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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薄熙来

科长 (发表日期:2011-06-19 17:10:37 阅读人次:3152 回复数:7)

  薄熙来:称唱红歌是回到“文革”是无稽之谈

  
2011-06-19 04:23 山东商报

  
薄熙来回应质疑:

  
唱红歌就是回到“文革”?无稽之谈!

  
商报重庆消息 薄熙来说,重庆“唱红”,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不少省市还有新的创造。但社会上也有一些说法,认为是不是“左”啦,是不是回到“文革”啦,这显然是不了解情况。如果能身临其境感受一下,就会知道满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所唱的红歌,是从抗战到建国,一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唱的优秀歌曲,很有生命力。“文革”期间,其中不少优秀歌曲的词曲作者还被打倒。有人说,唱这些歌就是回到“文革”,那是无稽之谈。

  
薄熙来说,其实,这些歌都是救国的歌、建国的歌、强国的歌。中国人民就是唱着这些歌,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不仅让一个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一步一步将其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年,在外敌入侵、国运维艰、民心不振的情况下,正是《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的豪情壮志,唤起了民众千千万万,去挽救民族的危亡!正是《保卫黄河》的呼喊,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为之感动,热血沸腾,鼓起保家卫国的勇气!在新中国建设的过程中,革命的艺术家们也创作出《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雷锋之歌》等一大批好歌,团结、鼓舞了亿万人民奋力拼搏!可以说,没有战歌、红歌的鼓舞,就没有这股子战天斗地、降龙伏虎的精气神!

  
薄熙来说,重庆人不仅唱红歌,还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博采古今中外文化之众长,内涵十分丰富。现在,重庆不少中小学生,已能把岳飞的《满江红》、王勃的《滕王阁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一二十篇中国古典名篇,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背下来,深受教益,家长十分满意。我们要让孩子们内心有文化、有激情、有美好的情感,让他们在精力最旺盛、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汲取更多人类文明的精华,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后运用自如,终身受益。

  




 回复[1]:  科长 (2011-06-19 17:13:44)  
 
  警惕薄熙来(转贴,作者不祥)

  
最近看到一些个文章,写习近平和薄熙来的。习给人的印象比较温和,也比较务实,内敛,稳重,而不张扬。但同时,人们也对他的政治立场,对他的工作能力,有所质疑。对他为什么会成为接班人而非常纳闷。

  
而对薄熙来,则非常的两极化。赞扬他的人,把他捧上天,特别是对他的唱红打黑特别推崇,津津乐道,而为他只是偏安一方而愤愤不平,期待他更上一层楼,甚至于期待他坐上龙椅,穿上龙袍。

  
反对他的人则对他恨之入骨,认为他无法无天,揭他的老底,认为他左得要死,唱红打黑是要回到文革。

  
可见,比较这两位,我发现,薄的能量大极了,不可小觑。此人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有着极为强势的人格,意志坚定,绝不宽容。你看,最近他对一个重庆的公务员,人家只是讽刺了他一下,他就给人家劳教一年。可见此人心胸狭窄,手段狠辣。从李庄案,重庆的打黑可以看出,此人完全不受什么法律约束。是个无法无天的家伙。

  
薄是个厉害角色,他看到眼下社会上民怨沸腾,巧妙的利用胡温执政的危机,巧妙的利用社会上极左势力的抬头,为己所用。搞什么唱红打黑,把那些左派人马都揽到自己门下。

  
可是也就是这股子左倾狂潮,把整个中国搞得乌烟瘴气。使得胡温政府本来就已经问题多多的政治环境变得更加的复杂化。

  
薄是真的极左吗?我看未必,他只是觉得现在左倾对他有利。他的目标不是搞什么左的东西,更不是真要搞文革,而是想夺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对待薄,其实,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应该警惕。此人能量大得很,你看他主政重庆,才没有几年,就把重庆,乃至全国搞的乌烟瘴气。你想,一旦他更上一层楼,就算没有坐龙椅,只是当常委,其他的那些人,包括习在内,谁能搞得过他?

  
就算对左派来说,到时候,只要左对薄不利的话,他随时可以翻云覆雨。

  
我觉得,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了,习已经当上皇储,李克强也基本上算是总理的接班人了,而他最多只是三流直辖市的封疆大吏。他失望了,绝望了。他这样做,叫做绝处逢生。是个地地道道的赌徒。可以这样说,他和台湾的那位陈水扁一样,是个赌徒,而且是个狂徒。

  
所以,对待薄这样的司马昭之心,还是需要警惕的。不过,好在现在很多人都看穿了他的真面目。妄图乱中取胜,火中取栗,恐怕最后会烧到自己,死无葬身之地。李庄案已经差不多成为他的滑铁炉了。

  
对习近平,我了解不多,但知道他的父亲在那个党内是个难得的人品不错的人,有能力,很少整人,曾经主政广东,热衷于改革开放。如果他有奶父之风,这是国家之幸也。在没有其他希望的时候,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他了。

  
而且我认为,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法治不健全,以人治为主的国家,作为最高领导人,人品比能力更加重要。比如说老毛,能力一流,人品下流,国家之难也。薄的人品,也许和毛可以比美。这与台湾民主制度不同,陈水扁再坏,只能折腾八年。

  
希望习接班之后能顺应潮流,有所作为,有所改变。

  
最后,用我在某网文的一个留言来结束此文:

  
习以为常,薄起无望;

  
左支右绌,望洋兴叹!

  


  
http://blog.dwnews.com/post-139388.html

 回复[2]:  科长 (2011-06-19 17:24:58)  
 
  薄熙来“逼宫”遭遇滑铁卢

  
薄熙来期待已久的“逼宫”演出,即“红歌传万代,重庆群众演唱会”,终于在6月11日亮相北京,但从新华社发出的现场照片看,不用说胡锦涛,温家宝,连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无一人前去捧场,形单影只,只有薄熙来自己出席观看,而且表情沮丧,落魄,这说明他精心策划的“逼宫”事件宣告失败。与此同时,李庄获释回家,在重庆由监狱直达机场,是警方专车护送,这又进一步透露了中南海高层的最新动态:薄熙来遭遇了命运的滑铁卢。

  


  
国内媒体报道说,重庆 “唱红”11日晚首次在北京亮相。当晚,作为中国文联举办的《百花芬芳,党的旗帜高高飘扬》的开幕式演出,“红歌传万代”重庆群众演唱会在此间民族宫大剧院上演。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薄熙来搞这场演出,是费尽心思,别有用心的,他希望在周永康,贺国强,李长春,吴邦国,习近平,李源潮之后,有更高层次的中共领导人,通过亲临会场观看演出而肯定他的工作成绩,一般情况下,如果他们要参加,会出席开幕式,但这回连个影子也没有,这肯定令薄熙来大失所望。

  


  
这件事也让人们体会了薄熙来的半斤八两,虽然,薄熙来回击温家宝批评他是“说三道四”,贺国强承诺帮助薄熙来“追查谣言”,但均是“干打雷,不下雨”,6月 1日儿童节,温总理和孩子们一起“三级跳”,以示过得很轻松;而贾庆林6月5日亲访重庆不见薄熙来,也不对唱红打黑表态,并由团派周强一路陪同,这些都意味着京城风云有变,薄熙来成了孤家寡人。

  
不过,捧臭脚的力推薄熙来的粉丝们,没有这个悟性。国内媒体报道说,晚会由重庆师范大学师生合唱的《啊,红歌》拉开序幕,随后有四川外语学院师生用五国语言朗诵的《共产党宣言》、重庆市沙坪坝区群星合唱团演唱的《红梅赞》、重庆渝中人和街小学学生诵读的《励志箴言》等节目依次亮相。演员来自重庆中小学校、高等院校、行政机关等单位,演出集结了近年来重庆“唱读讲传”的精品节目,以合唱、诵读为主。可见,薄熙来只能欺骗那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给自己背书,因为他们没有经历文革的十年动乱,也没有遭受政治迫害的亲身体会,更不清楚《共产党宣言》产生的背景和实质,无怪乎重庆女大学生都以扮演共产党的殉葬品江姐为荣。

  
上述的报道说,记者在现场看到,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一千余座位几乎座无虚席,舞台上的灯光红、透、亮,演员在台上演出的同时,背景的大屏幕上会显现出不同的场景,如,在天安门广场起舞的安塞腰鼓舞、迎风飘扬的党旗、“为人民服务”语录等。来自重庆的主持人在开场白时说:“三年来,重庆市深入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有力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效提振了广大市民的精气神,受到人民群众广泛欢迎。”

  
要我说,这一千多张票子都是工款支付的,而出席会议又是政治任务,故此,演出场地爆满一点也不奇怪,问题是,在当前这个贫富两极分化,人民暴力反抗事件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有谁还能相信各级官员大都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如果前者不是谎言,江西省抚州市的拆迁户钱明奇,怎么会舍身搞出震惊世界的“五连爆”?如果司法公正,6月6日,怎么会潮州四川民工万人起义?

  
中国自古有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讨薪的民工,何以被老板的打手挑断脚筋和手筋?如果没有司法人员枉法追诉,对反贪局长冉建新刑讯逼供,湖北省利川市怎么会有上千人聚集围攻市政府?如果政府官员都按照《共产党宣言》的承诺行事,怎么湖南耒阳市的派出所四层大楼,会被炸为平地?怎么会有惨死车轮下的蒙古族维权人士莫日根?......

  
所以,在笔者看来,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高调出席演唱会,不失为一次明智之举,可能不仅仅是有意与薄熙来个人划清界限,而是基于目前国内外的形势,如果说,2010年8月26日,温家宝在深圳首倡政改还是“合者盖寡”的话,那末,现在,一系列的层出不穷的突发暴力抗争事件,或许已使他们有所醒悟:宣传暴力革命和唤醒暴力意识的红歌,虽然,能使中共新的领导人回忆和沉醉历史,聊以自慰,但绝对不能救急和缓解社会矛盾,相反地只能在干柴烈火上浇油,使民众的越级上访和抗议自焚,转变为激烈方式,玉石俱焚。不信此言,在内蒙抗议事件的现场,胡春华让群众播放那些红歌试试社会效果如何?

  
重庆媒体的报道说,据悉,此次重庆晋京“唱红”将在4天演出7场。此前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炮部队、北京朝阳剧场演出,此后还将赴清华大学、全国政协礼堂、中央党校礼堂等地。重庆官方透露,此次“唱读讲传”活动北京巡回演出参演人员近千人,是重庆“唱读讲传”活动在外地演出场次最多、观众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演出。我请读者注意,为什么薄熙来首先要在解放军二炮部队推出演唱会?

  
这是因为处于政治局边缘的薄熙来,虽有政变野心,但是尚不能左右军队,而“支部建在连上”的部队,在未来的中国民主转型中将扮演重要角色,薄熙来急于用红歌搅乱军心,胡锦涛深知这一点,所以,它的赴二炮演出几乎没有反响,连新闻我都没找到。以后的清华大学,全国政协礼堂和中央党校的演出,也不会有太多的追随者和太大的影响,只是满足薄熙来自己的“政治意淫”而已。

  
因此,上述国内的几篇报道都图文并茂地强调了这样一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观看了演出。常言道,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试问,难道薄熙来是受中央的委托,代表他们支持自己吗?这真是极大的嘲讽,也颇为耐人寻味!

  
看来,重庆自2008年开始陆续推出“唱读讲传”活动,即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外界将其与重庆“打黑风暴”并称为“唱红打黑”。薄熙来5月29 日在会见港澳主要媒体高层参访团并解读重庆“唱红打黑”时表示,打黑是责任,而唱红不是在搞运动,此言已是无力的自辩,他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黎强案如此,使人们看到了他对出租车罢运事件维权人士的陷害;李庄案如此,使人们看到了他对司法公正和程序的破坏;方洪案如此,使人们看到了他对言论自由的惧怕;文强案如此,使人们看到了内斗反腐的弊端;乌小青案,使人们看到了徇私枉法的疯狂。总之,中国人不愿倒退,温家宝不想倒退,胡锦涛也不敢倒退,薄熙来的“逼宫”之举和文革回潮闹剧该谢幕了!

  
(阿波罗新闻网)

  
【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forum.dwnews.com/threadshow.php?tid=835046

 回复[3]:  科长 (2011-07-01 13:42:29)  
 
  《重慶模式如成中國模式,是災難》在高官中流傳

  
明鏡記者陳弘/到底應該怎樣看待薄熙來在重慶的唱紅打黑?如何理解重慶模式,已經成為解讀當今中國大勢的一個焦點問題。可以不誇張地說,中國精英階層圍繞重慶模式的爭論和政治博弈,將不僅決定重慶模式的命運,還將決定中國模式的命運。最近一篇萬言長文《重慶模式如成中國模式,是災難》在中共高官中流傳,文章作者羅小朋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高層經濟改革政策研究設計的智囊人物,後在美國獲經濟學博士。這位經濟學家出身中共高幹家庭,其父羅朋是一九三八年參加中共的老幹部,羅朋從公安部下放江西擔任修配廠革委主任時,鄧小平被下放到該廠當工人,因保護鄧小平而獲鄧家尊重。

  


  
有中共高級官員對明鏡網說,羅小朋這篇文章是迄今為止封薄熙來重慶所作所為剖析最為到位的 。羅小朋這篇文章最早發表在《大事件》第三期上,後又收錄入《薄熙來破局》一書。

  


  
羅小朋在文章中指出,任何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都有偶然性。如果薄熙來沒有被派到重慶,就不會有重慶模式。但是,重慶模式產生的大背景是,中國畸形的經濟增長模式和中央當權者堅決不作為的治國方式,已經導致了全面的社會危機。這種危機遲早會轉化為政治危機,而薄熙來這樣一個具有特殊政治能量的人物來到重慶,為這個轉化造就了特殊的機遇。薄熙來顯然並沒有帶著某種事先想好的方案來重慶主政。他像世界上多數想有作為的政治家一樣,既有政治野心,也有作一番事業的雄心。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和雄心,他敢做好事,也敢做壞事。歷史把這樣一個政治人物安排到了中國各種矛盾最突出的重慶地區,打破了中國政治的僵局,也打破了中國改革的僵局。重慶模式就是這打破這兩大僵局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重慶模式的出現對中國是一個積極的現象。

  


  
重慶模式最引人之處,首先是薄熙來敢想敢幹的精神,你可以不贊同他的理念和做法,但你沒有道理不讚揚這種精神。中國的政治和改革早已失去了八十年代的思想活力和想像力。薄熙來“唱紅打黑”,攪動了中國沉悶的政治空氣,也開始重新激發中國精英的思維力和想像力。薄熙來為什麼有這麼大的本事?要講清楚這個問題還真不大容易。

  


  
羅小朋指出,薄熙來擁有特殊的政治資源和個人魅力,這是人所共知的,但為什麼此時此地的薄熙來,而非彼時彼地的薄熙來能夠弄出這麼大的名堂呢?在天時方面,不難理解的是,胡錦濤多年不作為,給太子黨上臺創造了機會。薄熙來不僅有家世背景,而且兼具政治局委員和直轄市書記的封疆大吏身份,他看到了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搏擊上位的機會。中央集權的中國政治遊戲,封疆大吏要想再上一層樓,進入最高決策的小圈子,有兩種路數,一種是揣摸上面的意旨,做好“政績”文章,另一種就是判斷天下大勢,按照自己的理念,做“政治”文章,以影響中央的權力格局和執政理念,為自己創造機會。過去的薄熙來和眾多地方大員一樣,主要做的是“政績”文章。而這一次他主政重慶,做的是“政治”文章,做政治文章無疑是有風險的賭博,沒有大危機大變局的背景,一般不會有人這樣做。

  


  
羅小朋對這個問題的基本判斷是,如果把重慶模式作為一個地方性的治理和發展模式而不是未來的全國模式,不僅重慶模式會有一個光明的前途,而且中國文明也會有一個光明的前途。而如果重慶模式果真成為未來的中國模式,那就不僅是中國的災難,也很可能是世界的災難。這個判斷是基於這樣一個基本的假設,沒有地方自治,就不會有社會自治,而沒有社會的自治就不可能建立一種既平等又自由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重慶模式潛在的重大積極意義就在於,它可以成為中國走向地方和社會自治的一個新起點,而重慶模式的一個潛在的重大危險就是它也可以在重建社會平等和社會保障的名義下,成為中國人全面失去從改革開放中獲得的各種自由的一個轉捩點。

  


  
羅小朋指出,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薄熙來或者其他當權人物的主觀動機和意圖,而在於無法抗拒的客觀邏輯。理解這個邏輯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為什麼中國只有發展地方自治,才可能建設社會自治,為什麼沒有社會自治,就不可能兼得自由和平等,而且,沒有社會自治的最終結果必然是為了維繫基本的社會秩序,只好既沒有自由,也沒有平等,就像改革之前的中國那樣。

  


  
明鏡網將連載《重慶模式如成中國模式,是災難》。

  

 回复[4]: 唱紅歌不能解決問題 科长 (2011-07-01 13:44:21)  
 
  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唱紅歌不能解決問題

  
亞洲週刊

  


  
江迅

  
周瑞金指出,中國共產黨最偉大的,是犯了大錯誤而能撥亂反正,這才是黨的偉業,但唱紅歌不能解決問題,還是應該回到政治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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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拍攝一部《改革偉業》,這才是紀念建黨九十週年的時代特點。這是政治評論家、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對正引起熱議的電影《建黨偉業》的批評新思維。中共建黨九十週年前夕,六月二十日,他在上海接受訪問。他說,現在講述九十年前的革命、造反,九十年前的階級鬥爭,今天這個時代完全不一樣了,難道還要人民起來革命、造反、鬧事嗎?他說:「《建黨偉業》作為一部歷史片是可以的,但作為建黨九十週年的重點大片,我認為還不夠格。九十年中,共產黨有六十多年是執政的,卻沒有拍攝執政的大片,今天難道還需要革命黨的薰陶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那麼豐富,那麼驚心動魄,錯綜而激烈的交鋒,故事情節絕對不比建黨時期差。」

  
周瑞金認為,現在這樣做,還是傳統思維,認為講共產黨合法性就是鬧革命,不去講述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後,犯了錯誤而如何反思,如何覺醒。共產黨最偉大的,是犯了大錯誤而能撥亂反正。從一九五七年開始的二十年是由左的路線思想指導,撥亂反正而開闢了改革開放新時代,這才是黨的偉業。這正是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所在。今天中國影響世界的,不是當年的鬧革命,而是在現代化建設中的社會和經濟轉型,是經濟騰飛。

  
說到時下的唱紅歌熱潮,周瑞金說,不同的人唱紅歌,心情就不一樣。經歷過文革的人,與今天八十後、九十後年輕人就不一樣。唱紅歌是一部分中共黨員的歷史記憶,他們人生走過的路,曾經歷唱紅歌的階段。儘管當年經歷文革是痛苦的,但一些人今天回頭看,往往有寬容心態。現在唱紅歌,只是當年歲月的一種記憶,因此這些人愛唱紅歌。

  
不過,他隨即指出兩點。第一,今天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市場化後累積的問題,以為能靠唱紅歌解決,把社會道德、思想水平提高,是不現實的。第二,唱什麼紅歌,應該唱改革的紅歌,但今天唱的恰恰是共產黨革命年代的紅歌,是執政後特殊歲月的紅歌,有的甚至是錯誤的大躍進時代的紅歌,用紅歌美化它,這對接受歷史教訓沒有好處。執政黨的紅歌,要有執政黨的紅歌標準。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宣部曾重點推介南街村的所謂「經驗」,唱革命歌曲,讀毛澤東語錄,當時在中宣部主持的一個會議上,他就說過,南街村的發展,不能靠唱革命歌曲,靠讀「老三篇」,這歌可以唱,這語錄可以讀,但僅僅靠此是不可能推動南街村的發展的。現在南街村垮了,連國家銀行的貸款都還不了,發展經濟,唯有改革開放。

  
談到當前為什麼政治改革推動不了,他說,現在國內社會矛盾特別尖銳。他對國內總體形勢,用三句話描述:經濟能較快持續發展;政局是穩定的;社會矛盾異常突出。社會矛盾尖銳的原因,是社會轉型期利益調整問題,社會事件層出不窮,每年平均七八萬件。這些群體事件大致是三種:維權型、洩憤型、騷亂型。這些社會矛盾,還不是針對中央,不是針對共產黨的,而是針對地方政府為主,凸顯的是利益衝突,許多問題可用人民幣去解決。最近出現新的趨勢。針對暴力拆遷,以自焚自殘抗議,如今發展到用連環爆炸,用暴力反抗,甚至採取恐怖手段。正是面臨這樣的態勢,中央不敢再強調政治體制改革,擔心體制一亂,趨勢惡化,更難控制。這些社會問題可以說與政治體制有關,但又不完全有關。當下,中央提出社會管理創新為突破口,形成社會新的管理格局,及時化解社會矛盾。

  
今天面臨的全面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的四位一體,即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四體制為一體的改革。為什麼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首先,因為經濟體制改革要深化,涉及的是法制,涉及的是國有企業、是央企壟斷性的改革,涉及的是金融體制改革。第二,社會體制改革是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要培育成熟的公民社會,發展社會組織,依靠社會組織的作用,讓社會管理社會,很多社會服務交給社會去做,而不是全由政府負責。第三,文化體制改革深化,也離不開政治體制改革推進。因此說,四位一體,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

  

 回复[5]:  科长 (2011-07-05 09:23:45)  
 
  胡锦涛定性重庆搞文革式改革 薄熙来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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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网 2011-07-04 11:21:24

  


  
在中共建党90周年和 “十八大”召开之前,以温家宝为代表的“政改”派和以薄熙来为代表的“文革”派的内斗也日趋激烈。种种迹象显示现在胡锦涛也越来越明显的不支持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中国体制内媒体凤凰卫视甚至在7月2日的节目中暗示胡锦涛将重庆模式定性为文革模式。

  
综合媒体7月4日报道,2日,凤凰卫视副总编何亮亮在《时事开讲》中解读胡锦涛“七一重要讲话”时称,文化大革命“没有进步的意义”,这是中共中央“正式的一个决定”,“胡锦涛主席这次七一重要讲话就是在告诉大家,要解决现在的矛盾,不可能、不可以用文革的方式。”

  
有分析人士称,虽然何亮亮没有明说这一话题是针对重庆的“唱红改革”,但是胡锦涛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的“不折腾”,就是指不能推广重庆模式。胡这一举动可能是“因为恼火薄熙来是对立面的先锋,带头挑战胡中央的权威,让胡陷入了“诸侯坐大,周室衰弱”的困境。”“何亮亮为了代主子胡锦涛立言,不惜将文革首次定义为“文革式改革”,实在是“先君之忧而忧”,用心良苦”。

  
胡锦涛智囊俞可平暗指薄熙来

  
5月12日,在纽约“百人会第20届年会”上,在“社会转变是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催化剂?”的议题中,曾以在《北京日报》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而受重视的俞可平博士发表了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俞可平在座谈会上说,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都不会想要革命,听到革命就会想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如今的中国是“告别革命”的时代。俞可平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被视为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重要智囊与文胆之一。

  
温家宝不点名指责“文革余毒”与薄熙来的否认

  
4月23日,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香港左派元老级人物吴康民时罕见地提到,中国存在两股势力——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让人们不肯说真话,只肯讲大话、套话。海外媒体在之后纷纷发表评论称,温家宝所谓的“文革遗毒”,指涉的对象包括重庆“唱红打黑”的某些做法。一周后,29日,薄熙来与重庆市长黄奇帆接受港澳媒体采访时候,薄熙来称他搞的“唱红”,“绝非搞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重庆市长黄奇帆更是直接进行了否认,表态称薄熙来和他都认为重庆“没有刻意搞什么新政,也没有搞什么模式”。

  
6月27日下午,温家宝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纪委在《人民日报》刊文警告不要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之后,温家宝再次呼吁推动政改。这也是温家宝第10次呼吁推动“政改”。两天之后,29日,薄熙来在会见出席2011(重庆)中华红歌会的艺术家时第二次表示,唱红歌就是回到文革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他还表示“头脑清醒”的人,在“静心思考”后,会对重庆的“唱红”得出“正确的结论”。

  

 回复[6]: 习近平推薄熙来接任北京市委书记(图) 科长 (2011-07-05 20:57:50)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王储”习近平被增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十八大正式接班的态势笃定。作为十八大筹备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对未来人事的佈局俨然已经开始,而北京市委书记这一“进局”要职和刘淇的超龄“服役”的契机,当然也是看在眼裡记在心上。

  
北京政局知情者向杂志独家爆料称,习近平力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一职。要说资历,那薄熙来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绰绰有馀。做过辽宁省长,当过商务部部长,还是十七届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这些资历是郭金龙、胡春华,令计划所比不了的。

  
可问题是,薄熙来当年到重庆出任市委书记时,已经被党内认定为“贬谪”,属于被江胡联手阻击而边缘化了的一位高官,其仕途在很多人眼裡已是“日薄西山”了。

  
要知道,在远离政治核心圈的重庆市发力冲击十八大“入常”,对于被前主近乎弃用的薄熙来来说,就算有政治局委员的优势,就算京中有人暗中助力,也可谓困难重重,毕竟他是江胡联手排挤过的人,党内能有多少人愿意为他“伸张正义”呢?但若当选北京市委书记,那局面为之一振,显示江胡的“制裁”已是昨日黄花,新主的器重和扶持则足可以让党内精英们眼前一亮,重新掂量下是否“换了人间”。

  
北京市委书记这一职位,无疑是困境中的薄熙来的一个跳板。

  
问题是,为什么这个节骨眼上,薄熙来能被习近平看中得以“咸鱼翻身”呢?习近平和薄熙来虽然同是“太子党”,但两人没有什么密切关係。

  
两人年青时共同的朋友对杂志披露说,两人从小时就认识,“但习近平是那种呆头呆脑的孩子,一般别的小孩不愿带着他玩,虽然两人的老子在文革中都各自被打成 ‘反党’分子,同病相怜,但两人关係却一般。应该说,薄熙来看不上木讷的习近平。两人当时的性格也是天差地别:薄熙来当时能和被打为反革命的父亲薄一波断绝父子关係,也是当时北京一个着名的造反派组织‘联动’的成员。‘联动’是曾组织了多宗恶性武斗事件,中国着名科学家姚桐斌就是死于其成员的棍棒之下。基本上,那时候薄熙来是打人的那类孩子,而习近平是被打的那类孩子。成年后,两人虽然更有上学、结婚离婚、‘下放’然后一路陞迁的类似经历,但私人关係却一般般”。

  
既然如此,那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候要出手拉薄熙来一把呢?这就要说到“太子党”和“共青团”之间错综複杂的关係了。

  
“六四”后,王震在邓小平那裡谈及胡耀邦、赵紫阳下台的事,对邓说,选来选去,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靠得住。保卫红色江山还是要靠我们的孩子。

  
从此后,中共元老层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每家元老的子女中要确保至少出一名副部级干部。邓小平家的邓楠,叶剑英家的叶选平叶选宁,陈云家的陈元,薄一波家的薄熙来,王震家的王军,杨尚昆家的杨绍京(杨绍京去世后换成杨绍明),姚依林的女婿王岐山,习仲勋家的习近平,聂荣臻家的聂力,刘伯承家的刘太行,陈赓家的陈知健等等等等一大批元老子女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和中期,得到快速提拔,作为接班人培养,这批“太子党”们现在势力显赫,在中央、在地方、在军中、在各部委都佔据着重要位置。

  
其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并不是江泽民指定的,而是上述那一批“太子”接班人中的一个。

  
随着胡锦涛入主中南海,大批团派干部被重用:在中央,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汪洋、令计划等等都是1980年代初中期的共青团中央的干部;在地方,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内蒙古区委书记胡春华、吉林省委副书记巴音朝鲁亦等等团派也日渐坐稳,共青团势力如日中天。十八大之前,胡锦涛更是积极为团派人马佈局、积极的扩充权力空间,这无疑对太子党的地盘构成威胁。

  
作为“太子党”一员的“储君”习近平怎么会注意不到这些?如果不及时应对,任由团派扩展,那十八大后共青团势力徧佈中央和地方,到自己执政时,再来破除这张已经稳固的团派权力网,可谓难上加难。就算团派势力不至危及到他的地位,但团派裡“绊马腿儿”的、“别象眼”的,掣肘和羁绊一定会让自己“如芒在背”。

  
同为“太子党”小兄弟们的明示,身边幕僚的提醒,加上本身就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习近平决定利用十八大筹备小组组长这一得天独厚的身份,突然发力,力争薄熙来接任北京市委书记一职,为其“入常”夯实基础,也为自己培养一个坚定的同盟军。要知道,他这一橄榄枝对于在重庆“困兽犹斗”的薄熙来来说无疑具有绝处逢生的效果。薄熙来怎么会不感激涕零?再说,当初江胡把商务部长做的好好的薄熙来贬至西南本来就有些无缘无故的“欲加之罪”,党内有精英对这种“排除异己”的手法早有异议。如今习近平重新启用薄熙来,帮了自己,帮了薄熙来,也平息了部分异议,可谓一箭三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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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7]: 均贫富:薄熙来的第二张政治牌  科长 (2011-07-09 08:30:43)  
 
  均贫富:薄熙来的第二张政治牌 2011-07-08 02:24:16

  
如果说毛主义色彩浓厚的“唱红”是薄熙来的第一张政治扑克牌,那么同时兼具毛、邓色彩的“均贫富”则是薄正在打出的第二张牌。在“唱红”已成烫手山芋的情况下,第二张牌究竟能搅起多大的政治旋风,能给薄熙来带来多少政治利益,目前看来,还尚未可知。

  
就在今年3月份之前,薄熙来还自信满满。

  
在全国人大3月6日为重庆代表团安排的记者见面上,薄熙来侃侃而谈。当有记者提到“唱红打黑”等话题时,薄熙来表示:“怎么能自我评价呢?那样网上肯定得说我们‘自高自大’,我们……从不自我评价。”

  
薄当然有自信的资本。因为在此前后,藉由全城“唱红”,无数光环正笼罩在他头顶。此时的薄熙来不仅是媒体宠儿,更是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包括吴邦国等六位政治局常委和团派干将李源潮对“唱红”的肯定,让人们看到这个曾普遍被认为是被贬谪到重庆的太子党高官,又拥有了极其光辉灿烂的政治前景。

  
这个时候,外界对薄熙来“唱红”到底是出于革命理想,还是为了政治赌博的争论尚未兴起。在一片热哄哄的红色赞歌声中,薄熙来飘然而起,做着十八大入常美梦,在重庆歌乐山顶手搭凉棚,遥望北京,信心爆棚!

  
然而好景不长。4月23日,温家宝在北京接见香港元老吴康民,接见中,温痛批国内两股势力,直言这两股势力,一股是封建社会残余;另一股则是“文革”遗毒,这两股势力影响人们不敢讲真话,喜欢讲大话,社会风气不好,应该努力纠正。此事一经媒体披露,老牛就敏感指出,温氏此话有为“政改”开路之意,但其剑锋所指,则是薄的“唱红”运动。

  
果然,消息一到重庆,薄熙来就坐不住了。4月29日,由薄熙来带队,和“港澳媒体重庆参访团”成员搞了个莫名其妙的座谈会。薄在会上一反往日自信,主动谈及“唱红打黑”,否认自己刻意搞标志性举动,表示“唱红”绝非极左运动。以此表明心迹。

  
当然,也有评论认为,薄的声辩除表白心迹外,还有向温家宝叫板的意思。关于这一点,老牛曾做过分析。薄从当年跟随吴仪到倒向温家宝,再到今天站到温的对立面,其机会主义色彩有,但更重要的是基于自身政治能量变化和温家宝的政治处境的考虑。在薄熙来向温靠拢的时,胡温一体,温以宰相临朝,大权在握;而在其向温摊牌的时候,他自己藉由“唱红”已获六位常委首肯,而温则因试图在“政改”上走的太远正遭到高层孤立打压。这个时候的薄熙来可以说占尽优势。

  
许是被“红歌”熏昏了头脑,或是实在难以抑制心头入常的冲动,薄决定在“唱红”路上更进一步。6月11日,薄的“红歌队”开进北京。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举动在北京没有得到任何响应。无论在政府、军队,还是党的系统,前后接连七场唱红,政治局大佬们一个也没有参加!官媒央视等虽然播出了相关新闻镜头,但画面中,薄熙来作为唯一的政治局委员,孤零零坐在前排观众席中,看着自己的红歌队在北京遇冷,心里五味陈杂!

  
对于薄熙来进京演出,老牛早就说过,这是一记笨招。一方面暴漏了薄熙来唱红的真正目的就是一场挟民意进行的巨大政治赌博,让本来保持观望的中间派认清了其面目,开始与其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也暴漏了薄熙来在中央并无多少政治根基。

  
然而祸不单行。恰在这个时候,以茅于轼声讨毛泽东的文章为导火索,中国极左网站“乌有之乡”发起了一场公诉茅于轼、辛子陵的闹剧。闹剧中,薄熙来的得力干将、“打黑英雄”王立军误判形势,居然和“乌有之乡”搞起了联谊。“乌有之乡”网友组团到重庆参观并受到当地领导接见的新闻被公布在该网站明显位置,并配以大幅照片大肆宣扬。

  
重庆当局公然和极“左”分子公然唱和的行为,令人回忆起恐怖的“文革”悲剧,引起中共高层关注和警惕。对于方向性的问题,中共历来是保持高度警惕的。从此开始,中共高层内部对薄熙来“唱红”的政治正当性开始产生质疑。在这一点上,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高层显然保持着非常清醒的态度。

  
果然,就在在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一锤定音,搬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话,表示凡事要从国情出发,不搞折腾。胡的表态否定了外界对中共“左”转的怀疑,实际上等于同时告诉大家,要解决现在矛盾,不可能、也不可以用“唱红”这种“文革”的方式进行!

  
胡的铁杆干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显然早就从北京得到胡的“旨意”。6月26日,在胡锦涛讲话之前,汪洋就在广东打开小喇叭表示,在建党90年的时候,中共增强忧患意识比歌颂更重要。如果对比广东和重庆的报纸,即便一个政治白痴也能够看出来,汪洋这是在公开和薄熙来唱反调。

  
对薄而言,汪洋发言如旁敲侧击,而胡的讲话则如晴空霹雳!本来老牛就说过,从基本人性分析,进京失利的薄熙来,回到重庆后一定会变本加厉“唱红”,并通过各种渠道为“唱红”正名,以掩盖失利后的心虚;同时还会加紧抓住下一个政治把手,打出第二张王牌,继续为进军十八大发力。而胡锦涛的讲话,更彻底断送了“唱红”的政治价值。提醒他必须立刻着手,尽快把“唱红”与“文革”隔离,撇清乱折腾的嫌疑。

  
于是,在中共中央7月1日上午刚刚召开完大会,薄熙来就急火火飞回重庆,召开了重庆市的庆祝大会,创造了一把开会的“重庆速度”。会上,薄熙来为自己辩解,说:“绝不能把《保卫黄河》、《歌唱祖国》等歌曲当成是“文革”歌曲,这都是救国的歌、建国的歌,是振奋人心的歌曲,唱这些歌何罪之有?

  
嘴上虽如此,但薄心里很清楚,这时的“唱红”已成了烫手山芋。马上扔掉,会让人倍加猜疑,继续拿在手里,又会烧坏身体。所以只能这样一边辩解,一边寻求脱身之计。这个时候的薄熙来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自信,其急于为“唱红”正名的态度更让人透视了其内心的极度焦虑。

  
薄熙来的进退失据,在重庆“红色经典主题公园”这个项目上暴露无遗:7月5日,重庆官方公布了一个投资高达25亿的“红色经典主题公园”建设规划。在网民强烈质疑与声讨下,重庆官方先是极力撇清关系,旋即又在7月7日晚发布消息称,该项目已被终止。

  
从某种意义上说,到目前为止,薄熙来的这场红色政治赌博已经以失利告终。但如果有人认为薄的政治前途就此完结的话,那也未免太小看薄的政治天赋了。

  
如果你是个有心人,就可以发现,其实早在薄熙来打出“唱红打黑”的第一张牌的时候,第二张牌已经悄然握在手上,这张牌就是——均贫富。

  
和“唱红”一样,“均贫富”在中国也是个极度敏感、争议极大的话题。事实上,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发展,贫富悬殊已经到了让人不能忍受的程度,“均贫富”绝对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中国底层民众弥漫的仇富情绪,以及因为“毛”式共产主义为均贫富所施加的政治正当性,使得这个话题只要稍加炒做,就可以撩拨到政治的高度。

  
薄熙来最早提出“均贫富”这个概念,是在4月底接待港澳媒体记者会上。薄当时提到,重庆的做法是先把蛋糕分好,再把蛋糕做大。但薄老奸巨猾,把这句话藏在了“唱红”之后,在“唱红”正如火如荼的时候,此事轻易就瞒过了常常自诩“人精”的香港媒体众生。

  
“唱红”失败后,薄觉得是拿出第二张牌的时候了。6月24日,薄熙来大张旗鼓,搞起了“共同富裕”论坛。在和媒体人士谈话中,薄虽继续为“唱红”正名,但重点已经落到了“均贫富”上。薄熙来强调:“重庆……开展唱红打黑……还要努力破解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难题,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努力分好‘蛋糕’,以实现共同富裕。

  
会见中,薄熙来甚至搬出邓小平来为“均贫富”寻找政治依托,他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多次强调,要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30多年过去了,前半句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今后要在后半句上多下功夫,实现邓小平遗愿,把共同富裕搞好。

  
薄熙来的第二张牌,等于舍弃了虚的“唱红”,拿起了实的“均贫富”。在底层,因为贫富差距严重,民意基础足够;在高层,因为要顾及民意,要重视民生,也不能简单喊停。这就给了薄一个很大的运作空间,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都可以冲到极致,让你高层无话可说!当然,这种方式对中国政坛风气是好是坏,老牛以后找机会再谈。

  
至此,薄熙来的第二张牌已经完全亮出。但这张牌到底能发生多大的政治价值,到底能不能在中国再次掀起政治旋风,能不能为薄熙来的十八大入常委之路送上一程,则不仅要看薄熙来的政治能量,更考验着中共高层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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