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雄屏VS陈丹青│科长│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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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雄屏VS陈丹青
科长 (发表日期:2013-11-29 16:38:15 阅读人次:1030 回复数:1)
焦雄屏VS陈丹青:娱乐电影好深刻的就会有　　2013-11-28 12:19:58 　　焦雄屏：我也记得你家房子的样子，还有你在门口玄关放钥匙的那个动作，转身———那时候觉得你好骄傲。焦雄屏：我们觉得第五代有一个蛮重要的贡献，就是推翻了通俗剧，在影像上的成就是ok的。　　　　“南都大牌档”于今日独家同步推出由知名电影学者焦雄屏挂帅主持的大型访谈节目《聚焦》。焦雄屏纵横影坛三十年，素有“台湾电影教母”之称，更是华语电影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推手，堪称两岸三地四代电影人共同的良师益友。由她来邀约国内外知名电影人、文化人深度对话中国电影，从大视野看电影，从大文化谈电影，为观众与读者开启未曾触及的电影视界。　　本期要点　　本期推出的是焦雄屏日前在北京时代美术馆与当代艺术家、文艺评论家陈丹青的对谈。作为相交近三十年的朋友，两人借《聚焦》节目重逢。用焦雄屏的话来说，一方面是叙旧，另一方面就华语电影百余年发展、两岸三地电影及其文化处境等诸多话题进行探讨。　　A 　　叙旧篇　　陈丹青在台湾被误认偷渡客　　焦雄屏纽约七分钟见到阿城　　焦雄屏：丹青，今天太高兴了，有机会重逢，还记得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吗？　　陈丹青：1986、1987年，阿城来纽约的时候，他住在我家，然后你和侯孝贤来看他。我到台北就是1989年了，我住在你家里面。还记得你家楼对面、你家的样子，大宅，在这肯定拆掉了。　　焦雄屏：没，还在。那是我从小长大的房子。　　陈丹青：你还能住在从小长大的房子。　　焦雄屏：我也记得你家房子的样子，还有你在门口玄关放钥匙的那个动作，转身———那时候觉得你好骄傲。　　陈丹青：是吗？在台北是1989年4月份，我去看我爷爷。　　焦雄屏：在当时，我们很难有机会见到大陆同辈的人。我见到很多老一辈的———因为我喜欢电影，见了很多老的影人。所以见到您跟阿城的时候真的很高兴。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阿城是在咖啡馆。我说我不认识你，可不可以来聊一下。他说好，七分钟。心想，这人怎么这么厉害。然后我们就看表，七分钟过后阿城骑着脚踏车来了。然后他就带着我们去你家。　　陈丹青：你们走的时候，我拿出纽约thevoice电影院那几个月的放映表。我对西方电影还不太熟，让你推荐，你就很迅速地勾，这个要看，这个要看。其中有部是费里尼的《A m arcord》。当然好看，一开始就是很多花粉在空中飞，镜头不动的。《四百击》，都是你推荐给我的。　　焦雄屏：我功德无量啊。　　陈丹青：当然、当然。　　焦雄屏：有时候回忆起你讲的话，觉得很好玩。一直记得你到台湾来，给我了一个很大的震惊。有一天你好像去重庆南路买书回来，你跟我说，台湾真的是五湖四海。你说你在重庆南路一站，就看见中国各省的脸都在那个街上，台北绝对是大陆各个地方的人集聚的地方。那个时候把我吓一跳，我从来没有这样去想过，从街上去辨识人的脸，是可以辨识到这么多的特色。　　陈丹青：我来的那一年，我后来才知道很重要，就是你们解严的第二年。一进书店，都是毛泽东的书、鲁迅的书、李敖的书，放在一进门的地上。我也没在大陆看过像重庆南路这样书店，一家连着一家，后来到日本看到了。从前上海我们小时候也有———“文革”以后就没有了———上海福州路就是这样一家连着一家。　　焦雄屏：你记得你搭火车的经验吗？大家回味了好多年，觉得非常好玩：你去买火车票不知道自己可以坐位子的。　　陈丹青：我都是带着大陆经验在你们那坐火车嘛。　　焦雄屏：你都忘了，我讲给你听好了。那时候你买了火车票上了车，准备去台中看爷爷，站了很久。售票员来，你就问人家有没有位置能坐一下。人家说你这是对号车票，当然有位子坐。可是你已经站了半程了。后来列车长问你是哪里来的，你说大陆来的，他就走了。　　陈丹青：他为什么要走？　　焦雄屏：这么精彩的事情你怎么会忘得一干二净。他五分钟后带着一堆人带着枪来对着你，因为他们觉得你是大陆偷渡客。　　陈丹青：我想起来了。　　焦雄屏：在那个时候，你是少数可以从大陆直接进台湾的。　　陈丹青：是，我不愿意说我是从纽约来的，其实那会我还没回大陆。当时，我已经十年没回大陆。我进海关的时候就被拦住，他们很客气，说大家快来看，这人是从大陆来的。然后问我：陈先生，你对我们台湾印象怎么样。我说你先放我进去，进去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宪兵。第一次看到宪兵。我很喜欢看宪兵在国父纪念馆的那种操练。　　影史篇　　两岸电影，共同乡愁　　看台湾电影，陈丹青的怀旧情怀　　焦雄屏：那个时候你也是刚刚开始认识台湾电影吗？　　陈丹青：对，台湾电影我最早看的就是侯孝贤嘛。电影院第一次看的就是《悲情城市》，然后看带子是阿城给我的，《童年往事》，印象最深的是《风柜来的人》。2000年回国时又看了一次，比我想得还要好，比我记得的还要好。我很晚才看到《戏梦人生》，真好，没想到他这么拍法。现在印象最深的还是《海上花》，一上来把我吓坏了。电影拍旧上海，没有一个看了我觉得对的，只有一个《海上花》。当然我也没有经历过清末的旧上海，可是我很奇怪为什么只有侯孝贤把握到了旧上海的样子。　　焦雄屏：直接在里头说上海话，是我们小时候听的大人说的上海话。　　陈丹青：老上海话。　　焦雄屏：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上海话。里面很多台港演员讲的都是老上海话———如果他们会讲。因为他们小时候就是讲上海话长大的。　　陈丹青：不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讲那样的话，就是从上海逃过去的人把那个话带过去了。　　焦雄屏：你会不会觉得在看这些台湾电影时，是你自己的一个怀旧情怀呢？　　陈丹青：我看台湾电影没想到它是台湾电影。可能就像你说的，因为它里面的气息很对。　　焦雄屏的乡愁来自父母基因　　陈丹青：你看大陆电影是什么感觉？　　焦雄屏：我以前常常来大陆，我看大陆电影的时候，常常就感觉这是我爸爸妈妈的过往。每次都在想我爸爸那时候几岁，我妈妈几岁。我常常会觉得，我在看老一批大陆电影的时候，会有很严重的乡愁。这种乡愁我很难跟你分享，因为这是我们在台湾，地理课本历史课本里的一个中国。突然之间，发现新大陆一样地看大陆电影，觉得那里面是我们没有经历过可是有的乡愁，是从我们父母基因里带过来的一种乡愁。　　陈丹青：孝贤刚看大陆电影，他说他哭得一塌糊涂。　　焦雄屏：我第一次看到的大陆电影是《我这一辈子》，我真的是哭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陈丹青：那个是民国电影，不能叫大陆电影。大陆电影是指1949年以后，对岸的电影。如果你说民国电影，那我也有乡愁，时间上的乡愁。当然，小时候看不太懂。小时候看了就看了，现在非常清楚。　　焦雄屏：我记得杨德昌有一次从香港代表团回来，他们一群人第一次看到大陆电影，也是侯孝贤的第一部，就是讲格格的电影，黄健中拍的(编者注：《如意》)。杨德昌看完之后就站起来对着银幕竖着大拇指说———说了一句难听的话(粗口)，我就不讲了———听说那次看的人都哭了。第一次看到真正的1949年以后的大陆电影，那是第一次面对面。　　陈丹青：你跟我说你看过《李双双》，你说非常好。　　　　　　陈丹青　　　　焦雄屏　　焦雄屏：我是在1983年在U C LA念书的时候看到。我上的一堂课是《中国电影史》，程继华教的，他带了40部中国电影来。那次我一次赶进了非常多的电影，其中包括《李双双》，感动得不得了。　　陈丹青：为什么？　　焦雄屏：《李双双》其实是一部意识形态很左的一个电影，照理来说我们很不能适应，但是它那种很活泼的乡村语言，还有老百姓非常勇敢的个性(陈丹青：很快乐。)非常快乐地在做一些非常有独立思想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它是女性主义很重要的一个先锋，而且表演太棒了。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它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　　陈丹青：我现在还喜欢《李双双》。　　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好就好在幼稚　　焦雄屏：到现在来看三四十年代，我觉得那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光辉的时代。　　陈丹青：都是这样，音乐、绘画、文学、电影。中国只有电影跟西方是差不多同步的，而且，一开始就(走)市场的，是娱乐的。其实是对的。然后才有一帮左翼电影人出来拍那些时代剧。但跟后来的革命电影比，那会他们是真的想要革命。真的是，其实是幼稚。(焦雄屏：你觉得吗？有的也未必。)郑君里他们非常幼稚，但好就好在幼稚。我记得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说过，他四几年躲在山里时，看一些上海拍的左翼电影，他说全都是在假装，但他看了觉得好看。因为他们其实是在撒娇啦，左翼青年在民国那样的环境，好像很愤怒，很绝望，要自杀，种种这些现在看起来就是好开心，好当真。现在没有了，现在就是愣装。　　焦雄屏：你怎么看四十年代比较成熟的，不是这么左翼思维的电影？　　陈丹青：《小城之春》、《武训传》、《太太万岁》。三十年代开始出了一批人，到四十年代是该成熟了，张俊祥、吴永刚这批人。　　焦雄屏：它不是在讨论革命，是针对日常生活。　　陈丹青：那不单是电影了。你看张爱玲就比“五四”那代一下成熟了。张爱玲等于那会的90后，大家吓一跳，写这么好，但文脉又没断，英文又那么好。现代诗也开始成熟，卞之琳、何其芳比艾青那一代，更早的郭沫若、徐志摩那一代好多了。　　焦雄屏：我自己最喜欢三四十年代。比较单纯，里面有任何艺术家都必须有的一种激情。少算计，我没有那么觉得是完全有市场走向…… 　　陈丹青：No。市场走向是现在给弄坏掉，它变成一个事儿，“票房多少啊？”那时市场走向是天然的———当然是拍给市场看，所以想的反倒是怎么把它给拍好、怎么拍得开心投入。现在呢“我怎么让它有市场”，反而拧巴了，而且这又不是真的市场。那时大量电影实际是戏剧电影，拍给小市民看，第一部戏不就《定军山》吗？娱乐这个功能是对的，1949年以后变成一个宣传概念。改革开放以后电影变成一个艺术概念，这又害人。到现在才重新开始讲票房，好像很稀罕的一件事。艺术从来就是娱乐，就电影来说，从来就是票房。　　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电影，其实是民国人在拍　　陈丹青：事实上，大陆电影分两个阶段，一个是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当中是“文革”，断掉十年以后，又开始有电影，改革开放到现在。要两部分分开来看。我到现在才明白，我们喜欢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一个当然是跟我们童年有关，然后它永远没有了那一种形态…… 　　焦雄屏：你是说那种生活方式？　　陈丹青：Everything，那种气息全都没有了。一个前现代社会，很开心很封闭，不知道外面是什么。对我来说，我现在才明白，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电影实际上是民国那批人拍的，所有导演、演员还是民国人。包括那时的戏剧，包括我们最大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所有制作人。今天其实还在拍一些，叫主旋律电影，试图跟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电影衔接上。衔接不上了，因为拍的人都是共和国的人。他们对革命的想象，和真的革命的人对革命的想象是两样的。没有激情了，然后装得很有激情。但那个时候不需要激情，出来就是。(焦雄屏：真正的信仰。)我小时候看过，现在看起来都是经典，《南征北战》、《董存瑞》、《鸡毛信》、《红旗谱》，最喜欢的是《风暴》，讲二七大罢工的。现在看当然它也有教条的地方：主题很教条，表演也有套路，但是它有激情，有感觉。(焦雄屏：非常单纯的信仰。)我的favorite是《林家铺子》和《早春二月》。到了“文革”初，全被说成是反动电影，到“文革”后又开始仿。当时外国电影还没进来，新电影还没人拍，所以刚一开始结束“文革”，电视里开始重播一些老革命电影。那会我们就开始怀旧，其实那会我才二十几。　　第五代是最幸运的导演，不是最好的导演　　陈丹青：第四代好可怜，刚毕业，“文化大革命”，十年没拍电影。像黄健中、张暖忻、拍《野山》的颜学恕这批人，我到现在还觉得他们拍得比第五代好。我看电影，我在变：青年时代看的是我的上一代，民国左翼青年的电影；在我的中年，开始看我的同辈拍的电影；现在看晚辈拍的电影。现在又有新的一路人起来，又是另一种心情。　　焦雄屏：你是不是有一点低估第五代呢？　　陈丹青：我只觉得第五代是最幸运的导演，他们不是最好的导演。最倒霉的是第四代，没捞到拍，捞到拍时第五代又起来了，就手脚乱了。　　焦雄屏：第六代不也一样？还没到成功，第七代已经上来。你知道我有段时间来大陆，老是有一大堆年轻导演来找我，每个人讲的就是：我想去戛纳，想去威尼斯，你帮我。我说这些影展又不是我开的。台湾所谓新电影推动时，从来没人去想电影节。有一个志气，是自己看得起自己，不是要别人来肯定你。　　陈丹青：他们未必是功利主义，但做每件事，一定是跟着这个念头的。　　焦雄屏：我们觉得第五代有一个蛮重要的贡献，就是推翻了通俗剧，在影像上的成就是ok的。　　陈丹青：ok。台湾来的艺术家对大陆的艺术很客气，好像很宽容。我在纽约听过李安作报告，大家就问起他第五代导演，他很客气，而且蛮真诚。我倒希望第五代拍得通俗一点，他们不会讲故事。你说侯孝贤的电影通俗吗，深刻吗，文艺吗，影像吗？(焦雄屏：他都有。)对。所以我只能承认第五代是最幸运的。陈凯歌，我不太喜欢《霸王别姬》，倒喜欢《荆轲刺秦王》，《赵氏孤儿》前半部分也拍得蛮好。艺谋，我最喜欢《秋菊打官司》这些，李少红的《血色清晨》、田壮壮的《蓝风筝》也挺好。整体来说，有一点我没想到，第五代在大陆变成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问题是他们能一照就照二三十年，现在资源还是倾斜于他们那边，年轻人机会少得多———在每个领域都这样，在美术界，资源都在我这代人手里，年轻人就是玩不过。现在的年轻人有苦说不出，可现在又特别商业，特别功利。你一个25岁到35岁的导演，你玩个屁啊。所以你很会弄，很卑鄙，很狡猾，很他妈的低眉顺眼想尽办法，你才可能捞到一回。　　C 　　热片篇　　“非常希望中国有电影把我骗得七荤六素” 　　《海角七号》、《赛德克·巴莱》，大陆有吗？　　焦雄屏：你有接触现在新一代大陆的创作团队吗？　　陈丹青：少一点，前一阵郭敬明他们那个团队让我去看《小时代》，正好出差了。我蛮喜欢台湾现在的年轻导演。《海角七号》，还有《赛德克·巴莱》，我的天啊，那个太好了，好猛啊，暴力拍得极致。　　焦雄屏：我觉得你对台湾有特殊感情。　　陈丹青：不是。我还是真的希望大陆拍出《赛德克·巴莱》。《海角七号》我也看，大陆这种烽火离乱、妻离子散的故事太多了，那么多故事，哪个年轻导演拍对过？没有。　　焦雄屏：还有抗战现在统统拍成谍战了。　　陈丹青：连续剧也拍了不少，瞎编嘛。年轻导演倒是很认真，但语境不对，完全那个70、80后网络语言，这就不对。　　焦雄屏：你的电影的选择一定有很多规范，要先过了这个门槛才会喜欢和不喜欢。　　　　　　陈丹青　　　　焦雄屏　　陈丹青：我就是个观众嘛，可能好恶是挺强的。我还看了一部台湾电影，就是给那些小男生小女生看的。(焦雄屏：《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以下简称《那些年》)也还好，有点像日本的青春片，但又不是学日本，好青春。大陆有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的教育，现在像“文革”那种文化专制是没有了，宣传教条其实也没有了，但问题是我们的戏剧学院、电影学院，我们的文学教育种种……教到你自己的经验不会说。小男小女那点屌事谁没有啊？现在我们说不出来，讲出来全不对。　　焦雄屏：那你觉得最重要原因是什么？　　陈丹青：教条———就教条，这代人基本上就是教条人啦，满嘴大话，然后文艺腔。现在都是教授、院长去教下面这一代，就教成这个样子，教到后来就是没有想象力，没有记忆力，没有表达力，但是他在想象，他在表达。你告诉我哪部青春片，就80后拍的，就小男小女哭哭啼啼发疯，哪部拍得让你没话讲———你告诉我有没有？　　焦雄屏：我是没想起来。　　《让子弹飞》、《一九四二》：过分解读与厌恶沉重　　焦雄屏：《让子弹飞》你看过吗？　　陈丹青：我不喜欢，概念。　　焦雄屏：重点是，大家认为它造成一个“所有人做解读的狂欢节”，《亚洲周刊》写的。　　陈丹青：我看到的是空间的可怜，我们没有什么信息可以解读。(焦雄屏：所以大家在玩猜谜游戏。)真正的解读是，有50部电影出来，50种讲法，完全不一样，然后看你选择哪一个，你判断哪一个，然后吵架。根本没有。　　焦雄屏：你为什么不喜欢《让子弹飞》？　　陈丹青：姜文绝对是一个有才能的导演，比任何一个第五代导演都有才能。但他后面两部电影，一个是可怜给憋了太久了，憋了七八年熬出一个电影来，想法都熬馊掉了，就是概念。他会拿自己的fantasy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要很警惕。你的fantasy可以变成娱乐，你变成有意识形态在里面，有感情在里面———你给现在这些孩子看，我不知道，也许他们很喜欢。我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吧，《一九四二》你看过了吧，你怎么看？　　焦雄屏：我觉得冯小刚是想借这个题材，讲一些他自己非常关心的事情。他的身份的问题，他的艺术创作的能力。是他的一个自我印证，我认为对他来讲很重要。他需要一个庞大的题材，去证明他自己的多面性。　　陈丹青：雄屏真是一个电影批评家，你牛逼，你这样解读他。我不去说这部电影怎么样，你知不知道这部电影和另一部娱乐电影的反差？这部期待会有大票房会有大热，结果很多年轻人拒绝去看，宁愿去看《人再囧途之泰囧》(以下简称《泰囧》)。当然这是两部不能比较的电影———这里面是什么问题呢？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去看，他说宣传做得太过分了，“看懂了这个电影，就读懂了中国”，不然你就不懂中国。这真的是一句很愚蠢的宣传语。我读到背后的信息是，年轻人对大叙述、对上一代的事情、对过去的事情的一种厌恶。他甚至不要知道你讲得好不好，“我不愿意来听你这一套”。这跟我在美国的经验非常不一样。没有比美国更娱乐、更浅薄、更青少年文化的了，问题是一旦出现一个，比方说灾难电影、《辛特勒名单》、《泰坦尼克号》，它会变成所有青少年的一个节日，都愿意去看。　　《泰囧》、《那些年》、美剧：一定要娱乐化、市场化　　陈丹青：《泰囧》这样的电影太少了，一个正常的电影市场，一年应该有50部以上《泰囧》这样的电影———你得不断地上菜。　　焦雄屏：《泰囧》这样的电影您怎么看？　　陈丹青：我没看过，对不起。如果我现在二十岁，我一定去看。　　焦雄屏：您认为这是不是一种好的现象？　　陈丹青：当然是好的现象。一定要娱乐化、市场化。　　焦雄屏：你选择电影，会是因为什么原因？比如说你选择性不看《泰囧》，但是郭敬明请你去看《小时代》，你还蛮想去看的意思。这是什么原因？　　陈丹青：倒也不是。我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老了时间少了。还有就是，每天美剧都看不过来。　　焦雄屏：你看美剧的频率那么高啊？　　陈丹青：只要有时间我就看，我完全给骗进去了。我觉得美剧超越了好莱坞电影，现在我在看《国土安全》，还有《纸牌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看了这些都会很吃醋。我也非常希望中国有电影把我骗得七荤六素的，但是没有。　　焦雄屏：那你又没有去看，怎么知道它不会哄住你？　　陈丹青：我看过一些但是哄不住我。你想我这把年纪还喜欢看《那些年》，我看两分钟就看进去了，就哄住了。看完就一边笑笑，小孩子就这点青春。电影就是骗术，但是骗术现在不灵了嘛。我不知道他们看了《那些年》觉得怎么样。　　焦雄屏：几乎三地很多人都很喜欢看，在香港破了有史以来的卖座记录。表示它是一部极其娱乐的电影，在大陆也非常受欢迎。　　陈丹青：我相信在一个国家，一个好的电影文化，第一指标是它的娱乐电影怎么样。只要娱乐电影好，它一定会有好电影，一定会有好的所谓深刻的电影，文艺片、历史片。　　D 　　追问篇　　关于人文水准、审查制度、好莱坞电影　　我们电影的硬伤是人文水准　　焦雄屏：对你来讲，什么是一个导演最重要的？是创意，是敏感度，是跟观众的沟通能力，是产业上的问题，还是思维上的问题？　　陈丹青：当我看欧洲或美国最好的电影时，我觉得产业变成一个次要的问题。除了个人的天资，照咱们这的说法叫人文水准。我比较沮丧的是在这，一个大的人文水准太糟糕了。一个断层以后，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周围，硬伤就是在人文水准不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焦雄屏：明白，也不好追加。)不好追加，你大概不愿意这样来说大陆的导演。　　焦雄屏：你不要逼我讲这些事情。　　陈丹青：(笑)当然可以推说审查或怎么样。去掉所有这一切，为什么我们这还是没有真的是很深刻很伟大很有力量的电影？　　焦雄屏：最近我跟美国人谈过一次电影，每次我们在抱怨整个华语圈或华语导演的某些表现，或是沉沦或是整体素质下降，他们会发出同样的哀鸣，会说是世界性的现象。你去到法国也是一样，德国也一样。(陈丹青：法国现在好可怜。)你说德国再出法斯宾德可能吗？你说法国再出一批新浪潮像戈达尔这些这么聪明，这么有政治性的导演？我觉得当代的环境不可以。　　审查导致机能退化，没有任何缺口　　焦雄屏：还是说到我们讲的上下左右人文水准的问题。　　陈丹青：对，我相信是人文水准。当然还有一个是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审查到后来就你的种性会退化，起先的审查就是好东西我拿不出来，现在审查久了以后，我们没有好东西了。　　焦雄屏：自我审查也…… 　　陈丹青：机能退化了就会变，但问题这个机能退化落到年青一代身上了。我们这一代，尤其我们上一代，30后，40后，很多天才愣给压下去了就没了，甚至肉体消灭了，但是到我们这一代，还有第五代幸运碰上改革开放，给火了一阵子。再到下面就是，你发现13亿人口啊，从人口概率来说，应该有几百个好导演，然后里面有几十个牛逼得一塌糊涂———没有，永远就那几个，那几个还苦得要死，还这审那审。现在是空前有钱的时候，投电影的人有的是，出不来啊。　　焦雄屏：那你觉得有什么方法？　　陈丹青：没有办法。　　焦雄屏：谢飞导演所说用分级制度来代替。　　陈丹青：没有用。分了级还是一样的，不能过就不能过。　　焦雄屏：有没有任何缺口呢？　　陈丹青：没有，没有缺口。　　焦雄屏：那如果台湾香港这样子的一个三角关系，有没有可能带动某一些变化呢？　　陈丹青：现在大陆根本看不起港台啊，除了少数有脑子的人，对信息能判断的人。绝大部分人根本瞧不起台湾，大陆有钱了，台湾算个屁。　　焦雄屏：我碰到一个女明星，问她刚到台湾觉得台湾怎么样，她说：“哎呦，怎么这么落后。你看我们那个机场都T4了，你们机场这么小。”我当时吓了一跳。　　陈丹青：有钱了就变成这个样子。　　焦雄屏：所以文化上你觉得是有伤害的。　　陈丹青：绝对的太大的伤害了，已经伤害成功了。　　焦雄屏：不只是一个电影的问题已经上升到泛文化的问题了。　　在电影意义上，世界是一个家庭　　焦雄屏：你怎么看现在的好莱坞电影？　　陈丹青：我从来就很喜欢好莱坞电影，世界不能想象没有好莱坞电影。(焦雄屏：对啊。)我有一次陪贾樟柯在北大，替他站场子，有人提问，说难道我们就永远像好莱坞那样？我说你要学得像好莱坞我给你拜。　　焦雄屏：我们是矛盾的，一方面觉得好莱坞电影好看，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体制，对每个国家实际上是进行文化侵略的。(陈丹青：不是好莱坞的事，是美国的问题。)但你没法分开，好莱坞就是美国的一部分。　　陈丹青：你自己弄啊，弄得好就对抗。世界现在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在电影上是一个家庭。它那里等于是厨房最大，你弄不过它。———我有时不应该随便谈论电影，可电影又是这样一种艺术：开了一个画展，人家说他不懂，他就不说；可是没一个人，在批评电影时说我不懂，我不敢乱说。谁都在批评电影。有时看到太多非正式的、批评电影时，我又会想一个导演好可怜，拍电影太累了，好不容易弄出来，然后你一句话就可以讲得一钱不值。(焦雄屏：那绘画呢？)今天的艺术家跟古典艺术家不一样了，我觉得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艺术是电影不是绘画。(焦雄屏：这也是世界公认的。)但是很少画家愿意承认这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光荣是过去的画家，而那种光荣，实际上是今天导演的光荣。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