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的作者郑念不是一位职业作家，她的作品只有一部，虽然此书的问世比内地文坛伤痕文学奠基人卢新华的《伤痕》要迟，但因为作者是直接用英文写作，再加上她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直白不矫情的行文，故而更具真情和世界共性，甫问世即引起轰动。要说伤痕文学的经典，笔者首推此书。
从1949年4月起直至1980年9月，郑念一家一直生活在上海，虽然她一口京片子，从不讲上海话，但她的所有亲友，喜爱她的读者包括她本人，都认定她就是一个上海人。直至去美国后，她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量了尺寸寄回上海请她相熟的上海裁缝做，再托人从上海带去。1980年她离开上海前夕，婉拒了上海博物馆收购她收藏的极其珍贵的文物的要求，而是按她“文革”前已立下的遗嘱，将文物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她的青春、她的事业、她满腔的中华热血、她对未来的殷切期望都无私地献给她生活了37年的这座城市。她为书起名《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是因为她早已认定自己的生命已与上海结成一段血缘共同体。1980年她的痛别上海，令她心中从此裂开一个很深的创口，永不会封口。她已预知不会再回来了，当时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后来是因为年事已高，经不起长途飞行的折腾。
丈夫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澳大利亚官员。后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Shell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直到1957年死于癌症。文革期间遭到迫害，导致家破人亡。独生女儿郑梅平遭红卫兵活活打死。她被抄家，不久又被关进上海第一看管所，等待审判。在名不正言不顺的监狱里，她呆了六年，经受了无数的折磨，精神的，肉体的，但是她相信自己的无辜，发愤要与关押她的人斗争到底。这六年里，她与女儿毫无联系，1972年出狱后才得知女儿早已死了。妹妹姚念贻曾任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
郑念出国以后写下了英文自传性作品“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死劫》，该书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在书中郑念记述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八十年代初出国这段时间的个人经历。从1966年上海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对她进行抄家和逮捕，她在看守所单人牢房长达六年半的拘禁过程和她由于始终不承认各种指控，坚持自己无罪，而受到的监狱当局的种种迫害和她对此进行的抗争直到出狱和1973年出狱后她得知自己的独生女儿郑梅平早已在自己入狱后不久受迫害而死，继而努力查找女儿死因的过程。
著作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其著作译为《上海生死劫》程乃珊、潘佐君译，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0月；又译《上海滩的沉浮》，春风文艺出版社，《上海生与死》，《生与死在上海》）
郑念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方耀光等译，上海百家出版社，以下简称《生死》），是中国第一部以“笔述实录”方式反思“文革”的独立回忆录，由此推动了个人回忆录出版的多米诺骨牌。出版者在封面加上“自传体小说”的字样，是一种用以自卫的符号，以便在遭到政治追查时，可用虚构性体裁的理由进行自我辩护。此类手法在上个世纪曾被广泛运用。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韦君宜，撰写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回忆录《露莎的路》，不得不饰以“小说”体裁。读者必须在阅读时进行语法转换，才能握住“小说”的真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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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书可以再买的，也就算了，可是这本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