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郭广昌、冯仑患了同一种病│科长│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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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郭广昌、冯仑患了同一种病
科长 (发表日期:2015-12-11 08:56:09 阅读人次:1501 回复数:1)
作者辣笔萧三匝　　徐明以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方式死在牢里了，举世惊叹。物伤其类，冯仑很快就写了一篇《徐明的羞处》。郭广昌非常不配合，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露出了自己的羞处，失联了（据财新网报道），再次举世惊叹。这三个大佬，一个张扬，一个嬉笑，一个低调，在我看来，他们患的都是同一种病啊。　　出于逻辑的需要，让我以徐明、郭广昌、冯仑为序说明问题。　　徐明，典型的依附人格。为了腾达显豁，徐明攀上了薄熙来的高枝，或也以兄弟相称。这大概就是李嘉诚所谓“择高处立”吧。徐明自以为是薄的干将，以为麻雀飞上高枝也能变身凤凰，如果他知道吕不韦，说不定还以不韦自期呢。哪知道，法庭上，薄熙来依然对徐明表示了毫不掩饰的蔑视：“他是什么身份？跟我不是一个层次，比他牛、档次高的人我认识的多了，轮不到他”。所谓士农工商，在老爷眼里，商人，依然是末流。几千年已经过去了啊。　　徐明死讯传出后，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句话：徐明，利维坦的排泄物。说好听点，最多不过是利维坦嘴里的口香糖，嚼得没味道了，当然要吐掉。　　郭广昌是个典型的浙商，信奉的是闷声发财的哲学，很少谈及政商关系。与徐明当年的挥斥方遒比起来，算是聪明得多了。他近年来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要买下世界。具体点说，要整合全球资源，为我所用，要把国外次一流品牌都引进中国，人们也称他为“中国的巴菲特”。　　特别有意思的是，去年7月，郭广昌在《中国企业家》杂志刊发了一篇署名文章《人民是需要相信一点什么的》。文中，他写道：“我们相信什么？一路走过来，就外部来说，这个好像说起来很‘政治’。我们相信30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会是稳定和长期的。你要相信你这个企业只要自己没有犯错误，没有乱来，政府不会整你。很多人不信这一点，我们是信的。很多人跟我说，企业做得再好，政府要整你，要你死是很容易。我当时就问他一句话，我做得好好的，政府为什么要让我死？这跟党的价值观不一致，跟改革开放的价值观不一致啊。所以从大的方向上我一是相信中国的未来经济看好，二是相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们四个人(创业团队)，我们没有一个移民海外、拿海外护照的，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们对这片土地有信心。说起来这个相信好像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有多少企业家真正相信呢？不见得吧？” 　　看来他是相信权力的。当然，也不排除当时他已面临危机，只是通过这种方式上了一道陈情表而已。但就其失联的原因来说，他在行动上是真相信权力的。关于郭广昌可能涉及的案件，各位可查阅财新网报道，兹不赘述。总之，他也选择了依附。　　冯仑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不少人认为他是“地产界的思想家”，我以前认为他是当代的东方朔。他习惯插科打诨，寓批评于调笑，但我们可以从这个段子王荤素不吝的段子中读出憋屈和悲凉。不过，这样的文字读多了，我越来越感觉他像祥林嫂。他那期期艾艾、絮絮叨叨的抱怨，总是一个调子：你在欺负我，不把我当人，我很不高兴，但只能憋着。　　冯仑最有名的一个段子是：商人和政治的关系就像已婚妇女和花心丈夫的关系，丈夫再花心，忠贞的女人都应该等他回心转意，即便她长期独守空房。这大概是他在某一年的亚布力（达沃斯？）论坛上打的比方。好像张维迎当时就反问他：如果花心丈夫永远不回来了呢？我不得不说，张维迎真是捷才！　　冯仑的两本书——《野蛮生长》和《理想丰满》我都看了，里面写满了他的哲学，要我概括起来，其实就一句话：我不满，可是，又能如何呢？　　思想如此，行动上也未见得多么独立。否则他不会引入国有股东，也不会在他的朋友进去以后向媒体表态不赞成朋友的做法，这是公然的与朋友划清界限啊。当然，冯仑的身段是柔软的，我得知的确切消息是，他那朋友出来后，他第一个请朋友吃饭，虽然什么都没明说，意思是很明显的。　　我在此不想谈所谓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那是另一篇文章才能承载的问题。简而言之，我的看法是，如果真要说原罪，也有一个因果链的问题，如果没有人掌握着对企业家生杀予夺的权力，谁会那么屁颠颠的行贿呢？　　现在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徐明、郭广昌（如果报道属实）、冯仑到底患的是哪一种相同的病？一个令我敬仰的朋友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几年前，有一次我将去见一个公司市值超过千亿的大佬，私下里征求我这个朋友的意见：我问这大佬什么问题好？我这朋友的回复让我印象深刻：为什么亿万资产撑不起一根笔直的脊梁？现在我可以公布我对徐明、郭广昌、冯仑所患病症的诊断报告了，他们患的是软骨病。　　中国企业家的阶层意识到底形成了吗？是的，他们在进步，他们大概意识到了他们这个群体是有共同利益的，他们也组织、参加各种NGO组织，他们中的个别人也表现除了可贵的勇气。但是，像任志强这样的人还是太少了，企业家组织总的来说还处于一种分散的状态，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没有共同的、独立的声音，甚至，他们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人还是一有机会就想攀附权力的。企业家认识的学者，绝大部分是经济学家，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家能为他们如何赚钱指点迷津。他们不喜欢政治学家、法学家。他们中的很多人口头上也主张自由的市场竞争，但骨子里是不信的，他们信奉成王败寇的古老教训，他们说，企业家就是要打破所有规则的！　　当然，企业家并不傻，他们很多人也知道应然状态是什么，但他们往往告诉我，他们很无奈，也没办法啊，其中不言自明的潜台词是，企业要生存，员工要吃饭啊。总之，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说实话，我理解他们。但是，我总在想，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为什么一百多年前四川的那帮保卫自己财产的民营铁路股东就有办法呢？为什么几百年前英国那帮商人就有办法呢？　　山西煤改，企业家没办法；湖南的曾成杰都被执行死刑了相关方面才通知其家属，企业家没办法；吴英案长期拉锯，企业家也没办法，几时才有办法呢？　　中国企业家群体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但从大的方面看，我认为必须肯定他们对这个社会进步所作出的贡献。如果说计划经济是重雾霾的话，他们就是驱霾人，主要是他们，把中国送上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子。但是，这个阶层如果不树立起群体的独立人格，或者仅仅局限于当个怨妇，我认为是不称职的。大家都说企业家精神，熊彼特对企业家精神也有过教科书式的概括，但我认为，在一个转型社会，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和外延都是不够的，在这样的社会，企业家首要的责任或许是，如何共同努力真正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改革如何深化的问题。　　中国企业家应该补补钙，所谓自助者得助，不指望自己，你指望谁呢？（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回复[1]: 我们都是死跑龙套的，郭广昌也是 科长 (2015-12-11 16:41:37)

　　我们都是死跑龙套的，郭广昌也是

　　2015-12-11 迟宇宙

　　“对不起，我是一个演员！”

　　“死跑龙套的！”

　　“对不起，我真的是个演员！”

　　“死跑龙套的！”

　　“对不起，如果你非要这么叫，

　　可不可以不要加那个死字？”

　　

　　

　　没有辟谣，只有不停出现的传言、段子和起底。“复星系”股票大面积停牌，包括“豫园商城”、“南钢股份”、“海南矿业”、“上海钢联”。香港上市的“复星国际”和“复星医药”也申请了停牌。郭广昌出事的“谣言”终于变成了真实。

　　在201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郭广昌与宗庆后并列第11位，他近年的一系列举措，也使他变得炙手可热。他被称为“中国的巴菲特”，一手打造了“复星系”，直接和间接控股的公司超过了100家，“投资范围涉及生物制药、房地产、信息产业、商贸物流、金融、钢铁、证券、银行、汽车等领域。”

　　

　　我曾与郭广昌有过几次接触和交流。郭是个低调、儒雅的商人，喜欢谈哲学，尤其喜欢谈维特根斯坦。

　　郭广昌祖籍浙江东阳，一个小县。

　　郭广昌是富豪榜上“东阳军团”的领军者。在2014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东阳军团”还包括上市公司华策影视实际控制人赵依芳傅梅城夫妇、浙江广厦创始人楼忠福家族、上市公司东阳光科的实际控制人张中能夫妇、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虞云新夫妇、康恩贝集团董事长胡季强、花园集团董事长邵钦祥家族。

　　“东阳军团”的精神领袖是楼忠福，他从一位建筑工人崛起为“福布斯富豪”，成为了浙商的典范，被官方媒体称为“一个追梦的人”。他此前一直是“东阳军团”的代言人，直到今年年初被有关部门带走。

　　郭广昌一直是“东阳军团”的领军者，他在富豪榜上的地位越高，“东阳军团”的影响力就越大。突然间，他“失联”了。失去了精神领袖和领军者的“东阳军团”濒近崩塌。

　　我

　　昨晚曾给复星的一位朋友发微信，回复简单、含混，还有一个哀伤的表情。我回复说：“一切安好便好。”我真心希望郭广昌一切安好。我希望中国的所有民营企业家一切安好。他们应当成为商业文明时代的主角，而不是“死跑龙套的”。我没有写稿子。我没有落井下石的习惯，也没有秃鹫食腐的嗜好。

　　然而郭广昌终于还是从故事变成了事故。没有解释，没有公告，只剩下猜测。在他之前，徐翔已经从故事变成了事故，而徐明则已从事故变成了身故，只留下了诡异的往事、缠绵的纪念，和各路人马无须忌惮的猜想。

　　徐明死后，冯仑写文章感慨徐明是个大人物，是民营企业中的枭雄，在中国民营企业界，曾经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创业者和企业家，“活得张扬，判得诡异，死得神秘”。冯仑哀叹“在中国，民营企业是夜壶”，呼吁“应该给他们一个新的定位和更大的荣誉”。

　　然后，郭广昌“失联”了。

　　各路食腐动物纷纷出动。

　　

　　我想起一个故事。1918年11月7日，梁济要出门。临行前他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道：“能好就好啊！”说完便离开了家。

　　这是国学宗师梁漱溟与父亲的最后一次对话，正值父亲六十大寿前夕。那一年的梁济已经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他看到了“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发出了“若正义、真诚、良知、公道等吾国固有之性、立国之根本丧失，则国将不国”的沉痛哀叹。他纵身跃进了积水潭里，告别了令他纠结不已的这个世界。

　　社会学家陶孟和后来评价说：“在现在一切事物都商业化的时代里，竟有巨川先生这样的人，实在是稀有的现象。”

　　梁巨川最终的疑问是震撼的：“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的最终回答也始终让我们看到光亮，微弱的、抚慰性的、心灵鸡汤一样的光亮：“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我

　　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世界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变。在我们的近前和目下，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中最大的一个，即为中国该如何因应和处置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关系？

　　在“企业—政府—社会”的关系模型当中，中国曾经处于“主导模型”当中，政府是整个社会的建设者和主导者，也是国有企业的唯一股东。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资本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完成了崛起，中国的“企业—政府—社会”的关系模型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主导模型”、“市场资本主义模型”、“动态力量模型”和“相关利益团体模型”共同存在，相互作用，彼此交织。

　　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致使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焦点和难点增加，沸点和燃点降低；尽管政府正在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以因应这种巨变，试图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化，但迄至今日，我们的所见，依旧未现大的改观。

　　社会转型和角色转化带来的阵痛剧烈而持久。我们面对的既有地方政府“绑架”企业共组一家公司的 “主导”，也有上市公司高速成长的同时背离社会责任、成为原罪考验和道德审判中“有罪者”的扭曲“市场资本主义”。

　　与此同时，包括王健林、尹明善、刘永好这些“委员商人”和“代表商人”的出现，使中国的“企业—政府—社会”关系模型又具有了“动态力量”；而以前的黄光裕案以及近两年出现的各类官商勾结案作为典型案例，又使人们理解何为嬗变出的“相关利益团体”。

　　毫无疑问，我们都需要一个值得期许的外部世界，需要一个好政府，需要一批好企业以及使其好起来的社会环境。

　　这种变局之下，政府应当从管理者尽快转型为服务者，从社会公义的执行者转变为监管者，从市场的参与主体转变为市场的服务商，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提供透明、公正的社会环境，从制度层面来保障社会关系琴瑟和谐起来，而不是胶柱鼓瑟起来。

　　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的角色是服务者、监管者；政府和企业要建立和谐的政商关系。现代社会的基础是商业文明，政治文明是商业文明的服务商和守夜人。耳闻目睹之处，很多地方政府扮演着“掠食者”的角色，不但试图从企业口中掠食，更在有意无意地破坏商业文明的游戏规则，以威权代替公正，以滥权代替公平，不仅与“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更使自身陷入利益漩涡当中，成为诟病的对象。

　　和谐政商关系的前提是彼此独立、相互尊重，在法律面前均为平等的主体。作为文明的左手与右手，政府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无形的手和帮助的手，而不是掠夺的手；企业扮演的角色是遵纪守法、独立自尊的“无形的另一只手”。

　　在企业和社会之间，企业要坚守商业伦理，负起社会责任；企业和社会要建设和谐的商业生态。这种生态，是商业文明的土壤，至少我个人相信，它最终会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育种地。

　　“为了获得成功，企业管理者必须像对待经济环境那样，理解、正确反应并预计非经济环境的要求。”只有强大、有竞争力的公司才能对整个社会负起责任，只有健康的企业才能提高并丰富人类及其社区的生活，所以杰克·韦尔奇才认为“CEO最首要的社会职责，就是确保公司的财政成功”。

　　但追求利润绝不应成为企业和企业家的全部责任，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一定会在社会责任方面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当下的社会转型期，一些领域的道德伦理框架正面临重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要求每个企业家都是道德君子。我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商业的社会责任》一文的结论：

　　“仅存在一种、而且是唯一的一种商业社会责任——只要它遵守职业规则，那么它的社会责任就是利用其资源，并且从事那些旨在增加其利润的活动，这也就是说，在没有诡计与欺诈的情况下，从事公开的、且自由的竞争。”

　　中国要发展，归根结底需要企业的发展；企业要发展，除了自身要努力外，也需要一个服务型的好政府，需要和谐的社会关系，需要一种尊重创业、尊重财富的商业生态。

　　在“政府—企业—社会”的关系当中，三者实为唇齿相依，一荣俱荣，一枯俱枯，唇亡必定齿寒。

　　但是在当下中国的“政府—企业—社会”当中，作为公权力的代表，政府依然占据主导力量，“主导模型”始终在发挥着决定作用。要建设和谐社会关系、和谐政商关系和商业生态，首先要求和谐的政治文明和服务型政府的出现。

　　

　　我

　　一直喜欢这样一段历史：公元前806年，郑国的立国之君郑桓跟商人们一同来到封地。他与他们一起斩芟蓬蒿藜，开辟土地。他还和他们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奈。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意思是：“你不要背叛我，我不要强买你的东西，不要乞求、不要掠夺。你有赚钱的买卖和宝贵的货物，我也不加过问。”

　　郑国的这一条盟誓，放诸今日，依旧可以被当作是政商文明和谐共生的典范。只要，做到了这一步，无论作为工商领域的从业者，还是作为商业文明的观察员，我们都会得出与梁漱溟一样的结论：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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