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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大宅门——曹可凡讲述百年家史

科长 (发表日期:2015-10-21 15:21:36 阅读人次:1269 回复数:2)

  本刊记者|李乃清 发自上海

  
“多年前我去美国华盛顿看我二叔,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堂弟,他比我小两三岁,我俩这辈子从没见过,头一回碰面,家人全乐了,长得倍儿像!不仅脸长得像,走路的样子都有点儿像。我突然觉得这个基因血脉如此强大。”

  


  
“但当我们开始坐下来吃饭交谈,你又有种奇怪的感觉,因为他是ABC(美籍华人),不会说中文,也没来过中国,我们必须用英文交流,那种错位感特奇怪,说到中国和美国,他就说,Your country……my country……,我听着就特别扭,我说,Daniel,My country is also your country,我的国家不就是你的国家吗?他说,No. You are Chinese, I am American……我俩就为这事较劲。我想,同一个家族的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知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的元素在我们这两人之间已经分崩离析了。如果有一个能把这个家的成员凝聚起来的东西,那就是这个家族的历史。”

  


  
曹可凡的家族故事可以追溯至无锡太湖边的蠡园,这座清朗质朴的园林始建于1927年,以蠡湖和范蠡得名,由曹可凡的曾外祖父王尧臣与其胞弟王禹卿两兄弟创立。1948年夏,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也曾来此游园,流连忘返,留宿两晚。

  


  
与美国堂弟那次碰面,促使曹可凡下决心整理家史,与传记作家宋路霞联袂完成四十余万字的家史著作《蠡园惊梦》。宋路霞介绍:“‘惊梦’两字内涵很深,里面有商界各种风波,和日本人斗,和杜月笙斗,种种故事都是真实的。”

  


  
“忠厚传家远,吟低意不尽。”麦家以此为题,写下读后点评:“白手入沪的无锡青年王尧臣、王禹卿兄弟一步一脚印,不过短短十数载光阴,便在风云际会的魔都崭露头角,立地顶天……他们由儒学而经济,由经济而实业,由实业而政治,终与荣氏兄弟一道,游走黑白两道间,纵横商、政、文等领域,藉此渐渐改变了家族,改变了行业,并终以某种意味改变了这个国家。”

  


  
8月14日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曹可凡透露已有影视公司起意将他的家族故事拍摄成电视剧。一周后的上海书展现场,曹可凡首次对外宣布,将《蠡园惊梦》版权以一元价格授予当天影业,它将被改编成一部跨越清末、民国、新中国3个时期的讲述几代锡商在沪创业的80集大型电视剧。“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曹可凡说,自己家族的往事确实很像一部“海派大宅门”传奇。

  


  


  
王氏兄弟,从青祁村走向上海滩

  


  


  
为了追溯家族五代人的生活变迁,曹可凡花费近一年时间往返于图书馆和档案馆,觅到大量第一手资料。一个偶然机会,他读到高祖王梅生写给在上海打拼的儿子王禹卿的一封家书。“为人要谦逊为先,恭敬为贵……复望儿去骄为谦,转傲为敬,无论上中下,终要以礼相待,无生嫌隙。至要!至要!”

  


  
王尧臣和王禹卿兄弟生于无锡乡下的小村庄青祁村,“青祁”二字原本是北宋末年一支南下官军青旗军的谐音。王家宗谱《王氏三沙全谱》卷首有岳飞题写的“王氏世宝”4个大字,岳飞是王子高的挚友,曾在《王氏宗谱跋后》中历数王家代有人出的盛况及功绩。王家堂号“三槐堂”,苏东坡曾为王家撰写名篇《三槐堂铭》。受“乌台诗案”牵连的王巩与苏东坡堪称刎颈之交,被贬三年间,王遭遇坎坷,痛失爱子,但胸襟豁达的他仍和苏东坡保持通信,还将自己的几百首诗寄给对方。苏东坡大为感动,在《题赠王定国诗集序》中写道:“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国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之所畏服于定国者,不独其诗也。”苏东坡还曾给王巩写过《王氏清虚堂记》,可见两人情谊之深厚。

  


  


  
王家兄弟、连襟、妯娌1927年合影

  


  
时光流转至王梅生一代,皇室、文豪已和王家没有任何瓜葛,他们成了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王梅生没有走通科举之路,也没有资本去经商,只能在乡间一座古庙里设帐收徒,当一名私塾先生。尽管贫寒,他却是村里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寂寥的岁月延续多年,到了19世纪末,整天守着佛影青灯的老人家没料到,王家又有了时来运转的一天:两个儿子竟成了人中之凤——他们飞出了青祁村,最终成了大上海滩的富商,把王家带入一片精彩纷呈的生活。

  


  
王氏兄弟从小在父亲指导下读书识字,遍览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且于中国文史有独到领会。兄弟俩儿时就表现出不同秉性:王尧臣天资愚钝,但能用功勤读,父亲命他背书时已滚瓜烂熟。王禹卿则性黠好嬉,对经书不感兴趣,但当他读到司马迁《货殖列传》时却觉津津有味,对其中“贵入如珠玉,贱出如粪土”的说法深有感悟。其父在一旁揣摩:“此子于读书无缘,将来或可成富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王家兄弟之前,上海滩已活跃着一批“锡商”典范,最早发迹的有怡和洋行总买办祝大椿,1902年集资30万两创办华兴面粉厂,是当时惟一可与孙家阜丰面粉厂比肩的大厂。最著名的是荣家兄弟,荣宗敬三闯上海滩,几经周折立稳脚跟,励精图治,最终成为中国实业界一代领袖。

  


  
王氏兄弟顺应时代潮流,十几岁时就拎起铺盖卷,背井离乡外出闯荡。曹可凡叙述:“曾外祖父王尧臣16岁时离家到了无锡城里,先在一家染坊里当学徒,23 岁时经人介绍来到上海,在瑞丰估衣庄(当衣服的当铺)当伙计。最初当下手,每晚在店门前设摊向行人吆喝兜售。由于他善于观察路人的社会身份和需要,兜售时总能有针对性地说到点子上,不久升为‘喝摊’的上手,3年后又升为估衣铺的会计。1904年,一个朋友介绍他进顺全隆洋行管账务,洋行业务联系中,他认识了已是怡和洋行总买办的同乡祝大椿。一年后,祝大椿看王尧臣为人忠厚老实,就把他拉进自己的华兴面粉厂当会计。”

  


  
王禹卿14岁时也离乡来到上海,行囊中“只有一卷打了补丁的被子和一件旧棉袄”。投靠远亲,他在一家煤铁油麻店里当学徒干体力活,搬运和堆码桐油桶费力且危险,一旦油桶滑落,人就会被砸成残废。学徒生活非常辛苦,没日没夜地干,收入却十分有限,一年干到底也省不下1000文钱。

  


  
1902年,王禹卿在北方谈生意,遇到正为荣家茂新面粉厂推销面粉的同乡,攀谈之下,他受到启发:面粉是日食口粮,应比煤铁桐油的市场要大。经同乡引荐,他在无锡拜见了荣宗敬,兼职为荣家推销起了面粉。王禹卿会识人头,说话到位,老板、掮客和伙计,他都应付自如。兼职3个月,他就销掉数万包面粉,佣金达一千多两银子。一年后,他索性脱离了苦干十年的煤铁油麻行,正式加盟荣家的茂新面粉厂。由此,王氏兄弟不约而同地进入了相同行业。

  


  
1909年,外国金融骗子在上海掀起天翻地覆的“橡皮股票风潮”,中国商人深受其害,大批中小型企业和钱庄纷纷落马。荣宗敬亏损甚巨,债主们纷纷上门讨债。危急时刻,王禹卿细查账本,与各庄家开诚布公商谈,并以他本人名义立据担保来年按月偿还,协助荣家渡过难关。王禹卿在回忆录中写道:“余于茂新,(当时)既非股东,又非经理,只是受人之托,遂不惜劳心疲力,以忠人事耳。而日后个人信用之昭著,即基乎此也。”可见方才31岁的王禹卿,当年已是金融风暴中的荣家柱石了。

  


  


  
“一粒谷可以化生无穷也”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局动荡,面粉市场却大为红火,上海滩面粉厂个个都赚了大钱。王禹卿在荣家茂新面粉厂当销售主任,不甘心只拿月薪过小康生活,于是想到了创业,他与茂新另一同事开始谋划独立办厂。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还是被老板荣宗敬知道了。荣氏兄弟实不愿失去王禹卿这员大将,更不想他变成自己的竞争对手,聪明地提出参股他们的面粉厂。1912年,王禹卿情难推却之下筹建了福新面粉厂,荣家依然占大头。

  


  
自家厂子一定要自己来管,王禹卿请哥哥王尧臣来担任经理。王尧臣加入祝大椿的华兴面粉厂后,从会计做到销售,7年磨炼,早已是面粉业的行家了。他为人老实憨厚,觉得自己在华兴干得挺好,转厂略有犹豫,倒是父亲王梅生眼光老辣,“责之以大义,晓之以厉害”,说服王尧臣加入弟弟创建的新厂,“固不料从此得心应手,蒸蒸日上,一粒谷可以化生无穷也。”

  


  


  
福新面粉第二、第四、第八厂全景

  


  
4万元起家的福新只用了8年就建立了庞大的面粉帝国。1921年,福新已开到8家厂,使用美国最新式面粉机,俨然中国面粉企业龙头老大。1928年,茂新、福新和申新公司纪念30周年,福新的生产能力占据全国民族面粉工业的31.4%,加上茂新系统的几家面粉厂,荣家兄弟戴上了“面粉大王”的桂冠。

  


  
荣宗敬担任茂新、福新和申新总公司总经理,荣德生专管无锡的申新三厂和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实际由王氏兄弟主持,他们为福新面粉公司奋斗了一辈子,兄弟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业内人士无不明白其在荣家企业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抗战之前,王尧臣一直担任福新一、三、七厂经理,他克己奉公、严于管理。曹可凡提及:“当年有位王氏族人与五金商勾结,收取回佣,曾外祖父发现后立即开除,在全厂引起很大震动,此后无论干部还是职工无不勤勉敬业,不敢随意。”

  


  
王禹卿担任福新面粉公司的经理兼七厂副经理,他锐意经营,长于资金调度和对外联络,是整个系统的灵魂。“曾外叔公做人很讲原则。1934年,荣家‘申新’纱厂负债几千万,最困难时期,他临危受命担任了三家(茂新、福新和申新)公司的CEO,在很少抵押的情况下,从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贷到五百万大洋,靠的就是他三寸不烂之舌。当时纱厂不好,面粉厂还是盈利的。荣老板意思‘以粉济纱’给些资金周转,他坚决不同意,甚至和荣老板吵了几次,听说荣宗敬有次差点要自杀。在商场上,他就是有这种抵抗一切的能力。”

  


  
创业难,守业更难。1935年面粉交易市场的狂风恶浪中,面粉业大佬王禹卿也见识了黑帮老大杜月笙的厉害。王家兄弟一度掌控着上海的粉价,他们在面粉交易所内进退自如。上海面粉交易活跃,外地面粉厂也想参加进来平等交易。上海面粉商想保住自己一统天下,拒绝他们参加,日久便生恩怨。这种明争暗斗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中期,南京和扬州的面粉厂主后来想出高招——请杜月笙担任苏浙皖机制面粉厂公会的主席,无形中向王禹卿等施加压力。经杜月笙背后操控,粉价上涨至异常,交易所的经纪人们只好纷纷找他帮忙,与面粉素无渊源的杜月笙就此被选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长,就职仪式上得意洋洋道:“我原来是强盗扮书生,所以人家都怕我,现在我是曲蟮修成了龙,在社会上有地位了,你们不要怕我,以后有啥事体我一定帮忙……”经过这次风潮,王禹卿明白了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后与杜联手接办了华丰面粉厂。

  


  
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止于抗战全面爆发。1937年淞沪抗战,地处闸北的福新一、三、六厂,不是被炸毁就是被日军占领。最后,庞大的产业只剩下在租界的福新二、七、八厂尚能继续开工。直到珍珠港事件前,留在租界的福新诸厂一直维持运营,并因市场对面粉的巨大需求也能获取巨额利润。

  


  
“曾外叔公做人底线非常鲜明。上海沦陷后,日本人拉拢他和荣宗敬等工商界大佬组织‘上海市民协会’,他第二天就登报声明与此组织无关,很快离开上海去了香港,避免和日本人有任何瓜葛。”

  


  
熬过8年抗战,荣、王两家雄心勃勃希望重振当年产业,但这真的只是一个“复兴梦”。局势动荡、经济崩溃、战事紧逼,荣鸿元为了企业的利益,斗胆与蒋家太子唱起了反调,结果被投入监禁达77天,成为轰动社会的大新闻。

  


  
到了1948年底,眼看政治局势不可逆转,王禹卿与沪上许多资本家一样,抽调资金去了香港。“曾外叔公晚年蛮落寞的,经常拄着拐杖坐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钱肯定是花不完的,我叔叔1948年去美国前去香港看他,说那时候吃饭叮当响,听说王禹卿太太一晚上搓麻将可以输掉一家‘一品香’饭店。”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王禹卿晚年在孙子带领下走进了一座教堂,当他读到《圣经》这段经文时大惊失色,或许是一次人生的彻悟,老人家随即接受了洗礼。

  


  
1965年,王尧臣在上海去世,享年90岁。得知哥哥辞世,身在香港的王禹卿心脏病突发,不久也撒手归天,享年87岁。老哥俩一前一后归西,相隔仅一个月。他们从从青祁村走出来,创业奔忙一生,从无锡白丁变身为上海滩的民族资本家,最后又走到了一起。王禹卿的灵柩被安葬在香港一片面海的基督教墓园,在那里他得到了永久的安宁。

  


  


  
王启周与王云程:政商界风云人物

  


  


  
王家老一辈人在商场拼杀之时,后代中竟出了一位年轻的政治家:王尧臣的长子王启周。曹可凡说,“大舅公对家族生意毫无兴趣,就爱干革命工作。朋友们从他眼睛里看到的,总是一股火辣辣的战斗的光芒。”

  


  
1920年代初,王启周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他是王家第一个大学生。“曾外祖父认为:‘王家光有钱没用,还要有权。’眼睁睁看着家人起早贪黑办实业、老老实实经商,还是经不起政局动荡,于是他鼓励长子学法律,力争将来在政治上有地位。”

  


  
但老爷子没想到,儿子在学校里不只是读书,还与一群接近共产党的青年打得火热,更建立了一个左倾组织“锡社”,整天忙于办杂志,搞集会,抨击时弊,指点江山……这使他迅速地成为上海高校和无锡地方的一颗政治明星,并在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中大显身手。运动期间,王启周和锡社同伴积极组织游行,创办《血泪潮》日报,号召市民们群起抵制,合法斗争。

  


  
锡社活跃时期,王启周周围围绕着的热血青年包括秦邦宪、陆定一等后来赫赫有名的共产党领导人。“五卅”高潮退去后,锡社成员发生了很大变化。秦、陆等人成为共产党员,锡社最初主干缪斌在“五卅”运动前已进入黄埔军校加入国民党,但王启周没有加入任何党派。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时期,他跟秦、陆等人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但从思想深处说,他和他们又有所不同。1925年夏安剑平起草的锡社宣言中出现“帝国主义”、“左派”、“右派”等字样,王启周修改时圈掉了“帝国主义”,将“左派”改为“进步派”、“右派”改为“顽固派”。

  


  
1927 年“四一二”事变国共分裂,锡社成员劳燕分飞。没有加入任何党派的王启周,选择在江苏省民政厅安心当一名科长,他只想为老百姓干点实事,以此实行心中的救国梦。遗憾的是,这位年轻人29岁时就英年早逝。

  


  
“曾外祖父有着庞大的家眷队伍,他与原配夫人查氏生有三儿两女(小女儿早夭),女儿王秀芬即我的祖母,儿子王启周、王乐水、王云程(后来继室陆氏又生了两儿四女)。大舅公王启周英年早逝,三舅公王云程是王家的骄傲。”

  


  
曹可凡祖父这一辈中,王云程是作为王家产业继承人来培养的。他18岁被送到美国罗威尔纺织大学专修纺织,三年时间修完四年学业,21岁回到上海协助经营家族产业,出任申新一厂厂长,他是荣家和王家企业中最年轻的厂长,其胆识和才干赢得了荣老板的青睐,很快成为荣府的乘龙快婿。

  


  
王云程延续了王家的经商血脉。时局变幻的1947年,他在香港创办了南洋纱厂。1970年代香港纺织产业繁荣,半壁江山都是王家和荣家系统的人在运营。在香港纺织业鼎盛的1970年代,王云程曾是十大富豪之一。“香港老一辈上海人,你问YCW(云程王拼音首写),没人不知道的,他获得过英国爵士荣誉,和当年香港总督卫奕信像兄弟一样,他是洋派,都和外国人玩,当年在香港人生地不熟很难混,他和嘉道理爵士交朋友,嘉道理在香港权倾一时,香港所有店都是他们家的,他公司一开就让嘉道理来做董事长,嘉道理没出一分钱,就给你用个名头,三舅公脑子灵光啊!他这人善于交际,以前在台湾,除了蒋公、宋美龄、蒋经国三人不熟,其他那些老的国民党高官跟他都是莫逆之交。”

  


  
1993年,八十多岁的王云程还在家乡上海创办了食品公司“上海福乐”,生产圣麦乐冰激凌和全仕奶。“100岁了还坐着轮椅天天去公司上班看股票涨跌,他修得好啊,走的那天,白天和重孙在玩,晚上喝完一杯西瓜汁就在那里看电视,8点多,佣人上去发现他已经睡着了,推不醒,就这样走了,享年102岁。”

  


  


  
王家女婿曹启东,一辈子都是谜

  


  


  
曹可凡说,曾外叔公王禹卿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我三舅公王云程,他留学回来,洋派;另一个是土包子,谁呢?就是我祖父曹启东。王云程是外交部长,我祖父是内政部长兼财政部长。”

  


  
当年,老爷子王尧臣亲自为大女儿王秀芬挑选夫婿,最后相中自己厂里的会计、精明能干的无锡同乡曹启东。无锡曹家也是绵延千年、名重乡里的古家旧族,相传是汉朝开国大将曹参后裔。“我的曾祖父曹逸臣是个秀才,一辈子做平民教育。1909年到1910年曾在无锡当地的竢实学堂做校长,当时在这学校任教的还有钱基博、钱穆等人。退休后他就在自家院子里授徒办学,倡导义务教育。民国间的教育界还是比较清苦的,这就促使我祖父曹启东走出家门,闯荡天下。”

  


  
曹启东是家中老大,不愿守着老宅“吃瓦片”,遂到苏州一家钱庄学生意,出徒后经亲戚介绍,来到上海福新面粉七厂当一名助理会计,从此在面粉行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我祖父最早就是个账房先生,进了这个面粉厂,慢慢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在企业里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王云程留洋回来,有自己的抱负,管理家族企业的同时,后来还创立了寅丰毛纺厂,我祖父完全没有自己的版图,我觉得他就像个企业中的隐形人一样,世人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一生最高和最低的理念,就是把王家的企业管好。”

  


  


  
曹启东、曹涵祥父子在西湖

  


  
曹可凡的祖父母婚后一直住在上海,从澳门路搬到愚园路805弄荣家高级职员宿舍区“弄锦园”,一住就是半个世纪。“我祖父思想上深受大舅子王启周的影响,他其实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一向关注时事,同情和支持革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祖父母家一度曾为中共地下党的庇护所,祖父的3个表妹都是地下党员,在他掩护下做了很多工作。他经常跟我讲他以前怎么摆平各种事情,他说,那时候里面藏着共产党,外面客厅在给国民党办事,可能门外还有日本人。”

  


  
曹启东参与创办了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金融机构“同庆钱庄”,还是钱庄边上通惠印书馆的投资人之一。梳理这段历史时,曹可凡发现,已故学者王元化先生1949年前出版的惟一一本著作《文艺漫谈》原来就是通惠印书馆出版的,1947年出版的这本书可视为王元化在文艺评论道路上的基石。

  


  
1949年,王禹卿离开上海后将福新公司的业务托付给了曹启东。“48年机器基本都拆去港台,荣家和王家主事的也都去了香港,面粉厂那时由我祖父全权代理。他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于是就给荣毅仁先生写信,力劝他留在上海。他说,这是你们荣家和王家的企业,我毕竟是外姓人,以我的资历不足以管理整个面粉厂。荣毅仁1949年后留在了上海,对当时工商业界整个心态起到了巨大的稳定作用,他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由来就在于此。”

  


  
1950年代,大势所趋,作为中国民族产业标杆的福新也完成了公私合营。1966年之前,王家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孩子们穿戴挺括,都是上只角的人。“文革”爆发后,这些“资本家”都被赶出了洋房。曹可凡回忆:“‘文革’期间我们家没人挨揍伤亡,只是家里被掘地三尺,地板墙壁都撬开来,生怕你把黄金藏在里面,我爸说那时黄金确实都是一捆一捆的,很多金条、钞票被抄掉,银行里十几个人都跑到我们家里来收国债。那时候红卫兵走掉了,我妈就在废纸堆里很急地找她心爱的猫儿眼,狼藉满地,但也没找到。”

  


  
曹可凡的父亲曹涵祥是家中长子,毕业于教会学校。“父亲一介书生,一辈子清贫,未留下丰厚财产,却留给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曹可凡的印象中,祖父曹启东向来“沉默寡言”,直到他考进大学后才和老人家有了些交流。“我祖父应该很有钱,但他没分多少钱给后代,大多都捐给了政府。我在他那儿经常看到各种发票,宋庆龄基金会捐一万,这边捐一万,那边捐一万。上世纪80年代,一万块就是吓死人的数目了,他还拿出50万捐给普陀区政府建造图书馆,人家给他发票,他就往台底下面一塞。我说,你又捐钱啦?”

  


  
曹启东去世后留下一个保险箱,令后代颇为好奇,他们找来锁匠将其打开。“打开后发现里面只有一包蓬蓬松松的东西,解开后全是一堆我小时候的照片!我祖父这人一辈子就是个谜,他一生百分之八十的事情都烂在肚子里。据说我曾外叔公王禹卿晚年最后和他通过一封信,两人对话就像密语一样无法破解,信里王老爷子就跟我祖父交代了一句:一切都还按老规则办!”

  


  
采访前两天,曹可凡从七十多岁的表叔那里又听来一些祖父的故事。“我表叔1980年离开上海前去见过我祖父一面,请他给自己的人生指点迷津,祖父就说了两点:第一,只有靠自己赚来的钱才是安心的,上面传下来的总是不可靠的;第二,当一屋子的人坐那儿说话,每个人的话我都在听,但我不会听任何人的话。”

  


  
曹可凡的祖母三十多年前已辞世,十多年前他父亲也去世了。修家史前健在的长辈便是在美国的两位叔叔,他们1948年离开中国,多年来只回过中国两次。修家史的过程有道不尽的心痛与遗憾。初稿完成时,曹可凡的三叔离开了人世;拿到样书当天,他的二叔也去世了;此前提供重要史料的堂姑,曹可凡再与之联系时,老人家已完全记不清事了。“做口述史就是跟时间赛跑啊!”他感慨道。

  


  
曹可凡说,许多市民家庭不一定像名门世家那样风云变幻,但每个家庭一定有最感人的故事,把这些写下来,若干年后就会成为时代的印记。“中国历史是注重宏大的历史,我们对个人史和家庭史是忽略的,其实,每个普通家庭的历史,也都是宏大时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感谢实习记者王珏、冉莹协助整理录音)




 回复[1]: 这照片可是独家的哦 科长 (2015-10-21 15:54:51)  
 
  

  
南方记者的工作照

  

 回复[2]:  东京博士 (2015-10-23 08:00:06)  
 
  无论国史还是家史,在那块土地上都是一部被残酷摧残的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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