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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中国式的尊严

黑白子 (发表日期:2010-03-09 13:40:55 阅读人次:1706 回复数:14)

  艾约:中国式的尊严

  
2010年03月07日 星期天 于 01:51:18 · 艾约 发表在: 中国观察

  
一个大学同学,毕业后五年在二十八岁时就任近十万人口县属小镇镇长。三年后升任为该县宣传部长,而后副县长,配有专车和专门的司机。他的政治野心不小,在官场上如鱼得水。有一年回国我去看他,他开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不回国?中国应该有更适合你的专业的位置和机会。

  
我想都没有想地答道:为了有尊严地活着。

  
同学十分不解地看了我一会儿。但他没有继续追问,而是让他的司机随时待命,亲自开车带我去他工作和管辖的地区转转,并开玩笑说:好多年我都不开车了,但是今天,我给你当司机!我明白他的意思今天我是他的贵宾,但经他这么有意一说,也让我意识到他今天在降尊纡贵。司机,在他眼里是低人一等的仆从。

  
我们每到一处,总是被一群人围着前恭后迎,小心赔笑奉承有加,连到餐馆吃饭都是老板亲自出马,殷勤备至。我跟着他狐假虎威了一回,体验到有如皇帝出游般前呼后拥的至尊至贵,这是我在美国没有的经历。

  
饭后同学旧话重提,吹捧说我在中国肯定会混得比他好,为什么会有在中国活得没有尊严的想法呢?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他,如果某一天他成为一介平民的话,他还会有这样每到一处的礼遇吗?他说他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介平民,但如果是的话,估计不会被人这样奉迎着。这就是了。其实在中国没有必要成为一介平民来体会尊严的差别,只需换个角度,你能不能像尊重你的上级一样来尊重你的司机?他们只不过是职业的不同而已。同学老实承认不能,也突然明白我的意思,感叹道,尽管他在这儿人模人样,但如果去省城或北京的话,肯定也是一条哈巴狗,甚至被人当成流浪狗。

  
没错,在中国,一个人是否被尊重和被尊重的多少取决于你身上披着的社会身份的大小或财富的多少。

  
在美国,我是典型的一介平民,尽管操着不太流利而且有口音的英语,以及长着不主流的面孔,但每到一处我很少有不被尊重的感觉,仅有的几次还是来源于自己的同胞和新移民。无论是学习工作场所,还是生活消费场所,无论是锦衣绣服,还是破衣滥衫,我个人的经历还没有被人公开歧视过。但在中国,我却时时处处感到不被尊重和歧视,或因为不太高档的衣着,或因不太主流或优越的口音,或长得不富或不贵的面孔等等。说人家美国人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也好,假仁假义的伪善者也好,但人家至少文明到不会明目张胆地歧视人或轻贱人甚至羞辱人。

  
我也告诉同学,我每天很骄傲地给自己和家人当司机,有时候也给同事和朋友当司机。工作午餐外出就餐时,经常是老板或老板的老板给我们当司机。我所在的美国的城市市长,甚至多数国务部长、国会议员或州长都是自己开私车上下班。即使雇用司机也会对他们彬彬有礼,因为一方面对人本身的尊重是西方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司机手里握有这些人的一票。

  
像有权的同学一样,一个有钱的同学也不太明白尊严在中国是个问题。在中国的经济和司法还随处有缝可钻的时候,这个同学凭借在政府部门的特殊关系,在只赚不亏的房地产行业找到了他成为富人的位置;在中国的道德开始堕落到以更新妻子包养二奶为荣的时候,他不仅与时俱进地换了个年轻漂亮的妻子,而且在同学朋友中从来不隐瞒包养的情人。现在他家里雇佣了两个保姆和一个专职司机,这些也是他向人展示他的财产的一部分。总之,他总是踩着了时代的步伐,以至他时常感叹,生为男人,只有生在中国才值得。如此的际遇,尊严在他那儿当然不是问题。

  
“尊严”的话题被提起也是因为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回国,是在一帮老同学聚会上,这个有钱的同学在一家餐馆请客。到了该点菜的时候,有钱的同学一招手,四个服务员同时快步躬身迎上来。那是个特殊的包间,配有四个服务员站在房间四角随时待命。同学嫌他们有碍同学间的私密话题把他们赶到了门外。每次有要求,他只需要一招手或对外高声叫道:服务员,再拿份菜单!服务员,饮料!服务员,点烟!等等。点菜的口气更是铿锵有力。当他再次埋头挥手招人时,没有注意到身后一个服务员手里拿了一杯酒正准备递给他,结果酒杯被打落在地,一些酒洒在他身上。同学大眼一瞪,服务员吓得面如灰色连连道歉。我坐在一旁,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同学那高高在上有如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势,想象不了这曾经是个见了女生就满脸通红、以至初恋情人被人抢走后无助地失声痛哭的大男孩。金钱,是如此地能把一个懦夫变成强者和尊者。

  
终于等他点完了菜,我告诉他,在美国读书时,我也曾在餐馆端过盘子洗过碗,可是从来没有人对我大呼小叫过。那时英语很糟,不时会出错拿错了菜,但大多数客人投以理解的一笑礼貌地要求换菜,幽默点的谢谢我让他们尝到了一道新菜。而且如果人家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还会给我额外的小费。同学哽咽着,半天没有说话。我以为他正在为自己刚才的行为失当深感愧意呢。不料他却说,在美国那么不好混啊,为什么不回来?

  
这次轮到我哽咽了。原来有钱人还在坚持己见,即餐馆服务生比他这个有钱人低微数个等级,以至那么地同情他的老同学居然也做过这类的工作。不仅如此,他还理直气壮地说,我花钱买服务,听我的使唤是他们份内的事!可是,有钱人,你买的是人家的服务,这项服务只包括人家态度和善地帮你点菜上菜收盘子等份内的事,并不包括额外的面对你的傲慢和不尊、轻视甚至羞辱。在这个社会上,无论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上至国家主席或总统,下至搬运工清洁工,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在为别人提供服务。因社会的分工和机会的不均等,以及其它一些因素使得职业存在着高低的区别,其报酬形式已经通过金钱和社会地位表现出来了,但职业的尊严和做人的尊严并没有因此而有区别。

  
人性的尊严是与生俱来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是个人,就应该被尊重。但在中国,尊严是要通过某种外在的东西交换得来的,比如用金钱,或权势或社会地位等等,这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踩着别人往上爬,爬到一个等级后就踩着比自己低一等的人搜括着别人的尊严而享受着这种搜括。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的说法,“惟有读书高”只不过是读书人的臆想,几千年来,从来是“惟有权钱高”。

  
本来,贫穷并不必然低贱,低微也不必然没有尊严,富有权势也不是尊严的同义词。这个世上,清贫而有尊严地活着的大有人在。但在中国,贫穷低微却是没有尊严的代名词。经典的“笑贫不笑娼”就出自这个土壤,是对这种钱比尊严更重要的价值观作了最好的阐释。

  
其实说生活在中国缺少尊严不完全对,缺少尊严的只是普通老百姓,有权有势有钱的人不缺这个。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富尊贫卑,这就是中国式的尊严。

  
几十年来,为了倡导高尚的互尊互爱的道德,动员全国人民响应的口号一个接着一个:学雷锋,做好事;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耻八荣,等等。结果呢,从幼儿园开始喊的口号,还是没能阻挡人们的道德水平越来越低,人活得越来越没有尊严的趋势。我们当官的有钱的带头把“八耻”变成了“八荣”。我们的大款们学习雷锋好榜样,敲锣打鼓地捐款救济穷人灾民,捐得稍有点数目的其大名毫不谦虚地昭示在报刊电台头版头条成了大救星。穷人还没有来得及磕头感恩戴德,几个豆腐渣工程、几个通过广告包装的产品、几个声嘶力竭的演出、几个为人们服务的骗局,把这些捐的钱又源源不断地收回到了大款的口袋里。今年春节,我们的亲民领导们终于发现,我们的人民活得没有尊严,于是一个新口号诞生了:让人民活得有尊严。

  
领导,人们怎样有尊严得起来?稍微有点良心不太“三热爱”的人们,监狱侍候!而且没有任何正常的司法程序,尽管那些司法本身也不公正。想说不该说的话或上访?知不知道警察叔叔腰里有枪?最不济的还有警棍呢,连只发了一根柴火棒的城管都有权随意打人。不听话的人多了,军队上来了。还要顽固抵抗?坦克机关枪打前锋。死在枪下的都是不法分子,活着就不是好人,死了就更没有尊严了,纪念他们当然是有罪的!不同意拆迁?你家的房子或坟墓比我的钢铁造的推土机厉害?我们要奥运了世博了,外国人要来了,你们——脸上脏兮兮的身上破破烂烂的民工,有碍市容有辱我们的国际形象,得滚出城里回到乡下,等尊贵的外宾走后再回来做又苦又累还脏的活……这些,都是领导们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所做的努力?!

  
其实,要让百姓活得有尊严并不难。把是否能当官和当官的前途放在老百姓手上,当官的还敢作威作福随便践踏掌握他仕途的人的尊严?没有终身的官员也没有终身的上下级关系,“上尊下卑”还会有问题?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和较公正的司法系统,任何人都有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不是通过权力走向富裕的机会,富人也还会那么耀钱扬威了?

  
中国人,如果剥去了权势和金钱的外衣,还能剩下什么呢?我们普通老百姓还需要等多久才真的活得有尊严呢?

  




 回复[1]:  旅人 (2010-03-09 14:38:51)  
 
  嘿嘿,黑白子毕竟不是真的在关心情报啊

 回复[2]: 不要着急,中国马上就要发尊严了,大家排好队 科长 (2010-03-09 15:09:01)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68岁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七次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坛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份长达36页的报告中,温家宝绘制迈出金融危机阴影的中国新一年的发展战略图,在报告结尾部分,提到要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这是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进“尊严”。

 回复[3]:  黑白子 (2010-03-09 15:12:53)  
 
  旅人兄啊,办《情报》,一是兴趣之所在,二是为了讨生活——能够将兴趣和工作结合在一起,我真不知道是前生还是后世修来的福分!

  
关心中国,和我的《情报》并不矛盾啊——《情报》的启蒙作用大概要过几十年后才会显示出其伟大意义

  
前几天,到吉原采访(别告诉我老婆)——入力“吉原”这两个字,先蹦出来的是“妓院”,有趣!——感受到我们伟大的祖国真是日益强大,连不接外国人的吉原也开始向在日华人和来日本旅游的中国人敞开了胸怀,张开了大腿……日本的ソープランド文化也非常值得研究耶

  

 回复[4]: 政府不可能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 老愤 (2010-03-09 15:17:46)  
 
  周克成:政府不可能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

  
溫家寶在2010年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说:“新的一年,我们要更加努力工作,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千方百计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持续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让每个劳动者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人民群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努力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上好学。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非常动听。但我要说,这完全是谎言。政府所作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就算他们真的有这么好心,按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也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

  
政府是一个强权机构,他们拥有军队、警察、法官、监狱还有无数为他们制造谎言粉饰太平的宣传机构。这个机构中的官员,全部都是由普通人构成的,他们并不比普通的老百姓更加高明和睿智。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升官发财方面,他们确实可能比普通百姓高明得多,但他们在这方面的才能丝毫不能改进百姓的生活。

  
而在创造财富、争取自由、救贫扶弱等方面,他们没有任何比普通百姓来得高明的地方。很简单,那些普通百姓做不到的事情,他们也做不到。如果我们自己造不出长生不老丹的话,请不要把这个任务交给政府。他们不是上帝,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

  
假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任务交给政府的话,那么我们就等着承受更加沉重的生活负担,承受更加卑微困苦的人生吧。这一点,有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过,这一点,今天有无数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一再证明着。

  
政府能为你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吗?能的。办法就是第一天请一帮人挖坑,第二天请另一拨人把坑填上。别以为这是笑话,你走上街头,看看你眼前的道路来来回回挖了多少回你就知道了。也别以为这是特例,不断干无用功,不断浪费社会的人力物力,就是政府创造工作岗位的秘诀。至于这些工作本身有没有给社会带来真正的财富,那是另一回事。

  
政府能让每个劳动者各尽所能吗?能的。他们的办法就是通过牌照控制、行政垄断、准入歧视等等办法让劳动者“各尽所能”。比如,如果你要开电信公司,买了电脑自己经营IP电话业务,他们会把你抓起来,说你干扰国家电信安全;假如你要开快递公司,帮别人递送快件的话,快件内容重量必须超过500克,真是能让你尽更大“所能”了;假如你有一辆小汽车,要拉人过街贴补家用或谋生,他们会搞“钓鱼”,主动增加你的生意量。嗯!例子太多太多了,政府确确实实能让我们“各尽所能”的。

  
政府能让人们“老有所养”吗?能的。当你拿到工资单的时候,请仔细核算一下你每个月上缴的个税、养老金、公积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社保一共是多少,有人说你有一半收入交给政府了。你尽可以怀疑这种说法。但我可以告诉你,仅仅从“养老金” 这一项来看,就足以让你对政府感恩戴德。因为加上复合利息、通货膨胀等因素,和你今天每个月交的钱比起来,那时候你所能拿到的钱真是太足以养老了。详细介绍和计算请看《养老保险交得越多就越亏》、。

  
政府能让你“病有所医”吗?能的。假如你染上重疾,碰巧在火车站等车,又碰巧是在天津的火车站,而且碰巧有中央首长经过那里的话,你一定有钱看病。政府除了这样帮助你之外,他们还会严控医院开办数量,严控医生获得职业执照,严禁境外资本到中国开设医院为百姓服务。比如2007年,在全国卫生总费用增加1.7倍的情况下,医生和医师的从行业人数竟然下降到了历史最高点的92.3%!比如在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有80%用到了领导干部身上;比如台湾富豪王永庆生前一直有意在北京开设一家床位多达5000张的大医院,但就是被人死死卡住进不来了!这就是政府为了让你“病有所医”所做的一切。

  
政府能让你“住有所居”吗?能的。一方面,在土地交易方面我们搞“国有制”,所有农地入市成为城市用地,要改成房子卖给城里人,都必须得由政府经受,必须得让政府官员从中捞一笔。假如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卖给城里人了,那就是“小产权房”,就有被政府取缔轰炸的危险。另一方面,一方面,政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保障住房,而且非常成功、非常充足到位。比如经济适用房的供应就非常,一摇号分配就有大批幸运者可以连号中奖,几乎不用摇号了。比如廉租房,哪怕你是9岁小孩也可以成功申请,因为我们的廉租房确实太多了。政府的保障这么有力,你能说中国人要 “住有所居”有什么难吗?

  
政府能促进“教育公平”吗?能的。首先,他们从一部分人的口袋中掏出一笔钱,去供另一部分人的孩子读书,而这些钱主要会被投入北京、上海等东部和沿海地区;其次,假如你有幸生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你有更大的机会进入名校读书。比如上某些重点大学,北京籍生源的录取分数线可以比山东的低140分!最后,你从小就能从他们的教育中获得好处,他们教你接受谎言并教你怎样去撒谎,假如有一天明白过来了,要去揭穿某些谎言,你就会发现河蟹无处不在。这就政府所能给我们的教育。

  
政府的能量就是这么巨大。他们拥有枪支弹药,他们拥有花言巧语,他们拥有愚蠢盲从的群众。当你要干点什么赚钱的时候,你得事先得到他们的恩准;当你赚了钱的时候,你得拿出一笔给他们先享用;当你有了一点钱之后,你还得问问政府你自己能怎么花,是不是有“被河蟹”的风险。总之,无论你要干什么,当你要开办企业、要让孩子上学、要到医院看病、要出国旅行、要取回住房公积金,你一定得看看政府的眼色,你必须放下自尊,必须忍气吞声,必须卑躬屈膝,因为你无论做什么,都必须得到政府的恩准。这就是政府所能给你的幸福和尊严。

  
2010年2月14日星期日

  

 回复[5]:  旅人 (2010-03-09 15:23:58)  
 
  报告科长,以前作为中国人没有尊严,太吃亏了,这次如果总理不是吹牛,是真的发,那我想多要点“尊严”。你看,我报个假户口,托个熟人,给点钱能不能给我多一点“尊严”?

 回复[6]: ZT建议给两会代表、委员每人发辆车 黑白子 (2010-03-09 15:26:55)  
 
  鬼文子:建议给两会代表、委员每人发辆车

  
3月2日,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在微博中透露,今年两会,“委员报到时每人领到一部新电脑,和去年不同的是,今年电脑用完后不用再归还,这要实际得多。”

  
为啥要给代表、委员们发电脑呢?据今年“两会”花500多万元给750多名代表、委员人手发放一台笔记本电脑海淀区说法是,给代表、委员发电脑,既能节约纸张,体现“低碳”意识,又能提高办公效率。张晓梅委员在微博中也说道,“委员发电脑能促进网络和电子办公意识。”如果目的真是这个的话,可以要求委员们自己携带啊,就是自己没有,单位、亲戚朋友也有啊。或者就在人民大会堂每一个座位上固定安装一个电脑,犯不着每次都要发吧。

  
发的电脑是啥牌子的?多少钱一台呢?据悉这次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共有5100多人,若每个笔记本价值5000元,一场会议下来,光此项费用就达2500多万元。2500多万啊,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不知道是哪个牌子的电脑商家获得了这笔订单,是怎样获得的这笔订单的呢?相信一定费了不少周折,塞了不少红包吧。不过再多的红包也值了,5100多台电脑发下去,对于企业而言不仅有钱赚,而且以后可以大摇大摆地在广告上打一个“两会专用电脑”,实在是比“国家免检”还尊贵啊!对于代表、委员们而言呢,正如张晓梅委员所言,这5100多台电脑发下来,确实比发个毛巾钢笔实际得多!

  
为啥发出去的电脑不回收呢?据张晓梅在微博中写道,“会议结束回收的数千台电脑的确很浪费。”照她的意思,开会时候吃饭用的筷子,喝水用的杯子,甚至上厕所用的卫生纸都应该不予回收,大家伙应当自己揣在口袋里,以免造成浪费嘛!实在是好笑,回收的数千台电脑怎么会浪费呢?捐给希望工程不是很好吗,鬼文子看啊数千台电脑给你们这些委员了才叫真的浪费,一来你们会用电脑的人早就有了电脑,不会用电脑的你发了他也不会用,二来你们拿了电脑除了偷偷菜,像韩局长一样写写“日”记,还能做什么呢?

  
说来说去,鬼文子看啊,咱们国家是越来越有钱了,把电脑当毛巾发,打着促进网络和电子办公意识的旗子,实际上是把电脑当成了一个“升级”的纪念品。不知道再过几年后,会不会给每个代表、委员发辆小轿车,以便代表、委员们出行嘛。可以的话,建议在北京城给每个代表、委员发一套房子,只要哨子一吹,大家马上就可以在人民大会堂集合。另外,代表、委员们的生活也应该照顾一下,建议给每个男代表、委员发一名美女做生活秘书,给每位女代表、委员发一名帅哥做会议助理。如果可以,不妨再给各位代表、委员发一口水晶棺材,一来当作纪念,二来可以留着以后上八宝山用嘛。

  

 回复[7]: ZT张晓梅委员,你老公喊你回家拿钱! 黑白子 (2010-03-09 15:28:24)  
 
  鬼文子:张晓梅委员,你老公喊你回家拿钱!

  


  
雷人提案年年有,今年不例外。这不,3月1日四川新闻网消息,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准备在今年两会的提案中建议“老婆做家务,老公得发工资”。

  
张晓梅委员此计一真是一着缓解就业压力的妙计啊,中国几千万万家庭妇女重新走上了就业位,继心理陪护师之后,家庭主妇将会成为中华大地上又一大新兴的职业。建议国家多奖些钱给她,鬼文子看她是真的想钱想疯了。

  
老婆就是老婆,不是保姆。她们是老公的伴侣,是家庭的重要支柱。她们做家务,不是为老公而干,是为整个家庭做,她们付出的不仅是劳动,更是对整个家庭的爱,而这种饱含亲情的爱,怎么能用金钱去衡量呢?

  
夫妻婚姻是一种群居高等生命的本能属性,是一种自然法则,因为婚姻而走在一起的老婆和老公是平等的恋爱关系,并非雇佣、劳资关系。如果真的是老婆干家务,老公要付工资,那搂着老婆上床是不是老公还要付嫖资呢?换句话说,如果老婆家务没有干好,老公是不是也就有理由克扣老婆的工资,甚至炒老婆鱿鱼呢?反过来说,老婆住在丈夫买的房子是不是也应该付房租,每天在家吃饭是不是也需要付饭钱呢……果真如张晓梅委员所言,天伦之乐将被讨价还价代替,结发之恩将变成六亲不认,家庭将不再成家庭,由千千万万个家庭组成起来的国家将会成为一个处处讲利益的大工场。

  
鬼文子特地查了一下张晓梅委员的个人简历,学历是四川大学MBA,拥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高级经济师等多个光环的她应该是一个有头脑有知识人,怎么会想出这么不利于和諧的荒唐提案呢。据有些新闻报道说张晓梅委员此项提议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承认和体现女性,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特别是那些全职太太在家庭中付出的劳动。照她的意思来说,也没有必要提这个雷人的方案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7条不是早就规定了么,“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包括工资、奖金、生产及经营收益、继承与赠与所得财产等等。”况且,现在有不少家庭,帐都是老婆在管啊。张晓梅委员真是“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大人能写出这样的提案么?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混成政协委员的?

  
两会是是讨论国是的地方,参加两会不是春晚演小品,身为政协委员,如果不好好珍惜手中的权利,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尽提些雷人建议、荒谬的提案,实在让纳税人很生气。俗话说得好,“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张晓梅委员,不要再提你那雷人的提案了,你老公喊你回家拿工钱呢。

  

 回复[8]: 发了发了,两会上的第一份尊严 科长 (2010-03-09 15:52:18)  
 
  《财经》就本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抢女记者录音笔,并斥责该记者的消息,通过多方目击者、个别当事人以及现场录音的核实,还原如下情况:

  
2010年3月7日上午,北京市西直门南大街“国二招”宾馆,湖北省代表团开放团组讨论,大批记者涌入。湖北团召开新闻发布会,李鸿忠出席。11时21分左右,发布会临近尾声,工作人员正欲送省长离开,《人民日报》下属的《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提了最后一个问题:“您对邓玉娇案怎么看?”李鸿忠脸色顿时阴沉,离场。在场的其他记者对此没做什么反应。

  
两分钟后,李鸿忠折返回来,直问刘杰:“你是哪里的?”

  
刘回答:“啊?”

  
李又问:“你是哪里的,请问你是哪里的?”

  
刘杰回答:“啊?人民日报的…”

  
话音未落,李鸿忠接着说:“人民日报…你怎么老纠缠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要给你们社长讲,是不是,对不对?”

  
李鸿忠一把拿下了刘杰的录音笔,随后径直走向电梯。众记者当场无言,女记者刘杰红了眼圈……

  
这是《财经》记者针对网上蜂拥的帖子对现场的还原。

  
其他各媒体记者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进行提问,唯有人民日报属下的《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发问去年轰动全国的邓玉娇案,这有点捅疮疤的感觉,省长在那样的气氛下自然会挂不住火。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众多记者众目睽睽之下,没有压住心中的不快而动气,却也有些失态。

  
刘杰敢于当面问及这个问题,是因为邓玉娇事件确实影响太大了,给湖北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少。她的发问也代表了公众的意愿。让笔者感到惊异的是,不是女记者眼圈红了,而是众多记者目睹现状时的大脑瞬间短路,竟然发不出声音来。

  
只爱听好话,而反感刺耳的话,这是公众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缺少历练的主要原因。不要忘了你是作为人民代表在接受人民的采访,听到不顺耳的话就暴怒,这是让人很伤感的。

  
一个政治人物的第一形象就是能否在特种场合和情景下做到镇定,手脚不乱。每临大事有静气,处惊不乱,坦然以对,才是君子。薄熙来重庆打黑所招致的冷枪暗箭比这厉害多了,但是,人家所表现出的姿态,你不得不佩服。

  
抢走的话筒已经还回来了,这是不错的。不像有些官员,把电视台的采访机都摔烂了。省长24小时内道歉,笔者觉得有点逼宫的感觉。其实,根据现在的趋势,道歉不到谦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主动道歉和逼迫道歉味道是不同的。关键在于能否就此事件引以为戒,认真反思一下,以避免再次发生。

  
总理“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殷殷话语,言犹在耳。作为政府的管理者、代言人,接受人民的监督是无条件的。

  
强扭的瓜不甜,逼出来的道歉不是道歉。

 回复[9]:  科长 (2010-03-09 15:57:10)  
 
  李鸿忠给了温家宝一耳光

  
北风 @ 2010-3-8 0:46

  


  
法广3月7日报道称,当天早上,在一群记者围堵采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时,有记者问及李鸿忠有关邓玉娇的问题时,李鸿忠言语失态,记者的录音笔亦被抢走。李鸿忠并问女记者,“你哪个媒体的?”女记者回答说,“《人民日报》”。李鸿忠继续质问,“你真是《人民日报》的?你还问这问题?你还是党的喉舌?你怎么引导舆论?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找你们领导去。”而《南方都市报》王星在新浪微博称:“李鸿忠的事核实如下:1、女记者是京华的,问的问题是邓玉娇案;2、李确实亲手抢下该记者录音笔;3、女记者当场的确差点哭了;4、关于你是哪个媒体的、党报怎么能这么问等对话属实;5、录音笔已归还;6、已封口。”

  
采访现场有不少记者在录音录像,事情经过已经得到初步呈现(详见 http://is.gd/9TySQ )。李鸿忠的反应基本可以投射出中国媒体的现状,媒体只能作为“党的喉舌”,问领导喜欢的“可以问”的问题,只能“引导舆论”而非还原真相。在李鸿忠的眼里,邓玉娇事件涉及地方吏治的腐败,显属不能问的问题;即使报道将真相完整呈现,那也是负面新闻,显属舆论导向不正确;一句“我要找你们领导去”更是凸显了权力的傲慢及权力管制下的媒体从业者的生存困境。贵为省长的李鸿忠,同样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亲手“稳、准、狠”地抢去了记者的录音笔。面对一省之长尚且如此,媒体记者平常遭受相机摄像机被砸、身体遭受暴力对待也就不足为奇了。

  
“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温家宝总理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言犹在耳,两天之后李鸿便在人民大会堂上演荒腔走板的一幕,恰是给了温家宝一句响亮的耳光。幸好,现在的“封口”只能封住记者在媒体版面上的“口”,而不能封住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口,否则,李鸿忠这丑陋一幕,便无法摊在阳光下了。

  
湖北的一省之长李鸿忠,浸淫官场多年,对整天挂在嘴边党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应该有深刻的认识,对马列主义的新闻观中媒体不仅是“党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的喉舌”相信也不会陌生。在人民大会堂只记得“党的喉舌”而忘记了媒体同时也是“人民的喉舌”,只能说明他早把人民忘到爪哇国去了。这种下意识的反应,已经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割裂,这不由得让人想起禄军那句名言“你是要为党说话,还是要为群众说话?”

  
李鸿忠这番话,上对不起温家宝,下对不起湖北省的老百姓,更对不起把他“选”为人大代表的那些选民。禄军此前因他那番话被停了职,李鸿忠这次的失言会有何结果,就要看宣称让“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的温家宝政府有何作为了。至少,李鸿忠应该向当事记者道歉,应该向所在选区的选民道歉,甚至主动辞去全国人大代表及湖北省省长职务。

  

 回复[10]: 张晓梅的说法让人不可接受 tellme (2010-03-09 16:04:05)  
 
  道理 倒也说得过去。

 回复[11]: 李鸿忠比老革命还差一点 四海为家 (2010-03-09 16:08:21)  
 
  1957年的“左叶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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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地

  
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客观事实,现在已无从考证了。但是,问题并不在于究竟是否发生了左叶辱骂记者的事件,而在于当时一些机关和一部分领导干部确确实实不够尊重记者的工作。实际上,即使没有什么“左叶事件”,其他事情也会酿成一场记者风波……

  
所谓“左叶事件”,指的是1957年5月上旬和中旬发生在新闻界的一场记者风波。事件起因于4月17日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和新闻记者的一次冲突。5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记者洪克写的《部长助理和摄影师》一文,第一次披露了这次冲突。洪克在这篇文章中对这一冲突的始末作了如下的报道:

  
在刘少奇同志陪同伏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的时候,跟着采访的中外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都随时准备着拍摄一些精彩的镜头,并且都想从伏老的前面拍去。当时随同采访的记者很多,还有一些参观人员,秩序比较紊乱。一位矮胖的同志总是站到刘少奇同志和伏老的前面,紧紧挡着摄影机的镜头。

  
一次两次三次……,许多次好的镜头,都由于那位同志的遮挡而失掉了。摄影师和摄影记者们十分头痛,外国的摄影记者也直摇头。

  
又是一个好镜头来了,那位同志仍然挡在伏老的前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韩德福实在没法了。便走过去轻轻地拉了那位同志一下说:“同志,请你让开一点!”在一般情况下,摄影师遇到的回答是“好”,马上躲开。但是这次韩德福所得到的回答却是任何人也想不到的。那位同志扭过头来,理直气壮地说:“怎么!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他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十分吓人,韩德福一时摸不着是怎么回事,只得走开了。显然,那位同志是在骂人了, 骂了我们所有在场的记者,因为他的口气是“你们”。

  
接着,粗暴态度而成为命令,传达下来: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同志来了,他朝着我和北京日报的摄影记者说:“你们别挤了,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盛气凌人,实在难忍,我对他说:“同志,你说什么都好,可是骂人不好啊!”

  
“这不是我骂的!”他说。“是我传达别人的!”

  
他不肯告诉我们他是传达谁的骂人的命令。后来,我打听清楚了,原来那位骂人的同志就是那位挡着摄影师镜头的人,他是中央某部的部长助理。

  
5月8日的《文汇报》发表了记者刘光华于7日由北京发来的:电:《新闻记者的苦闷》。专电也报道了这一事件,并补充了这样—个细节:在听了外交部新闻司那位同志传达的“命令”后,当场有好几个记者扯下了记者证抗议说:“像这样可以不要我们采访了!”

  
对这一事件的过程,后来还有另一种说法。在反右派斗争发起之后,7月25日的《新闻与出版》发表了署名郑远的《“左叶事件”被右派利用说明了什么?》一文,文中写道:

  
……当时在场记者有60余人,大家忙于采访、摄影,不时往贵宾参观的地方拥挤,有时将参观的人群隔断,有的摄影记者为了摄取精彩镜头,竟踏到了展品台上以至踏坏了展品。……就在这种秩序混乱、人们要求维持秩序的情况下,负责维持秩序的左叶同志感到责任重大,精神有些紧张。他正想整顿一下秩序,突然,一位摄影记者抓住他的肩膀向后一拉,要他闪开,好让记者抢前去拍照。左叶这时心情有些急躁,他转身问这位记者:

  
“你怎么这样态度?你这个态度对吗?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工作的。”记者回答。

  
“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接着左叶向负责维持秩序的其他人们说:“你们负责维持秩序的,大家靠拢一些好吗?”

  
以上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客观事实,现在已无从考证了。但是,问题并不在于究竟是否发生了左叶辱骂记者的事件,而在于当时一些机关和一部分领导干部确确实实不够尊重记者的工作。实际上,即使没有什么“左叶事件”,其他事情也会酿成一场记者风波。例如:

  
在5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集的座谈会上,许多同志指出,过去记者进行采访工作时,经常遭到很多业务部门的限制和歧视。新民报记者采访苏联马戏团消息时,被负责招待的同志以横蛮的态度逐出后台,发言人要求有关部门对这种无理行为加以制止,以保障今后记者的工作权利。(5月4日《文汇报》)

  
在5月11日首都新闻界的座谈会上,大公报记者萧离说:去年采访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游览颐和园新闻的时候,我不断听到有人喊:卡住记者。使我到今天记忆犹新的是一个穿西装、系红领带的胖胖的同志在大戏台旁边说的一句话,他说:“记者真讨厌,简直像苍蝇!”后来我听人家说,他就是总理办公厅一位副主任。(5月12日《光明日报》)

  
劳动报记者在最近采访外宾活动时,被外事处代处长梁于藩一把拉下来。新闻日报记者去旁听第一商业局经理会议,会议开了一半,办公室主任发现记者在场,就把他赶了出来,并说:“你是新闻日报的吗?你们怎么知道的?去去去!”(5月10日《文汇报》)

  
这些都说明,当时不尊重记者工作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且,这些现象已经引起许多新闻工作者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当时开门整风的政治气候,左叶辱骂记者的事件一经披露报端,就立即酿成了一场所谓“左叶事件”的风波。

  
5月8日,《文汇报》在发表北京专电的同时,还发表了特邀《旅行家》主编彭子冈写的题为《尊重新闻记者》的社论。彭子冈写道:“我们人民政权是尊重新闻记者的。但是把新闻记者看作讨厌人,防范而不是合作,卑视而不是尊重,种种旧作风还是存在的,这证明了人的思想意识的改变确是落后于经济制度的改变,即上层建筑的改变落后于基础的改变。……这倒也是新闻工作者应该不平则鸣的时候了。”此后,新闻界就普遍开始鸣“不平”了: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洪克的文章后,第二天又发表了中国新闻社记者衣羊写的《“部长助理和摄影师”读后》,衣羊写道:摄影记者、摄影师在采访过程中,特别是在拍摄宴会、接见、参观游览等较紧张的场面时,常常被一些人认为是“多余的人”,“碍事的人”,总之是“不受欢迎的人”。对我们好的是平和的劝导:“不要挤”,“不要抢”;不好的则是声色俱厉的喊叫:“你们都走开,走开!”

  
5月9日的《工人日报》发表了署名车工的《“辛苦了”和“滚出去”》一文,文章以周恩来总理关怀和具体帮助新闻记者的事例与左叶辱骂新闻记者一事作了对比。

  
5月1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和梁汝怀的文章《要学会尊重人》,并配了方成的一幅漫画。文章在“谁重要”这一问题上指出:在那样的场合,摄影记者的工作,硬是比部长助理重要得多。没有他们,亿万人所渴望的照片就无从见到。这不是很浅显的道理吗?

  
5月10日的《文汇报》在“群言堂”栏目中发表了两篇讽刺短文:《谁重要?》和《谨呈部长助理》。

  
5月15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蒋荫恩的文章《新闻记者的职务应该得到重视》。

  
此外,在当时一些有关新闻、宣传工作的座谈会上,“左叶辱骂记者的事件”也成为人们议论的一个话题,许多新闻工作者从这一事件出发,对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这就是5月上旬和中旬,在中国新闻界所发生的一场名为“左叶事件”的风波。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呢?

  
我们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左叶事件”揭发了当时在新闻工作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党内某些负责干部看不起记者工作,甚至一些人对记者抱有一种警戒和反感。正如彭子冈所尖锐指出的:“卑视新闻记者在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遗憾的只是这个衣钵竟传到如今。”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一些负责干部会对记者抱着本能的戒备与反感?如果我们从记者工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角度来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一问题与当时党内存在的对于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的消极抵触情绪,是有着密切关联的。

 回复[12]: 发尊严?要不要凭票?能不能走后门? 四海为家 (2010-03-09 16:10:50)  
 
  排队?

  
不可能吧。

 回复[13]:  老愤 (2010-03-09 16:16:50)  
 
  9楼挺会来事的,“李鸿忠给了温家宝一耳光”,把李鸿忠与温家宝分开……

  
其实,在中国,城管、县长、省长、部长、总理、书记、主席,都是一路货色,没有本质的区别,仅仅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回复[14]:  东京博士 (2010-03-09 16:57:31)  
 
  此文写得很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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