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解密东德秘密警察档案│西德│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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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解密东德秘密警察档案
西德 (发表日期:2011-11-11 09:26:05 阅读人次:2081 回复数:7)
二十年解密东德秘密警察档案　　　　顾晓军短评：这说得是我们身边的事。　　　　被撕碎的罪恶之书　　【“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而敌人将会被消灭!”】　　——埃利希·米尔克末任斯塔西部长　　1989年12月4日，就在柏林墙被推倒的一个月之后，东德埃尔福特市的一栋政府办公大楼楼顶冒出了阵阵黑烟。这栋大楼属于东德秘密警察机关“斯塔西”，正式名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因德语Staatssicherheit(国家安全)缩写为STASI。这个恶名昭彰的机构自1950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执政的统一社会党对内进行言论压制和政权维持的有力武器。然而当1989年东德政权开始崩溃之时，这个庞大的机构逐渐感到自己正在成为民愤的替罪羊，慌忙决定销毁总部和地方各局的秘密档案。有关极权国家压迫人民40年的罪恶记录，旦夕之间就可能被毁掉。　　然而埃尔福特的火光却引起了一名正巧经过的女医生的注意。她立刻意识到这异样的情形意味着什么。凭着勇气与正义感，她与市民们赤手空拳地冲进了埃尔福特斯塔西大楼，强行从接管了正在被销毁的秘密档案。　　抢救斯塔西档案的行动蔓延至首都柏林与全国各地，1990年1月15日，成千上万的市民冲进了斯塔西总部大楼，他们看见的是推挤如山的碎纸——这些来不及焚烧或者投入粉碎机的海量档案仅凭人手被撕成碎片，装满了足足16000个大麻袋，甚至于大楼内所有的碎纸机都因为超负荷工作而统统陷入故障。除此之外，仍有3900万张档案卡片和排起来可达180公里长的文件来不及销毁，被市民完整接收。　　1991年，统一后的的德国宣告了“前东德国安档案联邦管理局”的成立，开始了对浩如烟海的斯塔西档案的复原与整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处理前共产国家秘密档案的国家机构。迄今二十年来，工作人员几乎全凭人力对这座“纸片之山”进行整理。他们首先根据档案纸张颜色、笔迹、墨水等进行初步分类，然后再尝试拼接。在最开始的阶段，一个工作人员一天只能拼对出10页纸。而在第一个十年中，他们仅修复了2.5%的破碎档案，相当于90万张纸的内容。他们需要靠靠手工粘贴这些碎片，将碎片铺在大桌子上，然后核对名字、笔迹和签名，根据这些信息并使用打字机、镊子、放大镜，努力进行拼图，每一张纸都要花费15欧元的人力成本。而按这样的速度，整个修复工作将需要至少四个世纪。　　为了加快复原的速度，柏林弗朗霍夫研究院经过招标参与了电脑复原程序的设计。这个被称为“反碎纸机”的项目将是世界商最精密的辨认设备，耗时10年，花费600万欧元研制，其还原文件的能力高达80%以上。传送带上的每一张碎纸片都将被双面扫描存档，，通过分析纸屑的形状、颜色、纸质、厚薄等，定义它们两两之间的接近可能性大小，最终在电脑中拼凑还原成原来文件纸页的电子图像。虽然这大大加快了修复整理的速度，但是碎片拼好后，还需要人工校对。而如果用作法律证据的话，碎片仍需手工拼贴。　　枕边的线人　　【“WIR SIND UBERAL”(德语：我们无所不在)】　　——斯塔西的格言　　斯塔西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对内情报组织与秘密警察机构，自建立之初，它的使命就是不是保障宪法和公民权益，而是不惜代价维护政权的稳固，肃清任何可能的敌人。这个可怕的组织曾经监视监控超过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公民;在80年代，平均每天就有八人被斯塔西秘密逮捕，很多人从此下落不明。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执行效率，在历史上从无出其右者。　　回到上世纪80年代，环保主义者迈克尔·贝雷特斯在他祖国的生活犹如奥威尔式的黑暗，恰好可以说明斯塔西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在大学，他的学业被无缘无故地中断，在学术上的努力从来无法得到任何回应，不能出国旅行，也永远无法得到任何晋升机会——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祖国就像一个深渊。而暗中为他设计这样的生活的，正是无所不在的斯塔西。　　在柏林墙倒下之前，贝雷特斯只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并不属于任何一种激进的反对派。作为一个环境保护分子，他从未尝试挑战党与政府的权威，只是积极地提出自己对于社会与自然的看法——作为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人民一员，他当然明白如果他对政府叫板的后果，因此他谨慎地拿捏着自己活动的界限。然而他当时并不知道，他仍然被斯塔西暗中监视，而执行这些任务的却都是他的平日熟人。而所有针对他的惩罚，诸如出境限制，同样也是秘而不宣的。　　1992年，贝雷特斯“有幸”成为了前东德地区第一个阅读自己绝密卷宗的人，在这本由斯塔西在两德统一前为他秘密写下的档案中，他的任何私下的不良言行都被记录下来，经由亲人、朋友、同学、同事一一向组织汇报。像这样的个人秘密档案，有超过600万份，而当时东德总人口仅仅1800万人。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斯塔西早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1974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其身份。而像贝雷特斯身边的这些“非正式合作者”(常简称“IM”)，更是数以十万计。　　[学者约翰·科勒在其《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一书中认为，IM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而另据一位匿名的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IM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这意味着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灵魂的寻人启事　　【“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1984》乔治·奥威尔著　　可以想象，在迄今整整二十年的修复时间中，什么样的惊天秘密正在被一一复原。虽然德国历史学家认为，如果能将它们全部恢复，将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幸存的文件碎片被解密后，已经对德国社会形成了巨大冲击，导致一些家庭婚姻破裂，许多友谊也在一夜间走到了尽头。二十年来，这些秘密档案曾经供人们公开查阅。可是，沉痛的“真相”成为人性难以承受之重。秘密警察曾把1800万人口中的600万纳入了秘密监视之列。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使这个民族拖着长长的心理阴影。　　夺得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窃听风暴》，正是还原这一历史的精彩电影。从告密、出卖、伤害，到掩护、同情、转变。影片精彩地描述了一个冷漠的斯塔西秘密警察是如何在一次监听行动中良心发现，最终作出了人性的选择。电影关乎国家罪行，也关乎残酷的大时代下个人的选择。主演乌尔里希·穆埃的表演克制、冷静、内敛却极其细腻，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也曾是斯塔西的受害者，被挚爱的人出卖。　　穆埃曾经的妻子简妮·格罗尔曼是东德著名的话剧明星，与穆埃曾是一对在东德时代就家喻户晓的名人伉俪，然而最终离婚并成为陌路人。当《窃听风暴》上映后，穆埃向媒体自爆他曾经挚爱的简妮就是斯塔西的线人，曾经替国家暗中监视自己的丈夫。已经卧病在床的简妮也不甘示弱，与穆埃对簿公堂，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当穆埃从档案处调取了自己往日的机密档案来佐证时，简妮却突然撒手人寰，不久之后穆埃也辞世而去，让这银幕外的一切纷扰显得愈加无奈与悲剧。　　早在1991年，德国议会即通过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法》，详细规范了对这批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处罚等多方事项，并规定民众有查看与自己相关的秘密警察档案的权利。希望了解真相是人的一项本能欲求。迄今为止，提交查看档案申请的德国人共有170万人，相当于前东德人口的10%。很多人曾经担心，一旦受害者查看了自己的档案，从中发现了那些告密者，那些曾把他们送进监狱的人的名字，他们会采取报复行动，会有新的流血事件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民众面对真相时的态度比一些政治家所预言的要理性得多。　　1993年，前东德著名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被指认曾在60年代为斯塔西充任线人，专职监视文艺界的危险言论。曝光之后，她曾矢口否认，直到解密的档案将白纸黑字的证据呈现于前，她又改口称已将这段往事完全忘却，并说自己从未对同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然而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们真的有可能失忆吗? 　　在黑暗的时代下，国家机器往往会成为不可一世的恐惧之兽。然而性本善的万千民众何以愿意示弱于专制与恫吓，甚至出卖正义感与勇气，最终成为铁血体制与思想控制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沉默、屈服和献媚，使得人性终结于蔓延泛滥的猜忌和怀疑。这是一个现代国家能发生的最让人痛心的事。二十年来，斯塔西档案的逐渐揭开，拷问的是数十万个有名有姓的良心。而在每份碎片档案中逐渐清晰的当年善恶一念之择，也曾是无数个历史的转折。　　前东欧秘密警察组织　　民主德国　　国家安全部 STASI 　　雇员总数 91000 　　占人口比重 1:180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理事会 Sigurimi 　　雇员总数 10000 　　占人口比重 1:300 　　波兰人民共和国　　公共安全部/安全服务处 UB/sb 　　雇员总数 87000 　　占人口比重 1:350 　　苏联　　国家安全委员会 KGB 　　雇员总数 290000 　　占人口比重 1:600 　　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局 UDBA 　　雇员总数 15000 　　占人口比重 1:1400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局 Securitate 　　雇员总数 13000 　　占人口比重 1:1500 　　作者：周末画报　　来源：周末画报　　日期：2011-4-11

回复[1]: >>:[这说得是我们身边的事] 老唤 (2011-11-11 15:13:48)

　　应该是：［这说得不是我们身边的事］

　　放心，中国最安全，因为中国人最自私。

　　》》：［她与市民们赤手空拳地冲进了埃尔福特斯塔西大楼］

　　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市民不会冲进于己无切身利害的大楼，就是冲，守大楼的也不会手软，因为他们非此不能领到工钱。

　　

回复[2]: 结尾很出色！ 老唤 (2011-11-11 18:10:26)

　　http://v.pptv.com/show/gFwjoQlv3x2AicgI.html

回复[3]: 》》：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史塔西的官员暗中保护过他所监视的人。］ 老唤 (2011-11-11 18:21:51)

　　《窃听风暴》（德文：Das Leben der Anderen，又名《他人的生活》、港《窃听者》），2006年德國影片。影片是德國導演弗洛里安·亨克爾·馮·杜能斯馬克的处女作，并由他亲自編劇。影片於2006年3月23日在德國發行。获得了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語片奖。

　　《竊聽風暴》主要是在讲述了1984年前東德東柏林史塔西（国家安全局）的一名秘密探員負責監聽一男劇作家及其女友（知名演员），逐渐被他们的生活所吸引，转而同情他们的遭遇，以至最后暗中对他们施以援手的故事。

　　

　　拍摄场地

　　影片在2004年10月26日到2004年12月17日短短的37天内拍摄完成，整个摄影过程几乎都在柏林。剧作家德雷曼的家坐落在Marchlewskistraße。有一部分场景在卡尔马克思街的法兰克福门（Frankfurter Tor）。影片拍摄还借用了原史塔西的办公楼，位于诺曼街（Normannenstraße）。但是，原史塔西监狱纪念馆的负责人却拒绝了馮·杜能斯馬克在原来的监狱内拍摄，理由是据他所知，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史塔西的官员暗中保护过他所监视的人。

　　

　　奖项

　　2006年德国国家电影奖“金萝拉奖”

　　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劇本

　　最佳男主角

　　最佳男配角

　　最佳摄影

　　最佳製作設計

　　2006年歐洲電影獎

　　最佳影片

　　最佳劇本

　　最佳男主角

　　2006年金球奖

　　最佳外語片提名

　　2007年美國奧斯卡

　　最佳外語片

回复[4]: 在民间建立一个中共恶人榜 夏雨 (2011-11-15 12:54:09)

　　陈礼铭「我也一直有这个想法。在网上建立一个类似Wiki那样的资料库，」2011-11-14

　　

　　把每一个流氓的身份、嘴脸、恶行都记录在案，利用现在的通信手段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只是眼下还在为稻粱谋，没有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如果从德、仁华他们能够挑头，那是再好不过。当然具体做起来，难度还是有的。出头露面的多半是下面的工作人员，真正的黑手隐藏得很深。大半个世纪以来这是他们一贯的作案手法。另一方面，如何鉴别举报消息的真伪也有一定难度。然而难归难，这件事情还是值得做。有些人不赞成谈论对共党官员的清算，怕坏了跟共党良性互动的好事，我很不以为然。宽容不应该以正义为代价。民间建立一个中共恶人榜，在将来可以作为清算的依据，在眼下或许可以起一点震慑的作用。当然彻底的清算只能等到共党垮台、其秘密档案曝光以后，如同东德的情形。这一天应该不会太远了，我们有生之年看得到的。

　　

回复[5]: 恶人太多了 科长 (2011-11-15 13:36:50)

　　数得过来

回复[6]: 老十 (2011-11-15 13:59:39)

　　以暴制暴

　　

　　弄个暗杀队

　　专宰他爸是李纲的

　　什么瓜瓜曾曾的

　　呵呵

　　

　　

回复[7]: 做帮凶还是不做帮凶，这是一个问题（啊呀，这个问题太尖锐了） 夏雨 (2011-11-15 19:46:32)

　　慕容雪村博客：杀人的问题——读汉娜.阿伦特有感

　　中国近代史上，有过无数次人道主义灾难，这些灾难让千万人受损乃至惨死。然而灾难过后，人们对于灾难的反思常常只着眼于体制，而不及于个人。那些曾为体制效力的人会坦然地为自己辩护，说他们身不由己，他们只是螺丝钉而非机器的开动者，是被动而不是主动做恶。

　　应该指出的是，体制本身并不能独自运行，正是因为有那些看似无辜的人的参与，罪恶才得以实现，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灾难才能如此深重。

　　1964年，汉娜.阿伦特发表了题为《专制下的个人责任》的著名演讲，她尖锐地指出，不仅要反思体制，不仅要追究政治责任（政府必须对其前任的行为负责），也要追究个人责任。

　　第一种辩护会说：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雇员，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甚至连齿轮都不是，只是齿轮上的一个齿牙。你看，我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即使我不去做那些事，肯定也会有别的人替我去做。对此阿伦特的回应是：请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变成一个齿轮？

　　又在何种情况下，你才会继续愿意做一个齿轮？如果从上到下的每个公职人员都是齿轮，难道就没有人需要对罪恶负责任了吗？她继续追问：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吗？难道我们没有主观意志和选择的自由吗？我觉得，她一定还有更严厉的质问没有说出口：难道你是猪吗？

　　还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我不去做那些事，可能会有比我更坏的人去做。我们参与其中，事实上避免了更坏的事情发生。还有些人会说，我们在体制中做了一些坏事，但也做了一些好事。我们没有加重灾难，相反，我们使之减轻，瞧，我们甚至挽救了一些人。阿伦特的回应是：这种辩护或许可以减轻法律上的责任，但并不构成道义上的合理性。

　　当人们辩称自己在体制中做了一些好事，那就要问：这些好事是否最终改变、终止或推翻了邪恶的体制？如果没有，那么与体制的妥协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还在继续做恶，并将迫害更多的人。事实上，一个小的罪恶通常会成为更大罪恶的前奏，人们会很快走向“道德的滑坡”，从一件坏事到多件坏事，从小的罪恶到大的罪恶。

　　如果你为保护一个村而交出一个人，也必然会为了保护一个乡而交出一个村，更会为了一个县而交出一个乡。在这种不间断的“道德滑坡”中，最明智的办法显然只有一个：停止做恶，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如果体制内的工作是邪恶的，就应该立即停止与体制合作。

　　第三种说法认为：服从命令、遵守法律是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公职人员的天然责任。我虽然做了某些事，但我只是在履行职责。阿伦特的回应是：上级的命令和“法律”并不能为众多的犯罪行为开脱，对成年人来说，“服从”就意味着“认可”，“认可”就意味着“赞同和支持”，所以，不应该问那些作恶的人“你为什么服从”，而应该问：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把犹太人押进毒气室，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开动坦克，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囚禁一个盲人，你为什么支持？法学中有句话：恶法亦法。而事实上，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就不应该把邪恶的法律再视为法律，更不应该支持。

　　第四种是所谓的“集体过错理论”，每次灾难过后，总会有人拿着完美的道德标准质问别人：你说他做的不好，难道你就没做过一点坏事？在这种完美道德之下，谁都没有资格质问别人，最终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也都无罪。人们不再追究个体责任，转而去拷问制度、拷问历史、拷问文化，把全部罪恶归诸集体，如果要忏悔，那就所有人一起忏悔，如果要受惩罚，那就所有人共同受罚。

　　阿伦特对此的回应是：这种集体认罪、集体悔过的理论，其实无助于认清真相，只能让真正有罪的人顺利脱罪，并最终将演化为“道德虚无主义”。她说：“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集体愧疚或集体清白，愧疚和清白只有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时才有意义。”当真正有罪的人拒不忏悔，并以“集体过错”为自己辩护，那其实是在逃避责任。

　　中国文化常常强调“宽容”而忽视“责任”，但我认为，只有在私人生活中“宽容”才有意义，而在公共生活中，在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中，主张宽容其实是一种智力低下的表现，至少也是糊涂，或者用孔夫子的话说，乡愿，德之贼也。

　　在《专制下的个人责任》中，汉娜.阿伦特提出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她认为，那些效力于体制的人，通常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因为他们抗拒不了诱惑，专制制度总是会给它的效力者提供各种优待：铁饭碗、显赫的身份、满足感以及可观的物质利益。

　　当德国人纷纷加入纳粹军队，实际上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功成名就；几十年前的年轻人纷纷加入红卫兵组织，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受了虚荣心的驱使。当数以百万的人踊跃报考公务员，我相信，他们不仅是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更是为了潜规则和巨大的灰色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再以“齿轮说”或“服从命令说”为自己辩护，其虚伪不言而喻。

　　邪恶制度是人间灾难，更是对人类良知的考验，换成更形象的说法，它其实是两个问题：一、给你很多钱，你会不会去杀人？二、如果你不杀人，自己就会被杀，你将如何选择？许多体制内的人都会夸耀自己的道德水平，而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道德高尚的人，邪恶的制度才得以运转。还是那句话：做帮凶还是不做帮凶，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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