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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 我们多久没接吻了?

骏骏 (发表日期:2020-03-19 03:50:10 阅读人次:194 回复数:0)

  小引 | 我们多久没接吻了?

  


  
我在武汉。今天是武汉封城第五十六天。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小时候写作文,总以这两句作为开头,如今人到中年,忽然发现世界并非如此。从冬天走过来的人,多或少对春天抱有希望,李花开了又落,白玉兰开了也落,地菜已经长到小腿肚子了,而武汉这个冬天却依然没有过。

  
快乐的依然快乐,悲伤的仍然悲伤,这似乎是病毒带来的隐喻,像个看不见的魔咒,封印在武汉这种冷峻又庞杂的城市中。我在阳光下翻看《忧郁的热带》,列维斯特劳斯,想必也是这样忧郁又热情的人。好多年前的一本书,也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都从第七章《日落》读起,“法国南部的冬天充满一种特异的欢愉气氛,天空的颜色淡蓝,比平常更加不可捉摸……我也记得在半夜时所感受到的满足和心安,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安详的幸福之感。”阳光照着我的头发微微发烫,有两只斑鸠一直在楼下凉亭旁边飞,飞来飞去,就是不飞远,看上去是一对情侣。

  
下午三点,范俭来小区找我聊天。他带来一只摄制团队深入武汉,希望能在疫情中拍一部纪录片,从武汉的某个侧面记录下这些惊心动魄的日子。很多年前,我们在403国际艺术中心见过一次,那时候他正在跟拍余秀华,花了一年多时间,拍出来了《摇摇晃晃的人间》,观者如云。那部片子入围了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 ,最后还获得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长片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

  
大约是因为疫情即将结束,小区的管理忽然加强了,范俭拿出防疫指挥部的通行证,也被拒之门外。物业的管理员穿着白色防护服,带着护目镜,严肃地说,我们只听物业经理的通知。没办法,等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隔着铁栅栏聊天,范俭是宁夏人,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你现在是大导演了”我调侃他,范俭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自顾自地说,这次带来一个三人小团队,主要是想深入灾区家庭,拍摄灾情中隐秘又不为人知的人情世故。

  
坐在小区花园的水池边聊天,我抽烟,他带着墨镜,可能导演都习惯了戴墨镜吧,我心里想。范俭说,这几天正在跟踪拍摄丹水池一个小区的情况,视角其实是放在灾后重建中的邻里关系,社区恢复以及心理建设等问题。我问他,你会如何呈现这抽象的话题?他说,丹水池那个小区,有确诊患者回到小区生活——小区中并未感染的其他居民,这时候形成了两种尖锐又对立的意见。一部分认为,治愈的“确诊患者“回小区,必须公开其楼栋楼层门牌号,理由是有可能会对小区其他人员造成威胁。另一部分人则坚决反对,说这样做的后果是泄露个人隐私,而且并不能对防疫造成实际帮助。两种意见在小区群里针锋相对,吵得不可开交。

  
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小区屈服于前者的力量,我理解是道义上屈服于“求生者“的诉求。而反过来,另外一批支持保护个人权利的人,也积极对治愈回家的病患进行了尽可能的帮助。最苦恼的是,范俭跟拍的病患杨大姐,浑身不自在——范俭告诉我,杨大姐说,如果每个病患回家都会被当成特殊人群对待,那8万多新冠病毒感染者,岂不都是要经历这难以煎熬的时间段?难道我们有罪了吗?

  
我心中想,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后疫情”时期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景象吧,牵涉到了许多道德,伦理,社区结构,以及心理康复方面的话题。目前的中国,看上去灾情渐渐退潮,但实际上,这种风平浪静之下,却是静海深流。我觉得,在治愈的“确诊病患”回小区生活的问题上,绝不能简单采用非此即彼的态度和方法来解决。或许从心理学上来解释,大多数武汉人,还处于疫情应激阶段,对陌生、神秘,不知底细的病毒,产生了集体恐惧。而这种集体恐惧可能来自知识的欠缺,也可能来自媒体舆论的影响,甚至还有群体性的情绪感染。如果由此去给康复的病患甚至家属身上贴标签,并试图将之排除在人群之外,于情于理于法都站不住脚。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对这种现象做过极为详尽的深度剖析。在她看来,每个人其实都有双重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其一属于疾病王国。如何真诚的看待疾病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应该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疾病的隐喻带来对病患的偏见和打击,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十九世纪的结核病,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我们在一个以为可以包治百病的时代中,遭遇了一种难以治愈,神秘莫测的疾病时,病毒会被隐射成对生命的盗劫,而患病者在族群中甚至得不到同情,他们被驱逐,甚至会被认为,病患正在于恶灵打交道,并由此招惹疾病上身。

  
或许还有更糟糕的局面出现,一旦我们把疾病隐射到某些文化、宗教、甚至带有偏见色彩的民间习俗中,除开医生、神棍(请原谅我暂时把两者并列方便我论述),所有与病患打交道的人都变成了对某种禁忌的冒犯,日本电影《沙器》描绘的正是这样一幅场景——当一个社会不能容忍麻风病患者的时候,会将他们驱离人群,让他们自己在偏僻的地方群居在一起,至于死活问题,似乎只能听天由命。这当然是文明的耻辱,在二十一世纪的武汉,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不过心理上的惯性思维依然会存在,我对范俭说,其实何止是病患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和抗拒,就算两个健康的人灾后见面,我们如何握手,拥抱,接吻?我们如何界定身体之间的距离?我们是否会像上一次非典那样抱拳行礼?我们是否会像每一次灾难后就忘记了灾难。我希望这病毒对我们思想上的冲击,多一点时间回荡,让我们真的能够重新看见人之为人的信任和曙光——假如,此刻,你看见这篇文字,你应该马上起身去问问自己的爱人,我们多久没接吻了?

  
同时,我坚持认为,要肃清某些思维上的误区,首先还是要从语言入手。比如,新冠病毒仅仅是一种疾病,患者非常不幸,这是公理。如果总把疾病当成“恶魔般的敌人”来描述,其实无异于暗示接受信号的人——这种病毒不仅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而且还是一种让人羞耻的疾病。这种指向具有强大的道德暗示的背景,正是中世纪麻风病引发社会混乱的原因之一。当疾病和腐败、污染、反常、邪恶、道德沦丧等等划上等号,其实是因为我们把自己内心最恐惧的东西投射到了病毒那里,并转而投射到病患者的身上,虽然看上去这“歧视“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但这件事情本身,“就像得了新冠病毒”一样让人难受。

  
一个月前我谈论过《沙器》,改编自日本作家松本清张的小说,电影开篇非常震撼,一个孩子在大海边堆积沙器,镜头缓缓推过来,是夕阳,是流浪,是大海的波涛冲刷海岸线,微风中沙器一个个倒塌,但搭建城堡的孩子,锲而不舍。“我是孤独的孩子,在寂静的河边堆制砂器。有不期而至的大雨,在砂器初成之际。”记忆中,那一组镜头全部是剪影,晚霞在颤抖,仿佛大海在燃烧。

  
影片结尾有段意味深长的话:不管人生的旅途变化如何,像这样“父与子”的宿命却永远无法改变。秀夫在万众瞩目之中激昂的演奏钢琴,警视厅的人就在幕后,春光明媚,万物复苏,唉……盛典的帷幕正在升起,这宿命的挽歌何时才能结束!

  
20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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