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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张春桥找夫人

骏骏 (发表日期:2019-06-23 13:12:23 阅读人次:205 回复数:0)

  ——我为张春桥找夫人

  
作者:徐景贤

  
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捕以后,上海就盛传:“徐景贤为张春桥找了个老婆。”

  
听说的人都感到奇怪:春桥不是早就有老婆了吗?春桥的老婆不是叫文静吗?怎么又给春桥找了个老婆呢?

  
在各种场合,许多人向我打听这件事的真相,可是我始终缄口不言,因为,当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到上海主持工作,当时我还没有失去自由,我便把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向他们作了详细汇报。他们三人听了以后对我说,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不必再对外讲出具体的当事人了。人命关天,这类事情处理得不好会出人命案子的。我也觉得确实应该慎重对待,特别要对当事人负责,所以,我一直把这件事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还关在监狱里,看到有一个作家为春桥写的一本传记。他当然不肯放弃这段颇有吸引力的情节,可是他又打听不到真实的情况,于是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写了进去。他写道,春桥不打算“与文静离婚”,只是“需要一个伴”,“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徐景贤毕竟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护士……‘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这个作家把林彪,叶群为林立果“选美”的做法,移植到了春桥身上,这实在是一种很不严肃的写作态度。可是,当时我正身处囹圄之中,无法出来澄清事实。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觉得不应该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东西带进坟墓里去。我们不但要对历史负责,而且要如实地写出当时人们的心态,使后来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政治和中国的社会。因此,我决定说出事实的真相。

  


  
妻子的历史问题──张春桥的心病

  
春桥确实早就有妻子了,而且夫妻关系相当融洽,春桥的妻子叫文静,原名李淑芳,一九一六年三月出生,年龄比春桥大一岁,李淑芳是天津人,说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她的父亲,是天津大清银行的职员,以后又担任过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副理。李淑芳在天津读书的时候,就加入过共产主义靑年团,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来到晋察冀解放区,进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第二年,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李淑芳(文静)身高一米六十左右,比张春桥略矮一点,她皮肤黝黑,剪着齐耳短发,常戴一副浅黄色的玳瑁眼镜,一直是个女学生的打扮。

  
李淑芳当时喜欢写文章,而且写得一手男子气概的好字,她经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笔名是李岩、李若文。当时,春桥也在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工作,两个人趣味相投,由相识而很快进人恋爱阶段。此时,春桥二十六岁,李淑芳二十七岁。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正当春桥和李淑芳的恋爱进入到“白热化”的时刻,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地区发动了大扫荡。张春桥和分局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一起,隐蔽到河北平山、阜平一带的山沟里;至于当时已经调到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的李淑芳,却在一个大雪天的早上,落到了突然进村的日本侵略军的手里。

  
李淑芳被押到石家庄,关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为了苟活,她向日本侵略军自首了,日军为了利用已经投诚的女共产党员,吸收李淑芳进宣传班进行训练,让她对八路军搞“心战”。她的上级是日本宪兵中尉矢野。于是,李淑芳留在石家庄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番号甲一四一七部队,既撰写反共 宣传品,又上日本广播电台播音,还参加宣传演出。她编写了《弃暗投明》、《我们不再受骗》,《李老太太的悲哀》等反共宣传文章和节目,污蔑中国的抗日军民,鼓吹“中日亲善”,沦落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喉舌和鹰犬。

  
时隔不久,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八路军在华北大举反攻,驻石家庄的日军纷纷溃逃,把李淑芳她们抛弃了。正在阜平县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和中断了一年多联系的李淑芳,终于重新相会,张春桥安排李淑芳进了报社任编辑工作,从此,李淑芳正式改名为“文静”,并向组织上隐瞒了重大历史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张春桥和文静(改名为李淑芳)在张家口结为夫妻。

  
文静的这段历史,很快就被党组织掌握了,党的组织原则是:不能重用向日本侵略者自首变节的人,而且,在后来的审干,肃反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受到了反复的审査,她的仕途前景黯淡。

  
然而,张春桥的政治地位倒是节节上升,特别是随军进入上海以后,春桥担任过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市委常委、市委候补书记、文革前当上了市委书记处书记。春桥长期在柯庆施的领导下工作,在石家庄时期、柯就是张的老上级,解放以后,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张春桥写的文章得到过毛泽东的赏识,所以柯庆施也对张刻意提携。

  
解放以后,文静一直郁郁不得志,在政治上被打入冷宫,她被安排在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厅内部,做做调研工作,编编演示文稿。文革以前,我在市委工作时,唯一的一次看到文静抛头露面,就是在党员干部大会上给大家宣读中央文件:因为她的普通话讲得比较标准。

  
六十年代初期,我在宣传部工作,当时新华社上海分社送来一份报告,建议任命文静为上海分社的副社长。可是,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知道文静有那段历史,觉得这个任命要慎重对待,而且文静又是张春桥的妻子,宣传部不便表态,便把任命报告转报给市委。结果市委不予批准,文静仍旧当不了新华分社副社长。

  
长期以来,文静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

  
文革中文静给张春桥带来的麻烦

  
文革大潮兴起,张春桥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成为上海市的党政第一把手──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文静自持成了上海的“第一夫人”,到处抛头露面。照理说,像文静这样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老干部,在文革当中早就被宣布为叛徒,特务加以打倒了,可是因为有了张春桥这顶“保护伞”,没有人敢来揪她。而且她自己也不思收敛,变得飞扬跋扈,目中无人。

  
文静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可是她却大摇大摆地出席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副市级)会议,发表意见;办公室发给市级领导的文件,她也有一份;原来的市委书记、老干部马天水出来主持工作,有时还要向文静请示商量。

  
文静习惯于对别人指手划脚,盛气凌人,有一天晚上,她直接打保密电话给我,指责我“做出了连旧市委书记都不敢做的事”!究竟做了什么事呢?无非是我的秘书小张经过我的同意,给住在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的家属孩子们放了一场故事影片《海鹰》。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可是她却兴师问罪,关键在于:当时张春桥去了北京,而我决定在市委大院里放映这场电影,事先没有向她这个“第一夫人”请示。

  
这种不符合组织原则的反常情况,持绩了一年多时间,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十二日,上海广大群众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浪潮,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出现了“张春桥的臭老婆文静是大叛徒”的标语。与此同时,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的几个负责人,对李淑芳心存怀疑,从干部档案箱中偷偷地调阅了文静(李淑芳)的历史档案。

  
这些沉重的打击使张春桥大为震惊,盛怒之下,他批准一举撤掉了组织组几个负责人的职务,改组了领导班子。同时,还同意王少庸的建议,让我带了康平路市委办公室的负责人,一起到外滩市革委会组织组的档案库里去,当场取出文静等人的档案材料,加以包扎,贴上封条,带回康平路市委,交给当时主持自常工作的老干部王少庸,让他紧锁在自己办公室的铁箱里。

  
可是,随着“抓叛徒”运动的深人,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不断外泄。有一天,《解放日报》社给我送来一份报告,说是原报社的一名老干部随意对别人议论,扩散了文静的历史问题,我把这份报告当面交给张春桥过目,他十分恼火,恨恨地说:“这个人很坏!”又有一次,外地专门派人到上海来外调,调査当地一名女干部的历史,说她供出了当年和李淑芳(文静)一起叛变投敌的经过,当地来人要求找文静面谈证实。我觉得此事很棘手,就单独一个人到张春桥办公室去,把这份外调材料给他看了。张春桥面对这份材料,满脸通红,沉默半晌,亮亮的前额上沁出了几颗汗珠,显得十分狼狈。过了一会儿,他悻悻地说—句:“不见了吧!”当面要我把外调材料退回去,拒绝让文静与外调人员见面。

  
这些接二连三的事件,终于使张春桥意识到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将会给他招致极大的麻烦,他开始对文静采取制约的办法,不让她参加市里的领导层会议,不要她再管康平路办公室的事,不许她抛头露面,可是,文静并不安分,她虽然表面上不再管事,背后仍想插手,不断施加影响。不过,这时王洪文,马天水和我对文静的问题,已经心中有数,对张春桥的态度也有所了解,所以我们便对文静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方针。

  


  
张春桥终于下决心与文静离婚

  
自从有人在大字报和大标语中公开提出了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以后,张春桥对这件事变得十分敏感,一有机会,他就要撇清自己和文静的关系。

  
有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上海展赞馆宴会厅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张春桥主持,我坐在他的旁边。为了表示发扬民主,允许各群众组织的代里在会下广泛提名,由谁,谁担任市革会委员的候选人,并将名单公开宣读。有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为了巴结张春桥,可是又不知道“文静”这个名字,就在会上公开提出由“张春桥的夫人”当市革会委员候选人。

  
这下子马屁拍在马脚上,张春桥当场听了勃然大怒,他声色俱厉地痛骂起来:“你这种人算什么造反派?我们党从来就不搞夫贵妻荣!做了谁的老婆就可以当委员,这完全是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做法、哪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顿臭骂,把那个溜须拍马的人骂得莫明其妙,尴尬万分。但是,我却十分明白:张春桥这种色厉内荏的微妙精神状态,表明他打算和文静分道扬镳了。

  
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以后,张春桥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静开始从上海的公众场合消失。市里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时,文静也从不在会场里露面,而是躲在文化广场后面的化妆室里,通过广播喇叭听査上的报告,我知道这是张春桥的关照和安排,所以也不去邀请她进会场。

  
一九七O年夏天,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等人向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突然击击,首先拿张春桥开刀。一九七一年林彪仓皇出逃,自我爆炸以后,张春桥发现林彪在上海的党羽、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早就通过各种途径捜集他的材料;文静的历史问题当然是张春桥的政敌最感兴趣的“突破口”之一,在王维国设置的延安中路密点里,就发现了文静的材料,张春桥知道他今后在政治上的升迁,将无法绕开文静这一个难题,因此他开始下决心要脱开自己和文静的关系。

  
—九七二年的秋天,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这也是他在文革期间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向此之后,一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月,足足有四年时间,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也就是在这一次,他和文静作了最后的告别,然后分手。张春桥此后长期住在北京钓鱼台九号楼,文静也从此搬出了上海兴国路招待所,搬回了康平路大院内的家里。从夫妻感情来说,应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错的。文革期间,张春桥每次回到上海,总是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这里原来是英商太古洋行大班建造的一座别墅,前面有一个优雅的大花园。别墅的底层是张春桥的办公室兼会客室,二楼是套间,外间装着直通北京的保密电话,里间便是张春桥夫妇的卧室,安着一张双人席梦思大床,放着几把沙发和软椅等,别墅的三楼还有两问卧室,是供客人来时使用的,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形势比较动荡的时候,张春桥和文静留我在那里住过几天。

  
每逢张春桥回到上海,文静就从康平路大院搬到兴国路招待所去住。张春桥习惯于晚上工作,他工作到什么时候,文静就守候到什么时候;张春桥半夜总要吃宵夜,文静就通知厨师做好,到时候由服务员端上来,由文静陪着吃。张春桥善饮,文静有的时候就打开酒瓶,陪张春桥喝上几盅。文静既会抽烟,又能喝酒,烟瘾很大,酒量也不小,这两方面都和张春桥很契合。文静和张春桥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不时还进行合家团聚,说说笑笑,气氛十分融洽。据我观察,文革初期的一个阶段,张春桥和文静之间的夫妻关系,可以用“感情甚笃”来形容。张春桥后来提出要和文静离婚,可以说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一九七三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集团宣告破产,江青集团的地位上升。一九七三年八月中旬,我和马天水、王秀珍等几个上海市委书记到北京去参加“十大”预备会议,听到毛泽东主席提名张春桥担任“十大”的秘书长,我们就预感到张春桥的政治地位即将上升。果然,到了十届一中全会上,张春桥从政治局委员晋升为政治局常委,这预计着张春桥今后在党内,政府内将掌握更大的权力,可是,随着张春桥在政治上的重大升迁,文静的那一块历史污迹,却显得更加见不得人。

  
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使张春桥感到最最“触心境”的事。

  
邓颖超的来访促进了张春桥的离婚行动

  
一九七三年九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邓颖超大姐随同周总理来到上海,重游这片他们曾经战斗过的熟悉的土地,邓大姐的为人非常热情而又细致周到,她善于围结人、关心人,这是众所周知的。周总理在上海期间,整天都和我们一起陪同外宾活动,而邓大姐则利用晚上的时间走门串户,专程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看望几户上海领导人的家属。她先去了王洪文和姚文元的家,又来到了我的家,对我们的家属和小孩问长问短,特别亲切。

  
邓大姐不仅关心年轻的干部,而且非常尊重老干部,从我家出去以后,她又去探望了市委常委,老干部王少庸的家属,当时,张春桥的家就在康平路大院里,紧挨着王少庸的家,可以说近在咫尺,而且文静也正在家里等候,但是,邓大姐就是不上门,从王少庸家出来,她径自登上停在门口的汽车,直接驶回茂名南路五十八号住处……邓颖超当然知道文静历史和为人,她不见文静、表明了她的原则性。

  
邓颖超来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的消息,不胫而走,大院里的家属们和工作人员们都奔走相告,可是,更加令人深思的是:邓颖超看望了好几户人家,连老干部王少庸的家都去了,可是为什么偏偏不去张春桥的家?这个问题像一个无声的炸雷,谁都在背后窃窃私议:邓大姐肯定不愿意见到文静。这就等于把文静的历史问题在康平路大院里公开了。当然,大人们不便公开议论,只有不懂事的小孩子叽叽喳喳,问个不休。我的两个女儿就盯住我问:"爸爸,邓妈妈到了小红(姚文元的女儿)家,到了我们家,为什么不去毛弟(张春桥的儿子)家?”我只好回答:“不知道,可能邓妈妈没有时间了,小孩子别多问!”

  
邓大姐来访以后的那几天,康平路市委大院里不见了文静的身影。本来,每天早晨,她肩上袴着一架半导体收音机,一边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新闻,一边在林荫小道上悠闲地散步;现在,她那矮矮胖胖的身影忽然消失了,又过了几天,听说文静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华东医院。

  
邓颖超来访的消息,当然也传到了北京,传进了张春桥的耳朵里。这对他不啻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十大”以后,张春桥在中央取得了更大的权力:毛泽东在任命邓小平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同时,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确定邓小平为排名第一位的副总理,而决定张春桥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二,仅次于邓。

  
张春桥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正处于关键时刻,今后他将面临尖鋭的斗争,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决不能授人以柄。这次,邓颖超到上海有意不去看文静,给他发出了一个信号,促使他下决心采取进一步的果断行动:和文静离婚!

  
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同外宾来上海访问。送走外宾的那天晚上,王洪文特意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康平路,在小礼堂楼下的贵宾室里闭门密谈。

  
王洪文坐在正中的沙发上,点上一支烟,向我们通报关于张春桥和文静离婚的事。他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专门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桥同志决定离婚了。这件事他本来早就想解决的,因为中央不断有事,所以拖了下来。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静那里,春桥同志自己会告诉的。”

  
听到这个消息已经变成事实,我们都感到有些意外,马天水首先嘟嘟嚷嚷地说:“是不是有这个必要?”

  
王秀珍表示惋惜,因为她和文静的关系很密切。我沉默了片刻,说了一句话:“我尊重春桥同志本人的意见。”

  
王洪文对我们几个苦笑了一下,继续说:“这件事已经定了,春桥同志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什么原因你们也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文静曾经提出:离婚以后她从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暂时不必动了,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们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些。这个消息对外不必宣布,要考虑到影响。当然,春桥同志今后到上海不会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后孩子们要看他,可以直接到北京去……”

  
就这样,张春桥和文静难婚的事,由王洪文向我们几个作了正式宣布,因为保密,外界谁也不知道这个消息。

  
自此以后,我也有意识地回避和冷淡文静,很少上门去看她,因为她不再是张春桥的妻子了;当然,偶尔在市委大院里见了面,我对她还是客客气气的,只当不知道这件事。

  
一九七五年,姚文元举家迁往北京,他的妻子金英和二个孩子都从市委大院里搬走了。王洪文调往中央以后,他的妻子崔根娣和孩子们,每年都到北京探亲。可是,这些年来,文静却从来没有到北京去探过一次亲,只有孩子们利用假期到北京去看望张春桥。他们已经开始实践分手时的诺言。

  
同时,张春桥的离婚,也为他后来愿望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张春桥提出要找一个秘书

  
一九七六年,张春桥五十九岁。

  
他最后一次回到上海是一九七二年,随后是和文静离婚,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我们也吃不准:这是不是他自己的有意安排……

  
我和马天水,王秀珍,曾经一再向张春桥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回上海看看。有一次,我们去北京,又一次重提此事,我说:“从一九七二年您回上海以后,有好几年没有回去了。真希望您到上海住一阵子。”王秀珍也说:“文元同志、洪文同志都到过上海了,春桥同志您什么时候去上海哪?”

  
听了这些话,张春桥总是淡淡地笑笑,慢悠悠地说:“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对上海的情况缺乏感性的了解,越来越没有发言权了!可是,这级也确实忙,中央的事,国务院的事,再加上总政那一摊子,真是忙不过来……”

  
我想想也确实是那么一回事。特别是“批邓”的那一阵子,张春桥真可谓无分昼夜、殚精竭虑,在把邓小平“拉下马”的战役中,他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因此,我根本没有觉察到:在他的内心深处,对自己今后的生活伴侣问题,已有所考虑。而且正萌动着一种充满希望的欲望……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华国锋在会上宣布:邓小平执行的是“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这样,张春桥和我们都感到出了一口气,会议结束以后,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钓鱼台九号楼二楼他的住处,作了一次长谈。

  
那次谈话,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痛骂邓小平,二是议论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张春桥叮嘱我们今后在上海要注意的几种倾向。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张春桥似乎很不经意地对我们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

  
这个问题提得有些突然。我们都知道,张春桥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书,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北京是严秘书,上海是何秘书。我想,大概是他对北京的秘书不太满意,所以想另外找一个,我根本没有朝女秘书这方面去想。

  
说到这个问题,有必要介绍一下上海的有关历史情况和规定:长期以来,特别是从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以后,禁止领导干部身边用女秘书。因为,女秘书日日夜夜追随在首长身边,相处的时间久了,关系密切,有的人便难免掌握不住自己。

  
六十年代初期,我自己就听到过柯庆施针对某个女秘书大发雷霆。那个女秘书曾和某领导干部有染,可是柯庆施不责备男性领导,却全部诿过于女秘书,他亲自下达指示:“这个人是个腐蚀性人物,不能留在市委机关工作!”那个女秘书从此被调离市委。

  
接着,根据柯庆施的指令,今后上海市委的各级领导干部,从书记,常委到各部部长,一律不准用女秘书。柯说,这是为了保护领导干部,他自己身体力行,身边没有一个女秘书;张春桥是紧跟柯庆施的,当然也从来不用女秘书,文革期开,根据张春桥的规定,在我们身边全是淸一色的男秘书。

  
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当张春桥在钓鱼 台住处找我们谈话,提出要找一个秘书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指男秘书,根本没有女性这方面去想。

  
而且,那天张是在和我们谈话快临近结束的时候,突然提出这件事的,我们几个都没有精神准备,马天水哼哼了两声,朝我看看,轻声说:“老徐看,有什么合适的人吗?”

  
王秀珍是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她当然很想往张春桥身边派人,可是,她淸楚地知道:中央领导对身边的秘书要求很高,条件很严格,而且必须是善摇“笔杆子”的秀才。她自己派不出这样的人,所以她也沉默着不吭气。

  
我沉思了一下,一时倒也想不起比较合适的人。前一段时用,洪文调去北京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向我要一名秘书,替他起草文件,撰写讲搞,翻阅资料等。洪文指名要调市委写作组的领导核心萧木。萧木是铁路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曾经担任过《上海铁道报》的编辑、《支部生活》的编委,他不但会写理论文章,而且会写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和小说……有较深厚的理论修养,为人比较谨慎,随和。像这样的人到张春桥身边工作倒是非常合适的,可洪文硬是点名把他挖走了,使我惋惜不止。此刻,再要找一个像萧木这样的人给张春桥当秘书,难了……

  
张春桥看我们几个都没有接口,便不再往下说了。这时,我提议说:“这件事让我回去和写作组朱永嘉他们商量下,提出几个名单来,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您看看再定吧!”张春桥表示同意,我们就告辞了。

  
那天,张春桥的心思只是露了一个头,我们都没有真正领会,而且,因为马天水,王秀珍都在场,他不便再说下去;要是只有我一个人作场,也许他就直截了当向我交底了,免得后来为这件事又绕一个大弯子。

  
回到上海,我立刻找市革委会的常委,写作组组长朱永嘉。因为我和他都属于张春桥的“嫡系”,我们一本正经地商量起找秘书的事。

  
朱永嘉同样想当然地认为张春桥在北京要调换秘书或增加秘书。他起劲地排出一批名单:从市委写作组下属的文学组、哲学组、经济组、自然辩证法组……中间,物色了条件比较相当的人选,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和活动能力,都能拿得起“笔杆子”,而且都比较年轻,没有家庭牵累,当然,淸一色的全是男性党员。

  
最后,我和朱永嘉一起还定了其中的三个人,朱永嘉考虑得很周全,他特别向我椎荐一名青年骨干,既会写文章,又会开汽车。不愧是研究历史的,他是最早跟着张春桥、姚文元写批判文章的“罗思鼎”小组的组长,他比我多一个心眼,他说:“当了秘书跟着春桥同志出去,万一有什么事,马上可以顶上去当汽车驾驶员!”我笑着采纳了他的建议。

  
我要市委写作组把那三个人的档案材料做了简要的摘录,打印出来,由我写了一封短信,附上摘录材料,通过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信中请张春桥圈定选用其中何人,或者他认为全然不合适,就把材料退回以便再选。

  
信和摘录材料送去以后,许久没有回音,朱永嘉也问过我,我说这件事由领导决定吧,我们不要催。接着,“批邓”越来越热闹,张春桥在那个阶段特别忙,找“秘书”的事情也被延搁了下来。

  
张春桥写来密信要我“找个伴”

  
一九七六年天安men事件爆发,当时张春桥正站在人民大会堂朝向天安men广场一侧的房间里,他透过长玻璃窗看到势如怒潮的人群向大会堂涌来,而持枪的人民解放军则排成人墙,把汹涌的人流死命挡住。张春桥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恐惧,事后,他亲口对萧木说:“当时我曾经想,假如部队都把枪口掉过来,那可怎么办?”

  
处在深深的恐惧中的张春桥,当然不会想到找老婆。

  
自从毛泽东给“天安men事件”定了性质,宣布为“反革命暴乱”以后,张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天安men事件 ”比作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把邓小平比作策动闹事的前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纳吉,他说:“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毛泽东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使张大大地出了一口气。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张春桥从北京给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的儿子毛弟写了一封信,可以看出他的心情从恐惧到舒畅的转换:“四 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

  
张春桥的气舒了,心顺了,认为最大的政敌被扫除了,才又重新考虑起己的生活安排来。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我们隆重地庆祝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批邓”也进人了新的高潮。就在这个当口。张春桥单独给我寄来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很奇怪。由张春桥亲自开了一个信封,正中写一着:“徐景贤同志亲启”,在“亲启”下面特意打上两个圈圈;信封下方的署名直接写着“张春桥”,接着是发信日期。这封信由张春桥自己封了口,背后再贴上“密封”的签条。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愣了一下,因为我和张春桥接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收到过他自己写的“亲启”信封。

  
过去张春桥给我写信,往往只写在信纸上或写在文件的天地部分,信封是由秘书代开的,然后再由秘书密封,贴上签条,盖上机密图章,进行编号登记,再转送给我,即使是内容絶密的信件,他对自己的机要秘书,也是从来不回避的。像九—三林彪出事以后,张春桥立即写了一纸绝密信给我,要我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牢牢地拿握在自己手中。像这样的絶密信件,张春桥也是把信纸交给秘书,由秘书开信封密封的。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张春桥自己亲笔书写“亲启”件给我,这是头一遭。可见,这肯定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

  
不但我自己意识到了这封信的重要性,而且连机要秘书们也都清楚这一点,这封信经过了三个机要秘书之手,由张春桥在北京的严秘书登记后,送给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小何,再由小何转送给我的秘书小张签收。当这封信出现在我办公桌上的活页夹里的时候,和它一起收到的其它信件和文件,都由秘书开拆封、登记编号,独独只有这一封信,仍然密封着,上面张春桥写的加圏的“亲启”两字,十分引人注目;然而,谁也不敢动它一下。

  
我看到信,取出剪刀,急速地剪开封口,展开一页白色的薄道林信纸,纸上赫然跳出张春桥那熟悉而又漂亮的铅笔字行书:

  
景贤同志:

  
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

  
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

  
祝好!

  
春桥

  
在这页信纸的最下方,注着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我看了这封信,恍然大悟:原来张春桥根本不是要找什么“秘书”,而是要为自己找个伴侣。关于他和文静离婚的事,自从王洪文到上海向我们传达以后,回到北京当然已经把我们几个的反应告诉了他,他以为我们既然知道离婚的车,就想用找“秘书”来暗示我们,谁知道我们竟一本正经地当了真,还替他物色了三名男秘书候选人,看了这封信,我不免暗暗好笑,但我不打算再给马天水、王秀珍和朱永嘉说穿,我为自己能得到张春桥的高度信赖而深感庆幸。

  
然而,要为张春桥“找个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在信里对于找什么样的“伴”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只是提到希望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光凭这一条,就难。

  
张春桥本来就是一名“大杂家”,谈起话来,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坛逸事、人事变迁……可以说,古往今来,天上地下,无所不谈。这和他过去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后来又进人中央领导层有关,他的话题之广,谈话内容之丰富,谈话层次之高,往往使我们都跟不上趟。现在,要找个能够经常和他“谈话”的“伴”,势必要求她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有较丰富的知识积累,能够作出机敏的反应,我再加上一条:还要有驾驭文字的能力。因为我想:在张春桥身边生活和工作,如果拿不起笔杆子,那就显得很不般配了。

  
至于那位女性的模样长得如何,是否年轻,漂亮,我认为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内在的素质和教养,外貌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如果比垂垂老矣的文静略胜一筹,我觉得张春桥是会同意的。何况张春桥和我,都憎恶林彪,叶群“选妃”的那一套做法,我们决不会像某些文章的作者所杜撰的那样,“派人到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士”,“要年轻,漂亮”,挑出来给张春桥做老婆。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开始了寻访。我考虑我所要物色的人选,最好是四十岁左右的独身女性,有较丰富的工作经历,工作单位大体在党政机关以及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方面,这样的女性具备和张春桥共同生活和“对话”的基础。不但这种女性对张春桥要有所接触和了解,而且最好张春桥也见过她们的面,那末“牵线搭桥”的工作就会方便得多。方针确定以后,我先不和有关的人直接触,而是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变明查为暗访,如有符合条件的人,我就先了解是否是单身女性,然后打算把有关情况向张春桥汇报;等到认可以后,我再找某个“对象”谈话交底,征求她本人的意见,问她愿不愿意让我充当“介绍人”。因为,我深知“强扭的瓜不甜”,这类事情,还得双方自愿才能臻于美满。

  
这项绝密“任务”,关系到张的终身大事,我始终小心翼翼,亲自去办,从不交给其它人经手,连我的机要秘书小张也被蒙在鼓里。这真是一项不容易完成的“任务“,我足足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兜了一个大圈子,既要了解清楚,又要不露声色,可是结果却颇为令我失望:凡是符合条件的那些“对象”,都是早已有了家庭的人;而有些独身女性,则是思想政治水平和文化素养等不够条件。我选来选去,觉得要从四十岁左右层次较高的女性中,找到至今独身并适宜成为张春桥的妻子的人,实在是难上加难。

  
终于找到了比较理想的“对象”

  
正当我伤透脑筋的时候,一个竟外的机会让我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对象,有一天,我到上海文教系统某机关去参加一个会议,听取向基层单位派出的专题调研组的工作汇报。

  
当时一位四十来岁的女性的发言,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讲话时口齿清晰,条理分明,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言辞敏捷但又不像某些女性那样咋咋呼呼。我插话问了她几个问题,她都能对答如流,还能列举出一些人员的具体情况作为左证,这说明她在调查研究时,对基层单位的情况摸得很透,工作作风很深入、很细致。我特别欣赏的是,她在发言中敢于对我的某些看法表示异议,而且能够委婉而明白无误地说出她为什么不同意的理由,我认为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因为社会上阿谀奉承的人不少,在自常生活或工作中,顺从或是附和领导的意见,往往是一种比较普遍的风气,用沉默来表示异议已经算不错了,至于能当面说出不同意见来的,简直是凤毛麟角。

  
我对这位女性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散会以后,我用随意交谈的方式,向会议的主持人同时又是这个机关的领导了解她的情况,会议主持人说,这位女性是S女士,党员,曾经做过多年的机关工作,又在一个重要刊物的编辑部当过编辑,有相当好的文字表达能力,我回答我听说过这位S女士,但是没有见过面。

  
会议主持人说,她调来我们单位不久,前一时期,她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倾向性的问题,向领导写了书面汇报,受到领导上的重视,转给报纸公开发表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听了更为高兴,因为就是我看到了这份书面汇报,认为写得不错,提出的问题也有深度,所以特地上送给北京的张春桥过目,由张春桥批示同意后公开发表的。当时我只知道这是下级某部门送来的专题演示文稿,并不了解就是出于S女士之手。

  
那个会议的主持人看出我颇为赏识S女士的才干,就进一步补充说:她的工作态度十分认真负责,下去调査研究的时候,往往全心全意,没日没夜地干,因为她现在是独身一人,别无牵累;她曾经有过一个不幸的婚姻,因为她不育,对方就和她分手离婚了。这样,她反倒把全副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

  
我听了心里感到很满意,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和给张春桥找对象的要求倒是非常吻合的。当然,美中不足的是S女士的相貌平平──一个普通的四十来岁的女干部,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她具有较高的内在素质,也就足以弥补外貌上的不是了。

  
拿定主意以后,我丝毫不露声色,请会议主持人把S女士找来,由我单独和她谈话,讨论如何进一步深人调查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信奉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要想认识一个人,一定要和他谈一次话。”此言不谬。

  
由于我们之间是工作谈话,所以S女士显得毫不拘束,她比较敞开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倾诉了工作中的甘苦。通过这样的交谈,我对S女士的思想水平,性格特征,工作作风,兴趣爱好乃至于生活经历,家庭情况等,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谈话结束,我和她握手道别,她在明处,我在暗处,她对我的意图毫无察觉,我想:下一步,该轮到我向张春桥推荐了,只有得到张春桥的认可以后,我才能正式征求S女士的意见哩!

  
此后几个月,由于毛泽东病重,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向各省、市、自治区书记发出了“毛主席病危”的绝密电报,接着,唐山又发生大地震,党中央的领导忙于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张春桥无暇他顾;到了九月份,又集中全力替毛泽东治丧,我虽然到过北京,但一直没有机会和张春桥作较长时间的详细谈话,这样,“找伴”的事情,就暂时被耽搁了下来。

  
当面向张春桥汇报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的丧事办完以后,我接获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要我随带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几位专家、教授,搭乘一架专机赶往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毛泽东遗体保存研讨会。我终于得到了向张春桥面陈一切的机会。

  
我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通宵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我给张春桥通了电话,他约我下午到钓鱼台去,由他派车来接我。下午二时,驾驶员开了一辆大红旗轿车到人民大会堂,把我接到了钓鱼台九号楼。

  
张春桥住的九号楼,楼下是大客厅和工作人员用房,二楼外间是他的办公室兼小会客室,里间就是他的卧室。住所布置得简单、朴素,外间的办公室兼会客室里,中央放箱一张小圆桌,四周是四张软椅;临窗的一边安着一张办公桌,桌面上有一些活页夹,我趁上卫生间的机会,顺便看了看他的卧室。卧室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张普通的双人床,两只小沙发;床上既没有席梦思,也没有丝绸被子,看得出主人的生活是简朴的。

  
张春桥让我在小会客室背窗的一只软椅上坐下,他就坐在我的左首,朝着门口,服务员端来了茶水,我喝茶,张春桥点起了一支烟,侧脸看着我,谈话就这样随意地开始了,

  
我那天有几个重要的话题要和他交谈,当然我有意把给他找伴侣的事放在最后谈。在谈话的过程中也穿插一些日常生活的闲聊,他给我说了地震的那几天自己是怎么过的。我问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你为毛主席守灵的时候,几次用手抚摸心脏部位,是不是胸口发闷,有没有去检查过心脏?”

  
“当时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张春桥笑笑说,“后来电视放出来我也看到了,可能那几天实在太累了。”

  
“还是要注意身体,现在有没有机会出去活动活动?”

  
“整天除了看文件,批文件之外,就是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出去一下。”

  
张春桥吸了一口烟,继续说,“不过最近我每天早上,在钓鱼台院子里走上一个小时,绕几个大圈子,坚持散步。”

  
“文元同志搬走以后,可以谈话的人就少了……”我知这姚文元和他过从较密,王洪文和他的日常交往则很少。前一时期,姚文元的家属(妻子和孩子)从上海迁北京,姚文元就搬出了钓鱼台,全家迁到西单附近过去簿一波住的四合院,钓鱼台里找张春桥的人就更少了。

  
“是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六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早餐来,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三句话,六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张春桥说到这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像叹息,又像自嘲。

  
听到这里,我深深地感觉到了张春桥的寂宽和孤独:妻子离了婚,孩子不在身边,自己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既不爱打牌,又不打网球,当了中央首长更不能随意外出,他是个爱聊天的人,目前的这样一人独处的日子实在难挨,怪不得他在给我的信里写着:“现在整天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不禁对他的处境寄于莫大的同情,他确实尽快需要“找个伴”,他已经五十九岁了。

  
谈话谈到这里,火候也到了。我当即把话转人了正题:“春桥同志,上次你写信要我办的事,我做了努力,但觉得很没有把握,今天想当面把情况向你介绍一下……”

  
他马上就意识到我要谈的就是“找伴”的事,轻轻地“嗯”了一声,便不再说话,他也不正眼看我,一双眼睛在镜片后面微微地垂下眼帘,仿佛在凝视着远处的什么地方。但是,看得出他是全神贯注很伃细地在谛听。

  
我把找“对象”的过程作了概要的介绍,然后着重谈了S女士的基本情况,叙述了我和她直接接触的印象。当我谈到S女士写的那份调查研究的专题汇报,就是经张春桥作了批示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时候,他颇感兴趣地抬起头来问了一声:“是吗?”我如实地介绍了S女士的政冶水平和文化素养,当然我也不加隐瞒地谈了她的相貌很普通以及她过去离异的原因……最后,我说我并没有把任何底细透露给S女士本人,而是想先听听张春桥的意见,如果可以考虑的话,我再和她接触,当然还要看她自己是否愿意。

  
张春桥从头至尾听完了我的介绍,沉默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缓缓地说:“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虑一下,以后再告诉你。”

  
我说:“那好,如果需要的话,我把她的档案材料调出来,那上面还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

  
张春桥微微颔首。这次当面介绍的谈话就算结束。

  
过了十来天,已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张春桥把我寄给他的关于电影《反击》问题的一封信,圏阅后退还给我,同时在信的右上角注了一行铅笔字:“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

  
这封信没有写“绝密”“亲启”,是经过几个秘书的手,随文件一起送来的,当然,谁也看不懂右上角注明的那句话有什么含意,只有张春桥和我两个人心照不宣。

  
我觉得张春桥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抓紧办理:通过市革命委员会的有关部门,我把S女士的人事档案材料全部调来,为了避免引起猜疑,我故意同时调了另外不相干的三、四个人的档案材料,要有关部门一起给我送来。

  
当天晚上,在灯下我一个人打开了一封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里面有女士的履历表,自传,入党志愿书,党员登记表,历次政治运动小结以及组织上对她的鉴定等等。我从头至尾翻阅了一遍,总的印象不错,我认为比较符合张春桥的要求,特别使我满意的是,在其中的几张表袼上,贴着S女士不同时期的照片,我暗自思忖:这下子张春桥可以“如见其人”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上午,我把这个档案袋套上了一个大信封,由我自己密封,写上“北京中央办公厅张春桥同志亲启”,交给市委的机要交通员直送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员是搭毎天的航班直飞北京的,我估计当天的下午或傍晚就可以送到张春桥的手里。

  
谁知道,这一天正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当档案袋刚送到张春桥案头的时候,他就被抓起来了。一幕我为张春桥“找伴”的戏剧,刚刚开场,就落下了帷幕。

  
这么多年以来,我始终遵守我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几个政治局委员的诺言:要保护S女士,姑隐其名。我虽然要求他们帮助我把S女士的档案转回了上海,但是我一直深感不安,因为S女士确确实实自始至终是被蒙在鼓里的,而我却背着她干了一些事,应该说是侵犯 了她的人权。

  
我也暗自替S女士庆幸,因为我给张春桥“找伴”这件事,亏得没有成功……

  
题外的话

  
文革结束以后,张春桥的离婚及“找伴”也随之而结束。一九八一年,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二年后,改为无期徒刑,张春桥在北京秦城监狱关了二十多年,获释以后,文静仍和他生活在一起,共度晚年。文静和张春桥的婚姻关系又延续了下去,但这已经是后话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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