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点高雅的，陈丹青│科长│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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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点高雅的，陈丹青
科长 (发表日期:2010-01-21 11:12:53 阅读人次:1125 回复数:2)
陈丹青：我其实很裸体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01-19 　　　　　　　　记者：你喜欢批判和反思。在你看来现在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怎样？如果允许你批判三次，你最想说的是什么——道德、信仰，还是性观念？　　　　陈丹青：如今可以被称作“文明”的社会现象，有好也有坏：前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粗暴的全民政治运动，算是过去了，但转换成另外一种普遍经验，就是贫富悬殊。“文革”的政治运动左右大家的命运，如今社会支配千万人命运的方式，以及奏效的程度，可能比“文革”更厉害：经济压力，还有恶性竞争。　　　　第一，我会说：远离机会主义—别用“批判”这个词，在我生存记忆中，说“批判”的永远是权力一方，它代表正确，然后批判你，你就是错的。可是我亲眼看到几十年的批判根本没用，那时候批私心，现在私心比任何时候更严重，更猖狂。我不敢说太大的范围，至少在文艺圈，普遍机会主义，背后当然是利益，一切以利益为选择，赤裸裸的机会主义。　　其次，我要远离麻痹。对他人的麻痹、对社会状况的麻痹。这种集体麻痹是双向的，一面先对自己麻痹，另一面，针对无数社会不公，尽量告诉自己：与我无关。这种集体麻痹扭转了我们那代人“国家大事”式的思维方式，这种麻痹的另一面是格外敏感：保护自己，为自己，自己最要紧——这是好的，是对过去的反动，但负面影响就是回避公共事务，最后受罪还是自己，同时回避良知。我看到卑鄙，看到人与人的利用、欺骗、怯懦，我很难克制自己不说出来。　　第三，比较难，就是尽可能“免于恐惧”。现在不是政治恐惧，而是怕失落，怕失败，怕错过机会。过去恐惧，因为政治钳制，今天恐惧，是恶性竞争，是无数潜规则：画卖不出去怎么办？考不进学校、毕不了业，怎么办？找不到好工作、还不起贷款怎么办……对我来说，是胡说八道的后果是什么？我要抗拒这恐惧，我总算活到可以抗拒恐惧的年纪了，没有什么理由必须随时发抖，半夜惊醒：你知道，恐惧，有时也是动力。　　　　记者：你在讲话时经常说粗话。在你看来那些粗话是道德评判还是智力评判？　　　　陈丹青：我用那个词有两个意思：一是我瞧不起他，我鄙视。还有一种意思，就是我喜欢，我认同，也会说他“傻×”——我自己就是“傻×”。2003年后我的经济条件好转了，画价起来了，如果我喜欢钱，很现实，应该立刻停止写作，推掉所有事务，拼命画画，挣更多的钱。但我写得越来越多，从《退步集》开始几乎每年一本。写作比画画浪费时间，写一篇文章可以画十幅画，拿去换钱，但据说我有读者，我也居然真有话说，你知道，我靠写作赚的钱哪里能和卖画比，可是我不断写，还有比这更“傻×”的吗？　　　　我长期没单位，不大会注意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什么人面前说什么话。幸亏我长期不在这个生态里，“傻×”这个词不是在骂社会，骂某人，而是表达我的厌恶。我说粗话是少年时代的江湖经验，骂句粗口，抽根烟，觉得自己长大了，现在认真想想：为什么人到中年还这么粗鲁？很简单，实在厌恶周围的话语环境：平庸，无味，装孙子，世故，一本正经，我于是一句粗口扔过去，好比吐口唾沫。　　　　记者：你在这本书里写音乐：“文革”弄堂里的莫扎特、批斗会和抄家后的“卡门”、江西插队时的“黄河”……你被“文革”烫伤的印记想借艺术表达出来并触痛社会？　　　　陈丹青：“文革”弄堂里的莫扎特、抄家后的“卡门”、插队时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是我的青春记忆，刚好这记忆和国家灾难绑一起了。但我会审慎传达这种双重记忆。我们当年讨厌老家伙一天到晚讲他们过去的光辉生涯，现在我也是老家伙了，不能卖经验。我能做的是换一种说法：描述，感性，但不控诉，不要有大结论。我不会用艺术去“触痛社会”，社会的“皮”厚着呢，根本不会“痛”，以为艺术会改变社会，仍然是革命年代的神话。问题是，革命年代的许多细节、质感，并未被描述，或者说，描述得很有限，很粗糙。那是无比细腻的人性经验，你写对了，读者会有感应。　　“文革”时听莫扎特、看托尔斯泰，是非常冲突的经验，荒诞的经验，但这种经验救了我，让我日后变成不一样的人。“文革”毁了太多的人，你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摆脱毁劫的极少数人。描述“文革”，第一，不是展示伤痛，不要伤感主义；第二，要把少年记忆转化为细节。至于看过后对心灵有什么触动，我可无法预料。我遇到不少年轻人说喜欢读我的文字，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喜欢。我的假定读者是同代人，或者比我稍微年轻的一代，没想到“80后”、“90后”会读我的书。他们零零碎碎反馈给我：在你这里读到的痛苦，我们会觉得有趣！所以不是经验的问题，是如何表达经验。　　记者：欧洲艺术所内含的“人本主义”的来龙去脉，没有被切断过，但“文革”切断了中国传统道德、传统文化。现在知识分子试图对文化与道德进行拯救，你愿意有所作为还是放弃、自行其是？　　　　陈丹青：我哪里想过要去拯救！别忘记就好。我们这代人的话语都传染了当年的意识形态病毒：一开口就要正确，然后拯救你，改造你。其实那是权力语言，不是人的语言。拯救的原始概念来自基督教，它假定人有原罪，所以有拯救一说。后来拯救变成政治词语：你错了，我来拯救你。我现在跟年轻人说话，不能变成一个教员，不能传达道德压力。我跟读者分享人性经验，它折射时代、历史、国家，但再大的事件，最后留下的是那点人性。　　　　记者：“收徒莫若陈丹青”是指你对木心的推崇。除了木心，你还认谁？　　　　陈丹青：我认的人太多了。从高的层面说，“五四”时期的人物，古代的英雄豪杰，我都推崇。近的来说，今天有很多学者、艺术家，我也很推崇。小范围里，艺术家，像艾未未、蔡国强、韩寒、贾樟柯，都了不起。我很欣赏韩寒，倒不是因为叛逆，很多人都叛逆，但叛逆的姿态要好看，韩寒弄得很生动——开车、做博客、和媒体若即若离——我不愿说他年轻，他不很年轻了，27岁。胡适从美国回来时26岁，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韩寒和郭敬明刚好代表“80后”价值取向的两面：郭敬明要的是名声、钱、虚荣，这是好事情，我不想贬低他。“80后”懂得自己的利益，懂得如何展示利益，这在前几代人是没有的—我上媒体、我畅销、我打扮……个人意识从这里开始。韩寒代表另一面：一整套意识形态，一大堆花招动作，在他那儿完全无效。他的所有言说背后都是一个意思：别耍我，别跟我玩儿这一套。他在所有细节上轻轻一撩，就戳破了无所不在的谎言和虚伪。好几代人下来终于能做到这样了，了不起。我们小时候也叛逆，但没有人格参考，没有个人意识，我相信很多“80后”都有这种起码的意识，但韩寒特别精彩。　　　　记者：如果让你选，《外国音乐在外国》里最有趣的篇章是什么？　　　　陈丹青：容我简短说明：上海音乐出版社的李章先生在1992年让我写国外音乐见闻，发在一本杂志《音乐爱好者》上，我糊里糊涂开始写了，大概十来篇吧。到2001年，李章就结集出版《陈丹青音乐笔记》，但印量有限，发行做得少。这些年常有人问我哪里能买到“音乐笔记”，所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很早就打算出新版本。很感谢上海音乐出版社给出了版权，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原来的书名，就是取我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外国音乐在外国”。当时人在纽约，那么就谈谈外国音乐；回到中国又多了一层意思，因为对美国人来说，中国音乐也是“外国音乐”，所以是双向的“外国音乐”。我从来不好意思把旧版本随便弄弄就抛出去卖，所以去年很用心写了四篇新文章。写我这两年有机会去了两次维也纳，去了布拉格，还去了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的家，去了他们的墓地，听了三场歌剧，我就写。字数很多，几乎占了新书的一半，再加上好多新图片，还比较好意思变成一个新版本。至于哪篇更有趣，听读者意见吧。　　　　记者：对公众说一说你自己。有人说“优越感是陈丹青的败笔”，你有无辩解？　　　　陈丹青：不能说这指责没来由。这么些年到处胡说八道，难免伤害部分读者的神经，让人家自尊心不好受，被认为是“优越感”，而且是“败笔”。人抛头露面，就该挨骂，不用辩解的。骂我的许多话比这难听多了，这算很斯文的指责。我其实是个“裸体”的人，写到自己大致是坦率的，我的脾气、愚蠢，都会写。至于去年很少接受媒体采访有两个原因，一是找回时间画画；再就是被允许说的话越来越少。哪天忽然说言论自由了，我可能什么事情都放下来，找个地方做媒体——当然，弄不好又是败笔。

回复[1]: 我来篇高尚滴，呵呵 老赵 (2010-01-21 12:42:35)

　　我想给包括刘晓波在内的愤青们来个醍醐灌顶

　　[ 2010/1/2 19:33:00 | By: 林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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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作者：林强

　　当代中国的主导思想与“人类的唯一的导师”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基本一致，令人欣喜。近现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落后于西方哲学思想。当代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并且明确地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而最早提出法治思想与和谐社会思想的人都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被黑格尔奉为导师，并且是“人类的唯一的导师”。黑格尔被马克思奉为老师。马克思的思想改变了世界格局和历史进程。如果说之前我们的老师主要是马克思，那么，现在我们的老师至少还包括马克思的师父和师祖。

　　曾在网上见到胡锦涛同志用毛笔题写的“高瞻远瞩”四个大字。这幅字稳健从容，并且与他的话语一样质朴。喜欢这种稳健从容。国家非稳健从容不能富强。喜欢这种质朴，与高瞻远瞩敏锐深刻的思想相称的原本就应当是质朴而不是华丽。更喜欢对高瞻远瞩的追求和要求。这一追求和要求有着大价值。人的本质是有思想，人的力量的本质是思想的力量。思想是潜在的行动，行动是展开的思想。在2009年中国打黑除恶、铲除腐败、“躲猫猫”、网络问政、制订党内监督条例等大大小小的法治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思想的力量和行动的力量。七十五年前四渡赤水雪山草地衣衫褴褛小米步枪打败精盔锐甲飞机大炮星星之火燃成燎原大火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传奇，是令外国人叹为观止高山仰止的奇迹，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为之自豪的奇迹，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展示自己所具备的占据核心独领风骚的潜力，让中国重新看到自己的力量，是对近代中国人妄自菲薄心理的重拳猛药，是中国崛起的开始，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中国改革开放新长征的脚步坚实有力，中国的崛起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中国原本就有着惊人的力量，现在又能够以开放的心态从西方哲学思想中汲取力量，则当代中国的力量必如雷霆万钧不可阻挡。

　　但是，有的人就是看不起自己，就是迷信外国，就是想生搬硬套生吞活剥外国的做法。极少数剑走偏锋走火入魔者陷入了一种极端的偏执，例如刘晓波就是一例。殊不知，正如人的际遇本不同，国与国之间的道路亦不同，何况中国的道路更历来都是独辟蹊径与众不同，封建社会二千年停滞徘徊、农村包围城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哪一桩不是“一切例外的例外”？分歧的核心是政党制度问题，政党制度问题的核心是权力监督问题，通过将权力监督纳入法律框架，实现依法治党，实现有力度的党内监督和有力度的党外监督，则权力监督问题迎刃而解。两党制和多党制国家的执政党在执政期间与一党制国家的执政党一样独揽军政大权，他们的执政党所受的监督和约束最终仍是来自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不可迷信两党制、多党制的神话，路是人走出来的，不可生搬硬套生吞活剥他国的制度。毛泽东当年之所以能够取得过巨大的成功，原因之一是他洞悉教条主义的机械僵化与呆板，正确地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受到当代思想家齐泽克的高度评价，将之誉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贡献”之一。政党制度理论问题已经困扰我一段时间了，如果我在这里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政党理论上的难题并且彻底地破除了两党制、多党制的神话，那么我非常荣幸并且非常自豪。

　　党内监督制度在完善，党外监督的途径也在拓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以立法的形式健全完善党外监督制度。十六大以后，尤其是这几年，反腐败抓蛀虫的力度是有目共睹的，基本上听不到 “雷声大、雨点小”、“只拍苍蝇、不打老虎”这类的评价了。不仅如此，国家已开始从制度的层面反腐。

　　之前我曾在论坛上与一些愤青交流，改变他们的观念。仅仅是从逻辑上批驳他们的错误，我感觉效果已经不错，他们的观点不再那么偏激，措辞不再那样尖刻激烈。如果能够有机会与刘晓波交流，扭转作为愤青的精神领袖的刘晓波的思想，从而带动一大批愤青扭转思想，则这一股折腾添乱的力量就将转化为理性的合作的共同建设的力量，则不仅刘晓波立了一个大功，而且我自己也为中华民族立了一个大功。

　　扭转刘晓波的思想固然极难极难，如能成功，则堪称奇迹。但我常常办成别人认为不可能办成的事情。例如，我用二审刑辩业绩面向全国摆下二审刑辩擂台，至今仍然无人应战，我至今仍是二审刑辩王。我的刑辩奇迹靠的是思想的力量，不涉及任何黑幕暗箱，我的成功案例全部能够见阳光。我已把成功案例的案号全部公之于众，供大家查证。我辩护的二审刑事案件除了一个维持原判，其他的全部成功改判。能够说服二三十个法官（包括审判委员会委员），难道就不能说服刘晓波？我相信自己有可能成功地改变刘晓波的思想。虽然愤青们通常学历资历挺高，自视也挺高，但学历资历与真材实学真知灼见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愤青们偏激的特点导致他们不能正确地把握整体，不能把问题想透想明白，并且他们对于自己思想中大量的矛盾与混乱懵然不觉，刘晓波也不例外。

　　几天之前我在光明观察上撰文，给中国刑辩事业下猛药，试图破除广大民众和律师对司法环境的成见。现在我想给包括刘晓波在内的广大愤青们来个醍醐灌顶。“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其实马克思省略了一项：要达到最佳的说服效果，还要有最鲜明有力的表达。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说服那么多人，不仅因为他的思想充满力量，而且因为他的语言表达充满力量。穷根究底抓住问题的根本是我的强项。深入浅出鲜明有力地表达思想也是我的强项。这两个强项是我成功地说服法官创造刑辩奇迹的秘诀。

　　哲学与刑辩都是我的爱好，或许因为哲学与刑辩都最贴近人的幸福快乐。我的哲学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人的幸福快乐的最大化。人的幸福快乐才是世界上最根本的东西。当代人的幸福快乐是评价一切问题的最高标准。安定团结是当代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快乐的基础，而战争和动乱必然导致绝大多数当代人失去幸福快乐。就任百度西方哲学论坛版主的当天，我匿名发了一个帖子推荐《求是》杂志的网址，并且写明理由：之所以要从西方哲学思想中汲取力量，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投身祖国的刑辩事业、振兴祖国的刑辩事业以及用自己的思想报效祖国，这三者都是我的志趣所在。

　　有的愤青主要是为了获得勇士般的感觉、享受和荣耀而叛逆，这是一种盲目和迷失。必须牢牢抓住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效果。评价效果的标准是目的。目的当然都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世界上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阴暗面，大小比例不同而已。愤青的价值在于揭露阴暗面，愤青的缺陷在于片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并导致严重的偏激、敌意与尖刻。有理不在声高，真正有力量的东西是冷静的逻辑与思想。我感觉当代中国的领导者们是好样的，值得表扬，值得看好。我感觉，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批愤青会象我这样用善意的、友好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供当代中国的领导者参考。

　　（作者简介：林强，独立的思想者，律师，北京市中济律师事务所广州分所执行主任，《中国律师》杂志特约评论员，全国二审刑辩擂台擂主（二审刑辩王），《被告的权利》等刑事辩护专著的作者。）

　　

回复[2]: 夏雨 (2010-01-21 14:35:13)

　　也可搞个板凳音乐笔记，不会比陈丹青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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