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始出来│看客│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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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呼万唤始出来
看客 (发表日期:2009-12-23 08:44:29 阅读人次:1135 回复数:0)
王智新　　　　千呼万唤始出来-- 写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公布前夕（上）　　据12月18日《产经新闻》报道;中日两国历史共同研究的报告将于12月24日发表，为此中方研究人员计划于本月23日抵达东京,参加最后一次会议。　　如果这一消息属实的话，那么中日之间的这一研究在正式启动之后的３年差２天，正式宣告结束。比原定计划整整晚了一年半。　　之所以说“如果是属实”，那倒不是因为消息来源不可靠，而是因为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且每次都有官方发表为证。但是事实如何呢？每次都是只听得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迄今为止，这一共同研究的经历大致如下；　　2006年12月26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在北京正式启动，双方学者都表示要立足于《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3个政治文件的原则，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开始共同历史研究。各个委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自我介绍，双方学者初步了解了对方的学术研究背景，实现了第一步的相互理解。　　2007年3月19日-20日，在东京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在本次会议上，双方决定分两个组分别对古代与近代的中日关系历史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古代史组确定了3个大课题，下分6个子课题；近代史组将近代中日关系分为3个时期共9个课题进行研究。这些课题囊括了中日两千多年来的交往历史和近代以来发生的不幸的历史以及战后半个多世纪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决定在是年12月第三次会议前分别形成各自的研究成果，2008年6月(预定)第四次会议前，在对研究成果进行充分讨论和修正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研究报告。　　随后各个分组都展开活动,分别在鹿儿岛等地召开分组会,深入研究，交换意见,同时还委托会员以外的专家学者任外部执笔者参加写作。　　2008年1月5日-6日，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按计划双方共提交了34篇论文。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双方主席踌躇满志地共同宣布要赶在今年6月底7月初提交共同研究的成果报告。只不过，中方的提法为“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30周年之际。”而日方则强调“今年正值北京奥运之年，学术交流(和奥运一样)也能促进竞争和友好，我们期待在奥运之前向世人展示一份好的报告。”（北冈伸一，见《产经新闻》2008年1月6日报道）表明了要在奥运之前弥合双方在历史认识上的鸿沟，汇总出共同报告的决心。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深深地牵动着中国老百姓的神经，社会大众极其关注，对这一研究的期待值相当高，在一些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的研究结果，很可能会在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弹。在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前公布，是不是有些冒险。有这样担心的人可能不止笔者一人。果然在6月间传出消息来说，“中方要求，希望将报告的发表日期推延到奥运会以后”。（日本外务省）第一次公布报告的计划就这么流产了。　　什么时候公布呢,一直没有消息，直到2009年8月20日中国唯一的英文报-- 《中国日报》刊载了汤重南委员的发言,专门谈到共同研究。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是国内外公认的日本史研究大家，由他来公布共同研究的情况好像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日本学者承认日本在南京屠杀了无辜的市民，也承认包括‘七七事变’和‘九一八事变’在内的侵华历史。在这些事情的定性上我们已经没有问题，”并透露说研究报告中还有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影响等其他突破之处。余下的纷争将交给即将开始的第二阶段研究加以解决。最后他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坚决捍卫了我们的立场”。具体的指什么呢，没有解释。该报道同时还透露：中方委员暂定9月1日至5日访问日本。在此前他们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由16篇文章组成的长达60多万字的研究成果。在日本期间他们也将与日方委员一起发布研究成果。（《中国日报》8月20日）　　然而就在预定公布的前一天，日外务省新闻发言人紧急召见记者宣布：“关于4日本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第四届全体会议》，中方3日联络日方说‘因技术性原因而希望延期'，日方感到遗憾，但只能延期。新日程将由中日两国的委员之间调整，加以决定”。（《朝日新闻》2009年9月3日）　　而中国方面则以引用日方报道的形式，淡淡地公布了这件事。　　民主党上台后，鸠山到处高唱“东亚共同体”，标榜自己重视日中关系，当然不会对这一共同研究坐视不管。10月16日，冈田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表示要说服中国早日发表，他说：“既然已经都准备好了，就应该发表，没有什么为难的。”并说，这是用国民税金在进行的研究，“年底以前不发表的话，可就难以交代了。” 　　经过几番周折后，终于迎来了本文开头的那个结果，但是据《产经新闻》的报道说，本次只公布古代史部分。如果那样的话，就会令人大失所望。　　　　犹抱琵琶半遮面---写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发表前夕（下）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两个插曲，一是第三国热烈希望加入两国的共同研究，其次还出现过所谓“第二渠道”的动向。　　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在2005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建议“美、中、日三国学者对历史进行共同研究，”以打开由于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造成的中日僵局,并到处兜售这一设想,在日本赢得朝野的很多支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以“东亚历史有其特殊性”为由加以拒绝。　　也许是考虑到这些专家学者都“是代表国家而非个人进行研究的”，不会相互谦让，无法找到共同点的原因吧，2007年年初，日本有位学者提出要开辟第二战场，寻找些个人关系比较密切的学者同时并行展开研究，企图以民间研究来影响或推动官方研究，日语称“第二跑道”。这一设想理所当然地遭到中方的质疑和拒绝，最终成为日本单方研究项目。2007年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经费特殊研究费援助了“关于中国对日历史认识以及历史研究动向的紧急调查-在政府之间共同研究和首脑交流展开之际”的项目。　　在这三年的研究中，中日双方都祈望有个“安谧的环境”，会议采取闭门形式，对外一概不开放，而且成员个个都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对外闭口不谈研究，可以认为研究是在没有遭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的。目前尽管还没看到报告的全文，但是，如《产经新闻》报道，只公布古代部分的话，则与本次研究的初衷相差十万八千里也。　　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呢？首先是中日参加研究的人员差距太大。如北冈伸一则是自小泉内阁以来，历届内阁的智囊。他不但曾参与日韩共同历史研究，而且还是日本版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的主要成员之一，上一届日中21世纪委员会委员，是一个炙手可热势绝伦的自民党军师，民主党上台后仍非常得宠，被委任为“核密约问题就有识之士委员会主席”。这就让我们想起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这些专家已经由非官方的个人研究转变为官方性质的代言人了。　　而中方的学者根本就没有日本学者的那种政治背景和经历。曾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步平还兼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抗日战争史研究会执行会长等职，但没有北冈伸一那种官方的背景，其他的成员也均如此。　　不过，考虑到中日两国民众对两国之间历史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共同执笔需要事先将双方的历史用语、事件名称等进行统一。而在目前专门用语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进行共同执笔很困难，甚至容易造成混乱。如果第一次的研究能达到这一目的也就算功德无量了。　　中日两国共同研究刚刚启动时，本人曾表示不抱希望。原因有三;一是此类研究从根本上讲无助于双方的关系；其二预计的期望不可能得以实现。而当这些期望无法实现时，双方会相互指责对方毫无诚意，从而激化已经存在的问题；第三就是许多所谓自由主义学者也担心的,搞不好会被政治利用。眼下我们就好像应该竭尽全力防止这一现象的出现。　　仅仅有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以务实的心态去找到中日两国之间的分歧和问题所在，并积极努力地去解决这些分歧和问题，切忌好高骛远，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从这个意义上讲，展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做法还是值得一试的。衷心期盼双方专家学者继续深入进行共同历史研究、找出各自对历史解释和看法的不同点、并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才能为今后两国的关系发展打下牢固的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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