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战场（节选原作者；章东磐）│旅人│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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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战场（节选原作者；章东磐）
旅人 (发表日期:2009-10-17 18:06:32 阅读人次:4804 回复数:72)
（简介）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民间调查纪实作品。它让流落在历史之外的那支部队和那段往事，再一次展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书里的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你泪流满面。作者章东磐和几位同行者用十余年时间重走当年远征军之路，他们踏上滇缅公路，渡过怒江，翻越高黎贡山，进行战场调研；他们还寻访到了多位幸存老军人，并用这些垂垂老人昏黄的记忆，记录和分辨出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碎片。随书首度发表的近百张美军拍摄的远征军照片，展现了战争当时的地形地貌、武器装备，远征军士兵的音容笑貌，也仿佛就在我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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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1]: 　序言旅人 (2009-10-17 18:10:47)

　　首先，我要诚实地告诉翻开这本书的每一个人，这本书不是历史，尤其不是“历史学”著作，因为我既没有历史研究的专门训练与功力，也不喜欢所谓“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而且我受过一次专业人士针扎一样的刺激。那时我已经在滇西的抗战遗迹中行走了几次，用我自己的方法辨识出了若干感天动地的故事其实是神话。真实的事情远不像风靡一时的那些“纪实文学”那样，甚至还让人悲哀。那时我有隐隐约约的念头想要把所见、所闻、所思的滇西抗战写出来，还原一部分历史的真实。但我自知是一个懒人，对自己看见和想到的事情没有传播的热情。最终促使我下决心写这本书的，是一次突如其来的祭拜。

　　那一天，是2003年的国庆节。

　　当整个云南都拥满游客的时候，这个山坡显得尤其凄凉。

　　我们站在破败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抗日阵亡将士墓碑前，遥看着不远处的松山，那片不算大的群山，战后重生的松树覆满了山峦，雨极细微地飘洒着，雾蒙蒙的，残碑前泥泞不堪，空气中飘散着日积月累的牛粪味道，那是很淡很淡的不让人恶心的清秀的臭味。文人们常把这种独特的嗅觉体验说成泥土的芳香。

　　那一刻，我极深刻地体验到了心酸。这样阔大的一片昨日战场，在这个本应被祭奠者挤满的日子里，除了我们，竟然再没有另一个来访者。访客们并不远，他们扶老携幼，花花绿绿地游走于丽江、香格里拉、大理、瑞丽和腾冲，在地热的温泉中欢快地沐浴，满足地哼哼着，享受着无忧的岁月。紧绷的出行计划让上百万旅游者谁也没有时间来这里探一下头，来抚慰一下这残碑压着的六千多位都在青春岁月变成了鬼的异界灵魂。他们为我们的今天而死，今天的我们却不记得他们了。

　　我们打开包袱，那是昨夜敲开一家冥品店买来的，店主是两位老人家，在县城的一条陋巷中据此为生。我们说明来意后，老人惊异地睁大了昏浑的眼睛，放出一丝本应恋爱中的年青人才有的光芒。他们执意地在我们面前堆满了各种祭奠用的东西，香烛、成捆的纸钱和大量据说必不可少的杂什，他们是专业人员，我们顺从地照单全收，思量着这次采购变成了扶危济困的慈善行动。当二位老者终于在小山般的货品前停手时，我们怯怯地问：多少钱？

　　老太太期待地看着白胡子老头，老头伸出枯树枝样斑驳的食指，我们赶紧奉上一张百元钞票，松了口气。老人接过去，摸索着打开旧饼干盒，把崭新大钞压在盒底，然后背过身，就着昏黄如烛火的电灯沾着口水忙活。好一阵子，他转过身，双手递回一迭看上去皱纹比他还多的零钞，“补你钱，九十块。”那一刻，老太太站在他旁边，坚定地点了点头，嘴里很轻地溜出当地话：去松山吆。去松山吆。松山，在他们心里是不一样的。

　　我们逐一点燃一大排蜡烛和一捆一捆的枝香，劣质打火机不防风，大拇指都磨红了。一叠叠冥钞在火光中翻卷，我用树枝搅动着那堆火，望着被映亮的墓碑。透过一个甲子的岁月，多少双眼睛在与我对视，他们在想什么呢？六十年，终于有了外面人在他们坟前点起第一缕香火。墓碑前这几个中年人是谁家的娃娃？他们一定在奔走相告，早已等到心如死灰的鬼们一定相搀扶着来认人，又一定失望地叹息，阳间的我们不是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后代。

　　他们的子孙不会来的，即便他们中哪位真有子孙的话。那时我们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本就贫苦的农民，在战争岁月从自家田头或赶集路上被一条绳索捆进兵营，根本没有机会告别苦等的父母和年轻的妻子，其中绝大多数还没有长到有女人的年纪。在松山之役，他们或则拼死相搏参加敢死队，腰中缠着长官为此奖励的一把钞票；或则被督战队的枪口顶着加入密集的攀山仰攻，随后被山上坚固工事中喷出的钢铁狂风顷刻间刮走了单薄躯体中叫做生命的那点儿东西，就像一片肉脯。他们的家庭只知道他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人告诉过其中任何一位父母和妻子，他们亲人的生命终结在了何处。父母老死了，妻子改嫁了，他们无一例外成为了再也没人牵挂的孤魂野鬼，永远守在了这片美不胜收的生命绞肉机般的群山上。

　　山上的松树长得真好，在细雨中苍翠欲滴。那是中日两军将近一万战死者的躯体滋养的。当地没有人在这山上砍树，我在滇西不止一次地听说，在昨天的战场上，被斧头砍倒的树会从截断处流出红色的汁液来。

　　泥水中，孙敏、杨延康和我依次跪下，每个人对着墓碑深深地叩了三个头。跪下的那一刻，我觉得双膝很沉很沉，不是男儿膝下有黄金的古训，而是自己的肩膀上压着这几千先死者所有逝去和在生亲人的无尽哀思。那一刻，我对着墓碑喃喃低语：他们没有来，他们不知道，他们并不是不想你们。我的父母都曾是抗日军人，虽然与你们不属于同一个党派，不在同一片战场，但是你们的战友。作为抗日军人的儿子，我心甘情愿代替你们所有人的子孙给你们磕头。

　　也在那一刻，我想起了几年来我们寻访中有幸相识的每一位抗日军人。一直到今天，这些大多没有文化，仍在贫困的山乡中惨淡而黯然地苦度残生的老人们自己都不知道，六十年前，当我们整个民族的躯体行将颓倒之际，是他们共同挺起的那时还年轻的胸膛，让这个在别人眼里不知多窝囊的病夫国家竟然站了起来，最终成为与战后世界最强大先进的胜利者平起平坐的巨头之一，为我们国家赢得了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尊严和机会。

　　那一天，泪流满面的我从五十年生命中第一次跪祭的泥淖中起身的时候，我知道要动笔写这本书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从这本书中知道这片战场的真实故事；有更多的人能从这本书中看到我们民族的父辈们如何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留给别的男人后代的尊严，才有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新生；有更多的人能从这本书中的那些幸存至今的无一例外瘦削、苍老和油尽灯枯的老人身上，看见我们这个古老而衰弱的民族最坚硬的脊梁。

　　也在那一天，面对寂寥无人的父辈战场，悲哀的我也下决心讲出这故事中不少先人们懦弱和不光彩的段落，我不会刻意隐瞒它们，哪怕身背骂名。儿不嫌母丑，我们要是祖国的亲儿子，就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把含铅的脂粉抹在娘亲脸上，那疮疤是长在母亲肉上的。耻辱是最好的镜子，今天的我们最好在这个镜子前仔细地凝视片刻，辨认一下，那其中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吗。

　　滇西战场，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最光荣的不屈之地。就是这片不算辽阔的战场，我们几个人几年来也只是断续地走访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所讲述的故事只是我们历史之镜中一粒掉落的碎屑，我期望更多的人一起来重新拼完整这整面镜子，让它能真实不走样地映出父亲们的背影，让我们对得起献身的前辈们，在我们的记录中帮助他们完成涅与重生，把在那场民族浩劫中迸发出的伟大的民族人格留给后代子孙，引导今天的我们以父辈们的生命之光照亮永续的远途。

　　此书问世之日，民族先烈的残墓前若多几缕香烟，我心堪慰。

　　

回复[2]: 寻找少校梅姆瑞(1) 旅人 (2009-10-17 18:14:18)

　　这个故事开始于60年前。

　　1944年的初秋，正是远征军收复腾冲城最后的日子。由于城中遍燃战火，距城三公里的和顺乡中的张家药铺附设的相馆，成了腾冲唯一的仍在操作的照相暗房。相馆的后人也已经记不住那个确切的日子，一位似是新闻官的远征军来到店里，冲印了一堆胶卷。在不远处的炮声陪伴下，身兼摄影师和暗房师傅的店主人亲自出马，连夜赶工。只不过他多印了一套，自己收藏了起来。天亮后，那军人取走了胶卷与照片，从此再无音讯，那些照片也从没有见诸当时与后来的任何报端。

　　1999年，为了调查滇西抗战的历史，孙敏来到了腾冲。和顺图书馆的张孝仲老先生与她成了忘年之交的朋友。老人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他就是爱书，他不需要目录，就可以精准地从某个柜子里抽出你要找的那本纸张早已泛黄的书。这个乡村图书馆并不如许多人所想象的简陋粗癖，这是一座古典的宫殿般的建筑，1930年代就有藏书2万册，从《图书集成》《万有文库》《四部丛书》《集珍丛书》《古逸丛书》《二十一史》到三四十年代翻译的西方著作。那个时候，上海同济大学的图书据说也不过2万8千册。老人只是任职于这样一个乡下图书馆，但乡里人对这个职位的敬重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他由此有着外人无法体味到的尊严。

　　一次闲聊中，老人随口问了一句：“我家里有一些老照片，要不要看一下？”他拿出了92张黑白照片。那照片保存得真好，就像当天早上才从暗房里取出来，那是老人的父亲在55年前加印的那批照片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在“文革”初起的年代被烧毁了。老人拿出照片的时候有一点不好意思，他喃喃地说：“其实没有经人家允许就加印，有些不对??”然而，历史就多亏这次未经授权的加印，才不至于湮没得干干净净。老人不太能想象得到，他手中的这些照片，在日后会成为多少与此相关的家庭至为珍贵的收藏。

　　孙敏当时并没有太明白那些照片的意义，只是拣出几幅翻拍了，作为她文章的配图。于是，这些照片又一次被“收藏”起来了。

　　还记得当年看到那批照片的感觉，尤其是其中有一幅葬礼的片子，让我们明白，在抗日战争过程中，以身殉职的外国人不只是白求恩。

　　2001年，云南研究二战的学者戈叔亚发起了一件事情，他和朋友们希望为腾冲国殇墓园中的一块阵亡将士碑补上名单。那是一块竖立在中国军队墓地国殇墓园里的美国军人的墓碑，以纪念参加了那场战役并牺牲于其中的14名美国军人。那碑是1986年恢复墓园的时候重建的，上面只有一个用中文标注的名字——夏伯尔中尉，据说其他人的名字原碑上有，但在1966年被毁掉了，没有人记录下来。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在滇西战场上，除了陈纳德将军的航空队以外，还有一支规模庞大的美国陆军部队在帮助我们。它的代号是“Y”，担负着从战术指导、兵器使用和维修到地空联络；从直接的对日地面作战到兽医及粮弹补给。这支由史迪威将军的副官多尔将军任司令官的英勇的部队，竟然在我们的抗日战争史上几乎被遗忘得干干净净。

　　知恩图报的腾冲人不能让异国的英灵在献身的土地上默默无闻。他们要重新立一块碑，把被遗忘的名字找回来，刻上去。腾冲人记得他们，那种记得，不是对解放者冷冷的感激与恩情，而是像朋友、像亲人那样怀念。

　　

回复[3]: 寻找少校梅姆瑞(2) 旅人 (2009-10-17 18:14:59)

　　在史迪威将军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先生的帮助下，一份死于滇西反攻的美国军人的名单传了过来。很有意思的是，它比我们已知的那个数字多，变成了19个人，而且每一个都有姓名、军人编号、兵种、军衔、牺牲的时间和地点。说起来，问题解决了，照着刻一块碑，重新立起来就行了，但是美国人发来的名单是两部分：战斗牺牲和非战斗牺牲。问题来得很有意义，也很严肃。美国人问：你们要重新刻的这块碑上，到底要包括名单中的哪些人？

　　我们中国人就是厚道，操持这个事的我们的朋友李根志立刻回复道：只要是那个阶段在滇西死的，我们都刻上。

　　结果引发了一场讨论。在美国人看来，荣誉只能给那些应该被刻上去的。这些军人的死亡原因并不一样，有的死于战斗，有的死于工作，有的死于事故，还有的死于与战斗无关的疾病。在一块代表着荣誉的纪念碑上，难道我们不该有个清晰的标准吗？

　　好几位参与寻找阵亡名单的美国人都投入了这场讨论。那些往来的电子邮件充满了原则与激情。其中有曾亲身到中国参战的老兵，有战功显赫的将军的后代，也有和平时代成长起来的美国人，但他们对荣誉的看法惊人的一致。在他们看来，刻上去的就是历史，历史不能含糊。这一点真让我们心生惭愧，因为对我们，最含糊的恐怕就数历史了。

　　恰恰也是这些信件，让我想明白了，为什么六十多年前会有那么多舍生忘死的美国“白求恩”到中国参战。它能为勇敢的人赢得荣誉，荣誉越真实就越珍贵，它对男人的吸引力也会越大，大到可以超过生命。

　　在许多来自美国的邮件里，我知道了江汶这个名字。她是移居美国的云南人，她熟悉而且热爱飞虎队的历史，这使她成为了如今还健在的老飞虎队员的朋友。在与云南电视台讨论飞虎队纪录片的会议上，我认识了她。喧闹的会上，她几乎一言未发，安静地近于深刻，透出令人尊敬的优雅。孙敏告诉我：在寻找滇西阵亡者名单的行动中，都是她联络上的。这位看似轻柔的人，是一条联接历史的纽带。

　　从江汶转来的信里，有一封她写给一位美军阵亡者女儿的信。这个家庭的成员是她和一位叫JA的美国老兵几经周折找到的。

　　2003年7月6日

　　亲爱的芭芭拉?梅姆瑞?海德：我名叫江汶，来自中国云南昆明。我和JA一直在寻找那些在腾冲战役中英勇献身的美国军人的亲属。我们从去年11月开始，先找到了Y路军的牺牲者名单，腾冲人民非常高兴，正在考虑在纪念腾冲光复60周年时举行一个仪式，将勇士们的名字重新镌刻。我非常高兴JA找到了你，我很感谢他，他不仅60年前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即使今天，他还继续参与我们为后人保存中美在二战中合作历史的努力。我想对你的父亲了解更多，他的背景、服役前的生活等等。

　　我被江汶的短信所感动，也更清楚了她为什么反复地纠正国内人总期望用这件事来促进地方旅游的观念。在她的眼里，历史是有感情的，而感情不是为观光的游客准备的。

　　三天后，芭芭拉给江汶回了信，并寄来了一张年轻英俊的军官标准像，那是她战死在中国的父亲。还有一封父亲阵亡以后，他的上司斯多德上校给家里的来信。

　　少校梅姆瑞曾被告知，他已被提升为中校，他请求得到来自美国本土的徽章。但是在他牺牲前，正式的提升没有完成。芭芭拉写道：“我母亲谋求通过她的当律师的叔叔争取到这个提升，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她没有能够获得这个提升，也没有得到额外的报酬。非常感谢你们做这件事，在最近一个星期内，我所了解的我父亲，比任何时候都多。我的姐姐蓓雯丽?梅姆瑞也感谢你们。我们的母亲菲，在1996年去世，她从没有改嫁。”

　　

回复[4]: 寻找少校梅姆瑞(3) 旅人 (2009-10-17 18:15:46)

　　　看了这封信，人会心酸的。如果我们的寻找早几年开始，风烛残年的妻子看到丈夫仍在得到中国人经久的怀念，这份报答将足以告慰她孤独的大半生。

　　我们终于读到了一封六十年前的信件，那是斯多德上校于1944年5月21日写给梅姆瑞妻子的：

　　亲爱的梅姆瑞夫人：

　　在一场你的丈夫少校梅姆瑞牺牲的战役中，我是他的直接上司，并且在他牺牲时离他距离很近。当时的情形足以让你和你的子女十分自豪，并在将来感到安慰。这里，在不违反检察条律的前提下，我尽可能地将当时的情形告诉你。以后，如果允许，我和他在这里的其他朋友和战友希望能够将此信中没有讲的细节告诉你。

　　少校梅姆瑞是中国远征军的一个营的联络官，任务是为了训练我们的中国盟军，以及协助他们抗击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人。我是中国师的高级联络官，他所在的营是这个师的一部分。

　　1944年5月20日，少校梅姆瑞所在的营进行了一场最艰难的战斗。没有顾及自己的安全，他暴露在一个显眼的位置，以便观察到敌人的支持增援部队的火力点。不幸，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一个中国快速火力武器向敌人开火。在敌人试图将这只枪消灭的努力中，突然朝着那个位置开炮，第二发炮弹落在离少校梅姆瑞很近的地方，尽管当时他的伤势不是致命的，他肯定牺牲于爆炸的震荡。在同一炮火中，他附近有人牺牲或是受伤。我当时位于同一山脊的100码开外，大约五分钟后来到该地点，立即将他抬上担架，同时试图唤醒他。一名美国医护人员当时在场，受了轻伤，首先来到他身边，宣布了他的牺牲。

　　在将伤员疏散之后，我安排将他的遗体抬到营地，用电台向指挥部报告他牺牲的消息。同时，师级将军和他的人员以及该营营长均迅速地向我表达了他们深深的遗憾，并对你丈夫的英勇和他对战友给予的毫不迟疑的帮助表示赞赏。确实，他的牺牲增强了这个师中国和美国军人之间的团结，这份团结为争取获得战后世界的长期和平是必须的。

　　将军设法找到一口棺材，并对安排最后的仪式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这个部队的美国军人当晚守护在少校梅姆瑞的遗体旁，他在第二天上午即1944年5月21日被埋葬，在当时还处于战斗的情况下，举行了一个尽可能的全副军事葬礼，所有能参加的美国官兵均出席了。

　　他的埋葬地点是一个美丽的山间台地，旁边有一棵高大的菩提树。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我主持了葬礼，结束时他的战友们在坟墓上空一齐发射三轮子弹。这一地点将被登记在美国陆军部的记录中。

　　尽管我们几个月前才互相认识，我发现你的丈夫是一位最杰出的朋友和勇敢的战士，他话不多，很友善，很快活。所有认识他的人痛惜他的牺牲，但是因为他的榜样激励我们下更大的决心，我们的事业是会成功的。

　　他对你和子女的深深的爱表达在他和朋友的交谈中常常说到你们，他牺牲时胸前口袋里还有你和孩子们的照片。

　　他带到战场的个人物品很少，我将少交一件物品，那是他的军衔徽章，因为他的也在同一炮火中受伤的中国翻译想要它。这位翻译是YOW先生，将很快康复。

　　少校的钱包没有在他身上，也许他留在后方营地的箱子里了。这只箱子将以后归还给你。

　　

回复[5]: 寻找少校梅姆瑞(4) 旅人 (2009-10-17 21:49:58)

　　随信附上的十元钱是由我们当中一位需要一副深色眼镜的人所支付的，他想你不会介意。

　　他的政府发给的装备已经重新分配给那些需要的人，一件多余的衬衫和一条卡其裤子也留给那些需要的人了。

　　他身着全副的军事制服被埋葬。

　　我已经建议为少校梅姆瑞的英勇战斗表现追授“杰出服务十字勋章”和“紫心勋章”，这些勋章会送给你。

　　我和你一同致哀。

　　也许你愿意和我的夫人J．H．斯多德太太联络，地址如下(略)。

　　你的忠诚的，约翰?修斯?斯多德上校

　　这封信让我们想到了张孝仲先生珍藏的那批老照片中的葬礼照片：一棵巨大的榕树下，十几位美国军人在参加一个葬礼，手持《圣经》的美国军官是主持者，一口棺木正被缓缓地放入墓穴。斯多德上校信中所说的菩提树，在当地就叫榕树！照片记录的会不会就是梅姆瑞少校的战场葬礼呢？在阵亡者名单里，只有梅姆瑞少校的罹难地大塘子生长着如此巨大的榕树。

　　陆军部提供的阵亡者名单里，梅姆瑞少校的档案记载着：

　　姓名：威廉?C?梅姆瑞。军衔：少校。部队：陆军，Y路军，作战人员。军人号码：O－288382。出生日期：1910年6月20日。身高：70英寸。体重：165磅。牙科纪录：(略)。死亡日期：1944年5月21日，牺牲于敌人炮弹火力。死亡地点：大塘子，中国。在中国的SHINLA单独埋葬，中国MENGPRIG东南5英里。

　　他牺牲在高黎贡山一个叫大塘子的地方。我们该回到战场上去，去寻找那场战争的故事。

　　2003年初冬，我、孙敏、杨延康和腾冲的文史专家李正老师沿着当年远征军光复滇西国土的路线，踏上了滇西的土地。

　　除非你是亲历，否则没有人能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艰险的战场。高黎贡山巨大的山脉紧贴在怒江西侧，南北横亘数百公里，在腾冲一带海拔三千多米。1944年中国远征军右路军反攻滇西时，就是渡过怒江，分别从南、北斋公房翻越高黎贡山的。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两千年前就有的古商道，也是60年前中国大军西行远征的路。可以用手脚感受到，古人们为了修通这条古道，把内地商品输往滇西乃至缅甸、印度花了多少力气。可这山的陡峭不是靠人工垒起的石条可以垫平的。一米多高的石磴数不胜数。假若在平地，你甚至可以窜上去，但让你从早上就开始爬，一直爬到晚，从海拔几百米爬到三千米的地方，可能四条腿一起用都很难再上一级了。这样的路，我们是在高黎贡山最好的季节走的，而60年前的中国远征军，却是在滂沱的雨季，顶着每日必至的大雨，踩着比油还滑的路面，冒着密集的炮火，穿着破烂的草鞋，一路厮杀着上来的。这几万大军中，还包含着许多中国的将军和相当数量的美国军人，他们与中国士兵唯一的区别，就是脚下穿着胶鞋。在平时为将军代步的战马，在这条路上一步都不能骑。根据美国新闻处当年的记载，反攻开始的第一个月，就在这条古道上，有260多匹驮运弹药的骡马坠入山谷而死。帮我们驮装备的两匹健硕的大青骡子，在许多狭窄陡峭的台阶前，都是卸了驮子，靠马的肩膀扛着它们的屁股才上得去。

　　这山让我们见识了战争，两千年的古道，已经被无数的马帮把路踏成了陷进山体的一道深沟。这沟恰到好处地被当成了交通壕。从山下到山顶，沿着古道又挖出密集的散兵坑、战壕和炮阵地。战争以最奇特的方式让自己连上了历史。

　　

回复[6]: 寻找少校梅姆瑞(5) 旅人 (2009-10-17 18:17:28)

　　战争结束后数年，高黎贡山修通了公路，古道沉寂了下来，这条珍贵的战场之路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在山顶旷无一人的时候，浓雾会随着凛冽的风转眼之间弥漫在你的周围，又会在瞬息间散去。每个露营的夜晚，我们的赶马人穆大哥都会讲起战后几十年山上闹鬼的传说，因为战争太惨烈，战死者太多，天阴下雨鬼魂就会出来。每一个故事他都发誓是真的，结果是让你在独处于白天的浓雾里时胆战心惊。

　　从北斋公房下来，再绕道南斋公房，在这巨大的山脉里，距离不是用公里计算，而是以天计算。

　　许多天过去了，我们没有找到梅姆瑞的线索。老百姓知道此事的可能性很小，反攻期间，他们都躲在山里，远远地看着山下的战场，只知道五条道上，每天都往山下抬送几百名伤员，阵亡者不计其数。我们甚至找到了当年为五十三军带路的保长、九十岁的田乐老先生，他亦不知此事。知道线索的参战的老军人，都已作古，而在我们的抗战史上，这一段历史偏偏被抹得一干二净。

　　大塘子在高黎贡山南斋公房古道下，当地人特指一个几百平方米的鱼塘，而在军队的战报里，它是指范围不小的一片战区。五十三军分几路攻击高黎贡山守敌，在这里经历了惨烈的战斗。大塘子阵地的海拔在1400米至1600米之间，江边海拔800米，从5月14日渡江以来，在这几百米的高程内，五十三军四个师几万人血战了十余日。

　　下面的记载摘自《陆军第五十三军由怒江至腾冲会战战斗详报》之第二章《大塘子附近之战斗》：“二十日，我一一六师攻击当面之敌，至为激烈，首以三四四营第六连施行佯攻黄顶山、鸡心山西侧高地，继令第二营营长王福林率步兵两连，迂回敌之左侧背，将黄顶山高地攻下。敌百余人向我逆袭，该营长王福林率部冲杀，身入敌阵，异常奋勇，杀敌数名，被敌乱枪射击殉命。黄顶山因之得而复失，遂以第一营加入战斗，该营长李庆仙身先士卒，遂负重伤乃奇战。因战斗惨酷，美方联络组美军官梅姆瑞阵亡，美少校军医欧阳、少校翻译姚元负伤，我伤亡营长各一，以下官兵百余员名。”

　　直到5月24日，远征军与敌决战于海拔二千米左右的地区。午后，敌人溃败，主力撤往南斋公房方向。阵地上“遗尸累累，血腥恶臭充满原野。”——摘自战报原文。

　　这个战场，这场战役，阵亡者成百上千，要打听其中具体的一个人死于何地是根本不可能的，哪怕他是美国人，战争面前才是人人平等的。

　　当年战场的路还很长，我们必须离开怒江了。怒江边的最后一顿晚餐也是在一棵大榕树下吃的。那里的榕树可以长到超乎人想象的巨大，每一棵树几乎都是一片小树林，好几部汽车宽敞地停在荫凉里，另外还完整地遮盖着一栋二层小楼和一排长长的竹棚。少校墓地旁的榕树至少也应该有这么大，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

　　第二天早晨，我们结束了怒江西岸的调查。临行前，我们去看望了离宿营地不远的一位老者。孙敏与他相识多年，我也见过他两次。这位老人是中国最独特的农民，他一边在田里忙活，一边在历史中耕耘。出于对历史的挚爱，他办了一个私人博物馆，当然那博物馆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一座，因为它全部的藏品可以装进一个草绿色的美军二战时的旧子弹箱里。他最重要的收藏其实是他的记忆，而最好的展品则是他自己。

　　

回复[7]: 寻找少校梅姆瑞(6) 旅人 (2009-10-17 18:18:32)

　　吴朝明老人的博物馆在自家院子的牲口棚二楼，底下已经不养牲畜了。战争期间被日本人烧了以后就没有修，直到前几年才重建。展厅约有20平方米，只是矮一点，除了靠墙的那一面，别的地方都站不直腰。仅有的那面墙上，他请人画了两幅壁画，是他记忆中的战争画面：山头弥漫着硝烟，蓝天上十四航空队的飞机在扔炸弹，在空投补给，很多白色的降落伞在画面上很抢眼。问他画面上的阵地在哪里，他转身往窗外一指：“就是那座大尖山。”画面上的战场就在他窗外。我曾与老人开玩笑，建议他把朝山那一面都装上玻璃，把飞机和降落伞都画在玻璃上，那才真实。

　　到博物馆的参观者不少，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的工作站离他家不远，因此常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各个学科的专家。与前几年相比，他满口的军事术语越来越专业了。有人来他会很高兴，唱着他少年时代先生教的抗日歌曲，像介绍屋后的菜园子一样讲述发生在他家北窗外的战事。

　　老人有一份手稿，算术本写的，这一次是誊写在很薄的信笺上，是他从长辈和流落当地的老兵那里听到的战事，以及他的感想。每次来，我们都会草草地翻阅一下。这一次，如果我还没有仔细阅读的话，总有我后悔不迭的一天。

　　在小院里暖暖的冬日下，我慢慢地翻阅着他的书稿。突然，我的眼睛无法离开最后一页的几行字。我相信是梅姆瑞找到了我们！在那张已经卷了边的信纸上，老人用不太流利的字体写着：

　　“远征军攻打锅底塘，一个受伤的日军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死了三个中国军官和一个美国军官。他们埋在田头寨寺院门前。”

　　在南斋公房这条战线上，整个远征军中只阵亡了一位美国军人，那就是梅姆瑞少校。我们真的找到他了。

　　日本伤兵最后一颗手榴弹或最后一颗子弹打死我们的人的故事，散见于整个滇西战场。死的人都是真的，全部有据可查，但那几乎都不是日本伤兵干的。也许日本军队的顽强给中国老百姓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凡是阵亡了重要的自己人，又惋惜于他们的死，就都把这个不幸归功于日本伤兵。如果是听老百姓口述，每到此处，他们都会加上一句：“怎么没一下搞死他呢！”

　　几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踏上了斯多德上校所说的那个美丽的山间台地。美国陆军部的档案是说少校“在中国的SHINLA单独埋葬”，SHINLA在中文的战史里写作“幸垃”。但这片台地与文件记载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地名叫“田头寨寺”，幸垃离这里还有一段距离。

　　村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带着我们来到了梅姆瑞少校的墓地。他告诉我们，少校的墓地旁边，还埋着三位中国的军官，他们之间大约相距十来米。墓地让人心酸，我们知道其中之一是梅姆瑞少校的，但其他三座坟茔呢，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的家人在哪里？知道他们死在这里了吗？对此，我们一无所知。

　　令人非常失望的还有，墓地上没有大榕树，没有小寺庙，也没有坟茔的痕迹，只是一片光溜溜的耕作经年的山地。老人说：当年这里是有一个小庙，庙门前有一棵大榕树，树冠能覆盖两亩多土地。它们都毁于战后的一次火灾，残存的树干和寺庙的梁柱变成了全村人的柴火。如果没有曾经此事的老人指引，谁能看得出，这片种着油菜和豌豆的红土下，埋葬着几位英勇战死的军人。

　　

回复[8]: 寻找少校梅姆瑞(7) 旅人 (2009-10-17 18:19:07)

　　带路的老人告诉我们棺材的来历。在他的指点下，我们在山下的傣族寨子里找到了那口棺材的主人家。主人姓罕，傣族的姓氏，祖先曾是怒江的土司，战争期间仍是此地的第一富户。那是一副杉木棺材，本是罕家老爷为自己备下的寿材。在当地人眼里，最好的棺材是冷杉做的，那板子是傈僳人从几百里外海拔很高的片马背来的。那口老寿材在当时就值700大洋。

　　战争结束后的1947年，美国军方派出专门的小组来寻找梅姆瑞的墓地。他们能找到这里也真不容易，那时这里还没有公路。估计美国人也曾像我们一样，在一个叫大塘子的地方满山遍野地找，他们前后来了两次，第二次才找到这个地方。给我们带路的老者说：那几个美国人是专程来取遗骨的，但当棺木从土中挖出来打开后，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怒江峡谷多雨且炎热，但躺在罕老爷家的朱漆棺材里的梅姆瑞少校完好如初，就像睡着了一样，连制服都是整整齐齐的。

　　接下来的事情，按照中国人的习俗是完全无法接受的。美国军队派来的人员接到命令就是把少校的遗骨运回去，而少校的遗体竟然如此完整，肯定让他们大出所料。想必他们不想回去请示，再千辛万苦地走第三趟。于是他们雇了村里的三个年轻人，用刀子把少校的骨头取了下来，在当地的方言里，称为“片”。这三个人有两个在多年前去世了，最后一位竟然是在我们到达之前几个月去世的，就是带我们进村的那个中年汉子的父亲。

　　这可能是那场战争留给当地人最稀罕的记忆。他们至今还在讲：那遗体不臭，片下来的肉精丝丝的，像火腿一样。路边有个老者至今还在感叹，埋在庙前的梅姆瑞，多好的风水，如果埋的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的话，他们家恐怕要出大人物的。

　　梅姆瑞少校的遗骨运回了家乡，在美国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军人葬礼，而他的遗体的另一部分，仍又装回了那口中国人赠送的最好的棺村，重新埋进了他为之牺牲的土地，并且永远留在了这里。

　　从一张老照片开始的寻找，竟以无法想象的传奇结束。但故事还不算完，在那棵菩提树烧死，在那小庙被拆掉之后，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那树、那庙都不存在了一样，我们也同样忘记了那些曾帮助过我们、甚至牺牲在我们土地上的美国军人。少校的骨骸移走之后，插在墓前的标志牌也不在了，农民年复一年地耕作，犁掉了仅存的几座土丘，再也没有人提起他们。

　　但是，那片土地没有忘记。在墓地旁，长出了一大片无比茂盛的红叶子灌木，周围的山上都没有，只有这种植物，只在那里有。我也曾在别处见过这种植物，但都没有这里的叶子，没有这里的红，红得深沉，就像刚刚流出的血。我们摘下三片树叶夹在了书里。

　　高原的阳光耀眼地灿烂着，我们立正站在三位军人的墓地前，立正在那个美丽的山间台地上，孙敏深深地向烈士们鞠了躬；我扣好衣领，扶正军帽，举起右手，为他们行了标准的中国军礼。我想少校梅姆瑞在天堂看得见我们。六十年之后，在他阵亡的地点，仍有中国人向他行军礼，他的灵魂会感到欣慰的。他一定也还了礼，不过是美国式的，他还像离家时的照片上那样年轻，那样英俊。他永远都会年轻下去，因为他的生命为了中国停止在了那么年轻的时候。

　　时间里，那三片红色的树叶，跟随我们走完了中国远征军光复滇西国土的全部旅程，那本应该是梅姆瑞要走但没能走完的路。在畹町的国境线上，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民族第一次将侵略者赶出国门的地方，我们再一次打开了红叶，此时，它的颜色已经由鲜红变成了暗红，就像凝固的血液。

　　再后来，三片红叶被寄到了美国，由江汶转到了梅姆瑞少校的女儿手中。我们请江汶转告她：葬礼照片中，有一位胖乎乎的中国军人，神色凝重地挤在美国军人当中。他就是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上将。他代表着与梅姆瑞少校一起战斗的几万名中国兄弟。

　　1945年1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授予梅姆瑞少校“云麾”勋章，这枚勋章的签发人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回复[10]: 上尉张子文(1) 旅人 (2009-10-17 18:27:21)

　　上尉张子文

　　张子文老人小时候是少爷，县太爷的公子。他当年投考军校的时候，父亲正任云南昌宁县长。那时中日之间战云密布，一副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大打一仗的态势。消息都是通过报纸从遥远的东北和华北传来。那时的云南对于内地，是地老天荒般的距离，中日争端于北方，按说怎么样也碍不着云南的事，但少年张子文偏偏按捺不住自己的报国激情。他的父亲也不是官吏，而是读书人，在这个当口，县长父亲竟然慨然允诺自己年轻的儿年轻的儿的儿子，去投考军校吧，当兵卫国。

　　听着八十五岁的老人讲六十多年前的少年往事，尤其讲到他父亲让他去当兵，让他去遥远的地方以生命报效祖国的时候，我悄悄地流了眼泪。这样的父亲，这样的抉择，让因此而一生饱受磨难的张子文终生无悔。

　　遇上张子文老人真是偶然，也是运气。我们在保山市做调查的时候，为了省钱，曾托朋友找到和军分区有点关系的招待所住，那院子里有一间餐厅，既服务于宿客，也对外接待。去了两次，觉得价廉而味美，而且生意还很好。最有意思的是，那位餐厅的老板兼大厨是位极热心的人，他听陪伴我们的当地朋友讲要寻找当年美国陆军的故事，立即拍了胸脯：找我呀！细一打听，他师傅居然做过卫立煌卫总司令的大厨。

　　第二天，在他餐厅的小花园里，我们有幸谒见了这位年届九十的名厨。老人带着浓重的边地口音，五句话我有三句听不懂，为了激励老人家的谈兴，还佯装照单全收的不住点头。心想反正孙敏也在，我不懂她懂，谁知一席话下来，孙敏竟然也听不大懂。至今只记得一个故事，当年年轻的厨师看美国人吃饭只用一把餐叉觉得不可思议，总想恶搞一把难住他们。于是先做了一顿面条，看他们怎么用叉子一根一根挑起来。想想那时年轻的前辈端上那盆面条时的兴奋之情，好戏上场了。结果，人家美国佬根本不分根，一叉下去，转两圈，一团面条入口了。大厨接着再烧了一盘豌豆，油光水滑，心想中国人用筷子尚要一颗一颗夹，功夫不好根本弄不到嘴里，看你怎么办。人家美国佬毫无惧色，把叉子当铲子用，一次一堆地送进嘴里，连称好吃。老人家讲的满面红光，他一点也不因为败阵而恼怒，而自觉受辱，反有一点为对方成功脱困松了口气的快乐情绪。所以，我想，他活到九十岁了还那样身心健康。

　　中午，餐厅老板热情地办招待感谢师傅，把我们自然也捎上了，大家欢乐地围坐一张大圆桌，才发现席上还有一对安静而慈祥的老夫妻，尤其那位老先生，几乎沉默无言，但举止间透出儒雅与高贵。老板介绍道，保山一中的张老师，他也是远征军老兵。老人客气地笑了笑，仍未有多言。

　　

回复[11]: 上尉张子文(2) 旅人 (2009-10-17 18:27:56)

　　我们那次仍是为《寻找少校》纪录片做基础，同时也想再找到有关美国陆军在云南作战的更多线索，所以每一位“新”的老兵出现，我们都很兴奋。饭毕，我们就和张子文先生聊了起来。初初地看他，略显削瘦的仙风鹤骨，怎么样也和军人联不起来。结果，人家不仅是军人，而且曾以军人为第一职业，从怒江中日对峙始，直到反攻完毕，老人一步不曾离开前线。

　　年轻时的张子文肯定身体强健，加上好的家学根底，顺利地就读了中央军校，专习炮科。在军队的各个行当里，炮科的要求很高，尤其六十多年前，还没有导弹和电子战，甚至坦克在中央军还是仅供观赏的时代，炮兵是军中骄子。在外人眼里，从未知晓炮兵的高难度与专业要求，以为一临敌阵，万炮齐鸣，转眼间敌人灰飞烟灭了。殊不知在那个时代的战场上，炮是多么稀罕的重武器，而炮弹又何等金贵，中央军校炮兵实弹射击，打多少发炮弹是要最高统帅蒋先生书面签批的。远远的，敌人在若隐若现中聚集，有多远，有多大仰角还是俯角，天上有没有风雨，横风逆风还是顺风，用什么炮弹，什么型号的引信，多少号装药，一个因素考虑不周到，那炮弹都打不进敌群。何况你在找敌人，人家也在找你，那小群敌人完全可能是诱饵，你哪怕只慢一秒，你的炮位上就可能先落下炮弹，你再没有翻盘的机会。老人说，他是炮兵，很多人会想他在战时远离步兵的火线，而我却真切地感受到他在怒江前线时肩上的千钧重担，谁都可以有闪失，一旦上级下令炮兵行动，无论进攻还是防御，你都要能应声而动，打得快，打得响，打得准。炮兵的闪失是致命的。我握着老人略显冰冷的手，没有告诉他我对他的体会。我也曾是一名军人，是炮兵。

　　张子文军校毕业时，正赶上云南省主席龙云去向中央要人力支援，最主要是军事人才，云南籍青年张子文就回到故乡在滇军任职。那时候的中国很怪诞，说是中华民国，但军队却分中央和地方，就和今天的运动员一样。中央军由国家政府调遣，但多个省，尤其较为偏僻的省份，准军阀身份的地方诸侯都养着自己的武装。在红军长征的时候，云南和四川的地方军都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行困兽般的红军过境，因为邻近的贵州兄弟王家烈就是因为与红军死缠烂打而被蒋委员长派遣中央军支援，中央军名义上帮着贵州驱逐了红军，结果不拿自己当外人的驻扎了下来，反使王家烈丢掉了地盘。所幸的是，中日战端一开，我们的地方军没有一家私寻自保，纷纷应声而起，与中央军携手保家卫国。可惜的是，地方军毕竟此前只是看家护院的近似团练般的队伍，一旦与日本那样超级能打的现代化军队遭遇，勇则勇矣，用伤亡惨重来形容都是自我安慰的词汇了。但云南省主席龙云是个有远见的人，他向中央要人就是要将滇军现代化。修筑滇缅公路也是这位说起来有点土的新军阀提出来的，事后看，这条路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张子文回到滇军，就在新组建的炮兵中任职，做了多久我没问准确，因为怕老人累，由着他讲，这些时段上的细节我们再没细问。战争一起，他们这批军事骨干迅即被调回中央军，重新编入战斗序列。张子文时任上尉连长。

　　老人告诉我们，自1942年起，他就驻守在怒江前线，那时他们的炮还很落后。好在与日军中间隔着汹涌的怒江，那两年，双方其实就是互相盯着，出演中国版西线无战事。

　　

回复[12]: 上尉张子文(3) 旅人 (2009-10-17 18:28:59)

　　第二天，我们要去拍摄在保山马王屯的远征军司令部遗迹，我们提出请老人陪我们一起去，张子文先生立刻答应了。一路颠簸着开车，翻来覆去地问路，足足费了两个多钟头才找到马王屯，老人始终面带微笑地坐在车上，没有丝毫的烦躁与不安。马王屯还保留有不少当年的旧房子，老人肯定很久没有来了，但他一一指给我们，哪里是当年什么部门，美国顾问团在何处演电影。就在这个司令部里，青年军官张子文本已迎来了人生最好的岁月与发展机遇，他曾调任远征军总司令部做参谋，反攻开始时工作在这个地方。

　　1944年5月，史称怒江战役的滇西反攻开始了。张子文所在的炮兵部队并未在开始攻击时随军过江，因为他们的装备过于落后，上级命令他们原地等待，新的美制榴弹炮即将运抵换装。在滇缅战场上，美国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大量的装备与军用物资，具体的装备以中国驻印军为优，他们被称为美械装备，而怒江沿线的中国军队据称为半美械。我们在调查中逐步发现，这种所谓半美械在各个部队中仍没有统一标准，不讲武器，单是胶鞋都没有发到每一支部队，更不用说每一位士兵脚上。以我的感觉，怒江前线的北线部队装备远远好于南线部队，从渡江开始，他们就有重榴弹炮的火力支援，并且用上了喷火器。但重炮没办法从古道弄过高黎贡山去，所以翻过山后在攻击腾冲时中国军队失去了强大的炮火支援。而南线的攻击部队其实是在一路打通滇缅公路的中国段，每前进一步，都可以将车载巨炮继续推进至下一个战场，可偏偏反攻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为他们配署足够的新式火炮。今天的我们无法判断当年的火力配置是否有问题，但起码南线部队是在缺乏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开始攻坚战的。到底为什么，这支号称半美式装备的军队中，大半人穿着自己编的草鞋上战场来完成民族光复伟业，只有当年负责掌管驼峰航线物资的官员们才知道真相。还有人活着吗？为了军人的良心，恳求您出来说话。

　　在等待的时间，张子文接到调令，奉调为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部(长官部)作战参谋。能在那样高阶的部门任作战参谋，非有出色的工作资历和优异的专业水平不可，因为那是战争时期，参谋班子不是耍宝用的。最近这些日子，我看了若干描述张子文老人的信息，有讲他最高军衔是中校，也有讲少校的，但我们与老人交谈时，只听他说起自己任职连长，军衔上尉。因为他提到，他们连里有一位美军顾问，是中尉军衔，他们关系很好。如果调到长官部做参谋，有可能获得晋衔，但张子文应在1945年就离开了部队，所以晋升中校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无论官阶高低，只要调到卫立煌总司令身边工作，卫上将都会抽时间单独召见。我见过许多幅卫立煌上将的照片，大多都是他在怒江前线的，其中两张都是他与身边的参谋人员和卫兵一起在战壕边进餐，每人都端着小饭盆，围着简单的三四个菜，不像大鱼大肉的样子，总司令也毫无特别待遇，同样拿自己筷子在不大的菜盘里划拉。看着将军轻松走过烽火未熄的惠通桥那一幅，尤能体味仁者无敌的韵脚。张子文先生并未详述总司令与他的谈话内容，他印象尤深的，是临别时他给总司令行了军礼，总司令握着他的手，说道：“青年才俊呀，好好干！”好好干，在反攻侵略者的日子就是把仗打好，不贪生怕死，雪耻救国。

　　

回复[13]: 上尉张子文(4) 旅人 (2009-10-17 18:30:53)

　　在马王屯远征军司令部旧址，老人陪着我们走了许多路，说了许多话，看得出来他在怀念那个虽然烽火连天，但是壮怀激烈的岁月，在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位当年的俊杰终其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得以报效深爱的祖国，而且时间还那样短促。老人患有腰疾，稍微站的时间长就会痛，但那一天，老人站了很久很久，始终挺直着腰，就像仍是军人一般。老伴带点怜爱地搀扶着他，时不时悄声问：要不行就坐一会儿？老人只是摇摇头。送老人返回他们的住处保山市第一中学时已是下午很晚，我们拿出三百块钱，说是给老人的劳务费，看得出清贫如洗的老两口坚辞不受，绝非客气。老太太试探地问我们，要不要到家里坐一坐？他们对我们去坐，比对钱珍惜多了。其实我们巴不得，只是恐怕他们累。老人提了邀请，又见他们兴致还高，当然欣欣然去了他家。

　　小小的单元房一尘不染，不光干净，还家徒四壁。除了最简单的旧木制家具，印象最深的家用电器是老太太拿出来的一个陈旧的录音机。她想给我们放一段录音，和他们的快乐晚年有关。可我们真不敢听，心酸。忽然，老太太问道：你们想看老照片吗？我看见孙敏眼睛里放出光来，是张老伯的吗？是。老太太走进屋，捧出一个本子，从中拿出一张，只一张很旧的照片递到我们手上。第一眼看到照片上那位一身戎装的青年，我真是五雷轰顶的感觉。照片上的张子文正是军校将毕业的时候，他坦荡清澈的眼睛眺望着远方，那是国家栋梁才会有的坚毅目光，那位军人的眼神告诉我们，他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为自己的国家献身。老太太喃喃道：他年轻时候喜欢照相呢，可惜不敢留，都烧掉了。都烧掉了，真实的历史痕迹。从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改变了信仰，把对家国天下社稷同胞的责任感偷偷换成了政治上的随波逐流，以至于让每一个人再不敢珍惜几千年道德文明中都属于光荣的忠诚呢？

　　滇西反攻结束后，张子文脱下军装重回学校读书，只不过这次他是进修英语。以前我曾认为张子文离开军队是预感内战将起，不愿继续从军参加内战，故而退役。细细分析这是不准确的。滇西战局结束后，中国远征军有一次大裁撤，有约一半的官兵被遣散。那时全局战场盟军已呈压倒性优势，本想在中国大陆发动的以中国军队为主的陆地决战已无必要，因此原拟于怒江战役之后调回东线重投战场的远征军就超编了。远征军不复存在，长官部当然撤销，成建制的裁撤与缩编均在下一级集团军首长治下由中央钦定，这个过程时任十一集团军司令黄杰的日记中有详载。以张子文当时所居的官职，是不可能在抗战尚未结束的时候预感要打内战的，那时候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人，军队中并无反共宣传与教育。很多当年老兵说起离队都是讲不愿打内战，其实是冤怕了和多年洗脑的条件反射，那么无畏于民族独立战争枪林弹雨的勇士悄无声息地学会了趋利避害的生存法则。以张子文的能力与位置，他谋求留在部队当为不难，因此他转往地方应是主动之举。我觉得以那时他的抱负，国既已拯救出苦海，则重建中兴需要人才，因此他要再次学习建设而不是战争的本事，用新才干报效和平祖国；再则张子文当时已有妻子儿女，都在滇西，他心里肯定不愿分离，换了我也一样。想透了，以后我不会再想当然地把不愿打内战的高帽子给老人们戴上，不光荣。

　　

回复[14]: 上尉张子文(5) 旅人 (2009-10-17 18:31:48)

　　一年多之后，内战打起来了，刚离火海的家国重回风雨飘摇。张子文没有再次从军，他选择了远离自己人的战争，此时的仍留地方当是老人的主动抉择，因为那时的国军是再一次急需军事人才的。重新补习过英语后，张子文是否即往保山市一中任教我没询问过，因为访问老人的本意原是要听美军顾问的故事，没把老人当主角。云南一家官方媒体也播出过张子文老人的故事，说老人学习英语后任教保山市一中，专心育才，一直奋战至七十四岁才退休。看到那段至今堂皇地挂在公开网站上的文字，我欲哭无泪。老人真有那样的好命，当是民族大幸！

　　张子文老人告诉我，那是1956年，仍在授课的他被叫去“谈话”。如此中性的谈话一词从此改写了老人的命运，那一年他适值风华正茂的三十六岁。黑暗骤然开始，没有预警，没有权利的告知，没有申辩的机会，因为根本没有审判，不需要审判。那黑暗一声不吭地延续了二十六年！

　　我望着那样平静地叙述往事的老人，心里压抑得将要窒息。我相信抗日军人们不惧怕身体的苦痛，他们恐惧的是无人可以抗拒的颠倒黑白的权力。他们曾经那样无畏地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用双手捧给挚爱的祖国，可是，这个被解救的国家用最小的一根手指，就把他们扫入无底深渊。那最黄金岁月的二十六年，张子文并没有站在讲台上，而是无比卑微的苟活于倘能称为人间的牢狱中。我几乎发呆地望着风中残烛般瘦弱的老人家，二十六年！我五十二岁生命的整整一半，热血沸腾的刚强军人怎么熬得过来，那要多坚忍的意志力才能让生命没有被自己亲手扼杀，那是望不见尽头的苦难呵。今天，我宁可原谅那苦难的造就者，因为他们也曾挣扎于政治对手的血腥清洗，恐惧使人疯狂。但我绝不原谅今天仍视民族苦难于无睹的任何一个人，要么你不要讲历史，要讲就要讲出不幸的真实，让我们的后代子孙再不要踩进那样血腥的陷阱。

　　重回人生，张子文已经五十二岁，我们惯用的词汇叫平反，过去搞错了，今天还你作为人的资格。老人在狱中的二十六年，想必是不能温习英语的，不讲英语尚能留在历史反革命的队伍里，真讲一句英语，哪怕在梦中，恐怕即刻会升格为美国特务，那时勾连上美国对任何个人都是天塌地陷的大灾难，何况不由分说成了歹毒的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特务，只消一句英语，即便国家重光之日，也只剩昭雪的份儿了。老人能在与世隔绝二十六年之后重上讲台教英语，倒真是勇气与毅力的奇迹。在老人家里，仍然放着他买得起的几种英文书刊，收藏得很仔细。老太太告诉我们，张子文老人仍在不间断的地学习。

　　我问老太太，张老伯入狱那么多年，您一直等着她吗？老太太摇摇头，她俩并非原配。她告诉我们：她曾是张老师的学生，是张老伯很早的学生。她长大后也嫁给了一位当年的抗日军官，那是宿命，前夫与张子文同样因为“历史反革命”而入狱，为了不牵累家庭，坚决地与她离婚了。张子文出狱后，家早已不在了，别人介绍了他们相聚，组成了这个家庭。老太太讲，前夫后来也写过信来，询问重新共同生活的可能，但老太太觉得与张老伯已是相濡以沫的感情，分不开了。

　　我问张子文老人，因为爱国而从军抗敌，反而受了这样的冤屈，您后悔吗？老人久久地看着窗外，他长出了一口气，轻声说

　　

回复[15]: 上尉张子文(6) 旅人 (2009-10-17 18:32:18)

　　“都过去了。”

　　那一声像风一样轻。

　　那次拜访张子文老人两个月之后，我们邀请的美国客人到了保山。其中两位是在滇西阵亡的梅姆瑞少校的女儿，还有少校的大女婿，和为少校主持战场葬礼的斯多德上校的女儿。他们几位沿着当年父辈和中国军队一起反攻的路线一路寻访之后，和张子文老人有了一次聚会。那天我不在场，听摄影师牛子讲，老人很高兴，几个小时的会面谈兴甚酣，他给盟军战友的孩子们讲述那场不朽的战争，他反复地告诉美国客人，没有她们父亲的帮助，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战斗还要延续很久。他说，他为自己曾是梅姆瑞少校和斯多德上校的战友而自豪。话语间，迟暮英雄豪情万丈，好似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岁月，他没有讲述一句自己所遭遇的苦难，没有一句哀怨给自己的国家。

　　我想象着，如果一位美国老军人与专程拜访的我们聚会，他的胸前会缀满如繁星般熠熠生辉的奖章，可上尉张子文胸前连一粒纽扣大的抗战纪念章都没有。但这一点也无损他的光彩，牛子说：客人们如醉如痴地倾听着老人的故事，为这个生活在云南大山中的老军人流利的英语和优雅的风度着迷，六十年前他和战友们已经用顽强、坚韧和勇气向世界证明过这个绝不向邪恶屈服的民族为什么不会亡国。今天，他用生命的余晖再一次告诉异国军人的后代，她们的父亲曾与这样的中国军人并肩作战是家族的荣耀，而与这样的中国军人共同赴死是值得的。

　　“少尉”叶进财

　　叶进财老人的商店是个标志性建筑。

　　我们临行前问李根志，怎样才能找到叶进财。根志说：好找！那条路边上只有一家店，就是他开的。

　　那条路是一条土路，可以跑汽车，是从乡政府所在地通往最边远的一个村子。从黄家寨村委会出发，本以为抬脚就到的，结果一路走一路找，每一栋独立的房子都不是叶老伯的店，几公里下来，我们开始怀疑根志的记忆。本来就是下午，天甚至都开始暗的时候，仍然没有在孤零零的黄土路上看到那个想象中的店。

　　延康目光锐利，不愧是摄影家，遥远的地方他看见一个背篓子的老人，从崖壁的石阶上小心翼翼地走下来。延康说：那一定是叶进财。

　　也只能是他了，那路伸向极远的地方，此后再没有建筑物的影子。再走近了，才看见贴在山脚下真的有一个“店”，那店藏得可好了，比一个矮小的老人都不显眼，在六十年前适合做把守这条道路的暗堡。

　　老人真是叶进财。他客气地让我们进去坐。那店和戏台上的房子一样，没有墙。四根歪歪扭扭的木桩桩顶起一片单人床大的硬纸板，加上塑料地膜的屋顶。柜台占去三分之一，剩下狭窄的地面放着三个小凳，老太太坐了一个，叶老伯坐了第二个，剩下的地方要再坐进四个人去，有三个要腿挨着腿脸朝里坐在膝盖高的柜台上，真要那样子会很滑稽，六个大人像罐头里的鱼一样挤在四根全无遮挡的柱子里，天又没下雨。我们散漫地坐在了棚子外面。

　　腾冲县上出了一部书，是讲当年抗战时的旧事，书的末尾有几十张仍然在世的远征军老兵照片和近况，叶进财是其中一位。根志说：叶老伯活得凄苦，他和老伴两位八十多岁的人，就靠这盘豆大的小店生活。本想着他们起码还有个店，看到了才知道，天下竟还有这样的“店”。那些弄吉尼斯纪录大全的人应该来，他的店可以创全世界最小最破的纪录。柜台上的货品少得可怜，有几瓶啤酒，没见过那种牌子，标贴纸粗糙而灰暗，很可疑的样子。旁边放着几小包饼干和点心，油汪汪的，像从染缸里捞出来的金黄着，那种东西，放到城里猫都不吃。台面上还有几个苹果，一副阅尽沧桑的样子。无法想象那苹果的口感，应该不比浸了一点糖水的烂棉絮好多少。

　　

回复[16]: 上尉张子文(7) 旅人 (2009-10-17 18:35:24)

　　来找老人并不是要了解战争的事，一路之上，打仗已经听得够多了。叶老伯的遭遇与别的老兵又不一样，本来也是苦挣苦熬着，但突然命运发生了变化。根志在县城里讲给我们：有一位北京来的记者，只身采访到叶进财，有感于老人的状况，回到家后决定每月给他寄二百块钱，一直寄到老人或他自己身故。而且，钱已经寄了几个月了。根志也是听说，所以我们来找老人核实这件事，对这个义举，我从心里很敬佩。

　　刚一坐下，老人的盘问突兀而至：你们怎么知道我？警惕性很高，像侦察兵似的。被问的是李正，我们叫他李老师，因为他年纪最大，被我们恭敬地让到店里坐了。李老师恭维老人，县里的书上有他照片，所以约了我们来拜访他。按说种了一辈子田的人，加上历史不“清白”，老了被当成英雄登在书上，怎么着也应该有点感恩戴德之心。可叶进财不买这个账，他愤愤然地提高了声调：“出书，拿我骨头榨油嘛，也应该分二分钱给我花花。政府也来访问我，记者也来访问我，个个叫我老革命，过得像个叫花样。”我看见延康皱起了眉头，我也想到觉悟这个耳熟能详的词汇。就算你打过两天日本，真以为自己是老革命了吗？李老师一点也不着急，他耐心地听老人唠叨。原来那书出版了以后，县上也专门送给叶老伯一套，他虽然不识几个字，但书后面的定价还是看得明白。他知道了定价，再知道了印数，心里一算，不禁勃然大怒。他不知道书里面居然还有成本，何况今天哪个老土还看这种书，城里热卖的是年纪越来越小的女人们现炒现卖的床上故事，还有本人艳照。像登他的这种书，根本就卖不出去。

　　让他知道自己的老骨头里其实没有什么油是挺费劲的一件事，冗长的解说之后，老人也释然了。他还是念着政府的好：“村干部对我是好的，乡上也关心我，一年也给我几十块。”人贫困到这个份上，亲不亲只有钱来分了。

　　八十五岁的叶进财十八岁当兵，他清楚地记得离家的那天是1937年的阴历三月廿五，那正是战云密布而还没开打的日子。他没有讲自己是不是被迫当兵，我们也不好问，怕坏了他老革命的名节。但他当兵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中日终有一战，只是想不到他一当兵，三个月之后这一战就爆发了，像冲着他来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永远在走路，从紫阳县安康府到省上集中，仗一打，四川、贵州、云南一路走下来，据老人自己讲，沿着怒江的仗，从1942年的惠通桥，1943年的打游击，1944年的攻克腾冲和松山，全让他一个人打完了。他讲得很激动，生怕我们不信，每讲一个地名，其实就是一仗，他都会半是自信半是求证地问我们：我讲的没错吧？

　　对他的求证，我们都在点头，但他真讲错了，可是谁也不忍心指出来。这样的一位老人终其一生，也只有那一仗是能够聊以自慰的，而那一仗又曾经带给他多少苦难和他根本扛不动的政治锁链。那仗终于可以成为光荣的谈资了，即便是讲错了，不就是吹一点牛嘛。我们互相看了看，随他吹吧，历史已经不会改写了，难得老人快乐。

　　按照老人的说法，他的部队先翻了高黎贡山，一路打到腾冲，荡平了县城周边的敌人工事、据点和高地，最后攻入城中。光复腾冲之后，他又马上调往松山，协助友军血战，再打下来了松山这一大仗。

　　

回复[17]: 上尉张子文(8) 旅人 (2009-10-17 18:36:34)

　　　腾冲、松山二役是整个滇西反攻中最凶险的两场苦战，任何一位中国军人，哪怕只参加了其中一场，就足以光荣自豪一生，因为那两仗恰是骄狂的日本陆军在整个中国战场上仅有的两场“玉碎”之战。问题是，没有一位中国士兵曾经在克复腾冲之后再赶赴松山驰援，因为松山战役己经在七天前打完了。不过叶老伯所在的师确是在腾冲收复之后调往左翼作战，不过不是打松山，而是助攻龙陵。

　　老人幸福地回忆着自己杜撰的后半段征程，他越讲胆子越大，毕竟在今天，远征军再不是耻辱，何况多少记者来听他讲过，不仅没有识破他，还把他的故事原封不动地登上报纸。

　　“文革时，叫我们蒋匪帮，国民党残渣余孽。你他妈的头，哪个是残渣余孽，老子就是一个兵，一样逑不当过。现在水澄清了，我要说清楚，我有我的功劳。”他说了一句多好的话，“现在水澄清了。”可他们自己吹牛，加上许多记者无知，这水怕又要搅浑了。

　　店前居然来了一位顾客，他也是路过，见到拿相机的陌生人，就站住脚看新鲜，总站在柜台前大概有点不好意思，终于买了一个苹果。老板叶进财正在讲故事，无暇分身，老妈妈拿起杆秤，很认真地拣了个大的，称到平平的，举到客人眼前让他看仔细，然后说：三毛钱。叶老伯停住嘴，抽空动员了他一句：再买一个吧。对方说：一个够了。顾客用手擦了擦皱得跟破布似的旧苹果，啃了一口。居然，那苹果发出响亮的脆声！生命太顽强了，晒成这个样子，那肌体里竟还有鲜活的汁液。

　　松山的一半是吹牛，但腾冲老人是真打过，他讲得很详细，而且他的故事是可以印证的。几年来，我们听太多的人讲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也是稀里糊涂的，人家讲什么信什么。到后来才发现很多人的故事互相对不上，于是再找史料来比对，有点像文物鉴定，只要找到一个真的做标版，后面的就容易识别了。慢慢地，我们也炼就了单一品种的火眼金睛，但不幸也接踵而至，经常为了同情与怜悯，不得不耐心地听老人们善意或虚荣地编着小瞎话吹牛，还得装出一副大有斩获的憨相，这个功能，有点心理医生的味道。

　　我问叶进财老人：您打死过日本人吗？老人泛起满脸红光：打死多了！他讲攻占高黎贡山垭口之后，大军乘势下山追击，日军反扑，他们架起机枪对着黄色的汹涌敌军扫射，打死的敌人满铺在地。老人说：数都没有。这个牛真吹大了，中国军队占领山脊之时，除了被围困于几个阵地上的死守部队，其他早已先期退下山西侧，向腾冲集结了。所以下山部队并未遭遇抵抗，更别说有点规模的反冲锋。而且日本陆军战术训练很严格，迎着重机枪火力成群冲锋是电影镜头，千万当不得真。如果日本军队真傻到任凭叶进财们用火扫帚如秋风落叶般横扫，中日战争应该早在松沪会战就结束，而轮不到叶进财了。所以，叶老伯在战斗中是否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击毙过日本军人，有几个，实在也是永远的疑问了。

　　叶老伯还顺便给自己升了官，他说自己是三十六师一○八团重机枪连二排的少尉，肯定不是。他告诉我们，三十六师在腾北一带打游击的时候顶不住了，上级通知撤回怒江东岸，把重武器掩埋，只带轻武器过江。但他们几个士兵克服困难，把重机枪也带回去了，于是每人都升了三级，他本人从上等兵一下升到少尉。当时的国军有种种的管理问题，但兵与官的阶级是极为严格的。一般来讲，没有读过初级军校，普通士兵绝难升为军官，何况只为一挺重机枪。我遍查了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杰将军的作战日记，他对每一天的事情无论大小，只要涉及战事均有提及，他提到一位作战殊为勇敢的士兵，在据守一个至为险要的山头时，一个人竟击退一群日本步兵的逆袭围攻，终至援兵赶到，守住了关键的防线。这样的战功，与一挺重机枪相比天差地别。黄杰将军记道：“查明六号山头以手榴弹数十枚击退敌人逆袭之勇敢战士，发奖金5000元。”接着在第二天视察前线，“召见昨日攻击六号山八十七师二六一团八连最勇敢之中士班长许庆瑞(江西信乌人二十一岁)犒赏5000元，并与合拍一照片，以示鼓励。”五千块不是大洋，是纸币，但当时还很好用。奖金可以发，官不能随便升，这是当时的基本规则。

　　

回复[18]: 上尉张子文(9) 旅人 (2009-10-17 18:37:09)

　　对于一支现代军队，军官是一个需要专业资质的职业岗位，而士兵则是经过基本培训后的执行者，就如今天的大酒楼，军官是厨子，士兵则是服务生，服务生不可能因为跑得快就当上厨子，除非你能把菜炒出专业厨师的味道来。1944年左右的中国军队，正是接受了美国、包括德国和日本的军队管理理论，把封建时代屯在各路军阀手里的军队改造成现代军队的关键时期。所以士兵作战再勇敢，也基本上是奖章加奖金，不会为一挺没有丢失的重机枪而连升三级，甚至逾越兵与官的门坎，还一把好几个人。

　　叶老伯虽然也吹牛，但他打仗应该还是勇敢，他身上有一处严重的子弹创伤，用他自己的话说：腿上被打了个对穿对过。老人不太好意思地脱下裤子给我们看，那伤在腹股沟稍微下面一点，奇迹般地没有打断大腿骨，幸好也没有打断大动脉，任一个打着了，以当时的医疗水平与战场救护能力，都悬。叶老伯应是在龙陵会战时中的枪，他这一枪挨得有点冤，因为龙陵克复之后，三十六师即开回腾冲休整，以后再没有担任重要的攻击任务，团属重机枪兵几乎没有机会负伤了。

　　叶进财医好伤之后，滇西之战已经结束，部队将调防其他省份。叶老伯告诉我们：医官说我们要开洋荤，要坐飞机走。我不开洋荤，还是下来当老百姓。于是，他没和谁讲，跑了。那仗打完之后，像他这样跑的兵很多，正好仗也打完了，这时候跑也不算临阵脱逃，所以也没有宪兵认真地追过他们。叶进财从此流落于他打仗而且流了血的这片土地。那时他年轻，人又勤快，吃得苦，加上他明确告诉用工的人家，不开钱可以，饭要给吃饱，坏事不干，如果看我得行，再帮着找个老婆。在他与我们交谈中，说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吃”，这个贫瘠省份的农家子弟无论是在家还是当兵，甚至直到今天都饿怕了。包括我们问到远征军的纪律执行情况，老人还是说到吃上面：打了败仗，抓抓吃吃是有的，其他不有。打了胜仗，老百姓来慰问送了三头猪老人也记得清楚。多少人分食三头猪没讲，但显然他也吃上了。

　　当年的叶进财坚守一个原则“坏事不干”。真的也有人来找过他干坏事，那是云南刚刚解放的事。老人回忆那次擦肩而过的凶险，“有一年起土匪，天天来做我工作，一个月五十块，要我参加，年内把腾冲拿下来。我在考虑，你拿什么给我呀？你的政府是哪个呀？我说，我的政府是蒋介石，有几百万军队，都干俅不过，你拿什么腾冲城，吹牛屁股！我当过几年兵，知道呢。我就跟他们说，这家人是云龙(云南一个县名)的，到这里来租点山地种，一家六口，收我做儿子，我去了么，这家人要饿死掉的。你们先去，我收了苞谷就来赶你们。”老人几十年来庆幸自己那一刻的深思熟虑，“还没有等苞谷收上来，共产党就来了。我要是踩着他们这一脚，性命就搞掉了。”

　　他在这块土地上结了婚，生了孩子，到今天也是满口的界头土话了。他曾经在土改的时候领着老婆回了一趟陕西老家，是政府动员回去的，因为当地当过国民党兵的人太多了，又喜欢闹土匪，把外地的弄一部分回去可以减少祸害。政府出路费，让他们一家三口回老家参加分田。不巧的是，等他们赶到家，田分过了。乡上给他们二百斤粮食，让他们自谋生路。生路只有一条，就是再折回本是异乡的家，起码这里有得是可以种苞谷的山地，饿不死。我真无法想象，在交通极其落后的五十年前，身无分文的小两口用了多少时间才抱着儿子又从黄土高原走回到高黎贡山脚下。

　　

回复[19]: 上尉张子文(10) 旅人 (2009-10-17 18:37:51)

　　安贫乐道的叶进财应该有过几年悠闲而快乐的日子，那时他们都年轻，只要有力气，山上就能刨出吃食来。老人回忆当年，那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解放初我在过武工队，训练过民兵，还当过几年毛毛干部，就是生产队长。

　　天晚了，老人要打烊。他们把全部的货品都放在两个竹背篓里，一人背一个，慢慢地翻过店后的小山回家。再暗就不好走山路了，因为他们没有手电筒。孙敏和我想帮老人背，延康不准，因为他就等着拍老人撤场的照片，本想埋怨延康狠心，几个精壮汉子看着两位空身都摇晃的老人负重回家，不搭一把手，可想想终于没有开口。这本来就是他们的生活，每天都要背，背到背不动。

　　“每天这么背，能卖多少钱？”我们坐了几乎一下午，就看见卖了一个苹果，这样的买卖能行吗。叶老伯说“每天都能赚二三块，最好的一天挣过十块呢。”

　　老人家的房子很旧，很旧。翻过小山，那一侧的山边有一个一人多深的方坑，院子建在坑里，应当有了相当的年头。那坑应是年轻时的叶进财挖的，挖出的土和石头盖了房，方坑就变成了自家的院子，省得建围墙。猪和鸡就在坑里追逐、嬉戏、睡觉。

　　两位老人卸下筐，坐下来喘息，他们不烧饭，在店里的时候，老妈妈在火塘上烤了几个粑粑，一种大米粉做成的薄饼，在炭火上烤到微焦的时候拿起来，抹上一点咸辣椒酱，那是他们恒久不变的午餐和晚餐。如果不是我们来，他们回到家就不用再开灯，直接睡下了。外孙女在他们家里，她每隔二三天要过来看一看，帮他们收拾一下家。小姑娘大约还在上中学，很懂事的样子。那样的山里，上了中学的孩子也不大讲得来普通话，怯生生的，问一句讲一句，声音都有点抖。

　　不知谁问了老人：你们有几个儿子？在乡下，儿子才作数的。

　　一下午都不曾做声的老妈妈突然发出了一声叹息，从苍老的躯体里迸发，像岩石裂开的声音，接着掩面恸泣。叶老伯只是看着她，楞了好一会，回了一句：命苦哇。

　　无意间的一句家常话，触到了两位老人最深痛的悲伤。他们有四个姑娘，都嫁了。还曾经有两个儿子，呵护着养大成人，一个还当过六年兵回来。本以为老来有了依靠，相隔几年，竟无缘无故，先后都死掉了。

　　没有人想得出来安慰的话，对这两位不幸的老人，命真的是天底下最苦的东西。叶老伯哀叹着自己活得太久，每天饮啜着这样的凄苦，却总也死不掉。

　　郭小华这个人像是老人干涸生命里的一汪清泉，突然冒了出来。

　　老人说，那天都已经昏黑了，一辆吉普车停在他的店前，车上下来一位大个男人，在店前晃来晃去的，好一会，他问：你是叶进财吗？就这样，他们认识了。那天讲了很多过去的事。临走，男人拿给老人50块钱，并且说，他会想办法帮助老人。没多久，他从北京来了信，还寄了二百块钱。信上说这钱每月都寄来，果真每月都寄来，已经寄了几个月了。从来信上，老人知道了这位梦一样的好人叫郭小华。

　　叶老伯从屋里取出好几封信，从北京来的。信上每一封都是问候，而且细心地叮咛老人，隔一段时间给自己回封短信就可以了，不必到乡上去打电话，因为电话费对于叶老伯是很贵的一笔钱。这个月的钱老人已经用掉了一部分，因为老妈妈前几天觉得不舒服，去乡上看了病，用这个钱取了一些药。我在担心二位老人最后的岁月，万一这笔如期而至的汇款突然中断了，他们怎样过活呢。幸亏看到郭小华的信，信上让老人放心，这个钱每个月一定寄，一直寄到老人身故或郭小华自己身故。看到这样理性而充满感情的信，我们对这位心细如丝的大个男人愈加敬佩而好奇了。

　　

回复[20]: 上尉张子文(11) 旅人 (2009-10-17 18:38:26)

　　延康问：老伯，你从来没和他讲过电话吗？老人摇摇头，电话要到几公里外才有，而且恐怕他根本不会用那个“现代化”的东西。

　　延康又问：你有他的电话号码吗？老人点点头，很熟悉地从信中拣出一封，上面有郭小华写给他的号码。延康掏出手机，上面显示着微弱的信号，他按照信纸上的号码拨了出去。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屏息等待，就像一个历史事件将要发生。电话真的通了，而且有人接，是手机。延康对着电话大声喊：请帮我找郭小华。对方讲了两句话，延康挂掉后告诉我们，是个女孩子接的，她在地铁里，要他过一会儿再打过去。在那一刻，我们仅有的愿望就是天上细若游丝的信号别突然断掉，让叶老伯能在电话里再听见郭小华的声音，也可以让这位遥远的好心人放心。

　　电话又通了，还是那位女孩接的，显然对方出了地铁，通话环境好了许多。延康再次说：请帮我找一下郭小华。话刚讲完，延康已是一脸狐疑，他捂住电话，奇怪地宣布：她说她就是郭小华。我们片刻之间小炸了一回锅，显然货不对版嘛！

　　幸亏延康老到，他及时地询问对方：你认识叶进财老伯吗？女孩说认识。你每个月给他寄两百块钱吗？女孩说是的。天哪，难道叶老伯老眼昏花到把女孩看成大男人了。女孩问：有什么事吗？

　　延康耐心地告诉对方，我们是什么人，干什么来了，怎么知道的“她”，然后问了一句：你见过叶老伯吗？人家说：没有，我在报纸上看过叶老伯的事情，就决定这样做了。

　　延康和对方讲话的时候，我注意地看着老人，他竟然在发抖。这个曾经在死人堆中穿行的军人，这位按他的年纪早就“活穿了”的老人，何以为这个电话紧张呢。终于，延康对电话那头说：你等一下，我请叶老伯和你说话。然后把手机递到老人手上。老人把手机紧贴在耳朵上，一秒钟都没有停留，话语脱口而出：共产党万岁。你们工作顺利万岁。我现在一个月可以吃两回肉了！随即以极快的速度把电话双手捧还延康。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位老兵如临大敌般的准备腹稿，机关枪一样的打出去，讲完戛然停止。因为，在他的心里，电话费很贵。

　　到了此时，我们弄明白了，叶进财讲的那个大个男人不是郭小华，而是我们的朋友李根志。他那时是保山日报的记者，最早采访了叶进财，并且登在了报纸上。北京的郭小华恰好看到了那篇报道，发愿以自己的力量长久地帮助老人。两位善良的人，互不相识，但却接力般地使这位老人终于过上了每个月可以吃两回肉的日子，在他为之流过血的异乡。

　　几个月之后，为着拍摄《寻找少校》的纪录片做准备，我们又去探访了叶老伯，李正老师早早在我们住的村公所外买了好大一块鲜肉，一路拎给了老人，我们心里，希望他能饱饱地吃一顿红烧肉。这次又说起郭小华的时候，叶老伯试探性地说了一句：他恐怕是有大职务呢，要么怎么有那么多钱给我！

　　后来我与郭小华通过一次电话，巧的是，她所在工作机构的领导者，正是叶佩高将军的公子。

　　去年，和李正老师通电话，李老师说，叶进财给他写了信，向他求助，请李老师赞助他买一口棺材。我问李老师，一口棺材多少钱？李老师说：六百块。我没有说话。想起许多老兵的回忆，在战时，死了能躺在棺材里被埋掉是有福气的事情，六十年之后，我们的老兵还要为身后那个棺材发愁吗。

　　我回想着前年最后告别老人的情景，他站在小山包上，不住地向早已走远的我们挥手，左手攒得紧紧的，始终贴在胸前，动也不动，因为那只手里捏着我们每一个人送给他的一点钱。

　　二年了，老人还在吗？

　　

回复[22]: 谢谢。6跟7好像重了 老赵 (2009-10-17 20:54:57)

回复[23]: 谢谢。是5和6重了 龍昇 (2009-10-17 21:25:15)

　　回复[5]: 寻找少校梅姆瑞(4)

　　回复[6]: 寻找少校梅姆瑞(5)

　　具体说是“回复[6]”是“回复[5]”后半“第7节：寻找少校梅姆瑞(5)”的内容，把它剪掉就好了。

　　

　　全读了，很感动，我喜欢这类不是历史家或报道文学家写的历史。

回复[24]: 联想到唐泽寿明主演的 三国天下 (2009-10-17 21:55:13)

　　就可知鸠山首相极力追捧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两国距离越来越大了

　　

回复[25]: 旅人 (2009-10-17 23:20:57)

　　谢谢老赵和龙升的指点。也谢谢你们能感动

　　我已经做了修改。有什么问题请再告诉我。

　　在国内现在人欲横流的环境下，能有人关心这些老兵，为他们立传，本身就是一桩感人的事。这书的素材极好。如果文笔再好些，一定更感人。不过一个小学五年级文化水平的人，能写出这样的书，已经不该吹毛求疵了。

　　三国天下的感觉也许是对的。但如果由中国来牵头组织东亚共同体会不一样的。但是中国还没有这么一种经济，政治，道义上的号召力。

　　不过永远不要指望那种文学作品中的国家共同体。那是违反国际政治规律的------

回复[26]: 杨老五与蔡兰辉(1) 旅人 (2009-10-17 23:18:12)

　　香港《亚洲周刊》的主编邱立本先生与我第一次见面，就送我了这本书。他告诉我：这是他在马来西亚拜访一位华裔老人的时候，特意为我索要的。这是一本厚厚的书，里面记述着作者漫长的一生，书名自谦地冠为《雪泥鸿爪》，老人形容自己那么多年的行迹，就像一片新雪的地面上，一羽小鸟单薄的脚印。其实作者是位了不起的人，他叫姚拓，所有的马来西亚人都知道他，因为他是马来西亚最著名的报人、作家、出版家和教育家，由于他了不起的文化成就，被政府授予了很高的荣誉。这么杰出的人，我并不认识，是邱先生拐弯抹角地听说我曾在滇西做过抗日战争的调查，因此从姚老先生处索得此书，并送给我做纪念。那位写得一手花团锦簇般好文章的老人在年轻的时候曾是军人，曾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并且亲身参加过1944年的伟大反攻，穿梭于战阵，历经生死。就在这本书里，他用童话般的笔触，告诉了我们他英勇而年轻的故事。

　　拿到姚拓老先生的书，当晚就急不可待地翻开来看，鬼使神差，一个曾入我耳的名字跳出纸面，天哪，戈叔亚曾经讲过的那段死亡战场上的中国式凄美爱情，竟是发生在姚老伯亲同手足的战友身上。几年前，就在龙陵县城边的旧战场上，戈叔亚慢吞吞地讲述了这个单纯至极的短故事，让所有与闻者心弦颤抖，我真是无法想象，临战前夜少女口中轻如叹息的一声承诺，让几个月的爱情变成了六十年。

　　那是1944年，姚上尉时任远征军八十七师二六○团二营六连副连长。他有一位军校十四期毕业的学长杨兆勤，也是河南同乡，那时在同一营的机关枪连担任连长。姚老伯在书中这样介绍他的好友：他的个子不算高，但双眼炯炯有神，永远挺胸直背，衣饰整洁，精神奕奕，而且对人和蔼亲切。看着这段文字，就像看见很多张远征军人年轻时英武的脸。我访问过那么多老军人，很少有人拿得出一张穿军装的完好照片来，以至于在苍老的他们面前你会疑惑，真的就是他们，开创了中华民族百年来洗雪外侮的反攻首役，厮杀于绞肉机般的战阵，狂卷倭凶，气吞万里如虎吗？

　　那场大反攻，中国军队阵亡了三万二千余人。对于几十年后的调查者，每一位阵亡者的名字都陌生而遥不可及。唯有这位杨连长，因着一位少女的挚爱，使他在先死六十年之后，仍能让晚来的我觉到他的气息，触到他的体温。

　　中国军队为了这场反攻准备了将近两年。这场反攻的准备实际上从史迪威将军徒步撤出缅甸时就在进行了。当时绝大多数的人包括军人，都没太把他的话当真，以为这位白头发的美国将军不过是在呓语中试图保全仅有颜面的洋阿Q。结果，美国军队和政府都拿这个几乎所有中国将领都在泼脏水的疯老头当了真，一飞机一飞机地往中国运装备给养，一飞机一飞机地从中国往印度兰姆伽运兵。恰是这位备受垢病的外国人，最终实现了中国军队百年来对侵略者战略反攻的梦想。姚上尉和杨连长都是这场伟大反攻里受训于美械装备部队中的下级军官。

　　

回复[27]: 杨老五与蔡兰辉(2) 旅人 (2009-10-17 23:19:05)

　　他们部队最初得到的命令是开赴怒江东岸进行防卫，其实那时反攻的计划已经拟定了，不对下级军官传达是保密的需要。于是，姚上尉和杨连长都在全不知情的大战前夜进入了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他们觉得宁静来得有点怪异，因为日常训练并不紧张，想必也是要麻痹敌人的探子，所以这些连级干部为了稳住士兵们不外出扰民，竟然经常要各班排长们聚起弟兄们小打小闹地赌一赌。没看到这些回忆录时真难以想象，那个年代的年轻军官们为了军纪实在是下足功夫了。

　　连级军官大都是二十多一点的年轻人，虽然那时国军明文规定，连级以下军官不准恋爱，但好不容易上了正连职的坎，又偏逢战火中国少有的偏安之地，青春的欲望不由自主地会奔放起来。在大理喜洲驻扎时，姚上尉的连长就爱上了一位卖桔子的女孩子。姚上尉一干战友背地暗呼连长的女友为“桔子西施”，那个恋爱让很多人都跟着享福，因为三十五岁的老连长总有点遮遮掩掩，多是借买桔子的由头约会，桔子大包拎回来，甜蜜了众多无福恋爱的小官兵。想一想，军队中禁止下级军官恋爱残忍而合理。姚上尉回忆，连长与“桔子西施”结婚后，再打仗已全无从前生猛，姚连副曾直率地批评，问他当年在大别山抵抗敌人，独掷手榴弹坚守阵地的勇气跑到哪里去了。连长很正式地回他：假如我死了，有谁来养活我的女儿。那时怒江战役开打，连长的女儿恰好在大理降生。

　　江防期间，姚上尉所在的营驻在怒江东岸一个叫五里凹的小村庄，命运弄人，小村里一对如花似玉的杨家姐妹出现在血气方刚的青年军官眼前。村子那么小，加上那时交通不便，又没有电影电视，当兵整天出操收队，抬头不见低头见，每个人眼里看满了姐妹俩青春的芳容。姚老先生回忆，他自己正好住在杨家对面的屋子，因此可以知道姐妹俩大的叫老四，小的叫老五。想必山村里本就识字人少，加上女孩子又不被重视，父母也就随口按子女顺序叫了名字。

　　对于那样闭塞的大山，一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外面人的来访都是举村轰动的大事件。我们曾三次去到怒江西岸的一个山村寻找梅姆瑞少校的战场墓地，每次都是全村老少前呼后拥上山下坎的待遇。外来的人带来新气息，也带来新的机会，何况六十多年前一群那么气宇轩昂的英武军人呢。老四那时已经二十岁，在当地早到了该嫁的年龄。姚上尉说老四虽身居山村，但仍是柳绿桃红般的着装，摇曳着略显丰满的少女身材，每每军人们在屋前操场跑步时，她从自己闺房的窗边飘来飘去，像仙女一样。姚老伯在书中坦承自己心里喜欢她，但毕竟当时只有二十一岁，而且军纪严明，所以虽是近水楼台，却始终横下决心，没有稍稍地触碰那位美丽而大胆女孩抛出的绣球。

　　因为同村驻扎，机关枪连的杨连长总是像老大哥般关心着姚上尉。他常常叮嘱这位小弟，不要因为战争而荒了学习，要多读书，即使在战壕里也要有读书的时间，杨连长那时还在自修英文。姚上尉听从老大哥的教诲，千方百计四处搜集可读之书，竟在一户偏远的山居阁楼找到一部尘封经年的《加批王凤洲袁了凡先生纲鉴合篡》古籍石印本。我没读过姚老伯讲的这部书，姚老伯自觉在那段岁月有幸寻到此书伴枕，让自己一生的学问受益。我真是从心里敬佩烽火岁月里的这些青年军官，为了救祖国于水火，他们义无反顾地上了战场，那样的面对强敌，他们从未对国家的明天失去信心，在连中国字都不通行的山里学英文，在连汉话都讲不利落的农家读古书。什么叫国之栋梁，看看他们。

　　

回复[28]: 杨老五与蔡兰辉(3) 旅人 (2009-10-17 23:22:11)

　　在怒江战役开始的那一天，在部队出发驻地名叫长安街的小镇，杨连长约了姚上尉谈话，悄悄告诉他自己恋爱了，而且已在昨夜临战前与爱人对天盟誓，这场大仗一打完，他就回来娶亲。让姚上尉尤其震惊的是，这位不声不响的大哥暗定终生的恋人，不是所有军人心里的精神情人老四，而是凭谁都没当成大人的小妹，那位清秀可人，梳着两条浓黑长辫子，在人前永远不抬起来美丽黑眼睛的老五。姚连副着实大吃一惊，因为老五只有十五六岁，在旁人眼里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他真是无法想象，那位赤着脚放牛的女娃娃，竟然暗暗燃烧着能熔化杨大哥的炽烈爱情。

　　杨连长说，自己此前没有和别的女孩子谈过恋爱，也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女人。他已经把老五当成自己的终生伴侣。他嘱托亲弟弟一样的姚上尉：“明天我们就要上战场了，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你是我的好朋友，假如我有不测，就请你照顾老五。”姚上尉说：“我会。”同时也把自己河南老家的地址写给杨大哥，自己若有万一，也请他代为通知家里二哥。

　　仅仅一个半月之后，左脚被敌人子弹洞穿的姚上尉被担架抬下阵地送往前线医院，那时的龙陵战场经日大雨滂沱。在泥泞的山路上，他从机枪连的下撤伤员口中得到了杨连长阵亡的死讯。他不相信，反复追问。那位伤员说，连长阵亡是他亲见，是在上午十点，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在步兵营的战斗序列里，在进攻作战中，重机枪连的伤亡几率相对是最小的。因为他们主要担负着火力掩护与压制的任务，距离敌人防守阵地相对较远，没有面对面的厮杀。但是就在那一天，这次大反攻的龙陵战场，本是进攻的战斗由于敌人的顽强与突如其来的反击，使攻防角色瞬间转换。

　　杨连长阵亡当日的战斗，在黄杰将军的战场日记中有专门记载：“(六月)二十三日拂晓，敌一千余，战车三辆，由龙陵沿公路向东进，向我第八十七、八十八师新正面攻击。”黄杰总司令所说的此二师的防御正面在龙陵县城东侧，是当时滇西最为胶着的战场之一，另一处即是名满天下的松山。

　　龙陵县城四面环山，像个洗脚盆，盆底就是县城。说它四面环山，那山偏又不是圆圆的山梁，而是几十个几乎独立的山头。两年时间，日军在每一个山头都修筑了坚固的工事，一旦有中国军队进攻，攻进县城恰如进了层层居高临下的火力陷阱，第一次远征军占领龙陵的误发捷报，就是未能清除周围环山上的敌人而在入城两天后再被逐出来。姚上尉和杨连长所在部队防守的县城东部的空树坡阵地，当是中国军队反攻时先行占领的高地，断不可失。因为一旦失守，中国军队连攻击龙陵县城的出发阵地都完全丧失，并有可能动摇对松山的围攻，那样自5月起的南翼集团军作战一大半都白打了。

　　就因为这样，本来伤亡并不太高的重机枪连，眨眼间成了试图突破远征军阵地日军的最大障碍，因为对于阵地防御，只要重机枪仍在喷火，仅靠步兵几乎没有可能攻击奏捷。在重机枪刚刚参战的一战中，曾有二挺重机枪阻止一万五千步兵进攻的不朽战例。在其后的陆地战场，为了摧毁防御方的重机枪，专门发展出了轻炮兵，例如6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在所有口径的火炮中是威力最小的，很难把它也划进“战争之神”的行列，因为它的常规榴弹只有15米的杀伤半径。但是对于它的对手已经足够了，这种一个士兵就可以扛起来飞奔，而且在紧急时一手揽在怀里都能打的小炮在训练教程中就明确指出，你要歼灭的目标最主要就是重机枪。

　　

回复[29]: 杨老五与蔡兰辉(4) 旅人 (2009-10-17 23:22:56)

　　重机枪是由进攻仓促转入防御的远征军最重要的火力资源，重机枪是敌人所有火炮第一要消灭的目标，重机枪是几乎无法隐蔽的武器，所以就在那一刻，身先士卒的杨连长成了整个火线上最危险的一个人。他可以躲在战壕里用嘴喊打，他也许不会死，但他的士兵们谁还不往下躲呢？所以，在那样的时候，他只有一个选择，站在所有自己的士兵和敌人都看得见的位置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昭告弟兄们：打!打死敌人!守住阵地!实际上他只有一个选择，他毫不犹豫地做了这个选择，就是死。

　　杨连长并未因心里的儿女之情而怯战，他知道只有打完、打胜此仗，他与老五的生活才有安宁。他为更多老五的幸福死掉了，而美丽的少女老五在他生命最后时间，给了他难以言喻的感情甘泉，老五是杨连长英勇灵魂的遗孀。多少年轻的军人，在上阵前默念：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每当想到他们念诵这句激励自己以死救国的警句时，我的眼泪都不禁想要喷涌而出。一个男人，千万别轻易说爱。一旦说了，就要有为爱而死的勇气。无论爱的是你的祖国，还是女人。

　　就在怒江山村里的痴情少女老五苦苦等待战胜归来的杨连长迎娶自己时，一百公里外的腾冲城里另一位美女却在为腹中将要临产的胎儿而焦虑。她叫蔡兰辉，是腾冲县郊和顺乡里最娇嫩的一朵鲜花。多少年之后，当地还有老人在谈到她时啧啧赞叹：那个漂亮，没得比。但随即总会摇摇头，轻声叹道：可惜了。

　　腾冲和顺恐怕是当时全中国最有文化也最富裕的乡村，可能也是最美的。那里本就气候温和，风调雨顺，加上乡里祖辈就有读书与经商并重的传统，所以村里家族开的商号遍及缅甸、印度、上海、广州。村里在1923年就有正规的乡村图书馆，藏书之丰富远非国人心中乡村概念可以述及，连图书馆的牌匾都是胡适先生题写的。即便在今天走进和顺，几百户人家没有一家房屋与邻里雷同，画栋雕梁，庭院芬芳，加上户户皆有的私人藏书和伦敦巴黎泊来的生活用品，你真会怀疑自己的眼睛，这里难道不该是一座活的博物馆吗。刚解放时要土改，这个乡几百户人家居然无法划定成份，因为按照收入与田产来套，村里百分之九十七都是地主富农，最穷的也不缺衣食瓦屋。这样地方的花魁蔡兰辉，想必沉鱼落雁般的姿色，出水芙蓉般的可人疼。

　　不幸恰在美女蔡兰辉最妙丽的年龄发生，本来一直以为是抗战后方的宁静边城，一夜之间沦陷于敌手。一直到马来半岛被日军占领，再到近邻缅甸爆发全面战争，从今天我所了解到的资料看，腾冲城里所有的人都并没有为可能来临的外敌入侵做准备。内地人不了解缅甸地理也就罢了，可世代与缅甸做生意，对那块土地像自家后院一样烂熟的腾冲人也没有危机感就没来由了。那时国内《中央日报》报喜不报忧，先讲同古如何歼敌一个师团，再说仁安羌又是毙敌五千的大捷，再后说到激战于腊戍，天天打，天天是胜仗，可越打离家乡越近，腾冲官绅商民都毫无觉察吗？其实只要有地方军政长官稍为冷静，及早组织全城撤退坚壁清野无疑是最该做的事情，可直到败兵像浊水横流般溃逃时，平民再想走已是全然没机会了。

　　美女蔡兰辉的身世只隔这么几十年也有了多个版本，最早我是在一本纪实文学的书上知道此事，其后在当地的寻访中总是听得扑朔迷离，连这位美女到底是不是腾冲人都莫衷一是。但有一条是确凿无疑的，这位当地西施是占领腾冲的日军行政长官田岛寿祀的女人；或者按田岛的说法，是他的中国妻子，他是按本地习俗明媒正娶的；其实按今天的标准称呼，蔡兰辉是田岛的中国二奶，因为他是有妻室的人。拉这桩跨国皮条的淫媒也很有名，就是腾冲光复后老县长张问德力排众议坚决杀掉的伪县长钟镜秋

　　

回复[30]: 杨老五与蔡兰辉(5) 旅人 (2009-10-17 23:23:53)

　　有些今天的文章说田岛寿祀是为了与腾冲人打交道方便，所以试图装出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并为此而在做占领者期间抽大烟、纳小妾。我觉得这么说真是抬举了田岛这个外国无赖。其骨子里无非是个得志猖狂的贱坯，强纳民女不过是出于本性好色，抽大烟当年在边地腾冲也是为正派人不齿之举，这个小小的尉级军官终于找到了做土皇帝的感觉自我膨胀而己。哪有什么深邃的打成一片能力，至于鼓捣着所谓婚礼，也不过是就着坡下驴，找在日本不敢找的公然纳妾的感觉。

　　曾见过一本书讲蔡兰辉贪图富贵生活，所以卖身投靠，主动去做侵略军头目的小老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从情感上都无法接受“我们的”女人去和鬼子睡觉，而且居然还是主动的!但是让我们回过头想一想吧，在临战前，可曾有官员安排全县妇孺有序撤离事宜吗？在战争突至，可曾有一官一兵利用天险节节抵抗，掩护妇孺撤离吗？在敌人兵临城下，省主席的公子行署专员几十匹驮马逃跑，可曾让出一匹与平民吗？县长弃城而走，可曾给子民们一声预警吗？蔡兰辉坚决不嫁，真也是退无可退，躲无可躲，逃无可逃，怒江早成军事与自然双重天堑，她到了江边都渡不过去。结果不是死便是惨遭倭寇暴力凌辱，这样的对蔡兰辉女士的人间炼狱式的惨绝人寰的结局真的就能让我们心里好过一点吗？

　　蔡兰辉即便是主动嫁给田岛，也并不应激起今天的我们特别的鄙视，她无非想过上稍微可靠的无忧日子。日本太强大了，292号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拿下了城池高坚的腾冲。在她仅有的战争灾难的视野里，没看到一个勇敢的男人。倒是我们男人应该汗颜，在那样的关键之时，为什么就没有一个血性男儿拼死做了田岛那厮，给年轻貌美而恐惧于老贼垂涎的蔡兰辉小姐解围呢？在那个当口，她不从又能怎么样呢？她凭什么要给胆小如鼠的软蛋男人们守节呢!

　　我们曾在龙陵县采访过一位据说当过几个月游击队的老人，他们连一颗手榴弹都没向日本人哪怕偷着扔过就被日军的战斗力吓散伙了。为了生计，他去给日本人做杂役，因为听不懂日本话被鬼子握紧拳头横着抡他的脸，他说：嗡的一声，眼睛里金苍蝇乱飞。他生猛地说，那一下我狠了心!我们全以为他要以牙还牙了，却听到下半句：不信学不会日本话。随后他纯熟地讲了几句生活用语。他说到自己亲手做过最痛苦的事，是按照日本人的喝令为日本人压住被奸污女人的腿，那年他二十二岁。我看着那张涕泪滴零的老脸，那一刻连心脏都在抽搐。我没有任何资格责骂他的不齿。起码他还有勇气讲出这么不堪的吓破胆，起码他还明白，那日本人奸污的是女人，可耻辱永远属于他们这些也曾年轻的男人。

　　就在远征军全面光复腾冲城的前一天，蔡兰辉在日军最后的堡垒英国领事馆生下了她与田岛寿祀的儿子，就像最凶险的咒语，这个婴儿与母亲血肉相连的脐带是在密集的枪炮声中用刺刀割断的。第二天，蔡兰辉就被当作日军家属俘虏了。在押往保山途中，刚刚降生的婴儿被前途未卜的母亲托孤给了别人家抚养，从此天各一方。

　　据说不久后蔡兰辉就被开释了，显然她在日据时期没有做过对不起国人之事，她的亲属肯定也没有借机投靠了当汉奸。再其后她嫁给了远征军的一名下级军官并随夫远行。几年之后，军官丈夫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在解放战争中起义，编入人民解放军，坎坷的美女终于永获安宁生活。一个孤立无靠的女人，就像狂风中的一片树叶，除了随风飘零，她还能何为呢？先嫁故国有妻的日本行政班长为妾，在腾冲光复的炮火中产子，再嫁国民党军官为妻，军官居然起义了，她亦成了革命军人家属，命运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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