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地主老吴老唤请进│科长│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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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地主老吴老唤请进
科长 (发表日期:2013-12-20 14:17:03 阅读人次:2494 回复数:13)
这对夫妻，很早以前在东洋镜上谈论过　　这次回上海听我大哥说起，才知道俞已经走了　　忘了我是否说过，其实我大哥和赵是位育中学的同学，还是他的入团介绍人呢　　后来我考入兰大，赵已经是前辈在生物系求学　　我带着大哥的口信，去生物学的宿舍找到他，拜码头　　一晃已经30多年了　　　　------------------------------------------------------------ 　　　　　　　　　　她真的走了　　作者：赵国屏（注：俞自由的丈夫）　　她真的走了，永远地走了，永远地走了…… 　　市四女中的同学们，你们那个学习不那么认真、爱玩"小聪明"、爱看各种杂书的那个可爱的"小不点儿"同学俞自由，她真的走了！　　插队落户的兄弟姐妹们，你们那个精力充沛，敢做敢为，和大家一起把汗水和鲜血洒在安徽农村大地，不久前又和大家一起重返蒙城故地，探望乡亲的大姐姐俞自由，她真的走了！　　蒙城二中和朱集小学的同学们，你们那个始终关心你们的健康成长，年年捐助你们的学业，得了重病之后，还发起为你们捐建电脑室，成立助学基金的俞自由妈妈，她真的走了！　　美国普渡大学的同学和老师们，你们那个拼命学习，努力工作，诚交朋友，爱为公众服务的"陪读研究生"俞自由，她真的走了！　　上海交大、财大、东华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的同事和同学们，你们那个致力科研，精心教书，热爱学生，认真育人的老师俞自由，她真的走了！　　中国和亚太风险管理和保险界的学术、管理和企业的同事们，你们那个努力把西方数理经济的理论和方法介绍给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济学界，又努力让世界了解改革开放中国的保险事业而不知疲倦的组织者俞自由，她真的走了！　　3月28日上午十点，我给自由喂营养餐时发现，她维持氧饱和度的能力突然下降了许多。在此后一天里，她的氧饱和度就只能依靠逐步提升的供氧量来维持。到29日的上午，供氧量达到最高的限量，却依然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氧饱和度，她的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生命走到了边缘。但是，我依然不敢相信，也不敢告诉她实情。她憋气实在受不住了，就让我赶快找医生来。医生说要用鼻吸气，嘴呼气，把呼吸速率放慢。她让我写成大字，贴在她能看到的地方，尽力去做到。她能进食的时间越来越短，但是，她还是费尽力气地去吃，她只能说一个词"efficiency"，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吃最有营养的食物！到傍晚6点，她还竭力吸了我给她调好的半杯高蛋白牛奶！这时，她的氧饱和度已经跌到了50-60%。此后，尽管有吗啡和安定的作用，她的呼吸依然急促，看着她急剧煽动的嘴，我只能在她的身边，无奈地上下挥动拳头，试图指挥她的呼吸。我能看到，她还在努力，但是，她只能跟上一两下，憋气又迫使她加快那无效的呼吸。她是在用最后的力量，抓住生命！然而，我突然发现她的手发青了！　　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看着她。她睁大了双眼，久久地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她的眼光里有多少的留恋和多少的期待，似乎在问我："我还有希望吗？我还能再继续陪伴你吗？"但是，她的心跳突然就减慢了，她的呼吸也减缓了，她太累了，要休息了，我帮助她闭上了眼，她就这样走了！监护仪上指示20:13，她真的走了！永远地走了，永远地走了…… 　　2009年6月9日，在自由刚确诊为肺癌转移的那天，我在空荡荡的家里，写了博客第一篇：陶渊明《拟挽歌辞》。回想我俩插队的时候，朱集生产队的施万强在大修水利的一个冬日清晨，突然急病去世（他就是呼吸痉挛，憋死的）。在为他办理丧事时，不知怎样的，就想起了这首诗。记得我和自由在煤油灯下诵读了很多遍，很是感慨。但是，我觉得不像是我想起的，因为，我小时候是只知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几天后，自由的Iressa治疗有了初步的成效，我就问了她，自由说，是她先想起的，她一直很喜欢这诗。　　其一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其二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　　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蕉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今天，她真的走了，永远地走了，永远地走了…… 　　我闭上眼，就看到她的眼，她久久地看着我，久久地看着我…… 　　我还有任务要完成，还有她交给我的任务要去完成，我还要走下去，走下去…… 　　Robert Frost said：　　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 　　2010年3月30日

回复[1]: 科长 (2013-12-20 14:20:04)

　　一二三

　　日期：2009-08-22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孙小琪

　　年初，我因乳癌而开刀，然后开始化疗。那是一段不太好过的日子，那个过程接近尾声的时候，五月，俞自由和赵国屏夫妇来看望我。窝在沙发里，俞自由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去看病？四十年前，我们坐同一列火车去安徽蒙城插队落户，后来也一直有来往，太熟悉。她这样说我，多少有点责怪我粗心大意，耽误了治病的意思。

　　赵国屏是国家人类基因南方研究中心的领军人物，俞自由现任香港岭南大学管理系保险专业主任，总是飞来飞去，都忙。这几个月，因为我的病，彼此间联系比以往多起来。

　　六月初，俞自由在电话里说，浑身骨头痛，就是查不出什么病。一周后，确诊了，是肺癌，并且已经扩散。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惊得茫然。

　　我困惑于命运，也不知道她会怎样面对。可是无论如何，这已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人生，这是明确无误的了。

　　我开始给她短信，有时也打电话。我说人会老，会病，会一天天衰弱下去，但我们都没有准备好，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戛然而止，然后怎么办？要靠自己去面对去安排。生命其实很脆弱很有限，以前没想到。没想到也好，已经全力以赴活过了。

　　再见面时，我们都已没了头发。我的头发是化疗时脱落的，她的是为治疗需要剃光的，两个光头相对，这在我们年轻时的所有畅想里都不曾有过。我们聊天，说自己的病，说病中见闻，说最近看了什么书或是电视剧，也回忆曾经有过的岁月。那土地，阳光，红芋藤，下雨后泥泞搅拌着的弯弯的小路。青春的岁月像条河。那时俞自由所在的知青集体户是知名的先进，为改变生产队面貌做出很多成绩，她在二十二三岁时当上县委副书记，做了几件叱咤风云的大事。后来又有过大起大落的经历。那时候他们县委领导班子开会，一屋的人都抽烟，散会时门一开，烟雾像云团一样涌出来。

　　我们在开着空调的舒适的屋里谈天，把肿胀的腿和手臂架起来。窗外盛夏的烈日下，总有汽车驶过。那些开得飞快的车，叠现出另一幕。

　　那是在颠簸的拖拉机车斗里，我站着，扶着铁挡板，她坐在车斗地上，仰着头，满脸笑意，问我：“如果给你一个生产队，你会怎么做？”那时我刚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二十出头的我们，只谈大事，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们说着，笑着，心里郁结的东西在一点点地化开。

　　七月，俞自由从网上给我发了邀请函，她和赵国屏将举行结婚三十周年聚会。邀请函上写着赵国屏的诗句：“自强不息报国真情由缘相爱同屏风雨。”聚会在岳阳路生科院俱乐部举行，是他们夫妇的学生们，为庆祝老师“四十年甘苦与共，三十载相濡以沫”，并答谢病中关心俞老师的各方朋友们而操办的。

　　我为这对恩爱夫妻起草的条幅是：俯仰春秋相知永恒。

　　那天，礼堂里坐满了人，从不浪漫的赵国屏悄悄为俞自由准备了99朵玫瑰。演讲中，他为大家展示了他们夫妇从相识至今的许多图片、诗作，许多都是当年知青时代的。几十年风雨人生，总交织着拳拳报国心。赵国屏在恢复高考后离开蒙城进复旦学生物，后来又去美国留学，俞自由1985年为与丈夫团聚而离开了副县长的岗位赴美，当时她的英语程度26个字母只能背到H，到她几年后在美国攻下经济学博士学位，其中艰辛可想而知！俞自由拄着拐杖起来讲话，她说病中她深感亲情很温暖、友情很温暖、爱情很温暖，为了这些她也要好好活下去。

　　俞自由说，赵国屏不会做家务，这一个多月为照顾她已打碎了一支温度计，两个杯子，三……“三”是什么呢？那天，做骨髓穿刺，很疼，也很难受，回到病房，她想哭，赵国屏说那就哭吧。那三声直抒胸臆的哭惊动了医生而被制止，“所以我一共就哭过三声。”俞自由在礼堂里对大家说。

　　一、二、三——开始！人生总在各样的起跑线上，这一程特别，就多做些准备吧。

　　

回复[2]: 科长 (2013-12-20 14:21:23)

　　转贴：赵国屏在俞自由追悼会的答词

　　我最亲爱的自由，她真的走了，永远地走了，永远地走了……

　　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她突然睁大了双眼！久久地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从她患病到这个时候，她虽然了解她的病情，但是，她一直相信科学，相信我的“研究”，相信她自己身体的素质；她一直对今后我俩今后的生活，抱有那么多的留恋和期待！但是，这个时候，她似乎突然明白了，她用眼神问我：“我还有希望吗？我还能再继续陪伴你吗？”

　　我没有办法去回答她，我是这样的无能、这样的无奈！我只能握住她的手，对她说，“俞自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和你在一起！”

　　她的心跳突然减慢了，呼吸也减缓了，她实在是太累了，要休息了，我帮助她闭上了双眼，她就这样走了！真的走了！永远地走了，永远地走了……

　　两天前，当我拿出她的那首《岁月和人生》的时候，我终于领悟了：自由留给我，留给我们大家的，就是一个勇敢的爱、自由的爱！在风雨兼程的人生道路上，爱是需要勇气的；也只有做一个勇敢的人，才能真正以宽广的胸襟，去自由地爱！

　　安徽蒙城和天长的父老乡亲和老干部**们，你们的俞书记真的很想念你们！她感谢蒙城的老乡和干部培养了她，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是你们关怀了她，保护了她。她感谢天长的几任领导，高度信任她这样一个外来的小青年干部，无私无畏地支持她大刀阔斧地开展改革和建设工作。她希望今天的农民，要学会现代的管理，把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才能做好你们的产业，真正把中国的农村建设好。

　　第四中学的同学们和插队落户的兄弟姐妹们，自由爱你们！你们是和她同甘共苦的战友啊！虽然她一直没有放弃，但是，在最后一周治疗最危险的时候，我劝她安排了一下家事，最后，她专门要我告诉你们，这次，她真的要走了，要走了！她希望你们自强自立，乐观开朗，团结互助，对社会、对朋友、对蒙城、对家庭继续负起责任！她说：“那就是成功的人生！”

　　蒙城二中和朱集小学的同学们，俞妈妈喜爱你们！她要我告诉你们，关心你们的健康成长，是社会的责任，不是恩赐；她最不喜欢看到的，就是对个人的报恩。她希望你们努力奋斗，在年轻的时候，培养克服一切困难的坚强性格，长大之后，一定要回报社会！她非常喜欢你们送来的千纸鹤，她会永远和这些心爱的鹤在一起！

　　自由在安徽大学和普度大学的同学和老师们，她爱你们，她经常回忆在普度和同学们一起的紧张而欢乐的日子，特别是“中华俱乐部”的日子。她感谢两所大学给她得到高等教育的宝贵机会。她也特别感谢普度大学农经系和研究生院，没有你们的帮助和支持，她是不可能从一个英语的文盲，跳过常规的大学教育，直接完成了硕士和博士的研究生教育。她感谢普度校长在她生病期间对她的关怀，她是带着普度的爱走的！

　　上海交大、财大、东华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的同事和同学们，自由爱你们！她要我告诉你们，她回国17年，最高兴的，就是能和你们一起建设风险管理和保险学科。她特别热爱她的学生，岭南大学学生们的来信，是她在病中最大的安慰。她希望学生们要在年轻的时候，多学习知识，多经受困难的历练，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中国和亚太风险管理和保险界的学术、管理和企业的同事们，自由爱你们！她要我告诉你们，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她特别享受和珍惜与你们在一起讨论经济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她感谢你们对她的信任和支持，一起把西方数理经济的理论和方法介绍给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济学界，让世界了解改革开放的中国的保险事业。她希望你们把她曾精心培育和爱护的学会和论坛，继续办下去，办得更好！

　　自由一生，每逢逆境，就会写诗。她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岁月和人生》中的一段：

　　如果明晨我将离开世界，

　　今晚也要将爱留在人间；

　　无论富贵或贫贱，

　　无论职高或位卑，

　　要像“人”一样的生活！

　　我并不追求惊天动地，

　　我只追求做人的尊严！

　　读到这里，我才理解，自由为什么那么喜欢鲁迅，喜欢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才理解，她为什么会在美国对那些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的留学生说：“在中国，只要你不想升官发财，就没有必要说假话！”我也才理解，在她当“父母官”十多年的岁月里，她为什么最念念不忘的一件大事，就是为一位平反的劳改释放工人老太太，从公社书记手里，要回了她原有的房产。在自由的心里，对人的爱，就是对尊严的爱；而只有有尊严的人，才能有真正的爱！

　　我最亲爱的自由，她真的走了，永远地走了，永远地走了……

　　但是，你留给我们的爱和尊严，会永远陪伴着我们！你给我留下了太多太难的任务，从家庭到我的科研，你都有期盼。我会带着你的爱，学会坚强，尊严地活下去，去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

　　你应当感到欣慰的是，你一生勇敢的爱和自由的爱，为你赢得了无法估量的爱的回报。

　　自由患病以来，我俩得到了来自从安徽农村到世界各国，从基层群众到领导干部的真诚的关心和帮助。因为你们的爱，自由始终没有放弃，始终勇敢地配合医生，积极治疗。因为你们的爱，我才能和她相互扶持，走到了最后。今天，又有这么多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来与自由告别！由于时间有限，我不能在此一一列举，只能一并表示我和自由衷心的感谢，也表示自由家人的感谢。

　　我要特别感谢医务界的所有给自由做过诊断、治疗和护理的各位医生、护士和护工。你们已经尽了你们最大的努力，自由感谢你们！我感谢你们！我今后一个巨大的愿望，就是能和你们在一起，继续把攻克肿瘤、特别是肺癌的研究做好。让千千万万的患者，获得更多生存的机会。

　　我还要感谢我和自由的许多学生和同事，他们从自由生病的第一天起，就自发地组织起来，和我们一起与病魔斗争。这几天，他们又陪伴我，送别自由，料理自由的后事。没受任何人委托，没有任何人要求，他们就是这样连续做了11个月！因此，我和自由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实在是无法言表。我想，自由会放心的，她相信，有了这样一种爱的支持，我是能够完成她所交给的任务的！

　　最后，我要感谢以上海财经大学为首的自由的治丧工作小组，在过去的九天里，你们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辛勤工作，让我得以平静地送自由上路。我和自由的亲属们，真诚地感谢你们！

　　自由，我知道，你最喜欢陶渊明的诗句：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今天，你带着它，带着《江河水》，带着你的朋友们带来的这满堂的鲜花和祝愿，带着我们结婚时誓言：

　　去和那“阳光照耀下的原野、那大河灌溉下的土地”融为一体 —

　　“才能与世纪同寿，与人类的生命共长。

　　

回复[3]: 科长 (2013-12-20 14:24:58)

　　斯人已去俞自由

　　四十年前。贫瘠的淮北平原。几十万知识青年中有一个名闻遐迩的飒爽英姿，她就是由妇女队长，大队书记，公社书记一直干到县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的俞自由。请注意，我这里用的是“干”字而不是“升”字。那个时代确实是真干，是大干，苦干，玩命干，是流大汗，出大力，战天斗地。拉电线，修水利，育良种，寒冬腊月赤脚下河，面对黄土背朝天，吃得是蕃薯干。她是“干”出来的，而不是“吹”出来的，更不是“拍”出来的。干部是“干”部。她主管公安，司法，组织，农业，几乎一个县的大半工作。负责规划农村基本建设，推广科学种田，整顿干部队伍，整顿城镇户口，伸张公平正义，这就很自然地触犯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当然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她肯定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同志。但这是谁之过？而且可以讲她从来没有为自己谋过一丝一毫的私利和特权。现在的青年和干部，是难以理解当时的人们对主义，对理想的尊崇和追求，难以解释信仰的无穷力量和对私欲的约束。说愚昧也好，说迷信也好，真的，为了赤地千里，为了心中朦胧的理想，俞自由们是不惜一切的，真正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时下的官员，沉浮于物欲横流中的官员，你敢追寻信仰的力量吗？你敢信奉道德的清正和情操的高雅吗？历史明明要走到这个房间，结果走到了另一个房间。现实与俞自由们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检查批判，小过斩将，政治血祭，大起大落。她插队落户时相识、相知、相爱的丈夫，现在的中科院院士赵国屏，当时是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生，赴美深造。她决定离开痛爱交加之地，随夫陪读。“说甚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我不能猜测俞自由去国时的心情，但我从她在大洋彼岸八年的艰辛和奋斗看到了她内心的坚强和拳拳之心。她一边照料赵国屏的生活，一边打工，一边和婴儿一起从ABC学起，因为她中学学的是俄语。就这样，她难以置信地被美国普度大学直接招收为研究生，攻读学位，成了我国为数不多的农业经济学留美博士。美国学校看重她的是安徽的一段难能可贵的经历。自然这跟她的中学基础比较扎实，从蒙城调到天长县后做了大量的微积分习题有关。俞自由是幸运的，她去了美国。俞自由是勤奋的，她读了博士。如果她的丈夫不是赵国屏，去不了美国，其后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俞自由回国后，在交大，财大担任教授，还担任过系、院、校的领导。1998年后，受聘移教于香港岭南大学。她的后半生将权杖换成了教鞭。有人笑称，俞自由的学生有钱，赵国屏的学生有才，两边牵牵线，婚姻一定美满。俞自由说，夫妻相处，关键还是价值观要相同，要谈得来。她和赵国屏是相濡以沫的知己，风雨兼程四十年，有无数的谈资。真羡慕他们，并祝福他们。可惜，地生英才，天不假年。上苍无眼啊。俞自由走了。走在今年多雨而阴冷的春天。在淫雨而闷热的黄梅天，我想起了她，想起了在课堂上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妙语如珠的她，想起了“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那个温馨雨夜和那杯道不尽人生坎坷的清茶，一个曾经单纯、血气方刚的知识青年，一个饱受委屈、不懂政治的前县委副书记，一个相夫教子、负笈求学的女留学生，一个远渡重洋、学有所成的海外学子。我想起了她被调离蒙城时写的一段诗句：“如果明晨我将离开世界，今晚也要将爱留在人间。无论富贵或贫贱，无论职高或位卑，要像人一样生活！我并不追求惊天动地，我只追求做人的尊严！”仕途坎坷吊诡，宦海风高浪急，并没有使她老于世故，信仰崩溃，情绪消极，还是那么清高，那么自尊，高昂着头。告别会上，她的夫君泣不成声地说，俞自由要他转告知青朋友，她要走了，她真的要走了。这不尽的思念，这不舍的依恋，是对亲人，对朋友，对祖国，对苦难的岁月，也是对那段委屈受辱的日子。“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神龙藏深泉，猛兽步高岗。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告别会上播放着她生前亲自选定的二胡独奏“江河水”。弓弦时而幽咽呻吟，时而激愤高歌，时而哀怨倾诉，时而悲恸叹息。乐曲如溃堤之水，裂帛天惊，喧泄了孟姜女的无奈，无助和无力之情，令人经受着命运的折磨，聆听着死神的脚步，全场神情凝重，肝肠寸断。据说指挥大师小泽征尔听了闵惠芬一曲“江河水”，居然伏案恸哭，说她“拉出了人间真情，听来痛彻肺腑。”俞自由为什么要亲选这首令人心碎而又令人心醉的乐曲呢？可见她内心的痛苦和深沉。死，于她是一种解脱。药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啊。我不敢繆托知己，但已全然没有了年轻时高唱汉高祖“大风歌”的豪气，也不会再有庄周一死生、齐彭殇、鼓盆而歌的洒脱，只能跟着曹孟德“步出夏门行”：“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人之相与，俯仰一世；关山难越，失路之人；萍水相逢，他乡之客；了此一生，何以为憾！“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忍看朋辈离我去，纵浪大化成新鬼。不要忘了那个如泣如诉的年代。不要忘了如诗如歌的金训华、俞自由们。更不要忘了千千万万把青春，甚至把生命献给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的知识青年。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

　　渔樵 2010 . 7 .21

回复[4]: 科长 (2013-12-20 14:25:44)

　　我的痛苦与幸福

　　－－作者：俞自由

　　1969年元月，淮北平原上降下了四十年不遇的大雪。皖北的农民在瑞雪兆丰年的期盼中，夹带着疑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迎来了几万上海知识青年。19岁的我，带着16岁的弟弟，与另外六名同学也在这一年来到蒙城县楚村公社朱集大队开始了十年难忘的农村生活。

　　这十几年决定了我的人生观和性格，也商定了我的事业和爱情。它留给我的痛苦与幸福的回忆，至今犹如发生在昨天。

　　痛苦

　　1971年12月20日，天气又阴又冷，县里开会纪念毛主席发表上山下乡指示报告会，让我上城发言。而公社水利工场又把我们生产队的小拖拉机征用去了。队长施良富再三嘱咐我，当天一定要赶回来，因为拖拉机的事，我们队又与大队书记闹翻了。一大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了二个多小时，赶了60多里路到县城参加上午的大会，没有吃中午饭，又骑车赶回楚村水利工地。那天下午，老天开始下冰凌雨，水一落到地上就结了冰，衣服湿了也立即就结了冰，我混身就象穿上盔甲一样，又硬又亮，头发上也结着冰，象个冰人似的。地非常滑，我不敢骑快车，小心地把着车把，冒着雨慢慢地赶路，天黑时到了水利工地。晚饭已开过了，社员们正准备散去。大伙一见到我，立即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诉说着今天下午公社开广播大会，点名批评我们的事。

　　原来，我们生产队全体社员省吃俭用，费尽力气集资2700元购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大家都把拖拉机当宝贝。而公社和大队在冬天搞水利时，要借用这台机子。社员们不放心让让外队人来操作宝贝拖拉机，提出派机手和拖拉机每天抽水，由大队给报酬。大队不同意付机手报酬，提出把拖拉机借给他们。相持不下，最后妥协为我们生产队免费为大队抽水服务。但是，大队书记向公社汇报后，公社书记却在广播里点名批评朱集生产队，特别是知识青年，太骄傲狂妄，尾巴翘到天上，“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买到拖拉机？买到拖拉机就反对共产党？不执行党委的决定，阻碍农业学大寨……”队长和社员们又气又急，公社书记批评得这样历害，如果强行把拖拉机开走怎么办？我们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趁公社还没有行动之前，把拖拉机开回家。于是，我和拖拉机手施良壁一起立即到抽水塘发动了拖拉机就朝朱集开去。水利工地离朱集不到十里路，我们提心吊胆恐怕遇到阻碍。一直开到我们知青住的房前，我才放心。罗芸听到拖拉机声出来，我对她说：“我先把车停进粉坊里，你快给我弄些吃的，我饿死了。”罗芸答应一声就走了。天漆黑，拖拉机的车灯也不很亮，粉坊有一门坎，施良壁开了二次，开不进去。我告诉他，我告诉他，要先把机头翘起来，再按下去就可以进去了。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忽然，我的手一震动，一阵疼痛，顺着车灯，看到我的纱手套破了；慢慢拉下手套，大拇指已经没有了！手指断在手套中，断下的手指还连着近一尺长的白色的筋，就像牛筋一样。

　　社员们和同学们都十分着急。施良壁把拖拉机又退出了粉坊，大家赶快把我送到公社医院，公社医院的外科医生已经睡觉。社员和同学们敲门，他不肯在这样式冷的冬夜再起床，没有办法，社员和同学们又跑到公社大院找到公社副书记陶秉鲁。陶书记赶到医院，再找到这位医生，让他起床来替我处理伤口，此时已是半夜，而我从早上六点吃了一个冷馍之后，再也没有吃过东西，又冷又饿又痛，这是我人生中难忘的痛苦的一夜。

　　第二天一早，陶书记向县里汇报了我的手指轧断之事，知青办找了一辆吉普车到公社医院把我接到县医院。县医院医生打开伤口（此时，我也仔细地看了我的伤口），只见大拇指还留着一截骨头伸露的外面，手指象一个黄鳝的头，我的心非常难过。医生说处理得太晚了，可能要发炎。他打了麻药，缝了几针，把骨头包在皮里，说过一个星期再拆伤口。然而，不久伤口就化脓了。这时省医院下放的医生来了。这位医生对我说：“拇指是手的另一半，十分重要。我们希望能保留你的拇指的剩余部份，但要你配合，动手术时不能打麻药。同时，我们要剪去你手指上已坏死的皮肤。有的皮肤看上去是好的还有血，但实际上神经已死，所以在剪的时候一定要剪到你感到痛的地方才是有用的皮肤。你一定要注意，只有剪到痛时才叫，不痛不要叫，否则你的手指一点也保不住。”我咬着牙答应了。我躺在手术台上，头偏向一边，任凭医生一刀一刀地剪下去，眼泪直在眼眶里转，我忍住了。后来医生又说，骨头太长了，要锯掉一截，我咬着牙也忍住了。医生又说，皮肤不够，要从手臂上割下一块皮来补到手指上，只听到“擦”一声，我的手臂上一阵痛，一块皮就割下来了。后来医生又说皮不够，又割了一块下来，这样在我小小的手指上，这位医生缝了30多针。医生的技术可谓精堪，但他每缝一针，我却清晰地感到从皮中肉中扎进，穿过去的疼痛。在缝这30多针时，我脑中一直在想书中读到的革命烈士在监狱中被针扎手指的情景，并鼓励自己挺住，不要哭不要叫。

　　我挺住了。这一年，我21岁。从此以后，我又遭遇了多次肉体与心灵的痛苦；但是，有这这一次经历，其他的痛苦我都忍受住了。

　　幸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与赵国屏特别谈得来。按照习惯，晚饭后，插队组的同学和社员都聚在一起闲谈。队长每天都来，谈的话题很广。谁累了，想睡觉了，谁就先退出。逐渐地，每天深夜就只剩下我和赵国屏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各种话题。从唐诗到歌德的诗，从《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到《中国历史》，从《地心游记》到现代科学前景。其实，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谈情说爱，只是谈历史、谈文学、谈科学、谈生产发展前景；但舆论已经传开，说我与赵国屏在谈恋爱。

　　我喜欢赵国屏不仅仅是因为谈得来。他有一句话确定了我们的关系，他说：“我只能做爱国主义者，不能做共产主义者。因为我感到自己不够坚强，达不到标准。”这句话深深地感动了我。当时，有同学对我说，必须与某某公社书记搞好关系，因为我们入党都要靠他。这话使我很反感。对比赵国屏，我就更认同他的可贵。

　　要做共产党员，一定要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有完美完善的品德。在内心深处，我也总感到自己无法达到共产主义者的要求。但是，当时的大队书记一直欺侮我们生产队，而我们队又没有能出头的党员。因此，当我们知青小组被评为先进后，作为户长又是户中大同学中唯一出身较好的（职员）我，就被大伙认为应该入党与那些不怎么样的党员去争一争。经过知青办、工作队以及包括赵国屏在内的同学们的力劝，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并很快入了党，当了大队书记、公社书记、直至县委副书记。当我与赵国屏默认相互的特殊关系时，我已是县委副书记而他还未入党，于是引来了很多麻烦。

　　县委书记徐友贞一天来找我说：“小俞，听说你的对象是小赵？”

　　我说：“是的。”

　　徐书记说：“小赵不是党员。”

　　我说：“是的。”

　　“为什么不入党？”

　　“因为他说他只能做爱国主义者，不做这共产主义者。”

　　徐书记摸着下巴哼了半天说：“不是党员就很麻烦。”果然，不久就听说有人民来信到省委组织部、中央组织部，说我阶级立场不稳。以后，又有人来调查，不仅调查我找对象的阶级立场，还有因为我担任“招生、招工领导小组”组长，让“出身不好”的人去上大学、招工的事。好在徐友贞书记为我承担了大部分的责任。而我自己也无所谓是否去当官。所以思想上也没有什么压力。

　　记得有一次，地委张书记来蒙城，又问我：“小俞呀，你与小赵的事要做好思想准备，这可是要影响你的政治前途的！”我于是也半开玩笑地回答说：“张书记，您找我谈话让我担任县委副书记时，我就说过，什么时候领导认为我不合适，就可以把我换下来。现在，还可以换下来啊！”张书记说：“你要说服小赵入党啊！”看来，赵国屏入党已经成了关键问题了。

　　有一天晚上，我在灯下看书，来了一位省公安厅的下放干部。他也是上海人，平时对我们上海知青特别关心。他也称我小俞，说有事要找我谈。他十分郑重地说：“听说你找了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做对象，这使我们这些寄希望于你的老干部很失望。你应该以党的利益为重，不应该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只顾个人恋情而辜负了贫下中农的培养。……”他讲了很多，我却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今天也难以全部回忆起来了。

　　此后，又有大字报贴在了县委大院的门口，说我找了国民党的伪市长的儿子做对象。然而,我抱定了无所谓的态度，一笑了之。

　　当然，后来知青办王怀然主任和上海慰问团的张组长不断地做说服工作，加上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对赵国屏的思想震动很大，他终于写下了入党申请报告。赵国屏的报告很快被批准，并担任了朱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但是，仅一年半后，他就被以“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为理由，免去了大队书记的职务。这已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上海知青在安徽被作为审查的重点，我被“停止工作，等待审查”。郑永辉同学的自杀使我十分震惊。在怒斥了那些卑鄙小人之后，我卧床不起，病了两个多星期。朱集大队的社员唯恐我遭人暗算，男女老幼出动，每天有几十人到县城坐在我的房门前保护我，并以示抗议，这样一连近十天，声势震动了县城。我再三劝社员们不要再来了，以免耽误生产。后来，队里每天留下两名妇女陪我睡觉，四名男劳力睡在门外保护我，直到形势稍稍稳定。现在，每每想到这些，我总是会热泪盈眶。

　　当时，我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写检讨。我根本就不承认有错，也根本不愿意写检讨。没有人敢来要我写检讨，只有徐友贞书记硬着头皮来对我传达，“这是地委的要求”，“这是省清查办要求的”，以及“这是最后一份”之类半哄半劝的“通知”。然而，无论是哄是劝，我就是不写；没有办法，只能由赵国屏替我写检讨。每次下了写检讨的通知，看护我的社员就赶快骑车回大队通知赵国屏，赵国屏就赶快来县城。他写完之后，再由丘丹凤、何逢辰等几位同学负责抄写之后上交。他写了什么，我不仅拒绝看，还气鼓鼓地看他们抄写。于是，他们就指使我去烧粉丝汤作夜宵。直至今天，我一喝粉丝汤就想起了写检讨。当然，徐书记的无奈，同学们的情谊，赵国屏的辛苦也都历历在目。现在回想起来，有人这样卖力地为我写检讨，真是莫大的幸福！

　　在我们确定特殊关系后的六年，即1979年的7月1日，赵国屏和我结婚了。赵国屏的父亲在北京开会，发来了一封长长的电报表示祝贺。慰问团的老师傅和插队的好友们参加了我们简单的婚礼。在大家送来的礼品中，最特殊是是陈嘉林送的林则徐的画像，上面题着赵国屏最喜爱的一句话，“ 苟利国家生死以。”这幅画，至今挂在我们房间的墙上。

　　1979年，我调至天长县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赵国屏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我们每年只能在寒暑假见两次面。所以，我们多用书信交谈，有时也写诗。但这期间最有意义的是，他将他在复旦读完的《高等数学》课本与习题及答案送给了我，我每天晚上坚持自学，整整做完了同济大学《高等数学习题集》上的约2000道微积分习题，为我日后在美国学习经济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5年，赵国屏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已有两年了，因为不会做饭，再加上学习工作极其紧张，身体很差，寄回来的照片上看去总是瘦骨嶙峋的。他父母看了，十分焦急，我当然更是心疼。原先，我不想去美国。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到美国，不懂英语，只能做家庭妇女，不符合我的性格。但此时，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了。赵国屏给当时我任职的滁县地委和天长县委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请他们批准我去美国。地委向省委汇报，省委组织部不批准。我去找了当时的省委书记黄璜，他曾任省知青办处长，也认识我们。他说： “组织上要重用你，你应该以党的利益为重。”我很认真地说：“黄书记，我相信，天长县或安徽省如果没有我这个副县长，仍然可以找到或培养出比我更好的干部，但是，我如果失去了赵国屏，可能就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丈夫了。请您批准吧！”黄书记还是没有同意，后来，地委书记吴炎武被我感动了，他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在省公安厅翟处长及天长县委书记徐其锦等的帮助下，设法替我办出了护照。1985年7月我到了美国，开始了新的8年奋斗。

　　在美国，我们才真正开始了两人世界的、朝夕相处的生活。我们相互帮助、相依为命。相濡以沬。在赵国屏的帮助和支持下，我顺利地获得了经济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这30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金钱和地位都不是幸福，只有相知才能相爱，只有相爱才有幸福。1984年，结婚5年的我们，仍然天各一方。圣诞节，赵国屏写了一首长诗给我，最后四句是：

　　“但须情义两相通，地久天长会重逢。霜雪更比青丝美，相知相爱乐无穷。”

　　

　　转自《上海知青网》，版权归《上海知青网》所有。

　　

回复[5]: 科长 (2013-12-20 14:26:38)

　　赵国屏和俞自由 (2012-09-08 06:35:39)

　　困惑时刻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

　　赵国屏说：“我们先要求去河南兰考，就是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兰考这么红色的地方，人家不让去。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们那里面，干部子弟比较多，知识分子子女比较多，出身不好的太多了。我还不能算知识分子，出身成份算‘伪官吏’。”

　　

　　赵国屏的父亲赵祖康，曾经担任国民党溃退时的上海代理市长，和解放后的上海市副市长。“成份论”实在滑稽。

　　赵国屏说：“我去农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生物，属于比较理想主义的。”

　　俞自由说：“我当时去农村，受小说《军队的女儿》的影响很大。”

　　1969年1月，上海知青俞自由、赵国屏一行，带着去广阔天地里炼红心的激情，奔赴安徽蒙城县插队落户。

　　俞自由说：“蒙城那时候的土房子，没有窗的，就一个洞，到了冬天就用土砖把它塞起来。天热了，就把那砖给拿了。那里基本上没人穿袜子，所以我们去了一年以后，女孩子就开始要我们回上海买袜子。刷牙以前是不刷的，我们早上起来刷牙，旁边围一圈人看着，这是干吗？”

　　这是安徽蒙城县一个叫做朱集的偏远生产队。怎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上海知青俞自由、赵国屏一开始有些迷茫。

　　除了忆苦思甜之外，还能向贫下中农学习什么呢？上海八个知青在朱集组成一个集体户，考虑自己的生路。

　　俞自由说：“知青一共八个人吃饭，谁烧饭，大家都不愿意烧饭，都愿意下地劳动，有很多的矛盾在一起。所以我们最先成立了一个团小组，先把自己的队伍整好。当时有三个团员，我是团小组长。为什么我当组长呢？因为我出身比他们两个好，他是‘伪官吏’，另外一个团员家庭是资本家。我家庭是小职员，所以我就是组长。然后所有的大小事情，都是我们三个人团小组开会记录。有组织就好办了，有纪律有纲领。”

　　赵国屏说：“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向生产队要一块菜地，我们自己种菜。自己喂羊自己喂猪，什么都要自己做，首先要学会养活自己，才能去改变周围的环境。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不是抓革命，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怎么把自留地种好，使自己能够活下去。”

　　公平起步

　　上海知青在迈出养活自己的第一步之后，又意识到了他们这一代人改天换地的崇高职责。他们先进行一番农村社会调查。

　　俞自由说：“第一件事情是了解历史，这个村庄的历史是什么。我们八个知识青年，每天都跑到各家各户去聊，去了解历史，看他们为什么有矛盾。聊到最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生产队，谁都当过队长，当了队长以后就都不相信别人。我当队长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多吃一点多捞一点。然后反过来，我不当队长你当队长的时候，我就怀疑你，你是不是也多吃一点多捞一点。所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所有必须记账的地方全管起来，账目清晰，公开透明。”

　　俞自由说：“这就迎来了比较清明的时刻。因为知青既不姓张，又不姓朱。比如卖豆腐。早上起来一担豆腐挑出去，跑到另外一个庄，啊呀，这是我舅舅的庄啊，他又讲面子。舅舅，你吃我一块豆腐，我还要收钱吗？我们生产队磨豆腐以前是很好的，可是为什么不磨呢？因为卖了以后亏本。所以后来就是一担豆腐摊子后面，跟个知识青年，出去了以后讲，啊呀，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都是知识青年收账啊。原来西瓜摊子放在集上，谁来了，哎呀，不好意思，吃一块，我给你付，实际上你到家，你付吗？你不付。我弟弟种西瓜，专卖西瓜，带个小竹笠帽子，你公社书记来，你也得花钱。我知识青年，我管账，我不怕。”

　　赵国屏说：“接下来就是办砖瓦场、酱色坊、粉坊，各种各样的副业一弄起来，我们生产队就有钱了。有钱是很重要的。”

　　爱情萌芽

　　在淮北农村，一个以俞自由为户长的知青集体户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团结村里农民，一起公平公正搞生产。这时，知青集体户里的两个年轻人，也产生了爱情的萌芽。

　　赵国屏说：“其实我到农村，人家就不会老想着我的背景。因为到了那个地方，实际上人都是凭干活吃饭，都平等了。不会有人老盯着出身，其实农民从来没有盯着我的出身。”

　　俞自由说：“我们因为在一起，说老实话，后来他们还专门写我的大字报，说我是阶级立场不稳定，找个男朋友是出身不好的。”

　　赵国屏说：“我们两个属于比较灵活的，生产队的外交，基本上都是我们两个出去的。外交是什么呢？当时要想办法买化肥，即使买到了，从县城运回来，要找车。那时候司机是很吃香的。生产队要买什么东西了，就派我们俩出差。比较机灵，比较能搞定。像气象台、种子公司、农业局、农科所、水利局，关系慢慢都认识了。”

　　俞自由说：“我比较大胆一些。比如那个时候，为了买化肥，就会坐到那个县委书记的家门口，拿一瓶水，拿两个山芋干的馍，坐着等他。他出来了以后，我说是知青，我们生产队没化肥，是不是请书记给我们批点化肥。县委书记当时说，你在这里等啊？我说我在这里等了有七八个小时了，他就给我批点化肥。”

　　俞自由说：“其实我这个人，是比较理想主义，没有理想主义，不会跟赵国屏那么要好。但是第二，我还是比较现实主义。比如说，人家都在这里要找个出身好的人，像我们以后变成知青模范啊，当了干部以后找对象，像我们萧县的那些知青女干部，都是找武装部的解放军等等，可我不是这样的。我喜欢讲得来的人。”

　　当时俞自由、赵国屏两个人的关系公开以后，当然是有很大的反响，有很多人都反对。

　　俞自由说：“甚至有一个人跑到我这里来说，你这个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我们是把你作为无产阶级接班人来培养的啊，可是你却为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去跟一个出身不好的人谈恋爱，你这是辜负了党的希望啊，以后党怎么培养你做无产阶级接班人？”

　　勇挑大梁

　　1973年，《文汇报》发表了俞自由为户长的朱集知青集体户的先进事迹“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俞自由也加入了共产党。有个性、有魄力的俞自由当上了大队书记。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俞自由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雷厉风行。

　　俞自由说：“到了农村以后，我的逻辑还比较清楚，干什么什么，比较清楚，所以能够抓得住农民，我当大队书记，早上５点钟开会，他们生产队长保证一个都不会迟到。我是说到做农民也都知道。”

　　俞自由说：“有一次，水利局的局长给了我２万块钱。他说，现在年底了，还多了２万块钱，看看你们还是能干事，这２万块钱你拿去，拉个电吧。但是光靠２万块钱拉电是拉不成的。钱不够。这个变电所是在公社，公社离我们这个大队有３公里。那么电线杆一共要竖１８０根，一根电线杆当时光买就要１００多块。我记得是１２５块。然后到阜阳，是３００里外，要去把它运回来，那个运费也要将近２００块。然后还有电线，还有电线杆上面有个横杆，横杆上面还有配件，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他们说没有１０来万是不行的。那么我们拿到了２万块钱，怎么办呢？电线杆的钱，我付掉了，然后我就带了１８０名男社员，到阜阳，一人一个板车，去拉回来。”

　　俞自由说：“从阜阳拉到村，３８０里路，我们组织好了板车，就出发了。走到县城，走了一天，６０里路。走到县城以后，水利局长就被感动了，因为再往那边要走三天，再回来也要走三天。我们是带了一个星期的粮食去的。他就在汽车站等我们，他说有几辆放空的车子去，你把板车全架到放空的卡车上去，然后你们派几个人去押车。”

　　当天晚上，俞自由一行就到了阜阳，省了三天路程。

　　俞自由说：“回来的时候就拉了，一拉就是三天。浩浩荡荡。１００多辆车，从头到尾，那也是壮举啦。那时候又是冬天，在阜阳出来的地方，农民真的很有纪律，我自己感觉，就像指挥红军一样的感觉。我们都背了包，自己带了干粮，一吹哨子，前面后面就停。停下来以后就在路边，就睡在板车下面。路边有一个老婆婆，卖茶水的，说你们两个女知识青年也睡在路边不好，睡到我家里面来吧。这个老太太非常好心，头一天晚上，我跟另外一个上海女知识青年就睡在这个老太太家里。”

　　回程第三夜就到了蒙城，到了蒙城县城，大家就睡在汽车站里。

　　俞自由说：“第四天就回到乡里。因为全公社只有一个变电站，过去只有公社干部用得上电，其他周围都没有，我们又是在这个公社最落后的地方，有女都不嫁朱集庄的嘛，很有名的。现在拉电了，所以农民都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是他们的理想。”

　　俞自由说：“竖这个电线杆子，本来我们不会，水利局就派了技术员来给我们竖杆子。一天，架一根电线杆８块钱，１８０根电线杆乘以８，也是很贵的一笔钱。我们就看他怎么架，１０个妇女站这边，１０个妇女站那边，挖个洞，把电线杆放在里面，然后一二三，拉起来了。当中还有一杆，他就看，偏了，这边，拿个小红旗，拉一点，那边拉一点，好，正了。再来两三个劳动力，把土埋上去。早晨埋了３根，然后到生产队去吃饭，他们要吃鸡，要吃鸡蛋。我就打电话找那个水利局的局长。我说，你派来的人，又要吃酒又要吃鸡，还要８块钱一个，一个早晨只竖了３杆。最重要的是我们学会那套技术了，然后我们不要他们了。这个水利局局长也很好，说好，不要，不要就回来。他们只竖了３杆，我们就学会了。”

　　宏伟蓝图

　　上海知青给农村带来了许多新思维。赵国屏给大队办了一个小工厂，请了两个外来的供销员。

　　赵国屏说：“办工厂啊？这当时都是好事，怎么带上资本主义，好事怎么成资本主义了。

　　必须要有市场，我们还是通过这两个供销员办的，就是他给我们收原料，然后是卖东西，我们就凭合同给他提成，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做法，就是他不拿工资的，有多少合同，我们给他抽成多少，给他好处费。”

　　赵国屏说：“挣了多少钱呢，第一年下来，我们造了一个学校。然后把全大队还有几个没有电的都拉齐了。我知道在银行，我们大队跟我们公社存的钱是一样多。当时这是好事吧？公社有一个磷肥厂，我有一个钻头厂。1976年冬天，安徽是历史上大旱，我们整个公社一点小麦都没种上。我就把全大队所有能抽水的机器，都拉上来抽水种麦子，然后公社才开始种，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水可抽。要是没有钱，根本做不了这事，所以实际上到了第二年，整个淮北看上去都是黄的，只有我们那里有一片是绿颜色的。”

　　知青集体户的年轻人酝酿着一个宏伟的计划，誓把贫瘠的淮北变成富裕的江南。俞自由说：“那时候我专门写了一篇散文《新农村的畅想曲》，有一个非常宏伟的计划，要把那个地方改造成江南。就是一篇江南的蓝图。”

　　赵国屏说：“实际上应该比江南还要好一点，我的想法是希望，它的农业生产水平应该和美国差不多，而它的政治水平要跟大寨差不多，要这个样子。因为那时候我在农村，我记得还买过一本《美国农业概况》，这么厚一本书。”

　　霹雳炸响

　　1973年，在农村做出了成绩的俞自由，被选拔到了蒙城县委，当上了县委副书记。

　　俞自由说：“我在蒙城县是主管公安司法，主管组织，主管农业，在当时这三项是很重要的，在蒙城因为农业学大寨，农业为主，治安也很重要。公安局汇报案件，其实我很害怕，杀人的照片要看，实际上我看的时候，心里直发毛。可是，我是主持政法的县委副书记。”

　　当上了县委副书记的俞自由，依然保持着风风火火的知青精神。她真的在蒙城炸响了霹雳。

　　俞自由说：“当时我还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收缴了所有武装部长的枪。当然是县委常委通过的，缴械，所有的枪全部上缴，上缴了１４０多杆枪。因为这底下的枪太多了，很危险。其中我们县里面有一个城关镇武装部部长，全国民兵英雄，他自称是双枪李向阳，两把枪，拿了枪去强奸妇女，结果那个妇女跟他搏斗的时候，他枪上了膛，结果一枪从自己的肚子里穿过去。他持枪去强奸了三十几个妇女，这个人后来被判了无期徒刑。”

　　蒙城的派性势力盘根错节。惩办恶势力，是需要胆略的。俞自由还做了一件大事，大力整顿了城镇户口。

　　俞自由说：“当时腐败里面很重要的一种，就是动用城市户口。那时候户口很重要，他们就把自己乱七八糟的人弄进来，而那些真正的城镇居民下放去了。下去以后，有一些老弱病残，现在要回来，就不给人家回来。像这样的案件特别多，我那个时候专门有一个信访办，只要写给我的信，我就让蒙城师范的一些学生来拆，不让干部拆，干部拆了以后就有麻烦，学生拆过以后就写摘要给我，一天要收５００多封信。”

　　跌入低谷

　　谁知道，更大的风暴冲着俞自由呼啸而来，有人诬陷俞自由。

　　俞自由说：“告我状的那个人，出了钱雇了一个人，就做了我严刑拷打人家的照片，搞了１００多幅。说我在查这些武装部长违法乱纪的时候，搞了严刑拷打。他就花钱找了一个女证人，做出照片来，说是怎么样严刑拷打。某省领导说，怎么俞自由严刑拷打，搞法西斯嘛，所以叫省公安厅把我逮捕起来。”

　　俞自由说：“省公安厅里面有一个副厅长，原来是下放在我们蒙城县的，他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他说要逮捕一个人，是要有证据的，我们是不是先调查一下再逮捕，所以省公安厅就抵制住了，没有逮捕，然后就来调查了，发现照片是假的。”

　　赵国屏说：“最感动的是有一次，不就是那年旱了，我到城桥外面去借水泵，我们自己水泵不够用了，那个工程师说，你们就是俞自由那个大队来的，你要告诉她，她一生，别的事情再不做，就打倒那几个坏人就够了，就够辉煌了，就够她一生的意义了。”

　　俞自由说：“那段时间是特别委屈，我是满肚子气，不过，主要是农民很支持我，（派性人物）他们要打倒我。每天，我们大队农民坐着拖拉机上城来，坐在我的周围保卫我，很多，就坐在门外。”

　　从颠峰跌入低谷，在巨大的打击和挫折面前，俞自由依然不屈不挠，赵国屏依然真心相助，他们能够躲过这个劫难吗？

　　1977年，风云突变，由于有人诬陷，蒙城县委副书记俞自由在高压下被停职反省了。

　　俞自由说：“就是说停职反省一段时间，停职期间只是开过一次小批判会，一次大批判会。我就是不愿意写检查，然后就是赵国屏替我写检查。赵国屏写的检查，第一次我还看过，以后的我都拒绝看，我都不愿意看，随便你怎么写，字也不用签，只要交上去就可以。”

　　村里农民自发地轮流上城来保护俞自由。

　　俞自由说：“每天有四个社员来看我，有两个男社员、两个女社员，看着我。怕人家来袭击我，还帮我烧饭。”

　　真金不怕火烧，俞自由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生考验。

　　俞自由说：“后来看看打不倒，拿个放大镜照，也没照出任何东西，因为我们根本不经手钱。最后他们觉得不行，就在信封里面放了两粒子弹，写了封威胁信，就是小心你的狗头，塞在我的门底下。”

　　天长地久

　　1978年，知青开始了大返城，赵国屏也考取了复旦大学生物系，乡亲们十里相送。

　　在此期间，俞自由做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将写好的小说《伤痕》拿到学校去，想请老师推荐到杂志社发表。曾在安徽蒙城当过知青的女老师孙小琪，通过女友俞自由，将小说传给了《文汇报》编辑钟锡知。因为编辑钟锡知到过蒙城。俞自由曾经热情接待过钟锡知。卢新华的小说写得好，俞自由的面子也大。小说《伤痕》发表后引起很大轰动。

　　俞自由说：“这个时候，我已经被解放了，赵国屏上了大学，他担心，如果我还留在那里，人家农民不能永远保卫我，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就写了封信给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要求换一个地方工作，这样就换到了安徽天长县。

　　俞自由离开了爱怨交加的蒙城县，前往安徽东端比较富裕的天长县，担任天长县副县长。

　　俞自由说：当时我妈是最担心的，我妈是老式思想，认为他们赵家很高，我们家很低，他们家是上海有名的一个大户人家，我们家是小户人家，去了以后，人家是不是看得起你啊，我妈是有这个顾虑。觉得门不当户不对。”

　　赵国屏说：“我们家是比较民主的，本来我跟她好的原因之一，也就是因为她，我很想支持她把干部做好。但接下来就要两地分居了，不能天天见面。基本上暑假寒假，就是一次是在上海过的，一次是在天长过的。当时写了很多信，我做下来的数字题目，就给她，她晚上自学高等数学，做完了《高等数学习题集》中约2000道微积分习题。”

　　俞自由在天长县当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和副县长，再一次显露出她的领导能力和聪明才华。

　　俞自由说：“我当时第一个建议，我们天长县要富起来，要办工业。因为这是从我们生产队的小工业开始。农业税能收多少，工业可以付很多的税。所以他们就决定我作为抓工业的书记。要抓好工业就要有产品，我们就要出去买专利。在县的四套班子上，我把李斯的《谏逐客令》这篇文章念给大家听。就是说，我们要用‘客卿’。所以他们就授权我到上海来招人才。我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登广告，他们还倒给我１０块钱的稿费。当时就招，用什么呢，就用的是城镇户口。我们县里就规定，我不管公安，管工业，但是户口属于我管，这样我招了２１个人，用了１１０多个户口，来解决这２１个人。然后办了一批工厂，天长县成了安徽省社队企业财政收入第一。”

　　

　　

　　婚礼匆忙

　　赵国屏的父亲赵祖康是市政和道路工程专家，抗战时期曾筹建滇缅公路等国际道路。

　　赵国屏说：“我父亲是搞工程的，所以人家就觉得很奇怪，父亲知道我喜欢生物，很支持。我下乡，他也很支持。他直到最后，总是希望，他不知道我后来实际上搞农业搞得很少，他老是说你要把农村搞好。其实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俞自由被审查的时候，我父亲可能还专门去看了上海干部安徽慰问团，托他们帮忙解围。”

　　俞自由说：“他父亲赵祖康是非常好的人。他的思想确实是五四时代的五四青年的那种平等民主，非常科学，都在他父亲身上体现了。赵国屏他们考大学的时候，我正在审查。第二年我审查结束了，我想考大学了。结果那个时候规定年龄，我的年龄超过了一个月。当时，我们县里面的人说，我们到县派出所，给你把这个改一改就可以考。他爸爸就说，我们家也并不是一定要你读上大学，既然你们已经这么长时间了，算了吧，你也不要上大学，结婚吧。这就是他爸爸讲的一句话，所以我们就1979年结的婚。”

　　赵国屏说：“婚礼匆匆忙忙的，在他们家里吃了一顿饭，那时候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没有冰箱，好不容易买到了鱼，所以再不吃就要坏了，所以就提前了几天吃了饭。第二天我就到学校考试去了。”

　　俞自由说：“本来是想等他学期结束以后再结婚的，可是那个时候买到黄鱼不容易，正好买到了，就提前了几天吃了饭。”

　　赵国屏说：“然后挺好笑的，考完试去登记。登记的时候，那个登记人就问，说你们结婚证办了没有，我们说饭吃过了。他说怎么可以没有拿证就吃饭，他说人家还会中间出事情就离婚了。”

　　俞自由说：“他就问饭吃了吗？我们说我们饭已经吃了。他那个人就特别严肃，你们这是非法的，你们知道不知道，怎么没拿结婚证就结婚啦？把我们两个弄得脸都通红。这不都是为了没有冰箱吃黄鱼嘛。”

　　赵国屏说：“我送她的礼物是1979年度复旦大学学雷锋争三好积极分子发的一个本子，我们7月1日结婚的，所以我当时就把这个送给她了。还写了一首诗：

　　我没有华贵的宝石给你戴上，

　　我没有艳丽的鲜花为你梳妆。

　　华贵的宝石光彩夺目，

　　它却会使人眼花缭乱；

　　艳丽的鲜花芳香扑鼻，

　　它却会使人迷离彷徨。

　　我只有那绿色的本子，

　　就像那绿色的原野；

　　我只有这褐色的铅笔，

　　就像那褐色的土地；

　　收下吧，我的伴侣。”

　　女县长俞自由就这样走进了赵家大院。俞自由说：“当时因为我父母总是很担心，门不当户不对，我父亲又是宁波人，特别要面子。所以我父亲就要请他爸去吃饭，我也很害怕他爸不去吃饭。我父亲说让我跟他讲，结果他爸一口就同意了，而且没有坐小车去，坐公交车去的，而且后来是每年过年，都到我家去吃饭，我父亲就觉得非常有面子。所以他爸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人。”

　　远渡重洋

　　1985年，赵国屏已经远渡重洋，在美国留学。赵国屏希望俞自由也去美国团聚。

　　赵国屏说：“当时我特别瘦，经常生病，身体也不好，一个人，不会烧饭，很紧张。从美国这边来讲，她来的可能性挺大的。”

　　俞自由说：“当时天长县进行民意测验，我们县委书记是第一，我是第二。那个蚌埠的市委书记，到上海我的家里来，说俞自由你到蚌埠市当副市长，管工业，你这个工业的思想太好了。我就跟他讲，我要去美国了。他说你到美国，我没有办法阻止你，但是如果你不去美国，你一定要到蚌埠，当我的副市长，帮我管工业。但是赵国屏那个时候很瘦，而且一个月发了四次烧。所以我就去辞职。当时的省委书记黄璜不同意，说你也是属于年轻的老干部了，我们党要培养你啊。我就说，书记，党少我一个县长或者副市长，你可能还能找到。可是我少了一个这么好的丈夫，我以后可能就找不到了。省委书记很生气。”

　　俞自由说：“一个地委书记和原来的那个县委书记被我感动了。那个县委书记到了地区当公安处处长。最后是我们的地委书记和这个公安处长，派专人给我去办护照，就瞒了省委书记。省公安厅办护照的处长，也是在我们那里下放过的，他们都是知道我的，就给办了。然后，省委书记就在全省大会上，点名批评我们的地委书记吴炎武，你们把俞自由放走了。按理来讲，作为一个县级干部要经省委批准的，可是你们就给放走了。”

　　赵国屏说：“俞自由那时候办签证，也有过曲折。她因为收入很低，可能美国签证官就认为她会有移民倾向。后来，她就把他们那个签证官大骂了一通，她说我才不想去呢，要不是我先生他这个样子。”

　　俞自由说：“我脾气比较大，在美国领馆，翻译告诉我怎么怎么样，我气坏了，就穷骂美国人。那个翻译就轻轻跟我讲，再去单位开一个证明。那个美国人也不知道我骂什么。”

　　当时，俞自由当副县长的工资收入只有54元。她补开了证明。

　　俞自由说：“然后再去，签证官就给批了。”

　　赵国屏说：“俞自由到了美国，其实，学校里倒是很看中她在中国的经历，所以他们农业经济系非常想要她，因为她农业方面经验还很多。正好那个农经系的系主任出国了，他们那个副系主任，执行主任的太太，就是我们学校研究生院的副院长，所以他们俩等于联合起来想了个办法，因为像俞自由这样要能入学非常困难。”

　　俞自由刚到美国，也打过工，她带一个八个月大的美国男孩，可以说，她学英文是和一个八个月大的孩子一起起步的。

　　赵国屏说：“当时她的英文已经比过去强了，终究还是要有一个证明，你是有这个英语能力嘛，反正她GRE也考了，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副院长跟我说，要俞自由去考GRE，verbal语言是500，满分是800，verbal语言500，数学也是500，副院长说就可以录取了。我跟副院长说，俞自由数学肯定不止考500，verbal，就是她语言肯定考不了500，这是不用考就知道的事。副院长说这倒是个问题，这样吧，她两门加起来要考到1000。”

　　结果，俞自由正好是数学考了800，verbal语言考了200，加起来就1000。正正好好1000。俞自由就这样喜剧化考取了美国普度大学。

　　后来，俞自由不畏困难，敢于拼搏，在美国攻下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岭南大学管理系保险专业主任，成为金融保险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专家。

　　喜欢生物的赵国屏，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人类基因南方研究中心的领军人物。

　　岁月与人生

　　作者：俞自由

　　是岁月踏着人生的脚印，

　　还是人生循着岁月的轨迹？

　　我已度过三十五个春秋，

　　却还在寻着人生的起点。

　　如果我呱呱坠地之时，

　　便是我人生的起点，

　　那时的世界，

　　除了爱别无他物。

　　如果说刚谙世事的少年之时，

　　便是我的人生起点，

　　那时的世界，

　　就犹如夏夜的星空，

　　闪烁而美丽，

　　充满了诱人幻想的神秘。

　　如果说庄严地

　　把幼稚的脚步

　　迈向政治之时，

　　便是我的人生起点，

　　那时的世界，

　　就只有革命+原则。

　　啊，这辽阔的世界

　　展现了一层又一层，

　　复杂纷繁，变化莫测。

　　人生道路的每一个新起点

　　都曾使我激动万分。

　　我的人生呵，

　　充满了痛苦的

　　烦恼和抗争，

　　却又浸透了纯淳的

　　友谊和爱情。

　　我仅度过三十五个春秋，

　　岁月的疤痕刚爬上额头，

　　人生的经历，

　　则已在我心灵的深处

　　筑起道道防线。

　　--为了追求真理的火种

　　不让世俗的风雨扑灭。

　　人生的价值

　　究竟以何物为标准？

　　是岁月的长短？

　　官禄的高低？

　　还是惊天动地的业绩？

　　我找寻的是人生的真谛。

　　有生命短促的伟人，

　　他们的英名永垂史册

　　也有寿终正寝的显赫，

　　他们的功过也自有历史评说。

　　尚如人类的三分之一

　　去惊天动地，

　　这世界岂得安宁？

　　我要说的是

　　这芸芸众生中平凡的我们，

　　怎样料理自己的人生？

　　我在找寻着人生的真谛！

　　尽情地将爱奉献于世

　　在你爱的雨露被泽的地方，

　　便是你人生价值的所在。

　　呵！人们要笑我，

　　这似乎是基督在说教，

　　然而这世界

　　并非是爱的过剩。

　　爱亲人、爱朋友、爱**……

　　爱花、爱鸟、爱江河大川……

　　爱事业、爱祖国、爱人民……

　　即使要恨也是为了爱。

　　如果我明晨我即将离开世界，

　　今晚我也要将爱留在人间，

　　无论富贵或贫贱，，

　　无论职高或位卑，

　　要像"人"一样的生活！

　　我并不追求惊天动地，

　　我只追求做人的尊严！

　　

回复[6]: 大约在74年左右见过俞和赵。 吴卫建 (2013-12-20 16:35:41)

　　那时，本员外在安农大农场修地球，当时学校请他们来作报告。那时安农大在淮北，与俞和赵所在的蒙城不远。

　　还记得那时我有位好友是民主人士之子，与我说及赵祖康之事等。

　　

回复[7]: 轰轰烈烈一场人生 开明乡绅 (2013-12-20 23:05:46)

　　不知说什么好！

　　有时候，本地主感到很幸运，本地主一介草民，就是通过这镜子，沾了不少名人后代的边，即便不是名人后代，如科长等辈，也是和名人眉来眼去的。让本地主在卑微的生活中，有了少许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