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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野夫《陷狱之恩怨情仇》

金枪鱼 (发表日期:2019-07-11 10:02:12 阅读人次:1056 回复数:17)

  




 回复[1]:  金枪鱼 (2019-07-12 13: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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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5]:  金枪鱼 (2019-07-12 13:56:17)  
 
  江上的母亲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却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只需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 南飞霜的时节了,秋水生凉,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象我投江 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从母亲到晚年仍保持的决绝个性里,我相信她成为“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这样说并非基于纯粹的宿命观,而是指她诞生之初,血质里就被刻上了她父亲的烙印。她一生都在努力企图剪断她与那个“国军”将领的血缘联系,却终归徒劳无获。

  
我外祖母是江 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正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的孤独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世,大宅日见凋敝。该地区又是各派军队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为征集粮饷的目标。外祖母带着我少年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乱离之苦。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婆只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母亲在那里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婆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的褴褛衣裳。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他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婆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往还,1948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婆。

  
武汉次年易帜,革命大学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途。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相逢。一个平原遭遗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遗孑,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而又必然地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外婆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母亲却永远在仇恨她的父亲。她无法在现实中去惩罚他,便极力在精神上去满足一种虚构的报复——改名换姓,不承认有此父亲,甚至不允许外婆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因为这个政党 曾一度很在意个人的血统以研究其阶级属性。在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她总是试图说明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声辩,同时还作为一张早有预谋的标签贴上了她的面庞。

  
20世纪流行一个充满杀机的词叫“历史不清”,母亲被这个语词压迫得痛不欲生。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诘问——你是不是军阀女儿,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沼。

  
1957年的母亲正当而立之年,这个来自遥远省城的女人,试图把她的教养植入那个土家山寨。其直率和刚烈却往往好心换来敌意,她对党 的意见和她的出身被联系在一起时,只能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的监督改造。20年后终于彻底平反时,母亲已老去,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不知向谁讨还。划处和平反都是一张纸,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后者却轻于鸿毛。

  


  
“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外婆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十岁的我也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的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头的母亲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悲愤难耐,又不愿让儿子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只好将泪水默默吞下。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不录取我上初中,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樵夫岁月。当我在夕陽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多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我的母亲,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 泥涂。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1978年。父亲升迁,她获平反,大姐招工,我考上大学,外婆又回到我们身边。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她相信善良总有好报。即使那些迫害过他们的人也来我家走动,她依旧不假辞色。

  
1983年外婆辞世,1985年父母离休,1987年父亲患癌,1989年我辞去警职,随后入狱,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忧患余生。

  
父亲总想等到儿子重见天日,因此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两次手术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在顽强茁生。真正苦的更是母亲,她不断拖着她的衰朽残年,陪父亲去省城求医。父亲在病床 上辗转,60多岁的母亲却在病床 下铺一张席子陪护着艰难的日日夜夜。只要稍能走动,母亲就要扶着父亲来探监,三人每每在铁门话别的悲惨画面,连狱警往往也感动含泪。每一次挥手仿佛就是永诀,两个为共和国效命一生的佝偻老人,却不得不在最后的日子里,因我而去不断面对高墙电网的屈辱。

  
我们在不能见面的岁月里保持着频繁通信,母亲总是还要在父亲的厚厚笺纸外另外再写几页。我在那时陷入了巨大的矛盾——既希望父子今生相见,又想要动员父亲放弃生命。他的挣扎太苦了,连带我的母亲而入万劫深渊。

  


  
1995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时,只有母亲还在空空的房里收拾着断线碎布。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活的一棵花椒树,仿佛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

  
母亲依然如往昔我的漂流归来一样,为我炒好酸菜鸡杂。拿出一大坛药酒说你喝吧,这是你爸为你泡的疗伤药。她怎知儿子的伤原在心的深处,却冀望一服古老的药方来疗慰。

  
为了求生,我不得不匆匆又出山。临行之际,母亲异样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武汉安顿好后,就接我过去吧,家里太空了,一个人竟觉得害怕。我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衰老了,她一生的坚强无畏似乎荡然无存,竟至一下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

  


  
我用朋友借的一点钱租了一所肮脏的房子,几件歪斜的家具也算撑起了一个家。母亲带着一个单开门的冰箱来了,我见上面许多修补的漆痕,心中无限酸楚——这就是两老一生节俭唯一值钱的遗产了,无常的灾难耗尽了他们的一切,我又怎生才能报答。

  
母亲在陰暗的房里一点一点拆她的毛衣,漂洗那些弯曲的毛线,然后又一针一针为我编织出一条毛裤。她说这过去的纯羊毛,现在不好买了,你穿着会暖和些。

  
她拿出一大本装订好的信纸给我,说这是她这些年来写的她的家族的回忆,我看见密密麻麻的几十万字,几乎页页漫漶着泪痕。她的手颤颤巍巍,哽咽着说这就算是留给你们三姊弟的纪念了。

  
向来给我做饭的母亲突然不做了,每天要等着我回去做才吃。她又说这房子白天好陰冷,她感到恐惧。我带母亲到居委会去打麻将,她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说她和那些老人没有话说。我知道清高的母亲一生不苟时俗,向来也不会娱乐。

  
我那时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编书想卖,每天回去母亲就要问有钱赚吗,我说生意没有这么快,她就又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病了就是我们的拖累,她真想找我的父亲去。我每天在这个冷漠的世界疲于奔命,我求朋友的妻子给她免费的药,她心脏开始不适,我说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陪我住了十几天后,母亲要求到大姐那里去住。大姐在同城的另一个区,在长江 的边上有一套狭窄的居室。大姐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也许能给母亲多一些欢乐和安慰,就让大姐来接走了她。

  
我依旧在人海挣扎,在没有电话的时代也疏于问候。根本在于我忽略了母亲的所有暗示,我不知道那时她去意已决,她已在暗自料理后事,在与我们姐弟委婉话别。

  
1995年的深秋午后,大姐打电话给我朋友找到我说,母亲早上出门现在未回,他们四处找也未能找到,大姐的语气有些惊恐。我还说,不会有事的,你们再找找吧。傍晚大姐在电话那端痛哭——她找到母亲的遗书了。

  
我带着几个弟兄赶去,大姐交 给我从被褥里翻出的母亲的两封信和一串钥匙,匙链上还挂着父亲当年给她的一个韭叶金戒指,我的心顿时如沉冰海。

  
母亲平静地写道——我知道我病了,我梦见我的母亲在叫我,我把你们的父亲送走了,又把平儿等回来了,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我要找你们父亲去了……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 上去了,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的。你们三姊妹要互相帮助,父母没能力给你们留下什么,我再不走还要拖累你们……

  


  
我们连夜沿江 寻找,多么希望母亲还徘徊在生死边上,给我们最后一线机会。

  
我们去公安局报案,他们说人失踪一月后再去备个案即可。我们去民政局求助,他们说没有寻人的职责。我们去电视台,他们说上级不允许播寻人启事,走失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复印招贴满街去贴,城管跟着就撕,逮着还要罚款。我的母亲就这样走失在她的祖国。

  
码头工人见多识广,他们说武汉下游的陽逻镇是长江 的回水处,水上死者都会在那里漂浮回旋,你可以去那儿找找你的母亲。

  
我只身来到那个码头赁居,先找当地派出所求助。他们客气地说,你看这墙上挂着多少寻人启事,我们根本顾不过来,这里每天都有浮尸。以前我们还每具100元请农民捞起来埋上,我们登记个特征。现在经费包皮干,我们也没闲钱管了,你自己租条小舟去找吧。

  
我只好请了个胆大的渔民每天划着他的扁舟,陪我在此江 湾逡巡。江 面上果然有浮尸,我得靠近查看是否我的母亲。有的被浪花卷到了沙滩上,在陽光下发胀腐烂,堆满了苍蝇,远远就散发出恶臭。我生怕错过我的母亲,总要一一去翻看。许多天了,渔民也厌了,码头工人感于我的孝情,劝我别找了,根据他们的经验,武汉下水的这时早该在此出现了,要没见到,一定是被沿江 的船锚挂在水底了,又或者被漩流带出了江 湾,那就永远找不到了。我最后还是又沿岸上溯找回武汉,母亲终于仍是一去无迹。而两个姐姐则同时找遍了所有的亲友、寺庙,我们终于彻底绝望。

  
十一

  
整整十年过去了,秋水长天,物换星移,我们姐弟的隐痛和歉疚却从未平复。我们在一起相聚时,基本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谁都知道心上的创口还在暗夜渗血。

  
两个平民姐姐多少还有些迷信,早几年听说哪个神人,总要花钱去请教母亲的下落,并按所谓的高人指点去再作徒劳的追寻。又或者听某位故旧传言,在某处曾见疑似母亲的老人,便又要去打听,然后牵出万千余痛。只有我相信母亲真的去了,她一生的刚烈决绝,一生对我们的挚爱,在那个艰难勉强的时刻,她绝对会选择尊严而从容地赴死。她要用她的自沉来唤起我重新上路,来给我一个无牵无挂的未来。

  
一个68岁的老人,在经历了她坎坷备尽的生涯后,毅然走向了深秋的长江 。那时水冷如刀,朝陽似血,真难以想象我柔肠寸断的老母,是怎样一步几回头地走向那亘古奔流的大河的,她最后的回眸可曾老泪纵横?可曾还在为她穷愁潦倒的儿女忧心如焚?她把她的神圣母爱撒满那生生不息的浩荡之水,然后再将自己的苍老骨肉委为鱼食,这需要怎样一种勇毅和慈悲啊。她艰难的一跃轰然划破默默秋江 ,那惨烈的涟漪却至今荡漾在我的心头。

  
1995年的冬天,我为母亲砌了一个小小的衣冠冢,边上同时安埋下外婆的骨殖和父亲的灰烬,然后只身踏上了漫游的不归路。

  
1996年我责编了第一本书稿《垮掉的一代》,看到金斯堡纪念他母亲的长诗《祈祷》,他不断回旋的一个主题就是他母亲最后的遗书——

  
〖钥匙在窗台上,

  
钥匙在窗前的陽光里。

  
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

  
钥匙就在那陽光里……〗

  
读到此时,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仿佛沉积了一个世纪的泪水陡然奔泻。

 回复[6]:  金枪鱼 (2019-07-12 14:03:02)  
 
  

 回复[7]:  金枪鱼 (2019-07-12 14:10:15)  
 
  

 回复[8]:  金枪鱼 (2019-07-12 14:36:58)  
 
  


  


  


  


  

 回复[9]:  科长 (2019-07-12 22:40:04)  
 
  野夫是我朋友的朋友

  
昨天还在朋友圈看到他们一起在喝酒呢

 回复[10]:  金枪鱼 (2019-07-13 13:52:57)  
 
  野夫 | 八指二胡

  
土家野夫 发布于 2019-07-08 17:16:50

  


  


  


  
乡野长大的孩子,打小只能接触到民乐。二胡、笛子和唢呐,民间乐器三大件,因其制作简单,造价便宜,故而在乡下寻常可见。小时候泼皮贪玩,也曾拜街上的乐师,学过一点这些玩意。但真正在生活中见识到一个顶级乐手,却是在劳改队的时候。

  


  
刚到监狱,正好是春节前。还没分配下队,就直接抽调到了犯人文艺队,筹办春节晚会的节目。一个监狱包含几个大队,十来个中队;一千多人之中,选拔出几十个有文艺特长的,并不算难事。但让我吃惊的是,当时的武昌监狱,竟然能基本凑齐一个简单的管弦乐队——仿佛是按配方抓药一样,抓来了萨克斯、黑管、长号、小号、长笛等等。而大小提琴、吉他和二胡之类,则更是济济一堂。

  


  
临时聚集的文艺队,可以享受一些特权。单独开伙,餐餐有肉。可以集中排练,不必劳动,还可以不穿囚服。一群挺拔帅气青皮囚首的年轻人,拿着各种乐器一字排开,远比真正的专业乐团,看着还要养眼迷人。但是私底下偶尔聊天一问,这些文艺尖子还多是流氓、强奸和盗窃为主,其次则是杀人、伤害罪,或者政治犯等等了。

  


  
一般来说,监狱的“春晚”,和央视一样,节目要符合纳粹美学——气势宏大,热闹整齐,要对观者起到安魂保胎的慰抚作用,因此一般多是集体节目。唯一的器乐独奏,是二中队来的一个老犯的二胡。

  


  


  


  


  


  
1990年代的第一场监狱“春晚”,像模像样地在武昌武泰闸二号大院举行。台下前排就座的当然是监狱长率领的几排狱警,之后是戴着大红花的每年选出来的“改造积极分子”,然后是各个中队整齐排列的犯人,最后是压阵的成队武警。大家各自穿着完全不同的规定服装,大盖帽镶嵌在一望无涯的光头周边,那阵仗确实令人欢欣得不寒而栗。

  


  
一阵又一阵掌声笑声之后,报幕员朗声预报——下面请听直属大队二中队的徐大桥表演二胡独奏,接着他又调侃了一句:这是我们监狱春晚多年的保留节目,请大家欢迎。于是台下的老犯人都一起哄笑,监狱长和狱警们也呵呵直乐。

  


  
喧响之中,从后台走出一个皱巴巴的中年人,一手拿着二胡,一手还提着一个板凳,面无表情地到台中落座。他嘎咕嘎咕一调琴,台下顿时就一片死寂了。他凝神定气,身体陡然绷紧,抬腕定住在空中。大家静待他的第一个乐句,他忽然抬头一翻白眼,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又抬屁股站起来,八不情愿地屈身向观众行礼,下面顿时又大笑起来。笑声未绝,他把《喜洋洋》的第一乐句就欢快地送了出来。即便是外行,一听那音色节奏,也都当下被定住了。随着他越来越轻盈的快弓,和那弦上奔腾起舞的四指,台下不知不觉地响起了有节奏的掌声。

  


  
一曲奏完,掌声雷动,再来《赛马》,这都是规定的欢快曲子。他面无表情似无快乐,但手中的那把陈年二胡,还是信马由缰地发出了欢腾奔放之音。按预定,就只两首,架不过台下齐声欢呼再来一个,他只好把提起的板凳又放下,略显腼腆地开始自选节目——他偏偏就拉起了《江河水》。

  


  
《江河水》的乐曲背景,传说讲的是孟姜女或者一个类似命运的女人,新婚的丈夫被强征去做劳役,她独自在送别的河边哭声滔滔……这样的曲子在这样的狱中春晚,该是怎样的不合时宜。他像抽筋一样把那第一个低音3费劲地拉出来,慢弓艰涩地欲断还连,就这一个音符似乎拉了漫长的五秒,所有人都被这沙哑的一声呜咽给吓住了。

  


  
如泣如诉的慢板,满江满河的离愁别怨,他那原本紧绷的身体开始随着胡琴晃动;那把琴像是要飞出去的弓弩,被他费尽心力地强压着。琴的挣扎如一个不甘绑缚的贞女,在他的弦索上含血喷天似的控诉。时而顿弦如抽泣哽咽,时而快弓似狂奔呼告;他的眼睛紧闭,摇头晃脑之间,似见两道闪亮的光,在枯瘦的两颊上忽明忽灭。

  


  
一把简单二胡所能搅起的风暴,撕裂了前面所有欢歌缦舞营造出的警囚联欢之假象。监狱长正襟危坐,狱警们坐立不安,那些懂或不懂音乐的囚徒们,都被那悲怆的乐音带回了故乡,还有家以及遥远的瞩望。有人泣下吞声,有人垂首捧面,一时间整个监狱礼堂飘风难进,雪落无声,死寂中唯闻那古老的蛇皮竹筒,招魂似的发出的女鬼夜哭……

  


  


  


  


  


  
就这样,我记住了徐大桥,还有他那高超独特的二胡。

  


  
春晚结束,临时拼凑的文艺队就要解散,各自回队继续劳改。夜宵之际,我特地跑去他面前敬烟,直夸他的琴艺。他木讷少言,苦笑抽烟,伸出夹烟的左手二根指头,清秀颀长,却被熏成了乡下的腊肠一般暗黄。很难想象,就是这几根枯瘦的手指,刚才还在弦上如魔爪一般轻舞飞扬。

  


  
我很快分到伙房队,再也没想过与他重逢。未久,我却突然被调到了那个原本不在武昌监狱大院的二中队——武昌起义门55号。囚车单押着我和简单的被褥行李,开进那个狭窄的隐身在贫民棚户区的小院高墙之中时,举目无亲,略有些又有点担心要做新犯人——这是监狱的潜规则,任何队去的新犯,多数难免要被老囚集体欺侮,要走一些故意为难的“过场”。

  


  
队长带着我进入监舍,全队正在列队点名。队长拿过点名册,加上了我的名字,我进入队列,成为二中队的犯人。解散的时候,我警惕地环顾那些打量我的“同改”——单位叫同志,学校叫同学,监狱规定犯人之间叫“同改”,一起改造的意思。牢头过来带我安排床铺,按规矩要安在门边,这时忽然听见一个嘶哑的声音说——他是我“桥子”,我那边有个空铺,搬过去吧。我惊喜地看见徐大桥,急忙老朋友一般握手寒暄。那牢头看了老徐一眼,很买账地点头说,那就交给你了啊。所谓“桥子”,狱中黑话就是有固定关系的哥们。

  


  
二中队一百多号囚徒,主要是做服装生产。分成裁剪车间、缝制车间和辅工车间等。清一色的电动裁剪机、缝纫机,锁边机钉扣机也都是电动的,看上去很现代化,让我第一次知道服装厂的真实状况。使用这些机械本是技术活,天下并无这么多现成的裁缝可以被捕来,我初进车间还是被那些熟练的囚徒给惊呆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固定机器上飞车走马,一片轰鸣之中,但见无数片布匹被连缀成衣裤,流水线的作业确实壮观好看。

  


  
新犯被要求在一台机器上拿碎布开始练习跑直线,一踩脚下的电门,机器哗啦一声飞针走线,起初确实担心手指被吃了进去。老徐亲自来给我指导,原本指定的师傅,急忙站在一边不敢多话,此后更不敢对我厉声指斥。在狱中这叫做“懂板”,也叫“学得熟”,意思是知道规矩且懂事的人。

  


  
老徐并非牢头,何以在队里这么“搭白算数”——说话管用的意思。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在这个队已经呆了八九年,是资格最老的囚徒。更为重要的是,他被捕前就是武汉汉正街的著名裁缝,到了这里,手艺最好,无所不通,于是就成了服装中队的“总裁”——大师傅,总工程师的地位。

  


  


  


  


  


  
二队队长李凯,是个心存正气的狱警。型如电影明星,说话幽默但也出手锋利。他看了我的档案,找我谈话说——你这“模子”(形象身份或素质的黑话),不像是裁缝的料啊。我苦笑艺不压身嘛,灾年饿不死手艺人。他说算球,我看你以后也不会跟大桥“撬班子”打伙求财,还是别学这玩意了。你要能熬夜,我安排你当值班员。

  


  
监狱一般分为三道岗警卫,值班员就是一道岗,负责看管车间和囚舍,由犯人承担。二道岗是内院和外院之间的铁门,内院是监区,外院是办公区,一般是由狱警和选出来的即将释放的犯人负责。三道岗则是监狱的大门,由荷枪实弹的武警把守,任何犯人想要越过警戒线,则可以当场击毙。

  


  
值班员三班倒,不参加劳动,夜班可看书,白天可睡觉,这正是我最想的差事。但通常这是肥缺,家里有“瓜葛”(黑话:关系)的才能拿到。李队长能这样安排我,显然是惺惺相惜存心关照。我当然也懂板,立刻表示了谢意。于是,我这个二队的新犯,不仅没走过场,还立马就“起板”了——黑话越位升级的意思,也像是今天说的“屌丝逆袭”。

  


  
大桥见我迅疾起板,再也不肯教我裁缝之道。他依旧话语不多,用那二根腊肠般熏黄的手指夹着烟,烟灰老长也不弹掉;有点自怨自艾地对我说——是么子模子吃么子饭(牢话你是什么人就只能做什么事的意思),我这辈子也就砸在这把剪刀上了。说完,他恨恨地盯着右手中的那把裁缝剪,像拿匕首一样,突然狠狠地插进了面前的案板上。

  


  
那一刻,他显得有些凶神恶煞。我对这个被判无期徒刑的暴力犯,虽然当时还不详知案情,多少还是有点畏惧。此际的他,和那个怀抱二胡的他,完全是两个人。我在警局的时候,也读过一些犯罪学方面的书;东西方都有人在研究暴力犯罪者的面相问题——这个近乎神秘的学科由于还不具备系统科学性,一直也不能用于侦讯实践。但是,颅相学和面相学乃至手相,又是各国民间自古就有的相术。我在徐大桥的身上,多少是能看出一点犯罪基因的影子的。

  


  


  


  


  


  
他那时已经四十多岁,身形中等,却很结实。右手长年握剪,显得比左手粗壮硕大。平素犯人间喜欢扳手腕较劲玩,胜他左手易如反掌,而右手则几乎无人能敌。他的左手属于二胡,右手属于剪刀,他游走在此琴剑之间,俨然金庸笔下的邪派人物。而其脸型,记忆中《水浒》连环画中的赤发鬼刘唐和阮小五之流,庶几近之。

  


  
他素来寡欢,眉头紧锁,即便偶尔开怀,熏黄的一嘴鼠牙全露,那眉眼也仍旧是哭相。更奇的是其眼珠,明显凸出,势欲裂眶,一旦他生气盯着人看时,两道精光射来,咄咄逼人,隐然透出的就是书上所说的杀气。他也许抽烟太多,几乎不能歇火,嗓子完全破裂漏风一般的嘶哑。相术中说的“蜂目豺声”,我总算在他这里找到了样板。

  


  
论年齿和年头,他在队里都是前辈,再加上他的“总裁”身份,连狱警一般都要让他三分。全队一百多号,暴力犯罪者不少,但面对他,都要“下个矮桩”,因为他算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三科举人”——从少管到劳教,再到判刑劳改,他几乎一步不落地在罪与罚之中成长,且在圈禁中耗去了半生中的另一半时光。

  


  
但这样一个看似职业罪犯的人,又怎么成为一个高级裁缝,甚至成为一个二胡演奏家的呢?怎么算他的自由岁月都是有限的,一个人成为他的今天,肯定有其独特的来历。他在设计服装、打版画样以及每个黄昏的拉琴之时,怎么看都是一个极端内秀的才子,然而一旦走出剪裁和音乐,他就又似乎凶相毕露了。

  


  
我是那种始终对世间人事,都抱着一种文学的观察和研讨态度的人。也因此我愿结识三教九流各种奇人奇事,试图在更多的阅历中发现命运。而徐大桥,无疑正是一个最好的悲剧典型。

  


  


  


  


  


  
监狱,习称劳改队。每个中队犯人都要从事一种劳动,为监狱赚钱。也因此,每个监狱又像是一个大公司,使用着最廉价最好管理的奴工,以最低成本的方式在盈利。至于这些钱最终到了哪里,无人知道,我只知道狱警的年终奖是肯定与此相关的。

  


  
服装中队的劳动只是加工成衣,自己并不开发产品去营销。当年的武汉汉正街,是全国最大的水货服装批发中心。很多老板拿到一件件好卖的品牌服装,立刻就来我们中队联系业务,他们带来类似的布料和辅件,请我们依样画葫芦复制大批,每件只给加工费十元到二十元不等。监狱明知这是侵犯知识产权的盗版服装,只要能保证犯人有事做,挣钱,那就开足马力去生产。

  


  
第一道工序是由徐大桥负责,他要把那件样品服装,一点点拆卸成大小各种布片,研究出各色布片的结构组合和工序工艺,然后打版,再在每摞八寸高几丈长的布匹上去画板——必须以最节俭的方式拼图。之后用电动大裁缝剪刀去分解那一摞几十层的布匹。最后是编号,再指导缝纫车间的犯人按顺序连接加工为成衣,辅工车间的再锁边钉扣子熨烫等等。

  


  
他是“总裁”,因此十分重要,很多复杂的样式只有他能弄懂。每天的劳动量巨大,每个人都得像奴隶一样加班加点。他那时已经从无期改有期十五年,扣除又已过去的六七年,还得坐七八年。为了争取早日减刑出狱,他不得不多付出一些辛劳。除开批量成衣加工之外,由于他的手艺太好,还会做西服,从监狱长到干警,都来找他定制衣服。

  


  
队里在车间的角落,专门给他单开了一个裁缝室,供他单独给那些干警量身定做各种要求的时装。车间原本严禁抽烟,由于他烟瘾太大,只好允许他在其中吞云吐雾。这些定制的服装要求高,他不仅要设计剪裁,还得亲手上机车去缝制,完成每一道工序。那时,任何犯人每月都

 回复[11]:  金枪鱼 (2019-07-13 13:54:15)  
 
  那时,任何犯人每月都只有四块钱的国家补助,用于购买卫生纸牙膏和肥皂,他并不能因此而多劳多得一毛钱。唯一的好处是,每年一次的减刑,只要他没有犯大的罪错,大约可以减几个月。

  


  
对中队来说,他还有个最大的强项是——在淡季活源不足的时候,他还可以利用他原来在汉正街做衣服的同行关系,帮队里拉来客户资源。监狱一般是不许外人进入车间的,那些客户来了,则可以直接到车间来和徐大桥聊天,谈谈加工要求,顺便也给他捎带一点烟和肉食。

  


  
活源越多他就越忙,他为何要乐此不疲地帮队里拉客呢?最关键关键的是,那些他曾经的街坊邻居和同行,可以顺便把他的老婆带进车间来……

  


  


  


  


  


  
坐牢苦不苦?当然苦。劳役之外的苦,其实不是吃饱穿暖的问题,而是严重的性压抑。一百多号骚气蓬勃的中青年,混居于同一个大房子里,没有任何隐私,实际也基本很难有同性恋行为的可能。同性恋在社会上已经基本合法,但在监狱则是严禁的,一旦发现多要严惩,且要迅速调队以分开两人。

  


  
那时的监狱,哪怕你已婚未离,也是不许你家属来探监时圆房的。据说现在已经有所改变,可以允许表现好的犯人享受这种自家的服务——监狱则卖这种钟点房,也算是创收了。一群荷尔蒙紧绷的汉子们日夜群居,又不许谈逼论屌,床铺紧挨,自慰都可能惹来上铺的抗议,于是难免经常出现打架斗殴之事。

  


  
像徐大桥这样新婚未久就入狱的,正当壮年,难免欲望亢奋血脉贲张,所以火气很旺。谁惹着了他,拿着裁缝剪刀指着人鼻子呵斥,眼珠都要射出去一般。但多数时候只要不加班,他就是独自坐在唯一的小阳台上拉二胡。我几乎是他唯一的忠实听众,不断地给他点烟,顺便点奏我熟悉且想听的曲子。他只有在那一刻才显得安静,拉到深处,五官皱巴巴地挤在一起,烟头在黑暗中明灭,烟灰悬在虚空中将掉未掉。

  


  
他是一个不太能走得近的人,对周边世界保持着一种紧张。我们虽谓“桥子”,也就在烟和食品上互相周济一下,在情感上似乎一直难有深入。他对于我还能听懂他的曲子,且欣赏他的琴技,还是有所感慰的。我偶尔也会借他的琴拉几个小段,他情绪好时,会指点一下我的指法弓法。他高兴的时候还会炫技,把车间的钢片锯拿来,像二胡一样架在腿上,然后用马尾弓在锯背上拉出音乐。

  


  
他有极深的内秀,因此看不起队里几乎所有的犯人,对我则是例外。他比我大十几岁,一路上刀光剑影地走来,阅历更要丰富许多。我很快混成全队的牢头了,不劳动不值班,只负责管理中队的秩序。我们依然其淡如水地交往,他负责生产,我负责管理,干警们因为有我俩在,基本可以不到车间来吸尘。

  


  
客户们拿来的布料,一般都是刚好够生产出所需数量的服装。但如果徐大桥画板拼版更巧妙,则往往可以省下一些布料——这就成了干警们做衣服的免费资源。那时的犯人劳动时穿囚服,休息和接见亲人时,也是可以穿自己服装的。有年冬天,他看我裤子膝盖破了,便拿节省下来的布,悄悄为我做了一条裤子。他依旧没什么表情地说——下月你父母要来探监,破衣烂衫的,老人看见要伤心。

  


  
我知道这是严重违犯监规的事,有点担心狱警发现要追究。他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说——怕个鸡毛,老子一年不晓得要帮他们做多少套,谁敢说,老子随便下错一剪刀,就够他们赔钱的……

  


  


  


  


  


  
那时的起义门55号,全称叫湖北省劳改局直属监管大队,下辖两个中队。全省判刑之后需要重新分配监狱的犯人,都要短期集中在这里周转;一中队的犯人,就是负责看守这些周转犯的。而我们二中队,则主要是负责服装加工。两个中队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也许因为直属劳改局,在管理上要比其他监狱活泛一些,伙食上也稍好一点。

  


  
二中队占着小院高墙中一个独栋的四层楼的老房子,一楼是堆放杂物的仓库,二楼两间大屋,一间挤满一百人住宿,一间是集合点名和开会的场所。三楼四楼都是车间,尽管生活劳动都在这样一个狭小空间里,但每天出工收工吃饭睡觉,都还是要点名清查人数。

  


  
我这个所谓牢头的日常事务,其实就是要负责每天六次的集合点名,用以防止有人越狱。从二楼到三楼的车间,还有一道铁门,犯人一旦下班吃饭,这道门也是必须紧锁的,不许有人单独停留在车间。而这道门的钥匙,则由我这个大组长掌控。

  


  
有天中午饭前点名,独缺徐大桥,裁缝组的报告说:他还在车间跟客户谈业务。一些老犯人神秘的笑,管教高干部便宣布解散,然后低声要我上去看看,只要人还在就行。劳改队的干警和犯人之间,都有一些潜规则,很多话不要说穿,彼此皆能领会。

  


  
徐大桥的总裁室在四楼的角落里,随便用几块板子隔了一个小屋。我走进四楼车间,便听见那小屋有男女的低声争吵,徐大桥那沙哑的嗓子自然是一听就能确认的。女人断断续续的声音是说不搞不搞,怕干警来看见了。男人是急赤白脸地说快点快点莫耽误时间,然后就是一阵窸窣和呻吟。

  


  
我当然明白了,急忙退出来把车间门合上,还不能马上下去,怕高干警追问不好说。一会儿徐大桥带着他老婆汗津津地出来,看见我也不尴尬,只是笑着介绍一句:你嫂子。那妇人略显羞涩,低头不语。我和大桥各自会心一笑,我说高队长在问你,然后一起下楼。

  


  


  


  


  


  
徐大桥的这点私密,队里的老犯多有知悉,自然也有告密者报到狱警那里。干警既要考虑安全,还要为他存一点面子,只好跟我这个牢头来说事。队长告诉我,徐大桥这人情绪极不稳定,又是因为暴力犯罪进来的。

  


  
本来他夫妻苟合一下,队里也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是对他为队里拉业务的奖励。但是,恰好他的犯罪正是因为其妻和家务闲杂造成,万一他们夫妻在车间翻脸闹起来,担心他一时兴起惹出新的命案,那干警就要牵连处分了。

  


  
我原本就对他的案情好奇,正好借机询问。队长也不见外,就顺便说了其中详细——他是和他亲弟弟打架,拿裁缝剪刀一下捅死了弟弟而判刑的。

  


  
劳改队各种刑事犯都有,但这样杀死弟弟的,仍然不免让我惊悚。背后的故事是,当年他新婚未久,便因为打架斗殴而被劳教。三年劳教归来,依旧在汉正街做裁缝营生。妻子也算不离不弃,但他却从街坊邻居的流言蜚语中,听到一些他弟弟和嫂子之间不清不白的闲话。虽然他也曾家暴逼问,妻子坚决不认,兄弟那边不好意思翻脸追查,但心中先自埋下猜疑和恨来。

  


  
兄弟原本早已分家立灶,偶有往来也不亲热。一日他出门进货,归来时却发现弟弟在家。虽说并非捉奸在床,但顿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言语中先就动了杀机。弟弟原已成人,一样混着社会,也许确属冤枉,自然一丝不让,两厢立马动起手来。

  


  
他这种从少管到劳教出来的人,江湖称之为“滚了两板”的滚刀肉,一般人皆不敢惹。也许他自忖不是弟弟对手,顺便就摸着了案板上的裁缝剪刀。两柄一攥,利器在握,一下就插进了兄弟的脾脏。待得救护车到时,他自个报警的警车也就到了。

  


  
公检法三家念他原无谋划,确属斗殴失手,激情杀人,因此也就判了个故意伤害罪,无期徒刑。一般而言,无期改有期十五年,有期再减刑,即便一路顺风,至少也得坐个十三四年。按这个推算,那他出狱之时大约也要五十几岁了。多数时候,这样的刑事犯都会离婚,谁家的妻子愿意守活寡等过青春呢?

  


  
但也不知他的妻子基于何种考虑,竟然一直未提出离异。且还经常要跟着那些汉正街的服装商,潜入监狱车间,来与他鹊桥相会。想想他这半生,多数时间都在囚禁之中,这是怎样的命数,会造成这样奇怪的人生呢?我对此更加好奇,更想从他身上找到解读命运的密钥。

  


  


  


  


  


  
武汉的江湖上,一直有个唤作“宝帮”的门派存在。

  


  
所谓宝帮,原是指的湖南宝庆府的人,寄居汉口码头而结成的乡党行帮。传说中他们最初有两种来源,一种是从宝庆府经洞庭湖放簰而来的那些簰工水手,流落汉口不想还乡的游民。另外一种是当年曾国藩练湘军,在宝庆府招募的水军,与太平天国大战武昌和天京,得胜之后奉旨被遣散的乡勇。

  


  
湘人天性崇尚霸蛮,一旦占得汉口码头,虽曰借一枝栖,却很能抱团打天下。于是当日繁华汉正街,多为宝庆帮所控。徐大桥的祖上,便正是这样的来历。到了民国后期,其家已经工商发达,有多家布庄和成衣厂,俨然民族资本家的模样。

  


  
童年时期的徐大桥,也算过了几年锦衣玉食的生活。自幼拜民众乐园的琴师为师,学会了京胡二胡之类弦乐。1949年武汉易帜,许多大资本家跑去了香港,他的父亲深信新政的宣传,决定守土不动。哪知世事难料,新政到了1956年,在基本完成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把曾经瓜分给农民的土地又强势变为所谓集体制之后,决定对城市的各种工商业主和资本家动手了。

  


  
这一次对城市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旗号叫“公私合营”,事实上就是毫无商量可言,由政府强行派出干部入主各家私有企业。国家对私股并非赎买,而是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所有资产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不再以老板身份行使职权,并被强行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到1966年,原来还象征性给付的定息也中止了,所谓的公私合营企业最后完全转变为国企了。

  


  
徐大桥的父亲面对几代人勤爬苦做积累的产业,就这样被强取豪夺,自然愤愤不平。此前连卢作孚这样的著名民族资本家都只能选择投缳自尽,况乎他这样的微末小商。天性倔强蛮野的宝帮子弟,在出手打伤了公派来接管产业的干部之后,自知无力回天,一绳子将自个挂上了厂房。徐大桥的母亲也在其后的各种批斗之下,一病不起郁郁而终。

  


  
也就是说,在他们弟兄十岁前后,忽然家道中落,且父母双亡;原本的富家子弟,就这样成了都市的孤儿。不要说这种少年心中将有怎样的怀恨,单纯从生活无着更无管束角度来看,他们也必将滑向邪路。

  


  


  
十一

  


  


  
新政在立国之初,即五岳独尊扫荡江湖,开展了一场消灭反动会道门的运动。所有的江湖社团、民间组织和草根宗教,皆被定性为反动而一举废除,会首则镇压和判刑。宝帮这样的近乎商会和老乡会的组织,自然不复存在。但只要人在,乱世中求生存,辄不免依旧要暗中抱团。

  


  
江湖老话说人分三教九流,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尊有卑,有善有恶。但九流之外,还有一些人也要生活,于是统一谓之为“不入流”。不入流其中又有四类,名曰奴、丐、娼、贼。贼是统称,贼帮顶敬的始祖是柳下跖,也就是孔夫子骂的那个盗跖。贼分几种,结伙啸聚占山打劫的谓之盗,撬门扭锁翻墙入室的谓之偷,光天化日近身取物的谓之窃。

  


  
盗凭强力,朝廷必扫,一般人也不敢学。偷仗胆大,官府要捕,平常人也学不来。唯独窃,靠的是技术和手艺,自古都有师承。窃贼的外号叫扒手,拼的是眼疾手快胆大心细。在鄂省的黑道上,扒手则又叫“毛焦火”——取的是后面隐去的那个“辣”的谐音“拿”。在他们看来,窃不是偷,是凭祖传手艺探囊取物。被窃者输的是粗心大意,窃者反而是在“以行明心”——教他们出门谨慎。

  


  
因为有这样的江湖逻辑,扒窃便自古一脉相传。即便失手被抓现行,民间往往也不报官,当场暴打一顿即可。即便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扒窃也不入刑,一般来说要抓到三次以上,才判个劳教而不是劳改。于是,从民国一直埋名下来的窃帮高手,也就一直敢在江湖暗中收徒传艺。

  


  

 回复[14]:  金枪鱼 (2019-07-13 14:03:14)  
 
  十二

  


  
1950年代的汉正街,家国骤变,类似徐大桥这样的孤儿忽然多了起来。一些隐身于市井的江湖老客,也许不忍见这些宅门子弟的流落,也许窃喜这些知书识礼儿童的心智,便纷纷出手拣选高徒,分别秘传一些混世的本事。

  
徐大桥正是这样的因缘入了窃帮。入帮之初,依照道上的规矩,当然首先是在祖师爷面前焚香拜祭,赌咒发誓,终身不得欺师灭祖。然后便如武林一般,要先从基本功练起。

  
他们的第一课也叫二指禅,师父将肥皂削成薄片,放进滚烫的开水杯中,顿时因融化而滑腻无比。孩子们必须用食指和中指,快速地从开水中夹出肥皂片。这练的是指法凌厉和指尖夹力,稍有迟缓便要被烫出水泡。徐大桥手上的疤痕犹在,可以想见他们当初练手之时的煎熬。

  


  
至于其他的如何观人测物,如何拈花掩目,如何弹扣解衣之功,我这里不便深说。总之,徐大桥以童年拨弦拉弓之基础,转攻这一门坑人求生之道,很快便成了汉口道上著名的“钳工”。但老话说的好,江湖是个壶,好进不好出。即便你艺压群芳,终归要马失前蹄。于是,他很早就被少管了。

  


  
少管所关押的都是混迹社会的半大孩子,各种野蛮粗劣,丛林争斗,一向惨烈难言。即便是偶尔犯罪到此一游的少年,经此一番残酷训练,出来后往往改造得更加生猛变态。几年磨砺下来,徐大桥出门时又到了文革。他只能在这真正的乱世继续打滚,在别人的革命洪流之中顺手牵羊,一时过得三餐不愁了。

  
十三

  


  
但凡入过窃帮,行窃便会成瘾。即便明知反扒便衣在后,他们也往往手痒难耐,见钱眼开。好不容易遭逢公检法被砸烂的时代,于他们而言,简直如鱼得水,竟能在乱世中捡得一份家业。

  
文革结束,整顿社会,初过而立之年的徐大桥,被街坊邻居劝说着要学一门正当营生,于是拜师求艺成了裁缝。然而江湖一直有个信条,叫做“换帖子容易拔香头难”。意思是说——入门拜把子容易,但是离开这一行金盆洗手,需要在祖师爷像前拔掉香头,这个就非常难了。因为你熟知了这一行的秘密和诀窍,自个不干了,就会危及同门,那同门也会与你为敌。

  


  
似乎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白天埋头裁缝,夜晚驻手丝弦,在剪刀与胡琴之间,力尽所能地安顿着自己的青春。经人说媒拉纤,他也有了一个家。但他害怕出门,只要出门看见别人的皮夹,便会顿时抓耳挠腮,忍不住技痒而再作冯妇。终归这样的浮财来得远比一剪一刀容易,于是重走旧道,又被送进了劳教所。

  
劳教三年出来,社会已进入改革开放。汉正街一夜中兴,许多当年落魄的街坊子弟,也都纷纷开店立业。不少同门兄弟,大多洗心革面而暴富起来。他毕竟是当年宝帮的商家子弟,财商智商皆不低于人。祖宅留下给他的那一间小屋,所幸临街,他再次搭起简单的铺面,希望开始正常的人生了。

  
然而流言加上多年囚禁形成的暴怒变态性格,使他永远也走不出自己的厄运了。这一次,他搭上的是弟弟的命,和自己的半生。

  


  
十四

  


  
1994年的深秋,有着异于往年的早寒。

  


  
那一年家父病逝,我在拼命争取下,获得了警察带着我还山奔丧的权力。匆匆出门之际,徐大桥一把拉住我,说我穿的衣服回家太不体面,且不抗寒,非要把他新做的一件牛仔布夹克,强行穿在我身上。

  


  
等我归来不久,队长忽然来对我说——徐大桥罢工了。

  


  
在劳改队,罢工谓之“抗劳”,也就是抗拒劳改的新罪。要是一般犯人,多要打得半死,再关禁闭,直到你认输服罪,才放你出笼劳动。劳动虽然也苦,但对男人来说,总比关在一个小黑屋里百事不为要好。所以,事实上很少有人罢工。

  


  
但徐大桥毕竟在此多年,警官干部也都混得很熟。再说他是“总裁”,平日里也算劳苦功高,没有少为这些干警及其家属裁衣缝裤。因此情面上放不下,不忍就这样简单粗暴地处理他。他们知道我与他交好,素来他也给我情面,于是要我这个牢头来给他做做思想工作。

  


  
我问队长他为何罢工,队长说表面上是嫌秋来加班太多,干警的私活也太多。估计实质上是因为监狱加强管理,再不允许汉正街的商人直接进车间了。我心下大约明白,可能是从此他再也无法私会老婆所致。他那向来很轴的神经一旦触发,多数时候便很难转过弯来。

  


  
我只能说我去试试,便拿着带回的好烟走到了他的床前。他斜倚在床头养神,但一脸的青筋毕露,显得有些狰狞,隐隐感到咬合肌在颤抖。他接过我递上的卷烟点燃,仰天长喷一口之后平静地说——队长叫你来的吧?

  


  
十五

  
那个夜晚,所有的犯人皆在楼上加班,为外面的世界赶制寒衣。只有我和他,在那空空荡荡要住一百多个男人的寝室里,促膝谈心。夜风从江上呼啸而来,烟头一支接一支地在我们指尖明灭。他这样历经沧桑的老江湖,早已世事洞明,我根本不用对其晓之以理。我只需要问,接下来的后果,你是否决意承担。

  
他几乎是狞笑着对我说——老子说不干了,那就一定是不干了。你不要为难,你直接报告他们就是。

  
他说:你想想我的一生,早就被毁得七零八落。我仇恨我的手,仇恨这把剪刀。我现在每天看见它,都会想杀人,或者自杀。我这种人,就是垃圾,生下来就是为这个社会殉葬的,我早就活得不耐烦了。我知道我有罪,从娘胎里就带下来的罪。我服从劳改,但是劳改并不是说非要做裁缝不可。我为他们强忍着,继续操持这把剪刀这么多年,也想缝缝补补维系这个家。但是现在老子真的烦了,我只要求他们给我换个岗位,我再也不碰这把剪刀。如果不可,那就一切请便吧——反正一碗都是我的!

  


  
最后一句,说的是监狱的黑话,意思是:管你洪水滔天,这一碗饭,我都接下了。

  


  
我极力委婉地劝勉,你这双手,拉琴的时候是那么优美。你原本可以成为一代琴师的,也许你更要爱惜这双手。我深知我的话其实很无力,我们这些被打碎命途的人,从来归路渺茫。

  


  
最后他说,兄弟,同船过渡,五百年修。你也别劝我,这里的事,我比你明白。聚散都是缘,我们的缘分也许就这样到头了。你的刑期短,很快就要出去了。此刻你我兄弟一般,真正在外面的世界,我和你是八竿子也打不到一起。以后各自保重,你也别再混到我们这一堆来就好。

  


  

 回复[15]:  金枪鱼 (2019-07-13 14:03:58)  
 
  十六

  
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即使贱如刍狗,但却无法掰弯。

  
我预感到徐大桥的决绝和危险,只能婉言求助于队长,希望给他换个工作。我深深地理解他对那把裁缝剪刀的厌恶和仇恨,那是他杀死兄弟的凶器,是他一生也无法摆脱的梦魇。

  
但劳改队自有劳改队的家法,每个监狱迎门三句话——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你来这里干什么?这就是要每个入狱的新人,顿时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但丁在《神曲》里描写地狱门前也有一句警言——到此之人,必须放弃一切希望。这里不是社会,岂容你挑拣工种。

  
一切都无法斡旋,我深知接下来的惩戒可能非常沉重。次日大早,大家排队到厨房门前洗脸刷牙,等待早餐。那时,太阳初初升起,厨房里蒸汽氤氲,生活顿现暖意。徐大桥平静地走进后厨,从面袋下面抽出一把切馒头的钝刀,缓缓走向外面切菜的巨大砧板。

  
我顿生警觉,就在我要扑向他时,但见他对天伸出左手的食指中指,眯缝着老眼看了看,仿佛告别仪式。然后迅速地将这两根无辜的指头,平放在砧板上,右手电光石火般一刀轰然剁下,两根手指射箭一样飞出去老远。先看见白生生的指骨茬,瞬间鲜血喷薄而出。

  
我急忙命令两个犯人把他架住,捡起地下冒着热气的手指,迅速去值班室报告。中队很快调来警车,押解着我们一起往外面的医院狂奔。医生看着我用卫生纸托着的手指,冷静地问要接肢吗?干警看着徐大桥,徐大桥咧嘴一笑说:如果要接,我还砍他干啥?

  
医生只好简单地缝合,警车又带着我们归队。问题是他的手指还在我的掌上,此刻已经失血而惨白僵硬。我曾经多么熟悉这两根手指啊,看着他们在二胡的弦索上舞蹈,翩跹一如两个林妖。而此刻,他们就在我眼前死去,浑如枯枝一般凋谢在上午的新鲜阳光下。

  
我问队长,这个怎么办?队长也不知所措,满脸苍白的徐大桥冷冷地在后座说:给我,丢出去喂狗。

  
就这样,他真的把他自己的骨肉,扔进了武昌的晨雾里。

  


  
十七

  
回到队里,我陪护了他几日。

  


  
他每天日夜疼痛难忍,咬牙切齿,冷汗淋淋,始终不肯发出一声哀吟。根据监规,这样自伤自残的犯人,往往还要加刑。而且由于已经和干警结下梁子,出于安全考虑,必须调换监区和工种。

  


  
就这样,他以对自己的残酷,终于换来了他的誓言兑现——彻底地告别了裁缝剪刀。一辆警车拖着还包裹着纱布的他,驶向了不知去处的另一中队。

  


  
那一年的春节,是我最后参加的一个监狱春晚。由于我们的节目不错,于是被拖着到其他一些监狱巡演。而所到之处,当地的犯人也会出几个节目陪演。在汉阳监狱的球场上,我忽然听见报幕的朗声报道:二胡独奏,徐大桥。我顿时眼球都快蹦出来地死盯着台上。

  


  
但见一如既往的徐大桥,自己拖着一个板凳,提着二胡登场。依旧不慌不忙地坐下,调弦,然后宕然奏出第一个乐句。还是《赛马》,见他只剩下无名指和小指的左手,依旧轻松急切地跳跃在那苍老的弦索之上。

  


  
我仿佛看见只剩两个马腿的马,一如青春期狂奔于草原。因为断肢的缺位,许多乐句的复杂轮指,只能变为滑指的技法。但是,没有犯人能听出其中的差别。他像那些大师一样,轻盈娴熟地把玩着手中的利器。

  


  
只有我,知道那突兀的两个骨头的秘密;甚至还能听见,他们依然潜伏在他的掌上,还在暗中帮他声嘶力竭地歌唱……

  


  
多年后,监狱干警帮忙找到了“八指二胡”老徐,请他演奏了一曲,末了老徐说:帮我把这个视频传给郑世平(野夫)。

  


  
我的每一段人生经历,以及文章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有人证活在世间。

  


  


  
本文同时发布至微信公号:野乡风物志

 回复[16]:  金枪鱼 (2019-07-13 14:06:04)  
 
  科长的朋友真广阔啊……

 回复[17]:  金枪鱼 (2019-07-18 16:34:05)  
 
  〖八指二胡〗

  
“多年后,监狱干警帮忙找到了“八指二胡”老徐,请他演奏了一曲,末了老徐说:帮我把这个视频传给郑世平(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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