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唤看，这是不是一条高智商的路子？│夏雨│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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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老唤看，这是不是一条高智商的路子？
夏雨 (发表日期:2013-04-25 12:28:34 阅读人次:3603 回复数:15)
夏雨：　　按万润南指出的路子去做，习近平至少有20年可坐稳大国领导人位子，而且可做到历史留名，成一代伟人，超过毛泽东，这个诱惑太巨大了，习近平会拒绝吗？呵呵。　　　　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 (165 reads) 　　作者万润南　　和前任相比，习近平常常有一些流露真情的讲话。他不用那种老套的官话，而是用自己的个性化语言。前些年，习近平在备位接班期间，在一次对外访问中就说过＂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之类的话，让大家觉得意外，也由此议论纷纷。　　最近在访问俄罗斯期间，习同学又有一些让世人侧耳的说法。一是＂鞋论＂，二是＂性格论＂。关于＂鞋论＂我将另有文字分析。今天就专门说一下他的＂性格论＂。　　原话是这样的：习近平在3月22日与普京会谈时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消息报》、第一频道等主流媒体都注意到了这句话，并直接加以引用。　　这句话，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首先，普京的性格是什么？简言之，就是强势：对内铁腕领导，对外强硬对抗。而且，从2000年开始，普京连任两届总统后，又担任了四年总理。2012年再次竞选总统并当选，同时把总统任期延长为六年。如果不出意外，普京在2018年连任成功，他将实际主导俄罗斯政治二十年以上。　　性格决定命运，领导人的性格也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传统社会的转型，需要强人，也就是强势的领导人。普京是这样的强人，习近平也会是这样的强人吗？　　在当今的政治人物中，习近平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强人。首先，他比前任有底气。习近平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老子是共产党打天下的元老，难能可贵的是，其父习仲勋是正派、贤明、受尽磨难的老一辈。所以，在太子党眼里，他是同类；在老百姓眼里，他是忠良之后。在当今中国社会，没有人比他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而且，习近平本人受过很多苦。我们基本上是同代人，都受过所谓＂再教育＂。但我们下乡、下厂，还有工资拿，算是国家干部。而他们是一无所有，下到社会的最底层，比我们受过更多的苦。他下过乡，甚至因为政治问题进过劳教所。他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这种经历对一个人的一生是刻骨铭心的。他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之间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对民心与民情的重视和敬畏，是出自内心的。习近平在两会闭幕讲话中四十四次提到＂人民＂，我相信他是真诚的。　　很少有人注意到，习近平还有一位好老师。他叫孙立平，是清华社会学系的教授。据说，他是习近平的博导。我读过孙老师的大部分文章，非常认同他的观点。关于社会溃败和权力溃败、关于阳光法案、关于改革的共识、关于文革的反思，孙老师都有许多真知灼见。哪怕习同学能听进去一句半句，我相信都将会受益匪浅。　　据我所知，习近平身边也有一些不错的智囊，有的是他当年的清华同窗。他们有相当合理的知识结构，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有的还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应该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相信他们会给习近平增加＂正能量＂。　　再有，就是胡学长高风亮节的＂裸退＂，给习同学预留了极大的政治空间。我曾经称赞胡的＂裸退＂是＂立德＂，并非虚言。如果习近平由此而有所作为，那就功德圆满了。　　从底气（出身）、经历、师长、同学、前任留下的空间这五方面而言，习近平得天独厚。就权力资源而言，无人能出其右。这就是说，习近平完全有条件成为政治强人，想当普京不是梦。　　问题是，当个普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你，习近平，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　　普京是一位强人，但不是伟人。在俄罗斯，他没有机会成为伟人，因为他只是在一场大变革完成之后看家护院比较强势的掌门人。而习近平却有成为伟人的机会：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个民主宪政的新中国将从您开始！　　按照现在共产党的家法，习近平将有机会主导中国今后十年的政治。这十年，有充分的时间为社会转型作准备。蒋经国先生曾经说：＂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專制來結束專制。＂我想对习近平同学说：＂你可以做十年专制者，但你是最后一位。而且，你比蒋经国先生更幸运，因为你完全有机会成为民主宪政的新体制下的第一位民选领导人。＂　　要知道，＂一人一票＂的选举制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制度，是政府信用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是民众自信与自尊的支撑。你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据说，小布什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的笼子四周插着五根栅栏，那就是选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三权分立。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这五根栅栏，我们不能一步到位，那就从＂民选＂这第一根栅栏开始。　　离开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侈谈什么和谐社会、长治久安，都是痴人说梦。蒋经国先生还说过一句很透彻的话：＂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一党专制＂必然要结束，政改是一种体面的结束方式，拒绝政改则会导致极不体面的结束方式，历史潮流是不可能阻挡的。　　希望习近平顺应潮流，像蒋经国先生一样，以专制结束专制。这十年，可以为民主宪政铺路。十年后，不是按家法交班给密室政治、暗箱操作出来的候选人，而是按＂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普选出新的领导人。因为习近平结束专制所得到的民心拥护，他完全有把握当选第一任民选领导人，到时候我都会投习同学一票。五年后再连任一届。那么，习近平将和普京一样，能够实际主导一个大国的二十年政治。　　习近平将比普京伟大得多。因为普京不仅不是社会转型的领导人，而且他二十年的掌权有搞小动作之嫌，招世人诟病。而习近平的二十年，堂堂正正，完成了一个十四亿人口大国政治制度的和平转型，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　　＂一切革新都会招致孤立，创造性始终包含有做人所不熟悉的事情的意义。它需要有一种能抛弃人所共知的事情的意志。＂　　这是我当年的一点感悟，习同学，我相信，你懂的。

回复[1]: 做梦老唤 (2013-04-25 16:04:02)

回复[2]: 白日做梦 水双 (2013-04-25 23:16:18)

回复[3]: 万润南原是四通总裁，8x8时去了海外， 河东河西 (2013-04-26 00:01:11)

　　现仍不能回国，就在海外做梦。

　　据说zf方面要他写份“认识书”之类的就允许他入境，但他不愿，这是他的旧友与我说的。

回复[4]: 图解中国梦 科长 (2013-04-26 09:53:19)

回复[5]: ZT严家祺：谈谈一党制下的“限任制”」 夏雨 (2013-04-26 13:02:17)

　　

　　谈谈一党制下的“限任制”

　　《开放》杂志2013-4

　　严家祺

　　最近三十年的中国，有三个人先后掌握中国最高权力，这就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今年三月，习近平接胡锦涛的位置，担任了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掌握最高权力，不是因为他们是国家元首，而是因为他们是国家军委主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先念、杨尚昆都担任过国家主席，但最高权力掌握在邓小平手中。

　　台海兩岸不同的限任制

　　这种最高权力的更迭，是一九八二年宪法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结果。由于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军委主席”的连任限制，江泽民在连任两届後，卸下了国家主席职位，还再次连任了军委主席。江泽民没有邓小平的能力，第三次任军委主席，并不能使他掌握最高权力。中国儒家文化的“名不正、言不顺”起了作用，在一些军事将领的反对下，江泽民不得不放弃了长期连任国家军委主席的想法。胡锦涛这次主动不连任军委主席，是吸取了江泽民的教训。

　　武装力量的统率权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掌握，这是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外，由另一人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往往会形成严重的政治动荡或军事政变。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冲突，与此有关。在习近平担任十年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後，如果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位置在实际上合二为一，总是一个人担任，那么，就可以说，中国确立了共产党一党专政下的最高权力“限任制”。

　　辛亥革命前中国，时有统一，时有分裂，大大小小的国家从来都是君主国，也就是所有这些国家的元首都是没有任期限制的帝王。古代尧舜禹禅让，与共和制没有关系。中国成为共和国，是在辛亥革命後的事。我们都喜欢说“建国”，其实，“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是建立的新国家，就像“秦帝国”和“清帝国”，不是新国家一样。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中华民国）共（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中国，是五千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国共内战，一九四九年後，台海两岸并存着两个“敌对政权”，正像魏蜀吴“三国”实际上是三个“敌对政权”，因为当时没有“国家承认”问题，没有人谈什么“蜀独”、“吴独”、“三个中国”。现在有“国家承认”问题，世界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国家承认“中华民国”，中国人自己误以为有什么“两个中国”问题。 “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像魏、蜀、吴一样，是中国“敌对政权”的不同“称号”。和平统一，是北京台北两个政权结束“敌对状态”後的统一。

　　一党制下的“限任制”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新现象。辛亥革命前，实行的是“帝王终身制”。在中国废除帝制进入共和时代後，蒋介石在一九二八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接着，蒋介石连任总统二十七年。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只有五年，实际上连续二十七年掌握最高权力。台湾在蒋经国後，最高权力开始实行“限任制”，但这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制”下的“限任制”，开始走向民主政治，而一党制下的“限任制”，是专制政治下的“限任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全新现象。

　　专制三支柱，民主三要素

　　专制政治有三根支柱：一是掌握在个人手中的最高权力的不可转移性，这就是终身制和世袭制；二是最高权力的不可分割性，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之间没有分权制衡；三是只有“人治”，没有“法治”，党和政府权力不受法律限制。辛亥革命只是敲掉了专制政治的半根支柱，最高权力的世袭制没有了。蒋介石掌权前，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先后担任“大总统”，北洋军阀政府还有国家元首的“限任制”的样子，但在后来的蒋介石和毛泽东身上，专制政治的第一根支柱又以“终身制”复活了。邓小平掌权後，通过八二宪法，有意废除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终身制”，这是邓小平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改革。没有这一改革，习近平不可能成为今天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共和”与“民主”是两个不同概念。欧洲中世纪的许多共和国，没有民主可言。共和国与君主国在形式上最大的区别是国家元首的“限任制”。之所以说“形式上的区别”，是因为在有些国家，有任期的国家元首并无实权。在不同国家，君主有各种不同称号，如国王、皇帝、沙皇、天皇、哈里发、苏丹。君主制国家的民主化，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宪法至上，作为国家元首的君主不再有实权，而由首相掌握最高国家行政权。

　　“法治”与“民主”也是两个不同概念。法治不是“法制”，而是“法的统治”，尤其是指“政府”、“军队”、“政党”都要受“法的统治”，都不能行使超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而民主是指政府与人民的一种关系。民主必须建立在法治基础上，没有法治，民主就是假的。民主的三个要素，第一是法治，第二是国家权力机关由人民定期由不受操纵的、自由的选举产生，掌握最高国家行政权力的人，任期受到限制。第三，不同的国家权力机关，如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相互之间存在分权制衡。民主没有其他要素，民主不是“田园诗”，许多问题民主都没有能力解决，民主可以解决一个国家“如何维持动态的政治稳定”这样的问题。英国的民主是敲掉了专制政治的第一根支柱，动摇了第三根支柱後慢慢成长起来的，十七世纪英国的“光荣革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宪法原则，奠定了“君主立宪制”的基础。

　　“半部宪法”不予执行

　　今天中国已有宪法。有了宪法，就要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从邓小平时期以来，许多领导人多次说，党和政府的权力不能凌驾在宪法和法律之上。英国通过“君主立宪”走向民主。英国宪法虽然是不成文法，但有关国王和政府权力的限制、人权保障等都得到切实执行。与英国的区别是，中国的成文宪法是“半纸空文”，“半部宪法”是不执行的。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七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这些条款（相当于“半部宪法”）在实际上没有法律效力，而且经常受到践踏。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实际上，由于《选举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的作用，使“全国人大”不能真正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这些宪法条款受到残踏，有三个原因，一是没有确立宪法至上的观念。 “党”可以设置自己的“中央军委”，但它不同于“国家中央军委”，宪法第九十三条明文规定，国家中央军委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要求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违反宪法这一条规定的。中国宪法规定公检法之间有一定相互制衡，但中国违反宪法规定，把党的“政法委”的权力凌驾于公检法之上，中国许多冤假错案由此产生；

　　二是中国没有制定实施“半部宪法”条款的具体法律；

　　三是没有“宪法诉讼制度”或“违宪审查制度”，公民没有任何制止违宪行为的手段。如果有“违宪审查制度”，《选举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中的“违宪”部分就可以的到修改。

　　这里要说明的是，许多国家的宪法没有序言，而中国宪法有长篇序言。序言对解释宪法有意义，但没有法律效力。如宪法序言中谈到“中华民国”、“四项原则”、“阶级斗争长期存在”、“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 ，不过是一种对历史和事实的“陈述”。为了发挥宪法条文的法律效力，有必要就大多数条文制定具体法律，如根据宪法第三十五条制定《政党法》、《新闻法》。根据第三十三条、三十七条制定《禁止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法》或《人权保障法》。为了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有必要修改《选举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

　　

　　习近平、李克强虽然多次谈到要遵守宪法、实行法治，但不制定实施宪法的各种具体法律，没有制止违宪行为的手段，江胡时代以来的残踏人权状况就难以改善，中国的宪法仍然是“半纸空文”。根据宪法第三十五条制定《政党法》，就有可能动摇一党制。所以，今天中国的一党制，虽然敲掉了一根支柱，但还剩两根支柱可以用来支撑。

　　托克維爾的書有誤導性

　　现在中国每隔十年，最高领导人发生一次更迭。每次更迭，都可能带来某些变化，都会给人民带来某些希望。“限任制”的最重要作用，是避免社会矛盾的过分积累，这对维持以“一党专政”形式的专制政治有一定作用，对“大革命”的发生有缓冲作用。但在“限任制”下，如果新掌权者完全不去改变前任的恶政、弊政，当愈来愈多的人看清这一点时，在“限任制”下，贪污腐败、两极分化、践踏人权的加重，同样会引爆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运动和人民革命，同样会导致最高权力的“非程序更迭”。

　　一百五十多年前一个法国人写的一本书《旧制度和大革命》，在翻译成中文後，引起了李克强、王岐山等人注意和兴趣。书的作者托克维尔，是一个鼓吹“民主”、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也有人译为“叛國罪”）為名被捕的国民议会议员。《旧制度和大革命》这本书，并没有多少新思想，当时，法国经济高速增长、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国王拿破仑第三实行专制政统治，但在“非政治领域”充满自由，这是一个向往民主、看不到法国民主前途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獲釋者在远离巴黎写的一本书。问题是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 獲釋者，在书中说出了今天中国当权者乐意听到的一段话：“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段话不是什么“普遍真理”，在一些国家和一些情况下是不成立的。如果今天习近平、李克强真相信托克维尔话，那就会受到误导，江胡时代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就会在“习李李（李源潮李克强）时代”变得“习李李李哗啦啦啦嗦罗罗罗嗨，齐动员呀么嗬嗨”，不可收拾。

　　兩岸和平統一可促進憲政民主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完全可以经过一场“和平革命”从“一党制”的专制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只需要抽掉专制制度的另两根支柱就可以了。这就是，一实行“党政分开”、确立宪法超过党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厉行法治，保障人权和公民权；二实行立法司法行政的分权制衡、切实保障司法独立，这就是名副其实、切实可行的政治改革。在习近平的第二个五年，如果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和平统一过程中，两岸召开制宪会议，制定有“限任制”的、有分权制衡的、保障人权和公民权的共同宪法，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那么，中国专制政治的这两根支柱，就可能不是在“大革命”中，而是在和平统一过程中被敲掉，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富强的中国就会出现在世界的东方。（2013-3-18）

　　

　　

　　

　　

回复[6]: 夏雨 (2013-04-26 13:16:06)

　　科长贴的图，令人一头雾水，虽然知道很奧深，

　　呵呵，好事做到底，请指点一下迷津吧，

回复[7]: 东京博士 (2013-04-26 13:39:57)

　　请夏雨回避色情图。

回复[8]: 采夫 (2013-04-26 13:40:33)

　　老夏大大地OUT了！

　　

　　您别生闷气哦：

　　操日干美。

回复[9]: 夏雨 (2013-04-26 14:06:07)

　　真地OUT了！

　　连一向老实巴脚的科长也出线了

回复[10]: 东京博士 (2013-04-26 14:11:54)

　　科长一向不老实，你被蒙蔽了。

回复[11]: 我去问问看哦 科长 (2013-04-26 14:21:27)

　　其实我也不清楚什么意思啊

　　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画的，微博上转来的

　　

回复[12]: 老地主又假传圣旨了 科长 (2013-04-26 14:25:33)

　　今天我的谈话，不是讲话，所以就要作为正式文件传达了。当然，在这个资讯时代，我们党的内部消息，还是会很快被传播到外界的。比如说，前一段海外网络媒体，就有篇关于我和德平大哥的谈话录嘛。

　　

　　今天，开门见山，我想说说，就是这个总书记的职务，并不是我刻意追求的，而是全党赋予我的责任。胡锦涛同志出访日本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不是我要做这个国家主席，是全国人民选我当的。」

　　其实，我这个总书记，也不是我自己要做的，也是全党干部群众选我，要我做的。

　　这个担子重啊，不好挑啊。我年轻的时候在陕西农村插队，就明白一个道理，偏挑子难担。一边轻一边重，就不好挪步子了，搞不好是要栽到沟里的。所以嘛，大家对我要有个了解，有个理解，有个谅解。

　　我为什么一方面说，要依法治国，法律至上，要维护宪法尊严呢？但为什么我又要提毛泽东同志的那些革命精神呢？

　　我难道不知道，这些专政理论，和依法治国其实是有些矛盾的嘛。但我不得不这样啊。我要搞好党内的平衡、国内的各个阶层和思想领域的平衡啊。我现在只能八面玲珑，都不得罪了。别看我是个堂堂的总书记，但我其实是在讨好各方的。他们喜欢听什么，我就分别说什么话。这叫作进什么庙，烧什么香。至于这些是不是有些矛盾，有些凌乱，暂时就顾不得了。老中青，左右中，我都得哄着拢着啊。这关系到全党的稳定大局和国内的稳定大局嘛。

　　党内形成既得利益势力

　　其实我是很难做的，大家都知道，目前我们共产党的党风有些不正，一些领导干部形成了既得利益势力，这影响了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但我作为党的领导人，既然是各级党员干部推选的我，那我就不能吃里扒外。

　　但如果过度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长远利益也是不好的。所以，我也要做做样子，说要打老虎，不过党内的同志们放心，你们绝大部分人都会平平安安的。但这个打老虎戏还是要唱的。老百姓一鼓掌一叫好就成了。这个智慧，可能底层的一些党员干部还不明白。

　　现在，党外一些舆论，说我会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个，我可以说，全党选我做这个职务的，就已经了解我，也会对我放心的。我不会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也有些人怀疑我会走老路，走极左的路子，其实也是个误会。德平同志是我的老大哥了。我父亲和胡耀邦老书记也是至交了。胡耀邦老书记当年不是也要重走红军长征路的吗？我想，我就是要缅怀下我们党当年革命斗争，夺权的精神和历史。这不算是一个怀旧吧？

　　有些人影射我们，说我们是试图迴光返照。我们不要理睬他们。

　　我们的党也八十多岁了，人上年龄，就会怀念过去的青春激情岁月。我现在还经常梦到在陕西乡下的岁月。

　　我的父亲一辈子不用左的运动整人，我也不会的。但党内、国内还很多人崇拜毛主席，我就需要照顾这些群体的情绪。我们的党，现在的国内外形势并不太乐观。

　　我们的国际上的好朋友越来越少了。卡扎菲、查韦斯、一天天少下去了。朝鲜也很成问题啊，他们打着核子试验的牌，试图和美国眉来眼去。过去毛泽东同志时代，我们和苏联老大哥翻脸，我们也和美国搞过乒乓球外交嘛。结果，没多少年，苏共就垮台了。对朝鲜，我们还是要一如既往地援助的，就是怕他做白眼狼，两头吃啊。过去十年的大外宣，效果并不太好。花了很多钱，但换来的是冷嘲热讽。大内宣，网络舆论引导队伍，现在也呈现了一些负面的效果。

　　对于钓鱼岛问题，大家也知道，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得靠这个强硬的姿态来树立我在国内的威望啊。但我们的军队，是不是真能打，打了能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技术和强度，这个也没底。特别是如果在美国参战的高技术复杂条件下的大规模战争，我们如何应对国内外压力和危机？这个需要全党全军认真学习思考。

　　对于改革问题，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其实，这个是比较抽象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到了我们这个位置，考虑问题就不同了。

　　大家知道我在党内要求多学习苏共失去政权的历史教训，当年赫鲁晓夫上台后，他批判斯大林的专制和残暴，结果台下就有人当场质问他：「您当时做了什么呢？」赫鲁晓夫严厉地说，刚才是谁问的，请到台上来。

　　结果那个人悄无声息了。赫鲁晓夫接着说：「当时我就和你现在一样。」

　　大当家要照顾方方面面

　　所以，大家要理解我的难处，我这个大当家的是要照顾方方面面的。左了会出偏，右了也会出问题。重庆的薄熙来事件就是个表现。有人攻击温家宝老总理，其实温家宝的难处也在于此啊。他在这个位置，在我们这个体制内，他也只能做到这样了。难道让他做赵紫阳第二吗？那首先会引起党内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分裂啊。作为一个老党员，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温家宝同志只能这样做了，我认为这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我现在放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会导致党失去这方面的领导发言权。而如果我现在不公开说要依法治国、要尊重宪法权威，那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弊端，对我们党的领导地位来说，也是个不好的作用。

　　所以，你们说我能怎么办？我只能这么办。我们需要先维持着目前的局面。至于未来会如何变化，我们现在还没有准备，我们也看不到一个清晰的变化局面。不要以为我在这个总书记的位置上，就什么都能一言九鼎，就能真正掌握干坤了。其实，我就是个各方利益的权衡维系者。

　　我就是个大掌柜的，我只是个大掌柜的。如果我违背了我们的党的、党的各级干部的整体利益，我就会被赶下台的，今天给予的，明天也一样会拿走。我们党过去有些有理想的前辈，比如陈独秀啊、张闻天啊，但他们的党内结局都不太好。赵紫阳同志就不用说了。他是个挑战体制的唐吉诃德。我不会那么做的。全党也不会让我那么做的。我还能怎么样？

　　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是个大问题，牵一髮而动全身。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要端正、纠正不良的党风政风，就需要调整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唯物论，就会导致人失去真正的信仰，而追求功利享受。这是相辅相成的。大家都知道我习近平经常引用毛主席的讲话。

　　老三篇，是我青年时代倒背如流的。其中毛主席就非常推崇那个愚公移山的精神。

　　我们的党，就是靠的愚公移山的精神，长期不懈地斗争而夺取了政权的。但这个愚公移山的故事，其实不可深究的。

　　我们是唯物主义的政党，我们的理论是从西方国家，从俄国人那里学来的。但愚公移山是个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而且有唯心论、有神论的性质。愚公移山的故事，其实不是愚公移山，应该说是天帝移山。因为故事里原文是讲最后是愚公感动了天帝，天帝派大力士把山一夜间就移走了。这就是唯心论，有神论了。

　　毛主席当年是作为一个这样的人世间的救世主的身份的。现在我们不提倡搞个习近平夫妇访问俄罗斯人崇拜了。

　　怎么办？这说明我们的理论本身是有矛盾的。我们一方面唱国际歌，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一方面又说毛主席是大救星。我们一方面靠愚公移山的精神革命造反夺权，一方面我们又否定了民族文化和精神信仰。我们是不是太矛盾了？或者是不是有些无知了呢？我们还能怎么坚持不懈我们的党的事业，巩固我们历尽艰难困苦夺来的政权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存在理论和体制等各方面的信心的缺失。但我们现在找不到更好的理论和体制。我们也不能轻易改动。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就是戈尔巴乔夫首先改革了党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拾。王岐山同志推荐大家读一本书，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就是这个教训。政治体制改革，一旦放开一个口子，就很难回头，很难控制了。到时候，我这个总书记是不是能做，党的领导地位是不是还能保持，就都很难讲了。所以，不是我们不改，而是确实不能改，不敢轻易地改。谁敢担这个责任呢？邓小平时代，试图改，结果都出了大问题，「六四」至今还是海内外反共势力攻击我们的藉口。赵紫阳同志自己也因此下台了。带来的是什么呢？现在的形势还不如邓小平同志时期啊。不是说国内的舆论和人民群众的觉悟，而是党内的风气还不如过去。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位老书记时代，也对这个问题是搁置的。今天我看时机一样不成熟的。现在的国内外形势，只能保守疗法。我们能维持现状就不错了，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我只能讲三个自信，其实就是不能动啊。至少现在是动不得的。

　　党的理论，意识形态，和我们的道路、制度是关联的。党要管媒体，这个目前动摇不得。有人说南方报业的事情是刘云山和广东宣传口的意思，其实那也就是我习近平的态度。这三个方面，人心动摇了，就难办了。所以，理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现在还是要灌输宣传的。否则，一旦放开一点，到时候就全面被动了。

　　我自己不愿意有这样的局面出现，全党也不会让我这样做。

　　最近山西的那个老女代表，我们就要给她拍电影宣传，说明我们不在乎那些党外和海外的风言风语的。

　　我们共产党要做什么，有我们的核心价值和逻辑的。我们继续要学雷锋，就是要加强集体主义，就是要反对自由主义。邓小平同志说过黑猫白猫论，我们其实过去和现在，都不是真正靠本本，而是靠现实主义。

　　当然，我们会不会因此失去长远的历史大视野，而失去我们的地位和正面价值呢？

　　打老虎只能是扬汤止沸

　　现在也有很多人批评我们的发展模式的弊端。但这个和我们的体制、我们理论，或者我们的统治权是关联的，我们不能放松，不能妥协的。既然理论、道理和制度不能变，那么，党员干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就变不得了。所以，我和王岐山书记说打老虎什么的，也只能是扬汤止沸。所以王岐山书记也说了，目前是治标嘛。什么时候开始治本呢？就是我说的，也许要等到我们的理论和道理、制度都开始面对真正调整的时候。但到时候是不是为时已晚呢？我认为还是应该读读王书记推荐的那本书，旧制度和大革命。

　　我们共产党人是坚持唯物史观的，但这个唯物史观也有问题，他是决定论的啊，宿命论的啊，那么，谁能说我们这样下去不是一个实现的过程呢？我们不是已经不知不觉走上了苏共或满清的覆灭老路了呢？对于我们目前的形势来说，不是红旗还能打多久的问题，而是江山还能坐多久的问题。所以，我的观点、立场是一贯的系统的。我希望党内外、左右中各派不要误解和误读，否则那是你们的因素，不是我习近平故意使障眼法，摆迷魂阵。

　　但以后会不会变？会不会有新的挑战出？所以，我们就要搞创新，包括理论创新，胡锦涛老书记说的管理社会的创新。有人说这不过是技术主义加强一党专政，不过是学满清洋务改革。这个就让他们说去吧，他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让他们到我们这个位置和立场，他们还会这样批评吗？以我过去在中央党校讲话，就说过，不要提超阶段的目标。要务实。就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这些方方面面的现实问题。我不会像那些知识分子那样纯理念地看问题。所以，最近我们政治局集体学习，我们就和过去不同了，我们更多的是请那些有现实感、有具体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部委领导来讲课嘛。

　　所以，这就是我目前的态度、姿态。我希望大家理解我，不然，我还能怎么样？

　　

回复[13]: 东京博士 (2013-04-26 14:43:56)

　　哈哈，楼上这个写的好！表面看妙趣横生，仔细品味，其实很符合国情的。

回复[14]: 肯定是假的 开明乡绅 (2013-04-26 15:48:42)

　　主席没有发表过这个讲话，本地主只传达主席讲话。

回复[15]: 万润南死心了？习近平不可能主动改革 夏雨 (2013-05-31 13:30:23)

　　没有压力，习近平不可能主动改革

　　作者：万润南

　　没有压力，习近平不可能主动改革

　　我曾经认为：习近平最有条件完成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老芦提出质疑：＂你说的条件，不包括主观条件吧？＂

　　他的意思是说：习近平本人有没有推动政治改革的想法？有没有完成中国社会和平转型的眼光、魄力和能力？的确，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方面有任何一点有积极意义的迹象。

　　所以当法广的记者安德烈问我：习近平上台几个月了，习李政权已经成型，凭着您的观察，您看出端倪了没有，有没有一点习李新政的苗头？

　　我想了一下，回答说：凭心讲，没有。当然也有人讲，再看一看，给他们一点时间。不是说＂行胜于言＂吗？但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实质性的动作，任何一个令人鼓舞的他们会有所作为的信号。虽然习近平有很好的机会和条件，他可以做些事情。但他会不会做呢？这的确是个问题。

　　从目前的态势看，他不会做。这不仅是因为他受到目前已经形成的盘根错节的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的牵制和阻扰，而且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压力和动力。

　　任何改革，不是因为统治者的天纵英明，而是在压力下的被逼无奈之举。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纽约召开过一次关于台湾民主化进程的研讨会。我在发言中称赞蒋经国先生主动开党禁、开报禁的英明和伟大。当时就有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纠正我：＂万先生，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党外的压力和抗争，蒋经国先生可能主动开两禁吗？＂

　　他说得有理。蒋经国先生之所以能开党禁、开报禁，是因为受到三方面的压力。

　　一是来自民主派的压力。国民党政权到台湾之后，早年遇到雷震等外省籍知识分子的民主要求。他们创办＂自由中国＂杂志，开展组党运动。在白色恐怖下，他们遭到了无情的镇压，许多民主人士被关进大牢。雷震因此入狱十年。和雷震一起坐牢的，有一位叫傅正，他早年追随雷震，是《自由中国》杂志的编辑，后来是民进党的创党元老之一。1990年，我们曾经在台北单独见面，他讲起了当年的艰辛，并赠送了我一套《自由中国》杂志。而对他们施行白色恐怖的幕后操盘者，正是蒋经国。

　　二是因为族群矛盾，来自本省人的压力。国民党政权之于台湾本土人，始终被视为外来政权，2·28事件的惨痛经历和长期白色恐怖更加深了这种隔阂。1970年代爆发的中坜事件和美丽岛事件，直接体现为本省人与外省人政权之间冲突。虽然事后查明，冲击军警和党政机关的百姓，许多都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但它背后却是本省人对外来政权的深刻不信任。

　　1970年4月24日，蒋经国在访美时遭遇枪击事件。这次事件是他平生最危险的遭遇，也给了蒋经国巨大的刺激，令他终身难忘。因为他为建设台湾，可谓禅精竭虑，他勤政亲民，全省走透透，推动十大建设。他想不通，为什么台湾人仍然如此恨他。但凡独裁者，哪怕开明如蒋经国，都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正如一句经典台词所言：＂他只能听得见枪声。”

　　4·24枪击事件是台湾政治史上一个分水岭。蒋经国听懂了台湾本省人的声音。

　　三是因为中美建交，来自国际上的压力。

　　1972年，中美建交。其他西方国家纷纷跟进。可以说，国际社会抛弃了＂中华民国＂，台湾成了真正的＂亚细亚的孤儿＂。但是台湾经济、文化的高度外向性，不可能割断和国际社会的联系。不可避免，独裁统治要面临巨大的国际道德非议。毕竟民主、自由乃是世界大势。只要台湾继续与国际社会接触，这种压力就无日不在。

　　在这三方面的压力下，蒋经国才表现出了他的＂天纵英明＂。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同年9月，赵紫阳在大陆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组长是赵紫阳，成员有胡启立、田纪云等人。在它之下，设立了一个工作班子，叫研讨小组办公室，由鲍彤负责，其成员有严家祺等人。

　　可以说，海峡两岸的政治改革的意图差不多是同时开始的。

　　1986年9月，蒋经国准备解除实行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此言一传出，9月28日，岛内的民运人士便在圆山饭店集会，宣布民主进步党成立。

　　民进党的首任主席是江鹏坚，当年美丽岛事件的一位辩护律师。1990年我们在台北见面时，曾当面聆听他讲述那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当天出席会议的人都作好了坐牢的准备。台湾情治部门也立即向小蒋呈上了准备逮捕的反动分子名单。据江鹏坚说：蒋经国对着名单沉思了良久，最后说了三个字：＂算了吧……＂

　　是的，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就是从这无奈的三个字开始的。

　　就凭这三个字，蒋经国赢得了历史。马英九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今天，习近平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社会的溃败和权力的溃败。所以他一上台就高举反腐的大旗。问题是，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既得利益格局。这些盘根错节、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把这种利益格局固化下来，要维持现状，因而反对任何政治改革。最近传出来的＂七个不讲＂，就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心声。不准讲普世价值、不准讲新闻自由、不准讲公民社会、不准讲公民权利、不准讲党的历史错误、不准讲权贵资产阶级、不准讲司法独立。有网友评论说，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不准讲文明，不准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

　　要从制度上清除腐败，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蒋经国先生，开报禁、开党禁，启动民主宪政的政治改革。

　　其实，开不开报禁，已经由不得你们了。在互联网时代，微博、面书、微信、翻墙，信息的传播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绿坝早已是溃不成堤。

　　再说开党禁，没有真正的、足够强大的反对派力量的监督制衡，没有反对派力量不断指出和抵制执政党的错误，执政党就只能越来越腐败，腐烂。

　　国民党和共产党，曾经是师出同门。都是在鲍罗亭顾问下按照列宁党的模式组建或改组的。国民党在蒋经国领导下开启了成为现代民主政党的转型。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也有这样的可能吗？

　　可能比较难。因为共产党，毕竟不同于国民党。就是在那次聊天的时候，江鹏坚最后对我说：＂你们比我们要困难。＂

　　我问：＂为什么？＂

　　他说：＂因为国民党是伪君子，而共产党是真小人。＂

　　面对我的疑问，他解释说，国民党其实心里想一直独裁下去，但口头上要说，最终我们还要搞民主宪政的，只是在动员戡乱期，有戒严令，所以施行报禁和党禁。国民党心口不一，所以是伪君子。但我们就可以追问，戒严戒了三十八年了，动员戡乱期什么时候结束啊？这就给了我们抗争的机会。

　　他说：＂你们就不一样，共产党说，我这就是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比资产阶级的民主更民主！封杀了你们任何抗争的空间，所以说它是真小人。＂

　　这七个不准讲，就是典型的小人口吻，而且很愚蠢。现在，无论是选择坚持这一态度，还是选择放弃这一态度，都将是史无前例的笑话和荒诞。用习总的话来说，这叫一蠢、再蠢。

　　20130526

　　作者：万润南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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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压力他也不会改革，完全是个白痴嘛，老冯哭错了坟头哦：）他不比胡锦涛更糟就阿弥陀佛了 -- 芦笛 - (0 Byte) 2013-5-30 周四, 上午5:26 (34 reads)

　　从来就没认为他有“改”的意愿。 -- NABC60 - (0 Byte) 2013-5-31 周五, 上午10:18 (14 reads)

　　zt: 十八大三中全会习、李改革将露苗头有两大看点 -- xilihutu - (443 Byte) 2013-5-31 周五, 上午11:02 (12 reads)

　　他不仅不改，而且还要坚持“三个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这也是“我们信奉的是宇宙真理”一说的来源。 -- 沧浪之水 - (0 Byte) 2013-5-30 周四, 上午7:06 (19 reads)

　　七不准大概是假造的。你可问问所有你认识的学校老师，是否真传达了这么个文件。 -- 马悲鸣 - (50 Byte) 2013-5-30 周四, 上午12:49 (63 reads)

　　为何“大概”？ -- NABC60 - (0 Byte) 2013-5-30 周四, 上午2:50 (21 reads)

　　澄清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行胜于言＂嘛： -- 万润南 - (135 Byte) 2013-5-30 周四, 上午1:44 (104 reads)

　　去台湾参观选举的时候 -- crane - (258 Byte) 2013-5-30 周四, 上午12:44 (112 reads)

　　地方首長和議員的選舉太重要了。 -- earthcitizen168 - (323 Byte) 2013-5-30 周四, 上午7:25 (39 reads)

　　这也是伪君子和真小人的区别： -- 万润南 - (32 Byte) 2013-5-30 周四, 上午1:48 (88 reads)

　　“伪君子，真小人”. 妙语！掌权前也是伪君子，掌权后是真小人。 -- NABC60 - (0 Byte) 2013-5-30 周四, 上午12:21 (25 reads)

　　是啊，当年也伪君子过：） -- 万润南 - (0 Byte) 2013-5-30 周四, 上午1:52 (2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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