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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鬼蛇神录》作者杨曦光

金枪鱼 (发表日期:2021-02-13 09:55:30 阅读人次:2033 回复数:16)

  口述自传:我的一生

  
整理:肖瑞 李利明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1962年)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XX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牛刀小试

  
1978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东西放在一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

  
欧美的汉学家大多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于一九六八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名牌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里,我发现过三个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有的版本中此文的作者署名“钢三一九‘夺军权’一兵”,有的署名是“省无联”。但是我碰见的几位汉学家都知道此文的作者是湖南省长沙一中的一位学生杨曦光。广州王希哲的著名大字报“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及刘国凯的文章“文化革命简析”,全都自称受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影响。这三篇文章都有英文版本。比较而言,刘国凯的文章是三篇中水平最高但知名度最低的。“中国向何处去?”是三篇文章中水平最低,但却是最早形成全国甚至世界性影响的。

  
我写此文的背景情况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就卷入了长沙一中反对工作组的活动。我的父母被当时的湖南省委批判和迫害,并由省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我也受到工作组迫害并因父母的罪名受到红卫兵歧视。我自然而然参加了反对血统论,由出身不好的同学组成的造反派,与支持当局的保守的红卫兵对抗。一九六六年底,我积极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同情和支持湖南第一个跨部门的准政党造反派组织── “湘江风雷”。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军方在保守派支持下把大多数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时,我被军方关押了一个多月。出狱後,我在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一些批判共产党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新思潮”。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中学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共产党当局表达的强烈不满,来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

  
我家里有个保姆,文革前看去似乎对我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後她参加了保姆造反派组织,宣称高干剥削了他们。我夜里与保姆深谈过几次,发现文革前市民对共产党干部的尊敬全是装出来的,大多数市民对共产党的专横早已是怀恨在心。我发觉这种社会矛盾并不能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来解释,于是决心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找答案,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与共产党干部发生激烈冲突的真正原因。

  
为此我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也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特别是调查了当时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和临时工会式组织提出经济要求的运动。我最後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纯马克思语言)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级,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主要观点。

  
当时类似的思潮在武汉、上海、山东、北京的学生中都出现了。当局一直认为支持市民造反的政策会赢得对人们的思想的控制和引导的权力。想不到长沙的一位中学生和其他学生竟想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自己找寻理论。中共的上层首脑特别是康生、毛泽东对这股造反派中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非常害怕,为此特别召开一次会议,取缔当时湖南激进造反派的联合组织“省无联”,并点明批判了杨曦光、张玉纲、周国辉等学生中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全国很多官方和当时群众组织的报纸都将“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反面教材全文刊登以供批判。这就是为什么一张最初只印了八十份,只散发了不到二十份的油印传单造成全国性影响的原因。

  
“中国向何处去?”一九六八年通过香港传到海外,美国的“新左派”十分喜欢其中的观点,于是各种英文版本的“中国向何处去?”和其他省无联的文件在美国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逃亡的“思考者”

  
一九六八年初我在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调查中国农村的社会情况,与很多农民交谈,得到很多中国农村社会情况的印象。这次旅行的动机写在我的一篇油印文章《关于组织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这篇文章在当时激进的中学造反派中秘密流传,影响了很多学生。在这篇文章中,我主张重新组织政党萌芽式的马列主义小组,独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用新的理论来解释文化革命中暴发的社会冲突。我认为官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已不能解释文革中市民阶层与共产党干部的激烈冲突。

  
下乡之前我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同时主张坐下来学习,调查社会,重新思考种种社会政治问题。所以我当时被中学的造反派称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个勤于思考,不长于行动的人。我的观点影响了不少长沙的学生,使他们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官方意识形态,试图自己独立地研究马列主义,调查中国社会,得出自己的看法。那次下乡调查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已不慎外传到与激进的造反派对立的“正统的造反派”手中去了,长沙已有风声,当局要批判和迫害此文的作者。于是我一方面下乡躲避迫害,一边进行社会调查。

  
那次调查给了我很多新鲜和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发现,中国农民对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抱着相当普遍的敌视态度。湘乡的一位老贫农向我诉说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中,农民遭受的他们记忆中最痛苦的磨难。他津津乐道地回忆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时代农民的生活。他特别喜欢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货币地税,“一亩地一年交一元光洋的税,然後什么也不用交了。”他告诉我在共产党的交公粮制度下(实物地税),统购统销加公粮实际上拿走了农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收获。特别是一九五九年,由于干部放卫星(虚报产量),名义上公粮比例上升到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实际上所有收获交了公粮还不够。“这都是‘毛家大爹’作孽呀!”他无可奈何地表达他的愤恨,他说的“毛家大爹”是指当时的“红太阳”毛泽东。

  
这次旅行使我发觉看似垄断了整个社会舆论的官方意识形态,原来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农民中几乎没有市场。农民们不喜欢共产党,他们把共产党当成一种别无选择的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我想起一位同学对我提倡独立思考搞社会调查的评论,“杨曦光,我们这样独立思考和进行社会调查的最後结论可能是证明刘少奇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及右派的观点是对的。”我的回答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头脑里首先要没有任何权威才能发现真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使我真的不再是个“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学生,我的反体制倾向越来越强。

  
我带着对这个社会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新印象回到长沙时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一进入市区,我就听到高音喇叭在用一种严肃的声调广播“中央首长一?二四指示”。我开始还以为是某个单位的特别新闻,但走了一段路,听到所有单位的高音喇叭都在广播同样的内容,并且时不时地有口号“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省无联”。省无联是当时在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没有代表职位的激进的造反派的联合组织,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发觉事情不妙,不敢再往城里走。我找到一间大学,借用一间办公室的电话,与我的朋友联系。天黑後,他来到我们约定的地点,他给我带来了一件皮大衣,一顶大棉帽,一个大口罩,一付平光眼镜,帮助我化装。他告诉我中共的领导人康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一月二十四日接见湖南各派政治组织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批判了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并且宣布我的文章“实质是极右的”,我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後面有黑手。 从这天以後我就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我白天在家里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大口罩、大帽子、穿着一件大衣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由于长沙市民对省无联的同情,我在长沙近一个月,一直很安全。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估计半年後,文化革命可能会波动回来,那时候省无联也许会平反。因为一九六七年初(一年前)“湘江风雷”也曾被中共中央打成“反革命”,而半年後,毛泽东却支持这个造反派的准政党组织平反翻案。于是我决定离开湖南几个月。我认为离开湖南,外省人对省无联不够了解,我也许更安全。但与我估计的正好相反,由于外省人不了解省无联,他们只相信中央政府镇压省无联的命令,再没有人极力窝藏我。于是我很快在武汉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把我押回湖南。

  
在左家塘看守所

  
我被戴着手铐运上火车,一到长沙,一辆吉普车正等在车站,两位全副武装的士兵象押送要犯一样坐在我的两旁。上汽车後我被用毛巾蒙上了眼睛,使我无法判断自己被押往哪里。我被解开蒙眼睛的毛巾时已是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屋内。押送我的人向另一位陌生人交代“这就是杨曦光”。我面前是一个表情严肃但气质厚道的五十岁左右的狱吏。他穿着已褪色的绿色上衣,蓝色裤子的制服。他叫押送我的人给我松了手铐,让我坐在一条长椅子上。他自己坐在一张小桌子後,开始向我提问题。他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单位。最後问我“你犯了什么事?”我相当生硬地回答“我没犯什么事。”但他却在一个表格的“案由”一栏写上“省无联坏头头”。

  
接着他要求我把随身带的东西都交出来,我把衣裤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桌上。他问“你有手表吗?”我又把手表取下来。他把我的现金、手表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写上我的名字和一个番号,然後告诉我,我的代号(这个代号以後从来没用过,所以我根本不记得它)。他的语气听来一点也不刺耳,“这些金钱和贵重物品不允许带进‘号子’,由‘干部’代为保管,你出去时我们再退给你。”我後来才知道“号子”是看守所的监房,而“干部”是要求人犯称呼他们的头衔。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不象押送我的人那样把我视为敌人。“这是公安机关的看守所,订有监规,你要好好遵守,不要在号子里与其他人犯互通案情,不要用外语交谈,不要在号子里打扑克、下象棋和打闹,这是个池浅王八多,庙小妖风大的地方,象一个大染缸,说不定白的进来,黑的出去。”“人犯”一词在我听来很别扭,後来才知道,人犯是处于“预审”阶段,还未最後定罪的人,有别于“犯人”。文革中人犯与犯人的待遇早已没有区别,但这位老狱吏慎重其事地称“人犯”大概显示了他对司法秩序的尊重。

  
很多天後我才知道他姓刘,是这个看守所的所长。他把我带出这间房子,我看到一张大铁门,门上有个小木门。刘所长将我引进这个小木门,门又厚又沉,上面有个拳头大的小圆窗。窗上有个木盖,可以从外面由人开关。一位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号子前的走廊里巡逻,他不时打开小圆窗的盖子,察视号子内的情形,然後再将盖子用一个铁钩关死。每个号子门的两边有两个比一个人还高的窄窗,窗上是二指粗的铁栏。我走进大院时马上有人蹲在或站在二层床的上铺上从铁窗张望我这新来的“客人”。我当时的感觉就象走进动物园时看到铁栏後的动物都站起来一样。 我被带到一个门上写着九号的号子前,狱吏打开一把又大又重的锁,我走进了九号监房。一股浓烈的气味扑鼻而来,夹杂着陈年棉絮,人身上的怪味和各种人体排泄物的味道。这是一间大约六米长三米宽的房间,除了一个小角落外,全被六张双层床挤满了。

  
我站在号子中间,号子里很拥挤,十二个铺位上大多数每个都有两个人。大家用陌生、探究和防备的目光看着我。一个头发略见稀疏的、剑眉、小白脸的年轻人摸着自己的下巴,在地上踱着来回。他问:“你叫什么名字?”“杨曦光。”有人从床上跳下来:“你就是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曦光?”“当然是,还有谁用这个古怪难认的‘曦’字做名字”,一个瘦小的二流子样的人代我回答。号子里的不少人的脸色渐渐消除了戒备和陌生感。最初问我的那位小白脸(後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肖福祥)却仍旧是一副不无讥讽的脸色。这时坐在靠後窗的上铺的一个年轻人邀请我:“和我睡一个铺吧,已经没有空铺了。”他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工作服,上面已有不少补巴。他的脸色和身上给人一种清新、健康、没有任何怪气味的感觉。我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他的邀请。这位小青年神情庄重,不象其他人那样对我的名字故作惊讶之感。从他脸上看不出他对“杨曦光”这个代表某种偏激的政治倾向的名字的好恶。後来我才知道这位叫毛火兵的青年学徒工是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中一个最极端的组织“红色怒火”的成员。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左家塘”看守所,它因大门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由长沙市公安局直接管辖,长沙市最大的关押未定罪的人犯的看守所之一。它位于长沙市东南郊区东塘广场附近。我坐牢之前,从来未想到那个地区有这样一个关着这数百人的地方。

  
铁窗生涯

  
第二天我醒来时不敢相信自己是关在一个动物园笼子式的地方。完全清醒後,我确认了这一点,心中马上被一种沉重的感觉所压迫。向往一般人行动自由的感觉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每天早上醒来时那种心上压着石板一样的感觉越来越令人痛苦,这种痛苦一直到四五个月後才慢慢稳定下来。但犯人被叫去审讯时,开门的铁锁声使人重新意识到铁笼的存在,使心里痛苦不已。但被关久了,牢房的寂静也使人感到悲凉,开门的铁锁声这时又会使人兴奋不已,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中有人可以离开这个笼子出去走一走。

  
两个星期後,饥饿渐渐代替自由成为我的最大问题。号子里每天吃三餐,一餐三两米饭、每月吃一顿肉,平时是数量不多,很少油水的蔬菜。每顿饭由已判刑的劳改犯人从伙房送到号子门口。饭是用铝钵子蒸好,三两一钵,用一辆板车拖来的。菜盛在水桶式的桶里,由他们挑到号子门口。文革前,当局允许家属给犯人送食物,文革以来,食物被禁止送入,而每餐这点饭菜还不够维持人所需要的起码热量。所以大多数人会常常感到饥饿造成的头晕、心慌。除了增加睡眠外,犯人常用“精神会餐”的办法来解馋。

  
一些熟悉长沙的各种饭店的人会回忆“杨裕兴”面馆有名的三鲜面,牛肉面;“奇珍阁”的烤鸭;“德园”的包子;“和济”的米粉;“火宫殿”的臭豆腐。我这才记起长沙有那么多好吃的食物。有的人会仔细叙说怎样做虎皮肘子可做出焦黄的肘子皮,怎样用猪肉皮炸出假鱼肚。这种精神会餐常常会使人越听越馋,越听越饿,最後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决心,那就是一出看守所,第一件大事是遍尝所有这些好吃的东西。

  
九号里各人有各人排遣的办法。一位姓文的中年政治犯从头到尾默写“唐诗三百首”。那时社会上已买不到这类书籍,它们都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素”。一位姓唐的年老的文质彬彬的“历史反革命”犯(过去是国民党的官员)在默写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范仲淹的赋“岳阳楼记”。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有人讲故事、笑话或猜谜语。一位叫文少甫的技校生(也是位政治犯)最喜欢与我玩智力游戏,他记得不少数学游戏和中学数学竞赛中的难题,我俩经常成天沉浸在这些游戏中。大家有时会为一些知识或新闻争吵起来。有一次为了搞清从中国向东飞经过更日线时日历是要减少或是增加一天,全九号的人差不多都卷入了争论;有一次为了四季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大家也争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有的人会讲笑话,有的人喜欢猜谜语,还有的人喜欢对对联。最热闹的游戏是年轻人象小孩子一样捉迷藏。他们跑得比小孩子快,上铺下铺上窜下跳,把九号搞得天翻地覆。

  
当然女人始终是这群男人的一个话题,有人津津有味地回忆自己第一次性经验,有人知道女人的长相、皮肤色泽、气质和性欲特征的关系,也有人能把女性阴部特征归纳出几类来。最开始,我连听到大家讨论女孩子的衣着都会产生反感,听到人们讲到性,脸会发烧。但渐渐地我开始“久闻不知其臭”,甚至为自己没有性经验而害羞。

  
从进九号开始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我在九号住了将近两年,直到一九六九年底我被逮捕和判刑。

  
选自《中国之春》第九十一期(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号)

  
圣人君子

  
革命总是把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颠倒过来,这本是人们发明革命的目的。共产党的革命,不管是一九四九年的革命还是文化革命,都使社会的大量精华成了政治犯。一九六零年代末的左家塘就是这样一个精华(政治犯)和渣滓(普通犯)混合的地方。来自一个我认为是对社会负责任的家庭,我刚进看守所时曾期望政治犯(通常被称为反革命犯)的道德品质会比刑事犯好得多。但事实上却不一定。九号的人们生活在一种物质极端缺乏的环境中,社会下层的普通犯人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象向土匪一样,他们知道怎样依靠直接的互助生存。而象卢瞎子之类的政治犯多半来自社会的中上层,他们习惯于独立的生活。他们很少与他人分享自己的食物及其它稀缺物质。可能是因为我还年轻,我在左家塘却慢慢习惯了下层社会中那种“同甘共苦”的文化,虽然我明白这种文化按照精英社会的道德标准而言是不正常的。大概是因为这种上层社会的道德准则与下层社会的道德准则的差别,在罗钢一类扒手看来,政治犯中的“怪味码子”实在不多。但李安祥和陈老师却是两个例外。

  
虽然大家都叫他李牧师,李安祥并不是牧师。但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三十岁年纪,信了二十年教。他过去去的教堂是北区的一个天主教堂,现在已成了长沙市立第二医院。我小时候曾去那个医院看过病。有次我在那里看病时看到一个图片宣传栏,这个宣传栏宣称北区的天主教堂和附属的医院是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据点,一九五四年肃反运动中,神父被逮捕入狱,其中美国神父后来被驱逐出境,而中国神父一直被关押着。教会的医院被收归国有,成了市立第二医院。 李安祥自幼随其母亲去那个教堂,教堂被封闭后,他就在自己家里供奉上帝,每到周末还到亲戚朋友或邻居家去“传播上帝的声音”。文革时的中国,信教的人就象妖怪一样稀少。公开的教徒自然成了稀世珍物。我自己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信教的,而李安祥成了我认识的第一位“上帝的使者”。

  
我第一次看到他早上做祷告时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左家塘有很多“疯子”,九号隔壁的十号狱中就关着两个疯子。徐络腮说他们是装疯卖傻的反革命。如果他们真是装疯卖傻的话,他们装得非常象。我可以时常听到他们吵闹和杀猪般的尖叫声。由于反革命分子中有不少“疯子”,我看到李安祥跪在他床边的铁栏杆旁祈祷时,一点也没怀疑他又是一个疯子。

  
吃饭前在胸前划十字,早晚做祷告,那时在我看来非常荒诞的行为,但我不久就发现李安祥一点也不疯。他每天都争着做倒便桶,打水的脏活、重活。有天他一个人细细摸摸准备了一大把抹布,然后走到每个围在地中木桶边打牌的人身边,请他们坐在床上去。他在对一个靠近我的打牌的人说话时,我隐约听见他说“今天是洗地的日子。”罗钢轻声对我说,李安祥每个星期要抹一次地板。我走过去问他:“我帮你的忙?”他和蔼地说:“你们都坐到床上去,我一个人就够了,有上帝助我。”我坐到床上后,罗钢小声说,“他是信教的,每次有人要帮忙,劝他别对自己太苛刻,他总是说‘上帝要我来吃尽人间苦,拯救我的灵魂。’”

  
牢房的地是用三合土(沙、泥、石灰)做成的,洗起来很不方便。李安祥先用水冲一遍,然后用抹布一点点把水吸起来拧在空便桶里。然后再用干净水冲,再用抹布吸干,把脏水拧在马桶里。他这样重复三遍后,黑糊糊的地就变成红亮干躁的地了。李安祥蹲在地上干一两小时后,整个房子里似乎都亮了很多,空气也好了一些。当时的中国,大家对环境都没有高要求,李安祥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保持着对尽善尽美的追求的人。我虽然对宗教还没有敬意,但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上帝的影响。

  
抱着对宗教的好奇,我开始与李安祥攀谈。“你是什么案子进来的?”我坐在他床上看他正在为罗钢补衣服。

  
他瘦瘦的脸上露出微笑,很高兴有这样的问题来打扰他。“上帝派白马将军下凡让我贴一张大字报,告诉众人,文化革命象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样,将来会在历史上遗臭万年。”

  
“上帝怎么对中国的儒学这么好感呢?他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吗?”我好生奇怪,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上帝怎么会连在一起呢?

  
“当然,当然,我父亲告诉我,最早来中国传播上帝福音的西方人,都学习儒学。有的对孔夫子的学问非常崇拜。孔夫子历来是包容并蓄,‘仁者爱人’,跟上帝的仁爱是一脉相通的”。

  
渐渐地我知道李安祥有个幸福的家,一个可爱的女儿。他是长沙汽车电气厂的车工,只是因为贴了一张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就被抓进了监狱。

  
为了帮助缺少衣物的同伴,李安祥发明了一种原始的纺纱机,这是用一块小木板垂直钉着的木棍做成。李安祥从不要的旧棉被中捻出一根纱,然后缠在小木棍上并固定在木棍的顶端。纺纱时右手抓住一团棉花,把它与棍上的纱捻在一块。李安祥用左手转动木棍,然后放手让木棍旋转,右手同时慢慢从棉团捻出纱来,于是纱在木棍旋转的带动下,越捻越长。到了近一人长时,将木棍顶端的纱结揭开,把纺好的纱缠在木棍上,然后再结上,继续纺。这样积累很多天,可以纺出很多“绽”纱。李安祥把这些纱搓成绳子,再用绳子织成一块块大毛巾,可以用来缝成衣服。李安祥用这种办法做成第一条毯子后,大家都纷纷模仿他纺纱织巾。李安祥离开九号后,这种纺纱织巾还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一个早春的日子,一大早李安祥做过祷告后,告诉我们,“昨晚上帝又派白马将军下凡,他告诉我上帝要遣我去最艰苦的地方,真正尝遍人间的艰苦,以救众生。”稍停片刻,他象是要去迎接神圣的使命一样,“白马将军告诉我,‘这一去就是十数年,你要担当得起重任’。”

  
罗钢挖苦道:“白马将军是西式打扮还是关公式的打扮?”

  
李安祥一点也不在意罗钢语气中的讥笑。他认真地解释道,“白马将军白盔、白甲、骑白马,手持上帝的谕诣,来无踪,去无影,是上帝亲自所派。”

  
几天后李安祥果然被宣判十年劳改徒刑。临离开九号那天,他打点好行装,站在门外面向九号的朋友们闭目划过十字,口中念道,“此行一定不负上帝的期望,我当尽心尝遍人间艰辛,以我血肉之躯赎罪。”站在他身后的干部大声喝道,“还在这里搞迷信宣传,赶快给我背起行李滚。”

  
自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李安祥的消息。

  
陈老师名叫陈光第,他是另一类“道德君子”。他不信神,但却看重精神和道德。虽然我在左家塘前不认识他,但因他与我同案,省无联案子,我对他就特别关注。陈老师住在四号,与我隔着四个号子。但是通过进进出出的人犯,全左家塘的人都知道陈老师是位令人尊敬的君子。不论是政治犯,扒手,还是管犯人的干部,都非常尊敬他。

  
我对陈老师的政治观点一直不清楚,直到一次涉及他的提讯。那天两位自称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的人提讯我。人民保卫组简称“人保组”,是文革中由康生负责组织的政治警察,有点象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后的“契卡”,其主要任务是迫害当局的政敌。我的案子就是由省革委会人保组的省无联专案组中的杨曦光专案小组处理。但那天来提讯的两个人我从未见过,显然与我的案件没有关系。

  
审讯室是看守所旁边的一排平房。每间房间里有一张简陋的桌子,桌子旁边有几张供审讯人员坐的椅子。桌子对面有一张没有靠背的条凳,给人犯坐。审讯者从不通报姓名,单位,使被审讯者很久都不知道在与谁打交道。

  
他们一人问话,一人记录,首先问过我的名字,年龄,被拘留前所在的单位。发问的是位脸色枯黄,看似十分老练面善的人。他从公文夹中取出一件油印的文件,看我一眼,然后盯着文件用训话的口气说,“你大概已知道康生同志(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省无联的指示。今天我再给你念一遍,你要按照这个指示交代问题。康生同志在‘一、二四’(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你要按这个指示精神回答我们的问题。”

  
接着他开始问我,“中国向何处去”一文是怎样写成的,这篇文章写作过程中有谁参予过讨论,提供过意见,我写这篇文章受过谁的思想影响。于是我重复了我讲过不知多少遍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告诉他们没有任何其他人插手过这篇文章的写作。

  
审讯者突然猛击桌面,吼道,“你不老实,你不承认有黑手操纵你?!”我以沉默回答,心中想,“我母亲就是被你们说成是操纵我写‘中国向何处去’的黑手而被逼自杀的,我还没找你们算帐呢,你们反来找我了!”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

  
长时间沉默后,审讯者又转用缓和的口气问道:

  
“你认不认识河南大学的老师?”

  
“不认识。”

  
“你认不认识湖大数学系的教师?”

  
“不认识。”

  
我这时知道他们在问陈老师,但我已有一些对付他们的经验,对他们能说不的就尽量说不,一说是,就会有数不尽的罗嗦和麻烦。我是到左家塘以后才知道陈老师的,以前我的确不知道他,现在自然不必提我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人。

  
接着又是拍桌子:“不老实,你不知道与高校风雷混在一起的陈光第?”稍停片刻,“你和周国辉关系那么密切,你认识洪兰,怎么能不知道陈光第,他们是经常在一起的。”

  
我仍沉默,等着他们慢慢把他们的目的和他们希望我提供的信息讲出来。这样拍过几回桌子后,我终于明白,陈老师是因为康生一句揪黑手的指示而被怀疑为暗中支持了持反对当局激进观点的大学生组织高校风雷。从他们的语气,陈老师可能是相当重要的黑手。

  
我好不容易等到黄脸审讯者转变了题目。“你认不认识一个断了右手的人?”

  
“不认识。”

  
“杨曦光,你今天是要抗拒到底吗?”又是声色俱厉。

  
我反问他,“谁是这位断手人?”

  
较年轻的记录员提醒我,“你不认识刘凤祥?被人称为‘舵手’,极会写文章的。”

  
黄脸又厉声道,“没有刘凤祥,你能写出‘中国向何处去’?”

  
他们又这样盘问了好多遍,从他们的口气中,我听出刘凤祥是一个比陈老师更神奇、危险和重要的政治人物。我心中有种被人小看的不舒服,难道“中国向何处去?”一定要有这位断手的刘凤祥才写得出来?但我心底里对这个神秘的“舵手”产生了好奇。

  
回到九号,我通过八号、七号、六号、五号将提讯的消息传给了陈老师。我对他有特别的好感,因为一个从四号转到九号来的扒手告诉我陈老师每天还在钻研英文和数学。当时左家塘里学问和陈老师一样高的人不少,但只有他还在钻研学问。他有四卷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每天都在用英文朗读毛选,他还在钻研他的本行数学。这位扒手告诉我陈老师还有三卷《资本论》。我曾经几次要妹妹送《资本论》给我,都没成功。看守所当局拒绝接收《资本论》,理由是省无联的头头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所以不能让他们看见马克思的书,“读毛主席著作就够了!”妹妹的明信片上复述当局的话道。

  
我通过左家塘复杂的“电话系统”向陈老师借《资本论》,不久,三卷《资本论》就通过送饭的犯人之手转来了九号,因此我有机会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卢瞎子也有机会细读第三卷中他感兴趣的那些劳资法律纠纷的案例。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比起毛主席著作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论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毫无道理,它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揉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陈老师借给我的资本论后来一直跟着我到了劳改队。

  
一九六九年秋天,毛泽东视察湖南时对省无联问题作了指示。我于十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由省革委会人保组省无联专案组向我和其他省无联案子的人犯宣布的逮捕令。我正在纳闷这一发展有什么政治背景时,收到大妹妹杨晖一张宝贵的明信片。明信片说:“毛主席视察湖南时宣判了省无联的死刑,他看来已读过‘中国向何处去’,他指出‘省无联的群众是好的,其头头思想是反动的’。”

  
不久我们就被判处了徒刑。其中最重的是省无联下属的一个工人组织,湘江风雷金猴战团的头头陈本望。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是反革命杀人犯,被指控为指使下属杀死了一位公检法的干部。其他人判了五年到二十年的徒刑,我被判刑十年。

  
判刑前我们被转到二十三号,在那里等候被集中押送到劳改农场或监狱去。那是个阴冷的冬天,对我们这些造反派来说,也是毛泽东最后下决心与保守派周恩来联合起来镇压所有造反派的时候。左家塘的有线广播经常广播中共中央的布告,这些布告都是以与苏联发生边界冲突为理由,命令所有造反派的政治组织解散。否则就当作反革命组织加以镇压。我当时感觉毛泽东利用造反派的准政党组织反对共产党官僚的这出戏已经结束,我已丢掉了对毛泽东的任何幻想。

  
陈老师也到了二十三号。他的处罚相对于我和其他人而言是轻的。他被判五年强制劳动改造,简称“强劳”。强劳比劳教(劳动教养)处罚重,但比劳改(劳动改造)处罚要轻。

  
陈老师三十岁左右,戴付度数不深的眼镜。他的眼睛很大,清秀的面目,是那种中国人所说的“小白脸”。他看去非常善良和极具同情心,说话细声细气,温和而谦恭。但我们相处久了,我才发现他的内心比他的外表强硬得多。他对现政权极端不满,特别喜欢用他在大学里教学的经验去批判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

  
那时所有官方的宣传工具都在批判“智育第一,专家路线,白专道路”,要求知识分子参加劳动,向工农学习。大多数人都只能接受这些东西,不敢批评,甚至不敢怀疑。而陈老师在二十三号每天都要向我发表他对这些官方宣传的批评。

  
“现在拼命强调实践,把基础训练看成没用的,这怎么能培养出好学生呢?”他的普通话江浙口音很重,讲话不动情绪,但看得出来他是那种动脑筋的人,对任何事都有自己的看法,绝不会轻信官方的宣传。“知识积累的窍门就在于专业化,专业化才能提高效率,所以我只数数学,不数物理和中文。毛主席要学生要同时学工、学农、学军、学商,反对专业化,这不是要退到原始社会去吗?”

  
慢慢我了解到陈老师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右的,他反对当时毛泽东对文化教育的一切思想和政策。但他却支持他的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他自称他的思想倾向是造反派的。

  
我有天好奇地问他,“你的判决书上说你是操纵省无联的黑手,他们抓到什么证据没有?”

  
“你知道,高校风雷是湘江风雷的成员组织,我与高校风雷中的我很多学生关系很好。但我从未正式参加过任何组织。我被抓只是因为我姓陈,正好与康生说的陈老师相合。当时我认为自己并没有做任何不合法的事,就向审讯我的干部坦白地讲了我的许多观点。我告诉他们我反对文革中很多对教育和文化的政策。我曾经告诉我的学生,他们是造反派──你们应该造当局的反,来争取推行更理性的政策,但现在并不是造反派的最好时机。最后当权派总会在这次文革中把你们镇压下去。你们应该积蓄力量,准备在下次文化革命时进行成功的造反,把这些不合理的政策改变。谁知道,我自己告诉审讯员的这些话却成了我判刑的根据。他们说我是‘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企图在下次文化革命中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陈老师说完,苦笑了一下,似乎在说“我把当局想得太好了。”

  
几天后,我才从周国辉那里知道,陈老师被判刑前还是共产党员,湖南大学的“模范教师”,在数学研究方面很有成就。这可能是陈老师把当局想象得太好的原因。陈老师后来后悔地对我说“如果我不告诉审讯员我的观点,他们没有任何判我五年强牢的证据。”

  
但是陈老师对自己的安危并不是最关心的。他仍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他告诉我,要改变这个非理性的政权,我们一是需要理论,二是需要组织。我看着他眼睛中闪烁着的光彩,知道他并没有放弃等待下一次机会改变中国的非理性的政治的希望。

  
陈老师在二十三号还在读英文和钻研他的数学。我告诉他我已下决心在两年内学完大学微积分的课程,请他介绍一些最好的微积分教材。他向我推荐了樊映川编写的《数学分析》。

  
正如人们传说的一样,陈老师是位非常贤良的人。他每天清晨起来洗冷水澡,然后打扫号子里的地板。端饭端水等工作,他都争着干。他在坐牢后还练出缝补衣服的本事,谁的衣服破了,他都帮着缝补。看着他善意的微笑,我在问自己“共产党为什么连这样一位善良的文弱书生都不肯放过。”

  
一个月后,陈老师被押送到长沙河西郊区的一个新生水泥厂去了。据一位叫刘乐扬的一九五七年被判刑为坏分子的人说,新生水泥厂是个强劳单位,专门生产石灰石和水泥。刘乐扬因政治问题被判为坏分子后曾在那里劳教。他在文革中支持省无联,又被当成黑手判了刑。

  
我一直再没听到陈老师的消息,直到一九七八年我刑满回到长沙碰到章雨刚时才知道他以后的事。章雨刚也因省无联案件被判刑。他文革前夕在社教运动中被省委驻大学的工作组划为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内控右派”。文革中这些“内控右派学生”参加了造反派,并从党委的档案中抄出了这些划内控右派的黑材料,把它们当众烧毁了。章雨刚因参加省无联被判刑的判决书上,“烧毁文革前的内控右派材料”是一条主要“反革命罪”。

  
章雨刚刑满后在长沙五一路新华书店的外文部碰到过陈老师,那时陈老师已刑满,湖南大学不准他回大学,他被强迫在新生水泥厂就业,当一名看门人。他每个星期天都来五一路新华书店外文部看一些最新的英文数学期刊和著作。陈老师告诉章雨刚,他正在译一本英文数学教科书,并且开始写一本数学著作。

  
但是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后,陈老师却突然失踪了。章雨刚向五一路新华书店外文部的店员打听过陈老师的下落,那里的店员都知道陈老师,因为陈老师以前每周都按时来外文部,风雨无阻。但自从四人帮垮台后,陈老师就再也没来过新华书店了。一直到七八年,一位新生水泥厂的政治犯出狱后,人们才从他嘴里知道陈老师从新生水泥厂失踪的背景。四人帮倒台前,陈老师曾告诉过这个政治犯,他预见毛泽东一死,江青等激进派会与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官僚发生冲突。如果激进派成功,中国可能有机会彻底改变共产党制度,甚至暴发革命。如果共产党里的保守派占上风,中国又会回到苏联体制,长时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机会。

  
根据这个消息,我和章雨刚判断,陈老师可能一直将彻底改变共产党制度的希望寄托在江青这些激进派身上,江青一倒,他认为中国大变没有希望了,于是逃出新生水泥厂,企图越境出国或是在社会上流浪。在这个过程中他遭到不测而不幸身亡。否则在一九七八年的形势下他应该会回来的。一九七八年冬天,我和章雨刚去湖南大学参加校方给陈老师举行的平反大会时碰到了陈老师的妹妹。这是位漂亮端庄的少妇。她长得很象他哥哥。她仔细地向我们叙述她幼年时心目中的哥哥。她说她之所以选择数学专业,成了上海一所大学的数学教师,完全是受了哥哥的影响。哥哥是位坚韧不拔的人。五十年代初他得过肺结核,有三分之一的肺在手术中被切除,但他在重病中仍然在学习。病好后马上考上了复旦大学数学系。他始终是妹妹最崇敬的人。这位妹妹按照我们的线索又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陈老师的踪影以及他的数学手稿。但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我离开中国,没有人知道陈老师的下落。他的失踪就象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样神秘莫测。也许人们永远不会确切地知道他最后的故事,就象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那个时代的很多秘密一样。

  




 回复[1]:  金枪鱼 (2021-02-13 10:02:44)  
 
  粟异邦

  
我认识两个粟异邦,他们的名字完全一样。一个粟异邦是我在长沙一中的同学,他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怪人。由于我与他一样是喜欢异端邪说的人,所以我一直对他十分关切。有天我在寝室的走廊上碰到他,他正长跑完去洗澡。我问他为什么天天花那么多时间锻炼身体,他回答说“我们这代人至少会有十年的大难,我这是早作准备。”我写“中国向何处去”前的两个月,他写了一张“打倒林彪”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直接点名攻击林彪、江青、陈伯达。自然,他很快被关到了左家塘。我进左家塘时,他正好被叛十年徒刑离开了左家塘,他的罪名是恶毒攻击林付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我一直不能忘记他那瘦削高挑的身影。他总是在想问题,在学校时,常有同学围着他与他辩论。他回答别人问题时总是使人觉得高深莫测。有次一群学生围住他,他们知道他对江青持批判的态度,故意问他:“江青是什么人?”他会说:“吕太后!”知道吕太后的人马上会叫“不准攻击江青同志!”他马上又会说:“江青是毛主席的爱人。”

  
十年后,我又碰到了这个在我印象中十分机智、很有思想的同学。那时我已从劳改队回到长沙。他母亲带着他来看我。那时的粟异邦已变得眼神呆滞,说话牛头不对马嘴。他妈妈说:“这孩子在劳改队被干部打坏了神经系统。”粟异邦在旁插话道:“干部对我真好,看我伤了,不再要我出工。”他说话时,眼睛直朝上翻。他妈妈难过地看他一眼,告诉我,“他现在没有正式工作,在城建局做临时工,种树植草。他的罪名现在已不成立了,但一个好端端的人完全给毁掉了。”她忍不住取出手绢,擦着红了的眼角。

  
我看着这个已失去灵魂的粟异邦,不但想起十年前那个聪明敏感的粟异邦,另一个血肉模糊的粟异邦也浮现在我眼前。

  
那个粟异邦是我在九号的邻居。他住在八号。我刚进九号时,他就敲墙壁叫杨曦光。我靠到前窗去接他的“电话”。“杨曦光,你好!我叫粟异邦,久闻你的大名,对你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非常景仰!”“谢谢你!”我一点都不了解他,只好客气地谢谢他的夸奖。

  
我们号子里有个粟异邦的同案犯,我和粟异邦“通电话”时,他站在我身后。那天晚上他和我谈起粟异邦的案子。粟异邦的父亲是国民党时代的高官,一九四九年镇反运动中被共产党杀害。听到粟异邦的身世,我想起一九五四年时我家曾住过的一所前国民党官员的公馆。那个公馆前院后院占地共约两三百平方米。进大门有个花园,前厅是个很大的舞厅式的房间,灯都是藏在天花板下墙上的暗道中。我后来从来没见过共产党新修的高干楼房有那么奢华的。我可以想象粟异邦幼年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多么优裕的环境中。

  
粟异邦自然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初中毕业的五十年代虽然入学不大看阶级成分,但是属于四类人的子女是不能进大学的。这四类人是被共产党杀掉的,被共产党关押的,被共产党管制的,及逃亡海外的国民党人士,简称“杀、关、管、逃”。所以粟异邦念完初中就进工厂当了学徒工。他人很聪明,一年多就掌握了他应该在三年内掌握的车工技术。但按当时的制度,所有学徒工三年以后才出师。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他提了一条意见,认为学徒期限应该灵活规定,只要达到了出师的条件,应该允许不到三年就出师。反右派运动中,他这条意见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罪名,他被打成坏分子,送农场劳动教养。他到农场后不久就来了三年苦日子(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整个中国饥民遍野。粟异邦和他在劳教农场的几位朋友经常在一起秘密集会,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叫“民主党”。这个组织在文化革命前夕被共产党破获,粟异邦和他的三个朋友进了左家塘。

  
我还没有完全听完粟异邦的故事,“民主党”一案就被判决了。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左家塘的牢门锁大响,我们都扒在窗前观看动静。七八名公安局军管会的军人和荷枪的士兵打开了八号的号子门,一个军官凶狠地大声喊道“粟异邦!”整个左家塘那时静得掉根针在地上都听得到,所有号子前窗上都趴满了人。粟异邦被军人带到两排号子之间靠西边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个穿军官服的人拿出一迭文件放在桌上,他从中取出一件,大声向粟异邦道:“反革命分子粟异邦,我今天代表长沙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布对你的判决。”我们不是离办公室最近的号子,但也大致能听清判决书的声音。

  
“反革命组织首犯粟异邦,其父被我人民政府镇压,本人一九五七年因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劳动教养。粟异邦对我党和人民刻骨仇恨,在劳教期间,组织反革命组织‘民主党’,自任首领,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安六条,对反革命组织首犯粟异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稍停,他厉声道:“粟异邦,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粟异邦的回答使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我反共产党,却不反人民,反共产党是为了人民,人民反对你们!”

  
“闭住你的狗嘴,上死镣!”办公室传来叮叮当当的铁镣声。接着是锤子钉铆钉的声音,声音是如此清脆,深重,划破寂静的夜空,惊心动魄。

  
粟异邦从办公室出来时步履艰难,手上戴着铐子,脚上戴着沉重的死镣,我们看不清他的脸色,但刚才他那镇静的声音使我可以想象出他的脸色。罗钢在我耳边轻声说:“这该死的脚镣不到执行死刑上死绑时不会取掉。”我没想到这死镣套在粟异邦的脚上竟有一年多。

  
我在九号还听到过两次类似的死刑判决,被判处死刑的都是反革命组织首犯。似乎只有死刑判决才在监房内宣判,其它判决都是在监房外的预审室宣布。这些宣判中,粟异邦的表现是非常特别的。另外那两个中,一个一直在大叫大嚷否认有个反革命组织,另一个则否认自己是另一个地下政治组织的头头。粟异邦是我碰到的第一位在死刑判决面前不作自我辩护,反而进行攻击的人。

  
粟异邦离开八号的前一天夜里,又给我打了次“电话”。他的语调没有一点悲伤。“杨曦光,再见了!你要多多保重!”他没有被马上处死,而是被转到省公安厅模范监狱去了。肖福祥猜测,共产党大概要把死刑犯集中在某次政治运动中处死,以便“杀鸡给猴子看”。

  
有天我坐在前窗,忽然注意到对面号子里有人站在上铺的窗子边向我这边打“长途电话”。他在空中慢慢划着字,我留意看,他写的是“小--凯--我--是--学--孟”。学孟是我的堂兄,小凯是我的乳名,他是在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开始用“长途电话”交谈起来。他告诉我他已被判十五年徒刑,罪名是组织“大同党”。不久登有对他的判决的布告就分发到九号来了。那张布告上共有一二十个判决,他的判词是“杨犯学孟,一九六一年趁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难,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大同党’,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我专政机关破获¨¨”后来据学孟自己告诉我,没有判死刑的原因是,这个大同党一九六三年经济局势好转后就散了,也没有任何活动,直到文化革命时才被人查出来。

  
学孟的父亲是位中学数学教师。我这位叔叔有七个儿女,学孟是长子,在银行做事。学孟和我的祖父是个地主,且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来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这种儒家教育传统肯定对学孟有很深的影响,这大概是他的组织叫“大同党”的原因。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学孟是非常老实厚道的人,想不到他也有组织政党的野心。

  
一年多以后我快被判刑时,粟异邦又被转回左家塘看守所,住在与九号斜对面的一个号子里。一天,刺耳的脚镣声使所有窗口的人犯都朝粟异邦的号字看去。那是个暖和的冬日,一个左家塘放风的日子。随着脚镣的响声,一个看去象十四五岁孩子的瘦小个从号子里走出来。“粟异邦!”罗钢小声道。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这个人比我一年前看到的粟异邦矮小得多,脸象掉了一圈肉,与我知道的粟异邦很少有共同之处。要不是我早知道粟异邦在那个号子里,我绝对不会相信罗钢的判断。他的棉衣露出棉花,好象破了一样。待我仔细看后,才发觉棉衣已被剪成几块,用绳子系在身上。大概是因为手脚被铐着,棉衣不能直接穿上或脱下。他目光炯炯有神,面色苍白带暗黑色。象其它犯人一样,他在院子里来回走动了一会儿,由于戴着脚镣,他走得比别人慢得多。我发觉他的嘴在神经质似地动,他在说话,尽管我们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但他周围的人应该听得见。没有人理会他的演说。从他的视线中,我觉得他有点不同常人,他的目光没有固定的目的,思想似乎完全集中在他的言语中。但他看去绝对没有神经失常,他的目光并不呆滞,他的表情并不麻目。但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突然想起了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时传到中国来的一个词:“被迫害狂”。粟异邦并没有神经病,但也明显地不同于正常人,这大概就是所谓“被迫害狂”的状态。我文化革命前听到过很多共产党关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宣传,电影“白毛女”大概是个典型的例子。但我却亲眼看见共产党把粟异邦这样高贵的人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精灵,与白毛女的故事比起来,粟异邦的故事不知要令人心寒多少倍。

  
徐络腮站在一边监视着放风的犯人,有人在做操,有人在散步,有人在扯野草。不到放风完,徐络腮就走到粟异邦身边,恶狠狠地把他提前赶进了号子。粟异邦慢慢拖着脚镣回到号子的背影是我看到的他的最后的形象。

  
我被判刑后,被转到了集中去劳改队的犯人的二十三号。在那里我碰到了与我同一个案子判刑的宋少文,他是从粟异邦那个号子转来的。我向他问起粟异邦的情况,“这真是人间奇迹!”一提起粟异邦,他就忍不住惊叹。“他现在已经瘦得和一个十几岁小孩一样重了。所有人都嫌饭少了,他却每天把自己的饭分一半给别人。他吃得这么少,却精神十足,每天要演说几个小时,不停地骂共产党。大家都知道他是要死的人了,瘦得谁都能轻易把他举起来,没有人打断他的话,任他攻击。”“他攻击些什么呀?”我轻轻问。“说现在是法西斯暴政。听到广播里讲中苏边境冲突,就大骂共产党又在煽动战争歇斯底里。报上讲什么,他攻击什么。”他满脸不愿细说的样子,我也不好再问。他看我不再问,连忙补一句:“真是不可思议,他一定是精灵变的。”

  
我离开左家塘前不久,粟异邦就被执行了死刑,但他临死前的一些细节我是到建新农场后从一个当时在场姓杜的犯人那里才知道的。“那天真是牛上马笼── 乱了套,”他语气里和眼睛里还有一丝恐怖,“粟异邦的举动令所有人感到意外。他那天还不等宣判完毕,就在东风广场十几万人面前突然大呼‘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我们对发生的事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只见粮子们都朝他跑去。我在他的身边,渐渐看清了那场景。他被上了死绑,头很难抬起来,但是他却拼命昂起头来呼喊。这时几个粮子用枪托打他的头,他的声音还没有停止,有个粮子用枪刺朝他口里扎,顿时鲜血直喷,但他还在奋力挣扎。这时另一枝枪刺插入他的嘴中,金属在牙齿和肉中直绞的声音使我全身发麻,还不到宣判大会结束,他已死在血泊中。”

  
我觉得那天的天气特别惨黄,全身被这故事刺激得起了鸡皮疙瘩。“这成了那天长沙市民中的新闻,参加东风广场宣判大会的十几万人都知道有人喊反动口号被当兵的当场刺死。”小杜神色悲伤地结束了他的讲述。

  
一九七四年四月间,我正和其他犯人在建新农场三大队的一块旱地上劳动,天突然下起雨来。我和小杜跑到附近的一个鸡场的屋檐下躲雨。鸡棚里,一位老头子犯人正在给鸡喂食。小杜问我:“你知道这老头是什么人吗?”我摇摇头。“他是个戴反它的家伙”。戴反它是犯人中对共产党派到犯人中的特务的称呼。“粟异邦就是死在他的手上。”我大吃一惊,忙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杜小声说:“在劳教农场时,干部发现粟异邦与其他几个政治犯关系密切,就有意把他们安排到同一个小组,并让这个老家伙与他们一个组。这老家伙私下里表现得比粟异邦更‘反动’,积极参与粟异邦及他的同志们的交谈,大家都把他当成‘内河子’,鬼才晓得他是公安局派来专门戴反它的。他也是劳改犯,但干部向他保证,如果他协助破获了这个反革命组织,至少会被提前两年释放。”我可以想象以后的故事,公安局通过这个所谓特情(特别情报)人员,把粟异邦的秘密民主党的情况完全掌握了。但我还有些事不理解,“为什么这个老家伙现在还在劳改呢?”小杜笑道:“恶有恶报!他向干部汇报粟异邦等人的政治观点时讲得既具体又详细

 回复[2]:  金枪鱼 (2021-02-14 13:01:00)  
 
  余总工程师

  
一天下午,我正在地上做俯卧撑,才做到第二下,宾师傅小声说:“有人来了!”哐啷一声锁响,卢所长将一个矮矮胖胖的人关进了号。他抱着一大堆被子和行李,放在床上後又转过身敲门,原来他还有一箱书放在门外。卢所长让他把书搬进来後重重地关上了厚实的门。

  
新牢友看去很象电影中的资本家,白白胖胖的,上唇留着一撮胡子,肚子大得翘起来,走起路来象只大企鹅。但他的目光炯炯有神,样子十分精明。那时的中国,一般老百姓中很少能看见他那样的胖子,大多数人都瘦得很,尤其是在牢房里,更看不到他那样的胖子。祗有高干和有特权有地位的人才可能如此胖。我和宾师傅都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了几分敬畏。他的胖说明了他身份的不凡,他一定是那类老百姓称之为大脑壳的有地位的人。

  
他从一包行李中取出几个瓶子问我道:“我靠墙睡好不好?”意思是靠墙方便放他那些瓶子和书。他的声音听去十分温和、浑厚,地道的长沙城里话。好几天後我才知道,那些瓶子里装着他家里人送来的猪油、葡萄糖和蜂王浆。我们也知道了他的名字-—余裕一。

  
老余是那种长於言谈的人。他每天都有一些故事告诉我们。有一次,他讲了自己的一个故事。

  
“过苦日子时(老百姓都将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称为过苦日子),头发夹子,胶鞋,茶缸都买不到,买什么都要排队,一碗放了几粒米和糖精的甜开水都要卖一角五。我们虽算是高级知识分子,有高薪,但有钱买不到东西也要挨饿呀。每次发了工资,我就给我儿子和女儿一些钱,让他们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看到排队就去排上买些东西回来。他们有时买回一个茶缸,几斤水果糖。有天我儿子回来给我一叠火车票,我问他这是给谁的。他说‘好长的队呀,我排了两个小时才给我们家一人买了一张票’。我生气道‘我们又不要出差,买火车票干什么?’‘您不是说不管什么,看见长队就去排,能买多少就买多少,把手上的钱用光为止。我今天把您给我的一百元钱都用光了呀!’”

  
老余的故事还没讲完,我们都笑得前仰後合。後来我听这类笑话多了,发觉老余的笑话都是政治笑话,笑完後,听者能慢慢体会他对共产党社会的讽刺。後来我发觉,这类政治笑话不一定是真人真事,而是老余根据当时的社会现象编出来的。

  
比如他告诉我们,共产党刚接管长沙时,听说交通规则是行人,汽车全部靠右,一位高干大怒道,这怎么行,行人都靠右了,那左边谁走呢?”旁边有懂交通规则的告诉你,对面来的人靠右对我们来说就是靠左。这位“大脑壳”好不容易明白了“行人靠右”意味着两边都有人走,但还是怒气冲天,“共产党是左派,怎么能让人们全靠右走呢?不行!要改过来,行人全靠左!

  
我听了老余这些故事,一边笑一边想,他坐牢一定与讲这类政治笑话太多有关系。但是後来我才发觉,老余坐牢的原因比这复杂多了。老余告诉我,他是四十年代中在美国耶鲁大学拿的土木工程硕士。他回国时正当抗战结束,大家都想干一番大事。程潜与蒋介石竞选总统失败後,回到湖南,决心干一番大事。他成立了建设厅,从美国和国内的名牌大学罗致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准备在湖南建设公路、水利工程和工业企业。老余就是这批知识份子中的一个。

  
老余对程潜十分尊敬,他告诉我程潜回湖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三七减租,使地主收的地租从百分之五十降到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二十五。老余说,程潜比蒋介石更器重知识份子,重视建设事业。新成立的建设厅完全由留美回国的年青人掌握,程潜对他们委以重任。“那时的省政府祗有四个厅:教育厅、建设厅、警察厅、税务厅。哪象现在一百多个厅局。程潜时代的省政府的规模不到现在省政府规模的百分之一!”老余告诉我们,程潜是位有魄力的人,他要扩建和整直长沙市的马路,特别是把八角亭商业中心的麻石路都改成柏油路,这需要搬迁一些商号,触及一些商人的利益。很多受到影响的商人给程潜偷偷送去金条。程潜一律拒收,到一九四九年前终於完成了一些重要道路的整修。

  
程潜是国民党时代的最後一任湖南省主席,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兵临城下时宣布起义,帮助共产党和平夺取了湖南。他手下的建设厅和老余这批知识分子也跟着他进入了共产党省政府的“水利电力厅”。五十年代湖南的很多大型水利工程和电力工程都是由这批人设计的。文化革命中,林彪宣称“湖南和平解放不和平,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湖南有深厚的基础。”因此程潜及其部属成了文革打击的一个目标。我碰到老余前,程潜在我心目中是个老朽无能的国民党官僚。从老余那里我才知道程潜是位对地方建设极有贡献的政治家。

  
老余有很多水利工程和土木工程方面的书籍。我告诉他,我希望修完高中的数学。他很高兴,马上和我一起订了个学习计划,从对数开始,每天学两小时,直到我们分手。

  
老余很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性,记得第一堂课他给我讲的故事是工字梁的来由。他告诉我工字梁是由一个少年最先想到的。他在纸上画下一根受力的横梁,发觉一根横梁受力时,这根梁的上部被挤压,而下部受到拉力,但在中间的条线上梁不受任何力的影响。所以去掉梁的中部不会减少梁的受力能力,但却能减少梁的自重。老余强调工字粮的发明完全是一张纸,一支笔和逻辑思维的结果,後来的实验祗是验证了这个逻辑思维而已。他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他不喜欢毛泽东的“实践论”。那个时代,毛泽东的实践论是所有学生和知识分子必须遵从的哲学原则。老余告诉我,有天他在一个学校教物理课时,一位成绩极差的学生知道他不会骑自行车,站起来为难他:“你讲力矩、力臂,平衡讲得玄乎其玄,你能不能在自行车上示范一个平衡给我们看看,毛主席说的实践出真知嘛!”老余说,“我就告诉他,理论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能预见不能实践的事。比如没有人能举起地球,但我却能用杠杆原理证明,只要有足够长的力臂,任何小孩都能用一个杠杆举起地球。我也告诉他工字梁的发明过程,发明工字梁的人没有做过实验,他祗是用一支笔一张纸进行逻辑推演。”

  
老余当时还在计算各种输送液体的渠道横断面在不同经流变数下的最佳形状。那是我第一次明白微积分用来求极值在工程技术中的效用。文革中,大家都忘掉了数理化的功用,一心只考虑政治,而且所有学校都在批判文革前的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从老余的工作,我渐渐明白了数理化的巨大价值。老余经常拿出一个又大又厚的本子来看,有时还在那本子上写些东西。在我再三追问下,他告诉我,那是他文革前就开始写作的一本书,是一种固体比重仪的设计。老余在另一个号子里时完成了这本著作。老余的固体比重仪是一个形状象对数曲线的容器,其中盛着液体。人们只要将被测的固体投入这个容器,就能立刻从刻度上读出它的比重来。就象人们用液体比重仪测液体的比重一样。从老余对那本书的态度,看得出他在上面花了不少心血,并对其抱以厚望。当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统治了所有人的活动,当局的政治目标成为主宰一切日常生活琐事的准则,所以老余讲起他的业务来,总少不了涉及政治。一天他向我详细讲解“经流系数”的定义,他举例说,“全国农业的模范,大寨大队三次休坝蓄水,但每次他们都不测量周围山坡的经流系数,不计算最大经流量,结果一下大雨,坝就被山洪冲垮,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还要全国人民学习他们这种不科学的蛮干方法。”

  
我正在认真听老余的讲解,门琐大响,那响声是如此突然,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往常开门前,总有一些脚步声。一位军人大声呵斥道:“出来,快,不准拿任何东西!”两排监房间的走廊里是其它号子里的犯人,他们也被同时赶出号子。每个号子门口都是军人,走廊的一头是荷枪实弹的军人。我们站在走廊里,军人们走进号子,接着是一片噼哩啪啦的声音,原来军人在突击搜查号子。後来我才知道,每一年或两年,有一次这样的搜查,主要目的是搜查违禁物品,对政治犯主要是企图发现反对当局的文字,以作为罪证。近一个小时後,我们回到号子,号子里就象遭了一次抢劫一样,衣服被子被丢在地上,所有的角落都被搜查过,老余那些装猪油的瓶子不见了。後来我们听说一打三反运动後,六栋里加强对犯人的管理。猪油也不准家属送了。

  
“我的书呢?”一听老余的那凄惨声音,我知道一定是他那本著作不见了。老余马上开始用双拳捶门。一个军人走过来怒声喝道:“什么事?”

  
“我的一本著作手稿不见了。那是我辛辛苦苦几年来的心血呀,那是本技术书,除了水利工程专业,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呀!”

  
那军人冷笑一声:“你还想搞‘技术第一’,走‘白专道路’呀?死了这条心,老老实实改造你的反动世界观吧!你所有时间都应该学习毛主席著作,反省自己的反动思想,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对你,对社会毫无用处!”

  
他啪地一声扣上了号子门的小园孔上的木盖。宾师傅小声说:“秀才撞上兵,有理讲不清!”老余却扒在门上嚎啕大哭起来。

  
宾师傅和老余都从来不知道劳改队是什么样子,所以很喜欢听我讲在建新农场三个月的经历。我告诉他们建新农场是什么样子,多少犯人,犯人每天做什么工作,吃什么。我又告诉他们,我在劳改队碰到的不少老犯人都留恋刘少奇,文革前刘少奇当政的时代,犯人的日子好过得多。那时犯人的零用钱是二元而不是文革中的一元五角。每个大队有小卖部,犯人可以自己买东西。而现在却只能通过干部买东西,小卖部也撤销了。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老余却很不以为然,他说,“刘少奇有什么好的,一九五七年他打右派也是急先锋。根本就不懂管理国家,他居然还说机械化不适合中国的农业,但如果让私人管理,机械化一定适合中国大多数农村。”

  
我忙问他:“你一九五七年也受过波及吗?”

  
“是呀!我一九五七年被划成极右分子。原因就是我关心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在国民党开代表大会时,托我在海外的朋友发过贺电。”他告诉我,自一九五七年以後,他根本不敢向人提名台湾,一听到有人在讲与台湾和国民党有关的事,马上走开躲得远远的。

  
有天晚上老余和我讲起,他们几位从美国回来的同学,抗战胜利後一起议论时局。他们都对二次大战後共产党阵营的发展深感忧虑。“我告诉我的同学,当年如果日本人与德国人密切配合进攻苏联而不进攻中国,德国人也向东打,而不向西打,那苏联就会被消灭,整个世界就再不会受共产党威胁了!”他的口气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从他的话听得出,他是宁愿希特勒称霸世界,也不愿看到共产主义发展。老余象是自言自语地说:“几十年前,好多人都在说共产党赤祸可怕,今天看起来,实在比当年想象的还可怕!”他停一停,“哪怕按斯大林的意思,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共产党以长江为界,各治半边天下,我们也不会象今天这么惨!”

  
老余有时也学究气得有点过分。他会为“蚊子是否能闻到人肉的气味而追寻人的踪迹”而想半天。经过好多天的观察,他终於得出结论,“蚊子是能闻到人的肉香气而跟踪而至的。”当他大声将他的研究结果告诉我和宾师傅时,我们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但老余也很会讲爱情故事,

 回复[3]:  金枪鱼 (2021-02-14 14:03:06)  
 
  但老余也很会讲爱情故事,他花了三个晚上给我们讲他在北边一大号里从一个判死刑的政治犯口里听来的隔壁新生绸厂(劳改工厂)的爱情故事。

  
这个故事里的男主人公叫刘家进,他是一个地下政党“中国民主党”的成员,被判处二十年徒刑。被抓以前他是个机械技工,判刑後被送到新生绸厂做纺织机的保全工,专门负责修理,保养和改进纺织机器。女主人公叫王白兰,是五十年代长沙一个“黑社会”圈子的歌手。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多是国民党时代上层社会人士的子女。一九四九年後,长沙很少有一九四九年前的文化娱乐生活,这些年轻人在五十年代初经常聚会,有时跳舞,有时唱歌,很多舞蹈(例如伦巴、探戈)和歌曲(如“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都是当局禁止的。所以这个娱乐沙龙不久就被当局指为“黑社会圈子”,参予的年青人很多都被判刑,王白兰也被判五年,在新生绸厂织布。

  
新生绸厂是个女犯集中的地方,刘家进这样的男犯人极少。他这样潇洒的男子汉,自然成了女犯们注意的焦点。那是五十年代中期,共产党在监狱里实行一种所谓“牢头制”。少数被当局认为表现好的犯人被任命为“牢头”,牢头直接管理小组的犯人,而干部只管理“牢头”。王白兰这个组的牢头是个与奸夫一块谋杀亲夫的女人。她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後被减为二十年徒刑。她姓孙,大家都叫她孙二娘。这个组的女人们在吃饭,睡觉前都要议论刘家进一番,有的骂他“郁实鬼”(意为对女人的调情没有反应的笨男人),有的在嘟哝,“别看他小白脸,真的上床可不一定行!”祗有两个人在这种议论中一声不响,一个人是白兰,她真的爱上了家进,当然不会附和这些议论。另一个是孙二娘,她是牢头,自然是一本正经,不参予这类议论。

  
那时新生绸厂的粮食定量不高,男犯们都吃不饱肚子。白兰注意到家进每次中午吃饭时,饭盒总是吃得一粒不剩,於是每天总是留下一点饭包在纸里,趁人不注意放进家进的工具包。家进吃了好多天这种饭,终於发觉“狐狸精”是白兰。白兰有次生病,两天没出工,家进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被孙二娘看在眼里。第二天孙二娘把家进叫到一边,告诉他“白兰是为你得的病,你要不要去看看她?”家进着急道:“我怎么能去她的监房呢?”孙二娘盯着他,十分关怀地说:“我明天让白兰在我的号子里呆一个小时,你可以去那里看她。”原来牢头属於“自由犯”,一个人有一间小号房子,住得离车间较近。

  
第二天家进假装检查机器游走到孙二娘的小号子里,推门进去,果然白兰在那里。两人大喜,抱作一团。自此以後,白兰每月总要“病一次”。

  
他们俩发生第一次肉体关系後的第二天,白兰没有出工,家进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问。快吃中午饭时,孙二娘走过来对他耳语道(牢头那时是不做体力活的,她的任务就是监视其他犯人的工作),今天下午两点钟到我小号子去,白兰在那里等着。家进左思右想,想不出出了什么毛病,中饭都不知道是什么味道。还不到两点,家进就游走到孙二娘的小号子边。推门进去,不见白兰,却见孙二娘面带红润笑吟吟地坐在那里。家进忙问出了什么事。孙二娘笑道,什么事也没有,只要你陪我玩一会儿,说完抱住家进就要脱衣服。家进反抗道:“这怎么行?”“怎么不行,你与白兰行,为什么与我不行?你不要声张,声张出去可没你的好处!你不应付我,你下次就不能在这里会白兰了!”家进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强打精神满足了孙二娘。从此之後家进几乎每月要与两个女人各幽会一次。他心里充满对白兰的负疚,但又无可奈何,也不敢把真象告诉白兰。

  
家进困在这进退两难的境地,心中十分痛苦。终於,有天白兰告诉他她已怀孕时,他把孙二娘的诡计也告诉了白兰。他问白兰怎么办。他愿意做任何白兰要他做的事。白兰前思後想,也找不到摆脱羞辱的办法。白兰最後告诉家进,三天後再告诉他,她要他做什么。三天後,家进收到白兰的一个字条,要他与她及他们的孩子一块去死。那是个凄风苦雨的日子,人们发现新生绸厂围墙的电网上挂着两具尸体,後来的消息告诉人们女尸中还有一个不满月的胎儿。

  
老余讲完他的故事,我忙问这是真事,还是人们编出来的,他说:“我不知道,我也问过那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他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反正这个故事已在新生绸厂流传了很久。

  
我离开六栋里回建新农场时,老余还在那里。我後来一直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是被判刑了还是被释放了。他被关在六栋里的直接原因,对我来说也一直是个谜。但是他教给我的对工程技术价值的理解能力,至今使我受惠,他那浑厚、温和的长沙话,他那许许多多的故事,及他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在好多年後还时常浮现在我脑海里。

  

 回复[4]:  金枪鱼 (2021-02-15 11:20:14)  
 
  “联动份子”

  
有个“二十问”的游戏,对九号的所有人都是新鲜的,程德明告诉我们这是他从在北京的联动朋友那里学来的。 我发现玩这种游戏的决窍是找到适当的方法将世界名人不断地分成相等的两部份。我和张九龙是九号最会玩这种猜名人的游戏的人。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外国人”?如果回答是“是”,则我会将中国人排除在外。第二个问题常常是“死了的人?”如果回答是否,我就会把所有死人排除在外。一般我能用十七个问题从对方的“是”或“否”的回答判断出他心中默想的一个名人。我的问题不能超过二十个,他必须在我提问前将他默想的人秘密告诉游戏的裁判。我猜出来我胜,否则他胜。

  
我从来没有输给程德明,但是他也知道我屡玩屡赢的诀窍。他告诉我,按照商农的信息论,只有当问题设计得把剩下要猜的名人分成相等的两类时,我能从“是”或“否”的回答中得到最大的信息量。这对我来说很合理,因为死人与活人或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可能性大概都在一半左右。

  
程德明心中默想的人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

  
“外国人?”我开始了第一个问题。

  
“否”

  
“死人?”“否。”

  
“男人?”“是。”

  
现在我要用点脑筋了,“一九四九年后成名的人?”“是。”

  
“南方人?”“是。”

  
“文革前成名的?”“否。”

  
“湖广地区的人?”“是。” “两湖人?”“是。”

  
“湖北人?”“否。”

  
“仍在当官?”“否。”

  
“保守派?”“否。”

  
“大学生?”“否。”

  
“现在还自由?”“否。”

  
“被公安机关关押?”“是。”

  
“在省看守所?”“否。”

  
“在左家塘看守所?”“是。”

  
现在范围已缩得很小了。这里关的有名点的学生有周国辉──但他是大学生;张玉钢──也是大学生;黄杏英──女人……这家伙真鬼,有八成我们在谈论我自己。

  
我还可以提几个问题以更加确定我的判断,例如问他“在北边号子里?”“在九号?”但我算一算,我还有四个问题可提,而左家塘满足已知条件的候选人不可能多过四个,于是我问“杨曦光?”

  
“是!” 又是十七个问题问出来了。但是我不高兴道“杨曦光算什么名人,一个科学家或政治家才能算名人。”

  
“怎么不算名人?我进九号前看到过几个批判杨曦光的材料都将你的思想作为文化革命中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典型。有人说‘中国向何处去?’已被译成英文,通过香港传到了世界各地,你这还不算有名的‘反动人物?’”

  
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但我心里还是不舒服,难道我在历史上就成了一个“有名的反动人物”?

  
象栗异邦一样,程德明在长沙一中算是有名的思想家,他并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但大多数人都知道他的思想与极端保守的“联动观点”非常接近。联动的全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其前身是北京最早的“老红卫兵”。成员大都是高干子弟,他们歧视和迫害出身不好的反动组织。长沙一中的学生们谣传程德明是个“联动份子”。

  
尽管他是保守派的思想家,我是造反派的思想家,我却喜欢他这类头脑里没有权威的人,我猜他喜欢我这种头脑里充满着异端邪说的人,因为他进九号的那天,我们俩互相认出对方时都高兴得不得了。那天我一边帮他安顿行李,一边急着问他自从我离开后长沙一中的情况。他匆匆叙述着各所学校里的各种事。现在学校完全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控制之下,学生中的两派不再有任何权力。大家都讨厌军宣队和工宣队,他们比文革初的工作组还要糟糕,因为这些工人和军人比工作组的干部对教育和学生更不了解。学生们被迫上山下乡,他们逐渐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男同学热衷于用电焊制造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女同学热衷于编织各种毛衣。大家都说现在是“男焊女织”的年代。

  
过去最正经和专注于严肃的政治问题的学生,现在也在爱情的海洋里游泳了。好多起桃色新闻在同学们中流传。

  
“你记得吧?”程德明问我,“文革前一年,有个男同学与女同学有了麻烦──怀孕了,我们大家都为他们害羞,学校动员所有墙报批评他们,而且开除了他们的学籍。现在没有人对这类桃色事件持那种态度了。”他犹豫一下,问我“哦,你有个女朋友吗?”

  
我摇头。

  
“同学们中流传着一些关于你的故事。有人说你在看守所领头抗议军人打犯人,还有人说有个女孩经常到左家塘看守所要求见你,但她拿不出她是你亲属的证据,总是被拒绝。”后一条新闻我自己都不知道。想了半天,我记起曾经收到过不认识的人送来的日用品。但我实在想不起认识这么一个女孩子。程德明不相信我,但也不追问,只是会意一笑,好象在说,我不会捅破你的秘密。他接着又问“你在这里已经快一年了,怎么熬过这么长的日子的?”

  
我告诉他,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要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最后这本书中收集了一九四九年后未公开发表的毛的内部讲话及批示。这里还有人能全部背诵唐诗三百首,能把三国演义的每章的细节都讲给你听。如果你对词赋有兴趣,有人能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苏东坡的岳阳楼记。我转过头去看着号子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又说“我正在找数学老师,文革时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现在正是读书的机会。”

  
程德明与我臭味相投,马上要看我所有的书。他把我床头的书翻了翻,挑了那本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一边说“我早就想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的极左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他加重“极左”二字,并笑起来。他的话在那个时候实在是对权威的极大胆的挑战。

  
程德明很快就订出了他的学习计划。他与我一块学英语和电机工程。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毛泽东思想”。

  
学习的第一件是需要一张桌子。过去我需要一块木板放在木桶上做椅子,用下铺的床沿做桌子。后来我发现我无法与打牌的人争这种椅子。我只好盘腿坐在床上,把一块木板放在腿上做桌子。程德明也找到了一块木板,有了他自己的桌子,开始在床上做功课。

  
找老师在左家塘不是难事,因为不少工程师、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那个时期都被关在那里。我们的电机工程老师是一位电机工程师,他右眼白内障,说话时有点口吃,一口地道的长沙话。他告诉我们他的家庭一九四九年前非常富裕,他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劳教回来后,他失业在家一段时间,后来自己与街道居民委员会合作开办了一个专门修理潜水泵的小工厂。那时湖南没有人能修潜水泵,所以这个厂的生意极好。虽然他的技术是工厂生意的根本,但他因为是个右派,每月也只能拿五十元薪水。他得到的唯一优惠是他们两个儿子被接受为工厂的工人。他悄悄地告诉我他是因为攻击江青,说“一个好端端的中国被这个太后搞得污七八糟”而被抓的,他的右派前科使他的案子更加麻烦和复杂。朱老师讲话慢条斯理,鼻子大大的,厚厚的嘴唇,讲话很重的卷舌音,显得十分诚实和稳重。我和程德明都很喜欢他。

  
我们背景如此不同,因而在我们的电机课中,师生间常会有些意料不到的插曲。有天朱老师告诉我们中国有两套电机铭牌和工业标准系统,一个是英美系统,另一个是苏联系统,两个系统对马力、频率、相位都有不同的标准和符号。“解放后,所有大学的英文教授都要学俄语,教俄语,而所有的工业标准都从英美制转换成苏联制,我们被这种转换搞得头昏脑胀,非常不习惯。”“哪个制好些呢?”程德明是“苏联修正主义”的支持者,他总是问这类敏感的问题。“当、当、当然是英美制好些。”朱老师的回答根本不是程德明喜欢的。

  
第二天,朱老师悄悄问我“小程是为什么进来的?”

  
“象你一样,攻击新慈禧太后把个好端端的中国搞得一蹋糊涂。”

  
朱老师笑起来。程德明走过来,不知我们为什么事好笑。朱老师问他:“你知道为什么慈禧太后决定支持义和团吗?”

  
“不知道。”程德明回答,有点迷惑。

  
朱老师抬起他那有白内障的眼睛,很知情似地向我们引述这段历史。“光绪改革失败被慈禧太后废掉后,慈禧知道自己重新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就准备立一个新皇帝,当时叫大阿哥,就是后来的溥仪。消息一传出,国内国外议论纷纷。西方各国的驻华使节都同情光绪的改革,很多谣传说他们反对另立皇帝。这时天津北京等地的农民会党组织义和团经常与外国人发生冲突,而慈禧太后听说他们有种种神功,刀枪不入,扶清灭洋,起了利用他们之心。而这种动机的背景当然就是另立大阿哥造成的她的心、心、心病。

  
“一天,南方一位总督截获一封外国驻华使节之间的信件,信中声称如果慈禧太后强行立大阿哥,外国可能会进行干涉,支持光绪皇帝复辟。这个消息传到慈禧耳里,正着她的心、心病,她感到理亏和孤立,渐渐失去理性,大发脾气。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召集群臣,下令支持义和团攻打各西方国家驻华公使馆。这就酿成了八国联军进京的庚子之乱。”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时大概也象慈禧太后一样失去理智,只不过他的心病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吴晗批评大跃进大概是刺激他的直接原因,”程德明打断朱老师的故事。

  
“你不、不、不能讲、讲这种话呀!这、这讲不得的呀!杀、杀头的呀!”尽管他们的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清,但朱老师脸色都吓得变白了,好象全左家塘都听见了这能导致杀头罪的话一样。

  
程德明除了做英文和电机功课外,其它时间都在抄写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文革中毛泽东的书是最容易送进看守所的。那时红卫兵将很多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后的内部讲话和批示印成书大量发行,这些材料文革前是只有高干可以看到的内部文件,不少还是毛泽东羞于让人看见的被历史证明错误和可笑的东西。因此这些材料成了我们这些对文化革命的真正历史背景有兴趣的人急于要研究的东西。我写信请妹妹杨晖送各种书籍给我,不少马克思的书和其它书籍都被禁止送给我,只有毛泽东的这些内部讲话编成的书却没受到阻拦。

  
毛泽东的读书笔记是他一九五九年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写的,这个笔记可以代表他的主要经济政策方面的思想。程德明一边抄这个笔记,一边对我发表评论。

  
“技术第一,政治呢?专家路线,群众呢?”程德明大声读着,“我看他根本不懂经济学,”他又轻声评论道,“你看这里,他甚至反对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刺激。我不相信他的政治鼓励真能提高生产效率。”

  
我告诉他,这个读书笔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使我认识到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到处墙上写的标语并不是下面人的创造,而完全是从毛泽东这类读书笔记上抄下来的,例如“政治挂帅”,“钢铁元帅升帐”,“全国一盘棋”,“超英赶美”,全都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东西。我小时侯看到这些标语时还以为是共产党基层组织或地方政府想出来的东西。

  
程德明抄完这个读书笔记,又开始读收集在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后的内部讲话。我们对这本书的注意重点不同──他专门注意毛泽东左的经济文化政策方面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而我却注意那些能用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会下令共产党停止组织活动和支持被共产党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我们俩都找到了不少自己感兴趣的材料。比如我发现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前期毛泽东的很多观点都是想避免斯大林道路,想摸索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看起来他那时的观点真的想搞自由化,而不是像后来他说的只是“放长线钓大鱼。”“放长线钓大鱼”与其说是毛泽东的阴谋不如说是他的新的自由化试验没有得到党内大多数实力派的支持及他发现知识分子的多数并不真正喜欢共产党后的一种自我解嘲的说法。一九五九年毛泽东曾提到中国形成了高薪阶层,一九六三年又提到中国形成了“官僚主义者阶层”,一九六四年又提出农民对干部的不满是当时农村社会中的“主要矛盾”等等。我注意毛泽东的这类观点是为了支持我的一个判断:“毛泽东文化革命中支持对干部阶层不满的老百姓来造当局的反是一九五六年苏联反斯大林的一个间接后果。如果没有斯大林运动,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很可能发动一个类似斯大林肃反的运动来反对他的政敌,而不会利用老百姓来反对共产党的干部了。”

  

 回复[5]:  金枪鱼 (2021-02-15 11:24:54)  
 
   我和程德明读毛泽东的书注意的重点的不同自然与我们一个是造反派一个是保守派有关。作为造反派,我总是在找支持造反派的根据,而作为一个保守派思想家,程德明总是千方百计寻找毛泽东经济文化政策的不合理性。

  
但是我们在一点上却非常一致,我们都在耻笑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吹的那些牛皮。程德明指给我看毛泽东鼓励放亩产几万斤麦子“卫星”的话,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告诉他,毛泽东比这吹得更大的牛皮多的是。最糟糕的是,明明是他在那里胡说八道,他却恶狠狠地骂批评他的彭德怀为“资产阶级的猪狗们”。

  
程德明告诉我,他认为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犯的错误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大崩溃,他不肯认错,这是他发动文化革命整肃批评他一九五九年政策的人的原因。我很喜欢程德明的这个观点,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观点与官方对文革的解释不同。官方当时的宣传是,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程德明对文革的解释比官方的解释令人心服得多。另一方面,我对文革的解释虽然也与官方的解释完全不一样,但角度与程德明的解释也完全不一样,他这种与我不同的观察问题的角度使人感到刺激。但我还是想与程德明辩论。“毛泽东一九五九年肯定是错了,但是他在文革中期支持被当局打成反革命的老百姓造反,为他们平反,这一招却赢得了人心。”我停一停,补充道:“假如现在当局把你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支持你造反,为你平反,你会站在为你平反的人一边呢还是会站在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人一边?”

  
“但是我不是反革命呀!”

  
“没有一个被当局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的人会认为他是真的反革命。所以造反派会支持为他们平反的毛泽东”。

  
程德明终于默认了我的观点。“当然”,他一边在床间的空地走来走去,一边看着他足前的地面说,“老百姓造反总不会是没有原因。”

  
我们对文化革命与大跃进关系的讨论使我回想起一九五九年的很多事情。那年秋天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一九五九年因为反对毛泽东一九五九年的政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一九六二年)党中央为他平了反,毛主席向他们道了歉,承认他们一九五九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对我们家和大多数中国人是非常黑暗的日子。爸爸下乡后,我们家从省委大院搬出来,住到妈妈机关里去了。环境自然差了许多。我们和周围的所有的人一样受到饥饿的威胁。很久吃不到肉,我每天上午到第三节课就饿得不得了。街上除了水果糖什么食物都买不到。很多人都因饥饿而一身浮肿。机关学校由于所有人都缺乏能量而减少了工作学习时间。所有人家的窗台上都放满玻璃缸,里面养着一种藻类植物。很多人就靠这种藻类植物作补充的食物。我们住的机关院子里,人们用大部分时间把空地里的瓦石用筛子筛出来,种菜蔬。所有机关里的抽水马桶都被封闭,人们修起了简陋的厕所,为的是把粪便收集起来用来种菜。机关的食堂里生产一种“双蒸饭”和“人造肉”。“双蒸饭”是把米加水蒸两次,二两米的饭吸收了大量水变得象一斤米饭那么多。人造肉是用上面所说的藻类植物加上糠枇做成的,吃起来卡喉咙。这些东西当然没有能真正的抗拒饥饿的力量。 我建议程德明看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在文革中第一次被群众组织公开。因为一九六二年我父亲向我多次提到这次会议,所以我对毛泽东这个讲话印象特别深。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承认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共产党中央犯了错误,当时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的观点是正确的。程德明看到这个讲话后如获至宝,他说:“你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刚承认错误,马上又在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翻案,直到文革,他都在企图依靠各种政治运动来否定一九六二年中央工作会议。”对毛泽东这个讲话的看法大概是我们俩观点最一致的地方。

  
有时张九龙也会参加我们的讨论。有天程德明在读毛泽东与他侄儿毛远新的谈话,他越读越气愤。我知道他为什么生气。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大肆骂教师,说教师都是不懂什么的人,只会吓唬学生,把学生当敌人,用突然袭击,出偏题、怪题的考试方式整学生。我和程德明都是文革前的尖子学生,我们对老师都满怀敬意。可以理解,程德明看了毛泽东贬低教师的话忍不住要发火。张九龙正好坐在他旁边,连忙把书要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值得程德明这样生气。张九龙看完后不以为然道,“毛泽东的批评也有有道理的地方。”

  
“难道取消闭卷考试,号召学生拿三分也合理?”

  
张九龙慢条斯理地说,“学校教育需要一定的强制来保证基本训练的质量,不考试,攻击教师当然会误人子弟。但是文革前的苏联式的教育制度给学生的自由也太少了,学生不能自己选课,学俄文还是学英文都由学校指定。老师课讲得不好也不能退出教室,连跳级都不允许。我看毛泽东允许跳级还是有点道理,我在高中就跳过级。”

  
程德明最不喜欢张九龙批评苏联制度,他马上反驳道,“象文革中那样让学生自由选择,学生们就选择不上课,学生们一听复课就头痛,这有什么好?”程德明的眼色和口气好像在说“你这样的人即使讲更多支持毛泽东的话,人家也知道你是从右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张九龙每次碰到别人的声音稍高一点就停止争辩,沉默下来。他用手指敲着床沿,好象要把自己的情绪敲下去一样。

  
程德明是我们学校最早反对省委派的工作组的学生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是最早造反的人之一。他后来的观点转向极端保守的“联动”观点。我属于造反派中的异端邪说派,同学们都讥笑我,说我是“最喜欢听头脑里没有权威的人的观点。”程德明在我心目中是位杰出的右翼思想家,虽然学校里的同学都觉得他的观点太危险,但他接受联动思想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个极有意思的谜。

  
有天我告诉程德明,我有不少表兄妹,堂兄妹在北京,他们都是高干子弟,文革中都参加了“联动”。接着我问他“你是怎么接受联动观点的呢?”

  
“说来话长,”他那不大的嘴巴动的速度不快,充满着自信的样子,“象朱成昭接受联动观点与叶向真有关一样,我是从我的女朋友那里接受联动观点的。”朱成昭是北京最大的大学生造反组织“第三司令部”的头头。但他在与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接触后却接受了联动观点,并且系统地向外界阐述他的保守观点,最后被中央文革送进监狱。

  
“我是在从长沙去北京的一列货车上认识红鹰的。那是一九六六年冬天。所有的客车都挤满了红卫兵。车到站时,只有在车上熟人的帮助下,才有从窗口爬上列车的希望。我只好到长沙北站找了和我们一个观点的造反派组织(那时我还是个造反派),上了一列货车的手车。手车很小,挂在货车的后面,里面是两排各可坐三人的座位。平时由一位列车员在那里从手车的前窗监视整列货车,以防止路途上爬车盗窃等事故。

  
“天快黑下来时,列车员带着一位高个子女孩子上来了,手车里没有灯,我看不清她的面貌。听声音,这女孩子是北京人,一口地道的北京腔。嘴巴老不停地在讲话,是那种典型的外向型北方女孩子。火车开动后,我才发现,坐手车是种苦差事。手车吊在长长的货车后,摇摆幅度特别大,由于没有隔音装置,躁声大得吓人,要附在别人耳朵上大声叫喊才能让他听清你的话。我们无法聊天,只好早早睡觉。我躺在一条椅子上。列车员坐在另一条椅子的一头监视着列车,那女孩子半坐半躺在另一头。

  
“大约半夜十分,我睡得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推我。刚爬起来,就发觉那位女孩子已坐在我身边。

  
‘你是哪个学校的?’她把嘴靠近我耳边问。我闻到她鬓发的气味,心中一动。她听我告诉她校名,又问我的名字,她的态度十分令我奇怪,也许这就是那些开放型的北方女孩子的风格吧。

  
“‘外面的月光真好,你不要去看看吗?’她邀我。我答应着,随她走到手车后部的露天车桥上,看着往后迅速退去的铁轨。我们大声交换着自己学校里反工作组的故事,到下一站时,我们发现互相有很多共同语言。我和红鹰已经成了好朋友。她提议离开手车去找一节货车厢坐。离开手车走了好一段路,她轻轻告诉我,那个列车员半夜爬到她身上乱摸,‘那家伙不是好东西!’我这才明白她半夜推醒我的原因。

  
“在站台的灯光下,她的面目令我暗暗吃惊,她很漂亮,气质高贵。她说她是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前一段北京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老红卫兵在北京失势,于是她和朋友们走上了大串联的路。‘与臭虫谈心,与扒手为伍,天上的云是黑的,地上的泥是浑的,’她这句话代表着她当时的心情。

  
“但最近她在北京的朋友来信,说是老红卫兵正在筹备组织一个新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要与造反派‘首都三司’决一死战。她决定提前独自一人返回北京。

  
“我们停车处是一个大货车站,越过蛛网般的铁轨,在红、绿、黄信号灯照耀下,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空货车厢,我们爬进去时,却见里面已有人,一男一女学生模样的人睡在一张大毛毯下。车开动后,我才发觉那毛毯下面不平常,毛毯总在波动,有时突然激烈地一动。我感到和一位女孩子一块看到这种奇怪的事令人十分窘迫。我不知如何是好,而红鹰却靠近我,一只手把我的手抓得紧紧的,渐渐我感到她的另一只手已上了我的肩膀。我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什么事情发生了。我想她也不明白,也许我们靠近一点使自己觉得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会更安全。

  
“我们俩就这样成了不一般的好朋友。一到北京,她邀请我住到她家去,那是一座古京城的四合院,院内有十几间平房。后来我才慢慢知道这是部长级干部才能住上的房子。最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家门口还保留着那个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联是‘鬼见愁’。

  
“在北京的那些天,我认识了很多红鹰的朋友和同辈亲戚,红鹰是个大忙人。那些天正是‘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红卫兵东城区纠察队’,和‘红卫兵海淀区纠察队’正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时候。红鹰带我参加了他们的几次集会,我逐渐了解了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最著名的一个政治口号是‘拥护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他们最仇恨造反派,认为造反派是一群对共产党不满的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他们认为造反派都是右派,反革命。他们的另一个著名口号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红鹰的一次发言最令我感动,她说:‘文化革命继续下去将会有二十年政治后遗症,经济文化的发展会受到不可挽回的影响,我们父辈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不能就这样让江青、蒯大富这些家伙断送掉,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国家,这个天下是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能看着她被这些奸臣乱贼断送掉’。”蒯大富是继朱成昭之后的首都三司的头头。

  
“在他们这个圈子里,对毛泽东已很不尊敬,称老毛为老头子,而不称毛主席。他们对江青更是恨之入骨。联动一成立就上天安门贴大字报,炮轰江青和陈伯达。有人在贴大字报时被公安部拘留。

  
“我也参加了一次砸首都三司的行动。我最深的印象是联动的纪律之严,可说是我看到的群众组织中纪律最严格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残酷,他们的纪律是共产党式的纪律,对‘阶级敌人’是绝不留情的。砸首都三司时,他们发现一个造反派学生的父母是地主,马上用皮带抽打这个‘狗崽子’,有个联动份子朝地上吐一口唾沫,命令这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用舌头把痰舔干净。她没有服从,马上有人跑上去用手按着她的头去舔地上的痰。但是他们在砸首都三司时公私财产分明,没有人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有令就行,有禁就止,组织纪律非常好。

  
“我在红鹰家经常听他们讲打人的经验。有次红鹰告诉我,用皮带抽人时,‘用皮带的侧面打最痛且没有声音,用皮带的正面打则响而不痛,可以起吓唬作用’。有次‘西纠’(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一位高干子弟不经意地提到,打死那些黑鬼的好办法不是用棍子打,而是用开水烫,活活烫死,却没有痕迹。‘我在西纠劳改营就烫死一个三代地主的老家伙’。他一脸得意的神色,周围的高干子女们都显出一种欣赏的神态,没有人同情那位死者。

  

 回复[6]:  金枪鱼 (2021-02-15 11:28:33)  
 
   “不久我已完全接受了联动观点,唯一感到别扭的就是红鹰社交圈子里的人全是高干子弟,他们对我这样一个外地技术工人的儿子居高临下,极为傲慢。我看得出来,他们不愿意理睬我,顶多看在红鹰的面上对我应付一下。他们那种优越感使我十分难受。

  
“不久就发生了联动五冲公安部事件,联动成员前仆后继英勇无畏列队冲进天安门广场一侧的公安部,要求释放因围攻江青、陈伯达、林彪而被捕的同志。他们高呼‘打倒公安部’,‘打倒三司’,‘打倒江青’,‘刘少奇万岁!’前面的人被捕了,后面的人又冲上去。

  
“我离开北京时,曾与红鹰深谈一次,我们都为国家的前途忧虑,红鹰告诉我五冲公安部的详情。她气愤地说‘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就这样叫老毛和江青搅得一塌糊涂,十六条明文规定不整学生,这次却抓了不少学生。’我告诉她我明天就要离开北京,这是在北京的最后一夜了。‘我可不可以吻你?’我小心地问,心扑通扑通直跳。她脸红了,声音虽轻,但对我却是如雷贯耳:‘别这样,我们还是做个普通的好朋友吧!’”

  
在那时的中国,接吻是求爱的方式。“我看得出来她拒绝我的求爱,是因为她的社交圈子与我的家庭地位相差太远。有次我听到她弟弟问她‘他老爸是坐吉司还是吉姆的?’红鹰很难堪的样子,连忙把话转到别的事上去了。我几天后才知道吉司、吉姆是苏制高级轿车,副总理级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坐吉司,副部长级以上的才有资格坐吉姆。想起这件事,我就为自己的愚蠢后悔,红鹰的环境实在是与我的家庭地位格格不入的。我甚至能感到我这个客人在这个四合院里并不是十分受人欢迎的。”

  
我看得出程德明的伤感,最令人伤心处恐怕是程德明已完全拜倒在他所爱的人的政治思想面前,除了不喜欢她的血统论观点以外。但是他却终因不是高干子弟(虽然是红五类家庭出身)而进不了他爱恋的人的社交圈子。不过我心里还是替他庆幸,他有这样一个理由来解释他的失恋。程德明不是那种英俊的男子,个子也不高大,如果不能用这种地位差距来解释,作为一个男子汉,对那令人倾倒的女子没有吸引力是个更令人伤心的解释。

  
由于我的父辈包括姑妈、姑爹、叔叔全是高干,我非常熟悉程德明所说的那种优越感,但我从来看不起这种优越感。保守派红卫兵成立时,我的父母已经被湖南省委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中学生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时,我站在反对对联的造反派一边。听到保守派红卫兵成立的消息时,我的感觉就象犹太人听到褐衫党成立一样。这种被当权派和红卫兵歧视和迫害的悲愤感正是我参加造反派的原因。

  
程德明以后与红鹰保持了一段通讯联系。一九六七年二月底红鹰兴奋地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毛主席命令江青和公安部把关押的联动份子全部释放,还说允许他们自己出版报纸,条件是各地的公检法机关把所有二月初关押起来的造反派学生全部释放,保证他们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程德明转述红鹰的话说,“‘江青阿姨’(注意带引号)在接见被释放的联动份子时要求他们改变反动观点,而我们的同志的回答却是齐声唱起歌曲‘蝶恋花’,把我们‘敬爱的江青阿姨’气得吐不过气来!”

  
蝶恋花是毛泽东怀念他的前妻杨开慧的一首诗,这首诗在文革中被谱成歌曲,也是一首江青最忌恨的歌曲。

  
程德明通过这封信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知道造反派学生马上会被释放的消息。那年二月初湖南有约十万人被当局和保守派红卫兵以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罪名抓进了监狱。市民群情激愤,以各种形式抗议当局,上北京告状,要求当局放人。与北京不同的是,地方当局只抓造反派,不抓保守派,与联动政治倾向相同的保守派带着军队和公安局的人去抓造反派。那时只有北京才有保守派坐牢的事。

  
到二月底三月初,造反派学生就被全部放出,我那时也因为参加造反派被关在牢里,三月初也被莫名其妙地释放了。

  
后来程德明又收到了红鹰寄来的他们联动份子办的一份铅印小报,报纸的名字是“湘江评论”,与一九二零年代毛泽东在长沙办的一份报纸名字相同(一九二零年代毛泽东的妻子是杨开慧而不是江青)。这份小报经常登一些间接攻击江青的文章。一九六七年初夏江青号召造反派武装起来对付保守派的武装攻击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号召,这份小报上指出这个口号意味着“用武力来回答文攻”。这份小报还提出了有名的拼命哲学:“活着干,死了算!”

  
程德明告诉我,可惜的是,由于联动坚持血统论的观点,认为只有他们的老红卫兵是正统的革命组织,后来的造反派都是反革命,所以他们在市民中越来越孤立。联动刚成立时还有能力组织游行和集会,但几个月后,它就几乎完全没有政治影响力了,虽然它可以有合法的政治组织和自己的出版物。

  
九号中的多数人犯都知道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有一条不准以任何理由迫害学生,并且要“保护少数”,所以九号的人都相信不管是程德明这种保守派学生还是我这种造反派学生,迟早都会被释放的。

  
不久一位新进九号的人犯果然带来了与此相关的消息。他姓赵,以前是一个小饮食店的党支部书记(那时小吃店都由党直接控制),所以大家都叫他赵书记。赵书记矮矮胖胖,讲一口有点京腔的长沙话,一听就是个干部。赵书记告诉我们,现在中央下达了一个文件,所有造反派,保守派学生犯全部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认错悔过,然后释放。“你们这些学生都有希望了!”他不无羡慕地说。

  
开始我们都对这位赵书记非常提防,因为这种人往往是喜欢当KGB的。但不久我们就失去了提防心。赵书记是个十分诚恳坦白的人。他坐牢就是因为太坦白了。他是因为攻击共产党支援北越的政策而坐牢的。他虽是个共产党员,但却老是用他那与共产主义不合的人情世故来评论共产党的政策。他有天说起他的推理逻辑,“小杨呀,你可不知道,给人无偿援助,给人荫庇,都是要以臣服为报答的。你看苏联五十年代给中国‘无私援助’,说是无私,实际上要的报偿才高呢,这报答就是你得听他的,否则关系就会破裂。你看吧,中国对越南的‘无私援助’又会是同样的结果。何苦搞这种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的事呢?让他们南越北越互相牵制,中国在旁边不是更有利可图吗?”

  
我心里十分喜欢这位有独到政见的赵书记,但口里却劝他“古书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说话,人家不会说你是哑巴,何苦要去管那些我们管不了的事呢?”赵书记呵呵大笑:“你真是学乖了,不再关心‘中国向何处去’了?”

  
赵书记的预见后来果然在程德明身上实现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程德明的预审员,一位年轻的军官和徐络腮一块开九号的牢门。九号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地移到床沿,注意力都集中在门口上。片刻的静寂特别令人激动。“程德明下来!”他的预审员叫道,其他人都松了口气。“带上你的衣服、被子。”程德明激动得手忙脚乱,取茶缸时把它掉在地上。大家都知道这是放人了。不经逮捕就卷铺盖,十有八九是释放,何况大家都知道程德明的政治观点与公检法的一致(公检法也是反对江青的保守派),他一定会得到保护的。但是以学生身份为由,保护造反派的中央文件却一直没有贯彻下来,直到我被判刑。

  
程德明一直相信我会和他一样被释放。他一出监狱马上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他是被“教育释放”。出去后,他在长沙街上游了两天,觉得象在天堂一样新奇和兴奋。但是他却忘记了在九号时发的誓:“一出监狱要吃遍长沙所有的名饭馆。”一旦摆脱了饥饿,他再没有那个欲望了。

  
按照他的诺言,他给我寄来了好些当时出版的群众组织报纸,那上面有不少重要的非官方新闻。他还给我送过一支牙膏──左家糖牙膏里面全是猪油。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出监后一两个月,我就被判刑了。我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张明信片充满了友情和对我出狱的期望。他说他保持着与我家的联系,一有消息他就会和我家里人一起来接我出狱。“你要安心学习,锻炼好身体。”他写道,“我们相信你不久就会回到人民的怀抱。”“回到人民的怀抱”是当时官方语言中对犯错误或被关押的人得到当局谅解或被释放的说法。

 回复[7]:  金枪鱼 (2021-02-17 15:21:17)  
 
  向土匪

  
向土匪不是一般的扒手。尽管他的两个手指被人砍掉了,他的右手甩动起来角度不对,他“捉鱼”时没有跑脱的证据。对于他的“钳工”职业而言,他是太严肃和诚恳的人。他一点也没有土匪气,憨厚后面有一点不讨人厌的狡猾。

  
他比起本来就矮的一般湖南人还矮一点,圆圆的脸上印刻着动荡生活留下的痕迹。他的眼睛小,和鼻子挤在一堆,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大概是因为早年农村中的劳累,他被扁担压得有点驮背。

  
那时他不会大于二十一岁。由于他是湘西土家族人,来自一个过去土匪很多的地区,因此他得了个“向土匪”这个小名。他的原名“向远义”在我看来比他的小名更准确地代表了他的气质。

  
“这回可是成了砧板上的肉,横切竖切只由得他了。”向土匪刚进九号时叹口气向我说。“唉,如果我当初第六根肠子不快活那一下,我不去看那一眼,我今天也不会虎落平原了。”他讲一口很重的湘西语口音的长沙话,令人忍不住发笑。“这回我可是真信服了,”他认真地继续道,“看见男人和女人在‘工作’,是会倒大楣的,这真不是迷信,我当初要是不破这个禁忌,我现在一定是在长沙街上抖葱!”“抖葱”是他们扒手的语言,抖威风的意思;“工作”在他们的词典中是做爱的意思。几天后我才知道,那被向土匪看见在“工作”的是他过去的同寝室的同事和朋友,李良,现在他也被关在左家塘,正在我们隔壁的十号。

  
我不会相信这个圆圆脸的、穿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卡其布工作服的人是因为犯了看见他人性交的禁忌才进了九号。他的案子在当时的长沙是尽人皆知的重大事件--用高射机枪发射燃烧弹,烧毁了市中心的湘绣大楼。

  
多数扒手喜欢穿得“抖葱”,也有些故意穿得很朴素,装得象诚实的学生模样。九号每有一个这样的扒手进来,我都能一眼看出他们是扒手,因为他们的态度使人感觉出他们的不诚实,他们白白净净故作真诚的脸上显露出太多的欲望,过分的自我表现,混和着太多的狡黠。但向土匪却没有给我这种印象,在我与他相处的日子,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诚实。

  
一九五九年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发生时,向土匪才十多岁左右。他那个村庄里二十多个身体最强壮的劳力由于食量最大,经不住饥饿而死了。向土匪的父亲也只剩下一口气,他对身边的妻儿留下的最后的话惨不忍闻:“我死后,把我身上的肉砍下来,不要让孩子饿死了。”那些日子,向土匪告诉我,世界好象到了末日一般,每天都有人饿死,人们心中唯一的念头是不择手段地活到第二天。向土匪和他妈妈果真煮了他父亲腿上的肉吃了。

  
那以后,向土匪的妈妈送他上了逃荒的路,她自己嫁给了一个管食堂的干部。“三年饥荒饿不死伙头军”,那个干部是少数不挨饿的人之一。向土匪到了长沙,碰到了一些象他一样的逃荒的小扒手。他学会了“钳工”活,开始了他的扒手生涯。很多小扒手都称他为“义贼”,因为他每次扒窃后都会把钱包里的工作证或其他重要的东西给失主寄回去。

  
他被抓过很多次,每次都被教育释放。最后一次他被罚以“行政处分”,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被送到长桥农场去劳动教育三年。三年期满后,他没有地方可去,于是留在长桥农场就业,二十五元人民币一月的工资。自然捉鱼还是他少不了的副业,长桥农场离长沙城只有二、三十里路,星期天或假日一天就能打来回。

  
在劳教农场肚子虽不再是空的,但也总是不够吃,日子并不好过。所有在劳教农场的人被划为四个等级。最上层是管向土匪和其他犯人的干部,第二层是劳教期满就业人员,第三层是劳教人员,最底层是劳改犯。向土匪说劳教人员与劳改犯的差别并不大,他们的伙食、劳动都是一样的,只是劳教人员过年时经干部批准可以请假回家。

  
长桥农场生产棉花和其它农付产品。每年农场会在犯人和干部中分配几次他们生产的产品。干部总是分到质量最好的产品,其他人员只能得到质量最差的产品,余下的交售给政府收购机关。虽然干部和其他人得到的产品的质量相差悬殊,但是价钱却完全一样。向土匪喜欢讲他在长桥农场的生活及文化革命中他的经历,他甩着他那只角度不对的右手,在九号走来走去,边走边讲,我们躺着或坐着,听得津津有味。他讲过一个叫三毛伢子的扒手在长桥农场挨打的故事。三毛伢子有天得了病,早上不能起床。那时已是一九六五年,任何物质刺激的制度都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所以干部缺乏经济手段刺激人们工作,装病拒不出工的事越来越多。这回干部又认为三毛伢子是装病不出工,于是硬逼他出工,言语无效,干部开始用木棍子打他。三毛伢子一怒之下将木棍夺过来,反过来还击那打他的干部。这时众多干部跑过来,把三毛伢子绑起来,丢到夏天的烈日下。三毛伢子大喊大叫“总有一天你会掉到我手里的,我会十倍地要你还这债,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的厉害的。”三毛伢子在烈日暴晒下晕了过去,手上、臂上被麻绳勒出很多永不会消失的印痕。

  
三毛伢子文革中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一九六七年春夏,长桥农场的劳教就业人员组织了一个政治组织,叫做“长沙青年”,参加造反派的造反运动。他们的一个目标是向那些多年来迫害他们的公安局干部报复。长桥农场的干部参加了支持保守派的政治组织“公(公安局)、检(检察院)、法(法院)”,他们自然认为造反的劳教就业人员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

 回复[8]:  金枪鱼 (2021-02-17 15:45:26)  
 
  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时,“长沙青年”是第一个带头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枝的造反派组织。那次抢枪是发生在军队支持保守派、用民兵武装装备保守派之后。由于江青和毛泽东支持造反派抢枪,“长沙青年”的抢劫行动导致了后来湖南所有造反派在七八月间的抢枪运动。那次抢枪后,长沙的造反派占了上风,保守派向湘潭逃跑。长沙青年趁机抓到了几个长桥农场的干部,其中包括当年迫害三毛伢子的那个干部。三毛伢子把这个干部弄到长沙青年的办公室,开始自己“审讯”他。这个干部进办公室后,被命令坐在三毛伢子的办公桌前。他坐下去时突然冲到办公桌前,抢夺办公桌上的一支手枪。旁边几个人马上一拥而上,把这个干部按倒在地。第二天早晨,三毛伢子一个人到关押这个干部的房间,把他的一只眼睛挖掉了!

  
向土匪的故事使我震惊和不安,因为我一直认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冲突是由政治观点的冲突引起;虽然我比别人更注意这种政治冲突背后的社会矛盾,但我不会想到,对于向土匪的小团体而言,这种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和互相迫害却不需要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它是赤裸裸的互相迫害和报复。我有时用“双城记”中的故事安慰自己,造反运动中民众的暴力都是由革命前社会上层阶级对下层民众的系统暴力迫害引起的,正象法国大革命的残暴的一面是由当年贵族的残暴引起的一样。这位长沙话都讲不好的扒手使我了解到革命中黑暗和无理性的一面,使自己那些看上去高雅的政治意识形态黯然失色。

  
从此后,我很注意听向土匪讲的各种故事。他与一般的扒手的确不一样,他谈政治、谈经济、却很少谈扒窃。向土匪参加过不少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武装冲突,知道很多细节。九号的人都知道长沙有名的易家湾战斗,向土匪有天偶然提到他参加过易家湾战斗,大家都兴奋起来,连连催促他给我们讲他在那次战斗中的经历。

  
一九六七年夏天,保守派从长沙逃到湘潭之后,长沙的造反派决定向湘潭进军。“长沙青年”在各次武斗中总是造反派的先锋,进军湘潭也不例外。那次行动中,“长沙青年”的指挥官是李良,他出身于旧时代的名门望族,六十年代初是位大学生。由于大跃进后对共产党政权的反感,他几次试图越境逃往香港,被抓获后劳教三年,三年期满被强迫就业。他是“长沙青年”中文化最高的人,也是“长沙青年”的大脑和灵魂。

  
当时的湘潭有几座大军火工厂,生产飞机,坦克和其他军械。大军工厂的工人都支持当局,是因既得利益而持保守政治立场的一个明显例子。长沙的工人大多则是反对当局的造反派。他们进攻湘潭时,湘潭长沙交界处的小镇易家湾成了必经之道。

  
“那正是暑气逼人的时节,热得我恨不得扒下自己的皮”,向土匪来回走动,向我们讲叙“易家湾战斗”:“我们全副武装爬上了几辆卡车,大家都是一副要去当战斗英雄的样子。大多数人都争着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或自动步枪。每辆车上有一挺机枪,卡车开动了,总共有八辆。最前面的四辆是青年进卫军和长沙青年的车。”“青年进卫军”是工厂学徒工的造反派组织,也是造反派中最亡命的家伙。“最后四辆是红旗军的车,他们甚至带了几门八二迫击炮。”“红旗军”是复员军人的造反派组织,是由有战争经验和专业训练的退伍复员军人组成。由于当局极害怕他们的军事能力,所以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就由周恩来定性为“反动组织”。

  
“卡车快开到易家湾时,突然响起一声沉闷的爆炸声。我在第二辆卡车中,从驾驶室顶的帐篷隙中我看到远处公路上有几个黑点,变得越来越大。有人在叫:我的天,大河里浮菩萨--来刹了神。坦克,坦克!我从未见过坦克,电影中的坦克总是大而笨重,人们可以追上它爬到它的顶上去。但我那天看到的那些是黑点,移动起来如此快速,比汽车还快。

  
“我听到另一声炸弹爆炸的声音,接着又一声,似乎就在我头顶上爆炸。有人在叫:坦克在向我们打炮!我感到恐惧,天空惨黄的,我心里直战抖,没有一点英雄的感觉,只觉得手足无措,分不清东西南北。小刚,一个五分钟前还英雄气概十足的男孩,把他的头钻到驾驶室后的帆布里,他的枪对着天空。他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我听见他的枪还在射击。他的样子象赖蛤蟆垫床脚,又要硬撑,却直颤直抖,撑不起。”向土匪喜欢把他学来的长沙歇后语混在自己的故事中,但他的发音总是不准,会把“蛤蟆”说成“隔膜”,引起我们发笑。但他却从不在乎。

  
“等我们从卡车里逃出来找到地方躲藏时,我完全忘掉了为什么我们到这里来,我搞不清周围的情况,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呆呆地伏在地里。小刚已经被吓得连对空的枪也不打了。一会儿后,我们才看清两辆坦克绕过一辆正在燃烧的卡车朝长沙方向开去。

  
“突然我们听到另一种炮弹的爆炸声,好一会我才想到,这是朝坦克打的炮,因为坦克周围有爆炸的烟尘。战斗过去后,我才想起这大概是红旗军的人用八二迫击炮从山上打来的,他们真正不愧为有实战经验的人。

  
“坦克和八二迫击炮对射一阵后,坦克开始向湘潭方向退去,这时小刚已因害怕把裤子都尿湿了。”我们都笑起来。向土匪又故作神秘道,“有人说易家湾战斗后,台湾特务把地上坦克履带印复制了下来,他们第一次证实湘潭有一个生产大型坦克的军工厂。那个工厂的名字与军事工业毫无关系:江麓机器厂。”

  
一九六七年九月,造反派内部发生分裂,在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有席位的形成了支持新当局的“工联派”,而没有席位的在野派形成了“湘派”。“长沙青年”成了湘派的成员。

  
湘派与工联派发生过几次武装冲突,向土匪就是在这些冲突中之一:五一路湘绣大楼事件中验证了他犯禁忌的后果的。当时长沙青年占据了湘绣大楼对面的建筑物,而六层的湘绣大楼却被工联派占据。两派公开分裂后,两个大楼里的武装人员开始互相射击。向土匪在所占据的大楼顶上架起一挺高射机枪,装上燃烧弹和穿甲弹,向湘绣大楼扫射,几轮射击后,湘绣大楼着火,整个大楼完全被这场大火毁掉。

  
向土匪相信他闯下的大祸是因他两次违反了不能看别人性交的禁忌引起的。湘绣大楼事件前不久一天,李良从长沙回长桥农场时,碰到一位非常诱人的女子,他便把她带去长桥农场向土匪与他共住的寝室。

  
那一周向土匪一直在长沙。但那天夜里,他赶回长桥去取衣服和其他东西。他来到房间外时听到女人的声音,他迟疑了一下,但终于抵抗不住好奇心,忍不住从窗户朝室内看去。在黑暗中,他可以看到两个正在做爱的人影,女人坐在李良身上,是那种所谓的“伞把流水”的方式。这可是倒大楣的象征,向土匪看了性交后,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心。

  
这件倒楣事之后不久,向土匪又碰到一件倒楣事。那是夏秋之间,“长沙青年”在长沙的总部办公室里,有人提议到烈士公园去抓乱搞男女关系的人。烈士公园遍地是花草,是长沙环境最好的公共场所之一。中国人住房紧张,那些有婚外情的恋人往往在春夏或秋夏之交时来到这里寻欢作乐。“这正是在室外‘工作’的好天气,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查一查烈士公园的树丛后面过瘾的家伙?”不少声音应和道“走,去调查调查,那一定是使所有肠子都会快活得直跳直蹦的事!”

  
向土匪怕又看见做爱的场面,拒绝随众人去烈士公园。半夜前,这些家伙回到了长沙青年总部,向土匪听到外面人声沸腾,走出他所在的房间,看到一大群人进了一间会议室。他跟进这间会议室,发现一男一女一丝不挂地被长沙青年的家伙们围着。有人告诉向土匪,这对男女正在灌木树后的草地上做爱时,被他们抓住了。在这群粗野的男人的目光下,这对男女窘迫不堪。

  
有人叫道:“给我们再表演一次!”有人附和:“趁这一夜还没过,再‘洗次槽子’给我们看看!要不然明天天塌了也不让你们走。”另一个怪声音道:“你们再搞一次,我们就不把你们交给你们的单位。”

  
这最后一句话打中了要害。那一对男女互相对视一眼,女的开始搂男的,但几分钟后,男的反应不起来。指着那女人,一个旁观者嚷道:“你帮他搓一搓!”又有人附和“对!赶快搓,赶快搓!”向土匪不忍看下去,离开了那间挤满人的会议室。

  
“这就是我坐牢的原因,”向土匪靡痨的样子,讲完了他的故事,“我真是不走运,这种打破禁忌的事走也走不脱。”

  
向土匪后来被以反革命纵火犯判处七年徒刑。他接到判决书时十分高兴。他向我们解释,判决比他预期的轻大概是因为当局认为他只是执行者,而下命令的是长沙青年的灵魂李良。我猜向土匪那付与世无争不讨人厌的样子和态度可能也给判他刑的人留下了好印象。

  
李良的命运却悲惨多了,他象张九龙一样被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向土匪知道对李良的判决后,好几天都在为李良抱不平。用他那不地道的长沙话,他忍不住会骂起来:“这些公检法的家伙真是一帮畜生,他们中很多人要不是李良制止长沙青年的人乱打乱杀,早就没有命了。他们今天得了势,不但不念李良的救命恩,反而认为他有文化,有头脑,政治上危险,不杀他不安心。这些家伙只吃三毛伢子那一套!”

  
象张九龙一样,在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李良被拉出去杀掉了,因为李良也是“政治隐患”。与向土匪被判刑的同时,三毛伢子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执行枪决的那天早晨他拖着他的死镣从九号门前走过,朝向土匪喊道:“向土匪,我到阎王老子那里先占个位子,明日你来时,一定不会亏待你,”边说边笑,“十八年之后又会是条好汉!”他相信来世又会投胎,成为一条好汉。听到三毛伢子那轻松的语调,我们才觉得心里稍为好过一点。

  

 回复[9]:  金枪鱼 (2021-02-20 14:48:58)  
 
   红色怒火一兵

  
我和毛火兵同床。“毛火兵”不是原名,是文革中改的名字,意思是“红色怒火一兵”。红色怒火是当时长沙保守派中最极端的专门从事武斗的组织。他与我这个造反派中最激进的思想家睡一个床这件事本身就充满着对文革中政派冲突的讽刺意味。

  
刚进九号时,我们互相很少交谈;我那时没有情绪聊天,而他好象生性就不是那种话多的人。我们的床是后面窗子边的上铺,床正对窗口。夜幕降临时,他喜欢坐在铁窗边对着空荡荡的后院唱他喜欢的电影歌曲。这些歌曲有五十年代的电影“乘风破浪”中的歌曲,六十年代“冰山上来客”中的歌曲,“马儿你慢些走”以及“婚礼曲”。这些歌曲在一九六四年就成了被批判的“修正主义歌曲”,社会上已有好些年听不到了。每当这时,九号的年青人都会静静地侧耳倾听他的歌声,伴着黄昏景色带来的伤感,想各人的心事。

  
好多天后,他才告诉我他的名字的意思,“我是红色怒火的成员”,他停一停,又微微一笑,“杀人凶手”。

  
长沙的造反派市民中流传着各种有关红色怒火的恐怖主义和残忍的故事,而我面前的毛火兵有张圆圆的脸,诚实本份的样子,使我很难将他与恐怖主义联在一起。他真诚地邀我同床的态度显示了他对我的好感,这种好感显然与我俩政治倾向的绝对对立不相容。但后来他总是象兄弟一样向我提醒那些扒手们的诡计和恶作剧,我才发觉他大概将我这种学生出身、来自高干家庭的人与那些社会下层的人相区别。我觉得他的态度很好笑,我对那些黑社会的人充满着同情了解他们的好奇心,但他却与他们保持严格的距离。这大概也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区别。他们保守派在破四旧的“红色恐怖”的日子里,迫害甚至残杀了无数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被迫害的人中大多数都成了后来的造反派。可以理解他们保守派当然永远将自己与黑七类相区别,而我这种激进的造反派却会与黑七类认同。

  
毛火兵告诉我,他被批斗游街示众时看到过一幅批判我的漫画,画中我的父亲象个魔鬼,绿面孔,长牙齿,用一支盛满黑色毒汁的奶瓶喂一个象小妖怪的杨曦光。这幅画告诉人们,杨曦光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父母当作修正主义的苗子培养大的。毛火兵看我一眼,问道:“你小时候真的每天都喝牛奶吗?”当时我心里正在担心这幅画会使毛火兵对我的政治思想背景造成什么印象,但他对我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少兴趣,而更关心我的家庭生活方式的细节。我哼哼哈哈,试图改变话题。我第一次从他的语言和目光中发觉在普通人眼里,在那个时候每天有牛奶喝是种多么令人羡慕的事情。与我担心的正好相反,那幅丑化我父母的漫画并没有改变毛火兵这类保守派对我父母那样的高干的尊敬态度;他看来从不区别高干中有实权的人与无实权的人,也不看重他们之间的冲突,只要是共产党的高干,总是值得保守派尊敬的。我猜想,在他心目中,我大概是这个号子里最接近他的政治颜色(红)的人,这也大概是他邀请我与他同床的原因。

  
我也喜欢他。他诚实、本份,看去比他的年龄老成得多。相处不久,我们这两个造反派和保守派中的极端分子就成了好朋友。毛火兵是长沙一间有名的大矿山机械厂的学徒工,共青团员。他的阶级成分是红而纯洁的:父兄都是产业工人,父亲还是劳动模范。这种大工厂的工人福利待遇好,在共产党社会里政治地位高,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

  
象当时全中国的产业工人一样,这个工厂的工人分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成员大多是党团员和靠近共产党的“积极分子”,象毛火兵这类家庭的人。而造反派成员大都是与领导关系不好,受政治歧视的人。九号关的大多是与造反派有关系的人,毛火兵有时私下向我评论他们时,总是把所有造反的人都说成是想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对共产党的坏人。但他有时会加一句,“你们学生不一样,你们很单纯,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化革命。”

  
有天他谈起他参加红色怒火时的情景。“我们厂有三个人参加了红色怒火”,他满腔怀旧的情绪,“一辆卡车在厂外等我们,很多厂里的同事和家属来送行。杨曦光,你想象不出那场面有多动人,很多人都流泪了,和电影‘董存瑞’中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参军的场面一样。”董存瑞的故事五十年代被拍成电影,电影中有一个农民欢送子弟参加人民解放军的镜头。

  
那天毛火兵的妈妈对他说,“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现在这些右派要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要推翻共产党,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你安心去打仗,我们全力支持你。”毛火兵学着他母亲的话,就象模仿电影中的表演一样。我感到肉麻,但他却似乎对这些话充满激情。毛火兵所在车间的主任向他们三个青年人致了欢送词,致词的末尾是口号,“誓死保卫红色政权!”

  
毛火兵这类保守派在左家塘是绝对的少数派。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号子里也会发生冲突,要知道那个时代所有人和所有事都染上了政治色彩。毛火兵为了避免冲突,尽量不与他人谈论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话题。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打扑克和玩骨牌上,他是打牌的好手。

  
有天放风的时候,毛火兵和罗钢在院子里带回号了一些野花和泥土,他们各自找到一些破烂容器把两颗野花栽活了。每天早晨他们给自己的植物浇水,看着它们长大。比起罗钢的,毛火兵的植物长得越来越高,罗钢也越来越不高兴。罗钢附在我耳边说“三杆枪比着我,也不能让保皇派胜过造反派。”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保皇派”的花垂下了叶子,几天后,那颗“造反派”的野花就超过了“保皇派”的。罗钢神秘地对我说:“我半夜起来给保皇派的花撒了一泡尿!”象向土匪一样,毛火兵参加了易家湾战斗,当然他们那时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与易家湾战斗有关的“八.八祭坟”对毛火兵来说类似向土匪的湘绣大楼事件。向土匪给我们讲易家湾战斗后不久,毛火兵也给我一个人讲过这个故事的另一面。他不喜欢向其他人讲,因为他从听众对向土匪故事的反应可以看出古家塘的多数派(造反派)对红色怒火的敌意。

  
“我们红色怒火和八一火团的人坐在卡车上跟随着江麓机器厂工人的坦克。坦克出击第一辆造反派的汽车后,造反派后面汽车上的人纷纷跳下车来。八一兵团的人告诉我,‘我们碰到红旗军了,你听枪声都是三八式步枪’八一兵团的人也都是用三八式步枪,他们嫌新式的半自动步枪射程太近。”八一兵团是保守派的复员转业军人组织,战斗力与红旗军不相上下。

  
“我们看到红旗军的人往路边的山上跑,也跟着往山上去。我身边几个红色怒火的人在几声枪响中应声倒下。我一看昏了头,不知道枪弹是从哪里来的,也看不清敌人在哪里。唯一我能做的事是紧紧尾随着八一兵团的人,他们做什么我做什么,他们往哪里去,我跟着往哪去。

  
“接着几声炮响,坦克周围滚起烟尘,八一兵团的人在叫“迫击炮,迫击炮”。我们只得收拾好尸体向湘潭方向撤退。天快黑时,我们在一个小镇上休息,大家觉得今天的战斗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好象在红旗军向前丢了脸。有人提议摸黑杀回易家湾,抓几个红旗军来证明我们的厉害。同声附和,于是又上了卡车往易家湾方向去。

  
“我们到易家湾时天已很晚了,车停在镇边上,我们扯掉手臂上的袖章走进镇去找茶馆吃晚饭。这里已是湘江疯狗的地方。

  
“走进一家茶馆,我们看到几位穿着象转业军人的家伙,决定相机行事。坐定后,我们自称是湘江疯狗某支队的人,与他们聊起来。他们果然是红旗军。这些造反派居然没有怀疑我们身份,向我们吹起牛来,说他们今天打中了坦克,消灭了好多红色怒火和八一兵团的敌人!”

  
毛火兵讲到激动处,忘了我是个造反派的极端分子,各种骂造反派的话脱口而出。“湘江疯狗”是保守派对湘江风雷的鄙称,“造饭派”是他们骂造反派的话。这是我俩在一起以来,对造反派的敌意第一次让我感到不舒服,这提醒我,我们之间有一条政治鸿沟。他大概也注意到我脸色的变化,开始把腔调变得中性些。

  
“他们正吹得高兴,我们的头头用手势下了命令,这几个不知死活的造反派马上被解除了武装,捆了起来。我们后来又抓了几个湘江风雷的人,总共八个造反派被我们押回湘潭。

  
“不久长沙传来消息,长沙青年和青年近卫军的人在埋葬他们在战斗中死去的战友时,把抓起来的保守派活活垫了棺。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悲愤得忍不住几乎喊:“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这八个被抓的造反派在埋葬死去的几个保守派时成了祭坟的牺牲品。毛火兵参加了死刑执行。那是枪决;枪声响过后,参加祭坟的人中有人抽泣,当然不是为刚死的造反派,而是为了被垫棺的那几位保守派。毛火兵接着执行命令去检查尸体,对没有死的人补火。他发现有两个被枪击的人还没有死,枪伤处在不时涌出鲜血,但头还在摆动。

  
“那两个家伙还不想死,直动弹,我一人给他们两枪,直到他们最后去了西天。”毛火兵的口气是如此自信,好象他是在做一件非常正当的事,他不能感觉我心中的不安和愤怒。“八八坟祭”是毛火兵“杀人犯”罪名的主要根据。

  
造反派完全控制了湖南省以后,红色怒火的人逃出湖南,在江西及其他邻省躲藏了一些时候,终于被抓回了长沙。那时新的当局主持的“正统造反派”--工联,在中共中央支持下,成立了“治安指挥部”,与军队一起负责地方的治安。治安指挥部由工人控制,他们随意抓人、打人、审讯,比公检法更糟糕。两派的极端分子,象红色怒火的人和我们省无联的头头,都被他们当成政敌抓去进行迫害。那时也没有了任何法律观念。毛火兵比我不走运,他在进左家塘之前,在治安指挥部关了很多天,经常被吊起来拷打。大多数时间都是脚镣手铐。他的手上还有手铐嵌进肉里留下的永不消失的伤痕,身上也是遍体伤痕。直到他被转到左家塘看守所后,他才逃脱了这种拷打。“一进左家塘看守所”,他心有余悸地说。“我才深深松口气。公检法是我们一派的,他们会尽量保护我们的。”毛火兵明白秩序迟早会报复,这个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这些忠于共产党的保守派最后总会被保护,至少是被原谅。

  
所以毛火兵相当安心左家塘的生活,虽然他在扒手和其他反革命和刑事犯中保持着不安全感和对他们的敌意。他在左家塘的日子里,最能令他高兴的大概是十三号的高建军。

  
十三号是左家塘唯一的女犯号子,关着暗娼,政治极端份子,与奸夫一起杀死亲夫的女人,“台湾特务”,和贪污犯。毫无疑问,十三号的人犯是其它号子里的人们最关心的。不少左家塘的“客”有他公开的或秘密的十三号的心上人。每次十三号的人出去提讯,所有窗上都会有很多目光送出迎进。

  
三个妇女引起男人们的特别注意。一个是黄杏英,她是我在长沙一中的同学。像我一样,她是因为省无联问题坐牢的,她的政治观点太异端,超过了当局能容忍的限度。第二位是个长沙黑社会中有名的妓女,叫刘曼曼。她是那种南方少有的丰满的性感女人,皮肤白嫩。扒手们最爱谈论她,似乎对她熟悉得不得了。有个造反派的泥工告诉我,他曾经在长沙火车站等处花很多时间找妓女,那时的价格是五块人民币一夜。他自称与刘曼曼睡过觉,为了证明他了解刘曼曼,他告诉我们,刘曼曼虽然跟无数人睡过觉,但她心里有个真正的爱人,她甚至听从那心上人的命令,用她的身体去还过他的债。罗钢为了证明自己了解刘曼曼,一口咬定她在治安指挥部时用她的身体买通看守,得过一些特别的待遇。

  
第三位明星就是毛火兵最喜爱的高建军。她是长沙二十四中的高中学生,父母是军队干部。她是那种典型的北方女孩,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非常可爱(那时左家塘的男人眼里女性大概都很可爱)。高建军也是红色怒火的成员,也是杀人犯的罪名。高建军与毛火兵一块在八八祭坟时对受害者补过火。在一次战斗中,高建军与另一个女孩子曾用机枪掩护长沙高司的人从二十四中撤退。“别以为她是那种娇弱的女子,”毛火兵一脸为高建军骄傲的样子,“她在战斗中比男子汉还要凶”。她曾经和毛火兵一块儿在湘潭大桥上处死一个造反派。他俩把这个造反派捆住,装在麻袋里,从大桥上扔下去,把他活活淹死了。那个倒楣的家伙死在这么个漂亮女孩子手里,做了鬼大概也不会安心的。

  

 回复[10]:  金枪鱼 (2021-02-20 14:54:04)  
 
  我猜想,高建军一定象毛火兵一样,认为杀死这些造无产阶级专政反的家伙是保卫红色江山的神圣事业。他们看了太多的这类将迫害和杀害政敌描写成神圣的阶级斗争的电影。她头脑里一定是塞满了革命回忆录和电影中神话共产党对“阶级敌人”迫害的故事。我小时候也看过不少这类宣传,要不是文革中我父母和我自己被当局打成反革命加以迫害,我很可能会变成高建军那样的人。

  
我也可以看出毛火兵坐了这么久牢后,已经没有以前那样天真和狂热,他有时也会显出对变幻无常的政治的困惑。毕竟,他们这些为保卫红色江山不惜牺牲的人今天是坐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牢里,现实的政治比他头脑里黑白分明的图像实在复杂得多。

  
高建军和毛火兵比所有造反派中杀了人的人都幸运得多,他们一直没被判刑。正如毛火兵所料,随着秩序的恢复,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好。我离开左家塘前夕,在二十三号等待去劳改农场时,他们所有红色怒火的人都被转到一个条件好得多的地方去了。

  
我和毛火兵的友谊也许比私人交情更多一点。我们对文化革命都有幻灭感,他誓死保卫红色江山,却坐了红色江山的牢,他们保守派的理想主义无疑早已破灭;而这场曾经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的革命造反从来没有给人带来任何好东西,我的激进的理想主义也早就幻灭。这大概是我们的友谊的真正基础。

 回复[11]:  金枪鱼 (2021-02-20 14:58:57)  
 
  “舵 手”

  
那是个阴冷的冬日,我抱着我的背包和行李踏出九号的牢门就踩在那看似寒彻入骨的走廊的水泥地上。走进二十三号那厚厚的牢门,我仍感到南方那带有潮气的清冷。徐络腮把门重重地关上,随着哐啷一声落锁的声音,我的眼睛慢慢重新适应了号子里的昏暗。我发觉与我同案的“省无联”的其他头头已在这里。他们中有高校风雷的领袖周国辉,红旗军的头头毕健,湘江风雷的头头张家政,文艺界的宋绍文。

  
“省无联”全称“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是二十几个各行各业长沙的在野的造反派,即新成立的革委会筹备小组中没有官位的造反派组织的联合。“高校风雷”(大学生中的造反派),“红旗军”(复员军人的造反派),“红中会”(中学生的造反派),“文艺界红色造反团”(文学家、艺术家的造反派组织),“教师联合会”(中小学教师的造反派组织)都参加了“省无联”。

  
张家政这时看去象个驯服的小人物,每天忙于各种精细的工艺活。他帮宋绍文装订、裱糊一个精致的本子,里面收集了宋绍文在看守所的书法练习。他还常被徐络腮叫出去绘制各种歌颂毛泽东的油画和用石膏制作各种毛泽东像。这在看守所是一种特殊的待遇,因为出号子去工作不但能有更多食物吃,而且享比有号子里大得多的行动自由。张家政这时的目光看去驯服而没有任何政治野心,只是个千方百计谋生计的艺人。大家这才记起他文革前是“大众”电影院的画家,专门绘制各种电影广告。但是文革中,他成了位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六七年夏天“湘江风雷”刚平反时。张家政文革初被当局打成“反革命”,主要原因是其父亲是共产党于一九五一年镇反运动中杀害的国民党官员。他与其他被打成“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一起组成了一个准政党型的跨行业政治组织“湘江风雷”,要求当局为他们平反。一九六七年初在当局发动的镇压造反派的运动中,“湘江风雷”被当局定为“反革命组织”。张家政被捕入狱。后来这个运动被造反派称为“二月逆流”。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泽东支持“湘江风雷”平反,张家政被释放,并马上参加指挥造反派与保守派(红卫兵)的武装冲突。那个夏天,我有天偶然在长沙市靠湘江边的海员俱乐部看到他与湘江风雷的其他负责人在一起策划战事。一位湖南医学院的女学生告诉我,张家政一出监狱就和她谈到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政治冲突,他声称他手中有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证据。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当局镇压“省无联”时,张家政又被拘留。这次他的罪名不但有“指挥武斗”,还有“反对周恩来”。

  
周国辉是湖南大学的学生,这时他看去与张家政截然相反,他还保持着他那在野政治家的风度,绝不向政治迫害屈服。他仍在评论时局,批评当局。而张家政早与政治话题绝了缘。

  
一个温暖的冬日,我到二十三号的第三天,号子门不断地开关,好几个样子看去奇奇怪怪的人被送进这个号子。一个矮矮胖胖姓周的小学教员,一进号子就告诉我们,他是被当成“省无联”的“黑手”抓进来的。他参加了“教师联合会”,加上他一九五七年曾被打成右派,因而遇到了麻烦。我问他“你因为什么事被打成右派?”他顿时来了精神:“我一九五七年就批判刘少奇,结果被刘少奇的死党打成了右派。”另一位瘦长而有对三角眼的陈三才也是右派,也是参加省无联要求当局为他平反而被捕的。还有位七十多岁老得满嘴牙齿都掉了的张伯伦(他的名字听去与英国二次大战时的首相的完全相同)。他被指责与国民党有关系,因利用省无联为他自己过去的罪名翻案而成为“操纵省无联的黑手”。

  
周国辉看着这些怪模怪样的人轻声对我说:“这些人都是些政治背景有问题的人。当局有意将这些政治上不干净的人与省无联联系起来,以便证明我们有罪。” 一位穿着中式对襟棉衣,没有右手的新来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肤色黑黑的,嘴唇厚厚的,说一口岳阳腔很重夹着长沙腔的普通话。他的名字“刘凤祥”听去有点耳熟。他一进二十三号就与其他右派朋友交换消息。显然他也是右派。一位叫肖乾的右派记者在我们号子里呆了三个多小时,又被转到别的号子去了。肖乾一进二十三号,刘凤祥就迎上去与他轻声交换外界的消息。刘凤祥的一句问话“军队的情况怎么样?”飘进了我的耳朵,使我暗吃一惊。

  
第二天我才想起来,人保组的人审讯我时曾专门问及这个刘凤祥。他们问话中的刘凤祥简直是个神通广大的传奇人物,但我眼前的刘凤祥却其貌不扬。我问他的手是怎样断的。他告诉我他一九五七年在湖南日报任主编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时,右手在一次事故中被机器切断的。又是一个右派。我问他什么原因被打成的右派,他告诉我:“我们可是最早的造反派,早在一九五七年我们就批判旧省委的走资派,这就是我被打成右派的原因。”

  
到了二十三号不久,我们开始意识到,这批与省无联案有关的人员集中在一块,马上会有一次对省无联一案的判决了。我们互相交换消息证实,所有转到二十三号来的人都在前不久由“拘留”的的状况转为正式被省“人民保卫组”逮捕。尽管“大难当头”,二十三号的人们仍旧迅速重建了他们的娱乐。我们又用纸片和饭粒制作了象棋和朴克。我的棋友经常是刘凤祥。

  
刘凤祥下棋时告诉我他“拜读过”我的“中国向何处去”,非常欣赏。我告诉他,我目前的政治哲学已与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整体应该是民选的,如果不是民选的,就应该改变。而现在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我告诉刘凤祥,过去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今天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最黑暗的历史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晚饭后,人们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打朴克,有的在谈天。刘凤祥坐到我的床边轻言细语地对我说,“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实在是非常残酷,很多知识分子因此信奉一种纯客观主义,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真正的是非善恶,认为这种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文化革命是一种真正的罪恶,这在历史上一定会成为公认的定论,这是客观真理,不是随意性的主观判断所能改变的。”我非常吃惊。他的口气象一位传道者,那么自信,那么认真,与谈天的口气那么不同。尤其是他的政治观点,与他在众人面前所表露出来的完全相反。我当着众人问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时,他把自己打扮成反对走资派,支持“文革”的“老造反派”,而私下里,他却对文革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我俩的交谈自那天以后越来越多,偶尔周国辉也参加我们的交谈,但毕健、宋绍文、张家政由于对“右派”怀有戒心,从不参予我们的交谈。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即使到了监狱里也与那些右派分子和“真正的搞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组织的反革命分子”不同。但我在感情上已仇恨这个社会,我相信在持与当局不同政见和仇恨他们这一点上,我与共产党词典中的“反革命”没有什么两样。刘凤祥也有意保持与张家政的距离。他告诉我,他在劳改、劳教单位已生活过多年,对其中的复杂和黑暗的人事关系已有丰富的经验。他可以根据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性格,气质及他的背景来判断他是否会成为一个向“干部”密告自己的人。据他分析,张家政一定是会做这种事的人。因为张家政处事时很能理解别人的喜好,很能强制自己去迎合别人。“我早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对当时的政治明星就有过一个广泛的评价,我对张家政的评价是‘没有真正的政治头脑,却很能玩弄小小的权术’,刘凤祥用一种政治评论家式的口气说,“你看得出来,他很会在生存竞争中适应环境,这在他体会“干部”迫切需要犯人情报的愿望和克服自己在向当局告密的人格障碍方面都不会有问题。”

  
十一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所有二十三号的人被押上卡车到长沙的东风广场开宣判大会。我们被铐上手铐。被判处死刑的湘江风雷的头头陈本望被上了脚镣(他被关在另一个号子,被控为文革武斗中打死了人)。每人胸前挂了一块大牌子,从牌子上我们可以看到加于自己的罪名和被判刑的刑期,我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十年徒刑”。张家政、周国辉的罪名与我相同,但张的刑期是二十年,周国辉是七年。刘凤祥和其他“省无联”的黑手们除了“现行反革命”罪名外,还有“右派份子”或“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罪名。他的刑期是十五年。

  
东风广场是文革中各派政治组织集会的地方,也是当局宣判犯人和组织集会的地方。那次宣判大会,由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织,很多省无联敌对政派的人都去参加了。会场大约有五万多人。我们三十几个被判刑的人被荷枪实弹的军人押着,跪在会场前的一个大台前面,两个军人用手按着一个犯人的头,稍有动弹,军人的枪托,脚就朝我们头上、身上飞来。

  
我听到对自己的宣判词,除了指陈我写“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外,竟指陈“其父于一九五九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兄、其舅于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其母于文革中‘畏罪自杀’。”作为我从来就仇恨共产党的证据。那天的宣判使我失去了对这个社会的任何信任,这真是一个充满仇恨,歧视,迫害,没有任何公正而言的社会。刘凤祥的判词指陈他插手省无联,鼓吹“走省无联”的道路,并游说省无联头头“上山为匪,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条加诸于他的罪名是在全国串联,组织右派闹翻案。

  
宣判大会后,我们被军人押解着分乘几辆卡车在长沙全城“游街”。那是文革中判刑的例行程序。市民对省无联充满着同情,不时可以听到人们在为我叹息“真年轻。”,“十年刑,遭孽呢!”更有甚者,几个我过去的同学一直跟着汽车走遍长沙城,表示同情和支持。

  
回到二十三号,我一心开始盘算自己的未来。我对判刑的第一个反应是希望有机会参加一个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组织,推翻这个可恶的政权。等我冷静下来,我开始盘算怎样在劳改队越狱逃跑。我心中暗想,如果要逃跑成功,也许我必须下决心学会扒窃的本事。那天夜里,我将自己的心思告诉了刘凤祥。意外的是,他竟反对我的打算。他温和地对我说,“我这是第二次被判刑,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受到打击时,我的反应与你一样激烈。但是逃跑和刑期对于政治犯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如果政治局势不变,你跑出监狱或满了刑,你的处境一点也不会变好。就象我们三年劳教刑期满了一样,政治迫害和歧视一点也不会比以前少。但是如果政治形势变了,二十年刑期一夜之间就会烟消云散。”深思熟虑的话语不紧不慢地从他那厚厚的嘴唇出来,那沉闷的音调本身对我都有莫大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他顿一顿,继续道,“你这种反应也许反映了你对政治局势的一种绝望。你知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的一些动人场面吗?好多知识分子发狂地支持赫鲁晓夫的批斯大林运动,特别是那些三十年代被迫害的人。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有这一天的,你不相信吗?如果你有这个信心,就用不着策划逃跑了。”

  
从那天晚上,我对刘凤祥有了一种崇敬,我从心底里爱他。那天我从他口里知道了与他的判词有关的一些事。一九六七年十月,他的确在全国串联组织右派闹翻案。他到北京去找一些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造反派,弄到了一些共产党一九五七年迫害右派的党内文件。他与他的右派朋友们把这些文件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并动员所有右派起来闹翻案。他们认为省无联是政治倾向与他们最接近的政治组织,于是决定支持省无联。他曾与省无联的头头张玉纲谈过多次,宣传他的政治观点,并提醒张玉纲注意武装斗争的可能性。(这就是判刑中的煽动“上山为匪”)。为了让市民知道右派的观点,他还让右派朋友们把彭德怀一九五九年批评毛泽东的“万言书”抄成大字报,以“反面教材”的名义贴在大街上。一九六七年下半年那段时间,他的很多右派朋友控制了造反派出版的非官方的小报,并利用这些小报为右派翻案。省无联的教师联合会的报纸为长沙有名的右派杨美南翻案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天夜里,我们互相都觉得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深谈到半夜。那是我永世难忘的一堂现代中国政治历史课。刘凤祥从反右运动开始,用他沉着的男低音向我和盘托出他的政见。

  

 回复[12]:  金枪鱼 (2021-02-20 15:03:28)  
 
   “中国现代史上的很多悲剧起源于一九五七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一九五六年苏联的反斯大林运动揭露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黑暗面,因此由赫鲁晓夫发起了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运动。他不但平反了三十年代肃反运动中的冤案,而且在苏联搞了个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希望能避免斯大林肃反的重演。作为国际共运一份子的中国共产党也在中国搞起了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运动,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运动。毛泽东为发动这个运动作了一个内部报告,这就是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是公开发表的文本与最初的内部报告强调的重点完全相反,内容根本不同。听过毛泽东这个报告录音的人都知道这个报告的重点是提倡社会主义民主,企图试一试某种‘自由化’的政策,以此来避免斯大林肃反的重演,毛泽东的初始意图的确是真诚的,并不象他自己后来说的那样:‘放长线钓大鱼’。但他在发起这个大鸣大放运动时错误地估计了一九四九年后的形势和民心。

  
“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使国内出现了安全和繁荣的景象,到处是共产党万岁的声音。但是这是一种表面现象,老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用政治运动治国的方式,对肃反等运动中侵犯人权,对共产党用官僚制度管理学校都很不满。不过这些不满在共产党的强权的压制下没有机会发泄。而毛泽东却以为全国人民是真心拥护他,以为知识分子是真心拥护共产党和这种新制度,根本忘记了自己的威望和权力是建立在一个血腥镇压的暴力基础上。基于这种错误的估计,毛泽东真正想让知识分子来批判共产党和参予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讨论。据说毛泽东决定发起这个运动时,赫鲁晓夫就反对,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搞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化,完全让知识分子自由批评政治一定会出乱子的。毛泽东不听他的劝告,还是搞了大鸣大放。结果不出赫鲁晓夫所料,大鸣大放开始不久,毛泽东发现知识分子根本不是真正拥护他,而且根本就看不起他。这时毛泽东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准备进行镇压。那时赫鲁晓夫又表示过反对,认为既然已经放开让人鸣放,就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压制。毛泽东又没有理睬赫鲁晓夫的意见,来了个反右派运动。这个运动使人们再也不敢讲不同意见,这就造成了大跃进中的局面,对一些极其荒谬的事,大家都指鹿为马。象《皇帝的新装》中一样,明明看见皇帝光着屁股,众人却连声称赞皇帝的华丽新装。”

  
刘凤祥用一种自信的口气象批评一个劣迹的小孩一样批判当时任何人都不敢怀疑的毛泽东。他的态度,更是他的语气,如此动听,我被他深深感动了。他娓娓继续道:

  
“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的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已经表面化,彭德怀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上书毛泽东,举了很多具体的调查材料,希望毛泽东能认识大跃进的错误,结果反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这就使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最后终于造成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的大崩溃。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得不承认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中犯了错误,这时过去曾经积极支持过毛泽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倒向赞同彭德怀的观点。毛泽东口头上虽已认错,实际上却对刘少奇等人的倒戈怀恨在心,千方百计企图改变被动局面。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又搞学习解放军运动,革命化运动,和社教运动,都是企图削弱和打击在毛彭之争中倒戈和右倾的刘少奇、邓小平。文化革命正是这一努力的继续。”

  
夜已深,众人已入睡,只有我和刘凤祥坐在床上墙角,他的声音低得只有我听得见。我象在黑夜里看见了光明,聚精会神地听他。在周围充满着无知的政治狂热和被迫害者的麻木和心智脊薄的一九六九年,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危及每个中国人的安全的时代,刘凤祥的这段历史深使我感到一种精神享受。我体会到为什么右派朋友们在称呼他时都故意把“断手”发成“舵手”。特别是他的很多观点与我和程德明的讨论不谋而合,更使人有种人心所向的信心。

  
我与宋绍文,毕建,张家政已没有什么政治话题可谈,他们虽然是文革中的政治风云人物,但与刘凤祥比较,他们只是糊糊涂涂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他们并不懂文革这场变动为什么发生。他们都在忙于准备去劳改队的行装。只有张家政将去监狱,因为他的刑期超过了十五年,这是去劳改队的最长年限。他们看去已完全失去了政治灵魂,变得麻木不仁。

  
另外一件大家都关注的事是临去劳改队之前与家人的一次见面。我们被关押都已近两年,两年来被禁止与家人见面,但在被判刑后,有一次机会与家人见面。宋绍文的老母将来看他,他再三嘱咐母亲给他带一只做好的熟鸡来吃。两年的拘留已使他从一个有大肚子的胖子变成一个瘦得眼睛陷进去的人。他文革前是位拿高薪的剧作家,文革初被打成反革命,于是参加造反派要求当局给他平反,最后卷入“省无联”。他母亲来的那天带来了一锅鸡,但被徐络腮拒绝,宋绍文只能看着她把一锅香喷喷的鸡又带回去。更糟糕的是他母亲告诉他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他的美丽的爱妻梁契已提出与他离婚,并将他一辈子的上万元存款全部取走。梁契是长沙文艺界演员中有名的美女,毛泽东来长沙时都专门要她陪舞。宋绍文造反时,梁契一直与他在一起。这次宋绍文被判十五年刑,她终于与他反目。他觉得离婚可以理解,但将他的存款全部占有,却使他大感意外。那个时期,社会是不会保护“反革命份子”的财产的,政府不但鼓励反革命份子的配偶与之离婚,而且鼓励家属、子女从政治经济上与反革命“划清界限”。每天家属见面都有一些类似的伤心事,不少人红着眼圈,流着泪回到号子里。

  
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能来看我。刘凤祥知道我父亲,他支持我父亲一九五九年对大跃进的批评。我告诉他,我在文化革命中与父母的政治观点不相同。我在六七年初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冲击共产党官僚时亲自经历了市民对省委官僚的冲击。我发觉市民对包括我父母在内的党官僚的不满是由于文革前他们对平民的压迫造成的。我家的保姆文革前对我父母很尊敬,但文革中,他们却造了父母的反。我曾经向她了解她对父母的看法,她表示了对造反的支持,一点也不同情我父母的处境。那天我和刘凤祥坐在他的床角一边下棋一边谈着我的父母。他用一种武断的口气说:“儿子绝不会真正反对父亲的。”我问他“这是你对中国人父子关系的看法,还是适用于全世界?”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停止了走棋,全神注视我说:“问题是你父亲的政治观点是对的,你参加造反也是对的,微妙就在这儿。”我大惑不解。他慢慢解释道:“毛泽东在文革中很巧妙地利用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及平民之间的冲突。一九六六年十月毛泽东、林彪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后,支持出身不好和政治背景不好的平民和受过当局迫害的人起来造刘少奇、邓小平派的官僚的反。很多‘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都打着批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招牌起来造反。而当时在朝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派的保守派为了表示自己的正统,都采取压制迫害这些‘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和知识分子的态度。这就形成了在朝的右派和在野的右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前者打着毛泽东反对右派的招牌迫害在野的右派,而后者打着改造走资派的招牌反对在朝的右派,毛泽东在文革中重新将政治权力从党内保守派手中夺来就利用了这个在朝右派与在野右派之间的‘历史误会’。”

  
刘凤祥曾在农场、工厂劳教。他入狱前在长沙一间劳改工厂“新生开关厂”当图书管理员。他劳动教养三年期满后就一直留在那个工厂。他告诉我,在他的右派朋友之间,文化革命开始后就在争论应该支持造反派还是应该支持保守派。从经济文化政策方面而言,他们喜欢周恩来,但从对当权派迫害右派的态度而言,他们喜欢造反派。最后大多数右派份子在文化革命中多是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上闹翻案和反对当权的官僚。

  
“我和我的朋友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中一直没有直接卷入文革。直到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我们认为军队介入文革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冲突逐步转为林彪与周恩来的冲突。特别是刘少奇垮台后,毛泽东与林彪的利益冲突。周恩来这人的个性是绝不会搞政变的,他象中国历史上周朝的周公旦,即使有政变的机会,他也不会夺毛泽东的权。但林彪的性格却相反,他是个喜欢出奇制胜的人。刘少奇倒了后,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毛泽东树林彪是为了打击刘少奇,刘少奇一垮,毛泽东的主要危险就是林彪了。”

  
我听他这么一说,大感诧异。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这已写在中共九大的党章中,全国人手一本的毛语录中全有林彪的前言,毛泽东与林彪公开破裂实在是常人当时难以想象的事。但是刘凤祥那自信的语调使我完全信服了他的判断。他继续道:“正是估计到林彪毛泽东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我判断文革可能导致重大政治变动,我们才决定卷入文化革命,支持造反派。”

  
我们被判刑后一个月,长沙又开了一次宣判大会。那天早上我们从前窗看到左家塘看守所中间的空坪中站着将被判刑的人。他们被押出看守所后,判刑的布告由徐络腮分发到所有号子。陈三才接过布告在那里大声念判词。我凑过去看,头条竟是张九龙的判决书。张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与他同案的有将近十人被判了刑,其中毛治安和王士坤的名字我已从张九龙的口中听熟了。

  
刘凤祥听说我认识张九龙,马上问我张的案情,看似他对“反革命集团”案极有兴趣。我尽我所知将张九龙的情况告诉了他,他非常有兴趣地问及一些细节,特别是张九龙对古巴人格瓦拉式的游击战争的观点,以及张九龙对秘密政治组织的经验。看得出来,刘凤祥对地下政党活动极有兴趣,并已经对这类事情想过很多次了。

  
又一次棋局,我俩都没把心思放在下棋上,他在自言自语似地谈地下政治活动的可能性。“用我这样的效率向你讲解我的政治观点,我十年内顶多能说服一千人。用这种效率来反对共产党实在是太低。而共产党控制着所有电台,报纸,印刷出版机构,如果没有文革中造反派自己掌握一些宣传工具的机会,要想将足够的群众卷入我们的政治活动实在是不可能。”

  
我问他,“那武装反抗现政权可行吗?”

  
“如果毛林不发生冲突,”刘凤祥沉着自信的样子,听去象一个精于算计的赌徒正准备下大赌注一样,“任何武装斗争都不可能。这是因为在铁路运兵和公路运兵的条件下,当局能在短时期内集中大量兵力。正象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时,共产党依靠铁路在极短时间内在福建沿海集中了大量兵力。这种迅速集中兵力的能力使武昌起义式的武装暴力根本不可能成功。”

  
“那张九龙这类地下政治活动会有机会成功吗?”我背靠着墙。我那时对积极的政治反抗极为神往。“孤苦无告,树党树诉”代表了我当时的心态。

  
刘凤祥慢慢把一个过河卒向左边移动一步,“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要搞地下政党活动而不被破获,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人坐过来看我们下棋,我们这种有杀头危险的谈话就此中止了。想不到我们在左家塘再没有机会深谈这个题目,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被押送到岳阳洞庭湖中的一个小岛上去了。

 回复[13]:  金枪鱼 (2021-02-23 12:49:44)  
 
  建新农场

  
过了元旦,我们一共三十多犯人就被一位狱吏和一个班的士兵押送到离长沙二三百里的岳阳建新劳改农场。两个人共戴一付手铐,每人的一只手铐在铐子的一端。我们背着自己的行李由军人押着步行半个多小时到达火车站。沿途人们都用好奇和鄙视的目光盯着看这群光头、瘦削、苍白和穿着破烂的犯人。那种人格受辱、遭受迫害的感觉真使人伤感不已。特别是那些漂亮的姑娘们用鄙视的目光看我们这些正当恋爱年龄的男人,更使人伤心不已。周围的人穿着漂亮(尽管与八十年代相比是太单调了),肤色健康。外界的景观与我们看了近两年的监房相比真是天堂与地狱的对照,我当时那种对不被社会所容的处境的悲愤感,真是不能用笔墨形容。

  
我和刘凤祥共一付手铐。我们被押上普通客车时,刘凤祥看着同行的犯人,轻声对我说:“革命死了,革命万岁!”我记起这是马克思在“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一文中对法国巴黎公社失败的一句评论。我心中想,刘凤祥心目中的文化革命中的造反运动与官方的文化革命是多么不相同啊。他要把这个造反引向反对毛泽东的路线,而且他对这个“革命”仍寄于深厚的期望。

  
客车到岳阳后,我们被押到轮船码头。等船时,押送我们的士兵闲得无聊,向我们扔石子取乐。他们看着哪个犯人不顺眼,就从地上拣起一个石子扔过来,有的正打在犯人的头上,他们就开心地笑了,并厉声道:“老实点,别乱动。”所有的犯人都敢怒不敢言。刘凤祥轻声对我说:“骄兵必败”。这是“孙子兵法”上的一句名言。但我感觉到刘凤祥在说这话时似乎已对武装斗争的可能性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一路上,我都在情不自禁地观察逃跑的可能性,尽管刘凤祥向我发表他对逃跑问题的看法后,我已放弃了逃跑的打算。

  
我们到达建新农场十大队时,正是春节前的隆冬时节。建新农场是洞庭湖中的一条湖洲,四面都是一望无际的湖水。我们踏上这片湖洲后不久就开始看到零散的劳改犯人,衣服破烂。湖洲上一片荒芜景象,没有任何永久性建筑。我们三十多人被押解在那荒原上走了十来分钟,刘凤祥又在轻声对我说:“毛泽东在把我们带向死亡!”我知道他不是在说这次旅行,他是在谈政治。他的话音淹没在沙沙的脚步声和叮啷的手铐声中。

  
我们终于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一排临时用圆木和芦苇搭起的大棚。大棚里几乎没有人,犯人们出工修堤去了。但有少数犯人在棚里,他们背上印着黄色油漆字“劳改”,裤子前膝也印着同样的大字。一位脚着雨靴,手持木棍的干部接受了我们这批犯人,他看去目光凶狠,用傲慢和敌意的眼神逐个审视我们。我的第一印象是到了书上所说的“奴隶社会”。人们的穿着、态度、周围的环境是如此不同于我们曾经生活过的那个社会。

  
我们到达十大队时,是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十队下面分为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住在一个长约三十米的大工棚里,用粗木头和芦苇搭成。里面用木料做成两排两层通铺,我们被指定了通铺中的一块地方作为安宿之处。通铺中间是犯人的行李、箱子。没有窗子,光线只能从几个开着的门中射入。我和周国辉、毕健、刘凤祥、宋绍文被分在一个组。那天傍晚,我们看到犯人下工回来,荒凉的湖滩上,犯人的队伍,远看去象一条灰色的长龙。远处突然一群野鸭飞起,只听到扑啦扑啦的声音,天马上暗下来,头上是一片黑压压的野鸭,煽翅膀的声音使对面说话都听不见。犯人们疲惫不堪,棉衣棉裤上都露出破口,棉花显露在外面。蓝色、灰色的衣服上印满了劳改字样。犯人旁边跟着手执木棍的干部,一个个神气凶狠。远处有个干部扬手用手中的棍子在敲打一个犯人。

  
这天夜里我们才知道,这里是建新农场的外湖,夏天这里是一片湖水,冬天水退去成了一片湖洲。这个农场在春天湖水淹没这片湖洲前修筑起大堤,把这片湖洲开垦成八、九、十三个新的大队,共能容纳五六千犯人(一个队一、二千人)。我们右边驻着另外九个大队参加修堤的犯人。全农场的精壮劳力都集中在这里。

  
第二天早晨四点半,一截铁轨做成的“钟”就被敲响,周围还是一片黑暗。这是命令犯人起床的钟声。工棚里的煤气灯被点亮了。在那昏暗的灯光下,只见奇形怪状的人影在晃动。互不相识、操着湖南几十个县的不同口音的人在争抢洗脸水和饭菜。每个中队由十几个组组成,每个组二十多人,每天一组有一个人负责到犯人的伙房挑水担饭。饭用铝制的盆子放在蒸笼中蒸好,菜用一个大水桶装着。饭菜从伙房挑回小组后,犯人们各人拿出自备的菜盆,放在地上,让值日的犯人分配菜。不时从邻组传来犯人的菜分得不匀而发生的争吵。

  
“娘卖麻匹的!老子今天走狗屎运。又偷到我头上来了。”一阵叫骂声从伙房那边传来。这叫骂声混在盆碗的碰撞声,尖锐刺耳。我问一位老犯人发生了什么事。一个衡阳腔的声音说:“天天早上都有‘要不得的下家’,在伙房门口趁天黑把刚从伙房发出的箩筐里偷走一钵饭”。

  
说话间,值班犯人弄来了桶热水,犯人一涌而上争抢热水,我们新犯人动作稍慢点,桶中的热水已被抢光。我们只好用干毛巾抹脸。周围响着湖南九十几个县的方音,菜盆丢在地上的哐啷声,叫骂声,特别是混合着低级草烟味和汗臭的气味,使我特别难受。我真觉得是到了奴隶社会。刘凤祥好象看出了我的困惑,轻声对我说:“你以前没在社会下层生活过,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整个中国的农村社会都是这个样子,甚至更糟糕。”他的话提醒了我,我只会将我过去生活的那个优裕的上层社会与劳改队比较,却不会将中国其它社会角落与劳改队比较。

  
天亮之前,犯人们就都已吃好饭,排成长长的队伍上堤了。我们开始劳动后天才蒙蒙亮,一望无际的湖滩上在这隆冬已看不到一点水。遥远的湖水对面据说就是洞庭湖的对岸,我们可以依稀看见对面围湖堤坝的影子。头上不时响起大雁和野鸭的凄凉叫声。我们的工作是用簸箕将泥土从一百米外的地方肩挑到新划好的堤基,随堤的升高,向堤脚移近取土处。每把堤面抬高一公尺左右,就用履带拖拉机压一遍。每个中队的小组分成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等组平均每人每天要挑运四个土方,乙等组每天的定额是三立方米,丙等组是老弱组,平均每天要完成二方。我们因为刚从看守所出来,体质虚弱,被分配在丙等组。

  
这个中队的一个矮个带班的干部,拄着木棍老站在我们这几个新犯人旁边。他认出刘凤祥和几位右派,看来看去,然后问刘凤祥:“你这是二进宫吧?”他的目光阴森,语气冰冷而得意,使人不由得毛骨悚然。我猜刘凤祥、陈三才等右派一九五七年劳教时,大概就曾经在这位干部的管制下。据刘凤祥告诉我,一九五七年公检法对右派是公事公办,没有很多个人的利害冲突。但是文化革命中很多右派都参加了造反派,与公检法发生过正面冲突,特别一九六七年夏天保守派失势,造反派得势时,右派中不少人找公检法“算过帐”,批判他们并要求他们为右派平反。因此公检法与右派在文革中结成世仇。很多人对对方有直接的个人仇恨。

  
刘凤祥是个残废人,右手齐根没有了。这个带班干部向他怒喝道:“不要象指路牌一样站在那里,给我去挑土!”刘凤祥摇摇空洞的右袖管,表示无法服从他的命令。这个干部走过来扬起手中的木棍就朝刘凤祥劈头打下来。刘凤祥用左手护着头仍然一动不动。这个干部命令旁边一位犯人用锄头装满一担土,然后亲自动手,将这担土往刘凤祥肩上放。刘凤祥让他将扁担放在他肩上,然后顺势让扁担从肩上滑下来。周围是生荒土地的气息,人与人的关系是如此野蛮残酷,头上是荒凉的大雁叫声,使人真象回到了远古秦始皇修长城的年代。在刘凤祥的坚决拒绝下,干部终于让步了,命令他“滚”去修理破烂簸箕。

  
完不成任务的小组被处罚加班到天黑。在这种惩罚的威胁下,所有犯人都努力争取提早完成任务,很多组都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完成任务回工棚去了。

  
回工棚的路上,我才看清了这片湖洲。地上(夏天是湖底)是一片丝茅草,犯人的足迹踏出两条土路。我已把老刘视为可敬的导师,我们在回工棚的路上,他教我分析中国的经济形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主要在大型工业全套设备的投资建设方面,所以你看这类经济时,首先要看大型工业项目完成的情况。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百五十六项主要工业项目按期建成投产,这就很快打下了基础。一九五八年后,大量工业工程项目半途而废,不能完工投产,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危机。”我们每天能看到一两天前的湖南日报,报纸上当局的政策宣传往往成为刘凤祥攻击的目标。那天的报纸正在鼓吹工程建设中要“土法上马,边设计,边建设,边生产,反对‘大、洋、全’”。老刘(我那时这样称呼他)就告诉我,“毛泽东的这种政策使很多工程设计质量差,施工后发现必须重新设计,返工。技术设备也非常落后,规模小,成本高,浪费很多人力物力。”

  
他极力批评毛泽东当时所鼓吹的:各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每省甚至每县都自己建造供应本地的化肥厂,钢铁厂,机械厂。他说:“苏联计划经济的长处之一就是全面计划区域的专业化,设计一些大规模的专业化定点企业,向全国供应专业化产品,毛泽东的这种政策完全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思想。”

  
那天晚上,全大队召开批判逃跑犯的大会。一个前两天逃跑被抓回的犯人戴着脚镣受批判。那次会后我才知道,这里平均每周都有人逃跑,偶尔也有成功地逃走的人。大多数被抓回的逃犯都被戴上脚镣,仍被强迫劳动。我这才明白,早上的嘈杂声中那热闹的叮啷声是逃犯脚上的铁镣声。

  
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挑土。一排排挑着盛满泥土的簸箕的犯人从一条临时修成的吐露上往堤上爬,肩上挑着空簸箕的犯人从土路两侧走回盛土的地方。用锄头将土装进簸箕是较轻松的工作,犯人们轮流做这个工作。忽然远处响起铜锣声,我抬眼望去,一个被五花大绑的犯人背上插着一个长牌子,牌子上写着“逃跑犯XXX”。

  
一个干部和另一个值班犯人牵着他敲着锣在大堤上游行。周围的犯人小声说,“又是一个背时鬼”。我们的小组长说:“他是中午回伙房挑饭时逃跑的。”

  
我们中饭在大堤上吃,寒风刺骨的露天里吃中饭,真不是滋味。但中午回伙房挑饭的犯人却多了一个逃跑的机会。

  
这天收工回工棚的路上,刘凤祥告诉我,一九五七年赫鲁晓夫“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风刮到中国时,劳改、劳教农场开始取削剃光头、在犯人衣服上写“劳改”字样的做法,犯人开始有每月两元零用钱。文革中两元零用钱被减到一元五角,剃光头、写“劳改”字和打人的做法又恢复了。我说,怪不得有些老犯人都说文革前刘少奇当政时,劳改犯人的日子好过得多。那是一位原来是渔业专家的老犯人对我说的,文革前他去劳改队,仍在干他的渔业专行,管理几个大渔池,文革后他也被送来干修堤的苦力活。老刘不以为然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是左得可爱的人物。他们那时号召每个共产党做党的驯服工具,那种窒息人的创造性的味道,甚至不如文革中毛泽东鼓励人们造反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毛泽东文革中做的坏事比刘少奇更多,所以人们两害择其轻,大家现代都同情刘少奇”。

  
老刘的这段话令我十分吃惊,因为他所有对毛泽东的批评都象是对刘少奇观点的间接支持。他也曾表现出对周恩来、邓小平的好感。然而我那天才发觉,他对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的好感却是有极大保留的(“两害择其轻”)。

  
那天我们刚回到工棚,值班犯人就把刘凤祥叫去,说干部找他有事。

  
晚饭时,刘凤祥带着一大包东西回到工棚。坐在我们那个通铺的角落,他把他的妻子张铁军带给他的一些罐头食品拿出来与我们这几个“省无联”案子的朋友分享。那天晚上,老刘给我讲了他的妻子的故事。

  
刘凤祥是在国民党时代受的高等教育。共产党军队打败国民党军队后,接管大片国民党区的政权需要很多知识分子,共产党采取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很多青年学生参加共产党,马上做了县长、局长。刘凤祥就在那时参加了共产党,一九五零年才二十来岁就当上了浏阳县县长,当地建设报的总编辑。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后在工厂劳动教养,一次工伤事故中右肢被机器截断。在医院治疗时,为他治病的女医生张铁军被刘凤祥在治疗中表现的刚强坚毅的男子汉气所吸引。张铁军完全接受了刘凤祥的政治观点,为他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智慧所感动。文化革命开始后,张铁军被当权派打成黑鬼,受到批判。她一度丧失人身自由。刘凤祥支持张铁军的同事上北京告状。这位同事在北京将张铁军的申诉材料交给中央文革。

  

 回复[14]:  金枪鱼 (2021-02-23 12:53:16)  
 
  这些材料被转到陈伯达(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族长)手中,陈伯达当时正执行毛泽东的新政策,支持被当权派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起来造反。陈伯达亲自在张铁军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要求地方官僚为她平反。这个批示给长沙被当权派打成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很大鼓舞。张铁军恢复自由后,成了刘凤祥政治活动的助手。刘凤祥组织右派闹事翻案和鼓动造反派反对当局的活动被公检法注意后,刘凤祥告诉张铁军他随时可能被拘留。张铁军马上要求刘凤祥与她办理结婚登记,否则,刘凤祥入狱后,她无法与他合法地保持联络。他们就在刘凤祥被拘留前夕结了婚。刘凤祥被拘留在公安厅看守所的近两年中,张铁军以妻子的身份每月送东西和通讯。一听说刘凤祥被判刑,她就搬到离劳改农场较近的刘凤祥的母亲家,并买了大批物资,赶到建新农场来看他。

  
听了她的故事,我不由得想起宋绍文和很多人的妻子一听到丈夫判刑的消息马上离婚的故事。如果妻子不离婚,子女不与“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他们就会受到当局和社会的政治歧视,找工作,升学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刘凤祥妻子的故事成了犯人中的珍世奇闻。尤其在政治犯人中,她成了一位备受崇敬的圣人。

  
刘凤祥还告诉我,他告诉张铁军“杨曦光与我们在一块”,张铁军听了后很高兴,要他向我问好。从刘凤祥告诉我这个消息的话语,我感觉到,他很喜欢我,他把我当成一位在我们这代人中有影响有思想的政治人物来看待。

  
每天晚上,我都累得不想干任何事。据刘凤祥说,劳改队的干部最喜欢用沉重的劳动来折磨犯人,这样政治犯就再没有精力来想政治问题。所以每年冬天农闲季节,他们都要找类似修堤的工作来让犯人做。但是,我在十队的一个月却和刘凤祥讨论了不少政治问题,我们的讨论大多是在收工和出工的路上。老刘告诉我,我们很快就会分手,农场当局不会让这些同案的政治犯在一个大队,那一定是当局有意安插了特务在其中,好利用同案犯之间的交流收集他们需要的情报。文化革命使劳改的管理比以前混乱,所以我们这些同案犯才有机会平安地在一块呆一两个月。

  
正如刘凤祥所料,一个月后,我被调到内湖三大队去了。其他省无联一案的犯人也先后被分散到各个大队。周国辉去了一大队,毕健去了五大队,刘凤祥仍在十大队。

  
三月份,建新农场开了一次宣判大会,是在三大队附近的大堤的闸口上开的。这个闸口是经常宣判处死在劳改队继续反抗的犯人的地方。那个宣判大会上,干部们宣布中共“一打三反”运动的决定,要“严厉打击反革命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动”。林彪下令杀一批反革命,林彪的“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指示也被当做标语贴在会场上。那次宣判大会当场枪杀了五个犯人,其中有多次逃跑的犯人,有在劳改队继续攻击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政治犯。政治犯看到这几个案例都恐怖万分,因为被处死的罪名都是针对思想言论,而非任何具体行动。

  
四月初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我被干部叫出去。两个军人在三大队的办公室等我,他们自称是省革命委员会人保组的人,要把我押回长沙,因为“一打三反运动”需要重新调查省无联的“罪行”。我感觉到这次运动是针对各种当局的政敌的,我这次回去“凶多吉少”。

  
我们坐船来到岳阳,在岳阳停留了一个晚上。我被关进岳阳市公安局看守所。从船码头到看守所的路上,我就看到街上贴满了强烈要求当局镇压“民愤极大的反革命份子”的标语。突然我看清了标语上列有这样几个“反革命份子”的名字“雷特超、刘凤祥”。我不由得大吃一惊,我知道雷特超是和刘凤祥一块被打成右派的原省公安厅的一个干部,他们一块劳改,又一块在文革中被逮捕。

  
我怀着紧张和充满疑问的心情进了岳阳市看守所,我急切希望知道刘凤祥出了什么事。我被关进一个四五米长,三米宽的房子,挤着三十多人,地板上夜里扑满了床垫,人们躺下后,再没有插足之处。很多人是刚被判处徒刑等待押送到监狱或劳改队去。一个满脸沮丧和愤愤不满的青年告诉我,这次大规模镇压是保守派与军人联合起来向造反派的报复。他是个拖平板车的工人,家庭出身不好,文化革命中造了街道派出所的反,因为派出所总是歧视他的家庭。这次一打三反运动,这些共产党的骨干(他们文革都是保守派)兴高采烈,一夜之间就把他“攻击诬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罪行”的材料整好,与公安局军管会一起一天之内完成了逮捕判刑的整个程序。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保守派抓人判刑效率之高,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他告诉我,批准杀人的权力已从中央最高法院下放到省级公检法军管会和人保组,很多人已被处死,很多文革中的造反派都被判了十几、二十年的重刑。

  
我听到那些消息,发觉自己正在经历一次重要的政变,有点象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洗所有激进派一样。看样子毛泽东和林彪已从支持造反派转为支持保守派,彻底镇压造反的市民了。我向周围的人打听雷特超、刘凤祥的情况。一位中年人告诉我,雷特超、刘凤祥等四人已被以组织反革命组织的罪名被执行死刑。我忙问判决书有什么内容。有人告诉我,布告上说雷特超、刘凤祥为首组织反革命组织“中国劳动党”,煽动上山为匪,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对我无异于听到一声晴天霹雳,一阵悲痛从我心中涌起,我问苍天,为什么这么优秀的政治家,这么正直的人却被残酷地杀害?最可悲的是,当局象是在干一件暗杀的勾当,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刘凤祥的政治观点,甚至不知道他是谁。

  
另一件使我震惊的事是,我和刘凤祥在一块相处时,我从未听到他讲过“中国劳动党”,但我又隐约感到我们之间有种强烈的冲动,总考虑地下反对政党的可能性。但我从他嘴中得到的信息是冲突的,有时他看去已在考虑地下政党活动的现实性,但有时他又对这种政党活动的可行性持完全否定的看法。记得有次他告诉我,共产党的组织可以利用人类更迭来消灭政敌在历史上的痕迹。例如,即使在国共两党冲突中是共产党无理,但对国民党从不了解的年青人从小就根本没有国民党的教育,年轻一辈长大后,他们之间的人事关系就根本没有国民党的根基了。同样的道理,即使右派一九五七年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新起的一代从小受反右派的教育,将来他们也可能完全否定右派。所以将来政治变动的希望完全是在共产党上层内部的冲突。从刘凤祥这些观点,我不能判断究竟是他早已从事政党活动,只是瞒着我,还是对他的判决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政治迫害。如果是前一种情形,我和刘凤祥相处的两个月中,我已开始卷入这个“中国劳动党”的活动,说不定刘凤祥正在把我发展为这个反对党的成员。我感到一种接触到一个可怕的杀头罪的边缘的紧张和恐惧。我下定决心,在后半生中,我一定要搞清刘凤祥被杀这件事的真相。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刘凤祥象张九龙(他也是在这个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杀的)一样,是他们那一代右派知识分子的精华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代表了这一代人中积极反抗共产党政治迫害的努力,他们的死给这种积极的努力打了个句号。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页,他们不能消失在黑暗中。

  
另一个我脑中的疑问是,如果刘凤祥真的组织了地下政党,那是谁出卖的刘凤祥?这个问题自然与刘凤祥讲过多次的共产党政权下地下政党发展的可行性问题有关。我看到和听到至少有数百件被共产党判处死刑的反革命组织(地下政党)案件,但刘凤祥案件是我最靠近,几乎是卷入其中的一个,我爱刘凤祥,把他当成我的父、兄。 那天夜里,我彻夜难眠,泪珠在眼睛里滚动。我想起我的哥哥、我的舅舅、我的父亲、母亲。我哥哥与刘凤祥同时被打成右派,他是因为与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恋爱,受到共产党组织的干涉。他那时是位共青团员,而共青团员在五十年代恋爱是要团组织批准的。他所在的天津医学院的党组织不准他与资本家的女儿恋爱,因此他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中贴了张大字报,说共产党社会没有恋爱自由。自然他很快成了右派。我的舅舅与刘凤祥一样,曾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与刘凤祥同时被划为右派。他与刘凤祥曾一起劳教。一九六一年,他劳教期满后曾来过我家。当时他与我母亲谈到一九五九年,一口咬定共产党一九五九年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我想到我父亲,一九五七年曾反对我舅舅的观点,五九年他自己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那时我妈妈劝我父亲改变观点,但到了一九六二年,我母亲已经完全赞同我父亲的观点,认为共产党一九五九年犯了左倾的错误。到了文革,我母亲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批判。国家的情况却一天比一天糟糕。想起刘凤祥那句话:“毛泽东把我们带向死亡!”这真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更重要的是,刘凤祥让我理解了我母亲、我父亲、我舅舅和我哥哥。也使我理解了自己在文革中造反与他们遭殃的关系。刘凤祥在我心目中真是联接这几代人的一个关键人物。

  
我在去长沙的火车上禁不住在想刘凤祥,我不敢想象他临死前是怎样面对共产党的枪口的,我不敢想象他的母亲,他的爱妻张铁军是怎样收埋他的尸体的。

  
一到长沙,一辆吉普车把我押到长沙东北郊火车北站附近的六栋里,那是省公安厅看守所,国民党时代的模范监狱。旁边有一个劳改工厂—新生绸厂,专门纺织绸布和印刷粮票。我在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时期,因为支持湘江风雷,被关押在这里一个多月。这次“二进宫”,我心中特别凄凉。

  
我到达六栋里后的第三天,省人保组专案组的陈苓梅和其他两个干部提审我。陈苓梅厉声对我说,“这次把你叫回来,是让你交代问题,彻底交代你们一伙在文革中的罪行。你知道刘凤祥吧?他是操纵省无联的反革命黑手,我们把他杀了!”他特别加重了“杀了”这两个字的语气。

  
我看着他那杀气腾腾的脸神,感到一种极端的仇恨。我在心理说,“就是你杀了他!如果这个世界还有正义,还有真理,总有一天,你会为此受到审判的!”苍天似乎有眼,几年后,陈苓梅,这个省无联专案组的主要负责人不等正义来审判他,就得癌症,在痛苦中死去了。我是从周国辉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那天我们在建新农场三大队的外湖相遇,他在一大队劳改。我们匆匆交换了各自知道的一些新消息,在刺骨的寒风中交换了围巾留作纪念。

 回复[15]:  金枪鱼 (2021-02-23 13:23:33)  
 
  宾师傅

  
我差一点杀死宾师傅,我后来的好朋友。

  
我从建新农场被“人保组”押回湖南省公安厅看守所后,与宾兰庭师傅同住一个号子。文革“二月逆流”时我因支持湘江风雷被保守派抓起来坐过牢,正好就是关在这个公安厅看守所。四年后重进这个看守所,心情特别凄凉。四年前,我和被关的造反派的朋友相信不久就会平反,我们在监狱里绝食抗议,要求与当局谈判,不到一个半月,我们就被释放了。

  
而这次,我是被毛泽东、康生、江青、周恩来等人亲自点名以反革命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我回长沙的路上,看到到处都贴着林彪的口号:“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到处都是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布告,上面名字划满了代表己执行死刑的红叉叉。刘凤祥已被杀害,而党团员还贴出了“强烈要求人民政府镇压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杨曦光、张家政”的标语。我坐在送我去公安厅看守所的车上看到这幅标语时,第一次感到死的恐怖。我想起了一九五零年代初的镇反运动,那时很多国民党的地方官员和地方绅士就是当局根据这类呼吁,以“民愤极大”为由,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而执行死刑的。

  
一走进阴森可怖的“模范监狱”,我就听到死刑镣“叮铛叮铛”的响声。那响声时时提醒周围的人,有同类正在清醒地、不可抗拒地等待着自己的死亡。

  
我一走进十三号,就看到靠窗的木床上一位白发老人坐在被窝里。这个木床占了整个房间的一半,大概可躺三、四个人的面积。后来我知道他叫宾兰庭。我对他的第一个反映,是想到他可能是当局派来监视我的。因为我当时怀疑自己也会马上被判死刑,在人世间的日子已不久了。而监狱当局总是把死刑犯与其他犯人隔绝开来,并派一个他们较信任的犯人去监督他,以免他自杀或出其他意外。

  
宾兰庭从床上爬起来给我让铺位时,我才发现他个子矮小。他脸型长,看去很古怪,是那种比较难看的中国人。他脸上是那种典型的世故中国人有意装出的麻木表情,看去似乎呆滞,实际上却使人感到脸后有脸,后面的脸一定是一种复杂、警觉和提防的表情。他的穿着不象工人,不象干部,而象闹市区的市民,这类人的背景最为复杂。我由于有种“临死前的偏见”,对周围一切安排都会猜疑为与自己的死刑有关,所以对宾兰庭没一点好印象。

  
安顿好铺盖后,我躺在床上回想起自己短短的一生,少年时代一些美好的景象,甚至歌声、气味都浮现在我脑海中,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我产生一种对世界的美好印象,我强烈地希望活下去。人间的一切,哪怕是痛苦都那么值得留恋。 第二天,人保组那个最可恨的陈苓梅杀气腾腾地告诉我:“我们把你调回长沙是要你进一步交代你和你的同伙的罪行。今后你不能与家属直接通讯,你需要什么,告诉我们,由我们转告你的家属。”

  
我深感自己处境的危险,以前,每月家属都能给我送一次东西,我每月可给家里写次信。到劳改农场后,我被告知,家属每年可与我见一次面。我基本上每月都收到家里的一封信。但到此地后,这种通讯完全被切断了。而且我被与其他犯人隔绝,只受一人监视,看来把他们所要的信息都拿到手后,我就会被处死。我已碰到很多”罪行”比我轻的人被处死,开始懂得对于中国的政治罪而言,真是“提起千斤,放下四两”。同样的案子,可判刑也可释放,完全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如果政治局势不稳,当局要借政治犯的人头来“杀鸡儆猴”,那我这种大胆向现政局和官方意识形态挑战的人完全够资格判死刑。

  
回到监房,我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对付将临的灾难。第一个念头就是趁未钉死镣前越狱逃跑。我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设想逃跑的计划,利用每次提审的机会仔细考察环境。我曾设想弄弯或锉断后墙铁窗上的铁栏杆,但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工具。最后我决定从天花板上破洞逃跑。我相信我能从号子后墙的铁窗上爬上天花板,然后通过屋顶爬到院子里,再设法越过院墙。这个计划最大的障碍自然是宾兰庭。最好是有麻醉药能使他有几个小时不能干预我。如果真要打死他,声响可能就会惊动看守的士兵。我想到有的塑料有毒性,是否能用弄碎的塑料对他下毒。

  
局势的急剧变化才使我这些可怕的念头消逝。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包括我最好的朋友刘凤祥)。四月的一天我又听到广播,通知市民第二天在东风广场开审判大会,这个大会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分子(政治犯)死刑。模范监狱处于长沙北部郊区,旁边有汽车电气厂、体育馆、东风广场、长沙铁路货运北站,以及一个生产绸缎和印刷粮票的劳改工厂(名为“新生绸厂”)。当时每个单位都有高音喇叭,我们经常能听到这些单位高音喇叭中通知的一些重要事项的有线广播。国民党时代,这里是郊区,四九年以后才变成城区。四人帮垮台后,这个监狱被改为居民居住区,大概是当局认为此处太靠近闹市区,监禁不太安全的缘故。

  
但是第二天一早,我没有听到死镣的声音,一切都有点反常。往常,宣判大会那天清早五点钟,看守所就是一片死镣声。看守们忙着把“死镣”换成“死绑”,准备执行死刑。将近九点钟,外面的有线广播突然宣布,宣判大会被取消了。不久,一个与刘凤祥同案、那天早上将被执行的“劳动党”成员从后窗“打电话”给我,他的死刑被改为十五年徒刑。中共中央一打三反运动中将批准死刑的权限下放到省一级,所以很短时间内地方的保守派与地方当局配合,利用这个机会迅速行动,杀了很多政治犯。但在那次后来被取消的宣判大会的前夜,中共中央突然把杀人审批权收回北京。这样大批政治犯才免于一死。我想可能中共中央发觉地方当局已迅速将杀人面扩大到他们发动的“杀人游戏”不需要的程度。

  
这时我才松了口气,至少肯定死的危险已暂时过去了。那时我与宾兰庭的深厚友谊已开始发展起来,渐渐地我作出判断,他并不是当局派来监视我的人,而是偶然与我关在一起而已。

  
宾兰庭有很多我们年轻人看不惯的怪癖。他每天总要打十几次嗝,每天要做一次功,做气功时也要打嗝。他的嗝长而粗,像要把整个胃都吐出来一样。嗝首先从胃到嘴,嘴慢慢鼓起,很久嘴巴才张开,长长地吐出一口胃气。我真不懂这究竟是气功的一部分还是一种胃病。

  
大概是因为年近六十的缘故,他的屁极多,而且每次打屁,他要轻轻抬起屁股,让那个大大的屁从屁眼冲出来。

  
每天我和他都做两次操,我是做新式的体操,他做老式的气功。早上一次,午睡后一次。

  
我教他怎样用纸和饭做象棋,于是下棋成了我们的经常娱乐。他很少下赢我,但他极有耐心,很少输气。他发脾气时,眉头微皱,保持着说理的语调,像个小有脾气的孩子。

  
他对历史极有研究,看了很多明清两代的野史和正史。他也喜欢讲春秋战国的历史。有天他给我讲“急流勇退”的故事。这是战国时期秦国客卿蒯撤的故事。秦国当时是中国西南部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但国王很谦虚,经常用外国长于治国的布衣为相(即所谓客卿)。有天秦王请外国人蒯撤进宫,听他讲治国之道,蒯撤开始给他讲王道(用仁义之道治国)的道理,教他如何爱护人民,“君轻,民贵”,“社稷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国王听不进,听着听着打起磕睡来。蒯撤看秦王打磕睡了心中暗喜,改讲“霸道”,中国的“霸道”很象欧洲名著“君王论”中的理论。这套理论强调普遍人民不懂治国兴邦的权术,公众舆论往往喜欢对治国兴邦不利的政策,所以国王必须不择手段地玩弄权术,会讲假话,耍阴谋,对小民要“威之以法(这里的法是指对不服从当局施以严苛的处罚),法行则知恩”。秦王听后大喜,马上重用蒯撤为宰相。

  
蒯撤为相后,一天一个他养的外国食客来看他,告诉他他离死期不远,他听后大惊,问为什么他会死,此人问蒯撤,秦国历史上客卿宰相都是怎么死的,蒯撤一一回答。这些客卿宰相都是在改革成功时得罪了贵族保守派,国王一去世,新国王在保守派的压力下就将他们处死。蒯撤回答完这些问题,不寒而栗。忙问食客,他应该怎么办,食客告诉他,应该“急流勇退”。在他推行新政最成功、权势最大时,就应该退出政治,将自己的权位让给一个可以执行自己的政策的人,而自己去过悠闲的享乐生活。蒯撤采纳了他的意见,在其权势最盛时,向秦王推荐这位食客接其位,自己退出政治去过他的安乐日子了。

  
“汉朝开国功臣韩信是不懂急流勇退而遭杀身之祸的例子”,宾兰庭在号子里背着手来回走动,背诵着韩信临死时留下的警句:“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当时正是林彪权势最盛的时候,而也是林彪离死期不远的时候,我看着宾兰庭念这个警句的神态,心中忍不住说,“好个聪明的老头儿!”他从不直接谈论政治,但中国人在专制政治下历来喜欢“借古讽今”,稍有头脑的人都会知道,他所讲的历史故事都与当今的政治有关。

  
我至今不知道宾兰庭具体是因为什么事坐牢的。但从他讲的故事,我猜想,他一定是因为被指控为“借古讽今”,攻击“朝政”之类的罪名而坐牢的。

  
宾兰庭实在是位政治斗争的观众,他并未直接参与政治,顶多只是当一个客观的评论员而已。宾兰庭经常说,“文化革命这场戏真是精彩,只是对我们当观众的来说,‘票价’实在是太贵。”。

  
宾兰庭有天透露了自己为什么对政治产生了观察的兴趣。他告诉我一九四九年前他在长沙闹市区开一间修表店。他的顾客们都从他的柜台前消失了。不久他看到各种各样的布告,才知道他的很多顾客(其中有些也是他的私人朋友)在镇反运动中被共产党杀害了。宾兰庭讲到这里脸上还透出一种使人心寒的恐怖,尽管事过境迁将近二十年了。“布告上没有任何罪证和犯罪事实,只有被判死刑者在国民党时代的官衔,真是太可怕了。有时一天几十张布告,上面全是执行死刑的红叉叉。这就是改朝换代呀!这就是改朝换代呀!”

  
回想从建新农场回长沙时一路看见的死刑布告和那些要求当局将我和其他人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标语,我完全理解他的恐怖心理。回想文革前,我心目中的一九四九年的革命是那么美好和神圣,那时我的父母和家庭是这场革命的受益者,我们全家人都充满着征服胜利的自豪感,今天我才看到了革命的另一面,多么残酷,多么没有人性、没有理性,这是千万人的生命和鲜血堆砌起来的一场灾难啊!

  
秋天时节,窗外淅淅沥沥下起雨来,这是最容易引人愁丝万缕,伤感满怀的时候,这种情绪往往激起万千回忆。宾师傅(自从我知道他是修表的“小业主”之后,我就称他宾师傅)在这种时候往往回忆起四九年前的生活。他父亲是乡下的绅士。他在长沙读中学时,每年回去,乡下的宗族祠堂总是一桌酒席替他“洗尘”,地方上的绅士、族长和长辈都会来。宾师傅对这种乡村地方的宗族祠堂及绅士势力极有好感。他说,“中国历史上这种宗族祠堂和绅士结构往往把政府的权力隔开,使地方相对于政府有一定独立性。”他话不再往下讲,但我能理解,他要说的另一半是:“共产党把地方绅士和祠堂宗族势力完全消灭,把地方完全置于政府的政治控制之下,使人民完全没有独立于政府的地位。”宾师傅喜欢回忆地方祠堂礼节的细节,那种津津乐道反映出他对共产党社会不讲礼仪的状况十分不满,尽管他从不直接表示这种不满。

  
有两次他直接表示了对共产党社会的不满和对国民党社会的留恋。一次是他看到湖南日报(这是当时当局给我们的唯一阅读物)上说湖南东部盛产茶油的农村茶油丰收的消息时说,“我们家乡解放前每年产茶油八十万斤,而解放后年产量不到解放前的三分之一。谁都知道把茶油分给私人就会增产,但谁都不敢这么说,说了也没用。”另一次他看到湖南日报报道赤脚医生的消息,忍不住说,“这还不是把以前的地方中医都打成土豪劣绅,赶的赶,关的关,杀的杀。结果乡下缺医少药,又来搞赤脚医生。”他对国民党军队的印象比对共产党军队的好。他经常说起他中学时代在家乡碰到的一个国民党军队的营长。那营长能讲一口极好的英语,十分有礼貌。而后来他碰到的共产党的军官连中国字都不太认识。

  

 回复[16]:  金枪鱼 (2021-02-23 13:25:34)  
 
  他倒是经常正面赞叹毛泽东的能力。他和我讲起明史时说,明太祖朱元璋开国时把前朝的地方绅士势力完全消灭,从下到上完全换人,这种朝代是最稳定和寿命长的,而国民党的朝代是极不稳定的。我问:“为什么?”他轻声细语道:“国民党把旧朝代的基层组织和绅士阶层完全保留下来,没有象共产党那样彻底改朝换代。毛主席是了不起,他就把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完全消灭了,从上到下完全换人。”他不再往下说,但我可以体会到,他的这一套改朝换代理论是想说明,共产党朝代的稳固不是因为它的开明,而是因为它的残酷。

  
尽管对共产党朝代的残酷心寒,但宾师傅却有一种中国老一辈人中相当普遍的犬儒主义。他总爱说:“只要一个国家不打仗,有几十年总会发展起来的。中国人对改朝换代的灾难印象太深,大家都说‘宁为太平犬,不为战乱人’。”

  
他对毛泽东政治的批评相当间接,有次我告诉他,我在劳改农场碰到很多因为批评毛泽东而被判刑的人。他说,“当家三年狗都嫌。”他镜片后的眼睛正盯着他手里的一枝笔,仔细端详,就象他在修支复杂的表一样。

  
宾师傅虽是个政治的旁观者,有些观察却很象是个局内人。他有天在看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时,样子象在设法修理他的顾客的手表一样,自言自语道:“没有三五年,刘少奇这条线的人怕是拣也拣不清,加上还有文革中新出现的反对势力。”他的口气听来象是他正在毛泽东的位置,运筹帷幄,把政治当作他的专业技术问题一样。

  
那段时间,报纸上天天在吹捧林彪,把他说成是毛泽东的当然接班人。一天宾师傅看着湖南日报上林彪和毛泽东的照片,若有所思地问我:“你知道康熙皇帝传位的故事吗?康熙有几个儿子,他最喜欢十四王子。十四王子为人厚道,胸怀经世之才。康熙也很喜欢四王子,四王子很懂韬晦之计,人也很聪明,但就是心地尖刻,所以康熙对他不放心。”宾师傅那对轻易流露感情的眼睛在他那老花眼镜后眨动着,一付与世无争的神色。

  
“康熙皇帝留下遗嘱‘传位十四王子’。他驾崩后,人们打开遗嘱,却看到‘传位于四王子’,“十”字被人偷偷改成“于”。四王子接过王位,马上把其他王子监禁,一个个把他们弄死。他就是清史中的雍正皇帝。”我听得懂他的借古喻今的潜台词:“你应该明白毛泽东传位给林彪是怎么回事了吧?”

  
我和宾师傅在一块住了十个月,第二年开春前,一打三反运动已经过去,我也被押回建新农场,离开时,我们已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己。一九七八年我出监狱后在长沙他所在的钟表修理行看到他,我还请他到我们家来做过一次客。他没有被判刑,林彪事件后他就释放了。他是高级钟表技师,钟表行需要他,他又回钟表行重操旧业。他到我家来做客时还保持着国民党时代的礼仪,见了我父亲毕恭毕敬地行了个鞠躬礼。

  
宾师傅的修表作坊于一九五六年被强迫公私合营,他的私人房产第一层被政府强占开了一个书画店,第二层他一直保持着私产权,作住房用。那是长沙繁华的五一路上的一幢临街房子,我去那里做过客。做客时,宾师傅告诉我,和他情况类似的一个小产业主,后来一直坚持开一家私人童装店,文革中政府没收了他的房产,说他抗拒社会主义,把他赶到大街上,露宿街头。后来这个小业主不明不白地死在大街上。

  
我一九八零年最后一次见到宾师傅时,共产党正在退回私房。我问他:“您是否有兴趣再自己开店呢?楼下的临街铺面是做生意的黄金地皮呢。”宾师傅摇摇头,他说他已经决定从五一路搬走,把这幢楼的二层也让给政府,条件是政府分给他两个单元郊区的公寓房子。他的儿子马上要结婚,需要一套独立的房子。这真使我感到意外。宾师傅是那种工于心计,精于计算,看重财产、技术和事业的人,结果在共产党执行开明政策的时候却对财产和事业完全失去了信心。我想起宾师傅在六栋里给我讲韩信的故事时的神态,我知道这种决定不是轻易做出的,他一定借古鉴今,对中共这个朝代的演进想了很多,他的举动说明了他对这个政权已完全没有信心,但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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