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科长│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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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
科长 (发表日期:2010-03-05 21:15:10 阅读人次:1467 回复数:1)
萧瀚：与摩罗先生谈愛国——评《爱国主义为什么遭到围剿》　　　　1.读了挚友摩罗先生近作我十分震惊，这是我见过的摩罗作品里，最神经错乱的文字，为此不得不直言不讳地批评他。　　2. 在批评他之前，我希望对他不了解的朋友们听我一言：以我多年来对摩罗的了解，他是我遇到的人里最真诚的人之一，他敲起愛国主义破锣绝对不是因为愛上了斧头帮，也绝对不是因为有任何奴才意图，他是真诚地认为自己观点正确才写这种语无伦次的文章的。　　3.“愛国贼”这个词的发明者是我和摩罗曾经的共同朋友任不寐先生，现在他既不是摩罗的朋友，也不是我的朋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因此而要否定任先生对中国当代思想的贡献（无论对他个人如何看待，我依然认为任不寐先生是当代中国最有原创力的思想者之一），当年摩罗也是盛赞过这个词的，但愿他没有忘记。　　4. 那么为什么摩罗先生会发生如此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从一个像鲁迅一样的民族性批判者变成了一个民族性讴歌者，变成了一个让人分辨不清他到底是热愛斧头帮还是热愛这片土地的人？　　5. 有些朋友的批评可能有点道理，由于他是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与第一线的社会现实毕竟有点隔，来北京之后，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也只是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而已，并非大富大贵），更使得他对当代中国大量底层生活失去痛感，此其一。　　6. 其二，摩罗的知识结构中一直缺乏比较坚实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理论、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经世之学的常识基础，他看问题、分析问题时常常只能从感性出发，而难以用理性的逻辑工具分析问题。摩罗十年前的那些散文和随感曾让我落泪（例如《城里的姨妈》、《我是农民的儿子》），他对中国知识分子集体人格的批判也令我心惊，他对自我的剖析更令我汗颜，但是，在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等公共生活秩序问题方面的研究，至今依然十分幼稚，简单说，这不是他擅长的领域，更没有驾驭的能力。　　7. 在《爱国主义为什么遭到围剿》一文中，摩罗首先对于国的概念就没有厘清，例如他拿古代中国的天下概念来谈对国的超越。而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的国，是来自近代的民族国家理论、主权理论，这种理论下，主权和主权之间在法权意义上是平等的，他遗忘了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中，具有潜在的君临万国的等级特权观念，依然离不开基本的中国特色：即斧头帮精神——试看中国4000年，从商汤到最近的斧头帮，哪个政权不是用斧头砍出来的？　　8. 西方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观念在内政上有基本的民主、法治诉求，因此注重政权的合法性，这就是韦伯所谓的法理型统治，而中国至今都是魅力型统治加传统型统治，离法理型统治还很远。换句话说，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还根本没有形成，我们的主权观念和西方世界的主权观念并不相同。　　9. 成熟的西方主权观念认为，一国当由全体国民经过一定的公平、公开的全民参与的程序，选择大家能够基本认同的人员组成国家代理人，进行公共事务的治理。如果我们认同人人享有平等的基准自由，那么西方这一主权观念就毫无疑问地具有普世价值，它也就应当可以适用于中国，除非你认为中国只配由斧头帮来统治，万世不变——这样的话，从族群角度看，中国除了砍人的斧头帮和挨刀的被砍帮就没有其他人了。　　10. 在斧头帮统治之下，除了那些拥有斧头的权贵们，其他人无论是谁，都是被砍的或者是帮助斧头帮砍人以获取奴才利益的。在斧头帮主权下，愛国到底愛的是什么国？　　11. 斧头帮一天到晚号召的愛国主义，目的只是让全体受奴役者甘做斧柄，这样帮主及其同伙们就可以想砍谁就砍谁，想怎么砍就怎么砍。　　12. 而另一种民间的愛国者，例如林昭这样的人，就直言不讳地站在斧头的对立面，拒绝做斧柄，更拒绝做斧头。　　13. 很长时期以来，中国绝大部分的所谓愛国者只不过是争做斧柄、不自知的奴才，他们越愛国，就越符合斧头帮的利益，因此这国家也就越糟糕，实际上是害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不寐提出的“愛国贼”概念才有其特殊的表现力。　　14. 在斧头帮所主宰的僭主主权下，内政和外交一定会出现如下情形：斧头帮对待斧头不及的外邦，与对待国内人民的方式，与民主主权国家的做法正好相反。在公共事务上，民主主权下的民治政府一定是尽可能地根据民意和国家利益考虑问题，因此，他们会善待本国人民，却与外国锱铢必较，一点利益丧失都可能导致他们下台。而斧头帮主权则刚好相反，他们的出发点是保住自己的权位和私利，因此他们往往在国内与民争利，在国际上反倒像个哈巴狗，丧权辱国也就是常事。一个荒唐的典型案例就是入世之后，斧头帮允许外国私人资本在中国办银行，却不允许中国人自己的私人资本办银行。还有外资企业的税率远低于中国本土企业的税率，他们不断地在中国获得超国民待遇，这真是让西方主权理论大师们困惑不解之事。　　15. 所以，如果要倡导愛国主义，真的该搞清楚怎么愛国才是有效的愛国而不是害国。摩罗一定是对我痛斥这个民族为劣等种族极为反感，实际上我愿意更加严谨一点说，汉族才是劣等种族——一个不会唱不会跳，不会亲吻不会抱，肉身沉重得跟墓碑一样的民族，一个搞了几千年连像样的愛情故事都没几个的民族，一个陌生人之间互相投毒的民族，一个搞了几千年还基本上不知自由为何物、民主为何物、法治为何物的民族，一个至今还不知道怎样用辩论去选择一个政权的民族，一个历史上动不动就几十万几十万地杀害本族人的民族，一个将犯下滔天罪行的恶魔奉为伟大领袖的民族，一个认贼作父和认父做贼的民族，一个对于自己过往恶行毫无忏悔能力的民族，一个只有斧头才是万能钥匙的民族，……我觉得，怎么看都是个劣等民族。斧头之所以能所向披靡，除了斧头本身锋利之外，还不是因为斧柄实在太结实了吗？　　16. 当下中国，倘要愛国，挺简单的，力促宪政，力促法治政府，力促公民社会，尽自己的能力，力促斧头帮主权成为民主主权；为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说真话、做实事，为受到侮辱和损害的千千万万中国人说真话、做实事。　　17. 内政和外交是连在一起的，民族国家时代，外交上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国际交往，既非天堂，也非地狱，关键看你自己的国家是不是一个民主主权。如果一国政府无能面对外邦，那只能认栽，假定你愛国人士的本国政府主动给了外企15%的所得税税率，而本国企业的税率则是25%，你该向政府去抗议，而不是上人家大使馆扔啤酒瓶。如果你的政府吃饱了撑的，给流氓国家提供流氓援助，因此挨了炸弹，你愛国人士一边哭去就够了，扔几个啤酒瓶并不就是愛国了。如果你愛国人士的政府迫害本国异族，遭到全世界抵制，你头上缠了布条牙关咬得像老虎钳，高喊打倒什么什么，不管你自己再怎么觉得愛国，也还是个笑柄。如果你对外国政府不满，抵制什么“嫁了夫”之类的超市，你这种安全的牛叉只让我觉得好便宜啊好便宜。　　18. 我有很多汉奸理论，例如早在1997年，我就曾经与现已故法学界重要学者谢怀轼谢老争论过抗日战争问题，我曾说，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至少不可能会有比斧头帮更加残忍、恶毒、流氓的政权。谢老当然大怒，我说如果自己在抗日战争时代，也会去战场打仗，但这是两个问题。　　19. 在我眼里，什么民族什么人来代理国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政府组织是不是合乎宪政，如果只是合乎斧头帮利益的，不管是谁组织的，就是我父母组织的，我也要反对。如果是以宪政的形式组织的，就是请了地狱的撒旦来管理国家，我也不担心。　　20. 在中国的土地上痛骂美国或者法国，跟站在月球上痛骂火星没什么区别，这么便宜的愛国，谁不会？再者，前面已经说了，如果中国的国家利益遭到了侵害，那未必是政府无能的结果，而恰恰可能是政府刻意的结果。正如毛时代，拒绝跟美国建交，拒绝他们的美元；华国锋时代，唐山地震之后拒绝国际援助；毛时代由于抢劫式的剥夺外国资本，导致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禁运和经济封锁。这些都是严重损害国人利益的政治行为。你该去怎么个愛国，到街上游行，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法帝国主义、德帝国主义”吗？我们需要的绝不是廉价的口吐白沫的愛国主义。　　21. 愛国主义，如果一定需要，那也得是站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自由而奋斗，为不分种族的每个中国人的基本权利而奋斗，为中国的宪政法治而奋斗，为千千万万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本国同胞的天赋权利而奋斗。　　22. 空喊愛国主义毫无意义，围剿我这样的汉奸也没什么价值，至于动不动就把倡导自由民主的人们视为洋奴，这种二极管思维方式更是和斧头帮的意识形态珠联璧合了。把今日中国的账都算在“精英们”的头上更是欺软怕硬——不想批评政府没关系，但捏软柿子就显得很没意思了。　　23. 数年前，我曾经声言摩罗已经在朝着超越鲁迅的道路迈进，而今天我却担心，摩罗会不会中途改辙，将超越变成了背叛，如果是这样，我将万分遗憾。不过，无论怎样，我相信，这样的争论不会伤及我们多年的友情。　　2009年7月29日於追遠堂

回复[1]: 摩罗《中国站起来》惹争议 科长 (2010-03-05 21:31:02)

　　1997年，《耻辱者手记》的出版，让作家摩罗获得赞誉无数，并誉为“民间的思想者”，被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钱理群称之为“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继承人”，更有人称之为“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之一。

　　在沉寂了13年后，摩罗的新作《中国站起来》2010年初问世，却将他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粉丝讨伐、朋友发绝交信……一个精神战士陡然间成了耻辱的标记。因为他否定了鲁迅，颠覆了胡适、蔡元培这些自由主义偶像。

　　是摩罗变了吗？近日，摩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什么“主义”都不是，他没有全面否定五四，他追究的是五四精英分子竟然公然认可我们民族有独特的“国民劣根性”。

　　争议

　　是否全面否定“五四”？

　　《中国站起来》一书总共分为三个篇章，分别为崩溃，呐喊和崛起。其中“崩溃”说的是近代中国的五四精英在中国对外屡战屡败的情况下精神崩溃，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话语。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坚决批判并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一度使传统文化面临灭亡之虞”。

　　在很多人看来，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救国运动。而摩罗却攻击五四精英，对“西方社会”这个假想敌进行围剿，为民族主义鼓吹呐喊，字里行间渗透着摩罗努力营造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苦心。甚至有人认为，摩罗这种廉价“爱国主义”言论颇有为维护某种固有的秩序、既定的格局，为利益集团作代言人之嫌，并怀疑“是社会某种势力借摩罗之手下的一剂精神毒药”。因为如果没有五四，如果没有这些五四精英引介过来的价值观念，当下会怎么样？

　　“就凭我的学养，我还无法全面反思五四，更别提全面否定了。”摩罗告诉记者，这样误会他的人肯定没认真研究这本书。他对五四的反思，仅仅局限在五四精英公然认可中华民族的“国民劣根性”上，“他们为中国人戴上了‘自轻、自贱、自虐’的精神枷锁，为中国社会更大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摩罗告诉记者，在不道德面前，中国人不会比西方人更甚。也就是说，中国人没有所谓的“国民劣根性”问题。因为这个错误的观点，中国在制定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策略上都出现过重大失误。对于他是某种利益代言人的观点，摩罗显得很不屑。他表示，以前在国家关系中，他维护底层人民的利益；在国际关系中，他维护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绝交

　　良师益友都保持距离？

　　1月12日，学者徐晋如发表博文，称《中国站起来》是一部结合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左倾作品，让他很失望，“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与摩罗先生的友谊，也到此为止。”

　　此前，摩罗的另一名朋友、学者余杰也宣布和摩罗绝交。而早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摩罗多年的好友、法律学者萧瀚就已经提出了批评意见。萧瀚表示，摩罗的文章让他“非常震惊”，“这是我见过的摩罗作品里，最神经错乱的文字。”

　　作为本书的作序者，著名学者钱文忠是因为“对该书内容持有很多不同看法”而为书作序。但记者让钱文忠具体评论该书时，钱文忠却表示，想说的都在序言里了。钱理群是摩罗的良师益友，虽然他也是该书的推荐者，但在该书的发布会上，钱理群却缺席了，因为他对于该书，无论是内容还是研究方式都非常不同意。

　　摩罗则对记者坦言，他之前已经预料到新书肯定会有争议，“但没想到这么激烈”。摩罗表示，一开始，他还有点想不通。压力之下，在易中天表示对他的书有异议，并直言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沙尘暴”与国民劣根性有关后，摩罗随即撰写博文《易中天有“道德飙车”之嫌》，予以回击。“不过，我现在看开了。”在摩罗看来，那些仅凭《中国站起来》书名就判定其内容、判定其作者的人，只是为了过一把“主义瘾”，“这种绝交，我无所谓。因为，他们没有相应的知识视野来理解我。”

　　改变

　　标签都是别人强加的？

　　对于摩罗的变化，很多人显得痛心疾首，尤其是摩罗原来的粉丝，认为摩罗已经背叛了原来的思想，从自由主义者变成了民族主义者，从一个为底层人民呐喊的斗士变成了一个虚伪的文人。摩罗原来的东西更多地被人们理解为苦痛、绝望、反抗，而在这本新书里转换成了站起来、自信、对国际规则说不、他们也是不干净的等等，以前是个人精神冥思，现在变成对国家主义的宣扬。

　　摩罗真的变了吗？近日，记者联系上摩罗。他告诉记者，他从来就不觉得自己是什么“主义者”，他也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主义的圈子有紧密联系，“以前还有人说我是逆向种族主义者呢！但不管是哪个‘主义者’，都是别人强加给我的标签。”

　　摩罗从来不觉得自己改变或者转型了。如果说，《耻辱者手记》是他站在底层百姓的角度，和权力、组织抗争；现在他是站在国家的角度，对抗西方和国际的偏见和“侵略”。“如果真要说改变的话，或许我的思想有点变动吧！”摩罗表示，写完《耻辱者手记》后，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内，他一直在读人类学、殖民史之类的书，并多次下到乡村去做田野调查。这过程让他意识到，现在很多知识分子美化西方，贬低自己到了“非常过分的地步”，而中国国民是无辜的，中国人必须找回民族尊严和文化尊严的正当性。于是，才有了《中国站起来》。

　　论战

　　摩罗转身太猛了？

　　《中国站起来》不仅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文坛甚至引起了一场论战。

　　易中天批评该书的博文发表后，不仅摩罗回击，《中国不高兴》作者刘仰同样撰文回击，力挺摩罗，认为摩罗的观点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缺点，只是所有的缺点，对于不同国家的人都是一样的。随着中国社会的改变，随着“劣根性文化”的大肆张扬，某些依然保持奴性的中国人，在中国已经找不到表现其奴性的对象，便把外国、把西方当成了主子，满足了做奴才的本性。“摩罗只是说了实话而已。”北大教授孔庆东则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摩罗，并把《中国站起来》称为今年来最值得阅读的两本书之一。

　　但摩罗的转变以及该书的观点招来圈内更多的是批评声。萧瀚曾写了一篇超过万字的博文，列举了23点意见对摩罗提出批评。萧瀚认为，摩罗对于国的概念根本就没有厘清，空喊爱国主义没有任何意义。而动不动就把倡导自由民主的人们视为“洋奴”，把今日中国的账都算在“精英们”的头上，是一种“欺软怕硬”。

　　

　　专栏作家潘采夫则直言“摩罗转身实在太猛了”。潘采夫表示，在知识分子里面，思想发生转向的并不罕见，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斗也属正常。但如摩罗这样，“今我”对“昨我”展开血淋淋的屠杀，惊心动魄的程度令人震惊。摩罗曾经是“鲁迅之子”，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不妥协的战斗姿态，深得鲁迅的神韵。但这才过了多少年，摩罗玩起了乾坤大挪移，让所有观者的眼镜碎了一地。吮着鲁迅的乳汁成长的摩罗，反手一刀，手刃了自己的精神父亲，用“弑父”宣告了自己的“新生”。

　　网友微风轻拂则表示，摩罗写作《中国站起来》，就是为了名利。摩罗真实的思想未必这么愤怒，可能觉得现在社会愚民比较多，吆喝了多年自由主义吃力不讨好，弄不到钱。现在灵机一动、风向一转，跟风刮起民族主义风，这容易炒热，容易名利双收。正好遇到有意炒作的书商，书商觉得这种民族主义书籍由曾经的自由主义名人摩罗来写，更有戏剧性和吊眼球性，更容易炒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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