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流成性：胡蘭成偷渡日本後的煙花生活│骏骏│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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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流成性：胡蘭成偷渡日本後的煙花生活
骏骏 (发表日期:2017-02-05 15:17:27 阅读人次:1322 回复数:3)
偷渡　　1950年3月底，胡蘭成和鄒平凡，連同另外兩個商人一起乘火車離開上海，途中三天兩夜到達廣州，然後一行人順利從廣州進入了香港。　　自抗戰勝利，胡蘭成即改姓換名，在“民間”隱匿逃亡，到了香港才算真正逃脫了被抓捕的羅網，結束逃亡生涯。他重新開始使用胡蘭成的本名。　　一到香港，胡蘭成就與台灣聯絡，真的給陶希聖寫信請求幫忙。給陶寫信，一來可向鄒平凡交代，鄒平凡畢竟給他出了路費花銷，再則私心竊想，說不定真會走通一條門路。反正他已到此地步，要錢沒錢，要勢無勢，連兒女身家都丟在了大陸，几乎重又回到了早年失業時那種百無聊賴做光棍的情景，也沒什麼可失去的了。直等到六月，朝鮮戰爭爆發，陶希聖才來了信，卻道是無法幫忙。從大陸一起出來的四個人，只得散伙各奔前程，鄒平凡先偷渡去了日本。他們沒有護照，只能依靠香港當地的“蛇頭”偷渡，偷渡需要關係，更需要錢。鄒平凡有的是錢，可剩下的胡蘭成他們三個卻沒錢，同來的兩個商人，一個只得折返大陸，一個在香港找了個職業暫且安身。胡蘭成一時無處可去。　　胡蘭成寄寓在熊劍東一個部下的家裏，食宿暫無問題。他在香港到處去拜訪朋友，尋找門路。　　他找到了樊仲雲。樊仲雲曾任汪僞政府教育部政務次長，以後又出任僞中央大學校長，樊仲雲也如胡蘭成，為逃避漢奸罪的懲罸早早逃到了香港，在胡文虎系下的報紙做事。不知是真無辦法，還是不願向這位小老鄉伸援手，樊仲雲向他表示目前只能自顧，無法幫他的忙。　　他去看望老長官林柏生的太太。林柏生隨陳公博一起乘飛機逃到日本，後被重新押解回南京，在陳公博之先就與梅思平一起被槍斃了。林太太在香港與曾仲鳴的姐姐，即著名女漢奸曾醒住在一起，她們還牽記着胡蘭成過去反對汪僞政府的舊賬，自然不會幫他的忙。　　他在香港最大的收穫是結識了唐君毅[1]。這份友誼也是他主動找來的。其時，唐君毅跟着錢穆剛跑出大陸，在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胡蘭成在報上見了唐君毅的文章即登門求見，兩人就此結識成交。唐君毅日記中記述了此事，從胡蘭成上門拜訪直至胡蘭成偷渡日本，有關內容如下：　　民國三十九年(1950)九月　　七日晴胡蘭成來訪，其人頗有自得之言。　　九日晴胡蘭成又來訪，談後覺其人天資甚高，於人生文化　　皆有體驗。　　十一日晴閲胡蘭成所著書二時，夜赴其處談。　　十二日晴下午應胡蘭成約至半島酒店談。　　十三日晴閲胡所著書四時。　　十四日晴閲胡所著書完，夜約其來談並晚飯。　　十七日晴下午胡蘭成來談，彼見解甚高似宗三，而一剛一平易。　　十九日晴上午送胡蘭成行。[2] 　　由此，可大略知道胡唐兩人相識相交的經過。　　兩人初見，胡蘭成自是一副誇誇其談架勢，唐君毅覺其“頗有自得之言”且“天資甚高”，十天后竟認為胡蘭成見解“甚高”似牟宗三了。這裏要注意的是，唐君毅並未說胡蘭成的學問好，只認為其“見解”、“天資”高，這與以後唐君毅對胡蘭成的看法和評價有關。胡蘭成給唐君毅看的“著書”，應該就是他那本《山河歲月》的初寫本《中國文明之前身與現身》。對此書，唐君毅卻無只字片語評價。　　有點奇怪的是，唐君毅是個深明大義的正人君子，似乎一點沒計較胡蘭成的漢奸身份，胡蘭成到香港後恢復了原名，唐君毅再埋頭書齋，不會不知道他是何等人，按胡蘭成個性也不會不說。是漢奸，仍來往，唐君毅或許認為事過境遷，一切都不值得再計較、再較真了？　　從相識到離去，總共不足半個月，兩個人的友誼卻持續了幾十年。這於胡蘭成是幸運，自他偷渡去日本直到晚年，唐君毅几乎是他唯一始終交往的中國朋友，從1950年始，至1974年底，兩人之間的通信，留下公開發表的就達一百多封。　　兩人相識沒幾日，胡蘭成偷渡，唐君毅幫了人力，沒有幫財力，他們夫婦陪胡蘭成去街上買了個金戒指，而買戒指的錢以及偷渡所需，胡蘭成還是靠的老關係，主要是兩位太太——老相識佘愛珍和熊劍東太太資助的。　　佘愛珍抗戰勝利後很吃了點苦頭，先是因吳世寶和汪僞特工“七十六號”的關係被抓捕下獄，繼而抄沒家産。佘愛珍被國民黨法院判刑七年，國民黨政府垮台前被釋放，前後坐了三年半牢。佘愛珍回家不久，女兒又因尷尬事自殺，上海解放前夕，她帶著兒子一同來到香港，依傍吳世寶徒弟李小寶生活。　　胡蘭成原與佘愛珍有舊情，胡蘭成出逃香港後，兩人重又碰上：　　卻說吳太太到香港的翌年春天，我也到香港。我一聽說吳太太就在廣東街，當晚去訪她，好像不知有多少話要說，見李小寶那裏人多，我要她去到我住的旅館裡看看。而她竟肯去我處，我實在感激歡喜。在旅館房裏，先是兩人坐着說話，真真是久違了，我不禁執她的手，蹲下身去，臉貼在她膝上。隨後我就送她回去。我滯在香港凡五個月，但是去見吳太太也只有三、四回，我因方在窮途，不肯向她表示知己。

回复[1]: 续骏骏 (2017-02-05 15:17:57)

　　及我要密航來日本，熊太太拿給我一件她的皮大衣，教我托吳太太以二百美金賣掉，就做我的路費。大衣在吳太太處擱了幾天，說沒有人要買，仍拿回去。我只得向吳太太開口，請她幫忙錢，她叫我翌日去。翌日我去了，吳太太在梳頭，我坐在旁邊聽她分說她的環境不比從前，她給了我港幣二百元。我好像弟弟對姊姊的聽話。人家說李小寶如何吃得開，你請吳太太幫忙，她一定有辦法的，但我相信吳太太。後來那路費仍是熊太太給了六百元，另外一個人幫了四百元，合起一千二百元港幣，才得成行。[3]

　　九月十九日，胡蘭成在“蛇頭”安排下上了“漢陽”輪，他與其他偷渡者一起先擠在船員房艙內，直到船啟航，駛到公海上，他們才從小室中走出。

　　船經由台灣海峽，駛過東海、黃海，他從廣播中依次收聽到台灣的、上海的，然後是日本的電台廣播。

　　“漢陽”輪到橫濱，胡蘭成將隨身所帶的僅有一點東西丟進大海，裝扮成船上水手扶搖上了岸。

　　胡蘭成來到日本。

　　“世上有個池田”

　　胡蘭成從橫濱上岸，再往東京。他去投奔的是他的老相識，日本前駐華大使館的清水董三和池田篤紀。

　　清水居東京，仍在外務省做外交，胡蘭成先在東京清水家裏落腳。他几乎是赤裸裸光身上的岸，於是先將戴在手上的金戒指去賣了五千四百日元，然後“去買了一套汗衫褲、一套衛生衫褲、一件襯衫、二雙襪子以及面巾牙刷牙粉，用去二千二百元”(胡蘭成1950年9月28日給唐君毅信)。清水是職業外交官，在大使館地位要比池田高，胡蘭成與其關係並不深，再者，清水也並不如池田那麼欣賞胡蘭成，胡蘭成知道，自己在清水家是不能久住的，他真正能依靠的只有池田。

　　在清水家住了約半個月，胡蘭成被聞訊趕來的池田從東京接回自己家中。

　　池田早已離開外交部。戰後日本社會一片破敗，物資缺乏，失業嚴重，池田剛從中國回國時，一下子淪入小販群中，靠賣蔬菜瓜果為生，經過五六年的艱苦打拼，此時才稍稍有了點發展，現在擔任一個清水市工商會理事的閑職。

　　抗戰勝利已過了五年，胡蘭成本以為找不到池田了，以他這樣一個偷渡黑身份本也不該再去攪擾清水和池田，可他這樣的狼狽相，不去找他們，又怎麼能在日本待下去呢？他只能纏上池田了，池田也真是他應該奉香拜禱的朋友，他說：“這世上有個池田，我叫他一聲必定天地皆應。”池田呢，待他確是高情厚誼，他將胡蘭成從東京清水家帶回了清水市，帶到了自己家中，胡蘭成就此住定了下來。

　　池田帶胡蘭成游逛附近的山水，安撫他那驚魂未定的心靈。稍稍安定下來以後，池田就幫助他向外發展，帶他去參加會議，給他介紹社會名流，擴大他在日本社會的交際面，還請人教他日語。胡蘭成還有個緊迫的謀生問題。他在池田家裏可以白吃白喝，但這不可能持久，他自己要考慮，池田也在為他打算，池田給他聯絡去各處講演，為他聯繫可以寫稿的報紙雜誌，一來有點收入，再則也為今後打下點基礎。胡蘭成去講演的地方並不高明，只是日本小地方的炭礦和造紙廠，可他9月29日從東京寫給夏承燾[4]的信上卻說：“中秋到日本，過文字生活，每月寫六千字，可維持一家三四口，有時亦去大學作學術演講。”夏承燾已與他有過多次交往接談，也看過他的《中國文明之前身與現身》，對胡蘭成的學問文章已經了解，對其說去大學作學術演講，不由得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的懷疑：“不知所寫是何種學術也？”

　　去大學做學術演講是吹牛，每月僅寫六千字就可維持一家四口生活，那更是胡話，不要說在戰後日本，就是日本經濟起飛後的七八十年代，這也是絶不可能的事。偶爾一次高稿酬是可能的，常時或平均是不可能的，再說他胡蘭成又是誰呢？所以，他這些話或許能夠蒙一下大陸的夏承燾，要騙唐君毅就不行。當然，若從好處想，胡蘭成也許是為寬夏承燾對他的懸念之心，只揀好的說了，可夏承燾像是和他並沒有這樣的情誼在。

　　但不管怎樣，經過池田為他的東奔西走，他自己的全武行的拳打腳踢，既寫文章，又是講演，還到處聯繫與名流交談，胡蘭成的個人生計差不多能夠對付了，不比一般日本人好，也不比一般日本人差到哪裏，畢竟他住在池田家，而且是光棍一條。胡蘭成最初往上海家中寄過錢，可很快就不寄了，無錢寄也無心寄，再後也就音訊不通了。他亡命海外，以青蕓對他這叔叔的了解，也不會怎麼指望他的。

　　胡蘭成與大陸的聯繫，此時就依靠他那在香港的新知唐君毅，胡蘭成與唐君毅之間留下的一百多封通信，將及三分之一是在1950年和1951年一年多時間中寫成的，且全是唐收胡寫的。於此，也可見他在這兩年間的“閑暇”。為此，曾有日本人在交談時告他：像他這樣有飯吃有衣穿，可悠閑地寫寫文章度日，那真是令人羡慕的。當然，胡蘭成這一切都拜池田所賜。

　　與唐君毅通信如此頻繁，是因為胡蘭成往國內、香港和台灣的通信主要由唐給他轉，一則是怕檢查，再則是為省錢，一封信中再夾帶幾封，信到香港，再由唐君毅一封封替他往大陸、台灣和香港本地寄，其時的郵資對他要算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可見他衣食不愁也並不寬裕。他寫信給劉老先生和徐步奎，想對他們說出自己的真實身份，根據他的說法，他人還在溫州時就想對兩人明說的，猶豫着沒敢說，現在人已在海外，人身安全有了保證，可最終他還是沒有說。在他可能是善始善終，體念劉老先生的年老體弱怕其承受不起，既蒙蔽一時，乾脆就蒙混一世吧。他寫信給梁漱溟，為自己未能“應邀去北京”說明，梁回了信卻只是寒暄，自此也就再無音信來往。

　　胡蘭成寫信給梁漱溟，由唐君毅給他轉寄大陸。不知他是否向唐君毅吹噓過和梁的關係，其實唐君毅與梁的關係要比他深切得多，唐君毅去世時，梁漱溟曾撰一短文悼念：

　　唐君毅先生最近一代賢哲之士也，吾往昔有幸於歐陽竟無大師講學的支那內學院得會晤君毅尊翁迪風公，其時君毅適在北京求學，而我則忝任講席於北京大學，迪風公因以照顧君毅相囑托，此即我與君毅結識之由來，後此，君毅既長期在海外治學講學，而我始則為國事而奔走南北，繼則安居着書於北京，彼此不得把晤者三十余年，猶幸君毅前後着作多種卻都遞給我，我雖未循序釋讀，然其識解正確，時有警語，精闢驚人，則我衷心嘆服之矣(附注)顧我亦有足於君毅者：內學院所講法相唯識之學，於內證離言是佛法卻善為剖析，君毅胡乃輕視而不之求耶？君毅先我而去世，未得暢懷互致切磋，是可憾也！

　　附注：“人死只是其身體之銷毀，然而身體這東西它自始即一銷毀中之存在，而於此銷毀中表現心理活動，所以人之身體自生至死，只是心之本體的活動之一段過程表現。所以，人之有死後的生活或第二代的身體來繼續其心理活動之表現是不成問題的。”——以上為我鈔存君毅的一段文章，惜其見於何處則失記之矣。禪宗有雲：“有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身在心中”，蓋身有盡而心無盡，君毅其知之矣。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日識於北京[5]

　　唐君毅早年在北京求學時，即與梁漱溟“結識”，而且梁是受其父之請托代為照顧。解放後三十多年兩人雖未曾見面，但唐君毅每有著書都寄北京請教指正，唐於梁的關係自然決非從未得見梁一面的胡蘭成可比。

回复[2]: 续骏骏 (2017-02-05 15:18:25)

　　這裏有一個問題，也是胡蘭成的不負責任。

　　胡蘭成寫信到大陸，既通過香港唐君毅轉，再加通信為私人間事，至少從道理上說，不管怎麼寫都無問題。但胡蘭成公開寫文章著書就不同了，可他對此卻像是從未認真考慮過，從未想到，他這樣直露地寫來是否會對仍在大陸上的當事人有什麼影響，可能會産生什麼樣的後果。他詳細記述了自己逃亡過程中，得到了哪些人的幫助，哪些人在危急時分掩護了他。可這些人還在大陸，連那位他以為已故世的劉老先生尚在人世，他只顧自己寫得順手，就不曾想想，這樣寫會對當事人造成怎樣的傷害，在大陸當時政治氣氛下，這几乎是確定無疑的事，包括“他自己”的小周和秀美，還有兩度收留了他的杭州斯太太。幸好他的《今生今世》當年是在日本出版，香港賣得不多，沒多少人知道，但可以推斷，肯定有人為此而要受罪“說清楚”的。

　　上躥下跳終徒勞

　　經過池田家半年的調整，胡蘭成逐漸恢復過來，來年三月，胡蘭成移居到了東京。

　　正在進行的朝鮮戰爭，對胡蘭成來說又是一個機會，通過幾個月的報紙寫稿，他重新擔當起以往曾見重於日本人的謀士身份，上躥下跳謀劃獻策。

　　朝鮮戰爭涉及中國、蘇聯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對立，“聯合國軍”組成已進入朝鮮，中國人民志願軍也從北面開進了朝鮮，蘇聯的武器裝備空降到了平壤機場，戰爭雖然在朝鮮土地上進行，事實上卻已成了局部的世界戰爭。東北亞這種緊張局勢是否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爭結局將會怎樣？亞洲國家在關注，世界各種政治力量也在關注，與朝鮮隔海相望且剛剛從戰爭中恢復了點元氣的日本更在關注。在美國駐軍的控制管理下，日本朝野各黨派對於日本的處境、應對的策略舉棋不定，上層人士在活動，下面的老百姓也在議論，是否又有重蹈戰爭苦難的危險。

　　但這恰是胡蘭成表演的大好機會。經由池田、清水和谷正之等老關係，他得以參加了日本各政黨和團體的多次聚會。日本戰後，二次大戰中的戰犯已受到國際法庭的懲罸，有美國人在，許多日本右翼政治人物韜光養晦，不輕易也不敢隨便在公開場合發表言論，有胡蘭成這樣一個無家無業漂流無定的光棍，恰好可以利用來被他們當槍使。胡蘭成本無任何可擔憂，於是投其所好，一有機會即放言高論，大講其東亞局勢、世界發展的分析預測。他如此賣力的表演，在他一則可對得起池田、清水及谷正之等人對他的器重和關顧，以此證明他不是個一無所用的偷渡客，再則也可為他進入日本社會掙得吃飯的地位和身份。他之所以能夠與日本右翼政黨團體接近還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反共和反華。

　　其時，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正甚囂塵上，反共主導了美國的基本對外政策，朝鮮戰爭發生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實上與美國處於對立的戰爭狀態，在東亞，反共必然也就導致在外交上的反華。在美國的影響下，日本右翼勢力也開始大肆反共反華，結果又引發了新的結盟，與台灣蔣介石國民黨所謂的“反共救國”、“反共復興”運動合流。

　　這一新現象，對胡蘭成又是利好消息。胡蘭成本是日本人卵翼下的漢奸，是國民黨政府通緝的對象，是故胡蘭成剛在日本出現，在報刊發表文章且到處講演時，台灣駐日本外交使團曾提出抗議，警告報社不許刊登胡蘭成文章，斥責有外交官身份的清水董三不應介紹胡蘭成去改進黨會議上發表演講，台灣使團還為此到麥克阿瑟司令部去告狀，要求日本地方警察調查他的身份。

　　可由於反共反華的共同需要，台灣也漸漸顧不得胡蘭成的漢奸身份了。據胡蘭成自己說，台灣“國防部”次長鄭介民到日本，鄭曾與他秘密見面，以後何應欽到日本也秘密召見過他，何應欽並要胡蘭成將他對美國有關朝鮮戰爭政策的看法寫成書面意見，回台灣後何應欽將他的意見轉給了蔣介石，以後總統府秘書長王世傑給胡蘭成回信說，蔣對他的看法頗為贊許云云。

　　胡蘭成在大陸時，毛澤東看過他的意見，現在他流亡日本，蔣介石又看過他的意見，雖則一“不以為然”一“頗為贊許”，但他胡蘭成與海峽兩岸的共産黨和國民黨的領袖人物聯在了一起，言下之意，他該是中國現代史上如何重要的一個人物。只不過，所有這些只是胡蘭成自己在說，別無任何旁證。不過，不管怎樣，以後台灣使團不再找他的麻煩，卻是真的。

　　胡蘭成得意洋洋地向唐君毅自誇：“我在此發表的文字影響很大，日本有權威的評論家紛紛介紹讚揚，而日共也很注意起我來了。我研究日共在被宣佈為非法之前，大約不敢對我有暴行，再以後也得防範的。我的生活問題是到現在才完全安心，可以商量接家眷出來了。”[6]他還誇耀自己與多少多少日本政要黨魁有交往，他們對他的意見又是怎樣怎樣看重，儼然一副日本著名政論家的姿態。他甚至妄想着成立一個研究機構，專事研究反共和日本的外交政治策略，以備日本右翼政黨團體諮詢，為了向麥克阿瑟美軍司令部請準，他還准備為其所用地研究美國東亞政治軍事戰略。可他所有的文章言論，不要說對中國人，即使對台灣、香港的中國人都難有一個交代，那就是他所有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首先為日本做打算。日本已戰敗五年多，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可他仍是五年前的漢奸樣，而且更為瘋狂和更無顧忌。他自己未嘗不明白這一點，卻巧為說詞道，他這樣做是首先幫助日本取得獨立自主，而後再回頭來幫助中國，唯有獨立自主的日本，才能幫助中國。說來說去，還是往年曲線救國的那一套。

　　不過，不管胡蘭成如何上躥下跳，到處獻演，他無論如何是高估自己了，聽他說說可以，是否接受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以他這樣一個漏網漢奸，一個非法偷渡入境者，托庇於日本可以，但任何嚴肅的日本政治人物、哪怕是右翼政黨團體，怎會把他的意見真當回事呢？所以，盡管他在日本全國到處跑，各種地方去遊說，可最終他熱心的那個研究機構沒有成立，他這個“業餘政論家”，事實上也就是高級無業游民的地位也沒有得到任何改善，既沒有政黨也沒有任何大學或研究機構雇他。他忙乎了幾年，結果仍是一場空，令他傷心得想哭。他還唱高調：“光是車馬宴會，我豈為此而來？”其實在他人眼裏，他本就是一個亡命而來的流亡者。

　　隨着朝鮮戰爭的結束，東亞局勢平靜，在東西方冷戰的大背景下，東亞各國的現實政治格局趨於穩定，胡蘭成作為一個“業餘政論家”基本上已無其活動的余地，日本的現實政治沒有他插嘴的份，他的“強項”——日本對華政策的研究和預測，日本人也不再需要他甚至是不允許他再胡說亂道。清水董三在一次宴會上說：目前日本對於中共的研究，及不上美國和香港的研究，因為研究的熱誠是從志氣生出來的，日本人現在對中國的事沒有志氣。這既是清水的怨艾，也是對胡蘭成再明白不過的暗示，就是要他收心收筆，不要再放肆胡亂議論。池田是胡蘭成的朋友，清水卻不僅是朋友，還是日本政府的正式官員，也是胡蘭成在日本最大的依靠，他既如此明說，胡蘭成懂得這些話的分量。胡蘭成只能自嘲自解：“我為什麼要這樣的念念於政治呢？因為我是天涯蕩子，不事家人生産作業。”[7]此後，胡蘭成再不去多想“國事”，只規規矩矩地身縮於家中，開始轉軌，談中國文化，寫自己的“散文紀實”體，閑時則游山水，看花石，聽昆曲，偶爾去坐坐酒吧，欣賞酒吧女養眼養心。

　　最後的姻緣

　　胡蘭成在生活初初安定之後，曾經想讓留在大陸的“內人”“家眷”范秀美來日本。當然，这只是他自己做的美夢，在當時中美對立的狀況下，中日之間斷絶往來，以他這樣一個偷渡客身份，自身本已難保，有什麼力量讓秀美來日本團聚？再加還有中國大陸的問題，此事自然全無可能。不過，秀美即便不來，對他也沒有任何妨礙，他在男女情欲上又有了新的斬獲。

回复[3]: 续骏骏 (2017-02-05 15:18:49)

　　胡蘭成又成功勾引了一個日本的有夫之婦，一枝。這几乎是他離開池田家後一到東京就開始的。他也是非離開池田家不可了，整整苦熬了半年不近女色，在他已是極不容易。

　　一枝是胡蘭成東京租屋的房東主婦，憑他尖利的色眼，“第一天我就留心看她在人前應對笑語清和”，馬上就判斷出“日本的少婦是比少女美”。第三天晚上，一枝母親和一枝請胡蘭成看電影，一枝坐他身旁，他就“吃豆腐”。天熱，一枝穿短袖，露出臂膊，看電影時乘着黑色，他伸出黑手去搭到了一枝的臂膀上。他是漁獵成性，也是他判斷準確後的出手，果然也就得手了。

　　一枝家是士族，她的丈夫卻是入贅的，且有了孩子。日本人家的贅婿大概不自然，尤其上頭有阿婆，她不是一枝的生母。男人的塌茸，阿婆的獨愎，連一枝的小孩亦有阿婆幫在頭裡，敢與一枝平等。因此一枝沒有為妻的成熟，其至也沒有母性的成熟。又因她皮膚生得白，而且她走路的姿勢像小女孩的可憐相，路上生人還當她是未嫁的姑娘。一枝的父親是當她還在女塾讀書時就去世了，生前因只有她一個女兒，當她如珍寶，父親若在，亦不會給她找這樣一個男人的。[8]

　　這樣的“不幸”少婦，以胡蘭成勾引女人精熟的功夫手段，再加以一日三餐的“舉案齊眉”和掃除鋪被的近水樓台的便利，一切自是馬到成功的事了。

　　一枝和他說起戰爭期間的苦難，背了小孩沿街賣柿子，掙錢貼補家用，他心疼可惜；一枝說自己以前有過的戀人，而男人對她很冷漠，他是敬重更同情。白天男人上工孩子上學，一枝做飯，他跟到廚房裏；早飯後一枝梳妝，他在旁邊看。如此情意默默，在大丈夫風習下長成的日本女人還不中他的套？胡蘭成又來了，他說要與一枝結婚，一枝道不可以，她已為人妻。他再問是否自己不夠誠意，一枝答是的，怎麼可以這樣不作打算！一枝又笑：“你說我生得好看，從此對鏡自己端詳，果然還好看似的。”

　　須知，所有這一切調情調戲時，胡蘭成還不會怎樣說日語，無以表達，常常要用筆談。筆談再不達呢，那自然是用肢体語言了。胡蘭成的功夫真是精湛。

　　胡蘭成不敢將此事告知池田，他知道池田對他這樣破壞他人家庭的事不會贊成，其時日本社會風氣尚保守，一般人在男女之事上出軌，往往就會身敗名裂。胡蘭成知道，他身在異國，是無正式身份的偷渡客，且勾引成奸的是日本人的有夫之婦，弄得不好惹上殺身之禍都是可能的。可他仍是管不住自己的情欲，他與一枝的奸情整整持續了三年。三年一過，立刻斬斷，再也不通音問，他自己也承認“我就是這樣一個無情的人”。“大約也是因為時勢的緣故，前此我與之有夫妻之好的女子，皆不過三年五年，要算與玉鳳最長。”

　　1954年3月，胡蘭成與佘愛珍結合。

　　胡蘭成生活中離不開女人，他的回憶錄中多以女人為題記事，他與佘愛珍結合，是他一生中所有夫妻或準夫妻型與女人結合中的最後一次。是年佘愛珍剛過五十，胡蘭成四十九歲。

　　佘愛珍依靠李小寶，在香港三年，整天仍是如當年上海那般打打牌，過上海白相人太太的日子，優裕自在，風光如舊。以後李小寶想到日本發展，佘愛珍跟着到東京，這才與胡蘭成重新遇上，故時情人加現實需要，這才有了這段最後的情緣，無分男女對兩人都是如此。

　　結婚頭兩年，兩人仍是分居，佘愛珍與李小寶住新宿，胡蘭成一人租住日本人家，不居一處，兩人之間卻經常吵個不休。最令胡蘭成傷心、傷他自尊的是，當他得知佘愛珍在香港的風光，當年李小寶租住的房子每月租金即達一千多港幣，聯想起當年偷渡時佘只給了他二百港幣，這才明白，他把佘愛珍當體己知己，佘愛珍卻不了解他，更是從來沒有看重過他，可兩人卻成了最後的夫妻，這真正是他人生最後的諷刺。

　　兩人爭吵的另一個原因是為犯罪，為此佘愛珍在日本先後吃過三次官司，連及損傷了他胡蘭成在日本的“公衆形象”。

　　佘愛珍的一次犯罪，與胡蘭成相同為偷渡入境，違反了日本出入境管理法，還有兩次是因為李小寶販毒，據胡蘭成說，這兩次佘愛珍完全是受牽連。

　　　李小寶來日本後，又想重操舊業販賣大麻。想不到日本不比舊時的上海，李小寶被日本警察查獲拘捕，佘愛珍與李小寶同住一處，也被一同捕去。胡蘭成聞知，簡直像五雷轟頂，又哀痛，又發怒，只得強打起精神四處奔走，到拘留所送飯，又到警察局、出入境管理局一次次為佘愛珍說明辯護。事情一張揚開，胡蘭成也被日本《全貌》雜誌點了名。他急得跳腳，幾年辛苦建立起的一點名聲至此墜地。而且，他素性最反對販大麻吸鴉片，將其視為不可饒恕的罪惡，可他卻陷入了如此尷尬的困境，他擺脫不開，佘愛珍是他的妻子。雖然佘愛珍最後都被無罪開釋，但夫妻兩人之間為此還是吵得不可開交，弄得他心力交瘁，“比經過政治亡命更為看破了浮世”。

　　直到李小寶被遣送回香港，佘愛珍才算收心。胡蘭成生了場病，割了盲腸，精力大不如前，且已年過半百，要花心亦不能，也開始收心。佘愛珍服侍他割了盲腸，還給他抄寫謄清了《山河歲月》原稿，然後與女兒咪咪一起去開了個酒吧度日。說起來，也是為兩人的生活，佘愛珍對他說，希望開酒吧能賺錢，然後造宅大房子做人家，留出一間給他做書房。胡蘭成並不喜歡佘愛珍開酒吧，可他能怎麼樣呢？他無固定職業，也無穩定收入，他也知道男子漢應當養妻子，可家計已到了“要緊關頭”，他只能聽憑佘愛珍去做了。

　　有人指斥胡蘭成下流下賤，說起來是君子讀書人，卻與佘愛珍一起開妓院，做拉皮條的營生。這說得太過了。兩人要生活，胡蘭成既不能養家，佘愛珍是白相人太太，又無其他更好的謀生辦法，再說開的是酒吧，不是妓院。胡蘭成自己撇清，開酒吧是佘愛珍和女兒在開，自己與其是分開住的，這大約是事實，但撇清是撇不清的，他自己可能不至於親自去拉皮條，但酒吧里拉皮條是免不了的，佘愛珍開的酒吧就是個色情場所，即便從胡蘭成自己眼裏也是如此：

　　愛珍真是貴人。因為她的眼睛裡無賤役。我聽她講說，只覺來飲酒的美國空軍與陪坐陪舞，出去旅館陪歡的日本姑娘，我亦可以與他們如與普通人的沒有阻隔。老子說：“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從來打天下就是亦要與小人為伍的。是故世界若尚有繁華，愛珍總是繁華之人。她開這間吧，收拾得無一處不清潔響亮。雖然外國語是難事，也會給她搞得通，而且姑娘們與配酒的都與她相親。那些人雖是娼妓一流，原來亦要人拿正大待她們，何況還肯知疼着熱。愛珍說待人是以心換心。而她還有說是人騙人，雖親生兒女亦不過騙騙爺娘歡喜，就已經是好的了。這兩句話就有一個禮樂之世，也真心真意，也假仁假義。[9]

　　胡蘭成特地說明，這一切都是他“聽說”的，他自己像是從不涉足。不過，如他這樣個花色人，不去可能麼？常去也不見得，去了無事可干。酒吧裡做服務，他不成了“大茶壺”了？畢竟也太老了，去喝酒，那更是浪費，酒吧原本開得就不成功。

　　佘愛珍開酒吧最終結算，並沒有賺到什麼錢，衣食冷暖可以保證，造大房子卻沒可能，胡蘭成仍是在租住的人家寫文章。他的著述卻有收穫，他的最好的著述都是在這幾年時間內完成的。

　　讀書和著述

　　政治上無出路，生計經營上無着落，男女情緣上也已經力不從心，胡蘭成開始著述，開始談中國文化，逐漸從“政治胡蘭成”轉向“文化胡蘭成”。這是他的聰明，是他的見機行事，是他以後安身立命的依靠，也是他真正留下一點文化價值的所在。不然，即使有張愛玲，他胡蘭成也只是個“張愛玲的胡蘭成”，絶不會再有其他。

　　自與佘愛珍結合後的三四年間，胡蘭成寫下了他自己所有著述中最為看重的兩部書：《山河歲月》和《今生今世》。

　　如前所言，《山河歲月》是胡蘭成在溫州匿居時開始動筆的，幾易其稿，改寫多次，在大陸解放前夕，曾印過一個本子，題名為《中國文明之前身與現身》，但他自己並不滿意。他逃出大陸時，初稿帶在身邊，偷渡日本時，將稿本留在了香港唐君毅處，由唐替他代抄了一個副本陸續寄出，最後他集中修改，直到1954年才最終定稿，由日本清水市西貝印刷所用中文出版。清水市是池田住家所在，池田是清水市商會理事，顯然這又是出於池田的幫忙。

　　《今生今世》，是在《山河歲月》完稿後，胡蘭成從1954年3月開始寫起，在他所謂“依照愛玲說的”用的“散文記實”體，此書整整寫了四年，直到1958年才完成，胡蘭成這部七八十萬字的長篇自傳，分上下卷先後出版，以後才集為一本。

　　這兩部書的出版，胡蘭成並未在經濟上得到多少好處。1954年在日本用中文出版的《山河歲月》，日本自然無大銷路，胡蘭成只能通過唐君毅以及樊仲雲幫助銷售。他曾想疏通台灣關係，可台灣仍然不忘舊賬，不准他的任何書入境，連他准備送給在台灣的徐復觀、牟宗三的書也不敢貿然寄去，寄出的也不知下落，仍只能通過唐君毅給他轉寄。四年後，當他《今生今世》出版時，情況仍復如此。兩本書在香港只能一百冊兩百冊的零銷散賣。港台是除大陸之外的最主要華人區，銷書既如此艱窘，自然得不到什麼經濟上的好處。而且，這兩部他自己極為看重的書，當年出版後几乎沒引起任何影響，好的壞的都沒有。

　　五十歲以後，胡蘭成的身體狀況已大不如前，割了盲腸，戒了香煙，雖然“不敢言老，不便言隱，然而容顔日趨衰朽”。年齡已不容他太過活躍。有一次他去電台講話，因貧血而在電車上暈倒。他自感精力不濟，遇上天氣轉變就腰骨酸痛。在寫完《今生今世》後，他開始調養自己，他本是個閑人，登山玩水，看花賞鳥，聽聽昆曲，這是他新近發現的愛好，於是東托西托地到處尋覓昆曲名家的唱片。此外，最多時間的，當然還是讀書，以後十多年，是他這輩子集中讀書最多的第三個時期，讀的最多的是中國文史古籍，他告知唐君毅，在一年間他就讀了《昭明文選》，杜甫、白居易、韋莊等人的詩，讀韓愈、汪容甫[10]文，讀《淮南子》《韓非子》，讀《論語》《史記》等等。他本不愛禪宗，也是此時開讀的，一讀之下大感興趣，自認與自己的處世為人有許多相合處。1967年，他在日本用中文出版了一本《心經隨喜》，就是這幾年讀書的成果。七十年代末台灣“三三書坊”為他出版的《禪是一枝花》，也可追溯到他此時的讀禪宗。

　　日本人早已不需要他的“策論”，胡蘭成仍不死心，他不能寫“策論”，就寫大文化政治論，1962年，他寫了本大話連篇的《世界之轉機在中國》，還雄心勃勃地想用英、日、中三種文字同時出版。可事情在日本就沒成，只能到香港找出路。香港也難，無出版人願買版權，胡蘭成的人和書都不見容或不見好於進步文化界，唐君毅出面為他奔忙，給香港《新聞天地》卜少夫“打電話去不下十次，亦曾附一函，未見覆”，弄得唐很為難，回過頭來讓他能出英、日文本，還是先出英、日文本算了。可這是胡蘭成的大話炎炎，日文本一時都不得出，還會有誰給他出英文本？台灣自然更無辦法，可他居然自解自嘲說什麼：“弟此書亦並不擬與蔣總統看。”幸好，《新聞天地》最後還是給他連載了。對此書，唐君毅的評價是：“蓋大著行文所抒之見，如天外游龍，雖論世間萬法，而又若不與萬法為侶，亦明出自一居異國而回念故國之情。”這是委婉客氣的說法，直白地說，就是野路子，是一個無根游子的狂想。這是胡蘭成的最後一本策論性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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