候跟本篇的主角一样,写不动.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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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贺的很长时间里,大家都弄不清他到底是啥民族。贺身材粗犷、蓄一嘴漂亮的胡子,一照面的那招摔跤手法,迅雷不及掩耳,被他抓住裤管的地方,再一看,肯定是一道深入的印痕。贺说话的发音类似于陈佩斯的羊肉串味,经过反复求证,才知道,他的老家位于祁连山区,在那里,有一个比拉萨汉族少得更多的少数民族,裕固族,贺说他就是裕固族,不过上一代的血统中也有蒙、汉的因素,我们就笑他,地地道道的杂种。不过这话也只有贺的朋友才能开玩笑,换了别人,贺眼一瞪,当场一啤酒瓶照头砸下来了。

  
有一段时间,贺跟启达算是臭味相投,两人只要聚在一起,必定喝到天地玄黄。贺有大约两斤白酒的量。启达大约从喝半斤开始就满脸通红、熏熏然欲醉,但大家很快就知道了,启达就是一直喝到天亮,贺不行了,他还是熏熏欲醉。

  
贺喝了酒就开始唱。腾格尔最早的那句“山里的花儿开,”到了贺嘴里,拖得更久,回味悠长。那首新疆小调“爱你爱你吗真是爱你,请个画师把你画。”他最喜欢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西格尼西玛西格尼玛。有一年我们一起去成都,贺还专门找来他的一个新疆朋友,那是一个漂亮到精致的男孩,他唱的那首哥萨克民歌《十八岁的青春》,据说是一位老年哥萨克骑兵所作,那种回肠荡气的韵味,也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悲伤到令人怜惜的歌。那一天,贺在成都大街上骚扰路人,他逢人就问,你听过《十八岁的青春》吗?当然,没有人听过,贺挥拳就来,说,日球子,这个也木听过?我们得几个人又抓胳膊又抱腿,才能把贺弄回住地。

  
此时正是夏天进藏的高峰期,为了排队等一张机票,我们在西藏驻成都的办事处呆了差不多一个月。跟贺认识不久的成都人冉云飞也大呼过瘾,他太喜欢贺了,以至于贺想怎么胡闹,冉就想着法子满足。我们穿梭于成都的高校之间,贺总是把女孩们迷得又疼又恨,因为无法确定贺啥时候是真的,啥时候只是逢场作戏。当她们刚刚以为贺说的肉麻表白令自已热血沸腾,一转眼,贺喝着酒又跟另一个女孩调戏上了。与贺相反的是夏,夏的大腿不及贺的胳膊粗,但心思缜密,总是出人意表。有一天夏吹牛,说,你们信不信,我在大街上连摸三个女人的奶子,保证没一个叫的。

  
靠,这太令人匪夷所思,不信。我们约了赌注,随夏一起走进招待所附近的菜市场。夏在前面找目标,我们远远的观望。时近中午,菜市场里开始陆续出现来买菜的人。一身蓝色T恤的夏若无其事的走到一位姑娘面前,伸手摸了一位姑娘。跟那位姑娘一样,没等我们愣过神来,夏已经站在下一个目标前,重复了刚才的动作。终于,当夏第三次去摸另一个姑娘时,我们听到了一声“流氓!”然后就看到夏象兔子一样溜掉了。

  
夏输了。虽然我们没有任何人鄙视夏的失手,但是,输了赌注的夏却一直闷闷不乐,而且不停地念叨,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夏百思不得其解,按他的歪理,别说三个,就是三十个也不应该失手。直到第二天,大家还没起床,夏突然发现新大陆般惊呼,操,终于想明白了。夏认为失手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姑娘觉得他流氓。真正的原因是,当时跟姑娘一起的还有另一位姑娘,当夏急于完成赌约,在摸了前一位姑娘之后,听到了旁边那位姑娘的惊叫。夏总结道,她完全出于嫉妒!如果我要摸了她,一切都不会发生。

  
带着对夏的歪理的怀疑,我们终于坐上了回拉萨的班机。一想到三年之后才能回成都,大家又恢复了平时的沉默,开始大嚼口香糖,或者做深呼吸,不知道这趟假休下来,反应会不会比前次更厉害。

  
正赶上沐浴节,我们的聚会从成都移到了古玛林卡。古玛是藏语小偷的意思,林卡就是指园林、有树的地方。古玛林卡位于拉萨河边,从布达拉宫往西藏电视台所在的山后走,到了公路上就能看见一条挂满了五色哈达的铁链桥,踩着摇摇欲坠的桥上木板走到对岸,就是传说中小偷藏身的河心小岛古玛林卡了。

  
在路上,一位来自四川的流浪吉它手拦住了我们。他先扫了一段和弦,又唱了两句,然后对贺说,哥哥,听一首吧。贺哟了一声,大概没想到连拉萨都有这事儿了。他问他,多少钱?歌手说,五块。贺一把抓住他说,我给你唱一首吧,两块就行了。吉它手终于在我们的帮助下摆脱了贺的纠缠,一边走,一边还在看怪物似的回头张望。

  
贺说,日球子的,我们游泳去吧。启达说,你会吗?贺吹嘘说,他不仅会,还得过游泳冠军。这一次,大家倒真有些意外。我们想不出游泳冠军的贺在拉萨河里会有什么举动,所以一哄而起朝古玛林卡走去。

  
天色渐暗,可以感受到入夜的凉意四起,但太阳还没有完全沉没。每年的沐浴节也是藏族人最快活的日子,他们总是早早的占了河边有利的位置,拉上布帷。那些隔冬的衣物晒得遍地都是。到处可以听见歌声和掷骰子的吼叫声。根据传统的说法,在太阳落山与月亮升起交替之时的河水中沐浴,不仅可以洗涤人的诲气,而且延年益寿。当然,也有很多刚到拉萨的汉人,不过是想偷看一眼藏族女人洗头洗澡,拍几张照搞搞艺术。

  
站在拉萨河里,你才能体会到雪水的冰凉彻骨,几乎是一瞬间,就可以令人腿脚麻木,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才能应对。贺率先脱了衣服,光溜溜的一头肥猪,一边朝河里走,一边回头跟启达说话,他说启达,你告诉我老婆,我要上不来了,她可别怪我。启达正在脱衣服,没听清,贺又说了一遍。然后,他就一个猛子朝河里扎去。启达正纳闷这小子连手脚都不活动一下就朝里扎,就看到贺在水里浮了一下,叫了一声救命。大家以为他开玩笑,正笑着,贺又浮了起来,这一次,他叫救命的声音很快被一口水呛得只剩了开头。启达和另一个哥们儿迅速游向贺,经过一番短暂的折腾,两人一手抓着贺的一支胳膊,终于把他捞上岸来。

  
启达一上岸就骂开了,你大爷,不是说你游泳冠军的吗?启达按着贺的胸脯,使劲压了几下,贺暴咳了几口水,终于坐了起来。

  
贺是个诗人。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大家聚在贺家中,看他那些厚厚的诗稿。我一直很惊讶,那是一种极其细腻到令人心头痒痒的文字。在诗的行空中,还有一些贺为自已的诗所作的插图。他用白描的手法所画的这些插图,一愣神才能看明白,竟是一幅幅女人阴部的变形。而诗中的文字,时常是海边的微风在右旋的螺号中轻轻鸣响,时而是猎猎经幡在情侣们心头拂动。这天夜里,当大家酒足饭饱酣然入睡,我被一阵低低的缀泣吵醒,正要睁开眼,我听到贺在说,日球子的,现在手一抓笔就发抖,怎么都拿不稳,被酒熏坏了。贺长长的叹了口气。

  


  

  回复[12]:  看客 (2008-04-09 17:45)  
  西藏问题之我见十三-------马原

  
大约89年前后,名利双收的马原回到拉萨,正赶上我打了一夜麻将,所以请他到一中旁边的清真馆里吃饭,一人一碗拉面,加上一份手抓羊肉。谈着谈着,马原感慨,在内地,很多人想说认识马原,或者一些他从未谋面的人干脆直接说是他哥们儿,相反,我们这帮早期的朋友,好象离他越来越远了。我说这是好事。

  
在此之前,我有几年没见他了。从85年听说,他在李陀、朱伟、李小林、王干以及当年一大批刚刚红火起来的作家、象跟他长得有点串味的苏童,还有不再写武打的余华,打麻将小里小气的格非的赞誉声中崭露头角,马原在拉萨呆的时间就很少,他终于熬出头了。在我眼里,他变化不大,还是从前那个感性的大马,一个充满鼓惑力,自负但不乏畏惧,憨厚中透着狡诘的老大。因为我们吃饭的地方邻近八廓街,扯到大马多年前在街里买的一张虎皮现在价值不菲,启达还揶揄老大当年买的假金戒指,急得大马立马脖子都变粗了。这情形让我想起有一天在启达的住地两人练拳击。起先大马还一副宗师派头给大伙吹拳击这个要领那个方法,交手没几合,启达敦实的进攻、严密的防守不仅没给大马留情面,眼看着处处受制,大马急了。大马一急,完全忘了他自已刚刚还在吹嘘的章法,凭着比启达高出一头的优势,呼啦啦一顿乱拳劈头盖脸就砸了下去。结局可想而知,大马赢了拳击,大口喘着粗气面对气定神闲的启达,还是输了章法。正如我们眼下谈论的八廓街,我说大马你其实完全不了解西藏,虽然当年天天在街里转,你也不了解八廓。大马愣了一下,终于没有否认。事实上,同所有研究大马的人一样,当他们以为从大马身上看到了西藏的神奇魅力,但转念之间就会发现,大马的小说,甚至他的全部文学行为,跟西藏毫无关系。这差不多象个悖论。

  
大约在83年我刚进藏不久就认识了马原。他比我早一年到的西藏,在西藏电台做了记者。在此之前,他在老家辽宁已经发了几个短篇小说,《儿子没说什么》、《海边也是一个世界》还为他赢得了一点小名气。大马模仿海明威的金鸡独立式写作赢得的这点名声,到了拉萨,却遭遇了折戟沉沙的重创。

  
此时的大马一面没日没夜的坐在书桌前实践他的文学理念,一面不放过任何向拉萨的作家、诗人们推销的机会。他象一道光行走在水面上,激起涟猗、引发错愕,崇敬或者对抗。他前一天跟人大声争论,形式高于一切,是一切艺术之源。后一天,同样的听众发现,他又在竭力攻击那些以形式为旨皈的实践,认为内容才是作品立本之源。他的热情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但又变化无常。人们赞赏他的自信,暗地里却又厌恶他的过度自负。“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我用汉语讲故事;汉语据说是所有语言中最难接近语言本身的文字,我为我用汉语写作而得意。全世界最好的作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我是个例外。”此时的《虚构》还没有动笔,大马写了《中间地带》。实际上,这是一篇故事改写,他的一个朋友讲故事,他来写,发表的时候朋友的名字排在前面,大马给自已取了个笔名:陆高,成为合作者,排在后面。这名字后来也在《岗底斯的诱惑》中成了作者的代称。我们笑他,大马开创了拉萨文学史上一个短篇小说还得两人合写的先例。按他自已的说法,这也是他在西藏的三年间总共在正规刊物上发表的第两个半作品中的那个半篇。自从他在当年的《拉萨河》发了《拉萨河女神》之后,大马就成了一个狂热的文学理念鼓吹者,他的作品,则四处碰壁。不仅发不出去,甚至令他欲哭无泪。认识之初,每当谈到这种现状,大马总是黯然神伤,眼圈红润,然后自我安慰说,十年,任何人只要耐得住十年寂寞,一定能成事。然后又自嘲,从最初写作到现在,他已经早过了十年了,那意思是说,该成事儿了。

  
很多人不知道,此时的拉萨是文学的净土。这话有两层意思,你看看当年的拉萨各类刊物,还有直接喊政治口号的所谓诗歌,就会知道拉萨的文学几乎处于空白,是一块地地道道的净土。另一方面,几乎每一个怀着文学梦走进拉萨的人都感受到了,如果你身处这样的天空和大地之间、还不知道诗歌为何物,你也无法了解净土的含意。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了大马的鼓惑,有的人成了他的信徒;有的人虽然没成信徒,但也开始思考他所推销的文学理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一期间,一个名为为藏语文指导委员会的机构在拉萨成立。写诗的回族作家阎振中当时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有趣的是,与委员会的很多成员一样,他并不懂藏语藏文。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就是落实民族政策,开展藏语普及教育。客观地说,当今天很多人指责DG没让藏族人学藏文的时候,要么不了解这段历史,要么就是混淆视听。

  
所有了解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这里,自从松赞干布的大臣吞米桑布扎于七世纪创立藏文以来,这种结合印度文、梵文再加上自已个性的文字,从来没有离开藏族的精英社会进入老百姓的生活之中。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决定了,当所有语言、历史、宗教、文学、艺术都只围绕一个主题:教义,在一个学习教义也需要付出黄金代价的社会中,那时拜师学经是以黄金论身价的;大多数的藏族是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去学习语言文字的。藏文只是旧的精英社会才拥有的一个形式,它将这个社会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与六字真言相比,都显得无足轻重。可想而知,共产党推翻农奴制,一场以农奴当家作主为宗旨的革命,在和平保留了当年的精英阶层的情况下过度到社会主义制度,在经历了平叛、文革彻底推翻农奴主的大变动下,每一次政治运动同样波及西藏,严格的说,且不论手段正当与否,但实际的效果是,农奴真的翻身得了解放。解放了的农奴当家人们,本来也没有藏文的基础和习惯,除了口语作为必要的沟通手段得以延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从来也没有机会真正学习藏文。这必定造成了此后人们看到的现象:在拉萨,你几乎很难找到真正精通藏文的人,除了寺院体系;这就象在内地,早在五四运动之后,你越来越难找到精通并使用古汉语的人一样。藏语,在它保留了正常的交流功能之外,它的书写正被时代发展的脚步边缘化,当早年那些通过藏文沟通的老一辈也在赶着适应时代学习汉语口语,谁来教藏文?教给谁来学?这里还不谈藏文本身在科技词汇方面的缺乏,直到今天,藏文中的这部分词汇都只是外来词的拼音而已。

  
红色革命,不仅推翻了一个旧的政体,同时也横扫了藏族社会得以延续千百年的政治结构。当以达赖和班禅世系为金字塔顶端的政治结构让位于新兴的政体,实际上,藏文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这种与旧的政体相依偎的文字并未消失,它完好的保存在另一个与旧政体更为密切、同时也更为稳固的寺院体系中。当政策的倾斜给予了充分的养料,宗教的复兴带来了出人意料的效果,我想,也大概也是执政者自已也没有想到的结果吧。而这才是今日西藏问题的主要根源。

  
今天的人们只要在拉萨呆上一段时间,还是会发现,同DG在其它建设上的投入同步,一个双语或者还得加上英语的三语时代也在起步,如果一定要批评DG的压制,藏族人应当自省前世班禅大师和当世达赖在97年左右对他们的责骂。在拉萨的一次干部大会上,班禅大师骂他们,你们大不争气了。这个话题我想留在另外的章节中来讨论。

  
现在我们回到大马在拉萨所面对的状态。不仅是汉族的写作者,此时拉萨的藏族写作者们,除了极少数受过旧式教育的藏人,几乎无一例外的用汉语写作。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除了因为长期的接触懂一点口语,甚至连藏文字母都认不全。就连今天那些指责DG没有保护好民族文化的人,比方说我的朋友唯色,自已也不懂藏语藏文并且同样也用汉语写作,这不能不说是个无情的嘲讽。

  
此时的大马,站在劫后的废墟中,站在一块干干净净的净土上,我觉得,他契合了一种迫切需要:表达。这种愿望不仅存在于西藏或者说拉萨的文学写作者中,同样存在于内地的写作者中。当西方现代派种种全新的观念冲击沉积了几十年的整个汉语文学,当蒙胧诗的模糊不仅无法满足人们日益高涨的情感渲泻,当所谓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文艺精神成为一些党棍手中的大棒,新一代的作家们前所未有的表达意愿却又找不到方向时,大马的金鸡独立一亮相,赢得喝彩是天作之合。这位早年以反对学英语,反对读古典名著的大马,他的表达中的全部矛盾,现在看来终于开始清晰了。他所反对的,既非内容为主也非形式为主,他以自负形象示人的全部含义在于郑重其事的宣称,没有成规,没有约束,我就是那个用汉语写小说的马原,我就是,我,我,还是我。我想怎么写都是可以的,这句潜台词终于慢慢被人读懂,并且作为一种新的写作姿态接受下来。当这一天终于实现,作为小说家的马原死了。所以人们称他为先锋文学之父。

  
在我心目中,马原真正的意义还在于,早在人们刚刚认识到小说可以突破成规,当苏童和余华们写出更多的作品之际,马原早已宣称,一个读图时代的来临,他再一次亮出了金鸡独立的姿态,并以这种姿态复活了一个先知形象。所以,当我很多年后看他拍摄的、不伦不类的电影《自娱自乐》时,我想到的一个词是,作为影像时代的艺术家马原死了。我不知道下一次复活是否还有可能,又会是什么时候。扎西德勒彭松错(吉祥如意、功德无量)!

  


  
西藏问题之我见十四---------魔幻

  
自从西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人们发现,从前沉默的藏族人开始变得敏感了,开始关注自身的形象。此一时期,整个内地面临着全盘西化的讨论,当它被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与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迅速从政治波及到各个领域。新一代的、有文化的藏族领导人虽然未必全面取代各单位的一把手,但也更多的拥有了话语权,大批干部内调造成的类真空状态此时还并未因为新的人员的到来马上得以弥补。与我们一同进藏的人,甚至此前更早的一些进藏的人,当他们怀着搞政治的愿望走进西藏,很快就意识到,这里并没有发挥的空间。一位分配到区党委的朋友在大约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就自认为看穿了这种政治的把戏,不久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留下一些虽然愤青,但依然还在忍耐和等待机会的人。也许,政治这种游戏,原本就是留给真正有耐心的人去玩的吧。

  
此一时期的拉萨,一场悄然的文学革命在蕴酿着。为了回避表面的冲突,回避藏人们敏感的神经,这场日后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运动,在几位年轻人几次私下的聚会后达成一致。没过多久,《西藏文学》以魔幻现实主义专辑的名义,集中推出了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一群年轻作者的小说。这一次,他们的策略奏效了。紧接着第二期,魔幻现实主义专辑又出了一期,而且没有引起反对。

  
这一次,没有人去联想拉丁美洲同样的那场文学运动实际肇始于反对压制。至少在表面上,这些神神奇奇的故事,令到人们眼花缭乱,一时分不清到底对藏人是褒是贬。更因为扎西达娃此前在西藏的系列创作本身充满了西藏的温情,所以虽然还是有人在挑毛病,但在一个时期之内,更由于内地对西藏魔幻现实主义策略的推崇,使这一时期的思想得以空前的自由。有一个时期,人们传说,虽然表面的管制得到松绑,但宣传部门却将运动的参与者列入了黑名单。也因此,此后在当时的西藏群众艺术馆召集的文学集会,全都用了儿童文学创作讨论的名义。同时也因为馆长金志国在政界良好的声誉和人际关系,文学暂时避开了政治的漩涡。

  
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有人举报了一篇关于雪灾的小说中写到了遇灾者以田鼠充饥。认为吃田鼠的行为严重污蔑了当代西藏和藏族。当大家在批判会上试着说服老一辈的领导相信,这完全是作者的写作技巧之误,终于得以过关。紧接着另一项举报又发生了。而这一次,则是一位在那曲生活多年的汉族作者,竟然写了藏族女孩初次例假用布条夹着草木灰防渗漏,这不是明摆着污蔑藏人落后?尽管如此,除了极个别领导坚持要严厉处罚,更多的人还是接受了关于作者技巧训练不足的理由。在这之后,针对一般的举报,作者技巧的缺乏,成了一项秘而不宣的法宝。也许,并没有人真的在意小说写了什么或者是否污蔑了藏族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就连那些举报者,大概也并不仅只是针对文学而来。

  
不久,在《收获》的推崇下,马原和扎西达娃率先走向全国接受思想活跃时期的检验。马原那些昔日在拉萨无法脱手的小说,纷纷走进了各地的编辑部,成为编辑们的抢手货。在一次笔会之后,马原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收获》决定为西藏办一期魔幻现实主义专刊,同时,南京的《青春》也如法炮制另一期专刊。一时间,拉萨的作家们受宠苦惊。实际上,大多数人始料未及,不仅手头没有作品,也并不真的了解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专刊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作品才算够格。而此时,马原的判断,即是标准。因为所有的稿件,将由马原集中,然后分送各地。此时,正是87年的春天,人们相信,这个春天的到来,预示着文学事业一片美好的前程。

  
早在85年10月,我从电力部门调到了刚刚成立的《拉萨晚报》。这是一份刚刚脱胎于拉萨市委机关报的对开版小报。报社由市委宣传部长兼任主编,马原的朋友、诗人洋滔任执行副主编。报纸排字印刷,有单独的印刷厂。一周一期,一二版新闻,三版为知识娱乐,四版为副刊。在首批办理的《拉萨晚报》记者证中,除了几位领导排了前面,我的编号是前几号,就是说,从首次报纸发行的7月到我调入的10月之后办证,报社总共不超十个人,而实际上办报的人不超过五个。此外还有一个藏文版,因为相互不了解,除了开大会大家聚一起面熟,据说每期发不了一千份。这个时期各地开始了反自由化,洋滔的作者联系簿差不多是最权威的中国新时期作家诗人集中营。他自已除了抓一版的重大新闻审稿,更多的兴趣就在四版的副刊上。实际上,副刊差不多就是个文学专版,专发短小说和各地诗歌。从北岛、顾城、杨炬、欧阳江河、舒婷,到翟永明、于坚、韩东、海子,各地作者写的东西因为与西藏本地关系不大,反倒没有引起任何麻烦。

  
我们这些做编辑记者的,最苦恼的问题是缺稿,当然也缺写稿的人。社会新闻不能碰。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冒险上市公安局采访交通管制,实际上是想写篇关于拉萨有了三轮车的新闻,但发了一个豆腐块之后就叫停了,别的社会新闻可想而知。此时的拉萨晚报所在地是刚刚落成的市府大楼,因为市委一直没有来得及搬家,所以整个大楼里只有晚报一家单位。我刚来,没有空房可分,就住在办公室里,成了整个大楼里唯一的住户。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第二年7月新的大学生进藏,另一位年轻的藏族女大学生搬进大楼,成了第二个住户。

  
那些日子,我的办公室成了拉萨文学界的集会点。大家白天在群艺馆讨论完儿童文学,晚上就到晚报接着商量具体的组稿事宜。扎西达娃因为住在他父亲也是原市委领导分的房子,正对晚报新大楼的老市委大院里,所以讨论完文学,扎西达娃家就成了大家搓麻的地方。扎的麻将技术一直很臭,所以他老婆就自嘲,说扎陪了钱还得陪夜宵。

  
我们差不多翻出了拉萨所有的文学爱好者。也差不多是手把手的教那些汉语刚刚能把句子写通顺的藏族作者创作,实在不行,就把他们写的诗或者小说,象当年海明威的编辑一样,来个重写,再以他们的名义发表。就这样,藏族作者还是有限。一些人就想到了更艰难的办法,那就是从各地区培养新的作者。文联的女编辑龚巧明大姐从阿里挖出一个叫索穷的作者,并且不久就上了《人民文学》的头条。马丽华更是长年进驻那曲,把当年刚刚脱离驮盐生活的那曲汉子嘉央西热,愣是整成一个汉字一个汉字学着写作,并且最终写了一系列长诗的诗人。

  
所以说,今天达兰萨拉的指责令我们这帮人觉得莫名其妙,与谁当权并无关系。人们可能会猜想,此时的藏文创作呢?如果你回头想看,就会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除了早期英国人占领拉萨时期开设过贵族双语教学,藏族的农奴肯定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那些昔日的贵族子弟,尤其是那些读过一点私塾学过藏文的人,要么成了各藏文翻译部门的人员,要么成了各报纸藏文版的编辑记者。如果说没有人要学藏文,可能并不恰当,但要说几乎没有这种普遍要求,则基本符合此时的现实。我猜想,如果不是西藏工作会议的讲话提出了政策导向,新成立的藏语文指导委员会也可能不会存在。而在讲话之后,一种普及双语教学的设想,才逐步变成了现实。我甚至有理由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工作的需要,藏族人就连学汉语,都会变得若有若无。这也是我们缺少藏族写作者的主要原因。

  
在当时,这倒是件好事。大家几乎是自写自编,独成一体。既补贴了麻将经费,也锻炼了个人能力。而对藏族作者的培养,更是一方面亲近了藏汉关系,更让我们深入的了解了藏族社会。在我认识的这帮朋友中,如果今天回过头来问他,他与藏族人的交往经验来自那里,答案基本都是肯定的。最有意思的是,象扎西达娃、色波这样一些小有名气的作家,还都是团结族出身。他们本来也都有汉族名字,但为了紧随潮流,都纷纷以藏名为名。色波的父亲就是我们熟悉的《逛新城》的作者徐官珠。早在老徐内调之前的很多年里,就与他的藏族妻子离了婚,色波跟了父亲,也几乎断了与母亲家的来往。直到他父亲在湖南凤凰老家又过了很多年的退休生活,独处拉萨的色波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重新认了母亲的家人。但他到底是受汉族教育长大的,所以不仅娶了个汉族媳妇,也在我们走后不久,内调回了成都。

  
此时的拉萨,新华书店里随时会有各种新的西方现代文学著作出现。WW是每个人必备之物。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也是大家每天聚会讨论的话题来源。一份名为外国文学报道的内部刊物,为拉萨人提供着最新的世界文学动态。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位来自人大、应西藏大学之邀来讲学的两位中文系教授谈文学,老先生最后只好苦笑着对我说,在经历了文革之后,他们这代人的知识的确需要更新,不过,这得要时间。那时候年轻好胜,存心要让这些来自内地的人难堪,于是转而跟他们讨论古典文学和中国哲学,弄得两人下不来台。

  
这年夏天,扎西达娃早先发在《收获》杂志上的中篇小说《巴桑和她的弟妹们》被改编成了电视剧。正当我们乐呵呵的议论八廓街的景色和风情上了电视别有一番滋味,我接到扎西达娃的电话,让弄一组观后感以备央视总编室刊发在中国电视报上作宣传。我当天组织了包括市委宣传部的一位藏族副部长、报社的领导以及当时手快的几位哥们儿,大家一起在办公室里重看了一遍这部电视。一边看,一边乐,觉得这是拉萨文学的一次胜利。当我提出组稿的要求,就连从不写稿的副部长都当场承诺,他要写一篇观后感,这让我如释重负。

  
此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因为第二天,当我按前一天的约定开始向大家催稿,有人告诉我,区党委宣传部盯上了我们昨天下午的活动,我有些莫名其妙,心想这可是完全公开正式的观影,有什么盯上不盯上的?我首先找到了副部长,没想到一照面,他的话让我吃了一惊,他说,这部剧有问题啊。然后,他就以工作忙为由,婉言毁掉了昨天的承诺。

  
电话终于来了。扎从北京来的电话让人转告我,最高层已经作了批示,《巴桑和她的弟妹们》因为拍了八廓街里的落后景象,严重污蔑了藏族人的生活,要严厉查处。尽管如此,当天,我还是按扎的意见,把大家写的观影评论收集起来,迅速发给了他。我们的想法是让上面也听听群众的意见。今天,当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为了准确的落实一下细节,我谷歌了一下,才发现,这部当年在拉萨引起轩然大波的电视剧,一方面令我们这帮人狼狈不堪,同时却在当年的内地获得了第六届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敢情,我们挨批的时候,内地却在吃香喝辣的,枉我多年还留了块心病,操!

  
与此同时,正当大家为组稿奔波之际,马原的老朋友刘伟迎来了内地的朋友马建。每天大家喝酒吹牛,谈到藏密,一些收了故事的朋友就开始胡吹海吹。没想到,回到内地的马建,根据这些故事写出了《亮出你的舌苔,或者空空荡荡》,而此时刚刚执掌《人民文学》的朱伟,正以青年一代的文学领袖赢得声誉,贸然刊发了这篇小说。一时间,马建逃到了香港,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刘心武被低调处理,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朱伟的大名,而刚刚兴起的西藏文学,所有的组稿都因这一事件终止,几乎所有的编辑部,不约而同,以无法把握西藏题材为名,彻底将西藏写作拒之门外。在西藏本地,我们在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政治学习之后,终于更热衷参与舞会或麻将。这一次,是来真的了。

  
很多年前,藏族诗人嘉措跟我说,你最了解情况,你写一部西藏当代文学史吧,一定很有意思。我笑了,我说等着吧,也许有一天我把你们这些嘴脸一一搬上台面。但我到底没有写成,这篇就算聊补遗憾吧。

  


  


  

  回复[13]:  看客 (2008-04-09 17:46)  
  西藏问题之我见十五-------来来往往的诱惑

  
早在85年前后的某一天,后来成了先锋导演的牟森和他的女友敲响了我住所的房门。当时他们还在北京上学,大概是因为对西藏的向往促成了这一趟西藏之旅。这个永远说话带着羞涩微笑的大男孩此后就跟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到第二年,他们就相继在拉萨找了工作。牟森供职的西藏话剧团正好也是启达所在的单位,不过此时已经搬出著名的下密院,做了我的邻居。事实上,我们交往很少。我常常会在西郊的电影院门口碰到他。独自一人,西郊电影院放的每一场电影都看,如果没有新片,旧片也重复看。我记得有一次在影院门口相遇,我问他,看过也看?他似乎嗯了一声,讲到了一些细节,比如看导演找的机位,哪个地方剪得好。我不记得他在话剧团有过作品,反正没过多久,就听说他去北京流浪了,成了北漂一族。

  
又过了一段时间,关于牟森和他的北漂同伴们的故事就在朋友中传开了。说他混得不如意,传说是几个人组了个剧团,经常没饭吃,就守在某个餐馆门外,看店里的顾客吃剩下了,前脚刚走,立马去抢剩盘。传说甚至夸张的描述了几个人看谁脑瓜好使,抢剩盘也是有技巧的。等到终于吃饱了,又再接着排戏。当时我想,这小子终会成事儿的。

  
到了87年前后的某一天,我再一次在西郊电影院门口碰到他。好象是回来办手续,因为要做访美学者;再过些时间,他还带回来几个华裔同伴,大家在假日酒店的舞厅里跳了舞。然后,我就再也没在拉萨见到他了。直到很多年后在北京相遇,说起拉萨的传闻,牟森说怎么会呢?他虽然有了白发,但说话还是带着羞涩的微笑。

  
这年夏天,另外几个年轻人在拉萨敲响了我的房门。同样是学生,从敦煌一路过来,盘缠所剩无几,我让他们在我的客厅里打地铺,每天带着他们到处蹭饭。他们中的一位,张扬,后来成了年轻一代的著名导演,另一位成了著名的舞美师。很多年后我在北京遇到困难时,成了舞美师的朋友张慧还及时提供了帮助。

  
在拉萨,几乎每个人都为这些不速之客提供过种种便利。虽然大家打心眼里并不喜欢这些不速之客,觉得他们走马观花之后,不定又会弄出什么妖娥子。但事到临头,又顺其自然的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有趣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经历了西藏之旅后,生活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那时候我们之间流行一句话,任何一个人在拉萨跟着我们这帮人混几天,最后都完了。完了的意思,就象走进莲花生大师的掌纹,再也走不回去了。

  
他们中的另一位来来回回往西藏跑,后来写了两本书《阳光与荒原的诱惑》、《西藏古文明之旅》,她叫巴荒。一个来自四川的女子,她刚到拉萨时的名字叫蔡蓉。

  
那一天蔡蓉来敲我和疯子的住所,因为门没关,大清早的,不等把裤子提好,她就闯了进来。蔡蓉说,别怕,我啥也没看见,然后就背过身,但依然站在门口。那天早晨,大家一起吃了学校门口卖的四川凉粉。自从我临时住到疯子这边,这是我们每天固定的早餐。

  
初次接触,蔡蓉是那种漂亮、有些阴柔的女子。但时间长了就发现,她个性中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执拗,想做什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有一天我们一起在山南看了琼结宗堡,那也是我第一次亲历这种旧时代的藏地基层建筑。整个城堡依山而筑,气势宏大。昔日的琼结宗在它变成一大片废墟之前想必曾经有过无数辉煌的岁月,只要看一眼直插天际的断墙,看一眼延绵如长城般、宽达数丈的城墙和阶梯,有一会儿,我觉得时间停滞在过去的某一刻,天空中的飞鸟收敛起翅膀,如湛蓝中的一点精灵,似乎有意在耳边讲述故事。无以抒怀,我站在城墙边的片石堆中,扯开拉链,撒了泡尿,感受到昔日的宗本老爷在自已土地上的恣意快活。正在得意,就听到快门一响,MD,来不及了。蔡蓉把这一瞬间拍了下来。此后大家每次传看照片,都会笑得前仰后合。那段时间,我们陪着她在各地游荡。雍布拉康、藏王墓,在陌生的乡村经历了那次躲雨之后,我们还在附近看了一位高僧的修行地。那是一个位于山顶的、一大串洞穴相连的修行所在。从洞顶上透进来的阳光,超然的静谧,就连尘埃都泛着幽蓝的光泽。在这次旅行结束之后,山南的画家齐勇甚至还专门在这些洞中住了一段时间,并且悟出了一组变形于藏文字母的抽象绘画。

  
这一天我们站在雅鲁藏布江边。机动船坏了,没法过江,一大堆人直着脖子眼睁睁的看着近在咫尺的桑耶寺。有一个国外旅行团也跟我们一样在渡口受阻,但那些老外显然比我们轻松,似乎到不到桑耶反正是玩,所以又唱又闹散落在江岸边,一时间,倒也有些热闹。此时,国内的游客到拉萨的还不多,大多是散客,各地旅行社的朋友,也主要是做国外团队的生意。象桑耶寺这样的著名景点,并没有作好专门接待游客的准备。终于与一群老外一起唱着歌过了雅鲁藏布江,本以为江对岸会有农家的拖拉机,结果没有,大家只好步行去桑耶,中间要走大约五里的路。好在一路风景怡人,边看边走,倒也增加不少乐趣。尤其是半途有处特别的景点,一条直愣愣的岩石,无论你从那个方向看,都是一个男性生殖器的造型;在它旁边,一面天然的石壁,正中裂开了条缝,加上石缝的裂纹,活脱脱一个女性生殖器的造型。这一切,令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或许人类的智力永远无法穷尽。

  
此前我读过一些历史。知道《桑耶寺志》也就是大多数西藏研究中提到的名著《巴协》,所记载的历史,经常被各类专家引证。这座西藏最古老的寺院,始建于公元八世纪。它由当时的藏王赤松德赞,也就是汉地金城公主的儿子所建。关于赤松德赞,一直流传着一个狸猫换太子的传说。这些故事,现在随便点一下搜索就可以看到。对于许多不专门研究的人来说,他们不知道的是,当这位被藏族人尊为“祖孙三代赞普”之一的赤松德赞在位时,汉地与吐蕃王朝也经历了很多次战争。最后,双方以会盟的形式订立了和约,当年的会盟碑,至今还竖立在桑耶寺前。也是在这位赞普在位之时,西藏请来了印度大师寂护,修建桑耶,据说最初的建寺过程一直有妖魔作怪,屡建屡毁。寂护只好请来了他的师兄莲花生大师,后者施展神通,一一降服了各种妖魔,才使桑耶寺顺利建成。随后,藏王赤松德赞挑选了七位贤达之士出家为僧,史上称这七人为七觉士,并且制定律法,形成了七户养一僧的定制。这也是西藏有僧侣及供养制度的开端。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走近桑耶寺,在宽敞的广场上稍作驻留,看着风雨剥蚀的会盟碑,不禁感慨万千。我还依稀记得在书上看到的会盟碑文内容,因为碑的正反两面分别以藏汉两种文字镂刻,所以当时看碑文的翻译时曾有过一些想法。因为是两国之盟,碑文的汉地,以东方大唐称谓,而藏地,则是高山之吐蕃王国。(因为手头没有资料,暂时凭记忆写的,但大致意思不差),我一直想知道,当藏族人读这段碑文时,作何感想,但我无缘得知。

  
这一天进香的藏人很多,鱼贯而入的老人、妇女、小孩还有一些年青人,我们这几个汉人与老外夹在中间,特别显眼。突然,从寺里走上来几个壮年的喇嘛,不由分说,抓着胳膊就把我们几个朝外推。我们大声问怎么回事,对方一阵藏语,说得急促而有力,象是跟人吵架似的。正在疑惑间,其中一个喇嘛终于用汉语对我们吼道: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准随便进,要买票。说完这一句,再问他为什么中国人要买票,对方又换成了藏语骂人的话,使劲朝外推人。而且再也不愿用汉语解释了。直到敲下这段字,我还在猜想,也许,寺院为了门票收入,也许,除了藏族朝圣的人,在喇嘛们眼里其它人都是游客。但我还是无法为在桑耶被人直呼为中国人感到释怀。尤其是作为一个持有拉萨居民身份证的人,在西藏旅游突然变成了中国人,让我很长时间里不愿去想。但在当时,由于蔡蓉考虑到机会难得,所以她坚持要进去,我们只好买了门票,终于顺利的走进了桑耶。

  
这件事让我耿耿于怀。一回到拉萨,我就向我的藏族朋友格桑大声质疑,一通鬼火乱冒。最后我朋友说,这样吧,有机会我让你进哲蚌寺去住几天,正好看看晒佛。我这才长长的舒了口气。朋友的提议,不仅对我充满了诱惑,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我还真想看看,僧侣们生活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也想知道,在这里,他们又会怎样对待象我这样的人?

  


  
西藏问题之我见十六---------哲蚌寺

  
有一天我们召开了一次五省六区的的藏族作家笔会,陪同来自四川的藏族作家们去大昭寺游览,接待我们的,是寺管会派出的小扎巴、后来做了管委会主任的尼玛次仁。那时候尼玛次仁大约不到二十岁。据说八岁的时候生了场病,因为治疗不当,所以走路有点痂。但他在过去的十几年内一面学习僧侣们的必备课程,一面自学,现在可以用汉、藏、英三种语言流利的为游客讲解大昭寺的壁画故事以及典故。私下交谈的过程,我发现尼玛次仁的知识并非讲解这些表面的东西这么简单,当时我跟随行的几位藏族作家开玩笑说:原来你们藏族的精英全在寺院里。

  
事实上,多年与藏族接触的经验告诉我,此时的拉萨,藏族年轻人其实大多数对历史的概念基本来自一些传说,他们既读不懂藏文的书籍,对正规教科书的历史又半信半疑。一旦谈到具体的问题,通常都是羞红着脸说,格拉(老师),你不象汉人。我知道,每当藏族人认同你的时候,他们最好的评价都是这句话,你不象汉人。当然,他们也有很多人,因为在内地的民族学院或西藏中学学习,懂一些藏语,也专门看过一些历史,每当这种时候,虽然在敏感问题上他们一般都保持沉默,但你随时都可以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他们不愿谈论这些,更不愿不懂得西藏历史的人随意谈论。那时候我们还有一句话:国家用这么多钱开办的西藏中学也好民族学院也好,最终会培养出一批反对者。

  
从山南回来之后,在格桑的安排下,我们几个人住进了哲蚌寺的僧房。作为格鲁派三大寺之首的哲蚌寺(另外两寺分别为色拉寺和甘丹寺),早在五世达赖时期就建立了西藏地方政府甘丹颇章,昔日的甘丹颇章大殿现在保存完好,从前盖有五世达赖和联合执政的蒙古汗王金印的文书从这里传递到各地,管理着自元代沿袭下来的十三万户属民。五世达赖,这个被藏族社会公认为最伟大佛主的人,当他趁着蒙古汗王去世,其子孙争权内斗时,强势的接管了整个西藏的政教事务,从那时起,后世所了解的政教合一制度基本得以确立。而达赖世系,再也不是单纯的宗教世系这么简单,他集宗教事务与世俗的行政事务于一身,说白了,他是自吐蕃王朝分崩离析之后,重新崛起的另一个西藏王统世系,虽然这个世系根据当时的策略,都要借助于来自中原皇帝的册封和金印行事,但是,在具体的西藏事务管理上,达赖世系拥有着皇帝鞭长莫及、而境内各教派不得不从的权威和力量。此一时期,五世达赖写下了那本对后世影深远的名著《西藏王臣记》,表面上看,这部书只是重新在前辈著述的基础上梳理了吐蕃王朝的世系传承,但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它明确阐述了达赖世系管理西藏事务的合法性,从理论上奠定新兴的政教合一制度的基础。自五世达赖以降,无论达赖世系的传承出现怎么样的干扰,比方说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十二世达赖,从1806年到1875年,前后整70年间、几乎贯穿整个清代驻藏大臣制度的这四世达赖,他们都是从认定为灵童到夭亡前后不过几年时间,都没有真正行使达赖的职权,成了政治舞台上的匆匆过客,但是,在长达五百年的历史过程中,达赖世系却再也没有脱离政治,从而成了西藏最为稳定的一种政治结构的核心。

  
站在哲蚌寺的扎仓大殿上,你甚至随处可以听到昔日的法号在群山间呜鸣,即便是往昔的历史早已化作尘烟,但你却不得不猜想,这些历史,这些自松赞干布时代传承下来的西藏的王臣佛主,它们都封存在今日人们不太了解的贝叶经书的字里行间,封存在51年之后的故纸堆中;它甚至从未封存,它一直与新的政体平行运用于各寺院体系长年累月的青灯苦读之下。如果说59年之后的政治动荡使这一体系元气大伤,那么现在,新的复兴又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解禁的修习如洪水猛兽,把这些故纸重新凉晒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我每天走过随处可见的转经人流,在哲蚌寺幽静的小巷里,放生的流浪狗成群结队,而寺院的晚课总是如期而至,那些僧人,成排的坐在卡垫上;从前哲蚌寺号称僧人过万,现在,这种规模虽然远不及往日,但据知情人介绍,也在呈递增之势。此前我看过一份新华社的内参,事实上,我参与了这份内参的写作,那是一位朋友在跑遍了山南、林芝、昌都之后带回来的一大堆材料,在我帮着整理成文的过程就发现,宗教的复兴远远超出了表面看到的现象。在各地,民间自发集资建寺,自主认定活佛,虽然按政策规定,有些活佛的认定缺乏法理的依据,但是,这些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并不重要的官方事务,却无法阻挡各地甚至攀比开展类似的竞赛。而另一些地方,从前远走印度的活佛们又回来了,如还乡团,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过去几十年的争斗化解于无形之中。资料显示,有的乡村,无论藏族汉族干部,只要是敢于阻碍这一进程,轻则收到装有子弹的信封,重则家里直接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在原四水六岗出入频繁的地区,走私枪支开始盛行。似乎一夜之间,宗教事务变成了彻底的政治事务。

  
终于到了开饭的时间,哲蚌寺的年轻扎巴们手端着木碗来到一处带有天井的院子里。在回廓上,有一口锅沿足有一尺高的大铁锅里,装了大约三分之二锅表面飘着酥油花的酥油茶,一位执勺的僧人给大家分发食物,每人一碗酥油茶,然后僧人从身后的大木屉里拿出一些糌粑发给大家。说实在的,这些僧人生活可谓清苦。当我看到他们食用糌粑,想起市面上有个说法,因为糌粑产量减少,所以除了供应老城区一些年长的藏族人,主要供应了各地的寺院。这也是我们在拉萨少见糌粑的原因。这些僧人来自四面八方,他们按照传统的寺院组织结构,隶属于各自的康村(基本以来自同一地方为单位),有集体的师傅传经授业;在康村之上,又有更高一级的扎仓组织管理他们。最高层才是寺院的寺主级僧人,池巴(类似于方丈)、堪苏(退位的方丈长老)、堪穷(管家类的僧人)。所有这些寺院组织,最终构筑成金字塔式的政教体制,在这个体制的顶端,才是达赖和班禅世系。这一体制曾经因为51年的红色革命和随后的系列大变动而有所动摇,但它一直与新的政体并行,完好的保存下来。我猜想,这些从最低层的扎巴出身的小僧人,当他们穷经皓首,是否也是为了有朝一日成为学识渊博的上师?就如同内地的科举制度一样,也许到那时,他们的生活条件会稍有改善?我没有见过那些高级僧人的日常饮食,但我知道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同样遵循着传统生活方式,基本上也是酥油茶加糌粑,又或许,他们酥油茶中酥油的厚度,比眼下看到的小扎巴会好些吧。

  
在西藏,自从赤松德赞时代出现首批僧侣并以律法的形式规定了供养制度之后,同时也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僧人的地位,到了五世达赖指定的摄政王桑结嘉措制定《十三法》时,也沿袭了自古以来的传统,法律明确规定,伤害僧侣或抢劫僧人财物,都将遭到酷刑。而在僧团内部,尊师是每一个僧人入门最基础的律令,这一点,历代高僧甚至辟有专门的著述加以阐述论证。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严密的体制下,无论外界发生何种变故,即便是当红色革命摧毁了过去的俗官系统并使僧侣人数锐减,但是,经由僧院保存下来的传统,却根植于藏族社会的最深处,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当我们以为政策的变化只是带来了宗教的复兴,实际上,它同样也带来了文化或者说一种独特文明的复兴。同汉族人对自身的民族优久的自豪感相比,藏民族捍卫本民族传统的决心和勇气同样毫不逊色,这才是今日冲突的根本且无法回避的根源。

  
早在87年1月,十世班禅回到了拉萨。自从当年向中央政府递交了《七万言书》之后,从68年到77年,班禅大师经历了长达九年的监狱生活。十年之后,他首次重返故土。此前,人们传言,达赖在印度痛骂藏族人不争气,并向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利用汉族提供的条件,努力学习汉人先进的知识、技术,也只有这样,才能如何云云。这一天,刚到拉萨的班禅大师在拉萨召开了市委高级干部大会,我在离大师身前放放了一台从朋友那儿借来的、当时最先进的微型录音机,然后坐在离大师两米远的地方听讲。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一位传说中神一般的人物。说心里话,即便是事隔多年,也许因为我本对宗教怀着敬畏,尤其是对藏传佛教,我一直觉得,如此艰难的雪域高原,一个能够延绵千百年的宗教,必有其过人的道理。所以,当我近距离目睹大师,尽管他的讲话我一句听不懂,但我一下就体会到当年红卫兵见到毛主席的激动心情。大师一身明黄,语速急促激扬,表情丰富,随我同行的两位藏族翻译专家,只听得脸色变化万千。经过他们翻译我才知道,大师一直在骂人,骂藏族,骂他们太不争气。他们这样说着,似乎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羞得无地自容。

  
会后,当我们花了近五个小时将大师的讲话翻成汉语,一边翻我一边有预感,这篇东西根本没有机会见报。尽管如此,我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忐忑不安的带着两名专家前往大师下榻的政府宾馆,想通过签发。我们在客厅里等了大约一小时,大师的秘书终于出现,说稿子暂时留下了,因为大师已经休息,等有消息再通知我们。

  
结果在预料之中。但在随后的某一天,我跟藏族朋友谈起这次讲话,情绪依然还是有些激动。我甚至总结说,其实你们这帮家伙,早完蛋了。朋友问我为啥,我说,因为藏族女人太好了。当你们完蛋了,她们照样会为你醒酒,照样会帮你擦拭衣服上的污渍,照样会把你们抱在怀里,而且任由你们到处花心怒放,任由你们毁得一塌糊涂。我本以为这次过激的言论一定会招至对抗,恰恰相反,我朋友啥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气。

  


  

  回复[14]: 嗯 云舞阳 (2008-04-10 18:51)  
  内容很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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