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如何看待這些讀者的誤讀和誤解引發的政治風波？鄭著認為：這些事件「雖然使群眾產生了誤解，但充分表明了人心的向背，像歷史上一些偶發事情而引發出重大的歷史事件那樣，它們激化了群眾憤怒的情緒」。（頁728）鄭著能夠看到歷史發展中偶然性的作用，是很有見地的。但是，他還是沒有更深一層透析為什麼群眾會產生這種定向的誤讀和誤解。如果我們借用西方文學和歷史研究中的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來作一觀照，或許會更清楚一些。接受理論或接受美學（Aesthetic of Reception），是由德國康茨坦斯大學文學史教授堯斯（Hans Robert Jauss）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聯邦德國提出的。[25]他認為，作品的美學實踐應包括文本的生產、文本的流通和文本的接受三個方面。文本的接受是讀者通過自身的審美經驗「再創造」作品的過程，它常常發掘出作品中的種種讀者認定的但不一定是作者本意的意蘊。當然，讀者接受活動受自身審美經驗的積累和政治歷史條件的限制，從而產生一種對某種作品的定向的「期待水準」。如果我們把上述讀者接受活動中的「自身審美經驗的積累和政治歷史條件的限制」理解成為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共宣傳部門對讀者進行的長期的「為革命研究歷史」的捕風捉影的教育，和發表在各種報刊的牽強附會的影射史學的文本，便不難理解為什麼讀者會對張春橋等人控制的《文匯報》產生「陰謀批周」的誤讀。因為他們在文革這一特殊的「政治歷史條件」中積累的「審美經驗」，便是任何談歷史的文本中都有對當代政治影射的可能性——這就是他們的「期待水準」。細究起來，張春橋還是文革中這一導致讀者誤讀的「期待水準」的創世鼻祖之一。他參與寫作的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也發表在《文匯報》）[26]，就誤讀了吳晗，把寫于1960年的這一歷史劇硬和1961年的所謂單幹風、翻案風聯繫起來。當然，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誤讀」是有意的政治陷害，而群眾對《文匯報》有關文章的誤讀則出於無意的憤懣，其接受方式不過是以其治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罷了。然而，誤讀畢竟是誤讀，不是事實真相。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時間積淀，我們沒有任何必要再讓歷史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