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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兄弟王小波

科长 (发表日期:2012-05-16 16:54:43 阅读人次:1067 回复数:1)

  南都记者独家专访王小平,追述王小波童年、写作、美国及晚期生活

  
作者:王晶

  
摘要:王小平说,他本想把书取名为《兄弟》。“里面其实不只写了王小波,更大的篇幅是在写我、我们的共同经历,以及兄弟间的理解。”这本《我的兄弟王小波》将于今年6月出版。王小平写了与王小波兄弟二人的童年、成长、青春,也记下了弟弟的死亡。

  


  
王小平说,他本想把书取名为《兄弟》。“里面其实不只写了王小波,更大的篇幅是在写我、我们的共同经历,以及兄弟间的理解。”这本《我的兄弟王小波》将于今年6月出版。王小平写了与王小波兄弟二人的童年、成长、青春,也记下了弟弟的死亡。

  
年长王小波三岁的王小平,在北京京西煤矿下井十年后,于1978年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1981年毕业。1991年于美国图兰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居美国。他延续了这个知识家庭的命运。

  
王小平的文字与王小波惊人的相似:“如果命运没有选择他成为一个作家,他也许会是一个体格孱弱的农民,一个心不在焉、缺乏效率、在幻想中生活的街道厂工人。他也许会穷困潦倒,在被埋没的痛苦中度过一生。”

  
但即使写作也没有带给王小波生前的荣誉。1988年回国以后,除了《联合报》的小说奖以外,他被文坛排斥、拒绝,靠写专栏与《联合报》发给他的近1万美元奖金生活。

  
欣赏他的编辑很多,但他被毙掉的稿子更多。《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写道:“我自己感觉中,王小波最后死于心力交瘁,因为生活压力,因为写作,也因为其他种种不自如不愉快,以及他给我交稿时说写不出稿来的那种痛苦不堪。”

  
曾任《北京文艺》编辑的李静是王小波生前好友。“80年代文学热潮里的东西还是有种中国传统文人劲儿,但王小波对性的描写,对愚蠢、怪诞、荒谬的表现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政治性的反应。人们会说这是居心叵测”,李静说,“他给我看过他的货车驾驶执照,说如果有一天彻底发表不了作品的话,大不了就去当个货车司机。”

  
小说删也删了,改也改了,仍然不能发。

  
在朱伟看来,王小波死于写作带来的巨大压力。按照李静的看法,王小波几乎是贫病交加。而在李银河看来,货车驾照之说只是个玩笑而已。

  
“他考了个驾照,结果办下来就是那一型的。何况就算他当时没有收入,我还在工作。”她说:“小波只是开个玩笑。问题还是出在心脏上。”

  
《我的兄弟王小波》中有多幅从未公开的图片。在一张常见的中式全家福(图1)里,五个孩子依身高大小排列起来,身后站着他们的母亲、父亲。王小波比弟弟高,比哥哥矮,皱着眉头、半张开嘴,头向前伸着站在画面边缘。书越往后翻,王小波的面容渐老,身边的人也越少,最后只剩下李银河。书末最后一张照片记录的是一场家常小聚(图3)。李银河坐在狭窄但摆满菜肴的饭桌旁,笑着举起一根黄瓜作势扔向拿着相机的人,王小波也在桌边。他头发长了点,坐在桌旁举起大拇指,脸上同时出现了幸福与疲惫。

  
无论如何,在经过回国几年中的写作高潮后,王小波死在自己家中。在他生前遗稿《漫漫黑夜漫游》中,他说自己已经干什么都不成,而在年轻时他“觉得一切人类的事业都是我的事业,我要拥有一切……”没有人在他身边。他的兄弟在美国,妻子在英国,母亲在她自己家中。在最后的时刻里,只有住在楼上的居民听到了他的呼号。

  
童年

  
“小波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经常闭目塞听,露出一副呆呆的表情,站在同龄儿童中间,十足是个异类。我经常注意观察他,发现在他发呆的时候,两眼会固定地凝视一个地方。问他刚才想了些什么,他总是语焉不详,或顾左右而言他,总之,他这部分心理活动从不向他人公开。我猜他是像和尚打坐一样陷入了冥想,但我没敢告诉别人,怕人家把我也当成神经病。”

  
———《我的兄弟王小波》

  
南都:当你想起王小波的时候,你最经常想起你们两兄弟之间发生过的事情是什么?

  
王小平:也许是我们小时候一起玩的时候。小波穿着背带裤,头发像猪鬃一样立着。或者小波和我一块跟人打架。在《我的兄弟王小波》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描写我们共同的童年。

  
南都:这些共同的童年包括什么?

  
王小平:书里有句话说“小波是个大智若愚的孩子”。他确实是这样的。小时候在别人看起来,他呆呆傻傻的,经常盯着什么东西出神。但是我知道,他是被一些神秘的东西吸引住了。

  
书中记录了我们一起在钟楼探险、捅马蜂窝、去探寻大炼钢铁后拆掉的土高炉。以后在清醒时或梦中,我常常回忆起这个情景,那种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好像充塞了整个世界。我能感觉到,小波和我一样体会到了书中描写这些共同经历中的神秘、美的气息。而别人是不能像我们两兄弟这样感受的。

  
南都:确实,人们在儿童时代的冒险很多,但是否有书中描述的这种感受,以及这种感受的能力就很难说了。

  
王小平:对,我觉得有这种感觉的人应该不是很多,实际上正是因为有这种感觉能力,他从现实中摄取印象,沉入冥想,使得内心的感觉细腻化,使它变得丰富起来。而这样的精神现象在一般人的心里是较难碰到的。我仔细想过这个事情,觉得这是一种个人的特别素质,好像与生俱来。他从小就是这么一个人,长大了以后也会走一条独特的道路。

  
他原来见到生人是不大说话的,可是全家人吃饭的时候,大家一块聊天,东一句西一句,他经常在坎节上插入一些逗趣的话,笑得大家前仰后合的,甚至把饭都吐出来了。所以给人一个印象,他长大了应该去说相声。

  
南都:从童年到少年,王小波的生活可以说是平顺的。当他非要去云南当知青时,家人是什么意见?

  
王小平:差不多每个人都反对,没人赞成,我的父母不愿意让他走,我的姐姐也都劝他别去。

  
南都:他为什么一定要走?

  
王小平:这就像个谜团一样,大家都在猜测,有人说他迷上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要上云南,所以他要跟着去,总之有各种说法。

  
我曾经劝过他,但是他做出了决定以后不容易更改。但是没想到这事情比他想的要复杂得多。小波(从云南)回来以后户口成了很大的问题,拖了好几年才解决。他回来后,我母亲埋怨他,让你不要去云南,你为什么非要去?你看你现在弄成这样了,不知道将来怎么收场。我母亲嘟囔小波特别多,但是心里最着急的也是她,总是想着如何给小波作个好的安置。小波面对母亲的嘟囔,无话可说,默默地听着。

  
南都:后来怎么办?

  
王小平:小波从云南建设兵团病退回来,在北京落不下户口。在家呆了好几年,家里人都挺着急的。我的母亲就想了一个办法,把他送到山东老家青虎山插队。小波在那儿呆了不到两年的时间,等得到机会再回北京。回来后把户口落上了,随后就进入街道厂工作。一开始是在牛街教学仪器厂,生产圆规之类的东西。后来又转到离我们家比较近的另一个街道厂,在锦市坊街,是生产半导体器件的。后来在这个厂等到考大学的机会,终于考上了大学。

  
小波1977年考大学,因为政审被刷。1978年又考一回,总算侥幸过关。这期间还考了一回(中央)戏剧学院,初试通过,复试铩羽而归,要不然也就端上演艺界的金饭碗了。那时候是身不由己,能捞点什么都比没有强,不敢对以后的生活做什么长远规划。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已经快三十了。如果“文化革命”再拖上十年、二十年,我也就快退休了,再去考学岂不成了笑话。如果1978年再上不了大学,到1979年就没戏了,全是应届生了。

  
写作

  
“在云南的山林里,他初次产生了创作的欲望。对着月光,他把内心中涌现的词句用钢笔写在镜面上。……可是写完了一看,不禁大失所望。这些句子平淡无奇,与内心中奇妙的感觉相去甚远。……事实上,当一个人初次接触琴键的时候,即使是贝多芬那样的天才,也不能一下子就弹奏出美丽的乐曲。但当时的他还不懂这一点。”

  
———《我的兄弟王小波》

  
南都:王小波在上大学前开始写作了吗?

  
王小平:他从云南回来就开始写了,刚回来的时候,他在家里赋闲,无班可上,这样有好几年,所以他有大量的时间写东西。最初写的几篇东西也被收进了他的文集,像《刘三姐》,还有《战福》。

  
南都:王小波经常强调他在插队时的苦难给他带来的荒谬感,比如把粪土不断地堆到山上去。在那种生活情况下,他为什么会寻找精神家园?对王小波来说,精神世界的分量重到什么地步呢?

  
王小平:那是他的根,他借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就像一个动物寓身的山洞一样。

  
70年代,我在京西煤矿,小波已经从云南回来了。有一天,我坐着煤矿的卡车在山路上颠簸,一边晃荡一边想着人类的价值取向这件事。我想到:人类的追求,除了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和感官的愉悦外还剩下什么?好像只剩下两个东西。一个是美,另一个是力。美代表无穷的梦幻和细腻的情绪,像大海一样抚慰着心灵。力代表对世界的理解和控制,是古往今来的君王、科学家、豪商巨贾、战士终生追求的对象。两个东西都是那么丰富和深邃,值得穷其一生去追求。那么,在两者之间,我当如何取舍呢?考虑的结果是:如果必须两者择一的话,我选择力,因为这更符合我的性格。而我觉得小波是追求美的人。

  
后来我把这个想法跟他说了,他若有所思,但是没有明确地说出他的取向。我猜他当时在两条路上徘徊不定,一方面他很喜欢科学、哲理一类代表力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又沉溺于幻想,对于美的东西有很多追求。

  
这时他已经二十多岁了。后来我越看越清楚,他基本上是选择了美,这就是他的天性。

  
南都:他和你交流过关于写作的问题吗?

  
王小平:我通常是他的第一读者。他拿来给我看,问我写得行不行。我对他持鼓励的态度。不过在那个时代,说老实话,我看不出写这样的东西对改善他的处境能有任何帮助,因为那个时代思想控制太严了。这种东西要是被捅出去,不但没人夸奖,还会惹来挺大的灾祸。

  
那是“文化革命”时代,写这种东西不说是反动吧,至少是思想极端落后的表现。我说你写的这些东西想要发表很困难,需要等很长的时间,也许等到你老了都没有机会发表,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但是该写的东西还是要写,不然岂不是像顽石槁木一样度过一生。

  
南都:这就像一语成谶。到80年代,他的写作当时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王小平:他那时候好像已经不写了,上大学以后就没写过东西,在大学里功课繁忙,确实也没功夫写。除此之外,当时曾有过这么一本书,吓退了他写小说的一片雄心。这本书叫做《少女与死亡》,是图尼埃尔的作品。有一天我在社科院哲学所的图书馆里期刊架子上乱翻,翻到了一本《外国文学》,随手把书打开,正好翻到《少女与死亡》。我草草读了一遍,印象很深。后来我就借了一本,把它带回家细细参透。看完之后,我把书拿给小波,以俾共享之,顺便也镇一镇他。没想到这一镇就镇得他搁笔十年(笑)。

  
小波看了以后受到很大冲击。过去我们看过很多古典作家的东西,但还没有看到多少现代的东西。他看过以后觉得文体极端精美,到了可以吓死人的程度。这就撼动了他从事写作的信心,所以他有十年时间搁笔没写过什么。到了美国以后,他的眼界拓宽了,过去的雄心再度浮起,所以重新提笔写起来。

  
南都:当90年代末王小波突然开始流行的时候,读者们非常震惊地在他的小说中看到了一种先知性的东西。

  
王小平:我想跟他看的东西有关系,首先他接受西方的东西挺多的。我们当时读的书如果堆起来能摞满屋子。

  
你想知道他的敏锐性来自什么地方,而这个问题,如果不想敷衍过去的话,其实很难回答。譬如说,为什么只有老子写出了《道德经》?从老子的时代特点、生活环境上找答案都是徒劳的。根本的原因在于精神素质和智能水平。对于小波来说,这个问题也应这样回答。他在这方面有可能显著超越了一般作家的水准。

  
一般的作家入世太深,而小波在骨子里是个遗世独立的人。我父亲曾写过两句诗“昂藏七尺身,特立独行人”挂在家中。小波每天走来走去,要看好多遍。我父亲借以自况的诗,但用在小波身上也不算离谱。何况在80年代文学热潮的时候,小波到美国留学。他完全没经历过那个热潮,那时他在美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他跟国内一些作家的思想应该有很大的区别。

  
美国

  
“记得小波夫妇俩有一辆白色的八缸大车,当年曾携我同游佛罗里达。他媳妇李银河和他是同一路人,开车的本事还不如他。所以他们两个人像连体人一样,一个专管看灯和路上车辆,同时气急败坏地发布指令,另一个只管转方向盘。几个月后,这辆车从高速公路上下来,撞毁在电线杆子上,就此为他们的开车生涯画下休止符。” ———《我的兄弟王小波》

  
南都:你最后一次见到王小波是什么时候?

  
王小平:我在1988年最后一次见到他。当时我到匹兹堡,到他和银河家里接他们。我开着车,银河、两个弟弟都坐在我的车里面。小弟从肯塔基州转到新泽西的大学读书。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然后到波士顿去,在一个岛上逛来逛去。我们还在李银河的朋友林春家借宿,和她的丈夫讨论哲学和逻辑,并到一个花园去听露天音乐会。后来我们就没再相见,都是靠家人回国带话。

  
南都:王小波在美国这样一个现实、物质化的社会里怎么会继续写作?按照一般留学生的心态,既然已经十年不写了,不如好好念个博士,找份工作。

  
王小平:当时有不少夫妻一方先过来,然后给配偶办陪读过来。小波跟着李银河去的美国,他也打过工。但是后来好像是李银河跟他说,“你是一个有特殊才能的人,不要在琐事上浪费了你的才能,打工的事我来干。”所以她平时读PH D (学术研究型博士)、周末去打工,确实扮演了一个贤内助的角色。她让小波在家好好地组织自己的思想,写他应该写的东西,所以后来小波打工的情况就不太多了。

  
1986年年初,小波夫妇两个人曾经到过新奥尔良,接了我到佛罗里达玩了一圈。据我看来,他们在经济上虽然过得节省,但是有点余钱的。因为在几年内他们还有财力把美国差不多的地方都逛过。有一年还利用假期的时间逛遍了欧洲。

  
后来小波在匹兹堡读书,列入许倬云先生门下。许倬云跟小波说,你是中国作家级别的人物,中文修养和其他学生根本不能比,无论读本科或者研究生的课对你来说都没什么意义。所以许先生为他专门设立了名曰“独立研究”的课程,每周几次在许先生办公室里,两个人天南海北地谈一谈,谈谈文学、历史以及中国大陆的一些情况、包括“文化革命”的情形。那个时候小波已经在着笔写《黄金时代》了。

  
南都:王小波曾在后来的文章里写,他一位特别聪明的朋友给人做软件打包工作,每年4万美元。他接着说:“要有一年4万美元,我也给人干打包去。”但他最后始终没有去追求美国梦。

  
王小平:我想有时候也难免这么想吧。因为这正是美国的时尚,即所谓美国梦(笑)。如果人人都这么想的话,他很可能受到一点影响。但他又说过我这个人别的不擅长,最擅长的事情还是写东西。而要想写东西就不能留在美国,一定要回中国,这一点他看得也蛮清楚的。

  
南都:王小波如何面对对他人的责任、世俗的生活?

  
王小平:他不大想这种事情,在生活上是得过且过,能混就混,可是内心有一种特别的追求。《我的兄弟王小波》中也写了,他与李银河的生活之简单朴素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的生活过得马虎无比,对物质层面简直是不屑一顾。在这一点上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我说小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就是因为他从来就有一种奇异力量在内部指引。你所说的世俗的枷锁不能束缚他,因为一般的功利对他很少有吸引力。他之所以能在滚滚红尘中特立独行,是因为基本价值观已经和常人不同了。

  
南都:你是怎么看待他们的生活方式呢?

  
王小平:我在心里暗暗地佩服,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过的这种生活,虽然我无法企及,真的是一种蛮高尚的生活。我不能像他那样,虽然我自己也有很强的冥想倾向,也会在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处理了以后,抽时间来做思考。但是我不能像小波那样把90%的时间都用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死亡

  
“小波对自己的心脏毛病心里有数,我猜他早就感觉到自己寿命不会很长,所以他一向散布这样一种观点:就是人生只有四十岁以前才值得活,过了四十岁,就是一个缓慢的受捶过程(注:云南骟牛的方法)。……他还和一个北京的朋友说:他觉得他要死了。现在想起来,当时他的心肌炎肯定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但大家都没把他的话当真。”

  
———《我的兄弟王小波》

  
南都:当王小波最初说要写作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反应?是否忧虑他的生活?

  
王小平:我是一向支持的,姐姐们也觉得写得挺好的。我们当时就感叹他生不逢时,如果赶上好时候或许能扬名于世。我的母亲在文学上没什么修养,看不出个好坏。直到小波出名后,别人跟她说她儿子的书写得好,她也还是看不出来小波写的东西好在哪里。

  
我父亲也看过小波的早期作品,好像没有表达过什么意见,也许觉得写这种东西将来不一定有前途。他有两句诗挂在墙上:“乍暖还寒春欲分,新雷未响小虫惊”,也许他是被政治斗争吓坏了,在小波的作品上只看到灾祸的影子。而且他和小波毕竟是两代人。我父亲读过私塾,旧学底子很深,小波写的东西未必能在他心中产生共鸣。我父亲在1985年9月份去世,小波的主要作品他没看到过。

  
南都:在他生前,作品常常几经修改也无法发表。在这个状态下他有没有跟你抱怨过什么?

  
王小平:如果说小波对自己的笔墨耕耘未获得足够的重视完全不在意,这大概不是真实的情况。但是在踏上这条道路之前,他对于遭受冷遇的可能,早已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他走上这条路也不是为了成名或者是过上富足的生活,完全是一种内心动力的驱使。人在世界上不能白活,应该做一些事情。他给自己提出了个问题:他最适合做的事情是什么?考虑了不同的回答,最后他确定最适合他的事情就是写作。(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确实有过灰暗的情绪,他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w orm(蠕虫),什么都做不好。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离他去世已经没有多少天了,我想这是由他衰弱的心脏引发出来的一种病态和沮丧的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抱怨这个世界对他不公,他只是归罪于他自己的无能。总而言之,他很少抱怨。

  
南都:80年代文学热潮是国内文学的一个重要节点。王小波也是5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但他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遇到80年代这个时代所给予的机遇,以及其后的好处。

  
王小平:文章千古事,得失自心知。小波重视的,不是衣紫腰金。实际上他在写作中得到的收入应该是不怎么多的,特别是在国内。我猜他最大的一笔由文字而来的收入是他的《黄金时代》在《联合报》得奖,奖金大概是九千九百九十几美元,这在那个时候是相当大的数字。正因为得到这么一笔奖金,他才动了一个念头,辞职专业写作。

  
他最想做的事情不是朝九晚五地上班,不是在课堂里讲课,是能够沉思默想,把自己想出的好东西写下来。如果不在学校里教书,他的注意力可能会更加集中,可以过艺术家式的昼夜颠倒的生活。何况那时候大学的教师收入也相当低,想挣到接近1万美元不知道要多少年。过了几年,大学教师的收入成倍地向上翻,但那时候他已经辞职了。

  
他刚回国的时候曾跟李银河两个人商量,把在美国攒下的美金买一辆出租车,靠开出租车生活。当然这只是说说而已,并不十分认真。但生活的压力我想是有的。

  
南都:在很多读者看来都会觉得很不可想象,王小波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会落到想要用驾照挣生活的地步?(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王小平:假如说一个作家写出的东西,一送出去发表就被人把稿件枪毙,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有一个编辑还跟他开玩笑说,你是送死刑犯的囚车,来一个毙一个。书出了以后,将来会不会惹出祸来都很难说。那个时代和今天不一样。现在是比较自由和宽松,那个时候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当然,如果顺应潮流,写一些温顺无害的东西,如果他放弃植根于灵魂深处的思想探求,改为追求商业利益的话,他会过得舒服得多,却会失去读者的尊敬。甘蔗没有两头甜,在利益和追求中,他只能选一个。

  
南都:1997年去世之前的时候,他和家里人的联系是什么样的?

  
王小平:在1997年小波去世前一段时间,银河到英国去了,好像是去进修,要去半年还是一年时间。我当时已经在美国。我父亲已去世,姐姐弟弟都在国外,妈妈身边没有人。他出于孝心,搬回来照顾我妈妈。

  
可是我妈妈看到他去了,反而嘟囔他很多,嫌他生活过得邋里邋遢的,没有条理,半夜不睡觉,抽烟、喝咖啡。当时他跟李银河买了一套房子,在北京远郊。有一天他要回去看看那套房子,晚上就睡在那边。就在当天的晚上心脏病发作去世了。

  
我听人说,当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他还在外面走。他说觉得挺不舒服的,在外面走一走。他住在二楼。到了半夜,住三楼的人听到他发出痛苦的呻吟,但是她的胆子小,没敢下来看一看。第二天报告了公安。公安的人过来查看,发现大门根本就没锁好,一推就开了。进去一看,小波已经去世了。1997、1998两年里我的两个弟弟相继去世。小弟去世的事情我们没敢告诉母亲,怕她受不了,结果全教育部就她一个人不知道。

  
南都:一个人可能在幻想的世界里很强大,而在现实世界不尽如人意。从《我的兄弟王小波》以及他去世前文字里,读者看到的并不是顺利、富足的一生。他有许多追随者,在面对这样的事实时应该怎样生活?

  
王小平:说小波在生活上几乎是一个失败者,好像措辞太强烈了。因为在那个时代,他过的是一种知识分子里中等的生活,虽然比不上在演艺界挣大钱的人,基本的温饱还是有的。如果说要大家都像小波一样安贫乐道,那就像让大家都成为颜回那样的贤人,一箪食,一瓢饮,自得其乐,是一种过分的苛求。

  
对小波的追随者,我也没有什么高明的建议。我觉得“齐家治国平天下”应该是一定之规,这儿的顺序是不应该违反的。其次,不要把小波作为人生的样板。他之所以成为他那个样子,是由造化提供的难以追溯的无穷契机促成,是极难复制的。

  
但我觉得至少可以建立这样一个信念,就是人生中除了名利之外还有一些别的可追求的东西。也许应该记住朱熹老夫子这首诗:“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南都:我读到一种评论,说王小波是用自己的生活、用他自身来实现这种思想、来实现这种精神的自由,你认同吗?

  
王小平:可以这么说。他想获得的是脱离尘俗世界、追求自由思想的可能性,他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

  
B16- 17版采写:南都记者王晶

  




 回复[1]:  夏雨 (2012-05-16 21:13:09)  
 
  读过了。很好。

  


  
脱离尘俗世界很难,做不到;迷醉于尘俗世界,也做不到。

  
只好做半吊子,仰天望地,悬在半空中。

  
----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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